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一般指祖地、籍地在广东的人民。广东人主要分为广府、客家和闽南（潮汕、海陆丰、雷州）三大民系。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三大民系的人民长期各自保持其生活习俗、文化意识和性格特征。广东语言状况复杂，除粤北、粤东有瑶、壮、畲语及粤北土语，主要流行3种保留了丰富的古汉语特点、又各有特色的汉语方言。2020年11月1日零时，广东常住人口达 12601.25 万人，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比较，全省常住人口增加2170.94万人，增长 20.81%。

根据考古发现，广东的人类历史可以远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据广东郁南磨刀山遗址与南江旧石器地点群考古发现，岭南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活动。60万年至80万年前人类活动遗迹。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2.9万年以前，岭南出现早期古人（马坝人）。南江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把广东人类活动史大大提前，这一考古发现说明，广东是中国人的起源地。基因组分子分析研究表明，先民在史前时期进行了从南往北迁徙，进入黄河流域，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1958年在粤北韶关的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岩洞穴里发现的“马坝人”头骨化石，是广东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化石；“马坝人化石”的发现，揭示了旧石器时代广东地区人类的历史。距今1.4万年前广东先民就驯化了水稻，或成世界稻作文明源头。盘古神话源于百越地区，在广东花都，盘古神话口口相传，在农历八月十二的盘古王诞祭拜盘古是在岭南一些地区仍旧保存的古老风俗；在专家们看来，被视为中华民族创世神话的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当起源于古代“百越”之地，而岭南，甚或说广东先民，有可能就是这个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神话之一的创造者。

缚娄国龙窑窑址；2000年出土了包括青铜鼎、编钟等在内的大批精美陶器、瓷器、铜器、玉器、水晶文物等，在气候潮湿多雨的岭南能发现三千年以上的金属铜器遗存实属不易；这些不仅证实了岭南在先秦以前并非 “瘴疠之地”，改写了整个岭南的文明史，岭南文明史得以上溯至3000年前。正史记载中，岭南尽皆“南蛮之地”，至秦军南下始融入中原文明。考古学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一观点是“历史的误会”——广东博罗出土的大量文物实证表明，岭南地区存在过灿烂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古文献中，“越”即“粤”，古代“粤”、“越”通用。先秦古籍对长江以南沿海一带地区的族群，常统称为“越”，文献上也称之为百越、百粤、诸越，包括“吴越”（苏南、浙北）、“闽越”（福建）、“扬越”（江西、湖南）、“南越”（广东）、“西瓯”（广西）、“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等等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交趾至会稽百越

越人族群有很多支系，广东先民属南越族（隋唐后的文献改之称广东支系的“南粤人”为其它称谓）。“南粤”一词，始于《汉书南粤。商与西周时代，广东先民便与中原有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历史上楚庭、南武城的传说，反映出这一时期岭南与楚、越的关系。《国语·楚语上》也有“抚征南海”的记载，可见当时岭南与楚国有军事、政治关系。丝绸之路的最初起点在中国，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最早在广东。除了史料记载和文物的发掘，广东地区现存的文化遗迹和文化现象也能够证明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公元527年，佛教禅宗祖师达摩经海上丝绸之路到达广州，成就了广州“西来初地”的美称。

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派屠睢率领50万秦军攻打岭南；公元前214年，秦军基本上占领岭南。随即，秦始皇将所夺取的岭南地区，设“桂林、象、南海”3个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辖番禺、龙川、博罗、四会4个县（据《汉书》记载），郡治番禺。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此外，湛江等地属象郡，粤西有一部分属桂林郡，粤北部分地区属长沙郡。这是广东历史上第一次有现存文字记载划分行政区。

远在旧石器时代，今广东境内就已有人类活动。1958年在曲江县马坝乡狮子岩发现了著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考古遗址——“马坝人”遗址。“马坝人”所处的年代略晚于“蓝田人”和“北京人”，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古人，距今约10万年左右。在曲江、阳春亦先后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迹。新石器时代，今始兴、翁源、连南、罗定、南海、海丰、潮安等地已有人类活动，在珠江三角洲周围已发现的考古遗址达七百多处。春秋战国时，广东地区的南越族和中原地区已有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这可从在今饶平、大埔、普宁、潮阳、揭阳等地出土的仿中原青铜器花纹的陶器，以及在今始兴、曲江发现的与中原及楚国出土物相似的铁斧、铁锸得到证明。

