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文明，指的是苏美尔地区以苏美尔语文献为主要标志的文明，古代地名苏美尔，位于今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苏美尔也是现在一致认同的最早的文明中心。（曾普遍认同文明的摇篮是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在《旧约圣书》中苏美尔被称为“希纳国”。

苏美尔人可能活动于伊朗高原的崇山峻岭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新月型地带）之间，因为出土的苏美尔人的最早的建筑物，是按照木结构原理建造的，而木结构建筑通常只是在树木茂密的山区才被广泛采用，不过，这与苏美尔人的神话传说却发生了矛盾。

另一个相反的可能性则是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来到大河入海的地方。可在苏美尔女王舒伯—亚德的陪葬品之中，却只有一金一银各长约0.6米的，只能在幼发拉底河上航行的小船模型。

有研究者认为：可以从阿富汗山区到印度河谷的居民之中，寻找苏美尔人的踪迹，这一区域大约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东将近2500公里的半径以内。这个假设似乎很快就得到了考古学者的证明，因为在印度河河谷发掘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文化遗址，其出土文物之中，有几个长方形的印章，无论从制作外观上，还是从图案风格上，看起来都与吾珥古城遗址中被挖掘出来的十分相似。

无论如何，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是：在远古时代，一个古老的民族或国家，有没有可能全部迁徙到一个远在两千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同时既没有在民族神话中留下一丝线索，也没有在文化典籍里保留一点记载。然而，苏美尔人从何处来的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答。

据《全球通史》记载，苏美尔人从何而来，有非洲起源论（是以非洲为中心向其他地区人的迁徙活动），可以大致推断，苏美尔人可能是来自非洲的迁徙人口，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但随着1955年碳元素检测法（通过对古人骨头碳含量的检测，可以大致推断是其大致存活年代）的使用，现在有另外一种说法就为“多地起源论”，因为在中东地区（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出现了比非洲发现猿类更早的存在，两种说法各有道理。但不管是非洲起源论还是多地起源论，虽然无法确定苏美尔人真正的历史溯源，可以在这其中窥见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新月形带对于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也称两河流域文明）是古希腊人对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文明的统称，即指在两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是西亚中东一带最早的文明，而苏美尔人则是这一文明的伟大创建者，他的名称源于后来的阿卡德人的发音，他们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他们的原籍可能是更古老东方的某地。

在公元前3500年时，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依靠复杂的灌溉网，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湍急的河水，是以改进的生产技术、正在耕种的干旱的荒原的农业公社，成功的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到文明的过渡，从而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创建了第一代文明。

到公元前3000年时，苏美尔地区已出现12个独立的城市国家，此时的苏美尔是一个城市（城邦）文明。

公元前2900年时，苏美尔地区陷入了一个“诸雄争霸”的时期，比较大的城市有埃利都、基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和尼普尔。这些城市因水权、贸易道路和游牧民族的进贡等事务进行了几乎一千年的、为时不断的互相争战。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所了解的苏美尔地区的历史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约公元前2500年左右，拉格什强大起来。乌尔南什王时，拉格什在苏美尔地区称霸。到了安那叶姆王和恩铁美那王时，拉格什征服了不少地方，苏美尔颇有统一的趋势。后来，国王卢加尔安达因治国不善，引起了暴动，一个名叫乌鲁卡基那的人推翻了卢加尔安达的统治，在平民的拥护下，自己登上了王位，并进行了已知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维护平民的利益的政治改革运动。

正当拉格什内乱之时，苏美尔地区的各国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温马王卢加尔扎克西征服拉格什，杀死乌鲁卡基那，占领乌鲁克（将其作为首都），血屠全城。卢加尔扎克西自称他的帝国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

乌鲁卡基那在位仅六年，他的改革也因此而废弃。这期间的拉格什称为拉格什第一王朝。

后来闪米特人（Semitic People，也译作塞姆人）的著名领袖萨尔贡（意为真正的国王）打败了卢加尔扎克西，俘虏了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阿卡德王国，而苏美尔人城邦的历史也就就此结束了。

