徽商文化是古老的徽州（今黄山市、绩溪县和江西婺源县）大地上，曾经上演过一幕徽商文化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历史剧，留下了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徽商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徽帮”、新安商人（徽州又称“新安”），它是旧徽州府籍商人集团之总称（并不是指所有安徽商人）。

徽商，又称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旧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来自安徽南部的徽州府，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生存。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粤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徽商，即徽州商人，徽商始于南宋(1127年-1279年)，发展于元末(1271年-1368年)明初(1368年-1644年)，形成于明代中叶，盛于清代(1644年-1840年)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在中国商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徽商们往往是官、商一体。徽商一旦发迹，衣锦还乡，大兴土木，建楼院、祠堂， 修路桥、会馆，以荣宗祖，壮大势力；特别热衷于兴院，开学堂，办试馆，培养封建人才，巩固宗法统治。明、清时，徽州名臣学者辈出，仅仅有五个小县城的进士（中国古代考试中的一个级别）就有2018人，而歙县一地，明、清既有43人列入诗林、文苑，出现过“连科三殿，十里四翰林”、父子同为“尚书”（一种朝廷里的官职）、兄弟两个一起为“丞相”（朝廷中的高官）的逸事，造就了诗书礼仪之风，培育了竞相怒放的徽学之花，给后人留了异彩纷呈的人文景观和历史景观。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徽商主要经营盐、典当、茶叶、木材四大行业，当时在江南流传有“无徽不成镇”的谚语，徽商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帮之一。

徽商文化，顾名思义，是古徽州区域的文化呈现，安徽商人不能称为徽商，古徽州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府治在歙县，前四个县在现在的安徽省黄山市，绩溪县今属安徽省宣城市，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上饶市。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其商业资本之巨，活动范围之广，经商能力之强，从业人数之多，在商界首屈一指。徽商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实现了雄踞中国三百余年事业的辉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这正如明嘉靖年间微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 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部动力加上当时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

而其三者，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冲破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与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中之翘楚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本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在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从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赀买官的道路。

1、 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要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来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得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大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论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它的基础是经济自由、经济公平、平等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造成的是人们的法制观念普遍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历史上徽商铸造的儒商精神，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性的自觉追求，注重自身形象的树立，对今天行商富有启迪意义。

徽商以长途贩销的形式互通有无，使全国各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渠道畅开，扩大和加强了全国各商品市场之间的联系。由于徽商的纽带作用，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农民们从原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摆脱出来，愈来愈依赖于市场经济。徽商在扛南市场频繁地进行棉布、丝织品和粮食交易，就是当时社会分工的具体体现。

徽商还对各地区城市市场的兴起和繁荣，起了积极作用。徽商足迹遍天下，不仅从事贩卖贸易，而且开店铺、侨居、投资公益事业，对当地的市镇建设做出贡献。徽商以其雄厚的商业资本，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发达，促使资本主义萌芽，推动了社会进步。徽商云集的吴江县盛泽、黄溪镇丝织业，明代弘治年间以后就出现了雇工经营，这正是小生产者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一种生产形态。徽商汪氏益美棉布号让加工者在布上缝上“益美”字号的标记，充当了商标和广告媒介的作用，采取自由竞争的手段，已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徽商身兼商、儒、仕，很多商人本身就是理学鸿儒、诗人、画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戏曲家和收藏家。经商致富以后，更加热衷于文化建设，在家乡修造精美住宅，建祠，立坊，修桥，办学，刻书，藏书，建戏班，办文会，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另外，徽商与封建官僚合为一体，本身就具有封建特征。又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捐输，建祠堂，牌坊、庙宇，造会馆，修族谱，办学堂，强固封建宗法制，培养封建人才，扩大其封建政治势力，对维护封建统治，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什么说“无徽不成镇”是明清时期流传于江南一带的一句民谚，意思是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便形不成市镇。这句民谚既说出了到处都有徽州商人的事实，也是对徽商为当地市镇建设做出贡献的一种肯定。

