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大学（Kwang Hua University）是民国时代上海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1925年6月由退出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的572名师生所创建，建校26载，培养了大批有为人才。在校学生最多时曾达1700余人，其中大学800余人，高初中900余人。至院系调整前，设有文、理、商三个学院和国文、外文、教育、政治社会、法律、数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经济、工商管理、会计、银行、铁路工程十四个系科。胡适、厉麟似、徐志摩等著名学者都曾在该校任教。

1925年，五卅惨案在上海爆发，各界纷纷走上街头。圣约翰大学及附中的师生也组织罢课抗议，但遭到校方阻挠。6月3日（这一日便定为光华的校庆日），学生553人以及孟宪承、钱基博为首的全体华籍教师19人，集体宣誓脱离圣约翰大学，10余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声明不接受圣约翰颁发的毕业文凭，寄居于徐家汇复旦中学宿舍，即日组织“约翰学生离校善后委员会”。6月4日，离校师生集会商议自行设校事宜，他们的举动受到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们的支持，纷纷出钱出地。学生王华照父亲王丰镐慨捐大西路法华乡家族田地90余亩为校基。学生赵铁章父亲赵晋卿则租了霞飞路的房子作为他们的临时校舍。张寿镛、许秋帆等家长也都捐钱、租房为学生建校提供帮助。当时的张寿镛身为地方长官（沪海道尹），鼎力相助学生们的爱国行为，他捐资3000元，资助圣约翰大学“六三”离校师生筹办光华大学，并担任筹备会会长。随后，光华大学成立校董会，推请王丰镐、朱吟江、朱经农、余日章、赵晋卿、钱新之、张寿镛、吴蕴斋、黄炎培、虞洽卿等为校董，推选王丰镐为董事长。聘请王正延、王宠惠、马相伯、熊希龄、顾维钧等为名誉董事。其时捐资者甚众。在董事会推荐下，张寿镛担任光华大学的首任校长。经过各方协助，在短短三个月内就正式成立了“光华大学”。9月开学之日，大中学生已有970余人。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同时举行，给声明退出圣约翰的应届毕业生颁发毕业文凭。

“光华”二字寓“光我中华”之意，取自《尚书大传·虞夏传》里的《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以日月卿云为校旗，红白为校色，“知行合一”为校训（1930年改为“格致诚正”，1949年11月恢复“知行合一”）。租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房屋为大学校舍，租新西区丰林桥房屋为附属中学校舍。新校舍于1926年1月在大西路举行盛大开工典礼，虽然只有两幢教学大楼、两栋宿舍和作为临时教室的二三十间草棚，但师生精神却十分饱满。当年9月，光华大学新校舍基本建成，大学部和中学部先后迁入大西路永久校址（现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所在地）上课。

1935年6月，光华大学举行建校十周年暨张寿镛校长60寿辰庆典，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热心教育的人士募集巨款为学校添建校舍，以志纪念。光华大礼堂被命名为“丰寿堂”，藉此纪念王丰镐与张寿镛对光华的特殊贡献。经过十余年的建设，至抗日战争前夕，光华大学校园面积已达一百数十亩，四周绿荫环绕，建成教学楼2幢、宿舍楼5幢以及礼堂、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实验室、工场等。

创办伊始，设文、理、商、工四科。1927年工科停办。1929年经教育部批准立案，改文、理、商三科为文、理、商三个学院。

文学院设国文系（内分国学组、国史组）、英文系（内分文学组、西史组）、政治社会系（内分政治组、社会组）、教育系（内分教育组、哲学心理组），曾设历史系。理学院设数理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商学院设经济系、工商管理系、会计系、银行系。校内设有附属中学。还陆续增设了土木工程系、法律系、铁路工程专修科。

光华大学首任校长是张寿镛，张逝世后，先后由朱经农、廖世承担任。

王丰镐、张寿镛、翁文灏先后担任董事长。

朱经农、张歆海、廖世承、颜任光、容启兆、朱公谨、谢霖先后担任副校长。

陆士寅、廖世承、张芝联先后担任附中校长。

1950年4月，吕思勉被选举为校教育工会主席。

1951年9月，光华大学召开最后校董事会议，吕思勉为校董并任代校长，为学生毕业文凭签字盖印，处理学校结尾工作。

从圣约翰大学辞职的孟宪承等19位中国教师作为光华大学初期的教学骨干，另有许多博学人士纷纷前来光华任教，以表示对爱国斗争的支持。当时中国文学系系主任是钱基博，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教育系系主任是廖世承，社会学系系主任是潘光旦。张东荪、潘光旦、容启兆、王造时、张歆海、蒋维乔曾任文学院院长，颜任光、容启兆曾任理学院院长，金其眉、薛迪靖、谢霖、沈章甫、岑德彰曾任商学院院长。各院系教授亦多为国内知名人士。

胡适、厉麟似、徐志摩、吴泽霖、吴梅、刘湛恩、卢前、李石岑、梁实秋、韩湘眉、何炳松、黄任之、江问渔、吕思勉、彭文应、周有光、周煦良、钱钟书、田汉、张尔田、张江树、章乃器、唐庆增、童伯章、沈有乾、金井羊、郭云观、薛迪靖、杨荫溥、杨宽、安绍芸、胡朴安、黄炎培、王健、萧公权、叶圣陶等著名学者都曾在光华大学任教。

光华大学管教甚严，纪律严明，学风较佳。特别注重国文、外文和数理等基本科目教学，教员多用英语授课，学生毕业服务社会后颇获好评。学校在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被称为上海六大学之一。学校实行学分制和积点制。

学生们在致力于学习的同时，课外活动和体育竞赛也开展得生气勃勃，在江南八大学的国语、英语演讲比赛中屡居前茅，还曾获江南八大学网球、足球、越野赛的锦标。光华附中则是当时上海三大知名中学之一，教学质量较高，高中教材多采用英文版本，注重体育锻炼，曾获上海市中学体育比赛十项冠军。

光华大学一方面从事教育研究，一方面仍关心国家民族发展。在“九一八事变”时其爱国热情尤其突出。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九一八事变”爆发。值此国家危难之际，光华大学学生参与并数次领导南京请愿，请愿失败后光华大学又成为上海学生运动的大本营，并在校内出版杂志批评时政。

9月21日上午，光华学生得知“九一八事变”消息，当即开会组织“光华大学抗日救国会”，学生储安平任常务部第一部长。之后，“救国会”宣布全校罢课，决定此后每日上午组织军事训练，下午邀请名人演讲，了解时事。当天下午，文学院院长王时造受邀演讲《日本侵略东三省问题》，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其后，何炳松、王亚南、李石岑、吕思勉等名教授都作过演讲。了解到前线艰难，光华学生杨人伟、杨人倜兄弟毅然留下遗书，去前线杀敌，遗书载：“日兵侵我辽吉，杀我同胞，奇耻大辱，莫此为甚。”

为统一行动，上海各高校组成“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决定前往南京请愿。25日，储安平受派前往南京联络南京高校。第二天，上海46名学生来到南京，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态度强硬，请愿失败。“上海各大学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并不甘心，准备组织一次规模更大的请愿活动。“光华大学抗日救国会”接其指示，将报名参加请愿的200名学生编制成团，于28日晚9时从大西路出发，在上海北站与其他高校学生汇合。此次请愿活动，光华大学学生储安平尤为勇敢。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面见蒋介石时，蒋介石怒斥学生，全场一时无人敢说话，只有光华学生储安平敢于反驳蒋介石，表达不满。据档案记载，储安平当时“态度很从容，声音很高亢，博得全场学生的注意”。

