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古希腊历史上的重要的历史时代。分两个时段，前期是民主城邦的繁荣昌盛时代，后期城邦制度则盛极而衰。

公元前6世纪中叶，波斯吞并小亚细亚，该地区的希腊城邦被迫向居鲁士称臣纳贡。

公元前500年以米利都为首的爱奥尼亚诸城邦发动起义。首义之城米利都向斯巴达和雅典等邦求援，雅典和埃列特里亚同意出兵，斯巴达却拒绝了米利都人的要求。雅典当时并不了解波斯帝国的情况，对西亚形势的变化所知甚少，只因米利都代表在雅典大讲波斯的富裕与波斯人的不堪一击而受到诱惑，再加上雅典人与米利都人有同族人的情感，于是派出20艘三列桨舰前往小亚援助。埃列特里亚出兵则因为米利都曾军援过它，此次是为了回报，象征性地派出5条战舰。

公元前499年，起义军被波斯军击溃，雅典等援军见势不妙，迅速脱离战场，返回本国，丢下起义者孤军奋战。面对波斯重兵，小亚起义各邦组建起一支353艘三列桨舰的联合舰队，坚持了5年战争，终被波斯军各个击破。

公元前494年，波斯重新统治小亚细亚诸邦，但是波斯对于雅典的介入怀恨在心。

因此，希波战争的直接原因在于波斯对小亚希腊人的压迫以及因此引起的反抗和雅典等邦的干预，较深层的原因在于波斯统治者拓疆辟土的野心。

希波战争从公元前492年开始，公元前449年止，大体分作两个阶段：前期（至公元前479年）为波斯的进攻阶段，后期（公元前479年以后）为希腊人的反攻和相持的阶段。

公元前492年，大流士一世遣大军水陆并进，杀向希腊，中途遭受风暴袭击。陆军在征服马其顿后受色雷斯人打击，损失惨重，因而退兵。

公元前490年，波斯军在雅典流亡僭主希庇亚斯引导下，以大将阿尔弗塔涅斯为指挥官，乘舰600艘，取海路二度侵略希腊。先破埃列特里亚，将居民尽数掳往波斯，同年9月在隔海相望的阿提卡东北部马拉松平原登陆。

雅典获悉波斯军登陆后，倾全部重装步兵1万人和少量轻装步兵开往马拉松迎战。同时，派出使者向军事强国斯巴达求援。斯巴达虽应允援助，但因刻板的习惯，必须月圆时方可发兵。雅典只得到邻近小邦普拉提亚1千重装步兵的协助，便首先发起攻击。主帅米尔提泰加厚方阵两翼的厚度，意在重点打击敌方两翼，以局部优势克服人数上的劣势。双方激烈肉搏了很长时间，波军突破对方中央，两翼却被敌击垮。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在两翼得手后迅即返身夹击中路敌军，迫敌大败而逃。是役雅典军阵亡192人，波军亡6400人。大流士一世发动的第二次入侵又告失败。

雅典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希腊人的斗争，原先已向波斯表示臣服的许多城邦鼓起了抗战的勇气。当公元前480年波斯第三次入侵希腊时，31个不甘屈服的城邦在斯巴达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组成10余万将士、400艘战舰的多国部队，严阵以待。

波斯军由国王薛西斯亲自率领，总数约50万。首战发生在进入中希腊的隘口铁尔摩披莱（又译作温泉关）。希腊守军仅7200人，由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统帅，血战两日，未让敌人前进一步。但波军得一彼奥提亚农民引路，迂回到希腊守军侧后，迫使大部联军撤退。坚持踞守的只有李奥尼达和300斯巴达战士以及1100名底比斯人和特斯皮亚人，结果包括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几乎全部战死。

突破温泉关后，波斯人长驱直入中希腊。雅典将军铁米斯托克里说服雅典人撤出城市，3万丁壮登上战艘，家属避往邻邦。联军陆军撤至科林斯地峡，试图扼守进入南希腊的通道；海军集结在阿提卡附近的萨拉米斯湾，被迫同波斯海军展开古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殊死决战。

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波斯海军统帅阵亡，加之士卒出自不同民族，语言不通，号令不齐，大批舰只在狭窄的海湾中难以调动，渐渐在以雅典海军为主的多国舰队反复打击下处于劣势，最终退出海湾。希腊人以损失40舰的代价取得歼敌舰200艘的战绩。在附近观战的薛西斯见大势已去，恐希腊人乘胜直捣赫伦斯滂，断其退路，遂留下部分军马，仓惶返回亚洲。

公元前479年8月，联军11万与波军15万在中希腊普拉提亚展开陆上会战，斯巴达重装步兵击毙敌统帅，致使波军阵势崩溃，伤亡达10万之多，被彻底赶出欧洲。在陆战开始时，希腊海军远渡爱琴海，向停泊在小亚的波斯海军残部发起攻击，在米卡列海角附近全歼敌舰队。自此，希腊军从防御转入进攻，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公元前478年，斯巴达因战火远离家园，历史上又和小亚细亚没有密切联系，同时怕将领长期在外，易染上与斯巴达道德准则格格不入的腐化作风，便退出战争，把领导权让于雅典。

同年冬，主张继续作战的小亚、爱琴海岛屿、色雷斯沿岸诸邦代表与雅典代表会聚提洛岛，正式结盟，史称提洛同盟。入盟各邦原则上一律平等，在盟会上各有一票表决权。但由于雅典拥有绝对军事优势，掌握盟军指挥权，实际控制了同盟。为了共同利益，同盟在提洛岛的阿波罗神庙设立共同金库，入盟各邦依本邦岁入的多少以及承担同盟义务的大小交纳盟金。不愿出军舰的城邦应纳附加捐款。各邦所交盟金总额460塔兰特，由司库官（雅典人）保管。动用盟金需经同盟大会批准。

