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年2月9日-），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 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 。他于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1993年至1997年，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1997年至1999年，任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使得IPCC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2011至2014年，任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斯蒂格利茨博士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主讲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公共部门经济学、金融学和组织经济学，包括在该校最受欢迎的《经济学》。他的数十名博士在世界各地任要职。

他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 他所著的教材是世界上最通行的教材之一，被翻译成多种语言。 斯蒂格利茨教授是数以百计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的作者和编者， 包括十分畅销的本科教材《公共部门经济学》（诺顿公司）和与安东尼·阿特金森合著的《公共经济学讲义》。1987年，他创办的《经济学展望杂志》降低了其他主要经济学杂志所设立的专业化障碍。他曾经担任美国经济协会副主席。 斯蒂格利茨博士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教育者之一。 2008年，他在CNN专栏针对由于华尔街房产泡沫出现的经济危机提出了几个预防经济危机再度出现的措施。相关的中文版书籍：《经济学》第二版，《经济学》小品和案例 《经济学》第一版，《经济学》第二版导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2月9日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一个叫做加里的小城, 此城以生产钢铁闻名，但除此之外，这个小城还诞生了两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一位是萨缪尔森，另一位就是斯蒂格利茨。

24岁时，本科毕业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1979年，36岁的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做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1988年他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同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斯蒂格利茨步入政界，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委员会主席。1997年起，他又担任了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自2000年起，斯蒂格利茨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因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做出的重大贡献，斯蒂格利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教授认为他应该早在1982年就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几乎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作出了贡献，而且还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还包括另外一个重要领域——经济政策。萨缪尔森在一封推荐信中说，“斯蒂格利茨是印第安纳州加里市出来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显然，伟大的萨缪尔森认为斯蒂格利茨比自己还要伟大。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典礼上特别说明，在当年的三位获奖者中，斯蒂格利茨博士对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理论的贡献最大。斯蒂格利茨曾多次强调假如不考虑信息的不对称性的话，那么经济学模型很可能是误导性的。他的这一警示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因为就不对称信息来说，不同的市场会有不同的特征。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的研究领域。可见斯蒂格利茨的一系列论著不仅是进一步探索信息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文献，而且也是有关领域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他的有趣的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的常识一样。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博士在信息经济学文献中堪称是被人们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在更广泛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领域内也是如此 。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 他所著的《经济学》在1993年首次出版后，一版再版，被全球公认为最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之一，成为继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之后西方又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入门教科书。

斯蒂格利茨博士注重发展中国家的状况，常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阐述问题。他曾尖锐地指责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有关国际机构漠视贫困人群的利益，在消除贫困，促进社会公正方面无所作为。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消灭贫穷计划”——自由贸易，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与19世纪一样，欧洲人和美国人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冲破壁垒打开市场，却阻碍第三世界的农产品进入他们的市场。鸦片战争中，西方用战争来推行他们的不平等贸易；今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组织使用的金融和财政手段几乎一样有效。”

斯蒂格利茨博士提倡突出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认为获得持续增长和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当平衡，使得世界经济回到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稳定的增长进程中，使人人都受益。

如果追溯斯蒂格利茨这些思想的起源，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成长过程，他会提到他的父母和他生长的小城，在那里，他的同学们——那些钢铁工人的子女们，使他了解到破产和解雇带来的苦痛。他有一个勤奋的家庭，他的父亲95岁才从保险代理人的岗位上退休，他的母亲，在67岁时按规定从小学教师的岗位上退休后，又开始教人纠正阅读，一直工作到84岁。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大学的时候，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对社会活动也很感兴趣。1963年，也就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成了学生会主席。那期间，美国民权运动正如火如荼，斯蒂格利茨博士在华盛顿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领导的大游行，那次游行的高潮就是金博士名垂青史的演讲《我有一个梦》。这些社会活动对于塑造他为人和善、天性乐观的性格和他成名后的力倡公平、公正的市场思想应该说都具有很大影响。

1943年2月9日，斯蒂格利茨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1964年，获阿墨斯特学院学士学位。

1967年，在他24岁的那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工作过的大学包括：耶鲁大学（1970—1974年）、斯坦福大学（1974年—1976年）、牛津大学（1976—1979年）、普林斯顿大学（1979—1988年）、斯坦福大学（1988—2001年）、哥伦比亚大学（2001年-）。

1970年，年仅26岁的斯蒂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

1979年，他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用于表彰对经济学作出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