除请愿外，光华学生还重视抗日宣传和募捐工作。10月10日，光华学生组成数个宣讲队，在老西门和闸北一带化装演讲。之后，学生又到外地嘉善宣讲。光华学生募捐尤其积极。1932年1月，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联合会为援助东北抗日，共募集资金38151.72元，其中光华学生捐款5116.22元，居上海各高校第二位。同时，校内光华学生主办抗日刊物《抗日旬刊》，刊载学者在光华大学所作演讲和师生所写抗日文章。此外，中日关系资料的编撰工作也在进行。11月，由储安平编辑的《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出版，该书收录胡愈之、陈独秀、罗隆基等20余位学者关于中日问题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

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因地处战区，同年11月光华大学及附中校舍全被日军炮火焚毁（按1946年币值计算，总计损失达30亿元）。校长张寿镛闻讯，伫立于大西路铁轨旁，遥望火焰，潸然泪下，后又破涕而笑曰：“我校为抗战而牺牲，自当随抗战胜利而复兴也。”

学校被迫迁入公共租界，仍坚持租房上课，未曾间断。同时，校长张寿镛和校董事会商议决定将学校一部分内迁入四川设立分校，加聘谢霖、邓汉祥、甘绩镛、缪秋杰、康宝志为校董，并请商学院院长谢霖担任筹备主任。不久，学校租定成都新南门内王家坝街房屋为校址，开始修葺，并由谢霖垫开办费。1938年成立“私立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上海本部不再公开招生。1938年3月1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正式开学；6月，张寿镛亲赴成都参加分部的首届毕业典礼。1939年初，成都新校落成，全体学生由市内王家坝校址迁到西郊草堂寺迤西，此地改名曰光华村；此前购买的显微镜天秤等仪器及沪校拨给的图书也运抵四川。

为避免向日伪登记，严守学校爱国立场，上海本部1941年底对外改为两个学社，一名“诚正文学社”（原文学院），一名“格致理商学社”（原理学院和商学院），两社的毕业生仍颁发光华大学学位证书；附属中学随转入地下，改办壬午补习社（即壬午补习班）。三社均向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备案，租借汉口路证券大楼等临时校舍开课，维系学校命脉。1945年8月26日，在《申报》刊发《私立光华大学暨附中复校启事》，对外正式宣布上海光华大学复校并对外招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光华大学上海本部立即恢复，成都分部部分师生返沪。由于当时教育部有大学规程不准永久设立分校的规定，遵张校长寿镛与谢校董霖当初商定成都分部永久留川的计划，校董会决定将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移请四川省地方人士接办，并将全部校产一律奉赠。根据新校董会议定，新校名称为“私立成华大学”，于1946年2月1日在成都实行交接，与上海光华大学成为一脉相承的兄弟学校。1952年至1953年院系调整中，以成华大学为基础先后并入西南地区16所财经院校或综合大学的财经系科，组建四川财经学院（今西南财经大学）。故西财光华校区所在地暨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旧址得名“光华村”。在西财校内耸立着一株挺拔的“光华铁树”，是1939年由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创办人谢霖副校长带领师生们筹资买来了一棵双株的铁树幼苗在校园内种下；这株铁树树形奇特，为“V”型，师生们以此来象征对抗战胜利的渴望和祝愿。

上海本部在汉口路证券大楼复校后，按期开学。1945年10月，校董会进行改组，由翁文灏任董事长，朱经农任校长，朱公瑾、廖世承任副校长。1946年，由于原大西路校址已被日军夷为平地，经向教育部申请补偿战时损失，政府拨给欧阳路两所毗邻的旧日侨学校作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校址。翌年，大西路旧址校舍由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迁入使用。1950年，光华大学在校学生有760余人。1951年，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光华大学的商学院并入复旦大学，后并入上海财政经济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其政治系、法律系并入复旦大学，后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其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大学，铁路工程专修科并入华东交通工业专科学校；而其主体（国文、英文、教育、数理、化学、生物系等文、理科）与大夏大学等校的相关科系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光华附中则和大夏附中合并为华东师大附中（今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光华大学和附中从1925年到1951年间，先后入校学生有14000余人，毕业4000余人。

曾就读于光华的知名人士有张青莲、邓拓、周熙良、林华、周有光、张芝联、杨宽、张允和、周而复、田间、穆时英、赵家璧、储安平、乔石、姚依林、尉健行、荣毅仁、董寅初、黄辛白、汪道涵、柴泽民、黄鼎臣、董纯才、孙孚凌、徐僖、夏鼐、邵洛羊、杨小佛、谢云晖、何康、杨纪珂、张承宗、吕翼仁、袁则留、姚昆田等。

霞飞路旧校址（1925-1926年），今为淮海中路某地段。

草创时期的光华大学条件十分简陋，第一年由于校舍还在建设，暂租借旧法租界霞飞路534号的房屋作为临时校舍，而宿舍分为附近四处。于1925年9月开学，翌年9月迁入大西路新址。

大西路旧校址（1926-1937年），今为东华大学延安西路校区。

淞沪会战前，光华大学校舍建筑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光华大学毗邻战场，故而迁入愚园路歧山村内暂租房屋上课，大西路校舍不久也成为国军据点；11月8日，国军全线撤离上海，日军占领光华大学校园并于9日报复性纵火。至1937年11月中旬，光华大学大西路（解放后更名延安西路）校址除一校门外，校舍大多被日军炮火焚毁（现仅剩约286平方米的一间平房，被列为长宁区文物保护点）。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1947年购得该旧址后搬迁至此办学，1950年与另外三所院校合并组建上海纺织工学院。1951年6月，国家整合交通大学纺织工程系等纺织院系组建成立华东纺织工学院（今东华大学），选定延安西路与中山西路交叉处的原光华大学校址及附近农田作为新校园基地。位于东华大学延安路校区的光华楼“校友之家”（延安西路1882号），是光华大学现存的遗址，也是东华大学校园里历史最悠久的建筑。

汉口路旧校址（1937-1946年），今为汉口路422号的华企大楼。

八一三事变爆发后不久，因大西路校址处于交战区，光华大学和附中迁入公共租界内的汉口路“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大楼”三楼和八楼继续上课。期间张寿镛校长委托当时正在四川的商学院院长谢霖在大后方筹备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学校随后一部分内迁入四川。在上海的本部不再公开招生，后对外改称学社和补习班；诚正文学社暨文学院，格致理商学社暨理学院和商学院，壬午补习班暨附属中学；由成都分部代为呈奉教育部批准备案，并牵准在该两学社之毕业者，仍作为光华大学毕业生，给予学位。而原在愚园路的沪校部分则在1937年底先迁至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口的国光中学，后又迁至白克路（今凤阳路）660号，中学部则迁至成都路274弄7号。1938年9月，校舍迁至祈齐路原中比雷锭医院旧址，旋因该处环境不佳，复迁至汉口路证券大楼。次年秋又租三楼半部，开为教室。最终，光华租借证券大楼八楼作为临时校舍，并增建九楼，才得以坚持到抗战胜利。