公元前476年，提洛同盟舰队在雅典将军客蒙率领下拔除波斯在色雷斯的据点埃昂，展开了新同盟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军事行动。随后双方角逐爱琴海霸权，互有胜负。公元前454年，盟军海军在尼罗河口损失军舰200余艘，提洛岛暴露在波军威胁之下。雅典把同盟金库从提洛岛移到本国卫城。在此期间，一些城邦试图退出同盟；遭到雅典镇压。同盟至此成为雅典控制外邦的工具，盟金转变为雅典的财政收入。

公元前449年，雅典与波斯都苦于难以彻底战胜对方，不得不握手言和，签署协定。波斯放弃对爱琴海的霸权，允许小亚希腊城邦独立，即承认雅典的势力范围。作为回报，雅典不干预波斯对其属地的统治，不再插足埃及事务。因雅典谈判代表是卡利阿斯，因此这次和平协定又称“卡利阿斯和平”。希波战争实际以希腊、尤其是雅典的胜利而告终结。

希腊所以取得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在战争的初期阶段，希腊人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而波斯军的大多数是被征服、被压迫民族，因胁迫或雇佣而参战，故作战消极。希腊军在士气上胜过波斯军。另外，在几次大会战中，希腊将领在指挥、布阵方面具有优势，希腊士兵的重武装较波斯军的轻装更适于集团肉搏战。波斯军劳师远征，天时多次不顺，后勤供应困难。总之，波斯的失败有着必然性和偶然性。

希波战争对波斯帝国来说是衰落的转折点，从此帝国失去了扩张能力。但战争为希腊一些城邦创造了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资金、劳动力来源和社会需求，使希腊的经济和政治趋向极盛。战争还极大地改变了希腊邦际政治关系。斯巴达一家称霸的局面被打破，雅典从一个屡受斯巴达干涉的二等国家发展成为与之相竞争的地区霸主，其附属国遍布爱琴海和希腊本土，最多时达200多个。战争还促进了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雅典第四等级公民广泛在海军服役，为战争做出巨大贡献，从而提高了政治地位，促使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随着雅典霸权的确定，雅典式的民主政体在其附属国广泛传播，对寡头制和贵族制以沉重打击。

古典时代希腊社会经济的突出特点是发展的极不平衡。

一方面，在少数城邦中手工业和商业得到相对高度的发展，奴隶劳动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另一方面，多数城邦仍保持着古风时代的面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继续占有优势地位。

城邦保持着农本的特征，农业在古典时代仍是经济的主导部门，土地所有权和公民权继续保持着必然的联系，大多数公民居住在农村，这点在北希腊的帖撒利、中希腊的彼奥提亚、南希腊的大部地区最为明显。在一些手工业和商业得到高度发展的城邦，如雅典、科林斯等，情况也如此，只是程度有所差别而已。

在土地关系方面，中小土地所有制仍占压倒优势，所以古典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是城邦的上升和稳定期。以雅典为例，由于希波战争的胜利，海外军事殖民点的开辟以及国家经济条件的改善，生活小康的第三等级公民的人数由战争初期的约1万人增加到公元前430年的2万人，在工商业较发达的城邦，土地私有制也相对发展，因此形成了一些相对大的地产，如雅典著名政治家客蒙和伯利克里都是比较大的土地所有者。在经济落后地区，土地所有的情况不尽相同。斯巴达和克里特的一些由多利安人统治的城邦保持地产基本平均的状态，在北希腊帖撒利则流行着贵族的大地产。除了大小不等的私有土地之外，希腊许多城邦还存在一定数量的公有地。如雅典国家直接控制着林地和草场。每个村落也有自己的小片公有地。

在规模不等的公民土地上实行不同经营方式。在帖撒利的大地产上，类似斯巴达希洛人式的依附农民（派奈斯塔依）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耕作。他们是被征服者，每年需向地产主交纳部分收入，并负有随主人出征的义务。在雅典，拥有较大地产的公民多是旧贵族后裔。他们的经营方式不详。从现有史料看，有的所有者住在自己的地产上，直接管理地产上的经济活动，如客蒙。也有的交给奴隶管家经营，如伯利克里的地产便由其奴隶埃万格尔管理，产品运往城市出售，但产量和收入并不多，甚至不够伯利克里政治活动的需要。至于其地产上的直接生产者的性质，并不清楚。当时雅典农业领域既使用奴隶也使用雇工以及承租人的劳动，因而这三种形式均可能存在。

独立的公民小块地产的经营方式因国家的具体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斯巴达、克里特等地，小地产主仍然是小奴隶主，残酷地剥削耕奴的劳动。在雅典和多数城邦中，独立的小生产者及其家庭成员是辛勤的耕耘者。

国有土地通常用于出租。比如雅典的公有地是国家财政收入的经常来源之一。承租期一般为10年，承租人在每年第九届五百人议事会主席团任期里上交租金。村级单位所有的土地也可出租，承租期限有长有短。长期承租期可达40年不变。租约的签定有一定的程式，承租人需交纳押金或某些个人财产作为抵押，租佃者应负的义务至少包括按时交租、不得砍伐承租地上的树木、照料承租地上的建筑等。对不能按时交租者，土地所有者有权废除租约，没收地里的产品，甚至可剥夺承租人的公民权。国家的牧场也用于出租，承租一方可以是集体或个人，甚至外邦人。

