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清代内蒙古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的大商号。外号“半个归化城”，与元盛德、天义德合称归化城的三大商号。1662—1722年(康熙年间)，山西省太谷、祁县的王相卿、张杰和史大学三家肩挑小贩前往归化城经商，并合伙组成“通事行”，深入农村牧区开展流动贸易，后逐渐发展成拥有巨额资本的商号。大盛魁昌盛时期，拥有白银2000多万两，驮货骆驼上万峰，在蒙古地区及内地山西、河北、北京、天津等地分别设有分号、茶庄、绸缎庄、货栈、牛羊店、养驼场等。到民国初期，因时局变化无常，交通受阻，特别是受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排挤和冲击，经营受损，年年亏损，于1929年破产倒闭。

大盛魁的创办人并不是什么富户大商，而是三个小贩。原来康熙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由于军队深入漠北，“其地不毛，间或无水，至瀚海等砂碛地方，运粮尤苦”，遂准商人随军贸易。在随军贸易的商人中，有三个肩挑小贩，即山西太谷县（今晋中市太谷区）武家堡的王相卿（相传身材高大，臂力过人，人称“王二疤子”，是清朝晋商中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始人）和祁县祁城村史家巷的史大学（其后代宁书财主、二普财主，每年四月十五赶会大请客，捐过国子监，悬大夫第匾）、祁县城内义井巷张杰（其后代有暨馨财主、常寿财主，皆悬大夫第匾）。他们三人虽然资本少，业务不大，但买卖公道，服务周到，生意十分兴隆。清兵击溃噶尔丹军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部队供应由山西右玉杀虎口往过运送，他们随军至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前营)和科布多(后营)，以三人为主体，结合杀虎口的几个人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称吉盛堂，后发展为大盛魁。总号初设于前营、后营，归化是其重要的分庄，库伦分庄设于光绪后期。康熙末年（一说1724年，即雍正二年，呼市舍力图召（延寿寺）佛殿前阴山古刹横匾为“雍正二年甲辰大盛魁敬献”）改名为大盛魁，此即大盛魁商号的创始经过。

大盛魁的总号最初设在乌里雅苏台，后迁驻归化城（呼和浩特），其经营的基本地区是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乌、科两地柜上的店员，在柜上住过三年，学会蒙语以后，就组成若干小组到草原各帐篷售货。基本上是一个店员，再雇一个蒙民，两个人骑两只骆驼，另用两只骆驼驮货，贩运的商品有砖茶、生烟、洋布、斜纹布及针线之类，走串蒙古包送货上门。夏天卖了货，换成羊马；冬天卖了货，换成皮张。同治时，大盛魁看到茶、烟销路好，为了适应蒙民的口味和运输上的便利，与茶商、烟商一起制出名牌“三九砖茶”和“祥生烟”。而且越做越精细，越做越定型，颇受蒙民欢迎。大盛魁从全国各地贩运商品到蒙古销售，其货物来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随时在归化城市场上采办；二、向外地来归化城销货客商订购，或向归化城到外地经商者订购；三、派人到产地采购。

大盛魁对购货、订货有一套办法。凡买大宗货，合价 300银两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共事。大盛魁的这种做法名声在外，也就无人敢来骗它。对于手工业品订货，凡选中的手工业户，世代相传，也不随便更换加工户。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便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样，大盛魁就取得对这些加工户的手工业产品的优先购买权。大盛魁对“相与”商号每逢帐期予以宴请，表示厚待“相与”商号。但宴请时有厚有薄：凡共事年久或大量供货的商号，则请该号全体人员，并请经理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吃好酒席的，觉着与大盛魁交情厚，引以为荣。而大盛魁则通过这一做法，扩大自身的影响。大盛魁购销的商品种类很多，自称是“集二十二省之奇货”。例如：

