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丑是西方现代主义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也是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主要艺术特征。对人性中丑恶因素的描写，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人性批判的主要方式。

审丑，顾名思义，就是“审视丑的事物”，目的在于从丑的背后或其中发现价值，文学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生态价值、时代价值等等，或者通过审丑来深入分析为什么人们不再审美或者该如何回到审美。审丑历来是人类审美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原始艺术中就出现了丑怪形象。在西方文学史上，雨果在《〈克伦威尔〉序言》中首先提出了美丑并存的原则。

1、古代时期对丑的排斥

在古代西方，古希腊人有着根深蒂固的爱美传统，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沉迷在美的梦幻中，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把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美化成神，以至于古希腊先民很早就拜倒在美神阿佛洛狄忒的脚下。”而据莱辛记载，忒拜城的法律规定不准表现丑，否则就会被惩罚。柏拉图在著名的《理想国》中将诗人驱逐出去，主要原因就是诗人描写了众神的丑恶。贺拉斯在《诗艺》中就告诫人们：严防把丑的事物搬上舞台。这种情况正如黑格尔所言：“希腊人的意识所达的阶段，就是美的阶段。”当然，古希腊人在艺术表现中唯美是从的观念并不是抹杀丑的存在，只是由于对美的过于关注而削弱了对丑的把握和创造。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将一切看做是上帝的创造，美作为本体，它与真善一样，只是上帝的一个属性。中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美学家奥古斯汀从神学观点出发，认为“上帝创造的一切无一不是美的和善的，如果谁嫌弃某些造物，以为不善或不美，那就意味着他缺乏健全的理智。”在他那里，丑作为美的对立，虽占有一定地位，但也只是作为美的陪衬出现，它只是成为世界之美的一个要素，因为在奥古斯汀看来，世界作为上帝创造的和谐美的整体，丑在其中只是美的较低级的陪衬。

总体来说，在西方古典时期，美依然是艺术的最高法则。正如有学者指出：“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丑虽然经常被提及，但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而不是丑……人们对丑的研究服务和从属于对美的研究”。

2、近代时期对丑的承认

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丑的问题逐渐得到许多美学家、哲学家的重视，这与西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及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有着密切联系。近代资本主义的哲学精神实际上就是近代理性精神。当人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理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人从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中看到了自身的本质力量，看到了理性所具有的巨大潜能，理性带给了资本主义社会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然而另一方面理性从目的而转向功利乃至走向工具主义与科学主义，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人被欲望所驱使，被金钱腐蚀，被机器化大工业生产所压榨，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而同时，在文艺复兴以来人本主义口号的感召下，人的主体性开始确立，主体意识与非理性的意志与欲求不断增强，各种不确定、不和谐、不稳定因素开始扩张，个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矛盾冲突逐渐显露出来，表现在美学领域，人们由对古典时代对美的信仰转向于对“崇高”的推崇，“美是单纯的愉快的享受，崇高则引起惊惧和恐怖。”崇高作为近代美学的一个核心范畴，包含了和諧的美与不和谐的丑的双重因素，人们在审“崇高”的过程中将美的愉悦感与丑的痛感纠集在一起，丑被看做是审美辩证逻辑发展中的一环，并借着人们对崇高的审视，在近代审美活动中凸显出来。正如李斯托威尔所言：“丑主要是近代精神的一种产物”。

1827年，雨果发表浪漫主义宣言书《<克伦威尔>序言》，提出了美丑对照的原则，他说：“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着优美，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善与恶并存，黑暗与光明相共。”而他的文学创作也践行了这一美学观念，代表作《巴黎圣母院》中他创作了许多表现美丑辩证思想的艺术形象。而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通过描写浮士德与魔鬼靡菲斯特的冲突来展示美与丑的激烈斗争。另外，一些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左拉等则以写实的手法展示现实中丑的存在。

1853年，罗森克兰兹出版《丑的美学》，成为美学史上划时代意义的事，他在书中说：“丑是一种轮廓鲜明的对象材料，不在美的范围之内，因而需要加以另外论述，但又始终决定于对美的相关性，因而也属于美学理论范畴。”在罗森克兰兹看来，丑已经不仅仅是美的陪衬，而是与美相对立的一个美学范畴，他提出“丑的美学”的概念，并认为丑的美学所遵循的方针应该与美的美学相似，同属于美学理论的范围。也就是说，在罗森克兰兹那里，丑作为一个美学范畴才被真正确立起来。而在文学创作领域，1857年波德莱尔发表的《恶之花》，可谓震惊法国文学界，《恶之花》以其惊世骇俗的丑的题材内容与新颖的象征手法颠覆了以往的审美传统，给整个艺术史带来了新的颤栗。在波德莱尔笔下，社会的丑陋与病态取代了美，不光他的“灵魂在丑恶天涯的海上飘荡颠簸”，而且他的美学思想与美学观念中主导性的东西就是丑。由此，艺术审丑的问题正式地纳入了西方人的审美视野。