土地的私有制在古典时代得到了发展，但任何城邦都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可以任意支配、买卖、转让的私有权概念。在私有制发展缓慢的邦，长期保留了公民土地不得转让的禁令，斯巴达的土地制度是其典型。在雅典，私有制发展较快，早在梭伦改革之前，土地的转让即已发生。

就农作物的品种和耕作技术而言，古典时代和古风时代基本没有什么区别。只有在工商业较发展的城邦，由于城市人口的增加，商品性农产品的需求增多，促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作物的播种面积以及产品的处理方式，更多地种植可以带来较多收入的橄榄、葡萄、无花果等经济作物，并把剩余的产品商品化，运往城市市场上销售。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中，经常能遇到直接出售产品的小农。

古典时代的工商业获得长足进步，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日益深化，地方性的集市贸易市场已经形成。在一些经济发展快的城邦，已完成了城市由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向手工业、商业中心的转化。

制陶业是古典时代发展很快的手工业部门。陶器一直是古代人最通用的必需品，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可缺少，而且还被用于保存和长途运输产品。古典时代随着城市的繁荣，商贸的活跃，陶器的需求加大，导致制陶业的兴盛。雅典、科林斯、帖撒利地区、爱琴海岛屿、黑海沿岸、西西里、南意大利的希腊城邦中，都具有自己的陶器制造业，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制陶业以手工业者个体经营为主。但在一些城市中也出现较大规模的作坊，使用几十个奴隶工匠。在制陶作坊中，已有相当细密的内部分工，有成型、彩绘、烧制工序。奴隶通常完成一些标准化的产品，需要较高工艺水平的彩陶多由来自外邦的匠人制作。公元前5世纪陶器上最流行的装饰形式是黑底红色的图象，雅典在这方面领陶器制作工艺之首，其匠人制作的所谓“红色线条风格”的陶器堪称古典彩陶的极品。

手工业分工的深化不只表现在制陶业中，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各个手工业部门都有类似的进步，出现专业化的倾向。在阿里斯多芬的喜剧里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手工匠人，如铁匠、石匠、鞋匠、鞣革匠、珠宝匠、织匠、地毯匠、擀呢匠、梳毛匠、木匠、制砖匠、干酪师、面包师、磨面师等等。有的铁匠专门制作武器，有的专门制作农具。除陶器作坊外，还有武器作坊、家具作坊等。

古典时代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建筑业，雅典在这方面的发展特别显著。在伯利克里当政时，为了给贫苦的公民制造就业机会和美化城市，国家拨巨资从事大量公共建筑，如宏大的卫城城门、帕特嫩神庙、奏乐馆等等众多建筑物。建筑方式采用承包制，即先由国家有关负责部门将建筑设计分成若干块，交各个承包的公民承建。承包人可雇佣工匠、租赁他人奴隶直接施工，也可再分段转租给其他承包人间接施工。在一个大型工地上，可以看到公民、外邦人和奴隶在一起劳动的场面。

采矿业是古代容纳劳动力最多的手工业部门。雅典的劳洛温银矿在古典时代得到广泛开采。国家把矿山划整为零，租给公民个人。承租人则利用自己的奴隶或租用他人奴隶、雇佣贫困公民进行采剥、筛洗、冶炼。矿坑内的劳动由奴隶担任，坑上的工作则不排除公民雇工的劳动。该银矿在旺盛时的开采人数多达2–3万人。

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人口在城市中的集中，财富在城市中积累，导致商品交换的频繁。日用品中除粮食、水果、蜂蜜、酒、蛋、禽、纺织品外，还有鱼、油、醋、葱、木炭、木材、鞋、服装、刀矛、盾、地毯、锁头、奶酪等五花八门的产品。由于城市日常生活同交换日益紧密结合，在公元前5–4世纪之交希腊出现了用于找零的更小型的青铜铸币。在各地城市商业发展的同时，少数有较多剩余的城邦开展了积极的对外贸易。但希腊城邦的外贸都是私人的事务，国家只给鼓励性政策。雅典、科林斯、开俄斯、墨加拉、厄吉纳、叙拉古等邦的对外贸易都很繁荣。各邦流散出一些精明的商人奔走于各地，收购、转运、出售可以赢利的货物。在国际间的商业往来中，雅典因在希波战争后确立了海上霸权而占有明显的优势，它控制了爱琴海的商路。对某些它需要而又稀少的物品，如开俄斯岛的红铅、则实行垄断，规定经营者只能将产品输往雅典。

商品交换关系的发展造成各国货币兑换的困难。复杂的兑换值很难为商人们所掌握。于是在那些交易频繁的城市中应运而生了一批货币兑换商，人称“坐在桌子旁的人”。因为他们总是在市场上摆一张桌子，坐在那里做生意。在雅典、西具昂、底比斯等邦还出现专门的钱庄，从事货币兑换和存寄业务。这些最早的金融人员熟悉各国的货币和交易行情，在与顾客兑换货币时收取一定酬金，并且兼营高利贷事业。借贷人需用自己的财产作为抵押。利律最高的是用于海外贸易的借贷，因风险较大。