阿卡德帝国的建立标志着苏美尔文明从城邦国家过渡到了统一王国时期。但他的寿命短暂，只历时280年，萨尔贡三世（萨尔贡之孙）就被来自伊朗的新入侵者征服，苏美尔人的城市国家又一个个重新出现。直到乌尔城邦崛起，再一次统一各城邦，建立起一个纯粹的苏美尔人的帝国（史称乌尔第三王朝）。这一帝国从公元前2113到公元前2006年，维持了近一个世纪。

苏美尔文明是早期最有创造性和发明精神的人类文化之一。

那么部落文明是如何转化为一个文明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存在呢？早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人们已经学会了驯化动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所体现），从而完成了农业革命。这时人们开始第二次的伟大冒险，从山区迁移到大河流域，并逐渐发展起一种新的、生产率更高的灌溉农业和新的社会制度。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新的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引起了一个新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文明的出现。

苏美尔文明是城市（城邦）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城市的民族。早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苏美尔人就在两河流域内部平原上建立了不少城市，如欧贝德、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捷姆迭特·那色等。城市的建立，标志着两河流域南部地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向文明时代的过渡。公元前3500－前3100年，两河流域由农村到城市的发展过程进一步加快了，到公元前 3100～前2800年，两河流域南部已经形成了数以十计的城邦（即具有共同血缘和地域的城市国家），主要有埃利都、乌尔、乌鲁克、拉伽什、乌玛、苏鲁帕克、尼普尔、基什、西帕尔等。

苏美尔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

考古学家在基什附近的奥海米尔土丘发现了一块约在公元前3500年的石板，上面刻有图画符号和线形符号。这是两河流域南部迄今所发现的最早的文字。

两河流域书写的材料是用粘土制成的半干的泥板，笔是用芦苇杆（或骨棒、木棒）做的，削成三角形尖头，用它在半干的泥板上刻压，留下的字迹笔画很自然地成了楔形，因此称为楔形文字（cuneiform）。写好后的泥板晾干或烧干，长期保存。苏美尔人所创造的楔形文字，被后来的阿卡德人、巴比伦人、亚述人所承袭，并随着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扩大而传播到整个西亚。

楔形文字最初传播的地区主要在西亚和西南亚。在巴比伦和亚述人统治时期，楔形文字有更大的发展，词汇更加扩大和完备，书法也更加精致、优美。随着文化的传播，两河流域其他民族也采用了这种文字。

公元前1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已成为当时国家交往通用的文字体系，连埃及和两河流域各国外交往来的书信或订立条约时也都使用楔形文字。

后来，伊朗高原的波斯人由于商业的发展，对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进行了改进，把它逐渐变成了字母文字。

车轮发明于苏美尔时代初始之际（公元前3200年左右）。公元前3000年时，已经将车轴装到手推车上，轮子不直接和车身连接。苏美尔人可能是受陶轮的启发突发此想的，因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伊朗轮子就已用于制陶业了，并在大约五百年后由伊朗传入苏美尔。

苏美尔人以月的圆缺，周而复始为一个月。将一年分12个月，其中有6个月各为30天，另6个月各为29天，全年共354天。这样每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少11天多时间，于是他们又创立了设置闰年的办法。这就是太阳历。

他们还引入了将小时分为60分钟，每分钟分60秒的计时系统。

苏美尔人对于数字的运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令人望尘莫及的地步：在金字塔附近找到的一块泥版上，开列出了一道由两个数字相乘的计算题，其最终乘积如果用阿拉伯数字来表示，结果竟是一个十五位的数字195，955，200，000，000，这就是距今6000年以前的苏美尔人已达到的数学知识水平。

