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枢（1201年－1278年），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原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后迁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金末元初政治家、理学家。

姚枢，字公茂，本柳城（今辽宁朝阳）人，后迁洛阳（今河南洛阳）。其先祖作为后唐的使者出使契丹，因故留居其地，遂落籍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一百多年后，姚枢的祖父和父亲先后担任金朝中下级官吏，其家辗转回到中原。姚枢生长于洛阳，金朝末年，其父姚渊调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乃徙家于许”。

姚枢自幼读书刻苦，自期甚高，当时闲居许州的名士宋九嘉对他倍加赏识，认为他有“王佐略”。

这时的金朝已是风雨飘摇。元太宗四年（1232年），蒙古军攻破许州，姚枢被迫出逃。这时，宋九嘉已出任蒙古官职，姚枢就到燕京（今北京）投靠他，宋九嘉将他推荐给了名臣杨惟中。

所谓“英雄惜英雄”，当时姚枢三十二岁，杨惟中只有二十七岁，两个青年才俊相互欣赏，杨惟中很快推荐姚枢前往漠北，觐见窝阔台。当时漠北没有汉人士大夫，窝阔台“喜其来，甚重之”，留他在身边数年，姚枢因此熟知了蒙古的风俗和文化。

元太宗七年（1235年），皇子阔出统兵攻宋，姚枢受诏从杨惟中随军出征，到汉地求访儒、道、释、医、卜、酒工、乐人等类人才。姚枢深知自己此行的意义，在血腥而无序的战争中，他敏锐而专注地履行使命。蒙古军破枣阳，主将欲坑杀姚枢搜罗的各色专门人才。在他的全力保护下，这些人脱逃“入竹林间，尽免于死”。

不久，蒙古军又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陆），“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其时，姚枢还没有能力制止滥杀，但他拿着窝阔台的诏书四处奔走，成功拯救了赵复等儒士，并支持其讲学，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

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窝阔台任命姚枢为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也叫“中州断事官”，是蒙古汗国总理汉地政务的官职，当时担任这一职务的，是花剌子模人牙鲁瓦赤，此人经商出身，性喜货贿，为了不得罪他，各地官员和掌握兵权的“世侯”竞相往燕京送银子。大约为了堵住姚枢的嘴，牙鲁瓦赤常把贿赂分一份送给他。姚枢是个洁身自好的人，不想要，但顶头上司又得罪不起，洁身无门，只好放弃一切，挂冠而去，携家小迁至辉州苏门（今辉县北苏门山，百泉即在该山下）隐居。

来到苏门后，姚枢的生活是简朴的，没有了燕京城的高堂华屋，他“诛茅为堂”，盖起了茅草屋，然后出资垦荒田数百亩，“修二水轮”灌溉，让自己的生活有了基本的着落。随后置家庙，奉祠四世堂龛，“别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等像”，自己“终日危坐”，潜心研读程朱之书，如醉如痴。那时北方长期战乱，各种书籍相当缺少，刚刚从南方传来的理学典籍更是匮乏。苏门山下，姚枢亲自从事小学、四书的刊行，还动员朋友出资刊刻图书，散发到四方。

赵复隐居后，姚枢就成了北方理学传播的核心人物，前来求学问道的人数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后来成为大儒的许衡和窦默。姚枢隐居苏门山时，已三十多岁的许衡前来拜访，读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顿觉眼界大开，兴奋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遂敬信如神。回去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过去我教你们的都不对，现在我才知道了进学之序！”不久，许衡就带着家人和学生迁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

另一位饱学之士窦默也前来隐居，与姚枢、许衡等人“慨然以道为己任”。他们过从甚密，经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名物、星历、兵刑、食货、水利之类，无所不讲”，从学者甚众，辉县一时星光闪耀，成为理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在北方名声极为响亮，名士王磐受窝阔台征召，就曾将自己的全部学生转至姚枢处从学。