驼头酒

大盛魁辉煌300年的商业传奇主要是依靠驼人及数万峰骆驼组成的庞大集成式物流来完成的。远隔千里的蒙古，俄罗斯不仅路途遥远且曲折难行，驼队必须由训练有素的驼人率领，这就是颇具传奇色彩的“驼头”。每次商队安全达到终点时，分号掌柜或总号大掌柜总会备好窖藏八年以上的好年份酒奖励给驼头，以示敬重。这种贮藏八年以上的大盛魁酒就被称作“驼头酒”并流传。

砖茶

主要产地在湖南，大盛魁装砖茶的箱子大小是固定的，有一箱装36块的，名三六茶，专销张家口旅蒙商。有一箱装24块的，名二四茶，专销归化、包头等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蒙民最喜喝。另一种是每箱装39块的三九砖茶，大盛魁每年运往蒙古、乌、科等地的三九砖茶约4000余箱，每箱值银十二、三两，总值达五万银两左右。

生烟

主要产地在山西曲沃县。生烟有一定的包装，每囤 180包，每包10两重。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生烟1000余囤，每囤生烟价值二十三、四银两，总值近二万三、四千银两。

绸缎

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绸缎4000匹，洋布和斜纹布共6000匹。绸缎中以曲绸为大宗，曲绸以河南曲绸质最优，布匹中斜纹布约占五分之四，因斜纹布耐用，很受蒙民欢迎。

糖

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糖一万余斤，以冰糖为主。红糖产于广东，白糖、冰糖产于福建。

铁器

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铁器很多，铁锅来自山西之晋东南和孟县，铁锹来自山西榆次，铁条来自山西长治。铁锅每口银1两8钱，铁锹每把银五、六钱。

蒙古靴子

大盛魁每年运销蒙靴一万多双，都是香牛皮制做，品种有全云（花纹）靴，每双银12两；纳闷靴，每双银 8两；四忘靴，每双银3两。

大盛魁每年运销蒙古价值银一万余两的木碗，木碗产自山西五台山和岚县。蒙民喜欢木制餐具，因为便于携带，且喝热奶、喝热茶不烫嘴。

药材

大盛魁销售到蒙古的药材有二种：一种供喇嘛治病用，按照72味、48味、24味药分别装成药包，用蒙、汉、藏三种文字注明药名和效用。另一种药是灌牲畜用的。

牲畜

大盛魁从蒙古贩运到内地的牲畜主要是羊和马，据说每年贩运羊最少十万只，最多可达二十万只，每年贩运马最少有五千匹，最多两万匹。像大盛魁这样长期长途贩运羊马的商号，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冻羊肉

大盛魁因冬季沿路草少，赶运活羊往内地比较困难，便贩运冻羊肉到北京等地。其运销冻羊肉的办法是将羊宰杀后，剥皮，去头蹄五脏，仅剩两张肉板，剔去骨头，卷成肉卷，夜间把肉放在席子上，一夜冻好后，将肉放在“冰房”里。所谓“冰房”就是四周和顶子用木板搭起，房内的地上泼上冷水，放上冰块。运销时将肉从“冰房”取出包好，不让透风，以保持肉的鲜美。然后用车辆、骆驼等运往销售地。

皮毛

蒙古乌里雅苏台所属唐努乌梁海盛产兽皮，大盛魁用赊货、放贷等办法与猎户进行交换，兽皮一般以貂皮为单位进行折算，如一张猞猁皮、水獭皮或豹皮等于三张貂皮；一张狐皮或狼皮等于一张貂皮的二分之一；一张灰鼠皮等于一张貂皮的四十分之一。大盛魁还结交清政府官吏，在官员每年挑选贡皮时，大盛魁也派人参与其事，并借此获得上等兽皮，因此大盛魁在经营兽皮方面颇有优势，利润也高。兽皮多运往大同加工，制成珍贵皮货运销内地。羊皮大部分走顺德府和交城县，羊毛多销往山西左云、右玉、浑源等地，牛皮多运销张家口。

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几乎垄断了蒙古牧区市场，蒙古的王公贵族及牧民大多都是它的债务人。该商号三年分红一次，盛时每股分红可达一万余银两。

