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官窑也称旧官，南宋为新官。相传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附近设立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器，即北宋官窑。南宋顾文荐《负睻杂录》记载：“宋宣政间（宣和、政和即公元1111－1125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叶寘在其《垣斋笔衡》中对北宋官窑亦有记载：“政和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

当时北宋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因宋代汴京遗址已沉入地底，至2019年为止，尚未发掘出北宋官窑遗址，对于北宋官窑遗址缺乏考古发掘地资料和充足的文献资料的支撑，因此，时至2019年，关于北宋官窑遗址在何处，仍有不同说法，一般有三种说法：一说北宋官窑即为汝窑；二说否认北宋官窑的存在；三说为北宋官窑即为汴京官窑，它与南宋时的修内司官窑先后存在。支持第三种说法的人较多。

北宋官窑瓷的基本特征：

1、胎有灰白、灰褐两种，胎骨较为厚重，紫口铁足是共性。

2、釉色有天青、粉青、虾青、月白、油灰、鳝鱼黄等釉色。绝大部分器物，胎釉与汝瓷有极其相似之处，官窑的釉色更趋向追求玉色。

3、造型多为祭祀、文房类：炉、瓶、尊、洗、盆、觚等，尊、觚系仿商、周青铜器造型。

4、开片为金丝铁线与冰裂纹同存，开片有大、小之分，大器小开片与小器大开片都是难得之物，开片纹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不同于北宋任何窑口的产品。不开片器物应是该窑的极品，是胎釉膨胀系数一致所造成。

5、烧制方法，有支钉支烧和垫饼支烧。支钉支烧的器物，支钉痕迹稍大，多数器物是采用垫饼支烧。

6、北宋素有汝官不分，与汝窑的区别：金丝铁线的区别、紫口铁足的区别、胎体厚重的区别（与民汝不能一概而论），釉下直观的区别、开片纹自成体系的区别

北宋官窑与南宋官窑是父与子的关系，从遗传学讲，有其共同特征：器物紫口铁足，釉下气泡密如攒珠，釉面开冰裂纹片

南宋人叶宝真的《垣斋笔衡》云：“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这条记载文字虽不多，但值得注意的问题却有不少。第一，北宋以前北方承烧御用白瓷的窑口有河北的邢窑、定窑及河南境内的窑场，其中，定窑的产量最多。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原吴越王钱弘亻叔还曾向宋太宗进贡了“金装定器二千事”。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每一窑的装烧量，降低生产成本，定窑于北宋中期开始采用覆烧法焙烧瓷器，故碗、盘类器物口沿的釉在入窑前刮去，烧成后即形成“芒口”。不过，朝廷不喜爱定窑瓷器，绝不是因为它“有芒”，道理很简单，只要朝廷需要，定窑必然是不惜工本地按要求烧造，岂会把为降低成本而影响美观的覆烧法用到御用瓷器上？第二，统治者偏爱青瓷由来已久，这种倾向是受人的自然审美意识支配的。而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之际，正是越窑“无可奈何花落去”之时，这显然不是巧合。第三，汝州受命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场，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与此同时，“河北、唐、邓、耀州”皆为向朝廷上贡青瓷的地方。第四，耀州窑是北方最早受越窑影响而发展起来的青瓷窑口，五代时就已烧造一定数量的宫廷用瓷，北宋时则以50件的数额承烧土贡青瓷。其产品的釉呈青绿色，类似越窑的“秘色瓷”，所以被称作“越器”。汝窑青瓷既然“为魁”，那肯定与之有较大的区别，这种区别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关键的差异在于釉色。汝窑创烧出以往未曾有过的天青釉，无疑会使统治者激赏不已，这不仅是因为它的颜色新奇而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它把浩瀚、深邃、神秘的蓝天的颜色带到了以天子自居的皇帝的生活中。

