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格林沁（传统蒙文：ᠰᠡᠨᠭᠡᠷᠢᠨᠼᠡᠨ，鲍培转写：Sengge Rinchen，西里尔字母：СэнгэРинчен，藏语“宝狮”之意；1811年7月24日－1865年5月18日），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左翼后旗（今属内蒙古）蒙古族人。清朝晚期重要的军事将领，成吉思汗胞弟拙赤合撒儿第二十六代孙。

据《蒙古世系》记载，僧格林沁是成吉思汗铁木真二弟拙赤合撒儿的二十六代孙，是最早与爱新觉罗家族联姻的科尔沁贵族明安的后裔，于嘉庆十六年六月五日（1811年7月24日）出生在科尔沁左翼后旗哈日额日格苏木百兴图嘎查（今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吉尔嘎朗镇白音哈嘎村）一个普通的四等台吉家庭。幼年的僧格林沁因家境贫寒，曾随父亲布和德力格尔为富人放牧。十二岁时，僧格林沁被送到昌图老城文昌宫读书。

僧格林沁的族父索特纳木多布斋娶嘉庆帝第三女庄敬和硕公主，是科尔沁左翼后旗第十代的扎萨克多罗郡王。索特纳木多布斋与早逝的公主无后，故而道光帝在族中为其挑选继承人，当时年少的僧格林沁因仪表过人而中选，被索特纳木多布斋收为继子。道光五年（1825年）七月，索特纳木多布斋逝世，僧格林沁于十月二十五日承袭其爵位，成为科尔沁第十一代扎萨克多罗郡王。同年十二月，奉命在御前行走，旋即赏戴三眼花翎。

道光六年（1826年）八月，僧格林沁获赏用紫缰。

道光八年（1828年），盛京将军爱新觉罗·奕颢奏“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旗界台吉那沁等，将该旗库都力等处牧马荒厂，招集流民，私行开垦。”最后查实共有一千四百余户，均系无业贫民，种地度日。若按户驱逐，必然导致其流离失所，最后准其容留。僧格林沁作为蒙古王爷，由容留放垦到揭发放垦，维护满清例律，捍卫蒙古民族的生存权利，是其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标志。

道光九年（1829年）八月，赏穿黄马褂。道光十二年（1832年）十一月，兼管火器营事。次年（1833年）五月，奉诏“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

道光十四年（1834年）正月，授御前大臣。二月，奉命管上虞备用处事。四月，管善扑营事。七月，被授为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兼正蓝旗蒙古都统。九月，改为后扈大臣。十月，正白旗蒙古都统乌尔恭阿因病赏假，道光帝以僧格林沁暂署任正白旗蒙古都统。凭借着科尔沁蒙古贵族同满洲贵族世代久远的姻亲关系和清廷借助蒙古骑兵维护统治的需要，年仅二十三岁的僧格林沁已经是正一品大员，挤身于清廷统治阶级高层。

道光十五年（1835年）正月，僧格林沁暂署镶红旗蒙古都统。二月，充任总谙达（负责教习皇子及宗室贵族骑射者），并管虎枪营事。七月，担任总理行营大臣。十二月，任阅兵大臣。

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一月，改授镶白旗满洲都统兼领纛大臣。次年（1837年）正月，获赏用黄缰。七月，兼署正红旗满洲都统。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九月，为正黄旗满洲都统。在此任内，他大胆揭露台吉干珠尔巴诺门罕私开牧场的违禁事件和理藩院失察之罪，深得道光帝嘉许。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步步进逼，清政府海防难以守御。僧格林沁奉旨协助清政府调取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等三盟蒙古精兵三千名，携带武器、帐房等，集中驻扎于各盟近口地方，听候调遣。战事不久结束，此项备兵没有调用。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充右翼监督，署正蓝旗满洲都统。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二月，为镶黄旗领侍卫内大臣，次年（1846年）五月改任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

道光三十年（1850年），僧格林沁被改授为镶黄旗蒙古都统，仍领御前大臣。道光帝驾崩前，召僧格林沁与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内务府大臣文庆等人宣示立太子之旨，此十大臣成为顾命大臣。九月，命往密云县剿灭土匪，授左翼监督。十二月，嘉奖僧格林沁清除匪患之功，赏穿四团正龙补服。