这段研读岁月长达十年，姚枢、许衡、窦默后来都卓然而成大家，并且都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姚枢隐居辉县之时，并没有考虑自己的仕途。在苏门山下，他“读书鸣琴，若将终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终老于林泉。

海迷失后称制三年（1250年），在忽必烈所派使者的邀请下，五十岁的姚枢再次前往漠北。

初到漠北，忽必烈“时召与语”。这是一种试探，姚枢没有错过机会，他上书数千言，总的要领是劝忽必烈用汉法治理汉地。姚枢首先谈形而上的，“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序，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然后是形而下的，谈改革时弊的要务，多达三十条，包括立省部、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重农桑、修学校等。各种建议都论及具体实施的方略，“施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大感惊奇，“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

一年后，在蒙古王族的权力之争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国大汗之位。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里，蒙哥汗将漠南汉地军政事务全权委托给忽必烈掌管。

对于早已“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来说，这是多年梦想一朝得圆的时候。他大喜过望，大张筵宴，与幕府众多谋士、名流庆贺。对于整个忽必烈利益集团来说，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众人都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奉觞称贺”，独姚枢坐于席中，默然无语。

待至席散，众人皆出，忽必烈让人留住姚枢，问道：“众人在席间皆作贺词，你独默然而坐是什么缘故？”姚枢等的就是这一问，他直截了当说出心里话：“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富之阜，有超过汉地的吗？军政大权全都归了我们，大汗还管什么？”这下子，轮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枢继续说道：“以后大汗身边的人乘隙进谗言，大汗必定疑心、后悔，因此将夺了你的权。不如只接下兵权，将行政权力交回，请大汗派出相关机构掌管。这样才势顺理安。”

这番话，估计令忽必烈听得一头冷汗，他肃然答道：“虑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后，按照姚枢的建议，把汉地政务交还蒙哥。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种韬晦之计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权的排他性都会产生惨烈的后果，自相残杀的事例不胜枚举。随着忽必烈在汉地站稳脚跟，声望日隆，蒙哥汗也扫清了异己，对亲弟弟的猜忌之心，顿时强烈起来。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权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于南京（今开封）、关中自择一处，以为封地。忽必烈与众谋士商议，大家计议不定，姚枢道：“开封一带逼近黄河，水道迁徙无常，土薄水浅，四处有盐碱地，不若关中深居腹地，险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陆海。”忽必烈遂愿处关中。

过了一段时间，蒙哥汗对忽必烈说：“关中虽好，但人户寥落，所得财赋，你如何够用呢？我瞧怀孟一带地方，人烟很是稠密，如今也归你掌管，方可以调剂得平。”忽必烈招纳人才，精心治理，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成了他的根基。

这一年，姚枢再次上书忽必烈，分析了1235年征宋以来蒙古军队的种种失误，指出在历年征战中，“军将唯利剽杀、子女玉帛悉归其家”，所掠人民尽没为私奴。这不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势，而且所下之地“城无居民，野皆棒莽”，军事战果根本无法巩固，这决不是安邦定国之策。他建议，变春去秋来、专事掳掠的军事行动为分屯要地，以守为主，亦战亦耕的长期战备，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垦戍边，等到边备充实，方可有大的作为。

此后不久，忽必烈征得蒙哥同意，“试治”河南、陕西，施行姚枢的这一策略。当时立经略司于开封，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屯戍军队，耕战结合，屯田唐、邓等州，在西自襄邓，东至陈亳、桃源一线布置重兵，并构置工事，与南宋边境上的重镇襄阳成犄角之势，宋兵至则御之，去则耕种。随后，又接受姚枢建议，置都运司于卫地，通过黄河转运粮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为蒙古军日后进攻襄樊的根据地，也成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

忽必烈奉命征讨大理，在一次军中宴会上，姚枢讲了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大将曹彬攻占南唐后不杀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委婉地劝谏忽必烈不要滥杀。忽必烈当时没有说话，第二天出发时，在马上大声对姚枢、也是对全军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忽必烈将“屠城令”改为“止杀令”。