不同于晋商或别的旅蒙商所创办的字号，大盛魁之所以能够延续260年，与它特殊的股权结构密不可分。

大盛魁商号是股份制，但它的股本很特殊，除了银股（又称财股，是财东（股东）投入资金形成的股份，但大盛魁从来不设，故大盛魁始终没有外部股金加入）、身股”（又称“顶身股”，是对掌柜、伙计实行股权激励形成的股份。此所谓“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外，还专门另设财神股和狗股。据说，财神股的来历是：该商号在初创时，营业很不顺利，亏损极为严重，直到三位创始人相继去世，仍拿不出现钱来报偿他们，而只能用一种被叫做“永远身股”（或称“死人股”）的“期货”来补偿。在过大年的时候，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个人已经揭不开锅，只能喝些米汤过年。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位身穿蒙古袍、背着一个包裹的壮汉（相传为喇嘛），要吃饭充饥。他三人见是过路人，便热情接待，把自己仅有的米汤让给壮汉喝。这个一壮汉喝完米汤后说是出去办点事，便留下包裹走了。此后，这个壮汉再未返回。于是他三人打开包裹一看，原来是一包白银。以后，多次查访壮汉，亦无下落。他三人商量后，决定暂时挪用壮汉留下的银子作为商号资本，扩大经营。此后，商号生意十分顺利，赚了不少银两。他三人觉得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是财神变化成壮汉给他们送来了资本。便把原来那位壮汉包裹里的银数留过，并定下两个号规：第一，喇嘛留下的银子单记一笔财神股，把此股所分红利记入“万金帐”，作为护本”，参与分红，但不取出，以后连本代利还给人家；第二，为了纪念他们创业时过大年喝米汤的日子，规定每年正月初一商号要喝一顿米汤，此例延至不改。关于狗股，也有一个故事：据说一次库伦发生灾情，粮价腾涨，库伦分号为了把这一情报报告总号，便让一只狗带信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当总号收到狗带来的信后，立即大购粮食，囤积居奇，获得了巨额利润。为了纪念这次生意的成功，特别给狗也顶了股份。还有一说是：一次，大盛魁商号某经理在过草原的途中病倒，便让一只狗返回总号报信，结果救了这位经理的性命，所以给狗也顶了股分。

乾隆末年，清政府把外蒙的税收包给了大盛魁；道光年间，外蒙的驿站经费和卡伦(兵站)供应也被大盛魁包办，使其在蒙区的活动更为便利。大盛魁资本近亿，道光时，三财东的财股，王相卿为3000万两，张杰、史大学各2000万两，经营范围之广、贸易总额之大(一般年份约1000万两)、获利之多，在我国民族贸易史上是罕见的。大盛魁人员极盛时超万人，骆驼2万峰。乌里雅苏台是外蒙的军事中心，科布多有大盛魁最大的分庄。大盛魁春节的对联即显现丁其昔日的创业之路：戴月披星似鹏程，历尽沙漠极边路。栉风沐雨若豹变，鸿开乌科万世基。大盛魁的最后一任经理段履庄以未在乌梁海设庄，引以为憾。

大盛魁的从业者分为几种情况，一为有股份；有90多人(约30多个人力股，即顶生意的)；二为无股份，吃劳金，有千余人；三为学徒，有千余人。还有大量非从业人员即雇用人员，类似临时工，随时雇用的工人和牧民，总数约5000人；分外工、长工、短工、月工、日工、包工、小工，工种多为骆、马、羊、铁、皮、绳、伙夫，……大盛魁的财东2/3；是祁县人，大掌柜和店伙中的祁县人也很多；最出名的6个大掌柜中就有4名是祁县人。当时祁县人口约10万人，竟有2万人经商，有一半的家户中有商人。