欧阳路旧校址（1946-1951年），今为欧阳路289弄绿洲紫荆花园。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上海本部复校，成都分部所有校产，经校董会议决赠与川省。1946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拨给虹口区欧阳路两所毗邻的旧日侨学校（原日本女子商业学校、女子高等学校）作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校址。光华大学暨附中1946年秋从汉口路迁至欧阳路校址，直至1951年10月与大夏大学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大附中、上海财经学院、上海科学技术大学、上海无线电七厂（90年代末停办，原址已拆除）等单位曾先后使用过该址。

第一版

杨荫溥词 童伯章曲

鲲鱼久蛰北溟中，今已化为鹏

去以六月羊角风，重霄一奋冲

我有前圣羲与农，肇造文明启晦蒙

我有后圣周与孔，旁流教泽施无穷

观国之光远有耀，重任在吾躬

中华民气原俊伟，奋起自为雄

平原宽广带长川，有基筮在田

风雨不动安若山，广厦列万千

科分教育冀薪传，更参文明究人天

复以商业扩其用，产才分道扬先鞭

父兄师保瘁心力，乃至美且全

光我中华万亿年，毋让他人前

第二版

朱经农词曲

听我们三呼：光华，光华，光华

教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光华，光华

要同心同德、爱国爱群的光华，光华

努力为学的光华，光华，光华

要读书运动、爱国运动并进的光华，光华

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华，光华

我们爱护光华

听我们三呼：光华，光华，光华

教人好学不倦，深思精进的光华，光华

要虚怀若谷，允恭允让的光华，光华

培养人格的光华，光华，光华

捐除私见、大公无我、合力同造光华，光华

要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光华，光华

我们爱护光华

张寿镛与光华大学

在五卅反帝爱国怒潮中建校

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传诵着古代的一首《卿云歌》，其中有两句歌词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上海有两所中国人自办的著名的私立大学，一所是马相伯先生办的复旦大学，另一所就是张寿镛先生办的光华大学，两所校名都取自这首《卿云歌》。复旦、光华，象征着复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割宰和奴役的革命精神。

1925年5月15日，日本纱厂职工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伤多人，工人罢工反抗。30日，在上海南京路上，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声援这一反抗运动，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公共租界的英帝国主义就开枪屠杀我爱国同胞，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五卅惨案”。“五卅惨案”掀起了全国规模的爱国反帝怒潮，从上海扩大到北京、天津、南京、汉口、长沙、青岛、重庆、海丰、陆丰等大小近500个城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卅运动”揭开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序幕。光华大学就是这场爱国运动的直接产物。

英国巡捕在五卅血洗南京路那天的黄昏，有个原圣约翰肄业并曾目击惨案真相的交通大学的学生聂光樨奔至圣约翰大学（是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报告这一事件，全校的空气顿时震荡。当晚学生们就集会商议，决定第二天早晨不按惯例去学校教堂做早祷，而是去思颜堂开会，并约好也是圣公会办的几所中学的同学前来参加。6月2日再次开会，决定于6月3日在大学图书馆前升起中国国旗。30多年来，圣约翰大学的旗杆上一直飘扬着美国国旗，而这次却升起中国国旗，显示了久被压抑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苏醒。

谁料未隔多久，同学们发现国旗被校长卜舫济夺去，经推代表交涉无效，于是向童子军团借了一面，仍悬半旗，为五卅惨遭屠杀的烈士志哀。一时掌声雷动。卜舫济闻声出现，勃然大怒，蛮不讲理，将旗掷地，践踏于脚下。当场宣布：学校从当天起放暑假，全体学生必须立即离校！同学们压不住心头的怒火，附中同学杨子英睹此情况，放声大哭，愤慨地说：国旗横遭凌辱，是可忍孰不可忍！附和者552人，宣誓集体离校，许多爱国教职员工也纷纷响应，这就是历史性的“六三”离校事件。后来光华大学把6月3号定为校庆日。

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

从圣约翰大学离校的师生员工决心诉诸社会，另建学校。获得许多学生家长的支持，特别是一些爱国的社会贤达的赞助，其中出力最多的是张寿镛和王丰镐（字省三，1858-1933年）两位先生。

“五卅惨案”爆发，张寿镛适出任北洋政府任命的淞沪道尹。他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屠杀中国人民，激起无比的仇恨，表示一定要报仇雪耻，主张教育救国，筹百年之大计兮，信根本在树人。“六三”离校事件后，他一方面以淞沪道尹的身份与英国帝国主义租界当局进行交涉，处理善后，同时应圣约翰大学大批离校的师生员工要求，立即着手筹办光华大学。得到王省三先生的热心支持。王省三先生是一位清末民初的洋务人才。光绪六年（1880年）补博士弟子员。光绪二十一年到宣统初年（1895-1909年），他曾几度随从出使西欧各国，并当过驻日使馆的参赞和横滨总领事，办过铁路、煤矿，主管过洋务局、农工商矿局、电话局等，后来又担任浙江交涉使。1918-1925年，先后出任外交部浙江交涉员和淞沪督办。晚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旧中国涉外人员，畏帝国主义如虎，以荏弱屈服、丧权辱国闻名。可是这位官职并不太高的王省三，却不畏强暴。在他浙江交涉使任内，曾经驱逐擅自在杭州城内开设洋行的日商，还收回被强占的宝石山和乍浦等地。王先生和张寿镛都有子弟在圣约翰大学、中学读书，“五卅惨案”发生后也都离校了。王省三走访张寿镛，曾经有这样一段话：国旗辱矣，学生逐矣，悲愤凄惨之情状，虽在道路尤为伤心，况两家子弟皆躬遭其厄者乎。

王省三在沪西法华乡（旧大西路底）置有地产六十亩，表示愿意捐献，建筑校舍，创办大学，以容纳从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他表示：这些地产，本来是打算遗给家属的，如今我已经和家人商量，与其日后让我的一家子弟受益，不如捐出兴学，让大众子弟受益；他还对张寿镛这样说：收回教育权，固吾志也。张寿镛、王省三办学的倡议，得到另一位学生家长、曾任江苏省交涉使的许秋帆的赞助。其时，王省三、许秋帆都已年迈，公推张寿镛为创建的光华大学校长。第一批师生员工550多人就是从圣约翰大学愤而离开到光华的，从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就有这样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了。

创建光华大学，不辞奔走呼号

1930年，即光华建校后5周年，张校长曾写过一篇《光华五周年纪念书序》，其中有一段谈到当时创校的艰辛：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这一点，颇似张伯苓先生之创办南开大学。南开大学可以说也是托钵题缘来的，有人因此背后说张伯苓先生为化缘的老和尚。

为了急于安置圣约翰离校的师生员工，开始时在霞飞路（今淮海路）、杜美路（今东湖路）租赁了校舍，并在枫林桥盖了十多间茅舍作为中学的讲堂。《序》中描写当时的情景说：筚路蓝缕，疲于奔走，凛凛焉惧风之飘摇！中学的学生以茅屋为讲堂，寒天暑地，眩涌其中，师若弟宴如也。张校长写这篇《序》时，已度过困难时期，不仅建立起了大学和中学校舍，还盖起图书馆和体育馆等。他聘请著名的教育行政专家朱经农为大学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主任（廖的前任是陆士寅），继而延聘到许多国内著名学者教授。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的师资，以光华为首。

张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中心思想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他认为要使国家尽善尽美，必须植基于大本大原，而这个大本大原就是教育，也就是他说的百年树人。