忽必烈在汉地的一系列行动，尤其是他率军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对南宋形成包围之势，使他的势力和声望大大提高，但这样一来，便有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之嫌。

蒙哥汗身边的贵族，逐渐有人表示担忧，称“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发王府人员“擅权为奸利事”。1256年，蒙哥把看不顺眼的堂叔、堂婶、堂兄弟拾掇完毕，听着越来越多的闲话，开始对亲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亲信阿蓝答儿到忽必烈封地，设置专门机构“钩考局”，借经济问题开始说事。倚仗蒙哥汗声威，阿蓝答儿扬言除史天泽、刘黑马（二人为著名的汉人世侯）外，对汉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关中及河南官员们都有擅杀之权。

这一切，显然是冲着忽必烈来的。忽必烈与蒙哥的关系顿时令人猜测万端。姚枢对此洞若观火，深知个中险恶，关键时刻，他为忽必烈条分缕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这事没法儿计较，远离朝廷本来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当务之急，是要彻底消除大汗疑忌，这是釜底抽薪的办法。”

他向忽必烈建议，请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里长期定居，以表明忠诚心迹，这样，蒙哥汗的疑忌自然会解除。

忽必烈犹豫不决。第二天，姚枢又一再敦劝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边，彻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终于断然回答：“从汝、从汝。”

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后两次遣使觐见蒙哥，表白自己愿意“归牧”漠北的心迹，得到蒙哥的诏许后，忽必烈即驰归和林。兄弟相见，忽必烈端一杯酒站着敬献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礼退回座位，然后再次敬献一杯酒，再退下来。等他第三次去献酒，蒙哥汗的眼泪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为自己告白，蒙哥汗却伸手制止了，两兄弟张开双臂相拥在一起。随即，蒙哥汗下令撤销“钩考局”。钩考虽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权，留居漠北。

在漠北闲居一年后的元宪宗八年（1258年），进攻南宋的蒙古东路军连连失利，蒙哥想到那个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干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军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枢从行，南宋贾似道闻其咨谋军中，“比为王猛”。元宪宗九年（1259年），蒙哥汗战死于四川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县）钓鱼城。忽必烈当时已逼近鄂州，因闻听留镇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谋称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与南宋订立和约，随即北归。

中统元年（1260年）春，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举行忽里勒台，得到各路蒙古贵族拥戴，即位称帝，建元中统。蒙古帝国的统治重心从此由漠北转移到漠南汉地。

在姚枢后人为他撰写的神道碑铭里，称赞他“不固富贵，进退礼敬……故不取耻当时”。这段话曲折地暗示，姚枢晚年的遭际并不十分理想。

忽必烈的潜邸（即位前的府邸）时期，姚枢是他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但姚枢是一个“儒者”，“以道为己任”的人生态度，使他不愿追逐“功利成效”，更注重安定天下，节用爱民。而忽必烈登上皇帝宝座后，主要精力放在对付也自称大汗的阿里不哥上。他为了抗衡阿里不哥，亟须增扩中原财赋。这个时候，忽必烈起用了精权术，擅机变且善于理财的汉人王文统。

中统二年（1261年），王文统请奏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同时任命窦默和许衡为太子太傅与太子太保，企图将三人置于无实权的尊崇地位。姚枢与窦默、许衡一齐恳辞，对忽必烈说：“陛下还没有立太子，我门当谁的太师？谁的太傅、太保？”忽必烈就改任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为国子祭酒。

