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朴学，又称新安朴学，是相对于理学的空疏而言的朴学。朴学又称考据学，是一种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朴实的治学学风。朴学家以研究儒家经典来作为治学宗旨，徽派朴学的经学研究，采用的是一种实证的求知方法，即考证的方法。

朴学又称为汉学、考据学等，这是相对于理学的空疏而言的。徽派朴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徽州学者历来注重考证，宋代休宁人程大昌著《禹贡论》、《考古编》等，引证各家成说，辨析疑难讹误，给后人以很大启发。

明末清初，有深厚理性思维功底的歙县人黄生由训诂入手治学，撰《字诂》，钻研文字声义之奥，又撰《义府》，详细考论经、史、子、集，辩证精核，开创徽派朴学先河。

比黄生稍晚的休宁人姚际恒著有《古今伪书考》，被梁启超称为“疑古的急先锋”，不但为清代学者的辩伪工作开启了先河，而且对近代“疑古派史学”的产生，有着重大影响。比姚际恒又晚一些的婺源学者江永，一生潜心著述与教学，学识渊博，注重实学，注疏《十三经》，精思博考，提出很多创造性见解，海内学者咸为叹服，主要著作有《古韵标准》、《礼经纲目》、《深衣考误》。

乾隆年间，徽派朴学奠基人江永在歙县郑村西溪儒商汪梧凤宅居中的“不疏园”讲学，授徒六七年之久，江永的学生程瑶田、戴震、金榜等都是徽派朴学的佼佼者。

与江永同时同县的学者汪绂，专意以考据治经，涉猎极广，凡乐律、天文、地理、医卜、术数无不精通，著有《参读礼志疑》、《易经诠义》、《春秋集传》等。黄生、姚际恒、江永、汪绂均为徽派朴学的早期学者，但他们治经不废宋儒。

自戴震开始，摒弃宋儒的空疏缺陷，以汉学为研究的门径，每字必求其义，一字之义，必本六书。通贯群经后方才下结论。

戴震集朴学之大成，他学识渊博，天文、历算、历史、地理、训诂都是非常精通。戴震以《广韵》为底本，创立古韵九类二十五部学说和阳、阴、人对转理论。

他将《永乐大典》中《九章》等十种算经加以整理，撰《迎日推策记》，总结了历代数学成果。

所著的《孟子字义疏证》从考据训诂阐发“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儒家哲学范畴的根本意义，以反对“宋以来儒书之言”为主要宗旨。主张情与理和谐，也就是天理与人欲调解得当。情理和谐即宇宙和谐，一个和谐的宇宙是美的世界。

清代中后期著名的徽派朴学家还有歙县人程瑶田、金榜、洪榜、江有诰、汪莱、凌廷堪、程恩泽，绩溪人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黟县人俞正燮等。

近代经学大师吴承仕为徽派朴学的后继者，在音韵训诂和古代名物制度的考辨方面造诣很深，他继承徽派朴学的治学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广泛深入的影响。

徽派朴学家在文字、音韵和训诂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文字学研究中，提出“六书”体用论；在音韵研究方面，尤其在古韵的分部方面，为上古音系统的建立奠定坚实的基础，“转语”理论的出现，直接推动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在训诂学方面，创立“从声原义”的训诂学理论，解决了训诂学上很多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开创汉语词族语源研究的新领域，对清代训诂学的昌盛繁荣，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乾隆、嘉庆朝是徽派朴学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朴学家群体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把徽派朴学研究推向极至。成熟时期的徽派朴学家主要有戴震、程瑶田、金榜、洪榜、凌廷堪、江有诰、胡培翚等一大批学者。

明末至清康熙、雍正朝是徽派朴学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由歙县黄生开其端，婺源江永奠其基。江永是徽派朴学的创始人，也是雍、乾时期杰出的朴学家。随着汉学的兴起，清代的传统学术研究从以求实切理为帜志，愈加趋向于以名物训诂为特色，并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

明末清初，在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的影响下，朴学在与宋明理学的对立和斗争中发展起来，注重于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主张“无信不征”，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少有理论的阐述及发挥，也不注重文采，因而被称作“朴学”或“考据学”，成为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学派。