光华大学有座六三堂。是为了纪念圣约翰大学反帝爱国师生“六三”离校而建立的，用意是启发国人深沉纯挚之爱国观念，以无负圣约翰离校师生之义勇。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资产阶级的有志人士，他们的爱国感情常常表现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前者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民族经济的压迫和掠夺，后者则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和精神奴役。张寿镛先生在创办光华大学时曾说：这所大学缔造之艰，非身历其境者不知也；后来六三堂建成，又说：及其堂构即成，居息得所，明窗净几，左图右书，萃佳子弟与良师益友济济一堂，油然喜乐，有不复记忆昔之所遭者矣。张校长认为，物质之建设难而实易，而精神之贯彻易而实难。

张寿镛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把光华大学办好以来实现百年树人的理想。为了进一步说明张校长的办学思想和他对光华的感情，有必要了解他的家庭背景、官场生涯和政治态度。

张校长的家世和早年经历

张寿镛（1875-1945年），字伯颂，号泳霓，别号约园，鄞县人。他既是教育家，也是藏书家、财政经济家，为明末抗清就义的民族英雄张苍水的后裔。父亲张嘉禄（1850-1900年），1877年中进士；1889年后，先后任山东道、云南道监察御史，转兵科掌印给事中；甲午战败之后，曾慷慨上书，参奏李鸿章。张寿镛在江苏八年，历任许多差使，包括仕学馆提调、警察局提调、淞沪厘局提调等（提调是机关内部处理事务的高级职员），还当过布政司衙门专管财赋和人事的藩署总文案兼新政文案、海运会办和度支公所箢榷科长。他的官职虽不大，但办事能力很强，任藩署总文案期间，每晨5点钟起床，至12点始入寝。办公室分排了七张桌子，每张桌子上放着各类文件，而每个文件都要他这个总文案阅读盖章，否则藩司不阅。他说：我的经验，根源于此，特别是后三个事务，直接与财政有关，为他以后在财政界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前夕的故事

辛亥革命的前奏，是发生在1911年，粤、湘、鄂、川人民反对所谓铁路国有（清政府把筑路权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的铁路风潮。风潮初起时，当年与袁世凯齐名的岑春煊奏调张寿镛入川处理，他道经武昌，那是在武昌起义前五天。当时在湖北的湖广总督是残酷镇压苏浙农民起义发家的瑞澉，张寿镛向瑞澉进言：革命党在湖北颇多，而且都是青年，你要一一拿办，突然结毒于青年，是不可取的。瑞澉听了笑着说：你中了张四先生的毒了！张寿镛听了又直言进谏说，我不是为革命党人说情，而是为政府爱护青年着想。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据他的《会议》中所说，他当时向瑞澉说这番话是大胆的，希望瑞澉会良心发现。然而这个爱新觉罗氏的末代皇裔，嗜杀成性，对人民哪里会有什么良心。瑞澉照告密的名册，按名捕之，捕获了32人，严刑拷打，把其中3人处死，并命令追缉逃亡。于是湖北新军骚动了，3人被处死刑后第二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当时，革命青年中有位带头人叫萧湘，张寿镛向瑞澉大胆进言时，萧湘已被监视，也许碍于张謇和张寿镛的情面，他没有被逮捕，而是被驱逐出境。革命成功以后，张寿镛见到了萧湘，他说：我说过革命党人是杀不尽的，那被杀的几个，真正冤枉。但是，瑞澉杀了人，辛亥革命就成功了。

为北洋政府理财

从1911年到1931年，张寿镛先后当了十多年的财政官员，为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理财，遍尝官场生涯甘苦辛酸，终于长揖辞官，以办学、编书为乐。

在北洋政府时期，他的第一个差使是办上海税务。这在当时被称为天下第一厘差，但他在上海为时仅三个月就卸任了。接着，从1912年到1915年，他应浙江都督朱介人之请，当了浙江省财政司长（后改称厅长）。由于他是浙江人，而且与朱介人相处较好，得以发挥他的才能，当时，浙江省的年税收入连国税在内只有1600万元，辛亥革命时发了200万元军用，尚且有百万元外债，财政十分困难。在他任中，把每年税收平均提高两千二三百万元。除上缴国税、收回军用票、清偿外债外，及至他离任那年，还库余80万元，老百姓的负担反而减轻了。他采取几个措施：第一是治乱。包括制定税则章程，他不顾属吏谩骂，严禁贪污和苛捐杂税。第二是兴业。照他的说法是调查土宜，振兴物产，也就是利用浙江当地资源来发展生产，从发展生产中来增加国家税收。从那几年中，因收入上缴偿债，用在地方建设上的就不多了。可是他还是办了些好事，如修建马路，开辟西湖市场等。

从1915年到1918年，他担任湖北省财政厅长。那时已进入军阀混战年代。湖北的财政比浙江更难治理，他以在浙江时的办法，而且管得更严更细。曾做调查土宜、振兴物产方案计两三万字，当时，湖北督军是军阀王占元，为扩充地盘和势力，掠夺民财，增发官银局钞票。张校长不肯附和，就离开湖北。

1920年，张寿镛由北洋政府派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当时，江苏督军是李纯，因张校长不是他的亲信，被挡驾了，后调派为山东省财政厅长。但山东当权者强调鲁人治鲁，实际上也是变相挡驾，他接任不到十天，就主动辞职离去。

此后，北洋政府数度调他去北京任财政部秘书、总务厅长、库藏司长以及执政府秘书、上海南北和议秘书等，一度还在北京筹办劝业银行。然而张校长均不感兴趣，自称：此数年中，最无足述，流露了他对仕途的厌倦。

张寿镛追忆诗作

后来，张校长所写的追忆诗作，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

我亦与君少年游，久耻文章互标榜。

相期愿作太平民，坐看兰阶秀色上。

那识兰芳犹昔时，荆榛遍起遂生悲。

但听哀猿连臂叫，问天天醉天无辞。

沧海横流震荡甚，区区何足击皇慈。

又：

锱铢积累十三载，雾散烟消一刹那。

地窄雉飞虽带箭，奋刷翎毛忘坎坷。

信知君子法天运，洗净甲兵造山河。

长歌激越听者喜，曰吾流辈感蹉跎。

数度被军阀挡驾，做了些最无足述的差使，搞了十多年的财政，却历尽坎坷，像只箭伤的鸟，然而他的心情却因此更激越了。他看到的是沧海横流，听到的是哀猿啼叫，但他不甘心蹉跎岁月，仍保持他昔时的兰芳，说明他是有所抱负的。后来他决心不做官，专心办光华大学，为再造山河创百年树人的大业。

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之前，张校长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末期，又担任浙江省财政厅长。当时浙江督军是北洋军阀卢永祥，属皖系。十多年前，他在浙江财政司长任内，清偿积债，且有盈余；第二次重任此职，积欠又达数百万元，人民负担大大加重了。不久，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战败下台，他也随之去职。