明清时期乃至于近现代，江南市镇经济都极为发达，这同徽商不无关系。清乾隆时，绩溪商人王泰邦在周庄创设商业。后人称颂王泰邦：“我祖泰邦公，作贾在吴中。设市周庄镇，居然端木风。春季市茶叶，冬季海货通。”王泰邦在周庄镇，春季卖茶叶，冬天贩海鲜，因地设市，应时经营，对周庄镇的发展贡献巨大。再如盛泽镇，明初仅是五六十家的小村庄，嘉靖时也只是百多家的小市。明末发展绫绸业，约有千百余家。至清康熙竟然达到“居民万有余家”的规模，号称“蕃阜气象诸镇推为第一”。其中徽商功不可没。清嘉庆、道光时盛泽镇建徽宁会馆，董事会中，徽商就占了48名董事席位。镇上的市镇建设，假如离开徽商的投资(会馆公产投资、私产投资、公益投资)，盛泽镇不可能达到“蕃阜气象诸镇推为第一”的规模。

徽州境内山多田少，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之称。群峰竖立，高峰陡绝，开发艰难。即使勉力垦辟，种上农作物，收成也很难保障。唐宋以后，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出现收不敷食的情况，百分之七十的食粮仰扛西、江苏和浙江供给。为了获得换取食粮的货币，徽州人充分利用当地山多水清的自然地理特点，开展多种经营，植茶、造纸、制墨、制砚，形成徽州土特产富和手工业发达的经济特色。

徽州山多田少，粮食不足而盛产土特产与手工业品的经济结构，对商业的发展，起到了刺激作用。输出土特产和手工业品，换回粮食。这种经常性的交换，使徽州人不断地积累从商经验。

进入明代以后，人口与粮食的矛盾愈来愈突出，光靠输出土特产和手工业产品，已不足以解决吃饭问题，人们开始走出山门，出外经商赚钱养家糊口。而徽州的学者又适时提出“商何负于农”、“贾何负于儒”的主张，鼓励徽州人出外经商。明代中叶以后，徽州人经商形成风气，便出现了十三四岁就出去当学徒学做生意的局面。

徽商，作为中国明清时期最有影响的商派，从中国众多的商帮中脱颖而出，风流数百年，发扬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推动了中国商业的繁荣昌盛，形成了独特的商业文化品质，打造了具有生命力的商务理念，积淀了一道永不磨灭的亮丽风景，是现代商业运作的典范与楷模。徽商文化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国商业文化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从商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源泉和最佳教材。

徽商最基本的特性是诚实守信和儒雅风范。据史籍记载：徽商经营之域，“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其地无所不至。徽州六县宋元明清历代致富商人至少有近千人，其中，拥资百万的巨贾富商有二百三十人之多。尤其是在明清时期的江浙一带，商品经济颇为发达，徽商云集，势力强盛，故有“盖扬之盛，实徽商开之”的说法。在湖北汉口，徽商不但建有豪华的同乡会馆，而且，还在江滨建设有“新安码头”，专供徽商停泊船只之用。在沿江其他城市，徽商也是聚集成帮，雄居广大市场。那么，源自深山僻壤、“流寓四方”的徽商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稳商埠、立于不败之地呢？研究徽商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时，人们就会发现其核心就在于“诚信为本”的商业经营理念。

徽商在异域他乡的立足、发展和整体势力的崛起、称雄，虽与徽商本身素有“徽骆驼”之称的吃苦耐劳精神、善于经营理财的精明头脑和一些客观机缘以及聚散网络等有关，但就经营理念而言，讲道义、重诚信、行善缘等，显然是其最核心的因素。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遵行“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主张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徽商一以贯之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徽商获得成功的要诀之所在。在那个历史年代曾有过鲜明的对比，各地商家在买卖中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现象时有发生，然徽商却坚持不为。明朝徽商胡仁之在江西南丰做粮食生意，即使在天灾大饥之年“斗米千钱”的景况下，也决不在粮谷中掺杂兑假坑害百姓。清末胡开文墨店发现有一批墨锭质量上有些瑕疵，老板胡余德发现后立即指令所属各店铺停止制售此批墨锭，并将流向市场的部分高价收回，倒入池塘予以销毁。为保证商品质量，维护客户利益，决不掺杂使假，甚至不惜血本，毁掉重来，体现了徽商以诚待客的处世原则和以真行贾的经营理念。儒家经典素有“明允笃诚”之说，“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富与贵乃“人之所欲也”，然“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徽商历来奉行“贾道而儒行”，倡导诚信之商德，“不效世用一切狙诈术”，不以“功利为急”，故誉溢五湖四海，“而资益积也”。徽商许宪据此作过精辟的总结：“惟诚待人，人自怀服；任术御物，物终不亲”。