秦汉时期中原（即河南一带）人首次较大规模南迁入粤，是在秦代。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124年)，在岭南设置南海、桂林、象郡三个郡县，并迁来数十万的北方军民及移民，推动了广东的开发。秦末汉初，南海尉赵佗割据称帝，后归属于汉朝，封为南越王。西汉时今广东户籍人口稀少。汉代今广东地区对外交通和贸易已开始发展。番禺(今广州)是对外通商的港口，跻身于全国十几个著名大都会之列。但经济和人口分布的重心，仍在粤北和西江流域。华夏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包含着政治归属、身份转换、文化礼仪三方面。纳之华夏只是属于政治归属这个层面，紧随其后的则是身份转换，由“蛮夷”向编户转变。最后是通过郡守的教化使其渐染华风，逐渐华夏化。

隋结束了南北朝分裂的局面，农村经济开始复苏，人丁蕃息。隋大业五年(609年)，今广东境内户籍人口为65.98万人。人口分布以西江流域为最密，信安郡(今高要)人户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2户，永熙郡(今罗定)每平方公里1.6—2.0户，广东南路和连江流域每平方公里有1.1—1.5户，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公里0.5—1.0户，粤东每平方公里0.5户以下。未汉化的土著居民不在户籍之列。

唐代，今广东地域是岭南道的一部分。除海南中部山区外，都得到初步开发。广州已发展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和外贸口岸。天宝元年(742年)，广东有户籍人口93.6万人，比隋代增加38.6%，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唐代人口的分布，韶、连两州人口密度大增，居全省首位，平均每平方公里达4.7户。西江流域采矿业得到发展，人口稠密。粤西高州至两阳一带人口密度亦迅增，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人口仍稀少。在中国南方，非汉民族是占压倒性多数的。华夏或有夏这个符号所指的人群只有在西周那个时期特别重视血缘，到秦汉以下，华夏化其实既不特别重视血缘也不重视文化，重视的是政治身份，比如在不在政府的户籍系统里面，是民还是夷，是附塞蛮夷还是归义蛮夷。把编户即“民”等同于华夏是总体情形，但有时还有一个过渡阶段，即进入了编户，但之前的非华夏身份还会被大家记住，经过几代之后，这个记忆被慢慢磨平，最终成为正常的民。

北宋灭亡和南宋末年，两度形成士族豪门、平民百姓和抗元将士南逃，两宋时期的移民潮从规模上远远超出了两晋。唐末和南汉期间的动乱使广东地区经济衰退。宋统一后，又逐渐恢复和发展。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筑堤围垦，粮食大增，广州成为一大米市。甘蔗、棉花、茶叶等物产也有增加。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人口增长。北宋末年，北方汉人避乱再次大量南迁，至南宋时更甚，广东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

南宋末期，广东人口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宋代广东人口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已成长为又一个人口稠密区。沿海各州府人口数量和密度迅增，人口分布的重心南移。在唐代地广人稀的循、梅二州，至宋由于客户的移入，开发土地，人口繁衍，人户密度已追上西江一带。粤东人口密度首次超过粤西。唐宋以来，随着越人逐渐整合于南迁的汉族之中，先后形成广府、潮州(福佬)、客家等不同民系，而未被融入汉族的越人，则逐渐发展成壮、黎、瑶、畲等边疆族群。

元代，由于战争破坏(广东是宋元最后决战的场所，崖山之役，死亡即逾十万)，广东经济陷于停滞，大批居民逃往东南亚各地，有半数地区人户比宋代减少，惠、循、梅等路州的人口减少一半以上。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广东境内户籍人口54.89万户，251.31万人，分别占当时全国总户数和总人数的4.2%和4.27%。元代人口分布的特点是沿海人口迅速增加。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取代粤北成为广东人口分布的重心，是全省人口最多的地方。