关于上海总工会的一段史实

1925年5-9月，张校长当了一百天的淞沪道尹。他在任职期间处理“五卅惨案”之际，有件事值得一提。

“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三天（6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成立。它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结成了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罢工、罢课、罢市。惨案发生后，北洋政府派大员查办，当时统治苏、浙、皖的北洋皖系军阀卢永祥派军队弹压。但业已任命的淞沪交涉使尚未到任，因而与英帝国主义交涉事宜，就落在到任甫三日的淞沪道尹张校长身上，惨案发生那天，有大批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经过他和上海其他名流唇敝舌焦的交涉，保释了被捕学生。对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卢永祥知道这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密令军队司令邢士廉使用武力解散总工会。张校长身为上海地方长官，坚决反对。邢士廉军队在上海，理应受地方长官节制，但是他坚持要按卢永祥的命令解散上海总工会。张校长对他说：工会要改进是可以的，解散则不可以。如果你要这么办，我决不签署。这或许是当时上海总工会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因素。

为国民党理财到长揖而去

从张校长的家世、经历来说，他与清政府是有些渊源的；但与国民党却无任何渊源。可是为什么他又能历任江苏省财政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要职呢。

张校长担任这些官职时间是在1927年到1931年。他在《六十年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迨国民革命军到达沪、宁，承蒋介石先生致电虞洽卿约我以谈，始与蒋先生相见。时蒋先生欲以江、浙两处财政相属，我再三辞让，结果以江苏省府委员兼财厅任事。

这段话说明张校长与蒋介石初次见面，是在北伐军初抵沪、宁，蒋介石叛变之前；其二，蒋介石是托虞洽卿代邀的，蒋介石为什么会通过虞洽卿邀请张校长相见呢？这除了他们三人都是宁波人外，最主要的是因为张校长在江、浙两省和上海财政界、金融界卓有声望。

国民革命军初到上海时（1927年2月22日），军费开支十分庞大，而财源涸竭。北伐出师时，曾发行公债1000万元，但认购者寥寥无几。国民革命军第二任财政部长孙科接任时，携带《新债计划》赴上海筹款，遭到当地以江浙财团为主的金融界一致谢绝。孙科吃了闭门羹，无可奈何。两天以后，财政部修订组织法，增设次长一人，由孙科慕名坚邀无渊源的张校长出任其职。

孙科也罢，宋子文也罢，他们坚邀张校长就任财政次长的目的，无非是利用他与江、浙财团，上海金融界巨子如李馥荪、钱新之、陈光甫、胡笔江等等的关系。

无须讳言，张校长当年确实在财政上给孙科、宋子文以至蒋介石解决过燃眉之急。他也曾寄希望于国民党（他本人并非国民党）把军阀打倒之后，致中国于富强；但现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却使他很快对蒋介石失望了。他希望国泰民安，而蒋介石带来的是越来越乱的乱世。这种心情的转变可见诸他的一些诗句：

龙潭初九龙为潜，野心来狼子。

末谓朝无人，知仁用可倚。

同心利断金，灿燃见易理。

（自注：龙潭之役，幸有何、李、白。何以仁，白以知，李以勇，此公论也。）

诗中龙潭之役，是指北伐战争中军阀孙传芳对南京的反扑（1927年8月下旬，战役发生于南京、镇江之间的龙潭）。张校长身为江苏省财政厅长，留在南京，为国民党军队筹备军饷。那次反扑以孙传芳的失败告终，但南京一度相当危急。他称孙传芳为狼子，赞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为仁、勇、知。他对打倒孙传芳之流的旧军阀是高兴的，庆幸朝中有人。但后来事实证明，赶走了旧军阀却迎来了新军阀，这也许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退休

在昔汉廷疏，长揖储君去。

此去非鸣高，欲遂读书趣。

聊反重由言，业岂籍官举。

社稷与人民，典坟乃师傅。

深愧漆雕开，未信登仕路。

茫茫三十年，不堪回首顾。

己巳离润州，辛未辞政务。

一身便觉轻，朝朝对缃素。

1929年和1931年，他在宋子文财政部任上，先后辞去江苏省财政厅长和财政部次长职务。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出一番事业，并不是非做官不可，特别是当了30年财政官员，在他自己看来是“不堪回首”的。张校长在辞职后所写的一诗云：“乌鹄不烦洗染劳，天然美质雪云涛，飞飞云月今宜息，岂畏风霜惜羽毛。”实是这种性情的写照。

“退休”故事

1929-1930年间，他的两个儿子同时被绑票。他央求宋子文去向蒋介石说情，因为他知道蒋介石与上海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的关系。宋子文去见蒋介石，不料蒋介石竟把脸一沉说：“赎票与绑票同罪！”这一下把张校长气坏了，只得忍气吞声，东借西贷，拼凑一笔巨款把两个儿子赎了出来。从此，他更加无意仕途，不愿再为五斗米而摧眉折腰了。

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

许多事实证明，自从光华大学创建以来，张校长呕心沥血，全力办好这所学校，他常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年，在校学生张令杭家境清寒，由张校长资助就读，并嘱其课余校对《四明丛书》，及至大学毕业。此五十年前事，如今这位同学已年逾古稀，“春风化雨”，他追思往事，深感母校校长对他的栽培，犹时时记在心间。张校长曾为光华成立纪念赋诗：

金榜与洞房，人生惟两喜。

宾朋聚一堂，恍如少年事。

（自注：余于光华成立以为生平第三快事。）

自我涉官途，不复存此意。

翰林未可求，学台今忽值。

（自注：从前称学台为学政。）

所期光国华，名驹千里驶。

誓将与终身，中途岂弃置。

他把光华成立称为“生平第三快事”。“第一快事”他虽未中进士，但也得了举人。“第二快事”是婚姻，他夫人蔡瑛，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为他分担忧乐。1945年3月（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正好是“花烛重逢五十年”。他在祝诗中说：“佛祖糟糠同气味，书声呗韵总神仙”，伉俪情笃是一快事。后来，光华的同学说：“张校长生平三大快事，做官不在其列。”

光华大学校训是王阳明的“知行合一”，1930年改为“格致诚正”。张校长在王阳明学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贵在实行，不尚空谈”，要“说得出，做得到”。从光华当时开设的专业来看，除政治、社会、教育、文学和历史等系科外，很大一部分是有关发展实业的，包括土木工程、经济、会计、银行、工商管理等。他反对在培养人才上“闭门造车”，以致“车不合辙”。他主张光华毕业的同学应当力求使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合辙”，这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

1939年，张校长在《己卯光华年刊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史以来，艰难困苦，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向之所谋海防、江防、陆防者，今日渐渐移而至于腹地；向之所谓财源与夫货币等等，今或左右于他人之手；向之所谓工商者，今无一不与邻国相联系，甚且得操纵之……我以生货往，彼以成品来，盘剥之余，几何无不取膏血而尽之也！”这些话说得很沉痛，表明“国难愈甚，志气愈坚”（引自张校长：《赠宁波效实中学己卯毕业同学序》）。他认为“人生于世，惟志是视，志之所在，虽千回百折而必有以达其志”（引自张校长：《光华五周年书序》）。他认为强寇压境，只是一时的“艰难”，是“狼突豕奔”，还比较容易“应变”；而如果不注意人才培养，或者培养出来的人不“合辙”，那么他日的艰难将更甚，以致会被人“鲸吞蚕食，其患无穷”。这说明他把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学说，同当时中国的“救穷”、“救亡”联系起来。

这种思想，在他给儿子的一封信中也得到反映。1937年他的一个儿子将从经济系毕业，在选择职业问题上征求他父亲的意见。张校长在回信中说：“我是曾经沧海之人，甚不愿子弟入仕途，但汝既是学政治经济，当然在此路上走。不过要专精一些。专精谈何容易，全在学识与经验，书本上所得与经历上所得，两者必须贯串。至于经济更是立国之本。我不愿谈政治，而恰愿谈经济。中国大病是在贫字。货弃于地，而书生以不治生产鸣高，如何不穷？！汝要做官，必须以做官救一般之穷为志趣……”