儒家思想，被长期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主导思想，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方方面面，徽商也长期受其熏陶和影响。特别是在徽州，受程朱理学影响更为深重；徽商特别重视文化层次和做人品位，他们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对传统的商业也下大工夫进行研究。同时，儒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徽商经营发展的根本利益，所以，能为其所接受。因此，从徽商群体的思想到行为，可以看到他们受儒家影响而体现出崇高的儒家思想的特色，也就是“贾而好儒”。这也就是“儒贾”徽商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根据。作为儒商思想表现之一，徽商在经营中还善于将自己成功的经验撰写成书著。徽商之儒可以用六句话概括：“仁心为质，以义为利，以礼接物；择地趋时，以智求赢，以诚为本。”徽商的“贾而好儒”可以从徽商的经营理念、用人之道、人生哲学和生活情趣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在经营理念上，坚持“生财有道”的义利观，见利首先思义，认为义重于财，信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坚持诚信经营，讲究商业道德，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行秤准尺足斗满。并且，做到薄利多销，让利于客。反对强取豪夺，鄙视对顾客欺诈行骗。同时，还热心社会公益，乐善好施。在用人之道上，坚持任用那些熟读四书五经的儒雅之士，并且，注意培养他们学习思考的习惯、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始终坚持“勤苦、诚实、谦和、忍耐、变通、俭朴、有主见、不忘本、知义理、重身命”的选人思想和用人标准。

在人生哲学上，做到重德尊儒，坚持和为贵、礼为先、广交良缘。奉行“温良恭俭让”即温顺、和善、恭敬、节制、谦逊。认为谦以交友，和以生财，勤以补拙，俭以兴业。而且，强调“五谊并重”，即族谊、戚谊、世谊、乡谊、友谊并重，不能厚此薄彼。在生活情趣上，徽商人家特别崇文、重教、孝亲、讲礼，或者说是重读书、讲孝道、识礼节、扬文风。在古黟，诸如“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等具有教化意蕴的楹联比比皆是。徽商家庭非常重视奉亲至孝。此外，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文风浓郁，崇尚以文会友。同时，在交际中注意公众形象和注重公关策略，所谓“正衣冠，迎送宾客，尊而有礼”就是其重礼讲仪之写照。

清末许奉恩所著笔记小说《里乘》中有一个“一文钱”的故事：

有甲乙两位安徽商人，挟重资来苏州贸易，两人各恋一妓女，未几，便为此挥霍一空。很快，他们沦落到日则行乞，夜则寄宿古刹。

一天晚上，两人就地燃火，相对歔欷。甲徽商摸出仅存的一文钱要扔掉，乙徽商急忙拿住说：“我有办法了。”不一会儿，乙徽商怀抱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等物归来。

他鼓动甲徽商和他一起用一文钱买来的面粉，索水调浆，将草缠竹片上，蒙上纸，再遍粘鸡鸭毛，一共做了二三百件宛然如生的各种禽鸟纸玩具。

待天亮，甲乙徽商各携这些禽鸟纸玩具至玄妙观。玄妙观为苏州寺观之薮，特别是春天，游人如织。妇孺士人见甲乙徽商所携禽鸟，以为酷肖，争求购买，顷刻俱尽。每具禽鸟是以十数钱出售的，甲乙徽商收入了五千多文钱。这时，乙徽商才告诉甲徽商：竹片、草茎、破纸、鸡鸭毛，皆拾于诸市上，又用那一文钱买点面粉，这就是全部“家当”。

