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吉濬（朝鲜语：유길준，1856年—1914年），朝鲜近代史上的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开化党重要人物。字圣武，号矩堂、天民，本贯杞溪俞氏。嘉善大夫俞镇寿之子。

1856年11月21日（旧历咸丰六年丙辰十一月二十四日），俞吉濬出生于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桂洞的一个两班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俞镇寿，官至嘉善大夫，外祖父是李耕稙。俞吉濬自幼寡言少语，性格内向，从九岁开始就随他的外祖父李耕稙接受汉学教育，以高中科举为目标。1871年随外祖父拜访了实学大师、开化派鼻祖——朴珪寿，这成为俞吉濬一生的转折点。俞吉濬从此师从朴珪寿，当时他与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金允植等人共同在朴珪寿门下学习，其中俞吉濬与金玉均的关系最为密切，受金玉均的影响也最大。朴珪寿对俞吉濬等青年人寄托很大希望，“以后日国家之事托之”，为俞吉濬讲授世界形势，他们的教材是从中国传来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介绍西方国家的著作。俞吉濬在朴珪寿门下初步接受了开化思想，对外部世界萌生强烈的好奇心。特别是读了魏源写的《海国图志》以后，“以是益自奋”，下定决心游历海外，了解外国情况。

俞吉濬开始放弃科举考试，决心探索新的文明。他曾在1877年写过一篇名为《科文论弊》的文章，强烈批判腐朽的科举制度，以示和科举考试的决裂。1881年5月，朝鲜政府秘密派遣“绅士游览团”赴日本考察，俞吉濬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为绅士游览团的随员而得以访问日本。俞吉濬被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深为感动，俞吉濬后来回忆道：

“余东游日本，目睹其人民勤励之习俗与事物繁盛之景象，实出乎意料。及从其国中多闻博学之士，论议酬唱之际，细掬其意；阅新见奇闻之书，反复审究之间，详考其事，透解实境，披开真谛，则其措施规矱之模仿泰西之风者，十之八九是居矣。”

3个月后，绅士游览团的带头人鱼允中在离开日本时，将俞吉濬和尹致昊等几名开化派年轻人安置在日本，为其提供费用供其留学。俞吉濬与其姐夫柳定秀在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开办的庆应义塾（现今的庆应义塾大学）学习，俞吉濬因而成为朝鲜历史上最早的公费留学生。

俞吉濬在庆应义塾留学了1年，耳濡目染福泽谕吉的思想，接受了文明开化的理念。他在日本放弃朝鲜人蓄发的习俗，参加了“兴亚会”组织，广泛与日本社会名流交游。除此之外，他还聆听了美国动物学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摩斯（Edward. S. Morse）博士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讲座，为其以后接受并主张社会进化论奠定了基础。两年后，摩斯成为了俞吉濬在美国的指导老师，后来俞吉濬和摩斯保持了十多年的书信联系，直到1897年，这件事传为一段佳话。留学美国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极端守旧派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兵变掌握政权。俞吉濬对大院君这种守旧派深恶痛绝，他与尹致昊联名上书日本太政大臣，要求日本出兵干预，“救敝国主上与东宫，以处安地，然后明正昰应之罪”。这表明此时的俞吉濬已经成为一名不惜引狼入室的亲日派。壬午兵变后来被清朝派兵镇压，大院君被逮捕到中国保定，而日本也与朝鲜政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朝鲜根据《济物浦条约》派出朴泳孝、闵泳翊、金玉均等人作为修信使前往日本“谢罪”。闵泳翊会见了俞吉濬，并劝他回国效力。于是俞吉濬中断了学业，1883 年1月随修信使回到朝鲜。

俞吉濬归国后做了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外衙门）的主事，并负责朝鲜最早的近代报纸——《汉城旬报》的事业。1883年7月，朝鲜政府又派闵泳翊为报聘使出使美国，俞吉濬又一次成为了外交使团的随行人员。报聘使在华盛顿向美国总统阿瑟递交国书，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俞吉濬作为翻译官也躬逢其盛。闵泳翊一行离开时，他又一次留在美国留学，并得到官费支持，成为朝鲜历史上最早的美国留学生。1884年，俞吉濬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市的州长都默学校（Governer Dummer Academy）学习，直接受到了欧美近代文明的熏陶。