大学的学生，也像当时所有大学一样，有左、中、右各派。当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很有影响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光华大学有个小组，组长是苏灵扬。据同学回忆，1933年冬，蒋介石的白色恐怖越来越残酷，上海各大学的进步学生八十多人，并有一位教授，于12月21日同时被捕，其中有光华大学学生十四人，包括诗人田间、作家周而复等。这些学生被捕后，张校长出于对青年学生的爱护，向当时上海特别市市长吴铁城力保。张校长主持正义，对校中进步教师也力加保护。1930年，光华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批评国民党专制。当时教育部竟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当时蒋介石故作姿态，提出“赦免政治犯”以愚弄人民。张校长即就题发挥：“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但蒋介石并不“给面子”，据1931年1月18日胡适致陈布雷信（稿）中提到罗隆基时说：“此事即无可挽回。对此，也可见张校长能上书据理力争，确实是有一番勇气的。”

光华大学在张校长专心擘划下发展得很快。校基扩大了，又陆续兴建了科学馆、体育馆、健身房、疗养院、实习工场，以及丰寿堂（取王丰镐与张寿镛名字而成）为大礼堂等。不幸在抗战爆发后，全部建筑物毁于敌火。张校长在一首诗中沉痛地记述此事。

育材国之本，三乐原不离。

经营十四载，不恤身为羁。

一旦风云翳，遂令日月亏。

（自注：光华大学经营十四年，去岁校舍悉毁。）

他把这场浩劫比作“日月亏”。但他并不气馁，一方面把大学、中学转入租界，赁屋上课；另一方面，亲自入川（1938年），在成都设立分校。四川知名人士张仲铭慷慨捐赠基地六十余亩，在成都草堂寺附近兴建金碧辉煌的新校舍。抗战时期，光华大学成都分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抗战胜利后，改名“成华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又并入四川财经学院。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为了避免日伪玷污光华名义，张校长毅然解散光华大学和附中，化整为零，以“诚正学社”名义收纳文学院师生；以“格致学社”名义收纳理、商两学院师生；另以“壬午补习社”名义收纳光华附中的师生，使弦歌不绝。此外，他在自己家里开办“养正学社”，亲编讲义，讲授史学大纲、诸子大纲等课，所谓“雨淋日炙全不管，风霜历练见明驼”。他履行了与光华同始终的誓愿。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张校长的晚年（1931-1945年），除了办学之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即“书”字：读书，著书，编刻《四明丛书》，替国家购书，整理个人藏书。办学，实际上也就是让青年有地方安心读书。

他退出官场，就一面读书，一面编订乡邦文献。他有诗纪曰：

藏书如不读，滋味哪知长。

琳琅廿万卷，椠刻不寻常。

取之自怡悦，聊作鞭贫粮。

编目犹非易，尽读岂渠央。

另一首曰：

昔佐度支使，世风挹炎凉。

吴月先看罢，乡献逮津梁。

（自注，先辞江苏财政厅长，再辞财政次长，编《四明丛书》得七集。）

张寿镛著作

张校长编纂《四明丛书》，是他对于浙江文献事业的最大贡献。这部丛书搜集之广，卷帙之繁，是全国乡邦文献中所罕见的。丛书中的每一种都有张校长所撰的序或跋。很多珍本，都是从北京图书馆、天一阁、文澜阁、刘氏嘉业堂等公私藏书中辗转采访抄得的。历代文人不乏重视乡贤遗著或乡邦文献，但像张校长那样编刻《四明丛书》，无论誊写、雕版、印刷，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资助，全靠个人的心力，这的确是一件艰辛的事情。他在这部巨著的序中说：“寿镛飘零海上，时值用兵，双鬓已皤，一卷不释。读元次山诗，曰：‘斯世虽乱，吾心不乱’。积一二月之心力，汇五百载之文献，枪林弹雨之中，汗竹秋灯之下，勉写成篇，以报乡先哲于万一，亦他州作客，垂老信书之意乎？！”《四明丛书》与其他乡邦文献比较，是有其独到之处的。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73年，日本宫崎大学教授山内正博，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其中有一段说：“张寿镛是一位（中国）南方文化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编纂了《四明丛书》，对丛书中的各书分别写了序言，并作了注释。通过这些序言和注释的内容，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应麟、王守仁、黄宗羲一脉相承。张寿镛的思想虽然有时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当地流传甚广，在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是有力的武器。”

山内教授指出张校长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派的思想，他发现并肯定张校长在编纂《四明丛书》和撰写序、跋时所透露的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和仇恨。《四明丛书》一至七集陆续刊印于1933-1940年间。这7年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从步步进逼到大举入侵的年代，张校长不仅在选择乡邦文献中重节义之士，而且所写序跋随着抗战的深入，愈益激昂慷慨，成为山内正博所说的“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拒绝日伪威胁利诱

张校长的爱国思想不仅跃然纸上，而且付诸实践。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上海各界成立抗敌后援会，他应邀任委员，同时参加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与地方人士一起积极支援抗战将士。1938年6月，他不辞辛劳，从上海到香港、飞重庆、至成都，亲自与川中教师多方擘划光华分校的创建。1941年8月1日，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他闭门谢客，坚决拒绝日伪的威胁利诱。

张校长在抗战时期还有一个重要贡献。他与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教授郑振铎和藏书家徐森玉先生等，在上海抢救沦陷区流失的古籍。从1940年初到1941年底，两年之中共收购珍贵古籍一万五千部左右。这是祖国的文化瑰宝，经他们抢救，大量古籍得免被日本侵略者掠夺或炮火所毁，或流失海外。台湾省中央图书馆收藏的善本书，约有三分之一是他们当年抢救出来的。待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之后，这笔民族遗产将更放其光辉！

私人藏书

张校长私人藏书达一二十万卷，积聚时间主要是从1920年到1939年近20年中。1937年冬，他以所藏书籍的刊刻年代为序，编了一本善本书目，其中除几部元刊本之外，绝大部分是明刊本，达735部。明刊本中，万历、嘉靖两朝的刊本近500部。此外还有一些抄校本，计254种，其中较珍贵的是阮元手校的宋本《太平御览》1000卷。

1952年，张校长的藏书4万余册，以张师母蔡瑛的名义，全部捐献国家，受到人民政府文化部的褒扬。有一部分书籍存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有一部分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四明丛书》全部雕版则捐赠杭州浙江图书馆。

张校长有六子十女，孙辈众多，而当他垂暮之年，身边子女却很少。他以著书、讲学、课读孙辈自娱。他除编纂《四明丛书》外，其他著述尚有：《约园杂著》一编、续编、三编，《史诗初稿》上、下两册，《约园演讲集》、《史学大纲》、《诸子大纲》各一册，以及经他校定的《乡谚证古》等。他尤喜吟咏，淳朴自然，发自性情。1938年入川，归来辑成《游蜀草》一卷，记其所游，歌颂祖国壮丽山河。

