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内战（俄语：Гражданская война́ в Росси́и），又称苏俄国内战争或对苏干涉战争，是于1918年到1922年在崩溃的俄罗斯帝国境内发生的一场革命战争，部分战事还蔓延到中国外蒙古和波斯。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苏维埃俄国，其与国内反革命势力白俄和外国武装干涉者（协约国）进行的战争，在苏联被称为“1917年到1922年的内战和武装干涉”。

1917年11月7日的俄国十月革命结束了俄国临时政府与工兵代表苏维埃并立、一个国家两个政府的奇怪局面，苏维埃政权正式在俄国建立了起来。然而，迎接苏维埃政府的并不是革命成功的喜悦，铺天盖地而来的各种敌人，叛乱此起彼伏，内战在全国范围爆发了，这个新生的国家几乎从诞生伊始就面临着夭亡的威胁。

内战爆发时的形势对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而言是极为不利的：各种各样的叛乱白军和外国干涉军相互勾结、遍及全国，反对苏维埃的叛乱和干涉不仅数量多、范围广，占据了全俄大部分领土，并且从各个方向包围了苏维埃政权控制的核心地区。大部分的军官和尚有组织和战斗力的部队都投向了新政权的对立面，而由于缺少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军官指挥和组织的红军部队组织涣散、纪律败坏、战斗力低下，无力镇压由军官、军校士官生、哥萨克军人这样的职业军人为骨干组成的白军。

英、法、日、美等协约国为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乘机进行武装干涉，扶植俄国反革命势力发动武装叛乱。1918年3月6日起，英、法、美干涉军先后在摩尔曼斯克登陆。

4月5日起，日、英、美干涉军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登陆。此外，协约国军队还侵入俄属中亚和南高加索。

4～5月，德国和处于瓦解前夕的奥斯曼帝国违背《布列斯特和约》，侵占克里米亚和南高加索。

白军对红军的反抗开始于布尔什维克起义随后的时日，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恐惧，使所有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人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

在俄国，阶级矛盾已经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旧贵族都是工人阶级的死敌。

所有的商人、投机分子、投资者、地主、军官、政客、教师、学生（那时能上得起学的都是富人家庭）、职业人士、店主、职员和掮客（中间人、投机者）们都反对布尔什维克。——《震撼世界的十天》

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组成松散的联盟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他们的武装力量由强制征兵、恐惧和外国影响所支撑，并主要由尤登尼奇、高尔察克和邓尼金领导，人称白军，并且在战争中的大部分时候控制着前沙皇俄国的重要部分。

1918年，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党派在乌法设立了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后来迁到了鄂木斯克。

1918年11月，由于对该政府感到极度不满，临时政府军事部长高尔察克在军队的支持下宣布自认俄罗斯最高执政官，并得到了邓尼金、尤登尼奇的支持，在他的号召下，白俄武装力量迅速扩充到15万人，并向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中部地区发起大规模进攻。

1918年5月26日，由5万余名奥匈帝国战俘编成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经西伯利亚遣返途中发动叛乱，先后侵占伏尔加河中游、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

顿河地区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卫军、北高加索邓尼金的‘志愿军‘相继叛乱，成立反革命政府，并着手扩充叛乱武装。

年中，由于苏维埃实行粮食垄断，俄国社会革命党乘机在各地支持叛乱，成立反苏维埃政权。至同年夏，苏维埃共和国丧失3/4领土，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

布尔什维克党在未掌握国家政权时为了瓦解作为沙皇专制统治支柱的沙俄军队，在军队内部进行的宣传活动以鼓动士兵反对军官权威和军队的组织纪律制度为主要内容，十月革命后为了兑现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诺言又大量遣散旧军队。结果导致了面对白军的叛乱与进攻，苏维埃政府掌握的军队数量严重不足，面对来自各个方向的围攻疲于应对、顾此失彼。而且就是这些有限的军队，也因为军官的大量流失而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约束和指挥。被留用的军官有相当部分的忠诚度值得怀疑，甚至隐藏了大量的破坏分子。那些忠心于新政权的军官，也往往因为由布尔什维克早期的兵运宣传造成的军队内部自由思想泛滥、组织纪律涣散而难以建立权威、发挥与旧军队或白军中的军官相当的作用。

表面上看起来红军面临着众多缤纷复杂的问题，但是如果透过现象去抓问题的本质，那么红军方面的种种问题可以归结到一点：制度问题。在以往的革命中他们破坏和废除了军队中旧有的制度，但是却没有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来替代。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只有一个，重新在红军内部建立起正规有效的组织、指挥和政工制度，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建立起新的制度替代那么干脆恢复旧有的制度。抓住了这一关键点就可以保证红军的兵源、纪律、忠诚和战斗力，就能够解决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

