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骨气_《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

谈骨气

《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

吴晗的《谈骨气》一文，写于1961年春，最初发表在同年3月4日的《中国青年报》，后选入初中的语文教材中（新版人教版语文书中已删去）。吴晗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向人们集中进行“骨气教育”。他的这些著述在增强人们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人们爱国主义情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说《谈骨气》一文不仅对当时中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历史背景有着见证作用，还点明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骨气。

文章简介

吴晗的《谈骨气》一文，是一篇以阐发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号召人民团结奋斗为主旨的具有鲜明战斗性的议论文。其中文中的中心论点是：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写作背景

《谈骨气》写于1961年春，最初发表在同年3月4日《中国青年报》。其时，正当新中国历史上的一段艰难途程即将结束的时刻。在这之前，“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②摘引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单行本，第19页。也就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②。在这个发生重要转变的历史阶段，要团结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克服困难，奋勇前进，除了必须依靠党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外，还必须最大限度地唤起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的革命热情，艰苦奋斗。为此，就需要大声疾呼，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调动起一切积极因素，克服暂时困难。吴晗的《谈骨气》一文，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

当时，正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背信弃义的叛卖行径，整个国民经济处于暂时的严重困难时期。一部分人在困难面前犹豫彷徨起来，甚至对前途失去了信心；极少数人则企图从某些国家那里乞求恩赐，想讨根什么魔杖来创造奇迹。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吴晗同志没有动摇，他对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前途依然充满信心。他想到了毛泽东同志一九四九年八月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所发出的断言：“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他坚信，有骨气的民族，是任何敌人也吓不倒、任何困难也压不垮的，于是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毛主席概括出来的这一命题为中心写下了《文天祥的骨气》、《爱国学者顾炎武》、《论民族英雄》、《谈骨气》等一系列论文，有意识地向人们集中进行“骨气教育”。当时，他的这些著述在增强人们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人们爱国主义情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骨气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在今天，我们的祖国正在从“四人帮”的严重残害下复苏过来，困难很多，但前途无限灿烂。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困难面前，在西方国家的所谓文明和繁荣面前，应当保持自己的骨气，有决心、有毅力凭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党的领导下去克服困难，夺取四化建设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谈骨气》一文的现实教育作用是无庸置疑的。

课本原文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做有骨气。

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这样有骨气的人，我们就是这些有骨气的人的子孙，我们是有着优良革命传统的民族。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相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南宋末年，首都临安被元军攻入，丞相文天祥组织武装力量坚决抵抗，失败被俘后，元朝劝他投降，他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意思是人总是要死的，就看怎样死法，是屈辱而死呢，还是为民族利益而死？他选取了后者，要把这片忠心记录在历史上。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个阴湿的地牢里，受尽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劝他，只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坚决拒绝，终于在公元1283年被杀害了。

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他写的有名的《正气歌》，歌颂了古代有骨气的人的英雄气概，并且以自己的生命来抗拒压迫，号召人民继续起来反抗。

另一个故事是古代有一个穷人，饿得快死了，有人丢给他一碗饭，说：“嗟，来食！”（喂，来吃！）饿人拒绝了“嗟来”的施舍，不吃这碗饭，后来就饿死了。不食嗟来之食这个故事很有名，传说了千百年，也是有积极意义的。那人摆着一副慈善家的面孔，吆喝一声“喂，来吃！”这个味道是不好受的。吃了这碗饭，第二步怎样呢？显然，他不会白白施舍，吃他的饭就要替他办事。那位穷人是有骨气的：看你那副脸孔、那个神气，宁可饿死，也不吃你的饭。

不食嗟来之食，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骨气。

还有个例子。民主战士闻一多是在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枪杀的。在这之前，朋友们得到要暗杀他的消息，劝告他暂时隐蔽，他毫不在乎，照常工作，而且更加努力。明知敌人要杀他，在被害前几分钟还大声疾呼，痛斥国民党特务，指出他们的日子不会很长久了，人民民主一定得到胜利。毛主席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孟子的这些话，虽然是在两千多年以前说的，但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当然我们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英雄气概，有自己的骨气，这就是绝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奋勇前进。

