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正义》是《诗经》的研究著作，又作《孔疏》。是唐贞观十六年 (642)孔颖达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

《诗经》研究著作，简称《孔疏》，共40卷。唐贞观十六年 (642)，孔颖达、王德昭、齐威等奉唐太宗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为当时由政府颁布的官书。其时撰《五经正义》，孔颖达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受命主持其事，诸儒分治一经。《毛诗正义》出于王德昭、齐威等人之手，而孔颖达总其成。《毛诗正义》是对于《毛传》及《郑笺》的疏解，合称《毛诗注疏》。“传”“笺”被称为“注”。毛传、郑笺的“传”和“笺”，当时都各有特定的意义，“传”指阐明经义，“笺”有补充与修订毛传的意思，一方面对毛传简略隐晦的地方加以阐明，另一方面把不同于毛传的意见提出，使可识别。“正义”被称为“疏”，指在前人的注解上作注解。《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说明此书内容取材之广和在唐代影响之大。其中包括了汉魏时期学者对《诗经》的各种解释，汇集了两晋南北朝学者研究《诗经》的成果，有的地方并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如对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删《诗》之说表示怀疑等，但其书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未能越出《毛传》、《郑笺》的范围，对二者的分歧也不敢加以判断，因而不可避免地承袭了《毛传》、《郑笺》的某些错误；在疏解方面此书颇多烦言赘语，这是唐人义疏的共同缺点。

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案《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然但称毛公，不著其名。

《後汉书·儒林传》始云：“赵人毛长传《诗》，是为《毛诗》。”其长字不从“[A061]”。《隋书·经籍志》载《毛诗》二十卷，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於是《诗传》始称毛苌。然郑玄《诗谱》曰：“鲁人大毛公为训诂，传於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亦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训诂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据是二书，则作《传》者乃毛亨，非毛苌，故孔氏《正义》亦云大毛公为其《传》，由小毛公而题毛也。《隋志》所云，殊为舛误。而流俗沿袭，莫之能更。

朱彝尊《经义考》乃以《毛诗》二十九卷题毛亨撰，注曰“佚”。《毛诗训故传》三十卷题毛苌撰，注曰“存”。意主调停，尤为於古无据。

今参稽众说，定作《传》者为毛亨。以郑氏後汉人，陆氏三国吴人，并传授《毛诗》，渊源有自，所言必不诬也。

郑氏发明毛义，自命曰《笺》。《博物志》曰：“毛公尝为北海郡守，康成是此郡人，故以为敬。”推张华所言，盖以为公府用记，郡将用笺之意。然康成生於汉末，乃修敬於四百年前之太守，殊无所取。

案《说文》曰：“笺，表识书也。”郑氏《六艺论》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案此论今佚，此据《正义》所引）。”然则康成特因《毛传》而表识其傍，如今人之签记，积而成帙，故谓之《笺》，无庸别曲说也。

自郑《笺》既行，齐、鲁、韩三家遂废（案此陆德明《经典释文》之说）。然《笺》与《传》义亦时有异同。

魏王肃作《毛诗注》、《毛诗义驳》、《毛诗奏事》、《毛诗问难》诸书，以申毛难郑。欧阳修引其释《卫风·击鼓》五章，谓“郑不如王”（见《诗本义》）。王基又作《毛诗驳》，以申郑难王。王应麟引其驳《芣苡》一条，谓“王不及郑”（见《困学纪闻》，亦载《经典释文》）。晋孙毓作《毛诗异同评》，复申王说。陈统作《难孙氏毛诗评》，又明郑义（并见《经典释文》）。袒分左右，垂数百年。

至唐贞观十六年，命孔颖达等因郑笺为正义，乃论归一定，无复歧途。

毛传二十九卷，《隋志》附以郑笺作二十卷，疑为康成所并。颖达等以疏文繁重，又析为四十卷。其书以刘焯《毛诗义疏》、刘炫《毛诗述义》为稿本，故能融贯群言，包罗古义，终唐之世，人无异词。

惟王谠《唐语林》记刘禹锡听施士モ讲《毛诗》所说“维鹈在梁”、“陟彼岵兮”、“勿翦勿拜”、“维北有斗”四义，称毛未注，然未尝有所诋排也。

至宋郑樵，恃其才辨，无故而发难端，南渡诸儒始以掊击毛、郑为能事。

元延科举条制，《诗》虽兼用古注疏，其时门户已成，讲学者迄不遵用。

沿及明代，胡广等窃刘瑾之书作《诗经大全》，著为令典，於是专宗朱《传》，汉学遂亡。

然朱子从郑樵之说，不过攻《小序》耳。至於《诗》中训诂，用毛、郑者居多。

後儒不考古书，不知《小序》自《小序》，《传》、《笺》自《传》、《笺》，哄然佐斗，遂并毛郑而弃之。是非惟不知毛、郑为何语，殆并朱子之《传》亦不辨为何语矣。

我国家经学昌明，一洗前明之固陋。乾隆四年皇上特命校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鼓箧之儒，皆乎研求古学。