咸丰元年（1851年），僧格林沁任御前大臣，署銮仪卫事。曾请旨出兵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佃农抗租斗争。咸丰二年（1852年），上书捕佃农抗租领头人吴宝泰等下狱。主持道光帝梓宫迁葬，恭谨从事，赏加三级。

僧格林沁自入京后，长期担任侍卫，与道光、咸丰两帝接触甚密，又善骑射，有膂力，深得深信，《清史稿》称其“出入禁阉，最被恩眷”。

主词条：太平军北伐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后，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军两万余人北伐。五月，北伐军攻入河南，咸丰帝以“京师根本重地，防范稽察，均关紧要”，命令僧格林沁协同左都御史花沙纳、右翼总兵达洪阿、军机大臣内阁学士穆荫等专办京城各旗营的巡防事宜。八月，北伐军于临洺关（今河北永年）大败钦差大臣讷尔经额所部，乘胜北上，攻占正定，前锋一度逼近保定。清廷惊恐万状，咸丰帝改命胜保为钦差大臣，并诏授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还亲临乾清宫颁发关防，分别赐给绵愉、僧格林沁二人“锐捷刀”和“讷库尼素光刀”。僧格林沁等“统领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旗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各官兵，并哲哩木、卓索图、昭乌达东三盟蒙古诸王等”部，当即率兵出京，会同胜保进行堵截。九月，僧格林沁等进驻涿州，后又移营固安县。然而北伐军采取避实就虚，迂回作战的方法，兵锋直指天津，僧格林沁一面派兵增防天津，一面亲自统兵进驻永清县的王庆坨。

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北伐军自静海、独流南撤，僧格林沁奉命先期到静海、大城间的王家口堵截。北伐军为避免四面受敌，便继续向西南转移。僧格林沁又率清军追及于子牙镇、张家庄一带。两军交战中，北伐军伤亡很大，僧格林沁则因作战奋勇获“湍多巴图鲁”勇号。北伐军继续南撤，一直撤至阜城，僧格林沁率兵跟踪而至，并亲自查看地势，分兵围攻，并在阜城外围开挖长壕，加强对北伐军的封锁，北伐军四度出击都未能将其击溃。在众多清军的重重围困下，北伐军粮食军需发生困难，难以长期固守，遂于四月突围向东南转移，攻占了河间府东光县的连镇，严密布防，使东西连镇互为犄角，坚守待援。僧格林沁于是亲自率西凌阿屯兵河东，令托明阿驻守河西，并派蒙古马队扼守桑园。正在这时，北伐军得到了援兵已到达山东临清州的消息，立即由李开芳亲率马队一千多骑前去迎接。但事实上北伐援军已经溃散。在胜保所率清军的堵截下，李开芳无法重返连镇，只得攻占高唐州（今山东高唐）与胜保相持。

因李开芳从连镇突围成功，清廷严责僧格林沁疏于防守，令其速攻连镇以自赎。然而僧格林沁的多次用兵，均被击退。副都统达洪阿还因负伤而毙命。此时，正值阴雨连绵，进入六月以后雨水更大，河水上涨。北伐军驻地较高，而清军营盘地势低洼，形势对清军不利。于是僧格林沁提出了水攻的主张，挖潦筑堤，围堤高出连镇丈余。东连镇被水淹没，粮食、草料等均遭浸泡。十一月，北伐军处境愈加困难，已有少数人向清军投降，至咸丰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1855年2月12日），僧格林沁分兵四路猛扑西连镇。西连镇木栅被焚，终于在咸丰五年（1855 年）正月初陷落。之后，僧格林沁又对东连镇发动总攻，林风祥率众突围，不幸受重伤被俘，被槛送北京后遇害。因此殊功，咸丰帝于二月加封僧格林沁为博多勒噶台亲王，并擢升其子二等侍卫伯彦讷谟祜在御前行走。