各段介绍

《谈骨气》原文共十二个自然段，选入课本时略去了第三自然段（这一段的原文是：“什么叫骨气，指的是抱有正确、坚定的主张，始终如一地勇敢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遭遇任何困难，都压不扁、折不弯，碰上狂风巨浪，能够顶得住，吓不倒，坚持斗争的人。”）和第六自然段（这一段原文是：“从孟子的三句话举三个例子。”），现存的十个自然段，在阅读时可以分为三层。即：第一层（包括第1—4自然段），这一层首先直接申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继而从理论上阐明了“骨气”的含义；第二层（包括第5—9自然段）引述了三个例子，具体说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第三层（第10自然段），这一层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加深一步，指出“骨气”的具体内容和在当前发扬我们民族的这一光荣传统的意义。这三层紧密衔接，互相照应，层层深入，首尾贯通，对什么是有骨气，怎样做才算得有骨气，为什么要提倡有骨气等问题，进行了生动具体的阐述。

阅读指导

学习这篇课文，应着重理解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作者对“骨气”这一概念的阐述，有什么特点？本文题为《谈骨气》，那么，什么是骨气，就必须给予明确的阐述。可是，由于我国“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这样，在阐述时就存在着比较复杂的情况。一般说来，有两种不同的阐述方法：一种是逐一说明“骨气”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含义；另一种是抛开对这些不同特点的说明，集中去挖掘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对“骨气”这个概念的基本含义的理解。在本文中，作者选择了后一种方法。他首先引用并解释了孟子的三句话，指出这些被人们传诵了数千年的，被大家所公认了的话，正说出了“骨气”的含义。接着话题一转，提示读者应注意“社会不同，阶级不同”会形成对“骨气”的具体含义的种种不同理解，然后，用“但是”转回到对“骨气”的基本含义的阐述上来，提出了“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作为取得共同认识的基本点，最后谈到在今天无产阶级对于骨气一词的理解。作者这样来阐述“骨气”的含义，有三个方面的好处：首先，这样做有利于体现作者写作本文的意图。作者在1961年那样的历史环境中来谈骨气，是有着鲜明的目的的。那就是要号召我国人民在遭遇暂时困难的情况下，发扬我们中国人“有骨气”的传统，努力奋斗，振兴我们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者就要把议论的重点放在对传统精神的挖掘上，而不必对“骨气”在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中的具体含义去一一加以学术性的考证与说明。其次，这样作也有利于读者接受。本文发表在1961年春天，当时为了战胜来自各方面的困难，需要加强团结，求同存异，形成统一意志，共同奋斗。如果作者把精力放在区别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对“骨气”的不同理解上，那就会使人们在思想上造成分歧和隔阂。作者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阐述“骨气”这一概念时，也就着重在求同上下功夫。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阐述有利于突出中心。本文虽然以挖掘我们民族“有骨气”的传统为主要内容，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今天发扬这一传统。因此，在谈及孟子的话“直到现在，还有它积极的意义”时，自然地摆出了无产阶级对“骨气”的含义的理解。这样，就在前文阐述的基础上提高了一步，突出了中心。如果是一一去介绍各个不同社会、不同阶级对“骨气”的不同理解，那就很难收到本文所要达到的效果。

