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院是中国民居建筑的典范，向有“北在山西，南在安徽”之说。皖南民居以朴实清新而闻名，晋中大院则以深邃富丽著称。在山西，元明清时期的民居现存尚有近1300处，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数集中分布在晋中一带的晋商豪宅大院。建筑雄伟，精雕细刻，匠心独具，兼具南北建筑文化。这里的建筑群将木雕、砖雕、石雕陈于一院，绘画、书法、诗文熔为一炉，人物、禽兽、花木汇成一体，姿态纷呈，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卓越才能和和艺术创造力。称得上北方地区民居建筑艺苑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乔家大院——民俗博物馆

乔家大院是最早修复开放的一座晋商大院，更因为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而蜚声海内外，几为晋商大院的代名词，甚至连许多从未到过山西的外地人也知道：“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专家们称：乔家大院充分体现了中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北方地区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

乔氏家族的第一代创业人乔贵发由小本生意起家，从闯荡口外的小伙计成长为垄断包头商业的大财东，包头城至今仍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俗语。乔氏家族的产业在第二代创业人乔致庸手中继续发扬光大，达到鼎盛，商行、银号开到了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乔家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事实上乔家的各类动产、不动产加起来应该有数千万两之巨，大约相当于现代的近百亿资产，这在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条件下，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

乔家大院历经三次大规模兴建、扩建始成今日格局，时间跨度长达一百六十余年。乔家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为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共313间房屋，整个大院的布局为双喜字造型，又称在中堂。

乔家大院型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以三丈高的砖墙封闭。大院内，以一条80米长的甬道分隔，甬道尽头是乔家祠堂。甬道南北各有三个大院，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为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

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是在民国十年，由乔映霞主持新建了新院并改建了西北院。乔映霞为乔致庸长孙，人称成义财主。乔映霞思想进步，信奉天主教，仰慕西方文明。受影视剧和传统思维的影响，人们往往以为这座古朴宅院里的少爷小姐们身穿着传统绣衣玩着古老的游戏，而事实上，到乔映霞掌家的时候，乔家子弟们已经穿着西式服装打开网球了。正因为如此，乔家大院的最后一次扩建，体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色彩。新院的风格不变，但窗户全部换成了大格玻璃，配以西式装饰，屋檐下的真金彩绘，也在原来的“麻姑献寿”、“满床笏”等传统创作内容中，加入了铁道、火车等新事物。在西北院的改建中，更是按西式风格装修了客厅，增设了浴室和西式厕所。

日本侵略军占领祁县后，乔氏家族远走避难，乔家大院则通过与教会的关系，挂上意大利国旗躲过了日军的侵扰。解放后，乔家大院先后被机关、部队、学校占用。文革期间，一些革命干部曾经准备“拆院建校”，并且拆掉了几间过厅和厢房，所幸没有造成更大的破坏。1986年，乔家大院辟为民俗博物馆。

乔家大院内，除了明清家具外，还收藏着“犀牛望月镜”、“九龙宫灯”、“万人球”等乔家珍品。此外，有四块牌匾颇为引人注目，它们是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赠送的“福种琅环”、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以及傅山先生手书的“丹枫阁”匾额。

渠家大院——晋商文化博物馆

坐落在明清之际经济繁荣，富商云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祁县东大街33号，人称“渠半城”。渠家祖先以行走于长治、祁县之间的“货郎挑”起家，到清朝乾嘉年间发展成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家开设的长源川、长裕川两大茶庄，从两湖采办红茶，贩销于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他们还开设有“三晋源”、“百川通”票号。徐珂《清稗类钞》中估计渠家共有资产三四百万两，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传说，仅“旺财主”渠源浈的一个银窑内就藏有白银三百万两。

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的电视连续剧《昌晋源票号》即是根据渠家的故事改编，片中反映了三晋源票号的经营以及渠源浈、渠本翘父子在思想、观念上的激烈冲突。渠源浈是一个杰出的商业天才，但性格古怪，他的曾孙渠川因此将这部小说定名为《金魔》。与父亲终生未能化解矛盾的渠本翘坚持了自己的选择，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成为著名的爱国商人、教育家。

渠家从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辈进入鼎盛，渠家十七世有著名的三大财主：田喜财主、旺财主、金财主。他们在祁县古城东半城建有十几个大院，千余间房屋，占地三万多平方米，人称“渠半城”。开放的渠家大院只是渠氏家族院落的一部分，为田喜财主渠源潮的住宅，占地面积五千余平方米，建筑面积三千余平方米。