僧格林沁随即移师高唐州，时胜保因久攻不下，被拿问解京，其军营归僧格林沁节制。僧格林沁见高唐州城高濠深，易守难攻，故意使南面围军作疏防状态，诱李开芳突围。随后，僧格林沁亲率五百骑兵穷追不舍。北伐军无奈遂攻下距高唐州五十余里的茌平县冯官屯，就地据守。僧格林沁仍然采取了挑河筑坝，引徒骇河水灌村的办法；还赶造水车，用人力戽灌水一月有余，致使全屯平地水深数尺。李开芳曾多次率部突围，都没有结果。四月十六日，李开芳及其部将八人被俘，解送北京后遇害。僧格林沁因功被加恩亲王世袭罔替，其兄其弟一并受重赏。五月，僧格林沁班师抵京，咸丰帝在养心殿召见，行抱见礼，并赐给他朝珠及四团龙补褂。

林凤祥、李开芳都是太平天国的名将，骁勇善战，僧格林沁在两年之中，大小数百战，将其消灭，因此威名震于海内。在当时，他与南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曾国藩齐名，并称为“南曾北僧”。

主词条：第二次大沽口之战

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廷先命僧格林沁留守京师，后命他统所部密云兵调赴天津，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督办军务。咸丰七年（1857年）五月，命僧格林沁署镶红旗汉军都统。

咸丰八年（1858年）直隶总督谭廷襄及直隶提督托明阿防守天津大沽海口战败，清廷主和派与英国代表签署《天津条约》。僧格林沁得知后，向咸丰帝奏请撤回谈判代表，主张调用全国之兵员、粮食，驱逐侵略者。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七月，僧格林沁奉命抵津，会同大学士礼部尚书瑞麟、新任直隶总督庆祺，专办大沽炮台及京东防务。僧格林沁抵津后，“即营于双港。随亲赴海口，察阅各工，并失机各处”，会同瑞麟重修大沽至双港一带炮台，还广购巨木扎筏拒险。十一月，自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海口北塘、芦台、涧河口、蒲河口、秦皇岛、石河口各处炮台也先后竣工。僧格林沁并组织大沽一带炮台进行实弹射击，演习后奏称：“炮台演示数次，均属应手有准。”

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中旬，英法新任驻华公使普鲁士和布尔布隆，率兵船及陆战队到达大沽口，并不断闯入拦江沙进行窥探、挑衅。僧格林沁与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合作，进一步加强了防备工作。当侵略者兵船闯入鸡心滩时，他即派员劝告侵略者不可驶入拦江沙，以免误伤。希望他们静候换约专使桂良从上海返回后协商换约。甚至向他们供给了猪羊、米面、蔬菜等物。但侵略者不仅断然拒绝清政府为他们指定的换约路线，还无理地限期令清军撤去大沽的一切防务，声称“不惜用武力来打开白河口大门”。五月二十四日晚，英法联军先行发炮，守卫清军并未还击，只是重新修好了河防工事。次日凌晨，英法战舰、炮艇十余艘，在英国舰队司令何伯（Sir James Hope）的率领下，再次闯入白河口，并强行拆毁海口防御工事，立意启衅用武，使战争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即便如此，僧格林沁仍“惟念二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并未立即下令开炮。他一面让守台官兵“隐忍静伺”，一面再度派代表持天津道的照会，劝告英使走北塘进京换约。英法侵略者视清军的忍让为软弱可欺，不仅拒不接受照会，反而蜂拥直前先行开炮疯狂轰击岸上炮台。这时，守台岸上官兵已“郁怒多时，势难禁遏”，僧格林沁才下令还击，于是“各营大小炮位，环轰迭击”，全体将士奋勇杀敌。下午三时许，侵略军又组织了一次进攻，僧格林沁下令加派抬枪、鸟枪各部策应守军。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侵略者的“六只炮艇被打的不能作战，其中四只被击沉”，缴获舢板船三只，洋枪四十一枝，还有许多军用物资。敌军“伤亡总数达334人”（一说伤亡四百余人），“占登陆军队的半数以上”，何伯也受了重伤。相持数日，英法联军军舰撤走。