张校长60岁时，他的后人为他刊行《约园杂著》八卷，在《前言》中特别提到他教育子女的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立身处世，不可把自己看得太重，太重则一切不肯牺牲，也不可把自己看得太轻，太轻则认为一切非我所能做到。”他生平服膺两句话：一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句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纵观他的一生，可以说他是把这两句话作为自己实践的出发点的。因而在抗战时期，环境虽然险恶，他却能处之泰然，对抗战必胜，始终抱乐观态度，对国家的未来，一贯充满信心。

病榻赋诗

1945年7月8日是他七旬寿诞，光华师生、校友趋前祝贺，他在病榻上以两句话来勉励大家——复兴中华，复兴光华。

那天，他还赋《七律》二首，其一曰：

河汉江淮半涉身，文章典籍过吾春。

颠狂世界天生我，艰险工夫事在人。

今后士林肩任重，宜探根本见闻真。

老翁七十无他望，坐看专家奕奕神。

这是年届古稀的张校长一生的自我总结，也显示了他对未来的展望。

在另一首《七律》中，有这样两句话：

长于归来知国况，百般策刘在氓宽。

他在病危的时候仍旧念念不忘祖国的复兴，并向从重庆归来的长子详询抗战胜利后的振兴计划，他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使老百姓过宽裕的日子——“藏富于民”。

1945年7月15日，祝寿之后仅仅7天，张校长即与世长辞，惜未能亲眼看到抗战胜利。但是他尽瘁教育事业的精神，还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师生深深地怀念着的。

张芝联先生与“光华”

□李天纲

张芝联先生是治世界史的大家，浙江鄞县人，1918年生于汉口。1925年，随在外地任官的父亲迁居回上海。张先生是典型的书香门第，祖父张嘉禄，前清进士。父亲张寿镛，虽只是秀才，但在上海卷入洋务后，从江南制造局文员做起，最后担任北洋政府的沪海道尹（上海市长），南京政府的财政次长（副部长）。张先生最称道父亲的不是做官，而是1925年在上海创办光华大学，自任校长。他曾不无幽默地说：小时候读的都是自家的学校，没有上过幼稚园、小学和初中，在家塾发蒙，读四书五经。后来在上海读洋书，毕业于光华附中，也是自家的学校。张先生先后肄业于沪江、燕京、武汉和光华等大学。光华大学毕业后，北上燕京大学深造，在燕京研究院、中法汉学研究所研读。后又回上海，任光华附中校长，光华大学教授。1946年，光华派他去美、英、法等国游学一年有许。1951年，张先生再次北上，任教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并入北大，他成为北大历史系教授。2008年，张先生以90高龄，在燕园一角的朗润园去世。一生的履历，“光华”“燕京”和“北大”，三所著名大学即可概括，张先生可谓“书生本色”。

上世纪50年代并入“北大”“复旦”的教授，常常自称“外来户”，大都怀念合并前的母校，院系调整后，燕京并给了北大，光华并给了华东师大，失去了名分，很是冤枉。张先生去世前半年，在《我的学术道路》一书的自序里说：“我的两个母校，从此实存名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失落的心情，仍然感受得到。对读书、教书的人来说，失去母校和没了家园有相似的痛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七八十岁的老大学生，拄杖回到被人“鸠占鹊巢”的校园，都会议论如何恢复“圣约翰”“震旦”“沪江”“光华”等老牌子的事情。多年前，上海和海外的一群“圣约翰人”（Johannes），曾经筹集巨资，试图恢复他们在梵皇渡路的美丽校园，无果而终。张先生当然知道这件事，他说：我们“光华”也有不少有钱的校友，中央领导里还有几位能说话的人，有点希望。

2004年春节，张先生来上海，正是为了“光华”。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也是仅有的一次单独约见。张先生夫妇借住香港朋友的公寓，在锦江乐园边上的“上海花园”。年初二，沪上风俗的拜年日子，一通电话，知道距离不远，张先生兴奋地让我马上过去，急着要谈话。有一件事情，先前在电话、电邮中已经说起，张先生想让我帮忙，把他的《中法文化交流：历史的回顾》长篇论文，增写成一部简史，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然而，张先生更迫切地说起另一件事情，他认真地问我：你是复旦的，和“光华”沾亲带故吗？是的话，请帮我一起“恢复光华”。张先生兴奋地说，当年兼并了“光华”的“华东师大”，现在想要立一块“光华学院”的牌子，让他做名誉院长。他真的想在上海、香港和北京之间帮他们奔走，筹款、建楼、办学，什么都愿意干，需要人帮忙。那时的张先生，矍铄、精干，仍然是“nothing is impossible”的气概，一点不似年已八五，已近米寿的样子。

在校园里，张芝联先生和我们这一辈人，相差四十几岁，隔了两代。两相比较，他们经受的磨难比我们更多，却比我们更达观。有时候，“知其不可”的事情，他们会努力，而我们就以成败功利来权衡，退避三舍了。曾经动荡的中国，“七八年来一次”的社会运动，可以在几十年间变幻出四五个不同的时代来。像张先生这样，能够在沧桑巨变中保持积极心态，肯定是心底里有着一块美丽的怀抱，一段美好的记忆。很容易揣测，这就是他的家族、朋友和他自己青年时代的那个“光华”。

上世纪60年代，张先生等人就依托北大的世界史，积极介绍德国“兰克学派”、法国“年鉴学派”、美国“边疆史学”，当时有违“唯物史观”。到70年代末，张芝联教授是全国历史学科“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推动者。张先生正当盛年，通晓英、法语言，熟悉西方同行在各门学科内的新发展，出访美国，翻译他当；沟通中西，演讲他上。他曾经闯进“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的办公室，逼他收下第一批中国学生。他还带回“法国大革命”研究家索布尔，在各重点大学作巡回讲座。当年域外学者来访不多，索布尔、谢和耐、巴斯蒂等专家来访北大，张先生都把他们引介到全国，让同行师生分享。记得索布尔来复旦演讲时，在老教学楼阶梯教室，我们第一次见到张先生，西装革履，发式整齐，外语流利。年轻无知，只觉得那是“洋派”，其实装束里包裹的岂止是“体面”，那里更有“尊严”“责任”和“达观”。

以八旬老人的状态，张先生身心之健康，数一数二。他没有蜷在朗润园里，为家务事所累。更没有晚年皈依宿命论，不加论证地断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张芝联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演讲中说：“声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是可笑的，而预言中国文化将成为对世界的威胁则更荒谬。”这样的话语，同样是老人之言，却一点都不糊涂。张先生明大势，负责任，属于那种学问很好，事功更好的学者。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学术挫折，给张先生造成负面影响，没有做出大部头的扛鼎之作，因此有时被说成是“海派”，这是他一直心有未妥的。但是，看张先生在临终前整理出版的《法国史论集》《我的学术道路》《二十年来演讲录》《中国面向世界》等著作，我们看到了一个不断尝试，越挫越勇的历史学家。张先生虽没有完成宏篇巨构，但他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古今兼治，中西兼通，没有遁入晚年自蔽蔽人，自误误人的窠臼。张芝联先生在逝世前，有好几次机会总结自己的一生，他在演讲中说：“在一定程度上，我成了儒家、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混合体’。”这样的话，是真实，并且真诚的。