然而，公元前500年左右的希腊人，还认为10000这个五位数字，简直是一个“大得无法计算的值”，凡是超过了10000的，就被称为“无穷大”。多位数字对于欧洲人来说，一直到公元1600年以后，才由笛卡尔、莱布尼兹等数学家兼哲学家最先用于计算，而在西方一般人的概念之中，只是在进入19世纪之后，人们才开始对多位数有所认识，以致于百万富翁这个称呼，成为拥有不计其数的财富的最大富翁的代名词。

艺术

苏美尔人在建筑方面也达到了古代很高的水平，最主要的建筑遗迹是塔庙。

由于两河流域没有巨大的花岗石，苏美尔人以用砖块建造塔庙。苏美尔人习惯于在旧神庙原址上建新庙，因历代续建，神庙地基变成了多层塔形的高台，顶端供奉着神龛。这种高台建筑，叫“吉古拉特”（Ziggurat）。

苏美尔人在造型艺术上早期以小型雕塑和镶嵌艺术为主。出土的面具、祭司组雕、公牛头（牛头竖琴） 、“乌尔军旗”等，堪称当时的典范。后来，苏美尔人偏重于较大型的雕像和浮雕（纳拉姆辛石碑）。

苏美尔人的宗教发展程度并不高，但宗教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崇拜许多的自然神灵，如天神（安努）、地神（恩利尔）、水神（奴恩）、太阳神（沙马什）、月神（辛）、女神（伊什塔尔）等。

苏美尔宗教有一个令人值得注意的特点：它不主张有什么极乐的和永恒的后世，而更在乎于现世的生存。

由于宗教在苏美尔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祭司在当时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祭司和管理人员（这两个词往往意义相同）需要学习楔形文字，因而神庙区内附设有学校，教授楔形文字和祭司等级需要掌握的其它知识，苏美尔的这些学校是现知人类文明史上最早的学校。

根据泥版上的记载，金字塔全都是用来进行祭祀的，因为他们的神总是高高地居于神山之颠，所以需要在金字塔顶来祈祷，使人能够接近神的宫殿，使神便于接受人的礼拜。这种顶礼膜拜的祭祀方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影响迅速扩展开来，并且保持了数千年之久，从巴比伦王国到亚述王国，从巴比伦到尼尼微，随处可见这样的阶梯型金字塔，甚至连《圣经》里的巴别塔，它的外形也是阶梯形状的，如果能够建成，也将是一座小型的金字塔。

因此，令人吃惊的奇迹有很多也与苏美尔人的金字塔有关。在苏美尔人留下来的典籍和图案之中，所记录下来的苏美尔人的诸神形象，都与天空中的星星有关，这些神的形象没有一个具有人形，每一个神代表着一颗恒星，每一颗恒星周围还环绕着多少不一的、大大小小的行星，整个星相图与现代人测绘的几乎一模一样。

本身的苏美尔文明是依赖于灌溉农业技术的出现和不断发展保证了文明的出现和繁荣发展

公元前3000年，犁已经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得到普遍使用，并传入印度。

在当时风也得到了很好的利用，风的利用和横帆繁荣出现（在波斯湾和尼罗河先后有了制作粗陋和横帆），表明了人类第一次成功利用了人造的力量作为动力。

现代的小麦、燕麦、裸麦和大麦，以及现代的山羊、绵羊、牛和猪都来自中东地区。在公元前1300年，小麦和大麦从中东引入中国。

冶金术在这时也被逐渐掌握，从冷加工的反复捶打和磨制到后来的热处理，是一大进步。最早提炼的金属是铜，将铜进行热处理并能实现为各种容器或模型的形状，并可以使其成为比石器更为锋利的东西。

公元前3000人们普遍知道在铜中加入其它金属可以冶炼更为经久耐用的合金，在铜中加入锡效果最理想，由此产生的青铜胜过石器制造武器。

据现有史料和考古遗迹推测，最早的军事阵列很有可能从这里产生。

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延续三千余年，大致可分为苏美尔文明和巴比伦—亚述文明两个阶段，前者以苏美尔语文献为主要标志，后者以阿卡德语文献为主要标志。

