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祘（1752年—1800年），即朝鲜正祖（조선 정조），朝鲜王朝第22任君主（1776年—1800年在位）。字亨运，号弘斋、万川明月主人翁，朝鲜英祖李昑之孙、思悼世子（后追尊庄祖）李愃之子。生母是惠庆宫洪氏（后追尊献敬王后）。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二十二日，李祘生于昌庆宫景春殿，父亲是王世子李愃，母亲是世子嫔洪氏，还有一个在他出生前不久夭折的兄长懿昭世孙李琔。李祘出生前夜，父亲思悼世子曾梦见一条龙进入寝室，醒来后就在景春殿东壁画了一条龙，来纪念儿子诞生的喜事。

据其母洪氏所撰行录记载，李祘自襁褓中就气象伶俐、相貌不凡，因此洪氏受到祖父英祖李昑的称赞，尤其是英祖看到李祘那高高的额头和凸出的后脑勺更是喜不自胜，说李祘像自己。李祘在百日前就能站立，周岁前就能走，抓周时走向晬盘，先抓笔墨，然后翻开书看，举止俨然，人们看到他这么小就有与众不同的资质，无不失色惊叹。而且年幼的他喜欢写字，两岁就能写字，三四岁就已具备笔画的模样，每日以写字画画为乐，五六岁时写的字就有被做成屏风的了。谚文则在四五岁就已通晓，据说能像成人一样写书札了。

主词条：壬午祸变

当时，李祘的父亲思悼世子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火病），李祘虽然深受疼爱，但亦曾在一次问安中被父亲的无端发怒所惊吓。李祘因“夙成英明”，深得英祖喜爱，常常将李祘带在身边，并屡次于“筵席”（指君臣对话的地方）中公开赞扬李祘，而思悼世子则被英祖疏远厌弃。代理听政中的思悼世子可以阅览“筵说”（英祖在“筵席”上的谈话）记录。世子嫔洪氏担心思悼世子看到英祖称赞李祘的话后心理失衡，会使他与李祘的父子关系产生裂痕，进而对李祘不利，便与父亲洪凤汉商量，让内官将“筵说”中英祖夸赞李祘的话全部删除后再誊抄呈给思悼世子阅览。尽管如此，李祘对思悼世子仍然“诚孝恳笃”“承颜顺志”，当英祖和思悼世子之间发生冲突，他往往“委曲周旋”，努力化解。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二月，李祘被立为王世孙。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三月入学景贤堂，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春，行冠礼与嘉礼，迎娶金时默之女为王世孙嫔（后来的孝懿王后）。这一年闰五月，发生了祖父英祖将父亲思悼世子关进昌庆宫徽宁殿的米柜、最终活活饿死的“壬午祸变”。李祘曾进入徽宁殿，试图救父，结果被英祖命人强行抱走。其后，英祖确立“壬午义理”，规定任何人不得给思悼世子翻案。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二月，又将李祘过继给早夭的孝章世子李緈，使其不得承生父思悼世子之统。英祖下达这个变更宗统的“甲申处分”，一方面为了牵制李祘的外祖父洪凤汉一家，以免他们将来追崇思悼世子为王；另一方面，也在宗法上将李祘与思悼世子调整为叔侄关系，使李祘能相对摆脱思悼世子之死所造成的正统性困扰。

这场人伦惨变对李祘来说是莫大的阴影。但母亲洪氏为防止李祘重蹈思悼世子的覆辙，对李祘给予无微不至的关爱。洪氏没有怂恿李祘为父报仇，反而教导李祘报答英祖的圣恩，这对李祘的成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避免了李祘成为第二个燕山君。此外，洪氏还将李祘托付给思悼世子生母映嫔李氏抚养，让他在英祖身边长大。映嫔死后，和缓翁主对李祘的影响逐渐增大，而李祘也因此对母家有所疏远。

英祖末年的政局呈现出当权的洪麟汉、郑厚谦等外戚势力与标榜清论的“清名党”官员对立的格局。洪麟汉虽身为李祘的外叔祖父，表面上也标榜保护世孙，但其实与郑厚谦及其养母和缓翁主勾结，危害李祘。李祘周边从侍从到奴仆，都有不少是洪麟汉、郑厚谦安插的人，负责刺探李祘的动静，李祘甚至长期穿着外衣睡觉，以防不测。另一方面，李祘先有外祖父洪凤汉保护，洪凤汉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受李祘的两个异母弟恩彦君、恩信君连累而失势，后来李祘又得到洪国荣、郑民始等东宫僚属的保护，同时亦与“清名党”接近。