为全国罕见的五进式穿堂院，内分8个大院、19个小院、240间房屋，大院内建有山西民宅中最大的戏台与戏园。渠家大院被开辟为晋商文化博物馆，以七大系列28个展室向游客系统全面的介绍了晋商的发展与衰落历史。

申家大院——长治显赫家族

山西人如果不知道申氏家族，那就等于不懂我们山西的厚重历史，山西省副省长申联彬、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申纪兰都出自显赫一方的申氏大家族，申氏在明初从潞城县天贡村迁入南村，明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迁入中村定居。自始祖申十三开始，至今已繁衍到第二十一代。申十三有二子，第四世时有七子，第七世时发展为三十子，第八世时发展到五十子，成为一大家族。申家最旺盛的时期在第七、八代之间，其后至嘉庆末年（公元1814）开始衰败，从兴盛到衰败大约270年。其兴盛、衰败的家族史与潞商的发展轨迹颇为相似。

潞商早期以盐铁为主，中期开始多元贸易，铁业、丝绸占主导，后期则以手工业制品为主。潞商的崛起始于盐铁、铁粮的交换。明代“开中法”的实施为潞商的发轫提供了政策上的保障，地处河南、晋中、晋南交通要冲的区位优势则加速了潞商的发迹，并很快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商业集团。到明中叶，潞商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商帮。而此时，晋中商人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更没有什么显赫的乔家大院。清代以后，食盐贸易逐渐被徽商垄断，丝绸生产亦日渐衰微。同一时期，晋中商人以经营汇兑业务而后发制人，成为晋商的主流，闪烁在潞商头上的光环被晋中商人取而代之。

清人入关，带来一个好的结果是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纷纷内附，蕴藏在蒙古、新疆、西藏等地的巨大商机被释放出来。在遍地黄金的北方边疆地区，单是草原上牧民帐篷中堆积如山的貂皮，就是在内地奇货可居的名贵物品。而拉回这些东西，当时只需要铁锅、盐、茶叶这些在内地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物品。在这波创业大潮中，究竟有多少潞商走出上党？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不为人知。但清末潞商在晋商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康基田《晋乘搜略》载：“太原迤南多服贾远方”。就是说，就经商的人口比例及富庶程度而言，当时山西境内还是南胜于北。 今天，从申家大院现存的实物和资料中不难看出，申氏起家也是靠盐铁，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当时申家将粮食、铁制品等商品用骡马驮运至平阳，卖后买进食盐再运回囤积、转售从而牟其利润。从现存村东的三座铁矿之一，以及铁铺院、歇马店等遗存可以看出，申家的铁业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采矿、冶炼、销售一条龙的模式。另外，在当时北中国最大的铁货交易市场——长治县荫城镇，申家还拥有一半实力雄厚的铁货交易店“福顺永”。除经营铁业外，丝绸业也是申家的支柱产业。创作于明万历年间的《金瓶梅》中有17处提到潞绸，同时期的另一部名著《醒世恒言》也多处提到潞绸。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洪武初年，潞州六县有桑树8万余株，织机9000余张”，可谓“登机鸣抒者，奚啻数千家。”足见潞商经营丝绸业之辉煌。除此之外，申家还兼营当铺、客栈、花店、酒坊、醋坊、皮革等，其中当铺在当时颇具影响力，数量达32家，西安、临汾、河南、河北均有分店。现存较好的有河北省邯郸市涉县河南店的“大申店”。 清道光十年（即1830年）申家申明远一支迁至今邯郸峰峰矿区八特古镇，成为当地八大显赫家族之首，富甲一方，子嗣兴盛。潞商作为晋商中最早发迹者之一，从“豪富大贾甲天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留给我们的启示是深刻的。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要选对产品。潞商发轫于贩盐，盐被徽商垄断后，潞商转向铁业和丝绸。顺治《潞安府志》载：“上党居万山之中，商贾罕至，且土瘠民贫，所产无几，其奔走什一者，独铁与绸耳。”它说上党这地方山高坡陡，商人很少涉足，而且土地瘠薄，人民贫穷，所生产的没有几样能拿出手，如果有，那就是铁和丝绸。尽管当时铁业已经发展到“万里荫城”，达到年交易1000多万两白银的规模，但毕竟铁货笨重，比起晋中“汇兑天下”的银票来，有不便于运输和携带的弊端。丝绸虽然轻，但潞绸的发展不是靠市场杠杆撬动起来的，而是靠“朝中有人”发展起来的——要不是朱元璋的第21子朱模在潞安府任职，从而朝廷在山西设立织染局（主管为皇家派造潞绸），潞绸也不会兴盛。毕竟潞土不适合栽桑。当年满天遍野的桑树，以及后来大面积种植的泡桐，今日还剩几棵？当然也有官府重税盘剥的因素。但谁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大自然就惩罚谁。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包括太子朱模。