19世纪初，大盛魁的总号迁到了归化，成为归化城市场的操纵者。归化城每月清理商品债务的日期“过骡子”，每季度清理商业债务的日期“过标”，都由祁县的旅蒙大商号议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除内、外蒙外，京、津、沪、杭、晋、冀、鲁、豫、湖广等省区都有大盛魁的分支、小号和坐庄人员。

大盛魁的李顺廷在直隶兴唐县开有隆盛长布店，他将布匹发到归化，供蒙民做帐篷和衣服里子用。天顺泰绸缎店在归化经营着绸缎、布匹。东盛昌发货店、牙行，掌握着外地客商发来归化的货，为大盛魁服务。德恒魁牲畜店、归化牙行，负责联系外地的羊马客商，为大盛魁服务。有7万两资本的盛记毛庄，设于天津，专门经营皮毛出口贸易。协盛昌(其小号为召河的鸿记六陈行，局面大于昌记，名为“小鸡下大蛋”)、协盛公、协盛裕三家京羊店，各投资2万两，专销蒙古羊，为大盛魁服务。小号三玉川茶庄资本10万两，浮存10万两，光绪年间设于归化。民国15年（1926年）后，三玉川因大盛魁在归化办绥远电灯公司抽股影响，不分红。1929年大盛魁倒闭，1930年三玉川停业，1931年结束。祁县城内的聚盛川茶庄，资本2万两，结局与三玉川同。

归化的天顺泰(大盛魁小号)、协和泰、聚生泰均属大盛魁。协和泰欠大盛魁的债无力偿还，于民国初年被大盛魁收为财东，改名鼎盛新绸缎庄。此外，大盛魁还接收了归化城古老的东升长茶布店。

大盛魁也开有票号。除祁县城内的小号大盛川票号外，后期还在归化城开有裕盛厚钱庄(本金2万两)、通盛远银号(本金4万元)，在张家口设有鸿盛元银号(本金3万元)。

大盛魁的“相与”(交易与金钱往来者)亦多祁帮：如大盛魁买祥云集(在祁县东街，财东为南大街何家)的祥生烟，年约1—2000囤烟；进归化三元成(大杂货行)的杂货，仅糖即年约5000斤；购归化复生泉的白酒，年约30000斤；买归化三和兴的炒米，年约3000担。

祁县位于晋中盆地的中心，几大官道的交汇处，几百年间，骆驼、骡子养殖业随着晋商的繁荣而不断兴起。光绪年间，榆林、永安两村余姓养着1000多峰骆驼，柳姓养着800多峰骆驼，人称“余一千，柳八百”。他们常为大盛魁从曲沃往归化运生烟，从清化往归化运铁器。 时人有“南有胡雪岩，北有大盛魁”之语。阎锡山称赞其为“开发西北的钥匙”。

清末，由于沙俄在我国蒙古、新疆和东北地区的侵略活动不断扩大，使大盛魁的营业受到影响，日见萧条。后来，俄国革命成功，外蒙古独立，大盛魁又丧失了在这两个地方的商业资本和商业市场。加之大盛魁商号后期用人不当，一些掌柜挥霍浪费惊人，侵吞号款事件屡有发生。

王相卿山西省太谷武家堡(今晋中市太谷区)人，是清朝晋商中著名的旅蒙商号“大盛魁”创始人。人称“王二疤子”。身材高大，臂力过人，意志坚强，头脑灵活。大盛魁首任大掌柜。王相卿视人力为资本，提倡“秉信持能”。对大盛魁的另一个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人力股”。

张杰山西省祁县城内义井巷人，康熙征噶尔丹时（1696—1697年）即随军搞军需供应，在该部当杂役，常去归化城买卖。后随军至外蒙的乌里雅苏台（前营）和科布多（后营），以王、张、史三人为主体，组成了集体小商伙——吉盛堂，后发展为大盛魁。是大盛魁创始人之一。