清代朴学是对穷心于“天理”、“人欲”，不出“心、性、气、理”范畴，淡忘儒学忧时济世传统，空谈误国的明代王学末流的反动，也是儒学自身发展史上否定之否定的结果。

清乾隆、嘉庆朝是徽派朴学成熟时期。

这一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朴学家群体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把徽派朴学研究推向极至。成熟时期的徽派朴学家主要有戴震、程瑶田、金榜、洪榜、凌廷堪、江有诰、胡培翚等一大批学者。

其中戴震不仅是徽派朴学的杰出代表，而且是清代乾嘉学术的宗师。他们不仅承继早期徽派治学方法和治学成就，而且进行创新，恢弘发展徽派朴学。

歙县人程瑶田精通礼制、训诂、名物之学，其考证名物，亦不拘传注，而惟是之求，用实物考证古籍，纠正汉儒笺注之误，著有《通艺录》42卷。

朴学的成熟与鼎盛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因而又被称为“乾嘉学派”，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当代，在保存和传递古代文化遗产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与重要的价值。

“乾嘉学派”的共同之处是重汉学、识文字、通训诂、精校勘、善考证，根据各学派治学目的、取向、宗旨、对象等不同细分为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徽派”，以及由清初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和稍后的与“徽派”、“吴派”关系密切的“扬州学派”等小的学派分支。

梁启超评价“吴派”学术广博，笃守古训，“凡古必真，凡汉必好”，因此崇古而泥古不化。刘师培在《近代汉学变迁论》中指出：“江戴之学，兴于徽歙，所学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且观其治学之次第，莫不先立科条，使纲举目张，同条共贯，可谓无信不征矣。”可见，在学术成就上，“徽派”超越了“吴派”。

徽派朴学到了道光后期日渐衰落。作为考据学，由于日显繁琐僵化，只注重文字语言现象的微观研究，缺乏一种宏大的理论眼光，只把音训考辨作为学问归宿的取向，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学术进步。晚清徽派朴学的变革，代表人物是歙人吴承仕。

徽派朴学作为乾嘉时期学术上一个重要学派，本质上属于经学学派。从学术发展的历史来看，新安理学的治学主张和积极入世的思想，对徽州朴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宋史·朱熹传》记载：“其为学，大抵穷理而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徽派朴学家受到朱熹的影响，不盲从古圣前贤，在汉学基础上向纵深发展，使古文经学的研究走向对古文经传的考证、校勘、辨伪的实学道路，训诂更加精密、考据更为详审，而且对六书、音韵、语法、词例的研究愈加深入，在使用校勘、考据、辨伪、辑佚等方法上亦有很多创获，务在揭示古代经传的原始面貌。

徽派朴学对《诗经》、“三礼”及《论语》、《孟子》诸经皆有撰述，造诣尤深于《诗经》与“三礼”。在关注经学研究和阐述的同时，徽派学者对于哲理、乐律、文字和音韵的研究也是硕果累累，成就非凡，远非一般考礼穷经的经学家们所能望其项背，他们的许多著述对于后人的学术研究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徽派朴学家除了阐发义理，对词章、考据也极为重视。他们在训诂、校勘乃至考订等方面取得了远胜前人的辉煌成就，为我国近代语言文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徽派朴学是清代中期乾嘉学派的一脉，但其影响力非常广泛。在时间上，徽派朴学求实考证的质朴学风渗透并融入百年之后的思想及学术领域，其阵营历经百年之后虽然渐趋式微，依然不乏后起之秀，直如近代的文化巨擘胡适等，学术成果更是可圈可点；在地域上，徽派朴学的徽派朴学兴起于徽州，之后进入京畿，蜚声江浙，然后遍及山东、河北，直至西南边陲之地，并迅速扩大到国内的一些重要地区，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著名学派而大行其道，广为传布。

徽派朴学发于一隅而流布全国，这一方面是彼时代的需求使然，另一方面得益于广泛的学术交流。可见，徽派朴学植根融汇于中华传统国学文化体系，给学术界提供了严谨求索的治学理念和方法，体现了徽派朴学顽强的生命力。