其次，发展经济，短期看环境，长远看文化。官本位越浓，商业味越淡。申氏的起家靠的是盐铁，其实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实质问题是官商文化。从申氏家谱可以看出，申家贩盐活动始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此间，申家出了一个官。天贡村申家四子的后代——河北永年县的进士申纶从平陆县调到太原县，升任潞州知州，申家便以这层关系开始从事食盐的贩运。这也是后来盐贩生意旁落徽商的根本所在。徽商靠智商打天下，潞商靠关系打天下。申家兴盛的时期正是申家子嗣官运亨通的时候。申家最后一个掌实权的官员是申受祉。据申受祉的墓碑载，乾隆六年（公元1741），申受祉还在广东儋州任上。嘉庆末年（公元1814）申家开始衰败，其原因不言自明。由于受地形的影响，上党人自古崇官而轻商，面对官府的强权力量，他们是默然无闻的一个群体，没有说话权，又大钱挣不上，小钱看不起，唯一发迹的办法就是读书做官。所以等级制、官本位在上党有相当大的市场。商人和文人两个阶层始终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也因此，缺乏文化支撑的潞商也就失去了“延年益寿”的生命本原。

第三，走出盆地，才能找到长治的出海口。世界有多大，发展经济的潜力就有多大。太行山挡住了昔日潞商的视线，煤焦铁束缚了新潞商的脚步。资源优势成就了潞商，也毁了潞商。对资源和手工业依赖太强，科技含量少，是潞商最终没有做大的根本原因。太行山上，上党盆地最大，大也不过1100多平方公里。因为封闭，所以思想保守。因为单线条思维，所以缺乏一种闯呀冒呀的精神，创新意识不够，缺乏与时俱进的思想。其实，我们离大海不过5个小时的车程，崇尚流动、竞争、开放的海洋文明正在向我们招手。山西加入环渤海区域经济圈的思路，河南构建中原经济区的举措，对我们来讲，是挑战，更是机遇。今天，透过申家大院的厚重，重新检索潞商历史，研究“修旧如旧、原汁原味”的宗旨与过度开发、人造景观的错位，研究文化、精神的缺失导致旅游经济后劲不足的硬伤；研究祖宗产业一派繁荣的背后对子孙幸福指数的亵渎，必将对长治今后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王家大院——三晋第一宅

静升王氏祖籍琅琊（今山东胶南），后西迁至山西太原。南宋初年，族人王实由太原南迁至灵石县峪滩村。元皇庆二年（1313），王诚斋又率家族迁至静升村。清初，族人王兴旺开始经商，做小买卖，至第十四世王谦受、王谦和、王正居等，资本见厚，店铺增多，逐步成为豪商巨贾。到清中叶，王家便由原来的平民百姓发展成为居官、经商、事农综合型的名门望族。王家大院包括东大院、西大院和孝义祠，总面积34650平方米。

大院选址于北傍高坡，南望开阔，高出平地约八九米的台地上。开放的两处，西称红门堡，建于乾隆年间；东称高家崖堡，建于嘉庆初年。东堡院有院落26个，东中西并列为六路。中间的三路院落为主院，西边的两路为书院和花园，东边的一路为厨院；西堡院共有院落28个，中间有一主干道，贯穿着三条横巷，与东堡院用一石桥相连，东西对峙，气势震人心目。如若再加上修复完好的王氏宗祠，那么，王家大院现对游人开放的总面积已达31956平方米。假若不到王家大院走一走，看一看，确实很难让人置信，在这块黄土高坡上，怎么会建有这样一座可与皇宫一比气宇的大院？