史大学山西省祁县祁城村史家巷人，最初是在草原上走包串户的丹门庆，后在清军费扬古部队随营贸易，在该部当民夫队伍中的百夫长，常去归化城买卖。是大盛魁创始人之一。

秦钺山西省右玉县杀虎口人，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的经理。他在任期间，发放“龙票”，并对大盛魁的组织、制度、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大盛魁的发展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使大盛魁由一般商号开始走向了垄断大商业的道路，其威信不在三个创始人之下。

王廷相山西省代县人，道光、咸丰年间的大掌柜。在任三十年期间，主要是扩大了大盛魁的销售地区，增加了商品品种和数量。对大盛魁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史振兴山西省祁县人，是史东家的后人。清朝同治和光绪初年大盛魁的经理。他是一个谨小慎微、严格执行号规的人，在位时期是大盛魁极盛的时期。对于积累公积金做了很多具体规定，在货物供销方面为大盛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李顺廷山西省祁县北梁村人，清朝光绪年间大盛魁的经理。他担任经理的时期，是大盛魁继续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大盛魁在外蒙市场上垄断地位削弱的时期。他的贡献是在归化城和内地各大、中城市增设小号，开辟广取利润的途径。特别是在包头和归化城做“虎盘”生意，牟取暴利。是大盛魁很有本事也很有权威的一个经理。

郝建美山西省祁县人，清朝光绪年间大盛魁的经理。先在后营当家，后又在城柜当家。他对大盛魁所起的作用，与李顺廷基本相同。

段履庄山西省祁县人，辛亥革命和外蒙宣布独立时期的经理。是大盛魁历史上名气最大的一位大掌柜。他热心社会活动，广交朋友乐善好施出手大方为人豪放豁达。外蒙古独立的时候，他曾经作为北洋政府的特聘顾问参与了对蒙谈判。段履庄是一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坐过日本人的老虎凳、喝过辣椒水，最终被日本人折磨而死。阎锡山称赞其为西北大实业家。

陈严甫内蒙古托克托县人。大盛魁商号最后一任大掌柜，1930年当大盛魁准备歇业时，他临危受命担起大掌柜之职，清理债务筹划东山再起，只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局动荡，以致无力回天，于是不得不于1947年返回故里托克托县再图发展。文化大革命动乱中含冤去世。

段履庄是山西祁县人，他出生的那个年月，因为乔家等晋商家族的兴起，男人晋商已经成为祁县一代的时尚。段履庄是个苦孩子，家庭原本就贫困，没想到出生没多久父亲又撒手西去，跟着母亲含辛茹苦生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话套用在段履庄身上再适合不过。但在当时，他的辛苦只能挥洒在几亩薄田里。

30岁那年，段履庄开始考虑改变贫穷的命运。像很多走西口的山西人一样，段履庄如随波的浮萍一路飘荡，来到归化城寻机会。当时，由山西人创办的大盛魁早已是旅蒙商中的旗舰商号，出于乡情的诱惑，段履庄来到大盛魁当了一名学徒。在这里，他遇到了“贵人”李顺廷。李顺廷是山西太谷人，出身贫寒，很小就走西口，从学徒到店员直到成为大盛魁的大掌柜，可以说是历尽艰辛。也许是相同的命运，或许是段履庄眉宇间流露出的那份聪慧，从段履庄进店那天起，李顺廷就对这位小老乡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有了这份关照，再加上段履庄本身具有的敏捷与公关能力，一晃十年之后，段履庄俨然已是李顺廷最得力的助手。

但李顺廷却在此时遭遇了生命中的滑铁卢。大盛魁由三个走投无路的流浪汉创办而起，因为一笔意外之财绝处逢生。所以，与其他商号不同的是，大盛魁几乎全是人力股。随着三位创始人先后故去，他们的后代总是在花天酒地之余，频频到商号索要股份收入，并且随意在商号安插人手。随着创始人后代的人数增多与要求的变本加厉，股东与大掌柜之间的矛盾到李顺廷时，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因为屡次拒绝所谓股东们的无理要求，忠心耿耿的李顺廷最终遭到股东们的一致罢免。眼看大盛魁人心涣散，自知无力回天的李顺廷无奈退出商号。而接替他大掌柜之位的，正是他的得意弟子段履庄。