红军的建立和初战告捷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战胜国内外反革命势力奠定了基础，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初颁布组建工农红军和工农红海军的法令；3月4日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全国武装力量；4月成立地方军事机构，全国实行普及军训制；5月2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实行普遍兵役制的法令。俄共（布）中央和苏维埃政府还决定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将全部工作转入战时轨道。

为统一领导在东线作战的部队，6月13日成立东方面军；9月2日宣布国家为统一军营，并成立由列夫·托洛茨基任主席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约阿基姆·约阿基莫维奇·瓦采季斯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

9月11日，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扩充部队编制，除东方面军外，组建南方面军、北方面军及西部防区（次年2月改编为西方面军），同年12月又组建里海-高加索方面军。

11月30日成立以列宁为主席的工农国防委员会，协调和领导军事机关和民政机关的活动，确保前线和后方的统一。所有这些措施，保证了苏维埃红军的建设及其在各条战线的初步胜利。

虽然在内战的进程中，苏维埃政府控制的地区一度只占全国领土的很少部分，但全俄的核心区域却一直控制在苏维埃政府手中，这里所说的核心既是指地理形势上的，也是对工业交通而言。这样不仅从地理上隔绝了各路白军之间的实质联系，更重要的是苏维埃政府掌握了西部乃至全国的工业精华区和铁路、内河航运的枢纽和干线。依托工业区，红军不仅武器弹药的生产供应方面占据压倒性的优势（白军的军火供应前期只能依赖缴获，后期则要协约国千里迢迢的从海外运输），这些地区聚居的产业工人也成为了红军稳定而可靠的兵源保证。借助完整的水陆运输网，红军的兵员和武器可以便捷的输送到需要的地方、达成局部的优势。

虽然有工业生产、兵力动员和交通运输方面的优势，但苏维埃方面也面临着一个致命却难以解决的瓶颈问题——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短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对上述核心区以外的广大农业区缺乏有效的控制，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匮乏成为整个内战过程中制约苏维埃政府的最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造成这种窘境固然有主要粮食产区大都属于敌占区或交战区或真空区的原因，但即使是在红军确实控制的地区，粮食的征集也是困难重重。共产主义的纲领对自耕农占大多数的俄罗斯农民阶级缺乏吸引力，所以根本不可能指望他们有多高的革命热情像产业工人义务劳动、踊跃参军那样自动拿出粮食去支援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将全部力量都用于支援战争的政府也无力如农民所愿的提供大量他们需要的工业制成品来换取粮食。

对于迫切需要粮食的政府而言，剩下的也就只有通过武力强行征集一条路了，于是“余粮征集制”、“战时共产主义”便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大势下出台了。这些看来未免过激和残酷的政策固然激化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以致在内战已经基本结束的1920年代农村暴乱和军队哗变仍然频繁发生。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些因“余粮征集制”而激化的矛盾和冲突，其根源却并不在于“余粮征集制”，即使没有“余粮征集制”农民一样不愿意把粮食交给政府。反过来，“余粮征集制”虽然激化了矛盾却也解决了问题，不管如何是收到了粮食——当然代价是沉重而惨痛的——但更是值得的。

最后不得不说的一个话题是红军的政工制度。虽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便已经出现了军队政工制度的萌芽，但军队政工制度的真正确立确是苏俄红军的首创。和同为无产阶级军队的我军一样，苏俄红军设立政工制度的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保证军队的稳定和忠诚，但在具体实施的方式方法上两国两军却存在很大的差异。

和解放军军政分工合作、各成一体的双首长制不同，苏军的政工干部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被赋予过与部队军事首长相当的权力甚至最终决定权，但从总体上讲，红军的政工人员是依附于军事主官而存在、通过对军事主官的影响来开展工作的。红军的政工人员在纵向上联系不紧密、上下之间没有形成完整有效的政工系统，他们的工作既不独立也不直接。党对军队的领导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各级军事主官，因此也就比较容易受到干扰和制约，控制能力不强。

红军的政工干部在工作中更偏重于对指挥员的监督和管控，而非通过层层设立的党组织来教育和领导全体官兵，其生命力和影响力都不够强。在整个国内革命战争中，红军部队的溃散、哗变、投敌以及违反纪律乃至犯罪的行为都不鲜见，可见这种模式的政工制度还是比较原始和不够完善的，其作用也是相对有限的。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套政工制度却是红军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能够坚持战斗、争取胜利而不动摇信念的根本保证。后来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苏俄模式的政工制度又被国民党引入，在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都可以在国民革命军的政战体系中看到苏俄红军的影子。