支持李祘与反对李祘两股势力的对立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达到极点。当时，英祖病症加重，李祘已代摄各种祭祀，英祖至十月更考虑让李祘代理听政。十一月二十日，他在召见左议政洪麟汉时问：“冲子（指李祘）知老论乎？知少论乎？知南人乎？知少（小）北乎？知国事乎？知朝事乎？知兵判谁可为、吏判谁可为乎？”洪麟汉回答：“东宫不必知老论、少论，不必知吏判、兵判。尤不必知朝事矣。”这被洪国荣等认为是阻止世孙代理听政（李祘之母惠庆宫洪氏则予以否认，认为这只是应付英祖的回答而已，洪麟汉并无谋害李祘、阻挠代理之意），便找到行副司直徐命善，让他于十二月初三日上疏弹劾洪麟汉，英祖采纳，罢免洪麟汉，随后命世孙代理听政。十二月十日，李祘在景贤堂开始代理听政。他虽初出茅庐，但处理政事井井有条，朝鲜上下为之大悦。在此期间，他还请求英祖将壬午祸变的相关记录“洗草”（销毁），英祖不仅同意，还宣布“此后语及壬午事，当以逆律论”。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初五日，英祖薨逝于庆熙宫集庆堂。当时李祘正准备代英祖主持大报坛的春享大祭，听到英祖死讯后不得不中止。三月初十日，李祘即位于庆熙宫崇政门，是为正祖。三月十九日，追尊养父孝章世子为真宗大王，养母孝纯嫔赵氏为孝纯王后。翌日，改谥思悼世子为庄献世子，改垂恩墓为永祐园，并立景慕宫为其祠堂。三月二十五日，台谏开始弹劾郑厚谦母子之罪，正祖将郑厚谦流放至咸镜道庆源府。其后台谏又弹劾洪麟汉，正祖乃于四月七日下令流放洪麟汉于忠清道砺山府。六月三十日，百官请诛郑厚谦、洪麟汉，数日后正祖下令将两人赐死。此外，他还将曾攻击过自己外祖父洪凤汉的金龟柱（贞纯王后之兄）流放黑山岛，追夺危害过庄献世子的前领议政金尚鲁的官爵，赐死文女（废淑仪文氏）。十月二十七日，接受清朝乾隆帝册封为朝鲜国王（正使散秩大臣觉罗万福、副使内阁学士嵩贵）。

正祖虽然刚上台就清洗了反对势力及曾陷害生父的相关人员，但还有一些残余势力并未被清除，例如已故大臣洪启禧就曾陷害过庄献世子，但因无英祖下教而没有追加处罚，只以郑厚谦、洪麟汉同党的罪名流放其弟洪启能、其子洪述海、洪趾海、洪缵海，其孙洪相简则死于狱中。其后，洪启禧之孙、洪述海之子洪相范企图弑杀正祖，收买了扈卫厅军官姜龙辉及其当宫女的女儿姜月惠、当掖隶（宫廷仆役）的侄子姜继昌及院洞任掌田兴文（又作全兴文）等人，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七月二十八日夜率五十壮士埋伏庆熙宫，姜龙辉和田兴文则在姜月惠和姜继昌的引导下来到正祖的书房尊贤阁，爬上屋顶，伺机刺杀正祖。正在读书的正祖发现上面落下瓦砾，便命宦官查看屋顶，姜、田二人逃走。其后正祖移御昌德宫，田兴文于八月十一日试图再次闯宫行刺，但在西门景秋门墙下被卫兵金春得逮捕，由此牵出了洪启禧家族一连串逆谋，除了刺杀正祖外，还有诅咒正祖和洪国荣、推戴正祖异母弟恩全君李禶等，是为“丁酉之变”。事后，洪启禧家族成员被悉数处死。