明初由于采取了奖励垦荒等有利生产的政策，使耕地面积大增。广东省的耕地面积，洪武二十年(1387年)为2308万亩，万历二十三年(1600年)为3236万亩，增幅相当可观。番薯传入使难以种植水稻的丘陵、台地得以种粮，促进粮产显著增长。明代，珠江三角洲的制糖、铸铁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对外贸易也比元代繁荣。洪武十四年(1381年)，广东户籍人口增至309.5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14人。1491年又增至381.6万人，人口密度为17人。

明代广东人口分布的特点，反映了地区开发的变化，珠江三角洲已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进一步吸引内地人口南迁，广州府人口居全省首位。韩江三角洲经过数百年开发，已渐富庶，吸引大批闽人进入。故明朝后期潮洲府人口大增，每平方公里达三四十人。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仅占全省面积的8%，却集中了40%以上的人口。而韶、连地区从明代开始，开发进程缓慢，人口开始缩减。明代曾派兵数万，包括广西苗瑶射手一万，进攻海南岛镇压黎族的反抗，此后许多人留在海南岛屯田，海南岛的人口也因此增加，而居雷州、高州和肇庆府之上。客家人初迁至赣南闽西一带，进而进入粤东北时，所受阻力不大，但向西南方向发展时，就与当地居民发生激烈摩擦。随着冲突的激化，广东南部的本地居民就蔑称这些外来者为“客民”，其时应在16、17世纪之交。

清初是广东人口发展史上的一个低潮。由于战争破坏，广东经济和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人民被迫大量逃亡，珠江三角洲各县的耕地丢荒近半，顺治十四年全省总耕地面积为2469万亩，比半个世纪前的明万历年间亦减少约四分之一，顺治十八年广东在册人口数仅314.7万人。

康熙中后期起，广东人口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由于废除海禁，奖励垦荒，又实行“摊丁入亩”等措施，生产恢复，人口又回升。乾隆年间，人口增长之速更属罕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广东户籍人口达1563.4万人，比三十四年前的乾隆十四年增长1.4倍。这样高速的人口发展，除了生产发展人口繁衍的原因外，还由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规定消除了人民隐报丁口的顾虑，举数实报，加上流民归附，一些过去不曾编入户册的山民、渔民、盐民也得以收编登录，这样使得人口统计数字接近实际，短时期出现人口剧增。

嘉庆十七年(1812年)广东户籍人口数为1890万，同治元年(1862年)为2882万，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比重保持在5.5%—6.5%的高水平上，广东跃为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之一。但人口压力增大，人均占有耕地剧减(由顺治时的人均7亩多减至同治末年的1.4亩)，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前清时期广东人口更向沿海集聚，广州府人口最多，密度最大，平均每平方公里为306人，属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潮州府每平方公里151人，粤东山区人口相对较少，韶州府每平方公里64人，连州直隶府每平方公里49人，连山直隶府人口最少，平均每平方公里10人。

鸦片战争后，社会动荡，战乱不断，经济凋零，民不聊生，广东人口增长缓慢。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清末的71年间，广东人口由2538万人约增至2965万人，年均净增6万人，年均递增率为0.33%。而鸦片战争前的70年间，年均净增人口23.4万人，年均递增率为1.81%。晚清时期广东由于民生日艰，许多人被迫背井离乡，往异国谋生。

由于政治动荡不定，经济衰败，不少人被迫离乡背井，迁往内地或移居海外谋生者剧增。1911年广东有29645780人，至1935年为31600008人，20多间增加195.4万人，年均净增人口8.1万人，年均递增率仅为0.27%，比前一阶段大为减缓，明显呈停滞状态。抗战期间广东沿海先后沦陷，人民生活状况极端恶化，造成沿海大量居民向内地迁移或因饥饿而亡。1936—1947年，广东人口减少300万，减少了9.6%，每户平均人数亦由1910年的5.54人，1930年的5.13人，减至1940年均4.82人。1949年全省总人口约2783万人。