然而，这年12月，朝鲜的开化党发动甲申政变，杀死守旧派大臣多人，3天后即被袁世凯率领的驻守清军镇压下去，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主导者逃亡日本。朝鲜政府视开化党为洪水猛兽，从未参与开化党密谋的俞吉濬也受到牵连，朝鲜政府停止了供他留学的费用并勒令他回国。俞吉濬并未直接回国，而是途径欧洲、香港、日本而回到朝鲜，眼界更加开阔。1885年12月6日，刚回到祖国朝鲜的俞吉濬因为是开化派的一员而被逮捕了，朝鲜政府打算将他判处死刑。但在同情开化派的捕盗大将韩圭卨的保护下，俞吉濬得以逃脱灭顶之灾而被软禁在汉城白鹿洞翠云亭，开始了7年的软禁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开化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西游见闻》，系统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文明。他还提出了“朝鲜中立论”，提倡使用朝鲜文（训民正音）等主张。《西游见闻》是朝鲜开化运动的一部巨著，如同一盏明灯刺破了19世纪朝鲜的黑暗，首次为朝鲜的近代化指明了道路。

1892年冬，俞吉濬获得释放，他在解禁的当夜写了一首诗：“风雪山中夜，萧然一榻书。主人梅共笑，春色在茅庐。”充分表现了他此时豁然开朗，重燃信心，准备大展宏图，在严冬过去后迎来祖国文明开化的春天的热情。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以此为契机引发了甲午中日战争，日本驱逐清朝势力而控制朝鲜。与此同时，闵妃集团被日军推翻，朝鲜组建了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权，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在朝鲜国内改革呼声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一直被政府仇视的俞吉濬开始政治活动，他在6月22日再次被任命为外衙门主事。7月24日新政府成立时，俞吉濬被“特除”为参议交涉通商事务，正式登上朝鲜的政治舞台。7月27日，朝鲜组建了甲午更张的决策机构——军国机务处，俞吉濬是军国机务处的一员，积极推动改革事业。当时，俞吉濬和安駉寿、金嘉镇是军国机务处的起草委员，所有改革政令的下达都出自这3人之手（内容详见词条甲午更张）。特别是俞吉濬，甲午更张可以说是他《西游见闻》内容的实践，因此俞吉濬被认为是甲午更张的幕后主导者及其改革理念的总代表。

俞吉濬在金弘集内阁中历任议政府都宪、内务协办、内阁中书、内部协办等职务，虽然难以详细了解他在改革中的具体作用，但考察甲午更张的内容可以发现这些措施无一不受到《西游见闻》的影响。俞吉濬在甲午更张期间“硁直自用，苞苴竿牍无所私，自奉甚薄”，是一位为兢兢业业为改革付出的官员。俞吉濬的对外立场也发生了变化，他在1885年时还认为中国是朝鲜唯一可以依赖的国家，但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他彻底成为亲日派，并对中国人进行非常苛刻的批评。1894年冬俞吉濬访问日本，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他说很多中国百姓自愿为日军做劳役时，俞吉濬表示：“若哉！人民之无自立之气如是哉！清国之民自来若是，故汉人所谓四夷八蛮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国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顺受而君事之，自晋魏以来至于今日。”俞吉濬希望依靠日本进行改革，但改革内容很多流于表面，没有真正实施，俞吉濬本人也感叹这是“纸上改革”；而俞吉濬限制君权等举措也引起了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和王妃闵妃的不满，为他的倒台埋下伏笔。

1895年7月6日，闵妃以俄国为后援发动宫廷政变，以图谋不轨为由驱逐了内部大臣朴泳孝，时任内部协办的俞吉濬署理内部大臣职务。有记载说是俞吉濬为了夺取权力，假意附和朴泳孝，然后将他的弑杀闵妃的阴谋捅给朝鲜政府。总之，从此以后，俞吉濬在朝鲜政府中的地位日益凸显。然而，闵妃在驱逐朴泳孝以后，权力日益膨胀，甲午更张的改革措施逐渐被其推翻，又排挤起用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派，排挤亲日改革派官员。1895年10月4日，俞吉濬被外放为义州府观察使。俞吉濬将闵妃视作朝鲜的玛丽·安托瓦内特，不惜联合日本将她除去。俞吉濬时常出入日本公使馆，与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等密谋杀害闵妃的计划，这导致了1895年10月8日“乙未事变”的发生，闵妃在景福宫中被日本浪人杀死，俞吉濬作为内应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俞吉濬参与谋杀闵妃后来被他的朋友尹致昊披露。