正祖肃清了反对派、坐稳了王位后，效法英祖颁布《阐义昭鉴》而先后颁布《明义录》《续明义录》，宣布郑厚谦、洪麟汉、洪相范等逆贼罪状，阐明自己的正统性，并安排洪国荣等为“义理主人”，负责维护自己所确立的《明义录》义理。其时洪国荣身负保护正祖之任，兼任都承旨和禁卫大将，权势熏天，有“势道”之称。他把妹妹（元嫔洪氏）送入宫中，元嫔不久就死去，洪国荣让正祖之侄常溪君李湛（恩彦君之子）当元嫔的代奠官，称“完丰君”，叫他“吾甥”，试图让他过继给元嫔洪氏，成为正祖的储嗣，又谋害王妃金氏（孝懿王后），正祖发觉后，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九月令洪国荣致仕，称“奉朝贺”，翌年二月以接受吏曹判书金钟秀等人弹劾的形式，将洪国荣逐出朝廷。不过只是隐晦地谈到洪国荣阻止正祖拣择后宫、妨碍“广储嗣之道”，也没有将洪国荣处以死刑。

驱逐洪国荣以后，正祖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九月终于得子，即宜嫔成氏所生之文孝世子李㬀。然而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五月和九月，文孝世子和宜嫔成氏相继去世，十一月，常溪君李湛暴死。十二月一日，王大妃金氏（贞纯王后）突然出来揭发洪国荣生前想让常溪君过继给元嫔洪氏为养子、成为正祖储嗣的阴谋。十二月五日，常溪君外祖父宋乐休又告发常溪君暴死与前领议政金尚喆、前训练大将具善复、具以谦父子有关。其后查明具善复等曾参与害死庄献世子，担心正祖报复，便决定勾结常溪君“反正”，推翻正祖。具善复被处死，但不批准处置金尚喆的请求。至此，正祖才将所有反对势力全部清除。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祖纳朴准源之女为嫔御（绥嫔朴氏），三年后再次得子，是为后来的朝鲜纯祖李玜。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正式立李玜为王世子，他还计划在甲子年（1804年），即李玜十五岁时禅位于他，自己则奉生母惠庆宫洪氏移居新建的水原华城。

正祖年间，朝廷围绕“壬午义理”而分化为时派和僻派，但正祖始终能驾驭于两派之上，因此朝中并没有明显的党争，政局大体保持稳定。正祖一改英祖晚年重用外戚的方针，标榜“右贤左戚”（重用士大夫、排斥外戚），同时继续执行荡平政策，并起用失势已久的南人党，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二月御笔特拜南人蔡济恭为右议政，翌年正月升任领议政。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十月又罢免蔡济恭，改任老论时派金履素为领议政。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时派“贵近”之臣郑东浚因胡作非为而被权裕弹劾为契机，正祖又起用俞彦镐、尹蓍东、沈焕之等僻派。

经过二十余年的实践，正祖对士大夫感到失望，认为他们不能抛弃党争的“俗习”并追随自己的路线（“义理”），这种失望感在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三十日（晦日）发布的“五晦筵教”中爆发出来。当时，正祖拜出身少论时派的右议政李晚秀为吏曹判书，出身老论时派的弘文馆修撰金履载以“相避法”为由提出反对，被正祖罢免，随后正祖在“筵席”上发表长篇大论，借阐明对金履载的处分理由来警告群臣紧跟君主的路线，不得自作“义理”。与此同时，正祖也在改变“右贤左戚”的做法，摸索以外戚为中心的新的政局运营方式。在册立李玜为世子后，就开始拣择世子嫔，正祖看中了老论时派中的金祖淳，准备把他的女儿拣择为世子嫔，又在六月十四日召见金祖淳于昌庆宫迎春轩，坦承自己二十多年来的“右贤左戚”路线已经破产，嘱托金祖淳在自己退位后辅佐新君，以外戚身份主导国政。

就在正祖计划大幅调整国政运营方式的时候，一向健康的他开始生病并迅速死亡。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十日，正祖告诉众大臣，自己身上长出脓疮，并开始涂药去脓。之后病情逐渐恶化。六月十四日，医官开了夹纸膏与杏仁膏，并制作加减逍遥散。但正祖将脓包自行诊断为心里的火病，并饮用了两服白虎汤，之后全身开始出现滚热的症状。六月十六日，正祖命令呈上四顺清凉饮、金莲茶与五颗牛黄，之后又服用了乳粉托里散和三仁田螺膏、贝母膏、香薷调中汤。六月二十五日服用了龙脑安神丸和牛黄清心丸，六月二十六日服用了琼玉膏、八物汤，吃了五钱人参。六月二十八日服用了三钱人参，之后在昌庆宫迎春轩再次召见金祖淳时，病情突然恶化，以致说不出话来。此时金大妃（贞纯王后）命人送去藿香正气散，正祖服用后不久就在酉时停止了呼吸，享年四十九岁，没能等到兑现退位以后和母亲在水原华城安享晚年的“甲子之约”的那天。