3、现代与后现代时期对丑的凸显

自20世纪始，在西方美学领域，丑开始堂而皇之登上了审美的殿堂，这也标志着审丑的时代来临。美学家蒋孔阳指出：“丑在传统美学中只是一种否定的力量，而到了20世纪现代主义美学中，则丑与荒诞代替了崇高与滑稽，成为非理性审美理想的标志。”

20世纪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张，两次世界大战与随后的世界冷战格局打碎了西方人理性信仰的神话，资本主义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把人推向了机械化大工业生产的漩涡，人与自我、他人、自然及社会的关系极度扭曲和异化，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复杂，丑的现象层出不穷，而艺术审丑所带给人们的荒唐、恐惧与震撼更是满足了人们感性认知上的需求。叔本华是最早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提出质疑的人，也是重视丑感的哲学家之一，他认为世界的本体不再是绝对理性，而是绝对感性，在他看来，上帝是不可依靠的，人唯有求助意志才能化解主客观的对立，超越灵与肉的境界，然而他又认为意志是邪恶的，人只是在无边的苦海中挣扎。叔本华这种对人类困境及意志的认识是丑感产生的前提。随后的尼采呼喊“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他对传统的理性主义进行了坚决的反抗，但与叔本华不同，尼采强调用强力意志唤醒人类逐渐萎缩的生命力，寻求痛苦、挑战痛苦，在征服痛苦的过程中寻求生命的意义。尼采强调用喻指生命原始冲动与本真存在的非理性的酒神精神战胜象征着理性的日神精神，在尼采那里，丑成为了一种承载着非理性与残酷意志的存在。而随后崛起的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更是将审丑推向了极致，即对“荒诞”的审视。“丑的对立已否定着事物矛盾的联系性与统一性，在本质上已有不合理性、不正常性，荒诞则进一步把这种不合理、不正常性继续向两极发展。”在存在主义哲学家看来，存在是虚无的、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无意义的，恶心、焦虑、耻辱、失望及绝望等非理性情感是存在主义的基本倾向，在他们眼里，世界与生命已经没有现实的和谐的美，而是满目皆丑。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兴起，以语言论哲学为基础，主张相对主义真理观，强调“不确定性”，指出除语言之外别无他物，以符号的嬉戏取代客观必然的真理，后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中人的主体性观念，拒绝本质主义与形而上学，甚至把人的非理性家园也抛弃了，只剩下解构与破坏。这种解构与破坏削平了深度模式，意义被虚无所取代，而荒诞则作为一个否定性的美学范畴成为了后现代主义最核心的审美形态。尤奈斯库说：“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的根源隔绝以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后现代主义就是以荒诞的反形式特征和无意义、无目的、难以用逻辑推理的特点消解了传统艺术的整体性与秩序感。荒诞作为丑的扩张的极致，它颠覆了人类既有的审美理想。在这样一个西方审美历程的发展过程中，丑的因素不断增殖，到后现代时期的“荒诞”终于达到了主宰地位。

在中国，审丑观念也要一个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然而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直觉感悟的诗性思维，强调对事物的整体把握，追求天地万物的协调统一与和谐，不像西方那样执着于对本质的分析和概念的界定，由此决定了中国传统美学中美丑皆审的宽容态度。

1、古典时期美丑和谐共处

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与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代表，二者的对立与互补贯穿着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脉络。在儒家思想中，美丑观念带有浓厚的伦理意识与社会功利色彩。儒家伦理美学的核心精神是“仁”，而“礼”是形式，“发乎仁，止乎礼”是儒家审美评判的准则，孔子说：“里仁为美”，又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在孔子看来，美就是善，恶就是丑，美与善通常相对使用。随后的孟子与荀子又进一步发扬了这种“美”与“丑”的教化功能，孟子说“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而荀子则主张“比德”说，即认为自然事物的美丑不取决于自身的价值，而在于它所比附的道德伦理品格。儒家在这里将美丑赋予了伦理意义，并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功用，使其化身为道德判断的标准。与儒家不同，如果说儒家是以“德丑”为丑，那么在道家那里则美丑近乎混同，这种美丑观念源于道家“体道为美”的主张，在庄子看来，“道”作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美与丑只是“道”的衍生物，是“道”在运动演化中体现出的不同形态，只要能与“道”相通，不论何物，都是美的。而且在“道”的统摄下的美丑又是相对的，“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道家的美丑观消融了美与丑在本质上的差别，实际上是要人们超越于形之美丑而达到“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的境界。在《庄子》中就塑造了一系列相貌丑陋、肢体残疾乃至畸形的人物形象，如支离疏、兀者王骀、叔山无趾、哀骀它等，这些人虽相貌丑陋奇怪，但却具有非凡的精神品质与人格魅力，因而也受到人们的喜爱与尊重。道家所谓真正的“丑”只是那些违背了自然本性而显示出来的与“道”相背离的东西。