这一年，是公元1914年。在此之前，靠着沙俄的撺掇，外蒙古宣告独立，拖欠大盛魁的600万两白银也因此一笔勾销。在这一变故中，大部分旅蒙的晋商商号纷纷破产，当时从事对蒙商贸的28家商号中的27家因此立即倒闭。大盛魁虽然没有倒闭，但已是夕阳西下。达到人生顶峰的段履庄，伸手接过来的就是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商号。

刚刚成为大掌柜，段履庄就办了一件让袁世凯刮目先看的事。随着外蒙宣布独立，内蒙当地的一个土默特骑兵连长玉禄趁机叛乱，烧杀抢掠当地牧民。危难时刻，段履庄主动向袁世凯请命安抚，同时以大盛魁的全部资产和本人性命担保玉禄收编后安全无忧。结果，玉禄乖乖投降。一时间，段履庄名声大噪，被北洋政府授予一等“文虎章”、二等嘉禾章，聘为农商部顾问，赠匾“拱卫绥远”。黎元洪赠段宅“功绩盖塞”横匾。

1919年，段履庄以随员（高级顾问）之一的身份，随西北边防总司令徐树铮第三混成旅开赴库伦，大盛魁担任为部队提供军需的重任。随后，在中俄交涉署成立后，外交部长王正廷(兼代国务总理)任命段履庄为异常活跃的交涉署委员，在谈判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惜的是，段履庄的一腔热情并没能挽救中俄的破裂。因为疏于对大盛魁的管理，中俄断交之后，大盛魁遭受重创。

1921年9月，归绥市的天津商人沈文炳和北京蔚丰实业公司竞相兴办电灯厂。沈文炳的机组设备均是“东洋造”，实际上受日本财团的控制。为了抢占先机，沈文炳先行一步，派人到归绥城埋设电杆。时值北洋政府卖国亲日，国内反日情绪浓厚。因为社会名流绅士的支持，各校学生组织示威游行，锯断电杆，砸了沈文炳的电灯公司。事件发生后，归绥当局陷入两难境地。此时，绥远省总商会会长、大盛魁大掌柜段履庄遂承办绥远电灯公司。1929年，段履庄亲自主持的“绥远塞北第一电灯股份有限公司”竣工发电，归绥城有了电灯。然而因为搬迁及机器故障等原因，大盛魁耗费巨资却未能收到预期的经济效益，商号再遭亏损。为了东山再起，段履庄又投资创办了西北运输公司，从德国进口30辆奔驰运输车，，开展归绥到新疆的运输业务，但万没想到，汽车和货物到宁夏时却被军阀马鸿逵扣留。

1924年，直奉两系军阀激战正酣，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而就在这一年，外蒙古宣布脱离中华民国，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的巨变，让绵延两百多年的旅蒙商贸遭受重创。蒙古宣布实行共有制，山西商人在蒙古的资产全部丧失，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 万两白银，上十万的羊和马匹留在了蒙古草原。以大盛魁商号为代表的旅蒙商，由此陷入危机。不过，大盛魁商号引发了国民政府诸多要员的关注。阎锡山旋即表示，愿注资大盛魁(它不需增资)，重振对蒙商贸。又要开双福公司，请段兼经理，段履庄荐渠东海代。1929年，当大盛魁清偿债务宣告歇业之际，孔祥熙派吴保平与大盛魁大掌柜段履庄接洽，愿出资20万元助大盛魁，但也无济于事。1931年，段提出复业计划，阎觉得投资太大而作罢。