世子李玜即位后，为其父王上庙号“正宗”，谥号“文成武烈圣仁庄孝大王”（清朝赐谥“恭宣”，朝鲜内部不用），葬于健陵。光武三年（1899年），朝鲜高宗加上尊号“敬天明道洪德显谟”，随即升格为帝，庙号改为“正祖”，谥号“敬天明道洪德显谟文成武烈圣仁庄孝宣皇帝”。

正祖与其祖父英祖一样标榜“荡平政策”，对朋党加以平衡与抑制，但不同于英祖的“缓论荡平”路线，正祖走的是“峻论荡平”路线，英祖的荡平政策的核心是“调剂保合”，采取的方法是与老、少论中的“缓论”大臣联姻并重用这些外戚，排斥以清议标榜的“峻论”士大夫，称他们为“清名党”并加以打压。正祖则反其道而行之，不再一味“调剂保合”，而是强调忠逆、是非、义理的重要性。他上台不久后就铲除自己的生母家族洪氏、继祖母家族金氏、表兄家族郑氏等英祖朝得势的外戚家族，并重用被英祖贬为“清名党”的清论士类，这种用人方针被称为“右贤左戚”，即重用“贤士大夫”，排斥外戚宦官，自称他治国之道就在于“疏戚里、抑宦官”六字诀。其后朝中士大夫分化为时派和僻派，正祖将追随自己的时派引为自己的近臣，对僻派也不予摈斥，使两派势力构成平衡。不过，正祖推行了二十多年的“峻论荡平”路线与“右贤左戚”方针之后，还是发现士大夫难改结党之弊，各自遵从各自的“义理”，对强化王权构成障碍。因此他又决定重用外戚，挑选时派中的金祖淳与自己联姻，并委任金祖淳以外戚身份主导朝政，于是在正祖去世后不久，荡平政治落下帷幕，继之而起的是外戚专权的“势道政治”。

正祖继位不久后，就模仿宋代馆阁制度，在昌德宫后苑建立“奎章阁”。奎章阁起初只是保管国王御真、御制的机构。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祖罢黜洪国荣、正式亲政以后，奎章阁作为政治机构的机能不断提升。他将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奎章阁任职，使之得以接近君主、参决国政，故奎章阁被称为“内阁”。同时又先后安排10批、共计100余名的年轻文官到奎章阁读书撰文，接受培训，称“抄启文臣”，从而培养了自己的支持势力。正祖死后，奎章阁的政治机能受到限制，此后基本上只作为王室图书馆而存在。

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以后，正祖不再开经筵，即不再让儒士教导自己，反而以抄启文臣这种制度来教导儒士。正祖后期，更是明确标榜自己是集王统和道统于一身的“君师”，即“以君兼师”，表示自己“在君师之位，任君师之责”。他作为“君师”的职责就是实行“矫俗之政”，具体来说就是矫正士大夫无视君主、结党营私之弊俗，从而强化王权。不过收效并不理想，因此他在临终前的“五晦筵教”中对群臣加以警告。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正祖将位于杨州拜峰麓的庄献世子墓—永佑园移葬至被称为“明堂”（风水上佳之地）的水原花山，改称“显隆园”。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改水原为华城，升格为留守府（相当于陪都），因花山之“花”与“华”相通，且取华封三祝之典故。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二月开始在八公山下营建华城（水原新邑），由右议政蔡济恭负责督建。该城与朝鲜半岛其他用花岗岩修筑的城池不同，采取中国式砖城的模式，同时使用了出身南人的实学家丁若镛设计的起重机，体现了当时朝鲜的“北学”与“西学”的成果。因此，原计划十年修好的华城只用了两年半时间就竣工，并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华城行宫举行了正祖生母惠庆宫洪氏的还甲盛宴。正祖本欲在嘉庆九年（1804年）退位，奉惠庆宫洪氏移居华城，但未能如愿。

正祖延续英祖朝所推进的整备典章的政策，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将《经国大典》与《续大典》及之后的一些新法规合为《大典通编》。此外还将礼曹所负责的礼仪制度合编为《春官通考》、将对清和对日的外交文书合编为《同文汇考》。