大沽口保卫战，被认为是自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入侵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清廷对僧格林沁和有功将士大加奖赏。

主词条：八里桥之战

第二次大沽之战的胜利并没有使清政府改变“阳剿而阴抚”的妥协方针。咸丰帝急于乘胜议和，所以从咸丰九年（1859年）五月二十九日到六月十一日先后六次谕旨僧格林沁、恒福等“不得先敌辄先开炮，致碍和局”，并指派恒福专办抚局事宜。僧格林沁则认为侵略者打了败仗之后，决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明年之防，尤关紧要，必须厚集兵力，方资扼守。如敌人胆敢再度侵犯，就得拼死一战，不胜不已”，使敌势不可复振。他认为办理抚局必须刚柔相济，“若仍一味迁就，益将轻视中国，肆其吓诈，以图各满所欲，此后办理更难为力”。因之，他主张对英法的议和当从缓设法招徕，不宜操之过急。但大沽口获胜之后，他也产生了自满轻敌情绪，竟认为：“洋兵伎俩，我所深知，何足惧哉。”在防务布置上他也犯了重大沽一地而疏防北塘的错误。咸丰帝在给僧格林沁的谕旨中说：“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若执意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殊属有负朕心。”

咸丰十年六月十五日（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大举入侵，由北塘登陆，随即兵分两路进攻新河和军粮城，僧格林沁率马队迎击。由于敌人“近世火器日精”，且“临阵者，以俯伏猱进为避击之术”，而僧格林沁的骑兵则“人马相依，占地愈多且高，遂为众枪之的”，所以清军骑兵遭到惨败。接着唐儿沽（今天津塘沽）又告失陷，僧格林沁退守大沽。七月初五日（8月21日）早五时许，英法联军马步兵万余，向大沽北岸的石缝炮台发起猛攻，提督乐善率军奋力抵御，与全台将士一起牺牲，北炮台陷落。恒福拿出谕旨说：“业已违旨，尚一误再误耶！”僧格林沁遂退出大沽，撤至张家湾。后天津又失守。不久，英法联军又攻占了张家湾。僧格林沁被夺去三眼花翎并被免去领侍卫内大臣及都统职。为了保卫北京，清政府又调集骑步兵三万五千人，分别由僧格林沁、瑞麟、胜保统领据守通州八里桥一带。八月初七日（9月21日）凌晨，英法联军分三路来攻。战斗伊始，清军曾进行顽强的抵抗，但在联军先进的武器、猛烈的炮火下，僧格林沁的骑兵为炮火惊散狂奔，冲乱步兵阵脚，联军乘机反扑，清军溃不成军，几乎全军覆没。在此情况下，咸丰帝仓惶逃往热河行宫，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圆明园被毁。僧格林沁因抵御不力，被革去王爵，仅保留钦差大臣关防。

主词条：捻军起义

《北京条约》签订后，僧格林沁奉命到热河护驾。但在此时京畿以南人民纷纷起事，加以山东捻军活动转趋活跃，清廷遂恢复僧格林沁的郡王爵，命其偕瑞麟前往镇压。接旨后，僧格林沁等率骑兵三千余、步兵二千余人、绿营五千余人出师，在镇压了河间一带的起义后，即进入山东济宁、兖州一带，并向清廷奏陈捻军的活动特点、情势及自己准备寻找时机攻捻军根据地的打算。清廷指示：“捻匪正图北犯，（僧格林沁）应坐镇山东，以杜窥伺，毋轻举以误全局。”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捻军大将刘玉渊由徐州丰县转战于山东金乡、鱼台等地，僧格林沁亲率西凌阿、国瑞从东路，瑞麟及副都统格绷额从西路与刘玉渊部大战于巨野东南六十里的羊山集。刘玉渊以马队四万之众将僧格林沁部层层包围。瑞麟先行突围，败逃二百余里，格绷额及其子被击毙，清军损失惨重，僧格林沁出师伊始即大败亏输。战斗结束后，他向清廷弹劾瑞麟临阵败逃及山东团练督办大臣杜翎不能御敌，二人均被革职。