记得多年前在《万象》杂志上，看到过张先生的一篇文章：《光华大学，你在哪里》，当时就觉得款款情深，非常感人。生于世家，当过校长，出国拜访名师，归来后主持北大历史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的学者，张先生的经历，肯定可以作为后人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更多。张先生逝世后，陈乐民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忆张芝联先生》一文说：“张先生在最后的岁月中，除整理、修订自己的文集外，还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是为尊翁张寿镛先生整理、出版文稿，再一件是设法恢复光华大学。前一件已见成绩，后一件由于牵涉面太广、问题繁难，现只在上海华东师大内设立一个‘光华学院’，总算部分地了却了他一件心愿。”是的，张先生晚年的心目中，“光华”的分量是很重的。“恢复光华”，是张先生内心的大愿望。他想“恢复”的，恐怕不止是张氏父子的心血，当年学子的盼望，更是一位长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对着那逝去了的，曾经无边挥洒的年轻活力的追寻。“旦复旦兮，日月光华”，《尚书大传·虞夏传》是“光华”和“复旦”两所大学校名的共同出处。或许知道哪里有那一片“光华”，张先生匆匆地去了。

胡适与光华大学的二三事

据朱有谳、沈昭文、赵家璧的《五卅爱国运动的产物光华大学》知，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的办学方针，对于延请教授主张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当时罗致人才极一时之选。聘请张歆海为副校长，朱经农为教务长，廖世承为附中校长，极力效法北大蔡元培吸收各方面的人才，如哲学有张东荪、李石岑、胡适；文史有胡朴安、钱基博、吕思勉、徐志摩、梁实秋……政治经济有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等”。难怪当时社会舆论认为“上海各大学之师资，以光华为首”，光华学生亦称“光华不如人者惟校舍耳”。关于胡适任教光华一事，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1927年8月，“先生应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耿云志《胡适年谱》记1927年8月“是月受聘于私立光华大学，任教授”，季维龙《胡适生平年表》记1928年2月胡适“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做哲学讲座”。光华大学当时的教务长是胡适的好朋友朱经农，估计是他邀请胡适来任教，何况徐志摩、罗隆基也来任教。据说《光华年刊（1928年）》烫金封面字就是胡适题的。

纪念五四运动胡适在光华大学发表演讲

胡适日记1928年5月4日记“上午九点在光华大学演说，十一点到中国公学演说，中间用汽车走了七八十里路”。5日《民国日报》第3张1版《昨天各界举行“五四”纪念》报道说“昨天上午九时，光华大学举行“五四”运动纪念会，先由夏赓英报告开会宗旨，后由胡适之先生演讲”。演讲词《五四运动纪念》由文浒记录，发表于5月10日—11日的《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演讲包括五四运动之背景、发生、影响三部分，胡适感慨“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地与恶化挣扎；直到近来，因为有些地方，过分一点，当局不满，因而丧掉生命的，屡见不鲜。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而尤以25岁以下的青年学生，牺牲最大”，“意谓年轻学生，身体尚未发育完全，学问尚无根底，意志尚未成熟，干预政治，每易走入歧途，故以脱离政治运动为妙”。如何评价胡适对于学生参与政治运动的态度，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暂且不说。

两次参与营救罗隆基

与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对话”

罗隆基两次被捕，胡适两次参与营救，此事很复杂，笔者在此只根据胡适日记叙述罗事件以及与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有关的部分。

1928年3月10日，由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在上海创办。徐志摩、罗隆基、胡适等任编辑。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一次次触及国民党舆论的底线。1930年11月4日下午，罗隆基被捕。胡适当天的日记：“今天在蔡先生家吃午饭，席未散，忽家中人来说有学生为紧急事要见我”，回家后始知“罗隆基今天在中公上课，下午一时忽被公安局警察捕去了”，后在蔡元培等人的努力下，有关方面答应放人，罗的罪名是“言论反动，侮辱总理”。胡适知道后，愤怒地在日记中评论“这真是绝荒谬的举动。国民党之自杀政策真奇怪！”

1930年11月6日日记：“光华大学政治学社代表来谈隆基被捕事，欲作一大运动，要求约法保障。我对他们说，我十三年来不愿鼓动学生来赞助我的主张。这几个学生的言论使我感觉不愉快，他们是政客一流人，将来恐于隆基有害。”

罗隆基释放后在《新月》发表《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把被捕的经过简单地描述了一番，并说“我认为一切罪孽，都在整个的制度；一切责任，都在南京国民政府和党魁”。胡适1931年1月11日日记：“是日光华大学得教育部电令，要撤退罗隆基的教授”，“校长张寿镛把此令抄给罗看，令人劝他不要去光华上课，仍每月送他俸给二百四十元”，“今晚在光华教职会上，争论甚烈”，他推测“如教育部逼光华执行，必有一部分好教员抗议而去。此事是教育部的大错，可以引起大风波”。12日胡适早起，见“报纸上已将教育部给光华大学的电令发表了，关于罗氏全文为“罗隆基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本党，似未便任其继续任职，仰即撤换”此是光华发表的”。

1931年1月17日，胡适访校长张寿镛，谈罗隆基事。日记记录了谈话内容，“他大打官话，先要我转告罗君勿再去光华上课，我说，‘恕不能转达此意’。张又说：“我已把部令抄给他看了，他和我打官话，要来上课，我要禁止他！”胡又说：“承先生把我当作畏友，我老实说，先生这个办法是错的。你最好装作看不见，不知道他来上课。你若禁止他，用什么法子？叫警察？调兵？用学生？”张说：“我一定装作不知道。”

1月19日，胡到罗隆基家中提出关于罗事三条办法，后“约了张寿镛先生下午五点一刻来谈，他来时竟带了一个密呈来”，“他敢如此做，殊出我意外”，“我改了两处，得了他同意，然后打电话请隆基来谈，他也赞成了。我们约定，如此呈经蒋批准后，即发表；发表后，罗即辞职”。1月22日，“张寿镛先生来谈，他见了蒋介石，把呈文交上去了，蒋问，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他说，一个书生，想作文章出点风头，而其心无他。蒋问，可以引为同调吗？他说，可以，可以！”“胡适忍不住要笑了，只好对他说，咏霓先生，话不是这样说的。这不是同调问题，是政府能否容忍异己的问题”，“但他不懂我这话”，“我劝他把此呈正式抄给罗君。我想劝罗君得此信后即去信辞职，说明反对原则，而不欲叫光华为难”。

1月23日，“在床上被人叫起，廖茂如（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来访，说他决计完全脱离光华，回家乡去住一年”。“罗隆基、林语堂同来”，可惜的是胡适日记没记录与罗隆基的谈话内容。

胡适的“无心插柳”

帮助张芝联争取光华大学复校校舍

据张芝联的《我的学术道路》知，1945年7月8日，他的父亲张寿镛七十大寿，“光华师生校友前来祝寿，父亲在病榻上以“复兴中华，复兴光华”两句话勉励他们”。遗憾的是，七天后张寿镛去世。张芝联在日本投降后全力为恢复光华大学和附中校舍奔走，一天胡适过沪，“来函借先父藏《水经注》全谢山校本”。张去见胡，巧遇顾毓琇，顾“一反常态，立即表示友好”，张“乘机向胡适述说光华校舍被毁的经过和目前学校处境的困难。胡适以前也曾在大西路光华大学授课，现在他手中正拿着《水经注》全谢山校本，乐得做一份人情，于是转脸向顾氏询问上海敌伪校舍分配情况。顾氏心领神会，马上向我表示，日内可到教育局商议”，直到1946年8月“拨给光华的是坐落在虹口欧阳路两所毗邻的日本学校，作为光华大学和附中的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