苏美尔文明从乌鲁克时期（约前3500—前2900）起，历经早王朝时期（约前2900—前2334）、阿卡德帝国和古提王朝的异族统治时期（约前2334—前2113），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约前2112—前2004）复兴并臻于鼎盛。

随着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第一王朝的建立，苏美尔文明最终消亡。苏美尔人建立了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大量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为一窥其饮食文化提供了可能。

　　乌鲁克时期与早王朝一脉相承

　　早在新石器时代，两河流域先民已开始种植谷物、养殖动物，并掌握了简单的食品加工技术。考古学家在叙利亚北部发现了约公元前9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小型哺乳动物和鱼类的骨骼，此外还有烧焦碳化的种子，包括大麦、二粒小麦、无花果、亚麻、蚕豆、鹰嘴豆等。考古发现的石磨、石碗里的骨骼和其他残存物、烤制食物的塌陷坑，都是这些动植物作为食物的证据。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南部，关于他们是不是外来民族、其来源如何，学界尚有争论，但两河流域南北部的饮食应该是相互影响的。苏美尔人来到两河流域南部后，丰富了当地饮食结构，完善了食品加工方法，主要体现在为神庙供奉的物资及王室的随葬品上。

　　乌鲁克文明是苏美尔人创造的第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根据考古学定义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乌鲁克晚期（约前3200—前3000）和捷姆迭特—那色时期（约前3000—前2900）。1912年，德国东方学会开始挖掘乌鲁克遗址（位于今伊拉克的瓦尔卡地区），与饮食有关的出土器物包括斜面碗、乌鲁克石膏瓶、滚筒印章和大量古朴文献。斜面碗是给建造神庙的工人发放口粮的量器，大小基本相同，具有统一规格。乌鲁克石膏瓶描绘了人们为女神伊南那献祭的场景：进献者排列整齐，每人手捧不同形状的容器，其中装有各种食物，可以辨别的主要有饮品和水果；进献者身后跟着成群的牛羊等献祭牲畜；一些滚筒印章刻绘了人物、动物及植物形象，可识别的有谷物、牛羊及鸭子。1925—1926年，美国考古学家发掘了捷姆迭特—那色遗址，也发现了烧过的谷物、泥斧、泥镰和陶器等。

　　在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上，乌鲁克时期与早王朝时期一脉相承，没有明显的分水岭。1922—1934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爵士主持发掘了乌尔城，清理了100多座王室墓葬，大部分属于早王朝后期（约前2600—前2500），其中一座王陵出土的一块镶嵌板即“乌尔军旗”，描绘了宴饮及进献牲畜的场面。随葬品中有大量羊、牛、鱼、猪和少量瞪羚、鸟类的骨骼、牙齿或角，以及金、银、铜或石制容器。在王后普阿比的墓葬中，还发现了饮用啤酒的金制吸管和银制酒罐。此外，一些私人墓葬也发现了陪葬牲畜的骨骼。另外，在早王朝时期的辞书（把同类概念集中在一起的表）、谚语等文献中，也有关于水、面包、鱼、肉、啤酒、汤、蔬菜和水果的记载。在早王朝时期的滚筒印章中，常见的刻画主题是宴饮场面，镶嵌画和石刻大多描绘了献祭牲畜及贡物的场景，也有少量描绘乳制品加工的生活场景。