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捻军首领赵浩然率部与僧军大战于菏泽的李家庄。捻军把清军团团包围，僧军再度败北，察哈尔总管伊什旺布被击毙。僧格林沁、国瑞、西凌阿等因督师无方“均交部议处”。这时，捻军又迅速向北展开，僧格林沁则命副都统伊兴额、徐州镇总兵滕家胜率军追剿，同时令西凌阿驰奔汶上偕同会剿。二月初七日（3月17日），两军又激战于汶上川北的杨柳集，清军大败，伊兴额与滕家胜战死。僧格林沁亲自统兵至汶上，又令西凌阿回守济宁。捻军由沙沟渡过运河，至东平、汶上，与清将德楞阿接仗受挫，遂向东转移。

此时，山东境内的长枪会、八卦教以及宋景诗的黑旗军也纷纷起事，反抗清朝统治。僧格林沁及其部属四处奔忙予以镇压。十月，他因功恢复御前大臣职，赏还黄缰，授正红旗汉军都统，管理奉宸苑事务。同治帝载淳即位后，下诏赏还僧格林沁博多勒噶台亲王爵位，旋即令其管理火器营事务。这时大批捻军又由山东高密、寿光、章丘攻入滕县，僧格林沁调马步兵迫捻军向济宁一线撤退。后又令营管富和、侍郎国瑞尾随追击。十二月（1862年1月），曹州（府治今山东菏泽）长枪会首领郭秉钧、焦桂昌等率众四千自河西东渡，突袭曹州，僧格林沁率骑兵驰赴援曹州，与长枪会义军战于菏泽陈家集，连连取胜，曹州一带义军渐次溃散。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清廷命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军务，并节制山东、河南、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统兵大员，对抗捻军。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等与捻军首领张宗禹会师于湖北麻城一带，力量迅速扩大。七月，僧格林沁命副都统苏克金、安徽按察使英翰等分路进攻，与陈得才激战于红石堰。苏克金因力竭中暑而死。僧格林沁又亲自督战，与起义军战于罗山肖家河。清军大败，翼长舒通阿以下将领十二人战死。八月，再战于光山柳家寨，总兵巴扬阿阵亡。九月至十月间，僧格林沁又与张宗禹连连交战，黑石渡一战尤为激烈，太平天国祜王蓝成春兵败被俘杀，扶王陈得才兵败后饮鸩身亡。张宗禹与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等转战至湖北、河南边境一带。十一月，太平军与捻军会师于枣阳，随又转至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僧格林沁跟踪追击，在邓州唐坡，西路义军全面出击，包抄清军，原来投降的农民军也倒戈攻击清军，加以天降大雾，清军大败，死伤将卒难以计数。僧格林沁率数十骑逃入邓州。十二月，捻军由南召转战至鲁山梁窪、宝丰张家桥一带筑营据守，与僧格林沁部连日鏖战。自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一日（1865年1月8日）至四年正月初三日（1月29日），两军周旋于宝丰张八桥、鲁山霍山庙、梁窪、汝州临汝镇、宜阳等地，双方互有胜负。特别是鲁山一战，捻军重创清军，清军翼长恒龄、副都统苏伦保阵亡。多次的惨败使僧格林沁无比愤怒，将富精阿等军前正法，并决定对捻军穷追猛打，务求消灭。这正好中了捻军首领们以迅速行军，在运动中拖垮清军，然后伺机痛歼的机谋，即清方记载所说：“捻计以奔驰敝官军，乘间取胜。”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捻军通过黄河故道进军山东。僧格林沁的部队“驰追匝月，日行百里往返三千余里，马力久疲”，被击毙、拖死、累死者不可胜数。僧格林沁本人也“手疲不能举缰索”，甚至要“以布带束腕系肩上驭马”。四月二十四日（5月16日），在山东曹州（菏泽）西北的高庄（高楼寨），两军再度开战，清军分三路合击，俱被捻军挫败。僧格林沁及其残部疲饿交加，遂龟缩于荒庄，至半夜，乃慌不择路，乱战突围，逃至关家店时，僧格林沁从骑已伤亡殆尽，他本人也被捻军的张皮绠斩杀在麦田，终年五十五岁。和他同时殒命的还有内阁学士全顺、总兵何建鰲、额尔经额等。