据2004年末统计；广东籍华侨华人、港澳台同胞人数近3000万人，其中华侨华人约2000万人，港澳同胞约600万人，台湾同胞约400万人，遍及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据研究结论：东亚人群是从南方起源的，在史前时期进行了从南往北的迁徙。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史上，东亚人是不断由北往南迁徙的。比如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北方人南迁就有三次，分别是：西晋末年开始的“五胡乱华”时期、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及唐、宋之交的“五代十国”。这些历史给学术界造成了一种“错觉”，即认为在史前时期，亚洲人也是由北往南迁移的，但“泛亚SNP计划”的成果颠覆了这个主流观点。对中国历史而言，这意味着，北方人的“老家”其实在南方。中国人的祖先先是到达了中国南方，在那里繁衍，此后再进入黄河流域。

粤西地区在先秦时期是南粤、瓯越的活动区域，在南朝至隋唐间则是俚人的活动区域。而广东其他地区在先秦时期是南越的活动区域，大批原住广东人遗存近期陆续出土。洛湛铁路沿线发现的南朝至唐遗址对广东民族史、岭南开发史和粤西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批系统的实物资料。洛湛铁路粤境段所经地段主要为茂名所属的高州和信宜。2006年6、7月间进行的沿线文物勘查中，广东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共发现13个遗址和遗物点，这些遗址在年代上都集中在南朝到唐这阶段，在地域上位于鉴江两岸。洛湛铁路调查得到了一批完全不同于以往发现的铁器、陶瓷器等，展现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的风貌，这在广东历史时期的考古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填补了空白。

珠玑巷移民史概说

南雄珠玑巷传说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流传很广，说的是南宋时宫中的一个妃子得罪了皇帝，从皇宫逃出，逃到南雄珠玑巷。后来风声走漏，朝廷派兵剿灭，这里的人害怕牵连，连夜扶老携幼往南迁移到珠江三角洲，于是这里的很多地方都认为自己的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迁移过来的。这个传说史实是不可靠的，但毕竟是重要的历史记忆，而这种历史记忆的传承对区域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与明朝初年广东人的入籍问题有关。当地的土著、贱民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千方百计地希望政府把他们纳入户籍当中，为了与已经在籍的那些人保持一致，便采用了南雄珠玑巷迁来的说法，以证明他们的中原身份及其正统性。这个传说的普遍化是在面临入籍困境的情况下造成的，是与明朝初年广东特殊的社会环境有关的。因此，无论是由于表面上的强调来自中原正统的身份，还是由于背后所反映的对入籍的追求，这一传说都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家认同建立的手段和结果。珠江三角洲各族谱中所记载的祖先故事（尤其是珠玑巷传说），实际上是珠江三角洲各族建立其定居权的依据，引用这些故事以树立各族的合法身份是一种文化手段，因而宗族的产生也可视作一个文化创造过程。

客家移民史概说

在韩江流域，以语音作为分类标志的有关“客”的文字资料，见于雍正《揭阳县志》对清初当地的一次动乱的描述，说明在17世纪40年代，“客”已成为当地人所接受的方言群体分类。到康熙年间迁界与复界时期，先有沿海讲福佬话的人群进入客家山区，后有包括不同方言的人群迁入平原及沿海，随后便出现宗族大量建设的现象，许多族谱中便出现了祖先自中原迁至宁化石壁，再迁到现居地的故事。直到咸同年间的土客大械斗和晚清城市的兴起，以及进化论思想的传播，才造就了“近代种族”意义上的客家。在晚明以前，当地是没有“客”或“客家”这样的族群分类的，这个后来称作“客家”的人群应该同瑶、畲一样，是居住在南岭山区的土著。只是一小部分客家人的祖先是真正来自北方，大部分人的祖先则是闽浙赣粤等省的土著。事实上，不少的客家氏族，无论是依据史料还是他们的家谱，都不可能是北方移民的后裔而只能是当地的土著。如果说南雄珠玑巷移民传说是本地的一部分土著、或者说是具有弱势群体地位的土著制造的故事，而客家的宁化石壁村传说也大体如此。

广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主体，源远流长。近代岭南文化更是近代中国的一种先进文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岭南文化以其独有的多元、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采中原之精粹，纳四海之新风，融汇升华，自成宗系，在中华大文化之林独树一帜,对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岭南文化，涵盖岭南建筑、岭南园林、岭南画派、戏曲音乐、工艺美术、民俗节庆、宗教文化、饮食文化、语言文化、侨乡文化等众多内容。从地域上又分为广府文化、广东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