徽派朴学的历史地位得益于其有强大的学术阵营，而支撑这一阵营的则是一批执着且孜孜以求的学者，他们传承和丰富了徽州朴学的内涵。徽派朴学家向以“求是”为宗旨，不迷信权威，不拘泥文典，在研究中侧重于文献的考据与语言文字的音韵训诂。

所谓“考据”，是研究语言、历史等的一种考证方法，即根据事实考核和例证，提供可信的资料，作出一定的结论。考据方法主要是训诂、校勘和资料搜集整理。所谓“训诂”，也称“训故”、“故训”，解释古文中词句之意。“训”指用通俗的话解释词义，“诂”指用当时的话来解释古代的词语，或用普遍通用的话来解释方言。

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一个治学公式：“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而通“道”的目的在于“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顾炎武《与人书》）随着西学东渐，徽派朴学家也吸收引进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并广泛地运用于考据实践和其他学术研究中，这也是徽派朴学蓬勃发展并超越前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徽派朴学家的著作数以百计，学术研究成果涉猎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乃至天文、历算诸多领域，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各个学科，推为名著的历来甚丰，可谓人才辈出。徽派朴学的成果，在经学（包括小学）方面所占比重最大。

其中如江永的《古韵标准》、《律吕新论》，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原善》、《声韵考》、《声类表》，程瑶田的《通艺录》，金榜的《礼笺》，洪榜的《许氏经义》、《四声韵和表》，凌廷堪的《礼经释例》、《燕乐考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均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经传释词》，孔广森的《诗声类》，汪莱的《衡斋算学遗书》，江有浩的《音学十书》，胡承珙、马瑞辰、陈奂的《诗》学著作，以及吴承仕《经籍旧音辨证》等，都是各个学术门类中的一流作品，有些还为国际汉学研究学者所瞩目。晚近尚有俞樾、吴承仕、章炳麟等，但已不振坠绪。

在清代著名的经学丛书典籍《皇清经解》中，共收书172种，而徽派学者的著述有83种，几乎占到所收一半；在清末学术性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论列中，梁启超在盘点“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经学”时，推举清代学者的新疏9种，而徽派朴学家胡培翬等人所撰新疏5种便赫然在列；1992年中华书局版北大王力教授在著作《清代古音学》中，设专章论述了清代古音学家十人，即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钱大昕、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其中顾氏被公推为乾嘉朴学的启蒙，黄侃是章炳麟的学生，他们的治学都烙上徽派的印迹，这十人中只有钱大昕属吴派。

徽派朴学的地位和影响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舞动近代史的百年风云。支伟成在著作《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对徽派朴学慨然叹服道：“人才之盛，诚远迈他派矣！”

徽派朴学的独特学风，无论是治学精神还是学问之道，都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留下了重要的文化遗产，他们使文字、音韵、训诂从经学附庸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字之学，拓展了传统汉学的范围，从恪守汉学之说到敢于突破汉学之说。

徽派朴学重视考据研究的科学方法，从一字一义孤立地说明转向全面系统地探索，不仅在同时期诸学派中独树一帜，发扬光大，同时创造了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业绩，更因其对近现代的思想发展与学术研究产生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彪炳史册！

志存闻道

戴震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提到他的治学的目的是“志存闻道”（《戴震全集·与某书》）；“务必闻道”（《戴震全集·答郑丈用牧书》）；“志乎闻道”（《戴震全集·与姚孝廉姬传书》）。关于道，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中这样诠释：“人道，人伦日用身之所行皆是也。在天地，则如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谓道；在人物，则凡生生所有事，亦如气化之不可已，是谓道。”至于明道，戴震认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戴震全集·与是仲明论学书》）“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戴震全集·与段若膺论理书》）“由文字以通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循其阶，而不可躐等。”（《戴震全集·古经解钩沉序》）。

这些是戴震治学的切身体会，即通过字与词的把握，循序渐进，才能更好地学习和通晓古圣贤的典籍。戴震平生稽志闻道，为了掌握“明道”的门径，他用了很长时间，深入研究有关学科，才逐渐明白了“圣人之道”。