僧格林沁战死疆场，令清廷上下一片震惊，皆以失去“国之柱石”而惋惜，朝臣文士纷纷作诗悼念。同治帝闻讯，为之辍朝三日，允其配享太庙。

据时人记述，僧格林沁平素爱护百姓、善待士卒（也有军令不整、淫掠残暴的不同说法，参见“人物争议”部分）。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后，百姓罢市，巷哭野祭。灵柩返回北京时，百姓献上的万民伞有七十多柄，兵弁、百姓皆迎祭，哭声震地。闰五月，清廷以亲王规格为僧格林沁举行了葬礼，同治帝和慈安、慈禧两宫太后亲临祭奠，赐谥号“忠”，并绘像紫光阁；赏其孙那尔苏贝勒、温苏都为辅国公；在北京、山东、河南、盛京等地建“昭忠祠”；在科左后旗吉尔嘎朗博王府东建祠堂一座供奉僧王图像；在额布力尔协日嘎地方另建僧王塑像祠一座。同年七月，清政府派员护送僧格林沁的灵柩北上，安葬在科尔沁左翼世袭旗陵（今辽宁省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陵村）。

破太平军北伐：僧格林沁从咸丰三年（1853年）起参与围剿太平军。他扬长避短，利用统治阶级的有利条件，采取旷日持久的水攻方法，于咸丰五年（1855年）攻陷连镇，击溃太平天国北伐军，俘虏林凤祥、李开芳，致使北伐军全军覆没。

抵抗英法联军进攻：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后，任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天津条约》签订后，赴天津加强海防工事。咸丰九年（1859年），督办大沽口和京东防务时挫败英法联军进攻，重伤英军海军司令何伯。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扩大侵略战争，僧格林沁失守大沽、放弃天津。中英通州谈判失败后，与英法联军在八里桥激战，大败。

镇压捻军起义：咸丰十年（1860年）底，僧格林沁率满蒙八旗主力又南下直隶、山东、河南、安徽各地镇压捻军及白莲教起义军。同治三年（1864年），被捻军赖文光、张宗禹部击败。

恒福：“（僧格林沁）与士卒誓同甘苦，风雨无间，劳瘁至今，其忠勇朴诚，实为奴才所不及。”

黄恩彤听说僧格林沁率军平乱获胜时，曾作《闻官军追贼大捷》称赞：“元帅桓桓异姓王，手把大钺戡封狼。击贼万铳喷烟涩，招民一纛迎风翔。”

待僧格林沁战死后，黄恩彤悲恸不已，作诗说：

谢维藩：“富韩论相业，程邵接儒宗。天地中州正，朝廷再造隆。遽惊元老殒，益恐四夷雄。中外摧天柱，何由慰圣躬。”

刘体仁《异辞录》：“僧王将蒙古铁骑，驰逐中原，可谓勇矣，而计谋不定，故无成功之望。”

震钧《天咫偶闻》：“生平忠节，可与定边超勇亲王并峙。其不可及者，则有数端。自兵民既分，遂不相入。虽节制之师，不扰民者有之，断无民愿兵之来者，惟王异是。闻山左人言：捻匪之乱，王驻兵于彼凡数年。它将非养寇自重，即弃民不顾。惟王专以救民为心，凡捻踪所及，王必追踪而至。首令保护百姓，故民皆仰之如父母。”

陈炽：“乃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若超勇亲王（策棱）、僧忠亲王者，聪明勇智，繄岂异人养之。”

梁启超《李鸿章传》：“僧王之为人，勇悍有余，而不学无术，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