河南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瓶、茶托等，釉呈透明的的天青色，器身饰刻花纹，就是这类瓷器将汝窑推上了各窑之首的地位。从刻花艺术的角度看，这类汝瓷如跟耀州窑同类青瓷相比，是难出其右的，显而易见，天青釉才是它的优势所在。未几，汝窑天青釉瓷器的烧造量陡然增多，占了所有产品的99%以上，此期的制品以素面为主，突出了釉的天青色和乳浊似玉的特色，以前的青绿釉、天青釉刻花瓷器与之已完全没有可比性，换言之，这一阶段是汝窑的成熟期和繁荣期。宋人周火军的《清波杂志》记载：“汝窑，宫中禁烧，内有玛瑙末为油，唯供御拣退，方许出卖，近尤艰得。” 由瓷器的拣选、处理方式分析，此时的汝窑尚属汝州府监控的官窑。

《垣斋笔衡》云：“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这条记载的问题既不是设窑时间，也不是窑名，而在于“京师”二字。因自古迄今“京师”一直是国都的代名词，故清人认为此窑设于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而当今亦有不少人持相同观点。但是，若把“京师”释为国都，“京师自置窑烧造”就等于“国都亲自设立窑场烧造”，这分明说不通。在1989年发表的《论宋代官窑的形成》一文中就曾指出：“此句中的‘京师’是主语，即指代朝廷。从字面上看，并没有指出烧造地点。因为人们误将‘京师’理解为烧造地点，所以出现了‘汴京官窑’的提法，致使北宋官窑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很有必要对“京师”在古代汉语中的指代用法加以诠释。据《晋书》记载，前秦曾对东晋政权构成严重威胁，“时苻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很明显，感到震惊恐慌的“京师”绝不是国都的代名词，而是指代朝廷。另据北宋人魏泰的《东轩笔录》记载，北宋时“京师置杂物务，买内所须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内臣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在这里，“京师”的指代用法更灵活，前面的“京师”指代朝廷，而后面的“京师”则指代京城内被拖欠货款的各行铺的业主。所以，《垣斋笔衡》所说的在“政和间”亲自设窑烧瓷的“京师”，必指朝廷无疑。

那么，北宋朝廷所设的官窑位于何处呢？根据宋人陆游关于北宋朝廷“惟用汝器”的记载，最初认为：“朝廷先是在汝州民窑中搭烧宫廷用瓷，随着宫廷用瓷需求量的增加，朝廷终于将这些民窑改为官办窑场，专烧宫廷用瓷，并可能再增设一些窑场，于是形成了北宋官窑。”1996年，在《宋代官窑探索》一文中指出：“朝廷‘命汝州造青窑器’时，承烧御用瓷器的窑为民窑，生产性质属官搭民烧，由汝州地方官监管，后来朝廷‘自置窑烧造’，这个窑就是北宋官窑，地点在汝州。”从宝丰清凉寺窑址的发掘情况看，天青釉瓷器的年代确有早晚之分，而瓷器质量也存在明显的由粗到精的提高过程，这些都印证了早年对汝窑和北宋官窑所作的判断。

清凉寺窑址的天青釉瓷器，据制作工艺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刻花为主要特征，这类瓷器约烧于“汝窑为魁”的北宋中期晚段；第二类以釉层乳浊者为上品，此类瓷器的生产时段在北宋中期以后至“政和间”之前；第三类以“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为标志，这些精美绝伦的瓷器应为朝廷设窑前不久至汝窑倒闭前所烧。过去，人们在判定汝窑的始末年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汝州烧制宫廷用瓷的时间在元祐元年（1086年）至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中。另一种观点是，“官汝窑的烧瓷历史大约始于政和元年，至北宋灭亡（宣和六年，即1124年），其间仅有十四年的时间”。也有人根据窑址出土的“元丰通宝”和“元符通宝”铜钱而判断御用汝瓷始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停烧于宋徽宗前期。其实，这些观点均因证据不足而缺乏说服力。首先，朝廷命汝州烧造青瓷的时间古籍没有交代清楚，所能作出推断的依据只是定窑“芒口”瓷器出现的年代和越窑走向衰落的时间，但这却是大致的、不甚确切的时段。其次，朝廷开始掌窑烧瓷的时间是“政和间”，即政和年间，一说为“宣政间”，就是政和至宣和年间，不知所谓的“政和元年”以何为据？再者，在“元丰通宝”出现前，窑场可能已经设立，而铜钱从铸造到进入流通存在时间上的滞后，并且使用的时间较长，故难以作为判定窑址年代上下限的可靠尺度。必须指出，汝窑这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实际上是对汝州辖区内的烧造御用青瓷的窑口的统称，它包括汝州府监管的和朝廷掌控的两类窑场，后者就是狭义的北宋官窑。