朝鲜王朝奉行“利权在上”、“重农抑商”的政策，自太宗朝以来，商业完全由国家掌控。除了最大的特权官商“六矣廛”外，还有登记在“市案”的“市廛”，承担“国役”（为国家采购产品），享受着国家赋予的“都贾”（专卖）权。而私自开设的商店则被称为“乱廛”，如果“乱廛”所涉及的商品触及六矣廛和其他市廛的垄断经营权（都贾权），六矣廛和其他市廛可以强制关闭乱廛，是为“禁乱廛权”。正祖年间，领议政蔡济恭力主“通共和卖”，反对禁乱廛权，正祖采纳其建议，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下令废止三十年来新开的市廛，并取消“六矣廛”外一切市廛的禁乱廛权，是为“辛亥通共”。于是朝鲜王朝坚持近四百年的商业管制大幅放开，私商日益活跃，有力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朝鲜王朝自孝宗以来，实行“设店收税法”，向民间资本开放矿山采掘。起初该法限定于银矿和铅矿，正祖即位后，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开放铜矿，嘉庆三年（1798年）开放金矿，进一步促进矿业的发展。

18世纪，中国的稗官小品（野史杂记、明清小说）大量传入朝鲜，对朝鲜文风产生很大影响。正祖认为稗官小品“最害人心术”，对士大夫沾染这种文风感到忧虑，于是实行了“文体反正”的文化政策，即抑制稗官小品的影响，倡导“正大醇厚”的古文。他一方面对崇尚稗官小品的文臣加以惩戒，如李相璜、金祖淳、南公辙等，迫使他们上疏谢罪，与稗官小品划清界限，并将“纯仿小品体裁”的成均馆儒生李钰开除学籍；另一方面，他加大对从中国进口书籍的管控，严禁士人阅读明末清初文集和稗官小说，并焚毁相关书籍。不过该政策效果有限，正祖死后，稗官小品继续流行于朝鲜。

正祖延续前代国王肃宗、英祖等倡导“尊周思明”的意识形态的政策，强调尊周思明、春秋大义“实为正世道、培国脉之最先务”。他说他在同清朝、日本交往的过程中，都会怀念明朝对朝鲜的恩德。因此，他尤其推崇标榜“尊周思明”的老论大儒宋时烈，称他为继承朱熹道统的“宋子”，刊行《宋子大全》，并御定《两贤传心录》（“两贤”即朱熹与宋时烈）。他还非常注重“尊周思明”相关书籍的编纂，亲自主持对《宋史》的修订，修成《宋史筌》，以体现尊周大义，同时编纂了《尊周录》《尊周汇编》《皇明时槐院誊录》《明陪臣考》《皇明陪臣传》《斯文大义录》《明纪提挈》等大量“尊周思明”的相关书籍。

正祖年间，天主教已经传入朝鲜，并发生了一系列逮捕天主教徒的案件，如乙巳秋曹摘发事件、丁未泮会事件、辛亥珍山事件等。正祖虽视天主教为“邪教”，但始终没有展开大规模搜捕与镇压天主教的行动，他反复强调“正学明则邪说息”，认为“予意则使吾道大明，正学丕阐，则如此邪说可以自起自灭”，他把天主教看作是陆王心学、佛教道教一类，认为无需厉行禁止，只要儒生熟读儒家经典、不看杂书，便可迎刃而解。所以，尽管当时不断有大臣上疏请求镇压天主教，正祖却不予受理，只在告发的情况下加以惩治，并尽量避免事态扩大化，特别是蔡济恭出身南人，更是对多为南人的天主教徒曲加庇护，并未演变为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天主教也在朝鲜方兴未艾。

据天主教徒黄嗣永所说，正祖虽然不喜天主教，但考虑到主持朝鲜教务的周文谟神父（司铎）是中国人，涉及到与清朝的关系，如果公开抓捕，处置就极为棘手，因此禁教都是暗中进行，同时派人装成天主教徒，潜伏在教会里，以便找到周文谟的行踪并将他暗杀，但这个计划还没成功就去世了。正祖去世后，贞纯王后发动“辛酉邪狱”，这是朝鲜第一次对天主教的镇压。