今特录其书与《小序》同冠《诗类》之首，以昭六义渊源，其来有自；孔门师授，端绪炳然，终不能以他说掩也。

单疏本

《毛诗正义》最初是摘字本，即将需要解释的《毛诗》正文、毛《传》、郑《笺》的字句用朱笔摘出来罗列，再在后面用墨笔加以疏解，因此《毛诗》原文及毛《传》郑《笺》在这一版本系统中并非完璧，故而又称“单疏本”。

今存单疏本以敦煌藏经洞出土及日藏唐写本为最古。日藏本仅存《秦风》中《小戎》《蒹葭》两篇及断简一段。敦煌出土者所存较多，其中卷一、二两卷今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大雅·民劳》一段今在大英博物馆。

单疏本印刷版本有宋绍兴九年绍兴府刊四十卷本，存卷8-卷40，今在日本杏雨书屋。此本日本已影印出版。

在此之后再无新的单疏本刊行。

缪荃孙托岛田翰影录单疏本， 民国时刘承干曾重刻于《嘉业堂丛书》，中国书店后复有刷本，但其书既非影印也非影刻，不尊旧式，校勘荒疏，内藤湖南谓其中多妄改，且残缺处俱补录完整。怀疑补录的地方又是根据的另一版本。书后所附《毛诗单疏校勘记》三卷，遗漏舛讹亦多。今有日本影印本行世，此本则不足贵。

注疏本及附释文注疏本

到了南宋绍熙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将单疏本的《正义》部分散入带有毛传郑笺的《毛诗诂训传》的相应位置，遂编成所谓“注疏本”，即正文、毛传、郑笺、孔疏俱全的本子，因此本半叶八行，故又称“八行注疏本”，但此本已不存，略言一二于此。

此后，福建建阳书坊在八行本基础上再在相应位置插入陆德明《经典释文·毛诗音义》的相关内容，遂成“附释文注疏本”，因这一系统宋元各本均为半叶十行，又称“十行本”。

在南宋时，十行附释文注疏本在福建刊刻出版应该不止一次，但今存宋十行本仅建阳刘叔刚“一经堂”所刊二十卷本，今在日本足利学校遗址图书馆，已影印出版。其余前人奢称宋十行本者多为元明刻本。

十行本问世之后，单疏本、八行注疏本均废而不行。

元大德年间，又依据“一经堂本”重新刊刻，这部元刻本一直到明嘉靖年间还在修补刷印，前代国内学者所说的“宋十行本”均为此元刻明修本，无一有宋版书叶。

明嘉靖年间，李远阳在福建又根据元明递修本重刻，改半叶十行为半叶九行，世称“李元阳本”或“闽本”、“九行本”。

明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又据李元阳本重刻，世称：北监本。

明崇祯年间毛晋汲古阁据北监本重刻，世称“汲古阁本”。

清乾隆年间北京武英殿据北监本翻刻，世称“武英殿本”。

清嘉庆年间，阮元在江西用元刻明修十行本重刻，并附《校勘记》，世称阮本、江西本。阮本十三经是于嘉庆二十一年，阮元根据“宋十行本”所刊十一经及《仪礼》、《尔雅》二经的北宋单行本重刊，又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唐石经、宋注本校宋注疏十行本，又以宋注疏十行本校明刻诸本，并以清卢文弨等所校本为蓝本，正明刻诸本之讹。

版本简评

总的来说，单疏本文字最佳，综合敦煌写卷及日藏宋本，保存孔颖达原貌的单疏本达全书87.5%。

而元代以后各版本均出自元刻十行本，就“附释文注疏本”而言，北监本、汲古阁本、武英殿本最差，元刻本、李元阳本稍好，宋刻十行本和阮刻本略佳，但均不如单疏本。

孔颖达（574年—648年），字冲远 （一作仲达 、冲澹），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唐初十八学士之一，唐朝经学家，孔子的第31世孙。生于北齐后主武平五年（574年），八岁就学，曾从刘焯问学，日诵千言，熟读经传，善于词章，隋大业初，选为“明经”，授河内郡博士，补太学助教。

隋末大乱，避地虎牢（今河南省荥阳汜水镇西北）。入唐，任国子监祭酒。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了南北诸多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卒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