白军虽然人多势众、来势汹汹，但他们面临的问题却不像红军的问题那么好解决。有些问题短时间来看也许并不是很危急，但如果放任下去，其后果无异于慢性自杀。

首先是兵员的补充，在内战的初期白军拥有技战术水平高出对手很多的高素质兵员，白军中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经验丰富的军官充裕到可以作为普通步兵使用。高素质的兵员是白军最大的优势，而补充这些高素质兵员的伤亡，则是白军面临的最大的瓶颈问题。毕竟有热情参加白军的旧军人和贵族军官在数量上远远不能与支持革命的工人士兵相比，更何况白军在占领区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系，也就不可能有完善的动员体制，不要说高素质兵员，就是“壮丁”恐怕也难以补充，即使有动员和补充，量既不足，在质上更远远不能与最初的那些职业军人相比。无法克服兵员补充的瓶颈，白军就只能是一支“一次性军队”，它的每一点消耗和损失都几乎是无法恢复的，每打一仗——即使是胜仗——就削弱一分，胜利越多，损失越多，实力越弱，离最终的覆灭也就越近了。

白军在军事上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问题是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在苏维埃政权的各路敌人当中，有忠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有妄图复辟罗曼诺夫王朝和沙皇专制的——高尔察克、邓尼金，有想趁着天下大乱借机恢复故国争取民族独立的——卡尔·古斯塔夫·曼纳海姆、毕苏斯基，有想割据一方占地为王的——彼得留拉，有想换取自由和回家的机会的——捷克军团、有纯粹就是看不惯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叛乱的哥萨克、甚至还有干脆就是打家劫舍过了今天不想明天的流寇——马赫诺。

这些力量虽然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但他们的政治信仰和目标却千差万别，存在着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使是目标立场大致一致的力量，彼此之间也缺少人望、能力都足以服众的领袖人物（由此看来对俄罗斯皇族和被俘的白军主要将领的果断处置，应该也有消灭白军为之团结战斗的精神支柱和偶像的考虑）。这些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军事行动上协调一致、密切配合，也就难免被内线作战的红军各个击破了。

不仅他们，参与进苏俄内战的外国干涉军也是各怀鬼胎：德意志第二帝国是为了彻底解除俄国继续与其作战的能力，消除两线作战的威胁，同时以俄国的资源补充本国原材料和农产品的不足与损失；英国是为了恢复和维护一个对本国和协约国集团既依赖又合作的俄国政权；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是为了防止德意志第二帝国利用俄国的资源和协约国援助俄国的武器物资继续战斗，并企图在由沙俄统治下恢复独立的民族国家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大日本帝国是为了攫取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领土和权益；美国纯粹是为了和其他协约国成员在行动上保持一致。

东部战役

1918年夏，东线（伏尔加河中游和乌拉尔地区）成为主要战场。8月底至9月初，东方面军（辖5个集团军和伏尔加河区舰队）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对白卫军转入进攻，9月10日攻克喀山，12日解放辛比尔斯克，10月上旬解放塞兹兰和萨马拉。随后，红军挺进乌拉尔，至11月中旬解放伊热夫斯克和沃特金斯克。

南部战役

在南线（顿河中、上游，伏尔加河下游，北高加索一带），同年7～11月，红军在察里津保卫战中连续两次击退克拉斯诺夫哥萨克白卫军的进攻；北高加索的两个集团军在与主力隔绝情况下坚持作战，牵制邓尼金“志愿军”北进。

对协约国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腾出兵力加强对苏维埃俄国的干涉。

1918年11月～1919年2月，英法军队13万人在南方的新罗西斯克、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登陆，先后占领巴统、梯弗里斯、巴库等城市，随后兵分三路向莫斯科实施主要突击，因遇苏维埃游击队和起义部队的激烈抵抗，只向内地推进100～150公里。英、美、日干涉者则增派援军在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加强对白卫军的援助。

针对当时的形势，红军贯彻列宁的战略方针，决心在白卫军同干涉军会合之前，先歼灭白卫军，再击败协约国军队。

1918年末至1919年初，红军在各条战线上发起进攻，解放第聂伯河左岸乌克兰、顿河州、南乌拉尔、申库尔斯克。红军的胜利以及协约国内部爆发反对干涉苏俄的运动，使协约国以武力消灭苏维埃共和国的计划破产。法军和希腊军队被迫从敖德萨、赫尔松、尼古拉耶夫、塞瓦斯托波尔等城市撤走。