言必有征

余廷灿评戴震治学“有一字不准六经，一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者必反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不为歧旁骈枝所惑，而一秉古经，以求真是之归”。（《戴东原先生事略》）有例可证，如《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孔传》释“光”为“充”，蔡沈《书集传》释“光”为“显”。一时众家所说不一。

戴震不偏信一家，遍阅《尔雅》、《说文》、《释文》、《礼记》等书，从字形、字音、字义等方面反复推求，发现古代“横”与“桄”通用，《戴东原集·与王内翰凤喈书》有记载：“‘横'转写为‘桄'，‘桄'误脱为‘光'，故‘光被四表'即‘横被四表'。”

孤证不作定论

戴震主张言必有征，孤证不立，他在《与姚姬传书》中说：“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徽派朴学深受顾炎武的影响，语必博证，证必多例，“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四库全书总目·日知录》提要）

作窄而深的研究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说：“（乾隆）中叶则任幼植大椿、程易畴瑶田、金辅之榜、凌仲次廷堪，都有精到的著作，檠斋的《礼笺》、易畴的《通艺录》最好，他们纯粹是戴东原一派的学风——专作‘窄而深'的研究，所选的题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这个题目的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类书式的‘案而不断'他们是不肯的，但判断总下得极审慎。所以他们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率都极精锐。《东原集》中考证礼制之文，有十几篇，正是如此。”

提倡声训、以声求义

高邮王念孙《广雅疏证·序》言：“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此之不悟，则有字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

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或曰：“训诂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竹+鞫]为病。

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以本字，以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多假借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序》中引王念孙之言）另一位徽派朴学大师歙县程瑶田指出：“双声叠韵出于天籁，不学而能。由经典以及谣俗，如出一轨，先生（按：指王念孙）独能观其会通，穷其变化，使学者读之，而知绝代异语、别国方言，无非一言之转，则触类旁通，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果蠃转语·跋》）

文体朴实简洁、最忌言有枝叶

龚丽正乃段玉裁之婿，其后人龚自珍著《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在引语中引用了王引之的自言，王引之说：“吾著书不喜放其辞，每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辞。”可以管窥徽派朴学家们行文倡导言简义赅的要旨。

由训诂以求义理

据钱大昕《戴先生震传》记载：“（戴震）少从婺源江慎修游，讲贯《礼经》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彻其原本，既乃研精汉儒传注及《方言》、《说文》诸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训诂明古经明，而我心所同然之义理乃因之而明。古圣贤之义礼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昧者乃歧训诂义理而二之，是训诂非以明义理，而训诂胡为?”

义理、考据、辞章并重

徽派朴学家们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观点。考据是指厘清事实，在事实清楚和基础上才能阐明义理，而义理的通晓又须通过简明精炼的词句来表述。混沌不清的事实加之晦涩难懂的文字，则义理是无法阐述明确的。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说：“（戴震）先生合义理、考核、文章为一事。”正是反映了以戴震为主帅的徽派朴学阵营所推崇的义理分明、考据精确、词章炼达的主张。

论训诂不必泥其物类

徽派朴学向来重视考证，但同时却反对烦琐考证，以避免为考证而考证，使学问陷入误区的泥沼。如戴震在《诗经考》中多次提醒，致力训诂切不可泥其物类，不可因诗附会，不可“缘辞生训”。戴震于此身体力行，《诗经考》一著在考证名物方面就不乏例证。

例如，《周南·关雎》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戴震按：“雎鸠，或谓之鹗，性好峙，所谓鹗立……诗但兴于和鸣，不必泥其物类也。”又如《周南·螽斯》篇：“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戴震有按：“诗兴于螽之众多，不泥其物类也。”

释经贵知其文理

《诗经·周颂·敬之》“敬之敬之，天维显恩，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一段，是成王自戒并告诫群臣的话。《毛诗序》认定篇首为敬之之辞：“群臣进戒嗣王也。”戴震却不以为然，《诗经考》云：“行文之体，有先言已而顺达其意者，亦有先言其意而以已承接之者。故说经贵知其文理也。”

近人林义光赞同戴震的观点，所著《诗经通解》中说：“按诗言‘维予小子'，又言‘示我显德行'，则是嗣王告群臣，非群臣戒嗣王也。”戴震曾因此篇引发出“说经贵知其文理”这一富有启发意义的议论。