此后，甲、乙徽商用一文钱赚来的钱，添购各色纸张，拾来鸡鸭毛羽，以肖人物花草等状。两人夜间分制，白天便到玄妙观出售。不到两年，甲、乙徽商便积资数万。他们遂于苏州阊门开设一爿布店，为不忘此店所本，大书“一文钱”三字榜于门。从此，“一文钱”名扬苏州，生意日隆。

无独有偶，徐珂《清稗类钞》也记录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主角是江西南昌籍商人，在明清又称作“江右商”：

一“江右商”因经营不善，在年末只剩下二百钱，债主毕集。于是他到坟间准备自尽，却遇到一位也想自尽者，他急救下，相与慰劳。

那人知道“江右商”寻死的原因，嘲笑他二百钱办不了事的观念，便向“江右商”要了那二百钱，买了一坛酒，一块肉，几十件玩具，两人找座古庙，席地饱餐一顿。翌日清晨，那人叫醒“江右商”，告诉他：今日新年，士女嬉游，你去卖玩具，如大人买，可便宜些，如有带小孩，小孩牵衣索买的，可卖贵些。

“江右商”按这话去做了，结果发了笔小财，返见那人，并打算再去贩卖玩具，那人却笑他：

此子之所以折阅也。昨尚岁暮，市中玩具价较廉，故贩售之，可以获利。今已新岁，市中玩具价亦涨矣。吾侪成本无多，利货速售，方足以资周转，非若多财善贾者流，可居奇货以待善价也。

徽商是在几乎什么都没有的绝境中，只凭着一文钱，买来面粉，捡来禽毛破纸，依其自身所具备的艺术才能，做成了长者幼童皆喜的玩具，而且他们敢于到玄妙观去和别人竞争。玄妙观在清代确为一商业中心之地，店肆密布，伎艺纷呈，甲、乙徽商却以新美的玩具获巨利，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再看“江右商”，也是走投无路，全靠明白人的指点，自己则缺乏艺术修养，不会动手，只能用二百钱去买玩具再贩卖，才渡过难关。

而且他还不能审时度势，毫无主见，这就阻碍了自己进一步赚钱。

将“一文钱”与“二百钱”作一比较，有见地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徽商”要高出“江右商”一筹，差距是很显著的。也许正是基于此，“一文钱”故事又被丹青高手加以图绘，布之于《点石斋画报》。尽管《点石斋画报》中的“一文钱”故事发生在广东，与“一文钱”祖本有出入，然而情节大致相同，看来“一文钱”故事在清代流传的范围不小，影响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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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一文钱”故事的源流真假究竟如何?笔者认为：“一文钱”著者许朝恩为安徽文士，耳目甚近，撰文真实性较为可信。度之于明清晋、陕、鲁、粤、浙、闽、湘等诸多商帮，他们的经历虽然也是艰苦创业、揣透行市、擅长经营、灵活应变，可就所处的具体物质环境，挥毫舞墨，娱乐遣情的浸染，教育的开化，礼俗的投入等，均不如徽商那样集中而又扎实。明白于此，便找到了“一文钱”的徽商何以能在逆途转衰为胜的关键。

现撮主要叙述，先从徽州的具体物质环境谈起。据《歙事闲谭》，明清的徽州，“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可以说，明清时的徽州人一生下来，就置于一种典雅隽永、装饰秀丽的时空氛围之中。

他们所居住的楼阁、门罩、廊柱、梁架、栏杆、窗户，雕镂细腻，纹样华美。人物故事、灵兽花卉、神话传说、放牧射猎、挑水劈柴、行走收割、百戏游乐、稚儿玩耍、西湖风景、烟云黄山……无所不包，一砖一物，一栏一事，无处不在，尽收眼底……

还有值得称道的是徽州的牌坊群，如许国牌坊，它是由前后两座三间四柱三楼，和两侧单间双柱三楼的建筑组成，大块石料，质硬色青，梁枋、栏板、斗拱等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彩凤珍禽、飞龙奇兽，石坊上所有题字，皆是馆阁体”、“擘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