红军在米哈伊尔·伏龙芝的领导下在1919年取得决定性胜利，粉碎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进攻，协约国组织俄国反革命势力以及与苏俄接壤的国家，对苏维埃共和国发动两次大规模进攻，但均被伏龙芝的部队粉碎。

白军的第一次进攻以西伯利亚高尔察克指挥的白卫军为主力，从东线实施主要突击，邓尼金、尤登尼奇和米列尔军队则分别从南方、西方和北方实施辅助突击，目标指向莫斯科。白卫军投入这次攻势的兵力约100万人，而当时红军仅62.5万人。

1919年3月4日，高尔察克的军队近14万人发起进攻，企图占领伏尔加河中游，与邓尼金军队会合后进军莫斯科。红军东方面军约10万人被迫实施防御。

东线获胜

3～4月间，高尔察克的军队占领乌法、沃特金斯克、奇斯托波尔、布古利马、布古鲁斯兰、奥尔斯克、阿克纠宾斯克，逼近喀山、辛比尔斯克和萨马拉，切断红军同土耳其斯坦的联系，使东方面军的防线有被突破的危险。俄共（布）中央号召全国一切力量与高尔察克作斗争。至4月中旬，东方面军兵力增加到14万多人。为顺利实施战役指挥，东方面军分编成南、北两个战役集群。

1919年4月28日，南集群转入反攻，相继实施布古鲁斯兰战役、别列别依战役和乌法战役，解放布古鲁斯兰、谢尔吉耶夫斯克、布古利马和乌法，1919年6月20日前出至乌拉尔山前地带。

北集群于1919年5月25日发起伊热夫斯克—沃特金斯基战役，1919年6月7日解放伊热夫斯克。

西线加强防御

在西线，波罗的海沿岸的尤登尼奇军队于5月中旬突破红军防线，扑向彼得格勒。6月初，红山、灰马、奥布鲁切夫三个炮台发生反革命叛乱。红军加强彼得格勒的防御，于中旬平息炮台的叛乱，下旬发动反攻，将尤登尼奇军队击退。

南线陷入紧张

在南线，邓尼金军队于6月间占领顿巴斯、顿河州和乌克兰部分地区，30日占领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由于当时高尔察克已败退乌拉尔，因此邓尼金未能实现与其会师的企图。在南线形势紧张和东线红军取得胜利的形势下，托洛茨基和瓦采季斯提出暂时停止东线的进攻，以加强南线的建议，被俄共（布）中央否决。东方面军按照俄共（布）中央的指示，在司令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加米涅夫率领下于1919年6月21日发起总攻，至1919年8月4日把高尔察克军队完全赶出乌拉尔。

二次进攻

高尔察克军队被击溃后，协约国把战争重心转移到苏俄南方，决定以邓尼金军队为主力发动第二次进攻。1919年7月3日，邓尼金下令攻占莫斯科，从顿河西岸到伏尔加河分兵三路北犯。在主突方向库尔斯克、奥廖尔、图拉一线作战的是邓尼金的精锐部队‘志愿军‘。7月9日，俄共（布）中央和列宁发出“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号召。8月，红军南方面军按照总部的命令发起反攻，从侧后袭击邓尼金的库班大本营，未果。9月12日，邓尼金军队再次在库尔斯克-奥廖尔方向发起进攻，至10月中旬先后占领库尔斯克、沃罗涅日和奥廖尔，直接威胁图拉和首都莫斯科。尤登尼奇军队在西线也再次突破红军防线，于10月中旬进抵彼得格勒郊区。

为适应新的作战形势，红军统帅部于9月下旬将南方面军分编为南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10月，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坚守图拉和莫斯科，在南线集中基本兵力，东南方面军则暂时转入防御。10月11～12日，南方面军在司令亚历山大·伊里奇·叶戈罗夫和军事委员约瑟夫·斯大林率领下，在奥廖尔─克罗梅地域和沃罗涅日地域发起反攻，至11月中旬先后收复奥廖尔、沃罗涅日和库尔斯克。此后，南线的反攻发展为两个方面军的总攻：南方面军在哈尔科夫、罗斯托夫方向作战；东南方面军以右翼进攻新切尔卡斯克，以左翼进攻察里津（后称斯大林格勒）。