由于商业和市场的活跃，致使国家成立特殊的市场管理人员负责维持交易的正常进行。雅典就设有市场监督官、衡器监督官、谷物贸易监督和港口监督等公职。

城邦工商业者的成分是多样的。以史料最充分的雅典为例，大多数从业者是没有公民权的异邦移民，希腊语称“迈提克”（metics）。从身分上讲，迈提克并不是指在非母国暂时居住和经商的人，而是指在雅典或雅典国的另一城市派里厄斯居住了较长时间的外国人，特别是指业已定居下来的外邦移民。比如雅典最大的手工作坊主就是迈提克，那些原始金融业者都是迈提克，专业商人也多是迈提克。他们在雅典的社会地位较低。具有迈提克身分的人必须得到雅典政府批准，在有关名册上登记，负有特殊的义务，如交纳人头税、经商税、服兵役。富裕的迈提克还需像公民富人一样交纳特殊财产税——社会捐献，用于建造军舰，举办节庆活动等。迈提克的权益只受到政府的有限保护。比如公民杀害迈提克，仅被判为非有意杀人，量刑以非有意杀人罪为准。相反，如果迈提克违反雅典法律，则会被卖为奴隶，财产充公。此外，迈提克必须在雅典有一名公民保人，为其处理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对雅典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迈提克，经公民大会讨论通过，可以授予公民权。古典时代的外邦移民在雅典的人数并不清楚，但公元前4世纪末有一个数字是1万人。推测在古典时代的城邦繁荣阶段可能要比这个数字大。

总的说来，希腊这时的经济是一种农工商混合的共生型经济，其中农业占有压倒的优势。各邦均有自己的手工业和商业，但依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两者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有多有少。希腊最大的国家斯巴达的工商业最落后。该国仅在庇里阿西人的村镇中拥有仅供本国消费的工商业。而雅典的工商业最发达。但它也没有脱离古代经济以农为本的道路。

在希波战争期间和战后，由于战争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城市人口增多和个人财富、尤其是货币财产的较快积累，刺激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一些城邦利用战争胜利的有利条件，开始把奴隶劳动广泛应用于商品生产领域，希腊奴隶制进入了繁盛阶段，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奴隶数量激增和来源广泛。公元前5世纪中叶以后，奴隶人数在少数工商业发展突出的城邦，如雅典、科林斯、开俄斯等邦，有显著增长。虽然古代没有留下确切的人口统计材料，但从各种数字存留较多的雅典看，奴隶总人数至少在7–9万之间，即和公民及其家属总数几近相等。古代世界尚无一个国家的奴隶与自由人有如此高的人口比例。并且奴隶的来源明显多样化，经常化。债务奴隶在希腊已被禁止，流行的是战俘奴隶、奴隶贸易和奴隶的自然生殖这三条主要渠道。希腊人崇信胜者为主、败者为奴的原则。在和平期间，奴隶贸易更为经常。希腊从周边地区购进大批奴隶，尤其是从黑海沿岸、色雷斯和伊利里亚地区，那里的部落领袖常把本氏族部落成员卖为奴隶。此外，小亚细亚流行债务奴隶制，该地是希腊奴隶的另一稳定供应地。希腊奴隶主还很重视奴隶的自然生殖，他们没有禁止奴隶结婚生育的规定。许多家生奴隶经过技能和修养训练能给主人带来丰厚的收入。

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在诸如雅典、开俄斯、提洛岛等地出现了较大的奴隶市场。奴隶交易的方式同其它商品交易的方式相同，奴隶贩子将奴隶裸体陈列，向买主介绍奴隶的性情、年龄，让买主察看，同买主讨价还价。男奴价格70–100德拉克马，女奴135–220德拉克马。一名奴隶的价钱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的饭钱。拥有奴隶不仅是体面的象征，而且是创收的源泉。

2、奴隶劳动的普遍应用。在这一时期，奴隶劳动广泛应用于一些城邦的各个生产部门。使用奴隶最集中的部门是采矿业，在雅典劳洛温银矿的矿坑中，最多时约有2至3万奴隶劳动。第二个容纳大量奴隶劳动的是雅典、科林斯、墨加拉、叙拉古等城市的奴隶手工作坊，最大的奴隶手工作坊使用多达120名奴隶工匠。至于建筑业、航海业等手工业、商业部门也容纳着许多奴隶。奴隶劳动还越来越多地渗入到农业的领域。除一向以耕奴劳动为主的斯巴达、帖撒利和克里特外，在公民劳动占优势的雅典等邦的农业中，也出现了奴隶制农场。由于奴隶制的深入发展，少数奴隶主开始把自己的部分财产交给奴隶经营以调动奴隶劳动的积极性，坐收奴隶创造的收入。这样的奴隶可以有家庭和相对独立的生活，境况较在农业和矿坑中的奴隶为好。与他们情况相似的是大量家内奴隶。他们在主人家中充任看门人、清洁工、厨子、理发匠、歌舞伎、使女等。较高级的奴隶是奴隶主的管家、文书、教师、医生等知识奴隶。在象雅典这样的奴隶制性质明显的国家中，还有一些特殊的奴隶，即国家机器中的奴隶，如下级公务人员、狱卒、街道清洁工、造币工人和警察。担负公共事务的奴隶约700人。