王家大院与其说是一组民居建筑群，不如说是一座建筑艺术博物馆。它的建筑技术、装饰技艺、雕刻技巧鬼斧神工，超凡脱俗，别具一格。院内外，屋上下，房表里，随处可见精雕细刻的建筑艺术品。这些艺术品从屋檐、斗拱、照壁、吻兽到础石、神龛、石鼓、门窗，造型逼真，构思奇特，精雕细刻，匠心独具，既具有北方建筑的雄伟气势，又具有南国建筑的秀雅风格。这里的建筑群将木雕、砖雕、石雕陈于一院，绘画、书法、诗文熔为一炉，人物、禽兽、花木汇成一体，姿态纷呈，各具特色，称得上北方地区民居建筑艺苑中的一颗璀璨明珠。王家大院是山西最大的一座保存完好的建筑群，称“三晋第一宅”，入选《中国民族建筑集·汉·北方民居》一书，我省仅此一例。

常家庄园——中国第一儒商旧居

常家庄园位于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车辋村，车辋由四个小自然村组成，其布局呈车辐状，故名。常祖先在明代由太谷迁居车辋，以牧羊为生，八世祖常威身背褡裢远赴张家口走上了经商的道路。先祖的牧羊鞭、常威的褡裢后来供奉于常氏宗祠内，与常万达的名言“视有若无，视盈若虚”一起被常家子孙尊崇了二百年。常威之子常万（王已）、常万达学有所成之后，成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兄弟两先后创立了“十大德”、“十大玉”20个商号，开辟了由福建武夷山至俄罗斯的数万里国际贸易通道“茶叶之路”，成为首屈一指的晋商“外贸世家”。常氏家族鼎盛之际，拥有员工 千余人，骆驼上万峰，独占中俄茶叶贸易的四成，在乾隆年间是当之无愧的全国第一富商。

常氏家族商业成功的原因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这个家族坚持了以儒铸魂，以商兴业，儒商融汇，商儒互援，道德与经济合一的良性发展道路。在常家200余年经商、兴学交融史中，仅取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学位的就有170余人，他们基本都放弃了仕途而投身商界，集合为晋商家族中最为出类拔萃的精英集团。

从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常家投入巨资营建宅院。常家分为“南常”、“北常”两支，“南常”万（王已）立“世荣堂”，宅院以南北向的“前街”为主轴线；“北常”万达立“世和堂”，宅院以东西向的“后街”为主轴线。经过二百余年的修筑，常家建有宅院80多座，楼房50余幢，房屋3500余间，占地面积300余亩，规模之庞大，世所罕见。常家环庄园而建的堡墙长达4公里，共开8个堡门，而平遥古城，城墙周长也不过6公里，开设4座城门，常家大院与其说是一所民宅，倒不如说是一座城市。常氏宅院的建设规模可谓三晋民居建筑之首，修复开放的部分12万平方米，仅为原有面积的四分之一，即令是如此，仍比王家大院大四倍，比乔家大院大十二倍。

“乔家一个院，常家两条街”曾是晋商文化的缩影，但常家大院最大的特点不在其大，而在于高雅的文化品位，凝重的历史底蕴，以及集南北风格之大成，融院落园林与一体的特色，因而，无论规模，还是建筑艺术，常家大院堪称民居之典范。

常氏家族衰落于清末民初，建国后，常家大院被分配给村民、学校使用，后街北侧的近十个院落由省民政厅购买，被荣军休养所占用，北常所建的常氏宗祠被晋中棉织厂占用。常家宅院的破坏一度相当严重，长期处于半荒半废半民居状态，南常前街两侧建筑和北常后街南侧建筑基本不存。2000年5月，榆次区着手修复常家宅院后街北侧建筑。榆次区书记耿彦波曾担任灵石县委书记，王家大院就是由他主持一手开发，面积最大的两座晋商大院在其任上被修复，这位书记的述职报告想必也会为之精彩。2001年9月29日，常家庄园正式对外开放，门票价格60元，为山西人文景观之最，这里也是山西第一个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文保单位，省电力公司、榆次区政府等单位都是股东。

太谷曹家三多堂

从太谷县城向西南走5公里，在一个叫做北洸村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大名鼎鼎的三多堂，即：多福、多子、多寿之意。三多堂亦名曹家大院，为太谷商业资本家曹氏旧宅。太谷曹家，以其始祖曹三喜创业，生意最兴盛时，国内各地的商号竟达640多家，雇员近五万人。