继承先秦时期儒家对丑的道德伦理学认识与道家美丑互化的观点，中国古代美学中形成了以丑衬美、化丑为美、以丑为美等许多种审丑观念。如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说：“不睹琼琨之熠烁，则不觉瓦砾之可贱”，“贵珠出于贱蚌，美玉出于丑璞”，就是说明丑的存在是为了衬托美、创造美，并且美丑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唐代刘禹锡的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死寂病态的丑来衬托美的存在。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手段，化丑為美也是中国古代美学的又一重要观念，即将现实丑转化为艺术美，通过对丑的事物的艺术加工而引起审美快感及对现实丑恶的批判功能。如汉乐府中的《妇病行》、《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以及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等现实主义诗作对现实丑的描写，都是为了达到政治教化与对现实丑恶的批判目的。除过以丑衬美与化丑为美之外，中国古代还演化出了以丑为美的美学观念，以丑为美不仅强调丑是美的陪衬，而且认为丑更能揭示本真，带给人们一种更深刻的美感。

2、明清之际美丑冲突

明代中叶以后，伴随着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各种社会思潮开始涌动，审丑作为一种反叛古典美学中和原则的冲突性力量被进一步深化。小说《金瓶梅》的问世在审美领域掀起轩然大波，《金瓶梅》中赤裸裸的性描写与人性丑恶的极端展示，将传统美学中诗情画意的美学理想统统打碎，丑开始大举进入文学审美视野。以《官场现形记》、《孽海花》、《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状》为代表的清末“四大谴责小说”开始对封建专制下的各种社会丑恶与僵化腐朽的封建道统与宗法观念展开猛烈批判。在文艺理论方面，刘熙载在《艺概》中说：“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郑板桥指出“陋劣之中有至好”，傅山也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在某种程度上，明清之际的审丑观念已经突破了单纯追求和谐的古典审美观，强调丑所具有的独立审美价值。

3、现代之后对丑的纳入

中国人审丑意识的真正觉醒与我们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破了中国人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国的仁人志士在寻求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将西方文明引进中国，与此同时，大量的西方文艺思想与美学理论也随之传入中国，中国的传统审美观念被诸如西方现代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等美学观念置换，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面临着现代转型。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的审丑意识是从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剖析国民劣根性开始的，在《野草》中，他大量地描写诸如死尸、坟墓、影子等丑陋的意象，传达出虚无、烦腻、绝望等意识，这里已很难看到化丑为美的审美理想，更多是彻悟社会之丑、人生之丑的决绝与荒诞。而他的小说《狂人日记》中塑造的阿Q则集相貌之丑与国民性格之丑于一身，堪称审丑的经典之作。

进入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经济体制的变革带来了文化观念的多元化发展。在中西文化的互相交流与碰撞中，中国人深感在美学与艺术领域的落后，基本上将西方现代的各种文艺观念统统复演一遍，在80年代之后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先锋文艺”、“实验艺术”的创作高峰。以文学领域而言，以莫言、苏童、余华、格非、残雪、洪峰、孙甘露等为代表的精英文学创作，极力地描写和展示荒诞、恐惧、虚无、杀戮、情色、死亡等各种丑的内容，在文学形式上，则以碎片化、零散化、平面化消解文学的完整性，以怪诞、反讽、戏谑等艺术手法极力消解文学的深度模式，以粗粝、晦涩的语言颠覆传统文学语言的形式美。同样，在大众文化领域里，诸如电影、电视、广告、杂志、网络等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无不充斥着各种丑的题材和内容。特别是网络时代的来临，文化呈现多元化发展的态势，网络文化就像一个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奇闻异事、丑行劣迹、怪诞荒唐、情色凶杀、变态恶搞……不论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丑或者是文艺中虚构的丑，丑已然是大行其道，似乎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满目皆丑的审丑狂欢时代，有人以炫丑而走红网络，因献丑而为世人所知，“丑”的表演无下限地充斥着在现实生活之中。

当代小说中的“审丑观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丑恶现象的揭示，再就是对人性恶的发掘。当代作家对丑恶的描写和揭示，使人们敢于正视现实中的丑恶和阴暗，正视自身的弱点。这种丑，以扭曲的、不和谐的外观形式，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感官，冲击和亵渎了传统的、和谐优美的美学圣殿。并以此来反叛唯美主义的美学规范。

中西方审丑观念的转变及审丑思潮的崛起，突出地反映在近现代之后，一方面是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对人自身异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人的个性逐渐解放，感性需求日益得到满足所致，它是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过度审丑及嗜丑倾向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主要地会导致人类价值追求的混乱和虚无。当下我们看到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道德滑坡、娱乐至上、过度地感官享乐、“三俗”现象……无不与这种审丑观念的转变有着密切联系，“能否审丑不仅是一个哲学智慧问题，也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引导审丑观念的良性发展，构建合理的、积极健康的审丑观念将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历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