闵妃被杀以后，日本肃清朝鲜的亲俄势力，重建以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政权，俞吉濬也取消了外放，升任为署理内部大臣。1895年12月30日，俞吉濬正式出任内部大臣，地位仅次于内阁总理大臣金弘集，至此与金弘集通力合作进行第三次甲午改革（乙未改革）。

如果说前两次甲午更张都是俞吉濬在幕后施以影响的话，第三次改革就是俞吉濬走上前台，亲自制定和颁布改革措施。这次改革主要侧重于社会风俗方面，俞吉濬鉴于前两次改革很大程度上是“纸上改革”，因此他拿出了令出必行的强制作风。在他担任内部大臣的当天，就签署了两项重大法令，一项是建年号为“建阳”，以阳历为正朔，这是朝鲜半岛自高丽王朝初期以后第一次建元，而使用阳历则显示出与国际接轨的决心。另一项则是要求所有朝鲜成年男子剃去长发的“断发令”，这是移风易俗的一项重大变革。俞吉濬为了推行断发令，一方面亲自下达告示，向百姓说明断发令有利于卫生和工作方便，并下令限期采用外国服制，废止网巾等旧式衣冠。另一方面，俞吉濬出动大批“剃头官”派往各地，强制执行断发令，他自己则亲自剃了王太子李坧的头发。但是断发令违背了朝鲜上千年的习俗，引起了朝鲜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在日本的嗾使下颁布的法令，因此儒生抗疏反对，各地义兵兴起，掀起了乙未义兵运动（第一次义兵运动），金弘集和俞吉濬的内阁很快就陷入崩溃的边缘。

1896年2月11日，被日本人和亲日政权控制的朝鲜高宗在李范晋、李完用等亲俄派的策划下逃到俄国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当日，高宗下令罢免所有内阁大臣，亲日政权宣告垮台。高宗还将金弘集、俞吉濬及军部大臣赵羲渊、农商工部大臣郑秉夏、法部大臣张博定为“逆贼五大臣”而下令逮捕。俞吉濬等人当时还在景福宫朝房议事，当巡警带着高宗的敕令前来抓人时，俞吉濬才知道大祸临头。他在大骂宫内府大臣李载冕没有守好职分时，就被冲进来的巡检逮捕了，刚出光化门，俞吉濬见到日本巡捕房，便大声用日语呼救，日本兵遂冲上去从朝鲜巡检手中劫走俞吉濬，俞吉濬后逃到日本公使馆，才侥幸逃过一劫。金弘集、郑秉夏则在被捕后被杀死，并暴尸在汉城钟路。随后，俞吉濬等30多名亲日派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到日本避难，过起亡命生活。

俞吉濬被扣上“逆贼”的帽子流亡日本以后，他参与并主导的甲午更张也彻底失败了。朝鲜建立亲俄政权，君主专制也开始抬头，1897年高宗李熙自称皇帝，改元光武，建改国号为大韩帝国，大力强化专制皇权，并颁布《大韩国国制》以明确之，俞吉濬限制君权的理想和措施化为泡影。俞吉濬在日本后，与早已亡命日本的朴泳孝、李埈镕等高宗的政敌合流，因而他们被韩国政府一直视为眼中钉，长期就引渡这些政治犯的问题与日本交涉，甚至发生外交纠纷。国内抨击俞吉濬的上疏也如雪花片般打来，比如中枢院议长申箕善就指出：“吉濬以斗筲浅巧之才，济险乖狂愎之性，蔑视本国，专慕外规。牢笼政府，颐指而气使；凌侮君父，恣凶而肆悖。一变先王之法，弃若草芥；阴移一世之俗，眩幻视听。使乱臣贼子接踵而起，礼义典章扫地无余者，皆此贼之为也。况于八月之变（乙未事变），终始绸缪，教诱金弘集者，此贼也，实众贼之魁也。”