　　王室和神庙垄断最佳饮食资源

　　阿卡德帝国是由塞姆人建立的统一王国，结束了早王朝时期苏美尔城邦的争霸局面，其官方语言为阿卡德语，但受苏美尔文化影响很深。此时的文献中记载了大量配给食物的情况，还提及畜牧业和渔业。狩猎和捕鸟也是当时人生存的辅助手段，时常出现在滚筒印章的图案中。古提王朝史称“黑暗时代”，留下的史料极少，我们难以了解当时的饮食情况。此后，苏美尔人重新夺回了对两河流域南部的控制权，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乌尔第三王朝是苏美尔人建立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又称“新苏美尔时期”，历经乌尔那穆、舒勒吉、阿马尔辛、舒辛、伊比辛五位国王，共计108年。这一时期的大量经济和行政管理类文献，是研究苏美尔人饮食结构的主要材料。其中，王室贡物调拨中心出土泥板档案上万块，主要反映了社会上层的饮食情况。

　　第二任国王舒勒吉在其统治的第38年，建立了王室贡物调拨中心（位于今伊拉克的德莱海姆），主要负责接收和管理各地贡献给王室的礼物、神庙牺牲、赋税及战利品（以牲畜为主），并在神庙的祭祀活动、王室的日常开销、外事活动、士兵和官员的俸禄中，按照相应规定进行再分配。贡入的牲畜主要分为三个等级：育肥的牛羊或肉质鲜嫩的羔羊为最高等级，通常献祭给神庙，供王室成员及外国使节享用；没有育肥或质量较差的牲畜，供信使、宫廷仆从、侍卫及士兵食用；已经死亡的牲畜为最低等级，被送到库房进行再加工，做成肉干，肉筋和肉皮则制成手工艺品，还有一些被喂给圈养的狮子或狗。另外，一些圈养起来供王室娱乐的野生动物，如熊、狮子、野驴、瞪羚等，偶尔会作为野味食用。其他贡入物资，例如大麦、面粉、油、乳制品及香料等，也都分为不同等级，根据官员级别及实际用途进行分配。

　　通过贡物中心档案，我们可以一窥当时统治阶层的奢侈生活。乌尔第三王朝有一种饮酒宴会，参加者都会得到贵重礼物。国王舒勒吉及其后妃收到的一份礼品清单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与饮食相关的物品包括各种红金、足金、银制的酒杯、酒器及其他容器，以及数量不等的精炼酥油。这些贵重金属制成的餐具及饮具在礼品清单中大量存在，反映出统治阶层对高品质饮食的追求。一些送入王宫的食材清单也能反映出统治阶层对饮食的考究，例如有的清单记载了烤制牛、猪、家禽及鸟类所需的芦苇捆数，疑似水果蛋糕的配方中包括“1升黄油，1/3升白奶酪，3升头等椰枣，1/3升葡萄干”。这种蛋糕通常供奉给王宫或神庙，不会出现在普通人的饮食中。

　　总之，从贡物中心档案来看，王室和神庙垄断了最优质的饮食资源，然后是各级政府官员、宫廷及神庙的服务人员、士兵等，按照职务高低而享受不同等级的饮食待遇。

　　根据工种和性别配给食物

　　与王室贡物中心档案不同的是，乌尔第三王朝行省旮尔沙那的出土文献详细记载了工人日常的食物配给。旮尔沙那的最高长官在任职期间兴修了很多工程，此地出土的很多泥板档案对工人的衣食配给有所记录，其配给种类和数量与工人的工种、来源、承担的具体工作及性别有关。工人的工资为每天3—8升大麦，普通男工为6升，普通女工为3升，运输工的工资高于其他工种，本地工人的工资高于外族工人。

　　除了支付大麦作为报酬外，监工还给工人发放面包、啤酒和汤以及其他可带回家中的物品。奴隶可以领到的食物有（大麦）面粉、芝麻油、猪油、糠麸、羊肉、盐和香料，他们喝的汤里加入了研磨面粉、干芝麻糠、羊肉、盐和香料。建筑工人领到的份额多于奴隶，并增加了绵羊肉、干鱼、鸭子、鸽子及一种生长在沼泽地的田鼠，建筑工人在施工间歇还会领到面包和啤酒。一些工头有时还会领到椰枣、湿芝麻糠等。工人的食物配给并非一成不变，不同月份和施工的不同阶段会有细微调整，但一般都会有面包、汤和啤酒。在节日庆典及工程竣工时，举行盛大的宴会，所有工人都会分得一些食物。