随后发生的一件大事，再次显示了姚枢惊人的洞察力。忽必烈称帝后，山东世侯李璮发动兵变。在兵变前一个多月，李璮送到燕京当人质的的哥李彦简悄悄逃走。这时忽必烈闻讯马上召姚枢商议，要他预测李璮动向。姚枢认为，对方兵变后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选择，“使乘吾北征之隙，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数扰边，使吾罢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问：“今贼将安出？”姚枢断然对曰：“出下策。”事态的发展证实，姚枢的预见极其敏锐、准确，为忽必烈的及时决策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李璮之乱发生后，作为李璮岳父的王文统被牵连诛杀。王文统死后，忽必烈诏任姚枢与左三部尚书刘肃同商议中书省事。实际上是任命姚枢参议中书省的机密与决策。一年后， 姚枢又任中书省左丞（左丞相地位虽低于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却有实权，比同商议中书省事升职一级）。

因李璮之乱，忽必烈对汉人的疑惧心理日渐加深。他虽然任命姚枢为中书左丞，但同时提拔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人阿合马为中书平章，主持工作。

在此期间，姚枢作了不少很有建设性的事，如设立枢密院，建议元世祖诏令将汉军分为十个“奥鲁”。每一个“奥鲁”设一个总管府；从此不再隶属“万户”，敕令凡奥鲁内有“万户”的“弟男”及“私人”皆罢除。所谓“弟男”、“私人”就是因战争被俘虏而成的奴隶。这一敕令，也是一大德政。

姚枢还策成了多件要事，如设立新条格（标准）、省并州县、核定官吏员数、品级、职务。改燕京为中都，与上都开平同为京城、改年号为至元、大赦天下。诏蒙兀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掌印官），汉人为总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儿与其它各国回族人）充同知，“永如制”等等。

可惜，之后不久，姚枢因不敌过阿合马势力被外调，“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阳等处”，即带相衔先后到河南、山西等地主持地方工作。随后，元朝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费用浩繁，长期需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大背景下，讳于言利、主张节用爱民的理学派儒臣更加不合时宜，姚枢曾被忽必烈斥为“不识事机”。阿合马、卢世荣、桑哥一班“聚敛”之臣，因此得到重用。

除了“不识事机”，姚枢还有一点颇招忽必烈的厌烦。他以传播、显扬理学为己任，对蒙古贵族常欲“以三纲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结果招致忽必烈反感，这很可能是他被逐渐疏远的原因。

不过，已做了中原皇帝的忽必烈还是先后任用姚枢主持修订典章制度和各种礼仪，在元朝基本建设层面上，姚枢仍然贡献巨大。

至元五年（1268年），姚枢被调回京城，担任有职无权的“同议中书省事”。直到至元十年（1273年），才被任为昭文殿大学士。

姚枢晚年得了心脑血管病，约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的一天，他正在朝廷说事，突然倒在忽必烈面前。经过百日的修养，才缓了过来。

至元十七年（1280年），姚枢病逝于大都（今北京），享年七十八岁。他遗命子孙将辉县作为自己长眠之处。为了守护祖先的墓茔，他的一支后裔生活在这里。

元贞二年（1296年），元成宗追赠他为荣禄大夫、少师。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赠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谥号“文献”。（《元史》、《新元史》记载，姚枢死后已得谥。元成宗即位后，也已加赠姚枢为嘉猷程世旧学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鲁国公）。

蒙古军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陆）时，姚枢救起了儒士赵复，亲自护送他到燕京。为“传继道学之绪”。在中书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枢协助杨惟中在燕京创立太极书院及周子（周敦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子配食，请赵复为师，选俊秀有识者为道学生”，从学者达百人之多，由是，理学在北方传布日广。而姚枢“首受其学”，成为赵复的第一个学生，精心研读“程朱二子性理之书”，很快成为阐扬理学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元太宗七年（1235年）局势动荡时，姚枢发现、保护、推荐了赵复，瞬间打开一扇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门，程朱理学由此在北方广泛传播，令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学术空气中。由于姚枢、窦默、许衡等人的努力，元朝尊信程朱，将理学定为官学。此后，明清也以程朱之学为官学。时人评价说：“北方知程朱之学，自（赵）复始。”而黄宗羲之子、明末清初经学家黄百家也曾感慨道：“自赵江汉（赵复号江汉先生）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