正祖在朝鲜王朝历代君主中以亲民著称。他频繁出宫，以巡幸京畿道一带的各个陵园为名探访民间疾苦，在位24年间出宫巡幸75次，频度居朝鲜国王之最，相比之下，祖父英祖在位52年间出宫55次。同时，他还改革诉冤制度，此前百姓直接向国王诉冤被局限于“四件事”（刑戮及于自身之事、明父子关系之事、分拣嫡妾之事、分拣良贱之事），正祖取消限制，接受百姓一切诉冤。据记载，正祖年间收到百姓上言（陈书诉冤）与击铮（敲锣诉冤）3217次，其中2671件被受理。

正祖进一步扩大英祖年间对庶孽禁锢法的松动举措，即“庶孽通清”。他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出台《丁酉节目》，对“通清”范围加以规定。正祖还任命了朴齐家、柳得恭、李德懋等庶孽出身的学者为奎章阁检书官。

正祖对于朝鲜王朝的奴婢制度非常反感，认为“天下之冤，莫切于奴婢”，是极不人道的制度。他曾构想“一扫奴婢之规，创行佣雇之法”，决定亲自策划废除奴婢制度，不过很快就去世了。死后，纯祖仅废除公奴婢，保留私奴婢，直到近百年后的甲午更张才彻底废除奴婢制度。

正祖即位时，朝鲜中央军（五军营）中外戚势力很大。正祖为了培养忠于自己的军队，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庆祝思悼世子改谥庄献世子的武科中选拔2000人，作为自己的亲卫部队，不久称“壮勇卫”。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扩展到20000人的规模，遂改称“壮勇营”。此后又在华城设置“壮勇外营”。正祖死后，壮勇营被解散。

正祖继承生父庄献世子之遗志，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完成了生父未能完成的兵书，并以《武艺图谱通志》之名刊行，此外还刊行了《兵学通》等六种兵书。

正祖表面上仍强调尊周思明、春秋大义，但他的反清意识已明显不如之前的孝宗、肃宗、英祖等国王。这从他对乾隆皇帝的评价就可以看出，他认为乾隆帝“自是一代英雄”，说他“比康熙尤盛焉”，不吝赞美之词。乾隆帝退位之际，正祖表示：“即使是交友之道，六十年的老朋友突然告别了，仍然有种失落感，何况乾隆对于我国呢？他在位六十年，依然不怠政，如今又亲自传位于儿子，并自尊为太上皇，这是历代都没有的盛举啊！”

除了对清朝最高统治者乾隆帝的赞赏之外，正祖也认识到清朝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和朝鲜的相对落后。他对清朝的先进文化和技术抱有开放、接纳的态度。正祖的态度也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当时一些朝鲜知识分子以“燕行使”的身份前往北京，目睹清朝保留了先进的华夏文明，而不是什么蛮夷做派，开始主张吸收学习清朝文化和制度。这种主张向清朝学习的思潮或流派都被叫做“北学”或“北学派”，代表者有朴趾源、朴齐家、洪大容、洪良浩等。

正祖时期，朝鲜使行人员回国后所写的报告——“使臣别单”和“译官手本”中，不再有“清朝出现危亡之兆”等危言耸听的字句，即使清朝有白莲教起义、西征、南征之事，或贪官腐败等内政弊端，他们也都可以客观描述。这表明朝鲜开始以平和的心态和客观的态度看待清朝。正祖也不像前代国王那样翘首盼望满清崩溃、中华复兴，他关心的是清朝的城郭濠池、市肆、漕运制度，以及《四库全书》等文化编纂事业。而他最关心的是“利用厚生”之制，即如何利用技术，使民众富裕起来。“北学派”代表人物洪良浩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从北京回国后，告诉正祖北京和沈阳一带使用水车灌溉的情况。正祖当即命令工匠造出10辆，分送朝鲜各地推行。不久洪良浩再次上书，系统介绍了清朝的车制、砖窑烧制、驴羊畜牧等，正祖也都悉心学习。正祖所兴建的水原华城，也吸收了北学派的主张采用了中国先进的筑城方法。

正祖对清朝的事大礼节也尽心尽意。他曾亲自动手检查使行的贡包，查看贡品有无质量问题。由于对清朝的戒心逐渐放松，向来被朝鲜视为边防重地、与清朝接壤的地方，在正祖时期也得到了开发。如一直作为天险处于未开发状态的“废四郡”地区（鸭绿江上游边境），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开始允许百姓开垦入住。乾隆帝也认为“于属国中最称恭顺”，他对朝鲜厚加赏赐，曾亲自召见朝鲜使臣，赐酒吟诗，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亲书“东藩绳美”四字匾额，送给朝鲜，并给正祖写“福”字，祝福其早得贵子。总之，正祖时期的朝鲜与清朝的关系不仅更加融洽，也是朝鲜统治者克服对清敌意和危机意识，开始正视清朝、吸收清朝文化的时期。