比较研究、总结通例

这是徽派朴学家们沿用的思维逻辑，例如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凌廷堪巨著《礼经释例》的解析：“凌次仲廷堪的《礼经释例》十三卷，将全部《仪礼》拆散了重新比较整理贯通一番，发现出若干原则。凡通例四十，饮食之例五十有六，宾客之例十有八，射例二十，变例（即丧例）二十有一，祭例三十，器服之例四十，杂例二十有一。其方法最为科学的，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

将有述作、先制长编

这是徽派朴学家们常用的治学著述模式，首先博采资料，做足准备工夫，制定长编，避免行文散漫，使立意鲜明突出，结构紧凑完整。例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焦循《孟子正义》、刘宝楠《论语正义》等，皆充分体现了此模式的鲜明特点。

注重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钱大昕《潜研堂集·戴震传》），这里不妨引用戴震在给姚鼐信中所说的一段话来为钱大昕的评语作注脚。

戴震说：

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先儒如汉郑氏（玄）、宋程子（颐）、张子（载）、朱子（熹），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其失者，即目未睹渊泉所导、手未披枝肄所歧者也。（《戴震全集·与姚姬传书》）

这段话的意思是对于前人的著作和学说，必须破除迷信，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不能心存偏见，偏主一家。

研求贵在专精

戴震说：

知得十件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都到地也。（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引》）

知十而皆非真，不若知一之为真知也。（段玉裁《娱亲雅言·序》）

从不隐匿证据

梁起超《清代学术概论》论正统派学风之特色，计十条，其第四条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论为不德。”

鄙视剿说掠美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正统派学风之特色，计十条，其第六条说：“凡采用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

提倡通核

焦循评论当时成学著书之等次，以通核为第一。其言曰：今学经者众矣，而著书之派有五：一曰通核，二曰据守，三曰校雠，四曰摭拾，五曰从缀……通核者，主以全经，贯以百氏，协其文辞，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独得其间，可以别是非、化拘滞，相授以意，各慊其衷。其弊也，自师成见，亡其所宗。故迟钝苦其不及，高明苦其太过焉。（《雕菰楼文集》卷八《辨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将两派治学方法作比较，认为：“吴派所得，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清代学术概论》）这里所说的“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正是“通核”的意思。

反对墨守

王念孙说：

说经者期于得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王引之《经义述闻·序》）

在这里王念孙对如何说经作了非常通达的阐说。对于什么是“墨守”，也作了相当扼要的解释，即“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可谓确切不移。

鼓励自由讨论、弟子可以辩诘本师

梁启超说：

《读书杂志》、《经义述闻》，全书皆纠正旧注旧疏之失误……夫岂惟不将顺古人，虽其父师，亦不苟同。段之尊戴，可谓至矣，试读其《说文注》，则“先生之言非也”、“先生之说非是”诸文，到处皆是，即王引之《经义述闻》，与其父念孙之说相出入者，且不少也。（《清代学术概论》）

注重师承、不坚持门户

梁启超说：

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友，更无派别可言。（《清代学术概论》）

笃于友道、互学互补

焦循尝谓：

人之规我，是亲我重我，必于我之书首尾阅之矣。于我之书而首尾阅之，是亲我重我，因而规我。规之当，则依而改之；不当，则与之辨明，亦因亲我重我而不敢不布之以诚，非恶夫人之规已而务胜之也。（焦廷琥《先府君事略》）

陈奂《师友渊源灵》云：

戊寅获交于文简，相与往复辩论，喋喋忘倦，四方学者必走见文简，文简必导之使想见……其时奂治《毛诗》语助发声之例，文简授以《释词》二卷宗，又重刊《经义述闻》、《大广益会》三十卷，每一卷出相示，有疑义常常问质，尝谓我与若，学术既同，闭造出合，德不孤矣。（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五岁条）

博采西法之长、重视自然科学

在研究经学的同时，重视自然科学，这是徽派学者治学倾向的一大特色，而博采西学之长，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卓然有所树立的，自以江永为代表。