3、奴隶的社会地位。希腊思想家把奴隶定义为“一种有生命的财产”，“是一切工具中最完善的工具”。由于奴隶是物品、工具，所以希腊人一般把他们排除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不把奴隶当人看。如对不听话的奴隶可施以刑罚：戴镣铐、拷打、扭关节、灌醋、火烧、直至杀死。但个别地区，如克里特的哥尔金法则允许奴隶与自由人通婚，婚生子女可成为自由人。雅典奴隶可在街上同公民一样行走，不必给自由人让路，奴隶主没有任意杀死奴隶的权力。奴隶在不同的城邦虽然在地位上有些许差别，却不能改变奴隶是社会最低下、最受压迫和剥削的阶级这一事实。由于奴隶制渗入到城邦生活的各个领域，给整个希腊社会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希波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无论是提洛同盟成员还是非提洛同盟的城邦，都有许多摆脱了本国的贵族统治，建立起民主政府，如影响较大的底比斯、阿尔哥斯、叙拉古等邦。希腊民主政治因此进入了繁荣时期。在众多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最为典型、留给后人材料最多、在世界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雅典。克里斯提尼确立民主制之后，雅典的政治生活进一步民主化。公元前487年，雅典对选举法进行改革，预选执政官的方法由投票改为抽签，当选执政官的资格下移到第二等级公民。公元前461年，平民领袖厄菲阿尔特的民主改革法案获公民大会通过，剥夺了贵族会议的参政职能，只给这个曾经权倾雅典的机构保留了个别司法权力。至此，雅典三个民主机构，即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完全摆脱了贵族会议和执政官会议的制约，独立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公元前457年，在平民政治家伯利克里倡导下，执政官当选资格进一步下移到第三等级公民。公元前443年，伯利克里成为首席将军，并连选连任此职多年。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制更加完善。虽然当选高级公职的财产资格限制未正式废除，但实际已失去意义。历史上把雅典的这一时期称作“伯利克里时代”。

雅典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曾对民主制度做过经典的阐述：“我们的制度被称作民主制度……因为政权不是在少数人手里。就法律而言，一切人在解决他们私人纠纷方面都是平等的。就人的价值而言，无论何人以何种方式显露头角，优于他人弃任一些荣耀的公职，那不是因为他属于特殊的阶级，而是由于他个人的才能。”这段话中的“一切人”当然只是指公民集体的成员，而非其他社员成员，民主对后部分人始终是一种压迫。但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条件下，雅典等希腊城邦把国家的管理权交给了社会上相当多的成员，而不问其出身、门第和财产所有权的多少，一切公职对所有公民开放，通过抽签选举产生（将军职用举手表决），实现了古希腊人“轮番而治”、既是统治者又是被统治者的思想，这是古希腊人的伟大创举。

在雅典民主机构中，凌驾一切的是公民大会。它具有立法、行政、司法多重职能，每年召开40次，大会由500人议事会主席团主持。议事会依部落分为10个主席团，通常每个主席团一年主持4次公民大会，主持的次序是由抽签决定的，而且4次公民大会的议程和基本议题是固定的。如第一次大会的头项议程一定是对现任公职人员的工作进行民意调查，就其去留问题实行表决。这意味着雅典公职人员在其一年任期内要经受10次任职审查，在每个主席团任期内均有可能被解职。公民大会在太阳升起后举行。年满20岁的守法公民均可参加。遇到难以决定的议题时要进行大会辩论，凡没有严重道德缺陷的与会者都可上台发言。主席团根据辩论的情况最终把议案交大会表决。

500人议事会是大会的常设机构，除为大会准备议案外，10个主席团还轮流值班，处理日常重大事务。主席团还抽签选出一名主席，任职一天，负责召集会议和保管国玺及国库、档案库的钥匙，实际是这个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民众法庭是第三个重要民主机构，成员由30岁以上的公民通过抽签选举产生，负责审理绝大部分刑事和所有民事案件。为了避免以权谋私，10个民众法庭分别由抽签决定，判决则由每庭的500名审判员通过秘密投票产生，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便再有权势的人物也无法干预法庭的审判。例如，在伯里克里担任首席将军的时代，他的好友菲迪亚斯曾受到民众法庭的审讯。伯利克里出庭为朋友作证，甚至在申诉时声泪俱下，但法庭仍判菲迪亚斯有罪。

雅典还有多达数百人的各级具体主管部门，每个单位由10人组成，通常自10部落抽签产生，如司库官、公卖官、城市监督、市场监督、港口监督等。其中10将军会议是最重要的机构，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这个机构不仅具有军事职能，而且还有行政职能。执政官则失去了过去的权威，变成只是参与民众法庭审理活动和组织各种宗教、节庆、比赛活动的官员。

雅典民主政治的积极意义与局限 民主政治为雅典公民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提供了尽情发挥的可能，使雅典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成为全希腊的学校和样板，产生出大批彪炳史册的政治家、哲学家、戏剧家、历史家、美术家、修辞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雅典民主政治虽较君主专制、贵族寡头制的基础宽大，但也只宽大至社会上一部分有血缘关系的同胞之间。其目的在于把公民集合成一个在国内享有特权、在国外控制附属国的统治阶级。因而它在尽情发挥自己伟大历史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即奴隶和外邦人自由发展的能力。它还剥夺了本邦妇女参政的权利。所以它既是人类文明的催化剂，又是奴役和罪恶的渊薮。它给世界文明宝库带进无价之宝，又招致属国属民的怨恨。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最大局限。此外，雅典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制，同近现代的代议制民主不同，它只能在一个小邦范围内实行，而且直接民主很易滑入极端民主的泥淖。

战争起因于雅典与斯巴达争霸希腊，从而导致分别以两国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激烈对抗。早在希波战争期间，两国在联合抗波之中便存在着利益冲突。希波战争后期，雅典势力的急剧扩张更加引起斯巴达不安。公元前457年，两国在中希腊发生公开武装冲突，虽缔结了30年和约，但矛盾没有根本解决。后起的霸主雅典四处伸手，欲攫取对全希腊的霸权。公元前435年，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科林斯与位于希腊西部的科西拉邦发生争端。雅典认为这是插足西部的机会，因而兵援科西拉，击败科林斯，使原科林斯的殖民城邦科西拉加入提洛同盟。公元前432年，雅典出兵色雷斯沿岸的一个重要据点波提狄亚，要求驱逐科林斯派驻该地的人员，禁止波提狄亚退出提洛同盟。同年，雅典与邻近城邦墨加拉产生争执，封锁墨加拉港口。墨加拉是科林斯盟友，科林斯不能坐视。在同年秋召开的伯罗奔尼同盟会议上，科林斯力主向雅典宣战。斯巴达作为盟主，再三权衡利弊之后决定发动战争。公元前431年，斯巴达向雅典发出最后通牒：放逐主战的领导人伯利克里，允许雅典盟邦独立，取消墨加拉禁令，解除对波提狄亚的围困。雅典当然不能接受。战争旋即展开。