忽必烈：如窦汉卿（即窦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枢）之才，合而为一，斯可谓全人矣。

许衡：皇元启运，道复隆古，倡而鸣者为雪斋姚公。

姚燧《姚枢神道碑》：事世祖潜邸十年，左右宸极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宠之任，可谓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贵，进退礼敬，穷达一节，不易寒士，故不取耻当时，明哲保身。

宋濂《国朝名臣颂》：烨烨龙泉，神彩内明。视之如空，其锋所指。无物不断，其疾如风。媲之文献，雄姿英发。靡有不同，在前无古。在后无今，有志卓卓。倡道苏门，上泝泗沂。不探关洛，施于有政。蔚为王佐，务尽忠谔。立经陈纪，礼贤黜邪。风动四方，大开文明。辇致雅乐，实自鲁邦。不杀之谏，昼夜谆谆。舌不得藏，治定功成。浑然无迹，莫窥所存。左许右窦，三人同心。扶干植坤，如带如砺。信誓弗渝，永世有闻。

宋濂主编《元史·姚枢传》则认为他是位忠厚长者：“枢天质含弘而仁恕，恭敏而俭勤，未尝疑人欺己。有负其德，亦不留怨。忧患之来，不见言色。有来即谋，必反复告之。”有人对不起他，他也没有怨气；有人来请教事情，他必定反复阐述，让对方理解透彻，这样的人，的确仁厚。

王夫之《读通鉴论》：

顾嗣立《元诗选》：盖宋、金之际，兵燹频仍，版帙散亡殆尽，独首唱经学，阐明斯道，厥后名儒接踵而出，气运昌隆，文章尔雅，推回澜障川之功，论者谓文献公不在禹下云。

柯劭忞《新元史》：刘秉忠、张文谦、窦默、姚枢，皆世祖潜邸宾僚，赞帷幄之谋，以成大业。

蔡东藩《元史演义》：忽必烈开府漠南，用姚枢、许衡、廉希宪诸贤，似属究心治道。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北学之开，实大以衡而自于枢。……以儒学为元朝开国名臣。

元太宗七年（1235年），蒙古军队南征伐宋，“杨惟中行中书省军前，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着，辄脱之以归。”后来元军攻破湖北德安时，俘获了隐居于此的“江汉先生”赵复。姚枢对赵复的为人与学术极为尊敬。

姚枢当即将赵复带在身边，与他同吃同住。看着“戎服长髯”的姚枢，赵复顿感落入异族之手，悲切难抑。当夜深人静，姚枢睡熟之际，他悄然逃走。姚枢醒来，惊出一身汗，乘月驰马，踏着积尸，不顾一切地追赶。追到一条河边，只见冷冷残月下，赵复“披发赤脚，仰天而号”，向河中间走去。姚枢滚鞍下马，奔跑水中，拽回赵复，然后“委屈劝勉”：“汝存，子孙或可传诸百世。”

尽管人救了回来，但赵复“因九族俱残”，仍无意跟随姚枢北上，姚枢说以传道大义，赢得他的尊重，赵复这才勉强同意北上，并将自己所藏八千多卷“程朱传注诸书”赠与姚枢。

父亲：姚渊，金末曾任许州录事判官。

儿子：姚炜，字光甫，官至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赠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鲁国公，谥号”文忠“。

姚枢墓地位于辉县市北环路，属于姚枢家族墓地（姚枢、姚燧、姚炜）的一部分。今姚燧墓已无踪迹，姚炜墓嵌在路中，姚枢墓周围杂草丛生，瓦砾遍地。

《牧庵集》卷15《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9《左丞姚文献公》

《元史》卷158《姚枢传》

《宋元学案》卷90《鲁斋学案》

《新元史》卷157《姚枢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