俞吉濬本人也并不老实，他眼看国家一天天坏下去，叹息痛恨于甲午更张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并对本国国民的愚昧无知感到十分痛心，不断图谋返回国内，颠覆政府。为此，他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韩国青年将校组成的“一心会”联合，在1902年作成所谓“革命血约书”，企图联合一些日本人发动政变，废除皇帝及皇太子，推戴在日本留学的义亲王李堈为皇帝，由俞吉濬出面组建新政府，实行君主立宪。日本得知这一情况以后，将俞吉濬当做一个外交包袱，重施当年流放金玉均之故技，将俞吉濬放逐到小笠原群岛。1904年，士官留学生张浩翼、赵宅显等人与俞吉濬约定的阴谋在韩国被泄露，两人被斩首，多人牵连而被流放，包括俞吉濬之弟俞星濬。同年俞吉濬被释放，回到了日本东京。

俞吉濬回到日本东京之际，正直日本着手吞并韩国之时。当时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1904年2月强迫韩国签订《日韩议定书》，将韩国置于日本的控制下。1905年，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日本于当年11月17日强迫大韩帝国政府签订《乙巳条约》（日韩保护协约），韩国沦为日本的保护国。俞吉濬逐渐看透了日本吞并韩国的本质，他以韩国不需要日本保护为由坚决反对乙巳保护条约的缔结，1907年日本逼迫高宗退位、签订《第三次日韩协约》（丁未七款条约）时也表示反对，俞吉濬的亲日派形象也由此改变。

1907年高宗退位后，新即位的纯宗李坧在日本的指示下，于当年9月6日发布诏敕，宣布赦免俞吉濬等人。俞吉濬得以在流亡十多年后回到祖国。在尹致昊的劝说下，俞吉濬皈依了基督教。回国以后，俞吉濬辞去了皇帝授给官职，远离政界，投身于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中。他在1907年11月29日成立了“兴士团”，以金允植为团长，自己为副团长。而后又组织了汉城府民会，自任会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俞吉濬深感国民思想之落后，决心大力从事教育和启蒙，于是四处奔走，建立了桂山学校、劳动夜学会等学校，由亲自撰写了《劳动夜学读本》作为教材，向群众普及文化知识，被誉为“民众之亲友”。除此之外，他还着手实践他振兴产业的夙愿，建立了国民经济会、湖南铁道会社、汉城织物株式会社等民族企业，为韩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贡献。1909年3月，俞吉濬历经30年编著的历史上第一部韩文语法书——《大韩文典》由汉城同文馆出版，该书强调言文一致的理论，充分体现了他的民族意识，不仅为他的晚年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为韩国民族文化的发展立下不朽功勋。

1910年4月，俞吉濬被韩国政府授予勋一等太极章。8月22日，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将朝鲜半岛变为其殖民地，韩国灭亡。俞吉濬对此感到非常痛心，他曾在1909年组织汉城府民会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及亲日组织一进会提出的韩日合邦论。日韩合并后日本授给他男爵爵位，但俞吉濬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趋之若鹜，他拒绝接受日本贵族爵位，保住了他的民族气节。但俞吉濬又是非常矛盾的，长期以来形成的亲日观念不可能被根除，他仍然认为韩国的改革应该依靠日本。他在1907年归国后上疏纯宗皇帝，大谈亲日理论，其后在1908年末日本高官访问韩国，俞吉濬又组织汉城府民会参与欢迎仪式，并动员汉城学生和市民加入进来。1909年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以后，俞吉濬又亲自吊慰伊藤博文，并大张旗鼓地组织追悼会。许多人对他的这些反日与亲日的矛盾行为表示不解，俞吉濬的解释是不给日本以吞并韩国的借口。日韩合并后他虽然拒绝了日本授予的爵位，但却接受了朝鲜总督府寄给的恩赐金，被任命为京城府参事。

此后数年间，俞吉濬在抑郁和疾病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他与日本殖民当局也处在游离的半合作状态。晚年的他把自己的雅号由“矩堂”改为“天民”，据他所说，这不是儒教的天，也不是基督教的天，而是“檀君的祖先天帝的百姓”。1914年9月30日，俞吉濬在京城诏湖亭去世，享年59岁。他去世时表达了亡国之恨，并遗言不要给自己树立墓碑。死后以社会葬的方式将他安葬。