广府民系居住城市的比较多，镬耳屋是岭南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以广府风格的民居建筑为主要代表。广府民居通常指大珠江三角洲、粤西地区的建筑。岭南气候炎热，风雨常至，通风与阴凉的要求是岭南建筑的共同特点。其一是依据自然条件（包括地理条件和气候特点等），体现出防潮、防晒、防火，通风性能良好等功能特点。其二是大量吸取西方建筑精髓，体现了兼容并蓄的风格。

开平碉堡始建于清初，大量兴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尚存1466座。这些碉楼是旧时广东华侨为防御盗匪、海外侨胞筹资回乡兴建的。

客家围屋与客家土楼不同，表现在天人合一的客家民居——围龙屋就是客家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客家围屋，又称围龙屋、围屋、客家围等，是中国客家文化中著名的特色民居建筑。

潮汕民宅以传统的三合院、四合院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称“下山虎”和“四点金”。规模较小的城镇平民居屋有布局狭长的“竹竿厝”。潮汕地区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贝灰和石材。至迟在北宋已开始烧制贝壳灰，以贝灰为主体原料的三合土版筑大为盛行，不仅应用于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应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仅应用于建筑构件的门框、栏板、抱鼓石、台阶、柱础、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桥、石塔、石桥大型建筑物。

岭南园林是中国传统造园艺术的三大流派之一，在现代园林的创新和发展上，更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岭南园林的独特风格：求实兼蓄，精巧秀丽。在建筑形式上，岭南园林有比较鲜明的特色：一是体型轻盈、通透、朴实，体量较小。二是装修精美、华丽，大量运用木雕、砖雕、陶瓷、灰塑等民间工艺、门窗格扇、花罩漏窗等都精雕细刻，再镶上套色玻璃做成纹样图案，在色彩光影的作用下，犹如一幅幅玲珑剔透织绵。三是布局形式和局部构件受西方建筑文化的影响，如中式传统建筑中采用罗马式的拱形门窗和巴洛克的柱头，用条石砌筑规整形式水池，厅堂外设铸铁花架等，都反映出中西兼容的岭南文化特点。广东四大名园分别为清晖园、余荫山房、梁园、可园，是岭南园林的代表。

广东画坛从明清起有较大发展，人才辈出，风格独特，技法纷呈，求新求变。其代表人物有：南海林良的写意花鸟，东莞张穆著称画马，新会高俨擅长山水，顺德黎简诗书画皆绝，顺德苏六朋、苏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虫，重视取法自然，创造了“撞水”、“撞彩”技法。20世纪初，在广东产生了“岭南画派”，其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主张以倡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途径；以形种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艺术手法。独树一帜，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美术流派。现代，继承和发展这一画派艺术的，有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赵少昴、杨善深等。

广府民系的工艺美术，品类繁多，有的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誉。如肇庆端砚；广州的象牙雕刻（广雕）、玉器、红木家具、积金彩瓷、朱义盛首饰和广彩、广绣等；佛山陶瓷、木版年画、剪纸、金银铜锡箔、染色纸、南狮狮头、彩扎灯色；新会葵扇；东莞和南海烟花炮竹以及各地在建筑装饰中的木雕、泥塑、灰塑、砖雕等，其中以端砚、粤绣、雕刻、陶瓷最具特色。

潮汕地区是中国工艺美术10个重点产区之一，潮汕工艺美术品类丰富，其中最具盛名的是瓷艺、刺绣和木雕。潮汕地区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枫溪工艺陶瓷最为著名。潮州金漆木雕与浙江东阳木雕并列为中国两大民间木雕体系。潮州金漆木用于建筑装饰、家具装饰、神器装饰以及案头摆设。近代以来，潮绣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利用特种材料或吸收外来工艺手法，发展为珠绣、抽纱等新的绣种，在60年代，又发展了通锦绣的新品种。潮汕工艺美术品还有贝雕、石雕、潮汕剪纸、潮汕抽纱、麦秆画、瓶内画等。