江永读其乡贤梅文鼎书，有所发明，作《数学》八卷，其第七卷曰《中西合法拟草》。

阮元《畴人传》评介说：“徐光启融西人之精算，入大统之型模，正朔闰月，从中不从西，定气整度，从西不从中，然因用定气，遂以交中气时刻为太阳过宫，举中法十二次之名系之，而西法十二星象，亦时用之于表。此则既非中法，复非西法办，实可疑之端。

文鼎《疑问补》已言之，又整度一事，当参酌者亦其一端。永以此二事拟数表明，仍以文鼎之说冠于卷首。”

（《畴人传》卷四十二）并在《江永传》传末加总评，说：“慎修专力西学，推崇甚至。故于西人作法本原，发挥殆无遗蕴，然守一家言，以推崇之故，并护其所短，《恒气注术辨》（湛按：江永《数学》第三篇名为《恒气注术解》）专申西说以难梅氏，盖犹不足为定论也。”（《畴人传》卷四十二）《畴人传》对江永博采西法，重视自然科学，褒贬不一，这只有从《畴人传》对自然科学的基本态度来理解。

《畴人传》曾说：“九数为六艺之一，古之小学也。自暴秦焚书，六经道湮，后世言数者，或杂以太一三式占侯卦气之说，由是儒林之实学，下与方技同科，是可慨已。”（《畴人传》卷四十二戴震传总评）他对江永的评论，不免出于成见，未见公允。

不过，从另一角度说，这些论述，却可以作为徽派朴学对西法、对自然科学重视的一个例证。

数千年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文化源远流长，史册典籍浩如烟海，连绵延续，从未中断。与历史文化的特点相联系，对典籍文献的训诂、注释、辑佚、校勘、辨伪、考证等方法和手段，亦即体现在传统的考据学，一直沿革传承，成为历代学者辗转继承的基本治学方法。《论语·八佾》有记载：“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固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夫子所谓文献不足，故杞国、宋国之事不足征，必然是经过对文献资料的考辨或对当时存世文物的验证而后得出的结论。于此，徽派朴学大师段玉裁《经韵楼集·经义杂识序》（卷八）有言：“校书何放（仿）乎？放（仿）乎孔子。”而另据徽派朴学的著名学者俞樾说：“读书必逐字校对亦孔氏之家法也。”所以说一定意义上，孔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考据学的鼻祖，考据学有记载的历史直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至汉代，经秦火之后，文献典籍或篇章亡佚，或真伪可疑，都需要一定的考据才能厘清。因此，涌现出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及东汉郑玄等治经训诂学考据大师，确立了汉儒经师在传统学术方面的权威地位，大大促进和发展了传统的考据学，被清代考据学家奉为“汉学”（有称“郑学”）。之后的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传统考据学历经了演变和发展重要阶段，考据的方法和技巧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明清时代是传统考据学登峰造极的阶段，尤其是乾嘉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正式形成。乾嘉学派发展到鼎盛形成了以江永、戴震为代表的徽派朴学和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徽派朴学由时徽州府婺源人氏江永发轫，休宁戴震大张其帜，初于歙县不疏园汇集当时国内志同道合的诸多学者大家，研讨学术，切磋砥砺，并广为传布，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学术派别，确集中国数千年考据学之大成，把渊源深厚的考据学推向高峰，引为极致，创造了百年辉煌。徽派朴学在学术方面的卓越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创立了语言文字学门类中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

在传统的经学范畴，“小学”的内容是经学的附庸。由于徽派朴学家提倡“治经从小学入手”的治学模式，使得“小学”中的文字、音韵、训诂部分丰富并向纵深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文字之学。梁启超说：“文字训诂，此学本经学附庸——因注释经文而起，但后来特别发展，对于各个字意义的变迁及文法的应用，在‘小学’的名称之下，别成为一种专门。音韵，此学本‘小学’附庸，后来亦变成独立，对于古音、方音、声母、韵母等，发明甚多。”（《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

周祖谟在研究段玉裁著《说文解字注》时也说：“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以前仅是经学的附庸，从清代乾嘉以后，才逐渐发展为专门独立的语言文字之学。段氏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绝不能忽视的。”（《问学集》下）