在朝鲜的对清贸易方面，正祖年间也出现重大转机。英祖时，因对清贸易的严重逆差，曾出台“禁纹令”，即禁止从清朝输入有花纹之绸缎。正祖继位后坚持这样政策，并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重申《禁纹节目》，并鼓励“乡织”（朝鲜本土纺织）。然而正祖年间，朝鲜人工栽培人参（红参）的技术日益成熟，无须依赖在中朝边境采集野生人参，故正祖松弛百年之久的禁参政策，于嘉庆二年（1797年）允许燕行使译官携红参出境交易，从此朝鲜对清贸易复振。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日本江户幕府第10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家治去世，养子德川家齐袭位。按惯例应由日本对马藩邀请朝鲜通信使，但此时的日本国力衰落，连逢天灾，尤其是“天明饥馑”导致社会动荡，财政困难，无法接待通信使，而且让朝鲜通信使看到日本饥荒的惨状也有损“御威光”（将军的体统），故幕府老中松平定信指示对马藩延期邀请通信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江户幕府又提出“易地通信”，即通信使交聘地点不在江户而在对马岛，朝鲜方面以违背前例为由未予接受。直到正祖死后的嘉庆十六年（1811年），朝鲜才接受日本“易地通信”的要求，向对马岛派出了最后一次通信使。

正祖主要有两个雅号，一个是他早年所取的“弘斋”，取自“君子弘毅”之义；又全称“弘于一人斋”，取自中国上古时期《卿云歌》中“日月光华，弘于一人”。另一个是“万川明月主人翁”，这是他晚年的自号。他把臣民比作河川，自己比作映照“万川”的“明月”，并融合太极思想，将他的政治哲学用《万川明月主人翁自序》这篇文章来加以阐释。

正祖在朝鲜王朝历代国王中以嗜书著称。他还是世孙时，就热衷藏书，听说在中国购买的书和家藏秘本，就马上下令买来，收藏在“皆有窝”中，经史子集无所不有，并读遍这些书籍。而且他还给自己安排读书计划，除非生病，否则必须按计划完成，即位以后也保持这种习惯，有时在晚上接见大臣结束后，往往会秉烛读书，完成计划后才能安心睡觉。同时，也勤于做读书笔记，分类辑册，以便记忆。

正祖即位后，虽然政务繁忙，但仍然以“静坐一小窝对方册”为乐。最让他愉快的事就是在处理完政务后与几个文人学士“谈经说诗，讨古证今”。正祖最爱读的书是《宋史》，从早年开始就每年看一遍，反复披阅，多年不倦，原因在于他认为朝鲜王朝的制度最像中国宋朝，所以研究《宋史》有益于治国理政。此外他时常将明人丘濬《大学衍义补》和《王阳明集》放在桌案上，每年都会阅读，他对王阳明的文章尤其推崇，对归有光、张居正也予以肯定。但总体而言，正祖对明清人的文章评价不高，认为“多险怪尖酸”，对稗官小说尤其深恶痛绝，自幼不看一眼。

乾隆四十年（1775年）十二月初三日，因洪国荣所物色的行副司直徐命善上疏弹劾洪麟汉，使还是世孙的正祖得以摆脱危机，实现代理听政，故这个日子被正祖定为纪念日。正祖没有选择像过去的君主那样策勋功臣，而是在每年十二月初三日召集当初保护自己的人召开名为“同德会”的聚会。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十二月初三日，正祖召见已被提拔为右议政的徐命善及自己曾经的僚属洪国荣、郑民始、李镇衡，召开第一次同德会，在正祖发表讲话后，一起祭拜神殿，然后举行小型宴会，正祖御制《同德会轴序》，其他与会者也写了文章。此后大多数年份的十二月初三日都会开同德会，直到正祖去世。