俞吉濬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他的代表作有两部——一部是体现思想性的《西游见闻》，一部是体现学术性的《大韩文典》，此外还有《矩堂诗钞》、《劳动夜学读本》、《世界大势论》、《中立论》等著书或文章。除此之外，俞吉濬还翻译了《普鲁士国厚礼斗益大王七年战史》、《英法露土诸国克里米亚战史》、《波兰国衰亡史》、《伊太利独立战史》等。其中最负盛名且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西游见闻》。《西游见闻》始撰于1887年，第三年春脱稿。由于俞吉濬当时还是囚徒，所以不敢出版。甲午更张以后，在福泽谕吉的支持下，《西游见闻》一书才于1895年4月在日本印行问世，计出1000部。全书共分纲目二十编，子目七十余，外加卷首序和备考各一编，凡五百七十六页，约二十余万字，内容涵盖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军事、宗教、军事、教育、法律等多个方面。《西游见闻》已经不仅仅是一本单纯的西洋见闻录，它立足朝鲜，放眼世界，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地为朝鲜的独立富强和文明进步服务，则是其著述的根本动机与目的。总之，《西游见闻》在朝鲜近代早期的改良主义思想史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水平，堪称集开化思想之大成，具有特定的时代内容。此书包罗广泛、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备，可谓是一部尽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于眼底的巨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俞吉濬是用国汉文混用体（朝鲜文和汉文混合使用）的文字来撰写此书，体现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开启了近代朝鲜使用国汉文撰写书籍之先河。总之，《西游见闻》可以说是19世纪末朝鲜乃至东亚的各种著作中最为璀璨的明星之一，它奠定了俞吉濬启蒙思想家的地位，成为朝鲜近代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现今韩国将《西游见闻》的内容改编为《俞吉濬的周游世界之旅》，作为教科书进行教育，使俞吉濬成为韩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除了《西游见闻》以外，《大韩文典》也是俞吉濬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是历史上第一本韩文语法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俞吉濬虽然提倡使用朝鲜文写作，自己的著作也多用朝鲜文，但他的汉文功底也很优秀。他的汉字书法非常出色，汉诗也写得相当不错。他的诗歌被整理为《矩堂诗钞》，于1912年出版。

俞吉濬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西游见闻》中。俞吉濬的思想属于朝鲜开化思想中独特的一部分，他的思想是在朝鲜实学中的开国通商论、中国的洋务论、日本的文明开化论、西欧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的共同影响下形成的。他的思想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朝鲜很早就产生了开化思想，并且有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将其付诸实践。但在俞吉濬以前还没有人具体阐明“开化思想”为何物。俞吉濬正是朝鲜第一个系统地论述“开化”这一理论本身的人。俞吉濬在他的著作《西游见闻》中热情地歌颂“开化”，他写道：“夫开化者，谓人间之万事万物抵至善极美之境界也”。他按照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将人类文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未开—半开—开化，朝鲜处于“半开化”的阶段。他还将世界各国和个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分为“开化之主人”（主张并推动开化）、“开化之宾客”（羡慕与学习开化）、“开化之奴隶”（恐惧疾恶却不得已开化）、“开化之病身”（一味赶西洋时髦的舍本逐末的开化）、“开化之冤仇”（盲目顽固抗拒开化）、“开化之罪人”（因追求开化而引狼入室导致亡国）六个等级。同时又将开化的方式分为“智慧开化”、“勇断开化”、“威力开化”，分别指渐进改良、发动政变和人民革命（或外敌入侵）。他最赞赏智慧开化，这成为他后来从政的行动准则。他还特别指出，开化分为“实状开化”和“虚名开化”，两者的区别在于“实状开化者，穷究事物理致和根本，考谅其国处地实势合当；虚名开化者，事物上知识不足，见他人景况欣羡恐惧，无前后推量，施行主张费财不少，实用分数不足。”因此他主张结合本国实际情况推行开化运动的“实状开化”，这也体现了他的实学思想渊源。俞吉濬的文明开化理论是他一切思想的出发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也是后来甲午更张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然而，他的开化理论的实践却是异常艰险的，朝鲜最终成为“开化之罪人”而走上亡国的道路。