商战中的接连失手，让大盛魁内部对段履庄不满的情绪渐渐浮出水面。在其他掌柜看来，段履庄过于不务正业，同时又有沽名钓誉之嫌。他们纷纷斥段履庄不务正业，官瘾太大，用商号的钱笼络政府大员。更为糟糕的是，大盛魁创始人的子孙们也在此时对段履庄进行公开声讨。经过200多年的繁衍生息，三姓财东的子孙越来越多，分红的份数因此越来越多。三位创始人每人一股被劈为若干厘、毫甚至毫以下。每到分红时，财东们蜂拥而至，吵闹不休。为此，大盛魁定下一条制度：三家财东各推代表一人参加分红，由代表再分发给各财东。但延续到清末，财东们已不能容忍被虚悬的状态。后来，又赶上山西连年大旱，财东的后人们大多过惯了寄生虫般的生活，很多人欠下了巨额的债务，纷纷要求段履庄为他们偿付债务。双方发生激烈争吵之后，其中一位股东——王相卿的后代王玉竟然雇佣杀手行刺段履庄，结果刺杀未遂积愤而终。尽管刺杀失败，但段履庄与股东之间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1931年，大盛魁开除段履庄，改推陈严甫为经理。此后，大盛魁分裂为两派，支持段履庄一派要段履庄复位，支持王财东一派则坚决不要段履庄，二者均未成。1936年，当段履庄得知自己被商号开除时，禁不住痛哭失声，连称自己是毁坏大盛魁的罪人，“本欲有所作为，而其奈大势何!”。

因为支持或反对段履庄的缘故，大盛魁内部发生严重分裂。一代天骄的晋商巨头，从此在内讧中变得奄奄一息。傅作义将军担任绥远省主席时，因为仰慕大盛魁的威名，曾有意出资帮助商号复兴。但在了解大盛魁内幕后，将军只好叹息作罢。

1934年，段履庄同祁商段子峰前往南京见孔祥熙。已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仍念念不忘重振大盛魁，提出由国民政府实业部出资125万元，让段履庄办理大盛魁复业事宜，先拨60万元，召开股东会，再拨65万元，号内人员重新安排，三财东不再出资，每家按5万元投资计算。段与王家仇恨深，不同意，后经赵守钰、段子峰、范子寿等再三相劝，段才勉强同意。段履庄请求任中央银行绥远分行行长，孔不允。而此时，日本的势力已逐渐深入绥远省（现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地区），段履庄深感无强大祖国作后盾，个人纵有雄心亦只是徒劳。1935年11月25日，冀东伪政权成立后，实业部停止拨款，遂流产。

1937年，日军占领绥远。得知段履庄在商界的威望，日本特务机关亲自登门拜访，请他出面组织维持会，遭到段履庄以年老多病、终身奉信佛事为由的严词拒绝。1939年，日本宪兵队特务构陷段履庄，称其资助蒙古族青年逃往后方抗日，朋友担心他遭日本人报复，劝他逃离归绥出外躲避，段履庄谢绝之余说道：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何惧之有！

1940年，段履庄被日军秘密逮捕，遭受酷刑折磨，但始终不肯妥协。97天后，被营救出来时，已经是遍体鳞伤口不能言。弥留三日后，瞪着眼睛去世。不过，歇业后的大盛魁一直处于半关门状态，一直到1947年，才真正倒闭。

1985年，段履庄被追认为烈士，段家的后人则世居呼和浩特。

从小伙计到大盛魁的掌门人，段履庄走过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段成功之路。他聪明过人、热衷国事，原本想大展拳脚，无奈在那样一个暮色苍茫的时代，他的一己之力实在是过于微弱。在晋商的群体中，他算不上是一个出色的商人，甚至因为他的决策导致大盛魁的提早衰败。但是，他浩然的气节，并没有淹没在商场习惯性的熙熙往来的利益之中。由此，段履庄值得国人追念。

大盛魁牌匾作为大盛魁商号现存世物证。如下：

1、神普欣悦

牌匾说明：上写着“神普欣悦”四字，是大清道光十六年菊月吉日，由当时的“福虎社总领、丰盛局郭昌玉、万通永王宣、广顺恒李成元”献。

背景说明：清初，归化城就有类似商务会的“崇厚堂”组织，设“四乡耆”负责主持。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为当时的三家大商号，其后又有了“集锦社”，它是三大号的通事司，大盛魁就属这个社。接着又有了“青龙社”、“福虎社”。随着行社的增加，“崇厚堂”开始直接联系十五个社，再由社联系下面的商户。每社均设“总领”职务，由各社轮流担任，大盛魁对其有支配作用。牌匾中提到的“福虎社”即是。