大院产生的历史条件

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山西大院出现的社会基础，商人实力增强是山西大院产生的前提条件。明朝初期，朱元津出于扫清残余势力和巩固朱明封建王朝的目的，多次出兵塞北。为了解决驻边军队饷需，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九个军事重镇实行“开中”，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国家换取盐引专卖权，控制盐铁资源的国家政权则视边防军情缓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输粮。这一政策对相邻九边的省份特别有利，山西、陕西商帮就在“开中”实施之后，以临近边镇的地利优势，捷足先登，成为国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服务于政治的体制为商人与政权的沟通搭起了桥梁。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的一系列政策，对商人的发展十分有利。前期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如盐商一类的商人。通过交结官府的活动，为其子弟争得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的权利。万历年间政府明令允许商家子弟参加科考，打破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传统习惯，商家子弟从此堂而皇之明正言顺地步人仕途。

清代捐纳制度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最佳选择。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朝中央决定大规模削藩，为了弥补军饷不足，颁布捐纳政令，文职捐官始于此时。康熙本拟暂开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后，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例一开再开，文职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员（正四品），武职可捐至把总（正七品）、千总（正六品）直至参将（正三品）。雍正、乾隆两朝，捐纳更加频繁，成为又一入仕途径。富有的票号商人积极为自身和子孙捐官买爵，平遥蔚字票号首任总经理毛鸿翙，为家中从父亲到玄孙五代共31人捐得“将军”、“大夫”衔。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授花翎员外郎，乔景侃花翎四品贡生，乔景信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清初在张家口贸易发迹的山西介休范氏，因资助清兵有功，顺治赐范氏张家口房地，康熙时范氏后人范毓（香奇）“以武举授卫千总，以驼佐军，擢守备，累迁直隶天津总兵（正二品）。”类似的富贵之家，山西并不鲜见。类似的捐官记录举不胜举。捐得官职后的富有者，有了政府的庇护，活动限制较从前减少，财富聚积更加便捷。捐得官衔之后，扩建宅第的限制减少，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阔大更气派。房屋佩件装饰上就能显示官商和民商之别，如宅屋的脊兽通常都装饰鸱吻，此物性喜远眺，尊为房屋守护神，且古人认为鸱吻属水性，安放屋顶避免火灾。鸱吻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状并不相同，太谷曹家、灵石王家、祁县渠家都是张嘴脊兽，祁县乔家则为闭口兽，对于商人，招财进宝多多益善，闭口脊兽有财不外露之含意；而对官商来说，做官理当为民说话，说话必得张口。商人都希望家族里有人捐官或科考入仕，有了一官半职时就会对外界张扬，以示其既富且贵的得意。

山西商人实力增强是大院群落出现的直接原因。康熙南巡时曾经谈到：“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经过三四百年的商业积累，晚清山西商人的资财更加雄厚。晋绅刘大鹏在太谷私塾执教时记录了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适遇冬标之期，故“今寓此，见夫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银锭的代称），如水之流，滔滔不断。”作者有感于富户被迫捐钱捐物一事：“嗟乎，太谷富户甚多，五百万金者一户，百万金者三四户，数十万金者数十户，数万金者则不计其数。”太原人刘大鹏的日记较杭州人徐珂的记载更详细，从中看出太谷商人的实力更强一些。有雄厚财力作后盾且可以捐得官职的人，在家乡大修宅第炫耀门庭不足为奇。关于民间修宅建第的资料比较欠缺，但清代山西商人实力不断增强的现实，无疑是大兴土木的必要前提。乾隆、嘉庆、道光几朝，山西商人的资本如滚雪球般地膨胀，外出经商的人将大批白银转入山西，临汾一地“方其盛时，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乾隆年间从事对外贸易，子孙相承，历经乾隆至宣统150多年。商业发展了，家宅也随之扩建，世荣堂与世和堂两处宅院就是常氏商业繁荣昌盛的证明，以至于清末车辋村形成了占地200余亩规模达到20多个院落1500多间房屋的常家一条街，蔚为壮观。正是因为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才能够修建如此宏伟的宅第。

大院的建筑文化

建筑表述了文字语言无法企及的文化内涵，是器物、制度和观念三层文化的集中体现。住宅是人类实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观念和社会习俗的承载物，是历史文化的依托形式。