2000年，正当人们因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的庐山真面目基本显露而踌躇满志时，汝州张公巷又发现了类似的窑址，于是激起了汝窑研究的新的浪花。张公巷窑址经过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瓷片和窑具，实物资料表明，该窑的青瓷精品质量不亚于清凉寺汝窑的同类产品，而淡青绿釉、白胎等特征则使它别具一格。人们在对此窑究竟是否北宋官窑的判断上游移不定的同时，提出了其为金元时期仿“汝”或仿“官”的可能性。还有人因窑址未发现青瓷祭器而否定它的官窑属性。然而，在亲眼看到张公巷窑址的极品青瓷碎片后，认为这处窑场就是“政和间”或“宣政间”朝廷设立的官窑，理由有四个：（1）北宋统治者喜好青瓷，是由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审美意识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女真族建立金和游牧民族建立元以后，中原地区的人文出现了时代性的巨变，所以此时仿“汝”或仿“官”，缺少风俗和理念的支撑；（2）金元时期北方制瓷业江河日下，器物质量多显粗陋，在汝窑故地突兀地冒出产品用“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做工极精的青瓷窑场，那它的技术从何而来？服务对象又是谁？毫无疑问，只有才艺绝世、穷奢极侈的宋徽宗才会设窑烧制这类青瓷；（3）宋仁宗在祭神时已“器必全玉”了，到北宋晚期，极度奢靡的宋徽宗又怎么会用大量的次于金玉的瓷器去祭神呢？所以此窑即便不产青瓷祭器亦是符合情理的，这与疆土半丧、偏安江南、财力窘迫的南宋统治者不可同日而语；（4）北宋人徐兢于宣和六年（1124年）奉命出使高丽时，看到高丽窑在仿烧“汝州新窑器”，这类瓷器传世较多，除了支烧方法与汝窑相似外，其釉色不类以往所见的汝瓷的天青色，反而与张公巷窑址所出上品的淡雅的青绿色相仿，这有力地证明张公巷窑就是“汝州新窑”——北宋官窑。值得一提的是，朝廷设窑后，清凉寺窑并不会随即停烧，当依然在汝州府的监督下为土贡和补充宫廷之需而延续它那短暂却辉煌的窑业史。

北宋官窑的缘起

北宋官窑是宋代著名瓷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乃宋徽宗因不满于当时现有贡御瓷器的瑕疵和缺缺陷，引入汝瓷及开封东窑等窑口窑系的制作精华，在东京汴梁，即今河南开封，按照自己的设计、亲自指挥烧制和创制的巅峰之瓷，其不仅是我国陶瓷史上第一个由朝廷独资投建的“国有”窑口，也是第一个被皇帝个人垄断的瓷器种类。

北宋官窑大约创建于我国北宋政和年间，南宋学者宋人叶寘在其《坦斋笔衡》中道：“政和间，京师(今河南开封)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另一学者顾文荐在其《负暄杂录》中也有关于“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载。

窑口乃朝廷举国家之力投资的“国有”企业，其生产关系为：“朝廷置窑、内府制样、民匠造器、兵士供役”，所烧产品唯供朝廷使用，不在市场流通，罕珍和稀有，常人难以见到，更遑论什么民间收藏了，一如清代学者陈浏在其《陶雅》一书中所言：“宋官窑者绝不经见，世人罕能识之者。”

北宋官瓷当时作为国家礼器的创制，其造型通常以仿青铜器为主，是当年宋徽宗“新成礼器” 的一部分，以徽宗诏敕编纂的《宣和博古图》为造型蓝本，也即依“名古器”为造型依据，作品件件有典，禀赋深义，加上徽宗本人艺术王者的身份和爱好，故北宋官瓷作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礼器，主要为朝廷所用，代表作品有瓶、尊、鼎、炉、觚、盘等器形；二是文房用具，此与徽宗个人的喜爱密切相关，也主要供徽宗个人使用，代表作品主要为“文房四宝”，其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系列，主要在于北宋官瓷笔洗的造型千变万化，计有直口、荷口、葵口、寿桃、弦纹、兽头、兽耳等多种样式，器形可谓琳琅满目，无有穷尽，充分体现了徽宗的文化智慧和创造。