俞吉濬对西方资本主义政体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指出了朝鲜政治改革的道路。他大力提倡民权思想，在《西游见闻》第四编《人民权利》中指出，人权是人生天赋之自由，自由则从我心之所好行事，是“人生不可夺、不可挠、不可屈之权利”。他还说：“人上无人，人下亦无人，天子为人，匹夫亦为人”，体现了西方启蒙思想中的天赋人权说。他还主张法制，并称“法为天下之法，非一人之法”，并按照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指出政府的义务是“安稳本国政治，使人民享有太平之乐；固守法律，使人民无有冤抑之事；信守与外国之交际，使民国免于纷乱之忧虑”。他将世界各国分为“君主擅断政体”到“国人共和政体”共五种类型，他认为虽然最后一种政府最为民主，但他认为“君民共治政体（君主立宪政体）”最适合朝鲜社会的实情，大力鼓吹君主立宪。他的理由是: 实行民主共和的国家往往是原本没有君主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制度。君主立宪也成为他后来从政的重要奋斗目标。

俞吉濬的民族意识十分强烈，大力倡导独立自主的思想。他在《西游见闻》第三编《邦国权利》中写道：“大国为一国，小国亦为一国；国上更无国，国下亦无国。”他引入了主权国家的概念，并加以详细阐述，在当时朝鲜还是中国的属国及面临日本等列强侵略的特殊背景下，这种主张也就有了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说：“‘朝鲜人’三字，为第一重大之公称……其生可夺，此名难夺；其业可毁，此名难毁。”因此特别强调人民保卫国家的义务，他还第一次使用“竞争”的理念，指出只有举国男女老幼奋发努力，与世界万国竞争政治之善、法律之美、商贾之盛、学术之全、兵备之固、机器之精和工作之繁，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否则只能在竞争中被淘汰，遭到亡国灭种的命运。基于独立自主的理念，他还对当时的中朝宗藩关系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他将朝鲜作为赠贡国，中国作为受贡国，并认为“赠贡国之体制，向受贡国及诸他国为前后之两截；受贡国之体制，对赠贡国及诸他国，亦为前后之两截”，这就是所谓“两截体制”的说法。因此，他主张保持中朝的宗藩关系，但认为作为”赠贡国”的朝鲜并非附属国，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又与其他开化党人认为“朝鲜是中国的奴隶，因而必须挣脱中国的羁绊”的观点有所不同。

俞吉濬非常重视商业的作用，他在《西游见闻》第十四编中劈头便称：“商贾亦国家之大本，其关系重大不后于农业，政府富饶，人民蕃盛实状，不以此道，其成不能。”他还认为商贾除了可以互通货物有无之外，还可以通过商人的来来往往促进文化思想的交流，有助于各国渐开风气，大助开化。因此他大力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反对由朝廷控制的“惠商工局”等机构垄断商业命脉，反对少数商人霸占商业特权的“都贾商业体系”，主张建立以民间商业为主体的基于资本合作形式的近代株式会社，体现了他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经济观点。除此之外，在第十编《货币之大本》中，他要求尽快建立近代金融货币制度，以充实国家财政，同时在第七编又引入近代税收观念，提出建立近代税收制度的重要性，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政论文《税制议》以研讨此事。总而言之，“振兴产业”是他经济观点的核心。

俞吉濬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教育是立国之本。目前，世界上诸多有名的富强国都是依靠教育来实现其富国强兵的。”早在1883年，俞吉濬便在他拟写的《言事疏》中说：“夫教育之不盛，人民之智识不广；人民之智识不广，则其国必贫而弱。”后来他又说：“由于人民没有受过教育，没有高明的知识，如果给他们参政权，反而会导致国政紊乱。”诸如此类的言论，在他的著作中俯拾皆是。他将教育分为“道德教育”、“才艺教育”、“工业教育”这三大内容，正好对应“正德、利用、厚生”。俞吉濬将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培养人才作为通往近代化和拯救国家的大道，称为“保守国权之大本”，他可以说是朝鲜近代所有思想家中最重视教育的一位。