蔡东藩《清史演义》：

赵尔巽等《清史稿》：“僧格林沁忠勇朴诚，出於天性，名震寰宇，朝廷倚为长城。治军公廉无私，部曲诚服，劳而不怨。其殄寇也，惟以杀敌致果，无畏难趋避之心。剿捻凡五年，扫穴擒渠，馀孽遂为流寇，困兽之斗，势更棘焉。继事者变通战略，以持重蒇功，则僧格林沁所未暇计及者也。然燕、齐、皖、豫之间，讴思久而不沫，於以见功德入人之深。有清籓部建大勋者，惟僧格林沁及策凌二人，同膺侑庙旷典，后先辉映，旂常增色矣。”

郭则沄《十朝诗乘》：“谓僧忠亲王勇于杀贼而仁以抚民。”

字号别名

僧格林沁袭封扎萨克博多勒噶台亲王，故称“僧亲王”。死后谥号“忠”，所以后人多称为“僧忠亲王”。

（表格参考资料）

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僧格林沁著《科尔沁郡王奏稿》4册，奏稿起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止十二月，当时林凤祥北伐军，在连镇被僧格林沁包围，达半年之久，攻守情况，多有叙述。

治军特点

僧格林沁治军有两个特点：一是军旅所至，首先下令安民。他吃饭时接到报告，说哪里发生了扰民事件，立刻停止用餐，翻身上马，怀揣馒头数个而往。二是军旅途中，与士卒同甘共苦。士卒不眠他不入帐，士卒不饭他不用膳。有一次军粮断绝，只剩胡萝卜数石，部下以此充饥，难以下咽，僧格林沁就坐在军帐前连吃数根，意犹未尽，众将士见了，不敢再有怨言。据传，他每次出战，都要先树立一面大红纛，招降起义军中的难民，加以厚待，每每“全活甚众”。但关于他的治军，也有“军令太不整肃，所至淫掠残暴，与发捻无异，以故湖北人民大失望”的说法。

主词条：僧格林沁祠堂

僧格林沁祠堂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又名显忠祠。是清光绪年间为僧格林沁所立的专祠。祠堂坐北朝南，由大门、前殿、享殿及配殿构成二进四合院式建筑。民国时改建为怀幼小学，后更名为进步小学，现为宽街小学。祠堂周围原绕以砖墙，上途红垩。现原祠山门、二门及碑亭、燎炉已拆除，一部分建筑改建、扩建，祠堂失其原貌。碑亭内碑已于1984年迁往五塔寺石刻博物馆。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主词条：僧王府

僧王府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炒豆胡同77号、板厂胡同30至34号。道光六年（1826年），僧格林沁出银6690两认买了前任杭州织造福德入官的房屋117间。认买后进行改建，构成由东、中、西三所四进院组成的王府。

胡同南侧有一座大照壁正对府门，府门两旁有上马石，上马石旁有一对雕石矗灯；府门里两厢置兵器架，后器架上插着两排“阿虎枪”，面阔五间的腰厅和垂花门、后罩房等均有抄手廊相连，院内有假山、水池和爬山廊、游廊、花厅、亭、台等建筑。正殿台阶五层，举架高大，有脊兽；每间面阔一丈有余，进深超过两丈；殿内用“金砖”墁地，墙上挂着一幅僧格林沁头戴秋帽、身穿“巴图鲁”鹿皮坎肩的油画像。

僧格林沁的曾孙阿穆尔灵圭死后，因欠族中赡养费而被控告，法院受理公开拍卖“僧王府”。该府西部成为温泉中学，中部卖给了朱熹的二十四代孙朱文钧，东部除留一部分为阿穆尔灵圭之子和琳自住，其余卖给了西北军。1954年，煤炭部买下原“僧王府”的大部分院落作为宿舍。僧王府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纪念僧格林沁，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科左后旗旗委、旗政府于1995年投资300多万元，在境内兴建僧格林沁博物馆（又称僧格林沁纪念馆）。博物馆为仿古建筑群，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正殿15间，东西厢房各5间，长达100延长米。馆内有僧格林沁铜像。

20世纪50年代新编豫剧《捻军颂》中，由李明德饰演僧格林沁。京剧新编戏《宋景诗》中，则由娄振奎饰演僧格林沁。

（表格主要参考资料）

《清实录》道光、咸丰、同治朝相关部分

《清史稿》卷404《僧格林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