12月，红军解放哈尔科夫和基辅，翌年1月攻占察里津和罗斯托夫。由于红军攻占罗斯托夫并进抵亚速海沿岸地区，邓尼金部队被分割成两个孤立集团，一个退向高加索，另一个退向克里米亚和敖德萨。

乘胜追击

红军乘胜追击，于1920年2月7日攻占敖德萨，1920年3月27日占领新罗西斯克。邓尼金残部逃往克里米亚后，由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接替指挥，不久后弗兰格尔在克里米亚被伏龙芝击溃。此时，红军在其他战线也取得重大胜利。在西线，尤登尼奇对彼得格勒的第二次进攻被打退，其残部逃入爱沙尼亚并被解除武装；在北线，红军于1920年2～3月先后解放阿尔汉格尔斯克和摩尔曼斯克；在东线，红军于1919年秋从托博尔河地区转入新的进攻，至翌年1月全歼高尔察克军队。

在苏俄红军击退波兰的进攻和粉碎弗兰格尔军队后，内战结束。1919年德国撤军后，红军帮助乌克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毕苏斯基的波兰法西斯独裁政府在帝国主义势力大量的资金和武器弹药的扶持下于1920年4月25日发起进攻，5月7日占领基辅。红军于5月26日转入反攻，8月中旬进抵华沙城下。由于战线过长，波军发起反攻后被迫退却。10月12日，双方在里加签订停战协定（见苏波战争）。

盘踞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弗兰格尔军队于6月6日从北塔夫里亚发起进攻，企图夺取顿巴斯并进犯莫斯科。苏波战争结束后，红军集中兵力打击弗兰格尔军队。10月28日，伏龙芝指挥的南方面军对敌形成强大优势，在北塔夫里亚转入进攻，经7天激战击败弗兰格尔军队主力。弗兰格尔率残部退到克里米亚，利用彼列科普防御工事顽强据守。11月7～12日，红军采取正面强攻和侧后迂回战法，突破彼列科普防御工事，17日解放克里米亚半岛。至此，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基本结束。1922年10月下旬，盘踞在远东地区的日本干涉军也被逐出苏俄国土。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由于国家积贫积弱，海外华人屡屡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和种族歧视，华工受辱的记录更是不绝于史。然而，在90多年前的俄国十月革命中，中国劳工不但直接参加了夺取冬宫（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还在随后的苏俄内战中，组成一支支“中国军团”。他们跃马扬鞭，挥戈杀敌，立下赫赫战功，受到苏俄政府和列宁的嘉奖。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洋政府于1917年初宣布参加英法等协约国作战，并派出一支数量不少的部队到俄奥边界参战，同时还派出成千上万劳工到俄国参与战地服务。这些人后来很多参加了十月革命，并加入了苏俄红军。据民国北洋政府的档案资料，十月革命期间，大约有3万华工参加了红军。另据《申报》估计：“约计华侨曾入红军者5万余人，军官亦不下千人”。

华工赴俄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高潮。一战时，俄国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增加，在中国北方大肆招工。这些人到达俄国之后，不是被送到原始森林的伐木场、西伯利亚的矿山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就是被送到西部一战前线，挖战壕或从事战地运输，惨死在战场。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旅俄华工受革命鼓舞，拿起武器，加入到十月革命中。在随后的苏俄内战和反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又有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加入工人赤卫队和红军。

苏俄成立后，俄国发生内战，交通受阻。中国在俄的参战部队和劳工无法撤回国内，处境艰难。经北洋政府反复交涉，苏俄同意滞留在俄国各地的中国参战人员分批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

张福荣“中国军团”

1918年7月底，滞留在俄国的中国参战人员中的一支约2000人，在张福荣（音译）的带领下乘火车到达南乌拉尔地区的车里亚宾斯克和鄂木斯克之间的特罗伊茨克。苏俄红军同白卫军高尔察克的部下杜托夫部及捷克军团正在特罗伊茨克激战。因铁路被破坏，列车无法继续前行。中国军人和劳工准备步行穿越哈萨克斯坦草原返回中国新疆。

面对这群不速之客，苏俄红军和白军都想利用中国人为自己作战。白军命令他们进攻红军，否则予以消灭；红军指挥员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派出党代表尼·卡希林，带着一批共产党员到中国人中进行宣传，希望他们站到革命者一边。中国军队被苏俄红军说服了，在张福荣的带领下加入到红军队伍中。虽有中国军队加入，但由于双方力量悬殊，苏俄红军还是顶不住对方的攻势，准备朝西北方向突围，与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的红军主力会合。这一地区河汊纵横，8月5日拂晓，突围开始，白军攻势凶猛，布柳赫尔和张福荣指挥红军（其中有1800多名中国人）与杜托夫部血战了四天四夜，仍未突围。