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

1995年，6月起任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在此期间，他是克林顿总统顾问班子的关键成员。

1997年，到2000年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2000年起-，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2001年，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Initiative for Policy DIalogue）主席，兼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布鲁克斯世界贫困研究所（BWPI）主席。

2011至2014年，他是国际经济协会的主席。

约翰逊政府的首席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经坚持认为，如果政府削减税收，又同时在越战和社会福利上花费过多的话，通货膨胀将加速。约翰逊没有理睬他。同样地，里根也没有接受马丁·费尔德斯坦关于大幅度削减税收和增加预算赤字的理论。高赤字政策的神话在此后的15年间就破灭了。

2007年轮到斯蒂格利茨了。虽然他也许是同代人中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但在白宫总统经济顾问团的四年中（其中后两年担任该团主席），他并没有受到重用。不过55岁的他没有退回斯坦福去当教授，而是在2006年接受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职位——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在那里，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他静静地使用理论来重塑政策，而远离了自己从不擅长的政治角逐。

斯蒂格利茨为人和善，天性乐观，乐于在演讲台上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经济学领域中是一名无可争议的巨人。他的名声来自于一种有趣的理论，这种理论用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听起来就和非经济学家的常识一样。

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在自由的、不受管制的市场中，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斯蒂格利茨认为现实世界并不是那么回事。相反，他认为：因为市场参与者不能得到充分的信息，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对人们的利益造成损害。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巧妙地对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正常运作。

斯蒂格利茨利用经济学界最为推崇的工具——模拟经济行为的数学和计算机模型——来修正传统的理论。这为他赢得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

“我采用的逻辑和使人们相信市场有效的那种逻辑一样，”他说，“我只改变了信息完全的假设，找出一种把不完全信息模型化的方式。当你运用这个新模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总是无效的。”

保险是70年代使斯蒂格利茨成名的课题。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和低风险的客户——例如那些房屋毁于火灾的可能性极大的和房屋不太可能起火的客户。对所有人索要同样高的保险费，只会吸引风险最大的顾客，而那些风险小的客户很可能就不买保险了。过多的高风险客户很快就使保险公司债台高筑。所以保险公司要“干预”。它们限制保险额度，对每个人都不给足他想要的偿付额，使他们有安装防火装置和采取其他预防措施的动机。此外，全额保险的保费非常的高；低风险的客户通过提高可扣除费用，只需支付少得多的保费。

出于同样的逻辑，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的干预是有正当理由的。他的入门教材《经济学》（诺顿公司，1997年），虽然在本国销量一般，但在中国和日本非常畅销。这本书开头就引述1980年联邦政府为克莱斯勒公司作担保的故事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的例子。自由市场的倡导者认为克莱斯勒的破产会把工厂、工人和原材料解放出来投入更有效率的使用。他提到：虽然这个转换的过程很痛苦，但是克莱斯勒在得到政府从未为其支付的担保后东山再起。他说，不仅工人的工作得到了保护，政府还节省了数亿美元。因为如果克莱勒倒闭，政府必须支付这笔钱。

克莱斯勒的事例是规则，而不是例外。“在我的模型中，我总是能找到一种特定的干预方式，使人人都受益。”斯蒂格利茨说。

在给波兰尼《巨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撰写的序言中，他指出：”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场机制不完整的状况下（这可说是全球常态），国家的干预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资源分配的效率。“

2018年4月1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纽约哈佛俱乐部出席“2018高层峰会：新世界格局下的中美商务关系”。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著作涉及面很广，但却始终如一地集中于竞争过程中不完全信息和昂贵的信息的作用。在若干篇开拓性的论文中，他证明了，经济单位具有关于可供选择的市场机会的完全信息这样一种常见的假设并不象它看起来的那样无害，这些论文总结在他与Stanford.J.格罗斯曼写的《信息与竞争价格制度》(information and competitive price systems)（《美国经济评论》，1976年第二期）中。一旦放弃这个假设——如果我们现实些的话就必须这样——就不可能再证明完全竞争会使经济福利最大化，甚至不可能证明完全竞争必然导致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对于完全竞争适用的对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甚至更加适用。这些论文技巧高深，并且推广了从保险市场分析获得的结论。他们的观点虽然还没有渗入到基础的教科书里面，但是斯蒂格利茨在信息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包括注意交易成本、产权、不完全契约及不确定条件下决策分析的更广泛思潮的一部分，而这已经开始影响大学教学。至2011年，一年级学生在基础经济学课程中所学的许多简单真理在中级的和高级的课程中却没有讲授。