经过这场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27年之久，战火几乎遍及整个希腊世界。战争分为三个阶段：公元前431–421年为第一阶段，史称“十年战争”，这是战争的相持阶段。公元前415–413年为战争的转折阶段，雅典趋于劣势。公元前413–404年，斯巴达的进攻和全面胜利阶段。

战争初期，雅典正值伯利克里当政，政治清明。在他建议之下，雅典取陆上防御、海上进攻的战略。因此斯巴达陆军顺利进逼雅典城下。雅典农民实行坚壁清野，居民转移到城中。雅典海军频频出击，袭掠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公元前430年夏，雅典因居民过于密集，卫生状况恶化，引起瘟疫，约1/4的居民病亡，伯利克里亦染病去世。雅典人捱过瘟疫的恶梦后于公元前429年冬拿下波提狄亚，获开战以来第一次有较大意义的胜利。但斯巴达随后毁灭雅典忠实的盟邦普拉提亚，回敬了雅典。公元前425年，雅典占领伯罗奔尼撒半岛美塞尼亚地区的一处叫作派罗斯的海角，建起要塞，成为插入斯巴达腹部的一把利刃。美塞尼亚的希洛人因此骚动不安，动摇了斯巴达的统治。斯巴达急忙调兵遣将，企图赶走雅典驻军，但遭到失败，292名公民被俘，被迫向雅典求和。但雅典未予应允，战争继续下去。斯巴达驱兵北上，对雅典造船木材的产地和运粮船必经之地色雷斯沿岸实行一系列打击，颇为成功。双方在战争中都受到很大损失，需要喘息，便于公元前421年缔结五十年休战条约。雅典参加和谈的代表是尼西阿斯，故和约在史书中又称“尼西阿斯和约”。

公元前415年，雅典人为西西里的财富所吸引，在政治蛊惑家亚西比德的煽动下，公民大会贸然议决远征西西里岛。远征军由136艘军舰、3万余人组成，亚西比德、尼西阿斯等三人为统帅。但远征军刚在西西里登陆，亚西比德的政敌便在国内控告他“亵渎神明”，派通讯船召他回国受审。亚西比德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便叛逃斯巴达，鼓动斯巴达趁机出兵，置雅典于死地。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苦战两年，虽一再得到国内增援的舰只和人员，但在斯巴达军、叙拉古军的联合打击以及主帅尼西阿斯的错误指挥之下，竟全军覆没，5万军人（包括同盟国的部队）几乎无一生还。

自此，雅典陷入被动，附属国叛离接踵而来，造成雅典兵源和财源的紧张。斯巴达改变过去的战术，派军长驻阿提卡，引起雅典2万奴隶大逃亡。在困难形势下，雅典国内局势动荡，贵族寡头派乘机发动政变，夺取了政权。正在爱琴海与斯巴达角逐的雅典海军闻讯，拒绝承认寡头政府，并迎回亚西比德担任统帅，夺回在东部战场的主动权。国内民主派受到鼓舞，一举推翻寡头政权，民主政体失而复得

公元前405年，得到波斯资助的斯巴达舰队在羊河战役中歼灭雅典舰队，使雅典丧失了有生力量，其附属国几乎全部独立。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从海陆两个方面封锁雅典。在内外交困、粮草断绝的情况下，雅典被迫投降。斯巴达拒绝了科林斯毁灭雅典的要求，为人类保留了这座城市及其代表的灿烂文化。但斯巴达迫使雅典同意解散提洛同盟，交出残余舰队，只保留12艘巡逻船。雅典同时需拆毁城墙，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让流亡的反民主的贵族返国。伯罗奔尼撒战争因此结束。

这场战争的性质与希波战争截然不同，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雅典失败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提洛同盟内部的矛盾较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尖锐复杂；另一方面由于雅典军在几次重大会战中指挥失误。

就战争的后果而言，这场战争没有一个真正的胜利者。各邦都在战争中加剧了本国的社会矛盾，破坏了公民集体的团结，特别是战争灾难对各国小农经济予以沉重打击，造成小农的大量破产，而独立的小农经济是城邦的经济基础。从此，希腊的一些主要城邦，包括雅典和斯巴达，均陷入经久不断的危机之中，这就为后起的国家统一希腊创造了条件。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城邦历史的转折点。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希腊参战的城邦均相继陷入危机。危机的表现为邦际之间的战争频仍，霸权旋起旋仆，各邦丧失充分自卫能力，公民兵越来越明显地被雇佣兵所代替。在此起彼伏的战争中，各城邦的人力和物力都加快消耗，小农经济无法经受战争和富人的挤压，大批破产。少部分人靠战争和牺牲小农的利益成为巨富。贫者与富者的矛盾因此尖锐化，社会冲突加剧，重分土地和财产这类古风时代的口号重新在希腊出现，君主制的特殊形式僭主制在混乱之中再次流行。这一切虽然不是同时出现的，也不是所有希腊城邦都经历了同样的危机，但各邦的发展趋势却是完全一致的。这预示一个统一的、能切实保护富有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君主专制政权即将在希腊出现。希腊城邦危机最先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斯巴达出现。