正祖允文允武，不仅以学识渊博著称，也擅长武艺，尤其是射箭，堪比朝鲜太祖。每次射十巡（每巡五次），他都会连中四十九次，最后一次则不射，以表现谦逊的美德。还有一次，他将棍杖放在百步开外的地方，五发五中，又将折叠小扇放在百步开外的地方，也是没有一次不中的，被称为“神弓”。一些号称善射的大臣如尹行恁、李益运、严耆，其射艺都无法跟正祖相提并论。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正月十一日，乾隆帝在圆明园接见朝鲜冬至使李性源一行，询问正祖有无男嗣，李性源回答：“一国臣民正在盼望呢！”两天后，乾隆帝再次召见李性源等，拿出两个漆盒，说里面装着他为正祖写的“福”字，以此祝福正祖早得贵子，此外还有玉如意、福字方笺等礼品。朝鲜使臣将乾隆御笔“福”字带回国后，正祖将此字出示给大臣们看，左议政蔡济恭、右议政金钟秀纷纷称赞乾隆帝“笔力极其雄豪”“笔力如是雄健”，并表示这是旷古恩典，感谢乾隆帝赐“福”字。正祖也很高兴，称赞“笔力异于凡常”，并说：“清朝皇帝对待我，超出常规。他手书福字，在万里之外祝福我，这份心意难道不很让人感到很厚重吗？我对他也不能不更加深情厚意。这并不违背尊周大义。”乃命词臣作《谢赐笔表》，交乾隆帝八旬大寿进贺使黄仁点一行呈给清廷。乾隆帝赐“福”字时，绥嫔朴氏已经怀孕，当年六月十八日生下元子（后来的纯祖），七月，在承德祝贺乾隆帝八十大寿的黄仁点等将这一消息禀告乾隆帝，乾隆帝龙颜大悦，连说：“是诚大喜的事！是诚大喜的事！”

正祖是朝鲜王朝历代君主中留下诗文最多的一位。他留下438首诗、4首乐章、1首训词、1258篇文章。他的诗文及一些相关资料被合编为《弘斋全书》184卷100册（包括他在世孙时期的作品《春邸录》4卷），这也是现存的第一部朝鲜君主个人文集。

除此之外，正祖在书画方面也颇有成就，有《芭蕉图》《墨梅图》《墨菊图》《秋风鸣雁图》《四君子》等画作传世，其画风颇有文人气息。

有观点认为，正祖死于老论僻派沈焕之等的毒杀。正祖在嘉庆五年（1800年）五月三十日发表了旨在强化王权、警告臣僚的“五晦筵教”。时为左议政的沈焕之对此感到害怕，便收买医官沈鏔下毒暗杀正祖。这种说法尤其在受到正祖提拔的南人内部非常盛行，曾有人因散布这种传闻而被治罪。

不过，随着2009年正祖与沈焕之君臣间299件书札的公开，沈焕之毒杀正祖的说法逐渐受到史学界否定。檀国大学教授金文植表示：“正祖末年，正祖通过信件向沈焕之告知了自己的病情。如果他怀疑沈焕之，绝对不会向他表明病情。根据信件内容推测，自然病死的可能性更高一些。”

正祖死后，按其生前遗愿埋葬于庄献世子之墓显隆园东侧，陵号“健陵”，位于今韩国京畿道华城市安宁洞显隆园讲武堂。21年后，孝懿王后去世，与正祖合葬于健陵。同时因风水问题，健陵位置也稍作移动至水原旧邑的乡校旧址（仍在显隆园即隆陵范围内）。

自1996年开始，韩国京畿道水原市于每年10月举行“正祖大王陵幸班次共同再现”活动（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推迟至2021年4月举行），作为水原华城文化节的一部分。从2016年到2018年，首尔特别市、华城市、京畿道等地方自治团体相继参与，完整重现了正祖当年从昌德宫到华城及隆陵的“陵幸”队伍，是韩国最大的王室游行，也成为韩国地方自治团体联合庆典的成功案例。届时，将从市民中选拔正祖和惠庆宫等主角角色，并在昌德宫、舟桥、鹭得岛、水原华城、隆陵等沿途主要景点举行舟桥市民体验、美食集市、正祖大王主题展览馆、传统文化表演等丰富多彩的市民参与活动。

2022年6月，韩国海军8200吨级宙斯盾驱逐舰的一号舰命名为“正祖大王舰”。“正祖大王”号是继“世宗大王”号、“栗谷李珥”号、“西厓柳成龙”号之后韩国制造的第四艘宙斯盾驱逐舰。2022年7月28日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