斯蒂格利茨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甚丰，但他却仅写过两本书：一本是与A.B.阿特金森合写的《公共经济学讲义》《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80年》，这是一部财政学方面的高级教科书；另一本是与D.M.G.纽伯里合写的《商品价格稳定理论》(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年)。此外，他也同宇泽弘文（H.Uzawa）合编了一部书《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选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9年）。

2012年他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

与其他同类教科书相比，斯蒂格利茨《经济学》有其突出的特点。

斯蒂格利茨为《经济学》第二版中译本做新序，还为中译本加写了一章，即最后一章“中国：近期与未来的挑战”。对中国读者来说，它是该书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读者在掌握了西方经济学原理之后，可以通过这一章来学习如何利用现代经济理论来分析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有关的问题。2010年该书已出版第4版。

“美国为何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

斯蒂格利茨表示，在经济衰退初期，很多人担忧贸易保护主义将恶性抬头，这种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与美国自身经济刺激不足紧密相关，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攀升，第二轮经济刺激计划不可能出现，受到货币政策自身局限性的影响，通胀鹰派也无法受到牵制，寄希望于国会给予帮助几乎不可能，所以贸易保护主义只能自豪地抬头。

贸易保护在很多情况下都直接源自对本国货物进出口数字的不满。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7年美国创下7116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纪录，2008年逆差也高达6959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美国经济衰退影响了国内消费与进口，加上美国政府采取了控制逆差、促进出口的政策，2009年美国贸易逆差下降至3807亿美元。

“美国政治家紧盯美中贸易逆差不放，但其实我们看看美国和沙特的贸易，会发现两国的贸易逆差更大，沙特阿拉伯对美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达到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1.5%，超过中国同类统计数据的两倍。若不是美国对沙特出口军火物品，沙特的贸易盈余还将远远大于这个数。” 斯蒂格利茨说。

在全球经济总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经常账户盈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盈余数比日本与德国相加的数字要少，仅占GDP的5%，而后者占5.2%。

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对美国有害无益

此文指出，美国对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战斗仍将持续。很多美国人指责对中国人民币的低估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尽管在2010年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汇率报告中，并未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美国财政部表示，中国外汇储备的数量和巨额贸易顺差显示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斯蒂格利茨称，“货币操纵”的概念，即政府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行动来影响汇率，其本身就存在缺陷。“这么说的话，那些无节制的财政赤字以及低利率都会导致货币的疲软，直到近期的希腊危机爆发，美国才从较低的美元/欧元利率中获利，如此说来，欧洲是否也该指控美国‘操纵’了汇率，以损害欧洲的利益来扩大出口呢？”斯蒂格利茨反问道。

其实，除汇率会影响贸易差额之外，很多因素都会产生影响。比如，很关键的因素就是本国的国民储蓄。他举例说，“若美国的国民储蓄不大幅增加的话，美国多边贸易赤字不可能会大幅减少。尽管经济衰退致使人民越来越愿意存钱，但是所增加的储蓄也会很轻易地被政府增加的财政赤字所抵消。”

调整汇率也仅仅能使美国改变它的纺织品以及服装的进口地，比如从中国这个市场转向孟加拉或者斯里兰卡。同时，汇率的上升很可能会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增大，因为中国贫穷的农民将面对来自受到美国高补贴农场更大的竞争。这就是世界经济中最为真实的贸易扭曲现象：由于美国对世界上最富裕的农民进行帮助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数以万计的农民们受到伤害。

斯蒂格利茨说：“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稳定的人民币为整个亚洲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整个世界都因此而受益。”

2010年文章发布时，中国人民币升值问题存在巨大争议。他认为，汇率的变化确实会影响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此时脱离对出口带动型增长的高度依赖是符合自身利益的，就汇率问题开展贸易战对抗是不明智的。无人能在因贸易不平衡而引发的贸易战中获胜，“因此，美国很可能会在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环境中点燃贸易战，美国对此应该保持谨慎态度，尽管政客能够以此作为国内高失业率的转嫁方式。”但他表示，全球危机因美国而起，所以美国必须向内看齐，从自身找原因，这不仅仅是为了恢复经济，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到来。

斯蒂格利茨认为，对于如何使得国际贸易更加平衡、公平，最重要的一点是营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发达国家对其产业实施的各种形式的补贴，因为这让发展中国家难以参与正常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