北宋官瓷对釉色的追求与完善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其釉质肥厚，瓷无修饰，主要以釉色之美、纹裂之俏，去追求艺术上至高至上的大境界。常见有天青、粉青、月下白、炒米黄等釉色，且以粉青为上。明学者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言：“官窑品格，大率与哥窑相同。色取粉青为上，淡白次之，油灰色，色之下也”清光绪三十四年开始编纂，兼收百科，重在溯源的《辞源》第二册“官窑”栏也道：“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大观间京师置窑烧瓷。胎骨有白、灰、红之分。其土取自汴东阳翟，淘炼极精。釉色有天青、翠青、月下白、大绿。粉青为上，淡白次之”。

由于北宋官瓷在原料选用、色调调配上甚为讲究，尤其在原料选用上，可以说是穷其奢华，不惜代价，添加有品质上乘的翡翠、玛瑙等玉粉入釉，这也自然成为注重烧制成本的民间窑口和其它窑口不能仿造到位主要原因。在烧制过程中，按器形的要求，北宋官窑对汝窑的支烧法加以改进，增添了垫、支垫结合的烧法，器物受力更均匀，使得胎骨也更坚挺，从而为釉质更趋淳厚、匀润创造了条件，真正达到了肥若堆脂，抚之如缎似玉的，攥之仿佛出油的艺术效果。

北宋官瓷釉面的开片，得益于其独到的工艺，所开片纹极富节奏感，如水波粼粼，晶莹剔透，开片不仅流畅，且小器也可开龟背大片，纹如鳝血，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纹裂美。开片本是由于坯釉结合不好而导致釉面开裂的弊病。但北宋官窑瓷却慧眼识珠，利用这一陶瓷缺陷开创了著名的纹片釉，同时利用其独特的坯釉配方，施釉方法和烧成技术，创造出金丝铁线、紫口铁足这些不是装饰的装饰。严格地说，这些人们不能完全控制和设计的效果不能称做装饰手法，它是一种材质之美，是一种本质的美。也有学者认为北宋官瓷的鳝血纹为上品，如高濂在其《燕闲清赏笺》中就说“（官瓷）纹取冰裂、鳝血为上，梅花片、墨纹次之，细碎纹，纹之下也。”

北宋官瓷“紫口铁足”的艺术特征，是徽宗对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开封东窑制瓷艺术精华的汲取和借鉴。其选用含铁量极高的瓷土制胎，与汝瓷含铁量较低的胎质有极大的区别，这种含铁量极高的胎体经高温还原烧制，胎骨颜色泛黑紫，故作品器物口所施之釉因微有下垂，致使内胎微露，便产生了出“紫口”特征，而足底无釉之处，由于气氛还原，则成为黑红色，是为“铁足”。此突破青釉瓷面所形成的独负神采的“紫口铁足”，堪称清籁幽韵，趣致拔俗，令人畅心悦目，其在区别汝瓷满釉支烧、无色彩变化的同时，其独特风韵也是为北宋官窑瓷器最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

北宋官瓷外观的总体艺术特征可概括为：造型古朴庄重，釉质如脂如玉，所裂纹片灵动飘逸，形如龟背，色如鳝血，釉面莹莹冰片极富美感，且器口微微泛紫，底足褐红如铁。作品观之神韵内蕴、质朴无华，不独无什么精美雕饰和装饰，也更无什么艳彩涂绘，其完全凭藉自身釉色和幻放的纹片之美抵达其冰清玉洁、神韵天成的美学境界。清乾隆帝为北宋官瓷所赋诗句　李唐越器久称无，赵宋官窑珍以孤。　色自粉青泯火气，纹犹鳝血裂冰肤　摩挲真是朴之朴，咏叹仍非觚不觚。　合赠何人合长吉，簪花得句负奚奴。　——乾隆壬寅新正 御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