第二个问题是：作者所选的三个例子互相有怎样的关系？用充分的事例来阐发深刻的道理，这是本文在议论问题时表现出的突出特点。作者在文中用三个例子来说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从这一点来说，这三个例子都与议论的中心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这三个例子彼此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三个例子中的人物各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的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天祥是宋代著名的民族英雄，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不食“嗟来之食”的穷人是战国时期的一个穷苦平民的代表；民主战士闻一多是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从表面上看，他们所处时代不同，身份地位不同，但是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就表现出了我们民族自上至下、从古到今有着无数有骨气的人，从而具体地说明了“有骨气”是我们民族可宝贵的精神。第二，三个例子中的人物各分别针对着孟子三句话中的一句。文天祥是高官厚禄收买不了的，虽然“孟子说的几句话，在文天祥身上都表现出来了”，但拒不投降却是他精神品质的核心。黔敖在贫困中不肯放弃做人的尊严，宁可饿死，也不接受侮辱。闻一多藐视特务分子的威胁，他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时，以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指斥了国民党反动派，揭露了他们靠暗杀来威胁要求民主的人民群众，靠强暴武力来镇压人民的罪行。这三个人物所处时代不同，遇到的困难不同，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恰好从三个侧面，十分具体地说明了怎样才算有骨气这个问题。第三，三个例子中的人物，各有不同的特点。文天祥在民族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穷苦的黔敖在富人的施舍面前，矜持不苟；闻一多在特务的枪口面前慷慨激昂。但他们又都表现出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由此看来，作者引述的三个例子既是各自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着的；既是各有特色的，又是具有共同本质的。这正说明了作者在选材上的别具匠心。

第三个问题是：对这篇文章的结构特点，应该如何认识？本文题为《谈骨气》，怎么谈法？这首先与作者写作本文的目的紧密相关，同时，又必须遵循所谈的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在本文里，作者并没有对“骨气”做一般的论述，而是从“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一结论入手，引用充分的事实，来证明我们的民族历来是有骨气的，从而达到激励人民群众发扬民族的优良传统的目的。但是，同时，作者又不能忽视“骨气”本身所需要涉及的内容，例如：什么是骨气？怎样做才算有骨气？提倡骨气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也必须在“谈”的过程中给予必要的解答。这样一来，本文就在实际上承担了两个方面的任务。既要通过议论，阐述作者的见解，又要通过说明，讲清事物本身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本文在结构安排上必须考虑的问题。仔细阅读本文，我们就能看到，作者对上述问题做了十分得体的处理。本文是按照议论的需要来安排文章的基本结构的；开头第1段用一句话摆出议论的中心──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接下去，作者并没有直接引出事实来证明中国人怎样有骨气，而是用了三个自然段，对什么是骨气及这种精神在我们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做了简要的说明。这样，既能使人对议论中心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又完成了对“什么是骨气”做一番必要的说明的任务。在接下去的五个自然段中，作者用实例来证明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一判断，但同时由于作者选例适合，又达到了从不同方面，对“怎样做才是有骨气的”这个问题进行生动具体的说明的目的。最后，作者又把话题引回开头，这不但做到了首尾照应，而且在议论上自然地由追溯传统过渡到号召发扬传统，使议论既前后贯通，又深入了一步；同时，对于在今天提倡“要有骨气”的意义，也做了必要的说明。本文在结构安排上的这种精到之处，我们在阅读时应该认真体会。

作者

吴晗:（1909～1969年）中国历史学家，教授、现代作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县苦竹塘村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浙江大学。一年后浙江大学停办，考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颇受校长胡适赏识。1930年，经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1931年初，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学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主要著作有：《胡应麟年谱》、《江苏藏书家小史》、《十六世纪前期之中国与南洋》、《由僧钵到皇权》、《明太祖》、《历史的镜子》、《史事与人物》、《皇权与神权》、《读史札记》、《投枪集》、《海瑞的故事》、《灯下集》、《春天集》、《明史简述》、《朝鲜〈李朝实录〉中之中国史料》、《江浙藏书家史略》，传记《朱元璋传》，新编历史剧剧本《海瑞罢官》，杂文集《三家村札记》(合作)，《吴晗文集》(4卷)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

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

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

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是在“为彭德怀翻案”。诬陷吴晗“攻击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后来又给他扣上“叛徒”“特务”等莫须有的罪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于1968年3月被捕入狱，

1969年10月11日被迫害致死。他的妻子袁震也于1969年3月18日被迫害致死；养女吴小彦于1976年9月23日在狱中自杀身亡。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1979年9月14日，北京市委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为吴晗及其夫人袁震举行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