清代对民居建筑的限制有所放松。确切地讲，清初以来实行捐纳后，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富有者阶层为清廷解除困难的同时，也为门已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商民捐得官职，便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造房修宅摆排场。现存的山西大院，绝大多数是清中叶以来兴建的。山西票号兴起后，山西大院的规模上了一个新的档次，同治年间平遥票号财东侯殿元修建厂7间7檩的豪华住宅兼商号，这样的民居清代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建筑超大规模的住宅群，被视作时皇权的挑战，此后候某因其修建豪华宅第而获罪。我们今天看到的山西大院，正堂最多不过5间，然而居室主人却在5间或3间的基地上，向高空发展，修建2层以上的广厦，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道特别的人文景观。晋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当规模的祁县乔家、祁县渠家、太谷曹家以及灵石王家4个大院，以及榆次车辋村未修复的常家一条街，正房都不超过5间，楼高2至4层不等，就是对这种建筑制度的诠释。而在偏僻的临县碛口西湾村这个昔日水陆物资汇集处的清代陈氏民居，在交通较为便利的阳泉官沟张家大院，这类依山建势的城堡建筑中，也充分体现了正房不得超过5间的建筑规格。

山西大院占地面积成千上万平方米，院落建筑如城堡般坚固、楼高院深，墙厚基宽，防御性极强，有人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外墙高，从宅院外面看，砖砌的不开窗户的实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无论厢房还是正房，是楼房还是平房，双坡顶不多。由于都采用单坡项，才使外墙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现对外开放的几个大院也仅仅是当年规模的一部分，比如渠家当年的宅院就占据了祁县的半个县城，规模之宏大令今人折服。

大院的总体布局，充满了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之情。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正的双“喜”字，欢悦祥和尽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将其姓氏和前辈对子孙加官晋爵的热望寄托其中，以其内部相通之甬道呈显“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则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无处不在。以灵石王家来说，将建筑物布置成一个王字，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解释“王’等时讲：“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贵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家姓氏与儒家思想在王氏大院中巧妙揉合一起，可谓是抢占天时地利人和之杰作了。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县城及附近镇子上就店铺林立，布号、盐在、钱庄、票号齐全，现城中还有40余座多进院保存基本完好。这几十座大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上部沿墙顶处常用砖头露空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表示房主人追求做官和吉祥的美好愿望。

门是建筑的入口关，也是建筑的门脸，地位和意义不言自明。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俗语，大院的门文化内容尤为丰富。清代风水书《阳宅撮要》讲：“大门者，合舍之外大门也，最为紧要，宜开本宅之上吉方。”所以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时，大门有意稍稍偏向东方，通常开在东南角上，民间称此为“抢阳”，阳光尽早照上门窗，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主动性。民间历来有高门出贵子的说法，为了福荫子孙，乔家大院的宅门建得富丽堂皇，厚实高大。窑洞般厚重的宅门上端，石刻行书“古风”二字，笔力遒劲，功底不凡，蕴藏着院落的气势，饱含着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风的识见。琅环福地为传说中的神仙洞府，据称晋国张华游洞宫时，遇见一人，将其引至一处，只见大石中间，宫室嵯峨，别有天地，每室各陈奇书，张华观其书，多汉代以前事情，闻所未闻。张华问其地名，回答“琅环福地”。张华出洞，大门自闭。乔家就有一块“福种琅环”匾，此匾为当年山西巡抚丁宝铨所赠，在封疆大吏们的眼中，乔家宝物难以计数，当年的富有和气派由此可见一斑。

门前设立泰山石敢当，是当时江南江北共有的建筑习俗。乔家大院的石敢当是一座大照壁，高1丈，宽9尺，青砖灰瓦，用料上乘，做工考究。正中镶嵌2米长、40公分宽的石雕，上部雕刻虎头，下部是莲花宝座浮雕，中间刻“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建筑文化中。石敢当的影响非常广泛。关于石敢当的来历，民间传说大多与姜太公封神有关，姜子牙封神忘记了自己名姓，便自封为泰山石敢当。其他还有种种说法，然而都是取其镇宅避邪的功用。

大院门边的青石或汉白玉柱础石、抱鼓石上，一般雕刻着狮子、神鹿、锦鸡、青云一类的图案，取屋舍平安、平步青云、禄在其中之吉祥。王家大院的一组抱鼓石，上是延年松鹤、亮节竹枝对称，下有盙中寿桃、簋中苹果，取平安长寿之谐音。盙、簋为古代祭祀器皿，用以盛食物，商周时代“盙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旧有“盙簋不饰”之语，比喻为官不正，“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盙簋不饰’”。不饰即不整饬，后来人们弹劾官员贪赃枉法，多用“盙簋不饰”一词。王家把盙簋礼器雕刻大院门口，意在告诫族中当官之人须清正廉洁，如此才会永保富贵荣华。