俞吉濬的民族意识还表现在他大力提倡使用朝鲜文（训民正音）上。他喜欢写朝鲜文，同时又认为不能全部废除汉文，因此他主张使用国汉文混用体。这也受到日本的影响，因为日文也是将汉字和假名混合使用的，同时“言文一致”的理论也受到俞吉濬的老师——福泽谕吉的推崇。俞吉濬的大部分著作都是用国汉文写成的。在甲午更张期间，国汉文取代汉文，成为了朝鲜政府的官方文字，俞吉濬起到很大的作用。他在《对小学教育的意见》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如果用复杂难解的汉文将脆软未熟的头脑搅乱，不仅不能增长知识，反而会损耗精神，酿成百年疾祟。”这种观念驱使他写一本韩文语法书，于是他历经30年，易稿8次，终于在1909年写成了《大韩文典》，为韩国近代的国语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

俞吉濬还曾提出过“朝鲜中立论”。他在1885年12月16日归国后15天内完成了一篇外交建议书，名字就叫《中立论》。这是俞吉濬鉴于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理位置而得出的具有高度远见的建议。他在《中立论》中首先阐明了国际法中“中立”的概念和分类，接着论述朝鲜成为中立国的重要性。他主张在各大国担保下的永久中立化，其中尤其重视中国。俞吉濬看出了日本的野心，同时又是针对俄国的南下政策而提出的。他写道：“我邦为亚洲中立国，则实为防俄之大机。”而他对美国虽然有好感，却认为相隔太远，因此他说：“我邦之所恃而为国者也，在于中国之顾护也”，认为朝鲜唯一可以信赖的国家就是中国。他对中立化实行办法给出这样的建议：“乞中国之为盟主，会同诸国如英法日俄之有关系与亚土者，而进我于其间，共订其盟款。”朝鲜中立化也是俞吉濬一个非常有预见性的见解。

俞吉濬的思想也具有局限性，比如他的“愚民观”，他认为人民都是愚蠢无知的，只配接受他们的启蒙。他形容朝鲜百姓“如盲如哑如聋，犹如能视能言能听之人偶”。这种“愚民观”是和金玉均等开化党人一脉相承的，金玉均就批评朝鲜百姓是“蠢蠕之物”，与俞吉濬的说法如出一辙，这可谓是朝鲜开化党人的通病。因此俞吉濬对东学党起义、义兵运动等朝鲜人民自发反帝反封建的起义格外仇视。另一方面，俞吉濬的思想在后期（甲午更张失败后）也远不如前期激进，他回归了“东道西器”的老路线，放弃了对政治改革的追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退步。

俞吉濬是朝鲜近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西游见闻》中首次向朝鲜系统地介绍和宣传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为朝鲜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提出了朝鲜中立化、确立韩文主体地位（言文一致）等具有高度预见性的真知灼见，并积极参与甲午更张和朝鲜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将他的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主张付诸实践，启迪民智，是朝鲜近代化的先行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但他的一生是非常矛盾、曲折的，他的思想也是如此。

正如《西游见闻》所反映的，俞吉濬是一名君主立宪的鼓吹者，谋求激进变革，但在甲午更张失败以后，特别是流亡日本多年之后，他的思想出现消极和倒退的趋向，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他参加了“大东学会”并担任讲师。大东学会的发起人是理学色彩浓厚的元老大臣申箕善，该会的宗旨是“要立体达用，守孔孟之宗旨，明事物之时宜，使正德、利用、厚生三者并行不悖”。俞吉濬也曾用汉文发表《时代思想》一文，观点与大东学会之宗旨无异。可见他晚年又回归“东道西器”的旧路线。因此，俞吉濬还是被归为“稳健开化派”。

俞吉濬对待日本也是先极度亲日，而后怀疑日本，在日本吞并韩国时没有接受爵位，但却无法割断和日本藕断丝连的依赖关系，到最后仍与日本处于游离的半合作状态，其内心矛盾亦因此充分展现出来。

纵观俞吉濬的一生，由于他的思想太超前，所以不仅为当朝权贵所不容，也不被普通百姓所理解，一度被举国上下唾骂为“逆贼”，他的一生很长时间都是在政治犯的状态中度过的，或被软禁，或亡命天涯。正如金允植所说，人们对待俞吉濬的行为，“裁制君权，谓之犯上；改革庶政，谓之悖德。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遂使有猷有为之才，不能一日安于朝，岂不痛哉！”因此，俞吉濬可以说是一个孤独而痛苦的先行者，他充满矛盾而赍志以殁的一生也是朝鲜开化派归宿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