　　旮尔沙那的文献中还有关于厨房的记载，厨房一般与酿酒坊和磨坊同时出现，它们可能设置在一起，或构成一个食品加工单元。在厨房中，有头衔为“厨师”的统领，他应该是厨师长或监工，负责接收和清点送入厨房的芦苇（柴火）、面粉、肉类、油类、调料类物资，并统辖着几名工人，掌管厨房的整体运作。

　　旮尔沙那地区是苏美尔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一地区的文献很特别，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为了解新苏美尔时期普通民众尤其是雇佣工人的生活及饮食状况提供了参考。旮尔沙那的文献记载并非特例，乌尔第三王朝的其他行省，例如温马和吉尔苏等地区，出土的文献也有建造厨房的记录，暗示了厨师与厨房、厨房与酿酒坊及磨坊的关联。

　　后世文献佐证苏美尔饮食

　　古巴比伦时期，苏美尔语已不在日常交流中使用，而只作为书面语保留在部分校园文书及文学作品中。其中一些辞书及其他文学作品的苏美尔语抄本，为研究苏美尔人的饮食提供了补充。

　　古苏美尔和新苏美尔时期的文献主要反映了社会上层的饮食情况，与此不同的是，古巴比伦早期（即伊辛—拉尔萨时期，约前1900—前1800）的苏美尔谚语抄本中，提到了穷人艰辛的生活。例如，一些文献写道：“（还是）让穷人去死吧，（还是）让他们别活了！他们有面包的时候没有盐，有盐的时候没有面包；他们有肉的时候没有调味品（芥末），有调味品的时候没有肉！”；“穷人必须要想着下一顿饭”；“穷人（吃饭）从喝汤开始”；“穷人（的地位）是如此低下，他们要用嘴里挤出的（口粮）偿还债务”。还有的谚语将富人与穷人做了对比：“富人吃……，穷人吃一种低等级的面粉。”由于谚语带有一定的夸张性和感情色彩，不如经济及行政管理类档案可信，因此只能作为研究底层人饮食情况的参考。

　　古巴比伦时期的辞书中，经常在苏美尔语词汇后给出对应的阿卡德语，此时关于食物的双语辞书非常详尽，种类和丰富性超过早王朝时期。其中包括专门记载各种蔬菜和调味品的辞书，记载汤、啤酒、面粉和面包的辞书，记载蜂蜜、食用油、牛奶、奶酪和水果的辞书。每种初级加工食品又根据原材料或食用者而分为许多种类，反映出苏美尔人饮食的多样性。

　　古巴比伦时期的苏美尔语抄本《宁卡斯赞美诗》主要赞美苏美尔的啤酒女神宁卡斯，详细记载了啤酒的酿造过程：首先将生面团与香料混合后在炉中烘烤，将麦芽浸泡至发芽；然后将麦芽浆煮熟并冷却；最后是麦芽汁的准备及发酵。待啤酒酿成后，将其从酿造缸过滤到储存缸中，便可以倒出饮用，也可以借助芦苇或金属制成的吸管直接饮用。

　　根据苏美尔文明时期和古巴比伦时期的考古及文献材料，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苏美尔人的食物来源和饮食结构。由于缺乏记录烹饪过程的菜谱，我们很难具体考察苏美尔人的食材处理方法及加工过程，也很难勾勒出苏美尔人饮食的历时性变化。社会上层与普通民众饮食的差距无疑是显而易见的，但社会底层的饮食状况还需更多材料才能进行佐证。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说，古老的苏美尔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饮食文化，并对其后的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