大院主人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含着“连升三级”的吉祥语。下人或账房先生居室门前，通常只有一两级台阶，表示主仆身份有别和尊卑贵贱等级高低。曹家大院主楼前，有5级甚至9级台阶，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显主人威严，又示身份高贵。当年日升昌的7间7檩宅，正房7开间，正厢房都为两层楼，由3个院落组成，院落逐层抬高，在最里面的正房屋顶上，还砌了照壁来提高正房高度，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见的一种建筑方法。寓意深刻，表述含蓄。人往高处走、一代更比一代强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曹家三多堂为一条甬道分开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为多子、多福、多寿院排列，老人居东，主人居中，子孙居西，立意在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设计了西高东低的一条甬道，与水往低处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迈出大门必朝西行，如此就能体现人往高处走的设想，实现步步登高的愿望。乔家大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最尽头的正屋，还要上几级。特别是山西这个多山之地，依山势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风水谶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

在山西大院群落里，精心构思巧妙设计的雕梁画栋间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审美情趣。从门窗到牌坊的各种石雕、砖雕、木雕艺术作品，承载了古老中国的传统习俗，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常见的是用砖、石、瓦材料，以意、形、音的方式，或明示或暗寓蕴藏吉祥富含哲理的雅俗文化，双狮护（方言“护”音同“福”）门、五福捧寿（福寿安康）、凤戏牡丹（大富大责）、喜鹊登梅（喜上眉梢）、麒麟送子（贵子临门）、五子登科（光宗耀祖）、岁寒三友（松、竹、梅）、四狮护栏（事事如意）、一琴二白（琴为乐器，白为白菜，做官人家取一清二白之谐音）、猫蝶闹春（取耄耋之谐音）、渔樵耕读、出将入相、梅兰竹菊等等，不乏居室主人的情趣追求，显示了设计者和工匠人的才华。和合二仙的雕刻，对当时以在外跑商为主要方式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史书载：宋朝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和合之神后来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取和睦同心、生意顺利之意，将传说中的和合神仙雕刻门庭，可谓一举两得。尊迎“万回”之神，恰恰说明山西商人旅外经商的不易和家人对频繁远足他乡亲人的祈盼之情。三星高照也是大院中人最常见的一景，在主人所居门额上雕刻福禄寿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三星高照可谓是没有缺憾的人生。《尚书·洪范》载：世间有“五福：一曰寿，二日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常驻，主家安宁。于是借五只编幅环绕寿字图形，表达时人的共同追求。五幅捧寿图在历代寺庙、宫殿中也都被作为吉祥寓意的装饰。在大院中常见的大幅壁雕如鹿鹤吉祥图，隐寓着大院主人对高官厚禄和常生不老的追求。保德县城的一处民居，门墙瓦当以寿字作图，墙由元宝状砖石垒成，瓦当间的凹陷处，以蝙蝠瓦衔接，既有便于房屋不积雨雪之功能，又有人文装饰的艺术效果，实则将福、禄（元宝墙）、寿三吉祥图案融为一体。保德民居中大都以孔雀首部装饰，取丹凤朝阳之意。祁县渠家大院雕刻将1至9的数字，巧妙嵌人雕刻艺术品，诸如一蔓千枝（多子多福）、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狮护栏（事事时时如意）、五福捧寿、鹿鹤同春、七巧回文、八仙过海、八骏九狮，将大院装点得生机勃勃，情趣盎然。山西大院的八仙雕刻通常采用的是暗八仙手法，将民间传说的八仙所执宝葫芦、铁拐杖之类的神器嵌入长栏、门饰，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王家大院一幅石刻《四逸图》，表现了士大夫追求快乐健康的思想。姜太公钓鱼渭水边、诸葛亮躬耕南阳、严子陵退隐严濑、陶渊明隐居桃花源一类的历史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位置，打柴、钓鱼、读书、耕田是人生最大乐事，也是中国士大夫逃避现实时的最佳生活方式，皖派民居建筑中也有精美的四逸图雕。可以说，大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承载体，大院的每一个建筑构件都体现了实用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大院文化点滴集萃