2、神赐生机

牌匾说明：上写着“神赐生机”四字，右侧居中刻有“福虎社 等印”，下方居中排有“兴泰成正总领张如成、万庆恒副总领王世德......王寿山吉日”。

背景说明：以上所提均为当时的各社总领。

3、托佑弥芳

牌匾说明：上写着“托佑弥芳”四字，有“嘉庆八年九月、同治十一年重修”字样，。上刻经理人——李楞、许福、王志发等人名；右刻“敬仙社社首公立”字样；在下方还刻有七十四位进献的人名。

背景说明：从牌匾上的时间来看，说明此匾在当时已经历经几个朝代。据考证，它属“敬仙社”。“敬仙社”属旅蒙商的一个社，是当时亚洲最早的股份制公司。其牌匾名称有拜托神灵保佑其生意流芳百世的美好寓意。

4、元神默运

牌匾说明：上写着“元神默运”四字，是道光三年义旦，由“张成源、兴盛楼、北会景楼、福元楼” 等店铺敬献。

背景说明：其下属店铺均属于旅蒙商。其牌匾上面所署名的分号名称大部分为大盛魁分号名称。也有当时其他的有名商号前来道贺，“福元楼”就是前段时期电视剧《乔家大院》中提到的当年盛极一时的乔家商号名称。

5、永佑遐偶

牌匾说明：上写着“永佑遐偶”四字，左侧刻有“大清雍正八年九月吉日意旦”，右侧刻有“光绪九年岁次荷月重修”字样，由“九行夏业伦、源德魁、和顺兴”等社及经理人敬献。

背景说明：从牌匾内容来看，应属于清朝雍正八年的牌匾。据考证，在当时其名下的店铺均属旅蒙商。6、治世圣人

牌匾说明：上写着“治世圣人”四字，是“乾隆岁次雨戊菊月吉立”，“三皇社会首谨叩”，由治世圣人王成元等人及各社进献。

背景说明：“治世圣人”牌匾是旅蒙商大盛魁献于皇家的一块牌匾。当时，皇家赋予了大盛魁商号印“龙票”的业务，牌匾中所提的三皇社即被皇家赋予了“收税”的任务。清政府发给大盛魁的“龙票”，不仅是经商执照，实质是一种专利特许证，它规定了放“印票”范围。在当时只有大盛魁和天义德两家享

有此特权。有了这个特权，经营会更方便，利润会更丰厚。

7、玉皇阁

牌匾说明：上写着“玉皇阁”三字，左侧刻有“福虎社总领事叩进”，右侧刻有“中华民国十七年菊月重修”字样，由“德中、赵庚福、瑞和成”等敬献。

背景说明：玉皇阁原址现位于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当时，归化城在与新疆、外蒙频繁的商贸中，驮运行业逐渐发达。驮户们长途跋涉，使内地物资与西北边陲的土特产得到了交流，不但对少数民族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也推动了内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据玉皇阁的相关史料记载：乾隆十四年（1749年）左右，聚盛岐、富盛岐等社，将外蒙贩回的骆驼，经牙纪手续在驮桥分批出售。由于货运频繁，驮店激增，驮社组织逐年扩大。辛亥革命之后，归绥县还在太平召成立了驮业办事处。直至抗战时期，仍有它的残余痕迹。

这就是仅存于世的7块大盛魁牌匾，它们分别是：《神普欣悦》、《神赐生机》、《托佑弥芳》、《元神默运》、《永佑遐偶》、《治世圣人》和《玉皇阁》，现已成为极其珍贵的文物。

有消息称：经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鉴定，大盛魁牌匾其中有三块为金丝楠木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