其他美术工艺：雷州石狗

粤剧、潮剧、广东汉剧、雷剧、粤北采茶戏、乐昌花鼓戏、粤西白戏、正字戏、西秦戏、花朝戏、木偶戏等。

广东音乐、潮州音乐、客家音乐（客家山歌、广东汉乐）、粤讴（广州方言歌统称）、雷州歌、雷州音乐、雷州姑娘歌和岭南的少数民族音乐

傩舞、普宁英歌、雷州换鼓

广州菜系

潮汕菜系

客家菜系

早茶文化

饮早茶是广东人特有的饮食文化，早从清朝时期已经开始在广州盛行了。

广东人饮早茶的茶叶主要分为红茶和花茶。此外还有菊普茶，菊普茶是普洱茶混合菊花，其他还有普洱茶、水仙茶、铁观音等。

最经典的茶点是；虾饺、烧麦、叉烧包、糯米鸡、凤爪、肠粉，其他各类特色茶点应有尽有，如蒸排骨、猪肚、牛百叶、鱼蛋、牛肉丸等等。

粤菜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古代岭南越族先民就已有独特的饮食风格，如嗜好虫蛇鱼蛤与生食。早在二千年前西汉人所著的《淮南子》一书中，就有“越人得蚺蛇以为上肴”的记载，南宋人也夸张描述：粤人“不问鸟兽蛇，无不食之”。广东饮食文化近百年来已成为国内最具代表性和最有世界影响的饮食文化之一。

广东本土语言为广东话（粤语）、方言为客家语（包括涯话）、闽南语（包括潮州话、雷州话、福佬话、学佬话、海话、能古话等）以及归属不明的汉方言，如旧时正话、军话、韶州土话（粤北土话）等；少数民族语言有瑶语、壮语、标话等。广东语言状况复杂，除粤北、粤东有瑶、壮、畲语及粤北土语，主要流行3种保留了丰富的古汉语特点、又各有特色的汉语方言。粤语方言，尽管以秦代汉语为基础，带有较多的上古汉语的特点，但也不是秦代汉语的简单搬用，而是与本地的古粤人（百越）语言的结合，留有许多古粤语的痕迹。

区别三大民系的重要特征是不同的方言，即以广州音为标准音的广州话，称为粤语；以梅州市区（含梅江区、梅县区）梅城口音的梅州方言为标准音的客家话，称为客家方言；以汕头方言为标准音的潮汕话，属于闽方言。

广东的汉族居民，主要可分为广府、客家与闽南潮汕三大民系。三大民系的形成，是中原（河南一带）人与岭南粤人长期融合的结果。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三大民系的人民长期各自保持其生活习俗、文化意识和性格特征。

广府民系主要由古越族融合而成。广府民系文化特征以珠江三角洲最为突出，既有古南越遗传，更受中原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及殖民地畸形经济因素影响，具有多元的层次和构成因素。广府民系分布的地域西江、北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在广东是中华文化最早开发的地区。广府民系由南越土著与中原汉族融合而成，其源头可溯至先秦时期的南越土著文化。南越土著文化是广府文化的重要基因，正因如此，广府文化才具有区别于中原文化的特质。古人因为贬谪或者政权更迭等原因不断南迁岭南，粤语是于秦汉时期传播至两广地区与当地古南越语相融合产生的一种方言。

至明清时期，南迁汉人不断与当地土著相互融合，衍生出一支区别于中原汉民、当地土著的群体——客家民系。通过对族谱的梳理，特别是对非客家系统的族谱的梳理，及与客家系统之族谱相互比勘，可以认为，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客家血统与闽、粤、赣等省的其他非客家汉民血统并无差别。

秦汉以后，中原文化向岭东扩展。晋唐时期，中原主流文化影响逐渐扩大，陈元光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韩愈谪任潮州刺史，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事件。宋元时期，大量移民入潮，闽文化北来，使潮汕地区全面开发，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明清时期，最终形成有鲜明特征的潮汕民系文化。