8月19日夜间，白军渡过托博尔河向红军所在的伊尔内克希村进攻，企图攻占该战略要点，将正在强渡济利姆河的红军后续部队拦腰斩断，各个击破。生死存亡关头，布柳赫尔命令张福荣带领两个连的中国军人向敌人施行反冲击。他们端着刺刀，每人还背着一把马刀，迅速跃进到离敌二三十步远的地方，突然发起冲锋。这支中国部队在国内属北洋军精锐之师，士兵年龄都在20—25岁之间，训练有素，出国前又经过挑选，战斗力强，尤其擅长肉搏格斗。中国军人把白军打得溃不成军，将他们赶过了托博尔河，掩护苏俄红军成功渡过济利姆河。

这支包括苏俄红军和中国军队在内的8000多人的队伍克服重重困难，长途奔袭1600公里，于9月12日在昆古尔地区卡马河畔与红军乌拉尔第五师会合。9月14日，布柳赫尔把这次具有传奇色彩的行军电告列宁，特别赞扬了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9月30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又听取了南乌拉尔中俄混合部队英雄事迹的专题报告。由于张福荣领导的中国军人战绩突出，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其进行了嘉奖，并决定将俄罗斯乌拉尔—伏尔加地区加入红军的各支中国国际志愿队合编组成“中国军团”，任命张福荣为军团长，归布柳赫尔指挥。列宁和雅可夫·米哈伊诺维奇·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署了成立“中国军团”的命令，托洛茨基（时任红军总司令）于1918年10月12日代表俄共(布)中央前往昆古尔，把书写着“中国军团”的军旗授予张福荣。

任辅臣“中国军团”（“红鹰团”）

苏俄内战爆发不久，1917年11月25日，在俄罗斯伏尔加上游卡玛矿区，任辅臣组织了一支由华工组成的武装，支持苏俄政权。这支武装引起了列宁关注。他签署命令，将该部队编为红军第三军第二十九步兵师第二百二十五团，任命任辅臣为团长。

任辅臣（1884－1918），辽宁省铁岭县镇河夹心村人，在东北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受组织委派，以外交署员的身份，带领2000名华工来到俄国。

1918年春天，伏尔加河畔硝烟弥漫，驻守在伏尔加河上游西岸的红军第二师师长别列乌尔如坐针毡。面对装备精良的白卫军，红军虽奋勇拼杀，但伤亡惨重。后勤保障也被切断。别列乌尔拨通了向红军总部的求救电话，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得知前线告急，派出任辅臣团支援别列乌尔。

在卡玛矿区，中国矿工以勤劳聪明、肯于吃苦著称，与当地各阶层有着非常融洽的友好交往，能够广泛活动。任辅臣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派出侦察员打入白卫军内部，借运送油料、给养的机会对白军的渡船和坦克等进行破坏。几天之间，被侦察员暗中破坏的装备就达到三分之一以上。5月29日拂晓，白军的大炮对准了红军阵地，运兵船也准备起锚。岂料准备上膛的许多火炮早被任团的侦察员做了手脚，不少渡船的锅炉压力表也被破坏，无法点火启航。

正当白军乱成一团时，任辅臣下达了开炮命令，白军不但无还手之力，甚至连躲避和逃跑的时间都没有了。伏尔加河保卫战大捷。红军总部收到了别列乌尔为任辅臣请功的电报。列宁在宽敞的办公室里，左手习惯地插在马夹的腰部，高举的右手有力地挥动那封请功电报，转着圈子，发出激昂而短促的慨叹：“任辅臣，我们苏维埃军队中的一只红鹰，一只直冲云天的红鹰。”

根据列宁的指示，军事委员会颁发嘉奖令，授予任辅臣的中国军团为“红鹰团”。捷尔任斯基赶赴古士崴城主持颁授军旗仪式，这位目光犀利的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与任辅臣紧紧拥抱，反复念叨：“格力范、格力范。”（俄语：真正的朋友）。他还激动地说：“……中国团曾两次夺取彼尔姆城，血战阿拉塔伊，后又多次将白军击溃在都拉河和上都拉一带。光你们缴获的机枪就可以装备一个师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后，捷尔任斯基返回彼得堡，见到列宁的第一句话是：“我现在最缺少的就是红鹰团那样的战士。”列宁扫视了一下他那期待的神情，立即拿起笔来，签发了从“红鹰团”中抽调一百名中国战士，充实到苏维埃保卫部门工作的命令。