一向守贫的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获得前所未有的荣誉、金钱和权力。斯巴达统帅来山德曾一次从小亚运回2000塔兰特巨款。当雅典投降后他凯旋回国时，又带回整车的黄金。他本人和他的许多将领都发了横财，从穷汉变为富翁。由于财富和经济先进国家的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入这个国家，来库古改革创立的公民平等原则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被迅速冲垮：人们疯狂地追逐钱财，积蓄家产。一些强者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更加富足，一些弱者越发贫困。不同的财产伴生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的集团，平等者不再平等，公平的原则被抛弃，斯巴达开始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公元前4世初，原属国有的公民份地可正式转让，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化。斯巴达的富人越发肆无忌惮地并吞小农的土地，短短时间，斯巴达公民人数就减少到1900人左右，而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公民则仅剩下1000人。公元前399年，以基那敦为首的“下等者”预谋起义，企图推翻斯巴达贵族统治。他们甚至串连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因为只要向这些人提到斯巴达人，他们就表示出要生吞活剥斯巴达人的心情。只是由于叛徒出卖，起义才被遏止。然而，曾经令人羡慕不已的斯巴达的稳定已一去不返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元气大损，公民人数由战前的4万减至约2万。经过一段休养生息，雅典的政治、经济有所恢复，民主制进一步发展，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加强，主持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主持500人议事会的权力分离。大会执行主席由非值班的9个主席团各出一人组成，不再由值班主席团主席担任。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地方主义对大会决议的影响。公民大会的讲台不再由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所主导，一批出自各种家庭的政治家、演说家脱颖而出，这是民主生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人，是民主制度的热情讴歌者。公民参加公共活动得到的津贴项目增多，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出席公民大会享受津贴福利（起初1奥波尔，逐渐增至1德拉克马），而且观看戏剧也发放津贴。这些福利虽然鼓励了贫苦公民参政的积极性，但也同在公民兵中引入津贴一样，使过去自觉的奉献变为有偿的服务，自觉的义务变为有偿的交换。公民热衷于个人创收，宁愿雇外邦人当兵打仗，而不愿自己服兵役义务。公民兵在对外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日益淡薄。

在经济方面，少数富人的财产明显增多，在最富有的1200人中间，财产大多在5塔兰特左右，多的高达数百塔兰特，少的也有2塔兰特。他们的收入来源已不再局限于地产。一些人经营起过去由外邦人经营的手工作坊、银钱兑换业务，有的通过为外邦统治者服务赚取报酬，有的还经营澡堂、妓院、酒馆、房地产。每人均拥有大量奴隶，奴隶与公民人数的比例显然加大。外邦人在雅典经济活动的主要领域仍然是手工业、商业，雅典两家最大的奴隶作坊主均是外邦人。私有经济的进步使雅典在丧失了附属国的巨额贡款之后仍然能得到大量收入，公民的福利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加。这有利于小农经济的相对稳定，所以雅典贫富的差距虽然拉大，但失地的公民人数远比斯巴达要少，其危机主要表现为公民兵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膨胀。

在这种情况下，公元前4世纪的思想家多对雅典民主政治持批评态度，谓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穷人对富人的剥削。他们的认识反映了一部分奴隶主富人的意见，但这种理论上的批评并未导致实践上对民主制的颠覆。自从民主政治恢复直到公元前322年外来势力将它扼杀为止，过去习见的贵族与贫民的政体之争不复再现，民主体制作为一种完整的体系已为富人和穷人所普遍接受。雅典内部的相对稳定使它得以恢复积极的对外活动。公元前378年，雅典成功地拉到一些利益相同的国家建立起第二次海上同盟。然而参加国比提洛同盟少得多，且雅典只是其中一个平等的伙伴。随着第二次海上同盟的建立，希腊的暂时和平被破坏，雅典舰队大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舰队，洗雪了羊河之战的耻辱。

雅典的胜利得到底比斯的呼应。底比斯重建曾被斯巴达强迫解散的彼奥提亚同盟，引起斯巴达的强烈反应。双方在留克特拉展开激烈会战。斯巴达投入约11000同盟军，底比斯投入约6000本国公民兵，由将军埃帕米侬达率领。埃帕米侬达布下著名的“楔形”方阵，置主力于左翼，纵深厚达50列，一举突破斯军右翼，致使敌全线败逃。斯巴达国王克莱昂伯罗图斯及400公民战死，其重装步兵统治希腊战场的局面被彻底打破。留克特拉之战成为斯巴达众叛亲离、伯罗奔尼撒同盟崩溃的起点。一些国家的民主派趁机推翻亲斯巴达的寡头政权，一些国家退盟。公元前370年冬，埃帕米侬达应原伯罗奔尼撒同盟成员国的邀请，率军杀入伯罗奔尼撒，在斯巴达如入无人之境，大肆掳掠。美塞尼亚的希洛人获得解放，建立起完全独立的国家。这对斯巴达人是致命打击，断绝了许多公民的生活来源，加速了平等者公社的破产。底比斯军在伯罗奔尼撒引起的震荡不仅如此。阿尔哥斯平民“棍棒派”借机暴动，打死贵族1200人并没收他们的财产，连试图平息暴动的民主派领袖也被棒杀。