二、运用近乎科学化的学术研究方法

徽派朴学的研究范围颇为广泛，以治经学为中心，旁及文字、音韵、历史、天算、律吕、数学、舆地、卜筮、名物、礼制、金石、兵法、医药、农桑等等，名家著述丰富，成绩斐然。研究对象的门类虽散，而研究采用的方法论却始终贯彻徽派朴学的治学理念，实事求是，无征不信，重视考证，反复校勘，不泥古，不信古。

以这样的治学范围和研究方法为特点的徽派朴学，运用训诂笺释、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目录版本等手段，整理了大量了古籍典册，这是科学的方法论的丰硕成果。

最早总结出徽派朴学重视研究方法、并定论这种方法论近乎科学化的，是梁启超，他认为考据学派的成功由于有科学方法，《清代学术概论》总结说：“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条新途径，人人共循；贤者识大，不贤识小，皆可勉焉。

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且能拔异于诸派而独光大也。”

三、从一字一义孤立的说明转向全面系统地探索

徽派朴学家们在长期对语言文字的研究实践中，从一字一义孤立的说明中提升到对整个语言体系的探索，这种质的飞跃是非常可贵的。这一特点，是由周祖谟先生发现并提出的。周氏《问学集》中以段玉裁为例，作了非常精辟的阐述：“段氏《说文解字注》的成就是很多的，一方面，把许慎作《说文》的义旨和《说文》这部书在考订文字、声音、训诂方面的真实价值阐发无疑，而且贯串全书，详加注释，使《说文》成为可读之书；另一方面，段氏参考群书字训，就形、声、义三方面互相考核，探讨三者间的关系，并说明古书中文字的假借、意义的引申、古今语的异同，创通许多探讨词义的方法，继承了前代训诂学的优点而又加以发扬，这样，就使训诂学的理论与方法都有了新的内容和新的发展。

段氏对文字形、声、义的探讨已经带有历史研究的性质，而且能从以往训诂学只作一字一义的孤立的说明，转向注意全面系统知识的探索，这是尤其值得重视。”他的评论非常中肯，对于进一步研究朴派朴学大师们的学术造诣，探讨徽派朴学在学术上的成就，具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四、对于传统汉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千来以来，儒家思想被奉为学术思想体系的正宗根本。传统的汉学都是以研究经学为中坚，而徽派朴学的发轫者江永始能在考礼穷经之外，以自身的研究，研究拓宽了一条在历算、律吕、音韵、考工、舆地方面的新路。

后来得到他的弟子戴震、程瑶田、金榜等人的发扬炮大，成为之后徽派朴学诸家遵循的矩镬。

五、勇于突破汉人之说

在治经领域，一向有恪遵汉人之说的传统，古往今来，汉学的理念千载难撼。戴震虽是清代皖派汉学（徽派朴学）的突出代表，但他并不苟同于清初以来弥漫一时的经学潮流，而是对于汉学始终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他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师承，亦有时附会；晋人附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戴震全集·与某书》）

他认为，汉儒离六经成书时代较近，可以通过师承关系掌握一些古义故训，但汉儒的经说，也有穿附会的地方，存在忽视义理的片面性。他曾针对那些盲从墨守的人批评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公）孔（丘）误，莫道郑（玄）服（虔）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戴震全集·答郑丈用牧书》）完全是讽刺的语调，以明其尊古而不泥古、志在闻道的学术思想。

六、创造了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业绩

徽派朴学自乾隆早期至道光末期，一百年中涌现出来的知名学者约五十人，著作数以百计，其中以精审著称、在国内同类著作中处于领先地位的至少有五六十种，可以说是人才辈出、名著如林。清后期著名学者龚自珍言：“本朝自有学，非汉学。”（《龚定庵全集》卷七《与江子屏书》）清学源自汉学，继承汉学的优良传统并呈现出重大的丰富和发展。而徽派朴学学术的空前繁荣，成为了清学的突出代表，创造了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业绩。

纵观徽派朴学的发展史，作为乾嘉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徽派朴学发于徽州，兴于全国，绵延远播，辉煌百年。徽派朴学大师们在学术领域所建树的卓越成就，极有力地说明了徽派朴学学派不仅体大思精，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极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