广东闽南民系分布于潮汕、海陆丰，潮汕人、雷州人都是广东闽南民系。历史上的闽南人移民广东后，主要集中定居在海陆丰、潮汕和雷州半岛这三大区域为“广东三大闽语区”。

唐代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人云浮市新兴县的六祖慧能，唐代宰相韶关曲江的张九龄，明代大儒新会陈白沙，特别是清代以后，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有广州花都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维新变法领袖的南海人康有为，新会人梁启超，中华民国首任总统（国父）孙中山，十大元帅之一的梅州叶剑英，还有十大华人首富李嘉诚、霍英东、李兆基，新加坡建立者（国父）李光耀，新加坡执政者现任总理李显龙，农民运动领袖彭湃，国际巨星李小龙，泰国吞武里朝国王郑信等等多数不胜数。

文状元系列：

莫宣卿封开人，唐朝大中五年辛未科状元。

伦文叙南海人，明朝弘治十二年巳未科状元。

林大钦潮安人，明朝嘉靖十一年壬申科状元。

简文会南海人，南汉乾亨二年戊寅科状元。

张镇海南海人，宋朝咸淳七年未科状元。

黄士俊顺德人，明朝万历三十五年丁未科状元。

庄有恭番禺人，清乾隆四年巳未科状元。

林绍棠吴川人，清朝道光三年癸未科状元

梁耀枢顺德人，清朝同治十年辛未科状元。

武状元系列：

朱可贞，生卒年不详，字占遇，号子庵，顺德龙江人。明代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中武状元。

林德镛（1675－1722），字白庵。清代康熙揭阳县棉湖镇（今揭西县）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中武状元。

李威光(1735—1795年)，字作楫，号韬序，华城黄埔村人（今五华县人），清乾隆三十七（1772年）年壬辰科武状元。

黄仁勇（1762－1817），字智斋，又字良越，海阳县（今潮安）古巷孚中村人嘉庆元年（1796年）中武状元。

姚大宁（1772－1807），字允盛，又名大令，南海和顺镇文教乡人,清代嘉庆四年（1799年）中武状元。

广东画坛从明清起有较大发展，人才辈出，风格独特，技法纷呈，求新求变。其代表人物有：南海林良的写意花鸟，东莞张穆著称画马，新会高俨擅长山水，顺德黎简诗书画皆绝，顺德苏六朋、苏仁山尤擅人物，番禺居巢、居廉工花卉草虫，重视取法自然，创造了“撞水”、“撞彩”技法。20世纪初，在广东产生了“岭南画派”，其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均为番禺人。他们主张以倡导艺术革命，建立现代国画为宗旨；以折衷中西，融会古今为途径；以形种兼备、雅俗共赏为审美标准；以兼工带写，彩墨并重为艺术手法。独树一帜，成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美术流派。现代，继承和发展这一画派艺术的，有方人定、黎雄才、关山月、赵少昴、杨善深等。

所谓广东十虎是指清代广东最杰出的十位武林人士，也是广受民间推崇的反清志士。不过，“广东十虎”有不同的版本，一说是有称“少林十虎”亦称“广东十虎”的；洪熙官（花都）、方世玉（肇庆）、刘裕德（惠阳客家人）、胡惠乾（新会）、童千斤（客家人）、李锦伦、谢亚福（南海）、方孝玉、方美玉（肇庆）、严咏春，但本文有不同的版本。

广东十虎之一鹤阳拳王隐林。

广东十虎之二九龙拳黄橙可。

广东十虎之三鹰爪王苏黑虎。

广东十虎之四无影脚黄麒英，一代宗师黄飞鸿之父。

广东十虎之五软绵掌周泰。

广东十虎之六七星拳黎仁超。

广东十虎之七侠家拳潭济均。

广东十虎之八铁指陈铁志。

广东十虎之九醉拳苏乞儿苏灿。

广东十虎之十铁桥三梁坤。

广东的粤商与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广义上的粤商包括潮州帮（潮商），广州帮，客家帮，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狭义的粤商指广州帮。

粤商文化历史渊源深远，商业氛围浓厚。粤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毗邻东南亚、香港、台湾，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最早由广东进入，然后辐射全国。自西汉开始，广州就成为南部中国珠玑，是犀角、果品、布匹的集散之地，到了宋代，广州已成为“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从18世纪开始，广州作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成为“洋船”必争之地，在1850年世界城市经济十强排名中，广州名列4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