底比斯的勃兴引起雅典的忧虑，转而与斯巴达结盟。底比斯为同雅典在爱琴海竞争，于公元前364年建起一支海军，将雅典在爱琴海的一些盟友拉到自己一边。公元前362年，因南希腊局势发生不利于底比斯的变化，埃帕米侬达驱军再入伯罗奔尼撒，和雅典、斯巴达等邦联军会战于曼丁尼亚，再次获胜。但埃帕米侬达在指挥追击时被敌人标枪击中，雅典等败军得以逃生。埃帕米侬达临终前嘱咐与敌缔结和约，参战各邦均求之不得。美塞尼亚的独立在和会上得到除斯巴达之外的所有与会城邦的承认。斯巴达尽管抗议，但无人理会。战后它已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国家。

底比斯的兴起与希腊混乱的国际形势以及杰出人物的努力有关。埃帕米侬达对此起了决定作用。随着他肉体的消失，神话般的底比斯霸权立即破灭。这样，在公元前362年以后，希腊实际上既找不到一支能左右邦际关系的力量，也找不到克服城邦内部危机的出路，各国都在不断摩擦和自耗中加速衰落，这就为马其顿的征服创造了条件。

面对马其顿的崛起，希腊诸邦有所警惕，以雅典为首，分成了反马其顿和亲马其顿两派。反马其顿主要以民主派的工商业奴隶主，以德摩斯梯尼为首，由于商业传统，该派不愿与马其顿为伍。亲马其顿派为城邦上层的奴隶主，由于城邦内部奴隶和平民的不断反抗，因此上层奴隶主寄希望于马其顿国王腓力来改变城邦状况。

前355年，“神圣战争”爆发，前350 年，德摩斯梯尼发表了反马其顿的演讲，前349年，马其顿占领了卡尔息狄斯半岛，雅典被迫议和。前348年，唯一阻挡马其顿南下的奥林托斯城邦被毁。前344年秋，帖撒利为马其顿所控制。前339年，腓力发动战争，再次进入希腊。前338年，喀罗尼亚战役爆发，雅典—底比斯联军战败，希腊各邦实际上失去了独立。前337年，腓力组成了“希腊同盟”，控制了希腊诸邦。

前5世纪的希腊哲学发展了唯物主义的传统，其中最早的是西西里岛的恩培多克勒和伯里克利的老师阿纳克萨哥拉斯。前者主张事物的客观存在和独立，并不断运动，主张认识来源于感觉，事物是通过流射的形式来引发人的感觉，是一种朴素的反映论。同时，他认为世界是由水、火、气、土形成的，开启了后来的原子论。而后者则是认为事物可以通过不断的分割而分割的微粒子，是后来的原子论的直接启发者。

继二人之后的是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提出了“原子论”，指出事物是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不断运动的。其认识论主张，人的感觉和认知都是来自于外在事物，所以人若没有外部事物，就没有思想和认识。

继德谟克利特之后的就是古希腊最著名的三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主张知性和德性是要统一的，而关键在于教育。主张人要通过不断的思辨来破除旧的认识达到认识上的进步和德性的完全化。

柏拉图则是唯心主义者，认为理念和观念才是真实的，是一切事物的本质。而柏拉图同时也是一位文笔优美的文学家。

亚里士多德以知识渊博著称，他认为柏拉图的概念不合情理，客观上观念的世界不存在。同时，亚里士多德在唯物论上陷入了二元论中，认为物质客观存在，但同时又受精神世界的支配即形式的支配。亚里士多德在其他领域也颇多建树。

恩培多克勒首先解释了日食的过程：月亮走在地日之间，而阿纳克萨哥拉斯则解释了月食：地球走在日月之间，而且银河是远处许多星星的光，月亮上有高山沟壑，太阳是灼热的熔岩之石，太阳神不存在。

至前4世纪，欧多克索斯第一次利用几何原理来解释宇宙，虽然其解释方式是错误的。但是是人类对宇宙的认知上第一次试图解释天文学现象。

在毕达哥拉斯之后，希腊的数学家们已经提出了三角形、圆形、多边形、球体的许多定理。而希波克拉底也致力于化圆为方的解答。

欧多克索斯的学生美尼克慕斯又对圆锥曲线颇有研究。

希波克拉底不仅对数学有所贡献，在医学上也是建树颇多。他认为人的疾病都是外界因素和内部因素互相作用所致。强调病因一定要明确，并且要彻底治愈病人。他制定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仍被西医奉为职业操守的原则。

古希腊的史学在古典时期当推三位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

希罗多德被誉为“西方历史学之父”，所著《历史》是西方历史学的经典著作，以希波战争为主要时间轴。详细记述了巴比伦、波斯、埃及等地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希罗多德注意核实史料的真实性，奠定了后世历史学的记叙法则。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曾任雅典将军的他后来被流放，专心编写史书。修昔底德注意对史料的筛选和辨别，具有高可信度，是西方历史学的楷模。

色诺芬的著作为《希腊史》及《长征记》，他不仅富于军政和历史，还有文学，因此其记叙的方式比较富有文学性。

文学方面，古典时代产生了三位悲剧诗人和一位喜剧诗人

悲剧诗人为爱斯奇里斯、索福克里斯、幼里披底斯。爱斯奇里斯被封为“悲剧之父”，其作品慷慨激昂，索福克里斯的作品庄重而平和，幼里披底斯则侧重写实和激情的爆发，而阿里斯托芬作为古希腊的喜剧之父，取材于平民生活，幽默诙谐。

艺术方面，古典时期的三位雕塑家：米隆、波吕克里特、菲狄亚斯。米隆的作品掷铁饼者像和波吕克里特的持矛者像以及菲狄亚斯设计的雅典卫城，堪称不朽的古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