伏尔加保卫战的胜利使得任辅臣和红鹰团威名远扬。当时的《共产主义者》报撰文说：“任辅臣的红鹰团是捍卫苏维埃斗争中最机智最顽强的部队。红鹰团之所以百战百胜，在于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在于官兵之间有着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阶级感情。而任辅臣作为这支部队的指挥员已成为伏尔加地区的传奇英雄。他的名字在闪光。”

1918年12月初，打赢了伏尔加保卫战的任辅臣又率部支援维尔亚车站阻击战。这是一场保卫红军后勤通道的硬仗，也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恶仗。白卫军以两个师和一个哥萨克骑兵团的兵力向车站发起猛攻。进攻的哥萨克是全俄九支哥萨克军中最剽悍的一支，他们喜欢血酒和套马索（用来将俘虏在马后拖死），从牙缝里吐字，鞭子涂着柏油，手臂上青筋暴露，传统的“沙什卡”直刃马刀举在半空。战斗持续了7天7夜，红军付出了巨大牺牲。任辅臣坚守一线，并指挥两个苏俄团队突围，撤至敌军火力稍弱的车站西段保存实力，等待与增援部队会合。而红鹰团则坚守阵地最前沿与白军对峙。

12月7日，等待增援的战士们在宿营时，遭遇大股白军的围袭。白军猛烈轰炸红鹰团营地，任辅臣指挥部队与企图攻占车站的白军进行肉搏，击退了白军一次次的冲锋。第二天清晨，红军援兵到达维尔亚时，发现任辅臣和他的上千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消息传到彼得堡红军总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扼腕长叹。一向处变不惊的捷尔任斯基拿着电话话筒，呆呆地伫立在写字台前。没有人敢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正在住院养伤的列宁。任辅臣牺牲后，苏维埃政府派专车将其夫人张含光及3个孩子接到莫斯科。

1920年，列宁接到任夫人申请回国的报告，派人将他们接到克里姆林宫。当任夫人和孩子走进办公室时，列宁从办公桌后走过来，一边亲切地同他们握手，一边说：“您是任辅臣同志的夫人吧，当我得知你们来到莫斯科后，就想和你们见面，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来。今天和你们见面，我很高兴。”谈到任夫人及孩子要回国时，列宁说：“我建议您留在俄国，苏维埃政府将尽力照顾你们，回国去也会遇到许多困难。”但是，任夫人仍然希望回国，列宁安慰道：“等东部战争平息后，再安排你们回中国去。”1921年，苏维埃政权在弗拉季取得了胜利，苏俄政府派专车和卫兵护送任夫人和3个孩子回到中国。

1989年11月，前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红旗勋章（苏联最高战斗勋章），勋章由苏联驻华大使交给任辅臣的儿子任栋梁。

包清山“中国营”

在北高加索，包清山的“中国营”同样战功卓著。

1918年春天，以包清山为首的100多名中国劳工，在北高加索的弗拉季高加索成立了中国支队，它是当时捷列克苏维埃共和国所依靠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在国内战争时期享有盛名，被人们传诵为是“列宁从莫斯科派来（高加索）的中国赤卫师”。当这支中国部队在北高加索重镇弗拉季高加索成立时，阿斯特拉罕边疆区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基洛夫亲临这支部队表示热烈祝贺，亲授红旗；并将一支毛瑟枪赠送给中国独立营营长包清山。这支队伍刚一成立，立即加入到保卫弗拉季高加索的战斗中。

1918年8月1日，担任守城主力的苏俄红军在坚守数月后，由于寡不敌众，被白卫军突破防线，攻入城内。经过4天的激烈巷战后，大部分市区陷入敌手，红军被迫准备撤离。形势万分危急，中国支队忽然从位于城中心的中央广场的一栋高楼里，升起了一面红旗。紧接着，中国支队向白军猛烈射击，白卫军随即向中国军队轮番发起了猛烈进攻。

包清山指挥中国战士依托掩体，顽强抵抗，一次又一次挫败白军进攻，始终把这一重要的制高点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战斗坚持到第6天，援军赶到，赶走了白军，重新夺回弗拉季高加索城。包清山支队在保卫南部石油基地格罗兹尼市的“百日大战”中，同样出色地完成了作战任务。遵照基洛夫的命令，这支队伍于1919年初夏改编为“中国营”，编入红军狙击团，开赴伏尔加河和顿河地区。