山西地处内陆，近代西方文化对晋人思想的冲击总体上并不大，因此清代中后期的山西大院主要体现了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礼俗，如大院多为正偏结构，左右对称，中庭开阔，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如提倡中庸之道、讲说仁义道德以及敬业修身等方面，大院功不可没。然而封闭的大院文化无疑也产生了对人身的束缚，对思想的禁铜，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院文化又有一些消极影响。

祁县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将宅第命名为“在中堂”，将“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哲学含义和处世为人之道不言自明。乔家大院的百寿大照壁两旁有一副对联，为晚清名臣左宗棠所题：“损人欲以复无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标榜儒家“克己复礼”的个人修养，提倡道德文章的社会功能。横额为“履和”，古有“履仁”，为古代士大夫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孔圣人看来，“刚、毅、木、讷近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质朴寡言是历代封建圣人标榜的美德，并为士大夫普遍接受。大院中“慎俭德”、“慎言语”、“仁周义溥”一类的匾额，将德行与做官行商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大院的一个文化特色。

儒贾相通、义利相通观在清代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有学者认为，“乔氏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原因，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一样，可以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去了解。先从乔氏家族本身来说，他们经过200年的发展，始终维持兴盛，其家族的伦理规范与教养精神值得探究。乔氏家族发迹之初，以勤、俭、诚、义起家，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好几个世纪仍能维持其家风，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虽说是住在方砖墁地、梁柱滚金的深宅，主人也不忘将表现高风亮节、君子德性的竹枝，雕刻在居室、门楹上。在那个年代，修竹茂林是君子所居之地，清代名臣曾国藩有句名言叫作“食可以无肉，居不可无竹”，就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自我标榜和精神追求。大院主人借助竹的高风亮节，勉励自己实现“年年高”、“节节高”的人生目标。类似的文化还有许多，如“慎俭德”、“居之安”、“淳风”、“静观”、“洞达”、“诒多福”等等警言匾额，都显示出一定的文化品味。牌匾与牌坊有相同的功效，用砖、石、木等材料精心制作题写，既有装饰门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同时还可以展示宅第主人志向情趣，这类门联、楹联、匾额在大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传封建礼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如祁县渠家五进院的每一扇门额上，都刻写着修身养性的警言佳句，如乐天伦、德星朗耀、学吃亏、善为宝、慎俭德、慎言语、辑熙轩、读书乐、观光第、稍可轩、载籍之光、福禄尔康等等。晋南襄汾丁村的清代民居中，门楣上则留下了余庆、敦伦、循规、坦荡之类的字样。这其中既有做人处事的要诀，又有读书修身的提示。可以说，大院的一石一雕渗透了传统文化的精髓。

门匾和楹联是富贵人家标榜文人风雅最下功夫的地方。将吉语刻在门端，张显宅第主人的文化品味。灵石王家大院的宅第名字叫得温文尔雅，如凝瑞宅、敦厚宅，小院又有迎晖、整暇字样，与主人的身份学识相匹配。王家的敦厚宅中有五个月洞垂花门，门的构思巧妙精致，圆中有方，方中有圆，衬托出错落有致虚实相间的视觉艺术效果，门楣刻有“规圆矩方”四字，既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气息，又在告诫后人做事要遵循一定之规。平遥城关镇上，也有一处凝瑞宅，表达了时人对瑞气盈门的共同期盼之情。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统楼上，书“登高远眺”字样，步入曹家这座四层建筑，远近几十里地方尽收眼底，心胸顿时开阔。乔家、渠家大院也都有专供远眺的制高点。在乔家大院被称作明楼的二楼主楼上，挂着一块“光前裕后”的牌匾，同样内容的门匾在清代襄汾丁村的民居建筑中也尽占风光。将这四个字挂在乔家最显赫的地方，不外是提醒院中后人时时刻刻不忘光宗耀祖，造福后代。特别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寿院（东院）的门匾“斗山天”，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种吉祥释语：从字面看，由斗到山再到天，有越来越大的含义囊括其中，象征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如果换个方向读就是“天山斗”，方言谐音便是添三斗，作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添三斗充分表达出了主人企盼财源滚滚永无止境的心愿；再换一种解释，将斗读作去声时，斗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志和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了。这是一种寓意深远的文字游戏，饱含了当时富足之家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