对于包清山支队，苏俄政府有过如下评价：“包清山指挥的支队虽然在物质上得不到保证，远离家乡，忍饥挨冻，但毫无怨言地在北高加索山区完成了无数次战斗任务。不管是歼灭零星散匪或是打击装备良好的白军，他们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典范，都是保护劳动人民权利的忠诚卫士的典范。”1919年5月，列宁亲自接见了这支被编为苏俄红军第4团第3营的全体华工战士，称赞他们“真是好样的”，有的华工战士还荣获“列宁勋章”。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华工得到列宁的极大信任，70多名华工曾在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担任保卫列宁的卫士。李富清，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华工，便是70多名华工卫士中的一员，他还担任过列宁卫队的小组长。

在彼得格勒担任列宁卫士期间，每次执勤，李富清怕惊扰列宁工作，他都带领其他卫士，在列宁办公室外面的台阶下站岗、放哨，并且把脚步放得很轻、很轻。一次，一名卫士想打咳嗽，怕影响到列宁工作，硬是紧捂嘴巴，走出很远才咳出声来。

列宁很关心这些来自异国的卫士，曾多次和中国战士拉家常，问他们生活是不是习惯，吃的、住的好不好。列宁为了和华工卫士进行语言交流，还抽时间向这些卫士学习“您好”、“吃饭”等日常汉语。为了提高中国战士的俄语水平，列宁特意派了一名教师给他们上俄语课，并向他们赠送了俄语课本。

1923年5月，李富清被选送莫斯科军事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培训。

1924年1月列宁逝世时，李富清作为军校代表为列宁守灵。随着时间流逝，90多年前的往事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旅俄华工在异国他乡的殊死战斗，除了当年苏俄报刊有过片言只语宣传外，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混乱的政治状况，赴外劳工社会地位卑微，他们几乎没有留下记录。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国和前苏联关系的好转，过往的历史才又被提及。由于年代久远，资料难觅，除了极少数人能基本弄清其身世、事迹外，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1918年6月，苏俄内战期间，红军第33库班师292杰尔宾特团中国营在此地停留时突遭白军哥萨克骑兵袭击。为掩护铁路工人和红军官兵家属，中国营官兵奋不顾身，依托铁路会让站以劣势兵力和装备对抗白军骑兵的反复冲击。在付出巨大伤亡之后，终于击退白军，保住了铁路会让站。后来当地民众将牺牲的中国士兵遗体统一收殓，安葬于铁路会让站附近。

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日前夕，当地政府和居民一起将烈士遗骸迁葬于城市中心广场，并建起了纪念碑。纪念碑呈方尖型，顶端缀有一颗红星，正面用中俄双语镌刻着：敬礼，这里安葬的是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于1919年7月在莫洛佐夫斯卡娅车站地区牺牲的第292杰尔宾特国际团中国红军游击队队员。（见图1）

旅俄华工在得不到平等对待饱受欺凌和侮辱的境况下，凭着殊死作战的果敢精神，以自己的牺牲赢得苏俄的尊重和赞誉。他们的事迹不能在祖国的历史长卷中留下记录，他们的名字不能使祖国的后代留下记忆，着实令人掩卷长叹。

最后，向任辅臣中国团、张福荣中国团、伏龙芝中国独立团、桑富阳中国营、德萨中国独立支队、比里侈诺夫中国支队、别尔米中国支队以及各苏俄红军部队中的六万名中国战士致敬。

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历时近三年，以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失败告终。这一时期苏俄军事战略的主要特点是：采用战略进攻和反攻、战略防御等多种作战样式；善于选择主要战线并在主突方向上集中使用兵力兵器；利用骑兵集团军实施快速机动作战；重视组建战略预备队和适时使用预备队于重要方向；正规军和游击队密切配合。苏俄内战的胜利，巩固了十月革命的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条件。

红军击败了领土上的所有反对势力的军队，使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能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

俄国在此前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连续七年陷于战乱。在此七年期间，两千万人死亡，还有三十万人投降到波兰。其中内战时期，双方都有一百万人以上死亡，国家经济几乎崩溃，再加上1920年和1921年的旱灾更是雪上加霜。疾病也横行，仅1920年就有三百万人死于斑疹伤寒。更有数百万的平民死于战火。

在此期间有一百万人逃离俄国，到欧洲或者波罗的海诸国，他们被称为白俄。这些人又有不少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由于连年战乱，工业产量只有1913年的七分之一（见图2），农业只有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