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1083年7月27日－1140年2月5日），字伯纪，一字天纪，号梁溪先生、梁溪居士、梁溪病叟。祖籍福建邵武，至其祖时迁居无锡（今江苏无锡）。两宋之际抗金名臣，民族英雄。

李纲的先祖是江南人（也有说为光州固始县人），唐朝末年（一说五代十国闽国灭亡后）为躲避战乱而徙居建州邵武（宋置邵武军，今属福建省）八龙乡庆亲里，一说其先祖为唐宗室，因任建州刺史，其家遂定居于邵武。自祖父一辈起，李氏迁居无锡县（今江苏无锡）。李纲号中的“梁溪”便指的是无锡梁溪。

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闰六月十日（7月27日），李纲生于秀州华亭（今上海松江）。他的父亲李夔是元丰三年（1080年）的进士，元祐二年（1087年）调任福建松溪县尉兼主簿，李纲与母亲吴氏随父赴任。时任观文殿大学士、知建州的吕惠卿很是赏识李夔的才能。

出身于仕宦家庭的李纲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加上他勤奋好学，精通诗赋，才气远近闻名。更可贵的是李纲自幼有大志，从少年时就很注意关心国家大事，一言一行必遵法度，颇得长辈们的赏识。李纲父亲的好友陈瓘曾断言，李纲日后必成大器。

后吕惠卿任鄜延帅臣，征李夔充任经略安抚司勾当公事。绍圣三年（1096年），李夔抵达延安就职，十四岁的李纲随侍。当时西夏军入侵，围城甚急，李纲不愿学各僚属的子弟假装登城拒敌，以受封赏，但还是时常“骑绕城上”，表现了自己的勇敢。

政和二年（1112年），三十岁的李纲中莫俦榜进士乙科，特旨升甲，授承务郎、相州教授。李纲为了照顾家庭，改易镇江。

政和五年（1115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不久即因议论朝政过失，被罢去谏官职事，改任部员外郎，调起居郎。

宣和元年（1119年），京师开封府发生大水，灾情严重，大臣却不敢对此发表意见。李纲不顾官微言轻，上《论水灾事乞对奏状》，指出大水袭来漂浸民居，权臣、宦官本应竭智效力，捐躯报国救民于灾难之中，然而水灾过去数日，灾民却迟迟得不到救济。他抨击当权者不恤民情的不负责行为。不久，李纲又上疏指陈时政，他劝告宋徽宗不应一味享乐，而应积极采取措施，减轻人民负担，他提出应减免当年赋税，赈济灾民，停止害民之举，严惩水灾中玩忽职守的官员，把他们以正典刑，另外提拔一些关心人民疾苦的有识之士。两次上疏击中朝政要害，触痛把持朝政的权臣，李纲很快遭到报复打击。蔡京指责他“所论不当”，将李纲贬到南剑州的沙县（今福建沙县）当一个管理税务的小官（监南剑州沙县税务）。

主词条：开封保卫战

李纲的两次上书，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赞赏，引起极大反响。陈瓘对李纲大为赞扬，把他比作唐代名臣狄仁杰，李纲因而名扬天下。宣和六年（1124年），李纲除知秀州，次年七月被调回朝中，授太常少卿。

宣和七年（1125年）十月，北方的金朝在灭辽之后，借口宋朝招纳金叛将，大举派兵南侵，其中东路完颜宗望部长驱南下，很快渡过黄河，直指开封。边报猝至，朝廷震惊。徽宗召来文武大臣，商量对付危局的办法。朝臣不敢仗义执言，日聚都堂，茫然无策。李纲毅然挺身而出，一连上疏数次，指出如今御敌的根本办法是收整人心，增加军事储备，消弭民怨、任用真正忧国之士，上下团结，共赴国难。他还向徽宗提出了十条具体抗金建议，并建议徽宗传位给太子赵桓，以号召军民抗金。徽宗匆忙禅位于赵桓，即宋钦宗。钦宗即位没几天，完颜宗望已率军逼近开封近郊，李纲受召入对，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从此，李纲被推到战争第一线。

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二，金军攻破浚州（今河南浚县），防守黄河北岸的宦官梁方平率禁军逃走，南岸士兵见主帅已逃，也纷纷溃散。初三，金军渡过黄河。消息报到京城，徽宗等先行逃往南京（今河南商丘）。钦宗预感到京城难守，也有出逃之意，未及起驾，恰被李纲发现，经再三请求，方才退回。李纲看到形势非常危急，坚持要求立即面君奏事，驳斥了宰相白时中、宦官陈良弼认为开封难守的观点，接着向钦宗分析了形势。他说：“目前唯一的办法是立即整顿好京城的兵马，做好出战的准备，同时号召城里的百姓齐心协力防守城池，等到各地援军到来，就可以进行反攻了。”钦宗见李纲态度十分坚决，才开始倾向于守城，令各地将官带兵“勤王”。随后，钦宗又询问守城之事应交给何人经营，李纲先推荐白时中和李邦彦。白时中急忙推卸责任，并气急败坏地反问李纲：“李纲不能领兵出战吗？”李纲从容回答：“如果陛下不以为我没有能力的话，我愿意拼死守住京城。”钦宗当即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让他担负起保卫京师的使命。

尽管李纲反复劝说钦宗留守京城，和广大军民共抗金军。可是当晚钦宗还是偷偷准备好逃跑时用的车辆，决意逃离东京。第二天，李纲在上朝的时候，看到护送皇帝逃跑的禁军已经整好队伍，钦宗正要上车，李纲见状，大声问那些士兵：“你们愿意守城还是愿意逃跑？”众人齐声说：“我们情愿拼死守卫京城！”李纲借机对钦宗说：“士兵们的父母妻儿都在京城，他们情愿死守，如果让他们离开，万一中途分散了，谁来保护陛下呢？金军知道陛下没有走远，、一定会派骑兵追赶，到那时谁来抵御追敌呢？”这一席话才把钦宗说动，不再作出逃打算。李纲对钦宗左右说：“敢复有言去者斩！”禁军闻命，都拜伏高呼万岁，六军听闻，无不感动落泪。钦宗又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负责守城的军事任务，厢军与保甲民兵也协助禁军作战。李纲雷厉风行，在三日之内，指挥军民修楼橹、安炮台、运砖石、设床弩、备火油，进行备战；又把前后左右四军中的前军布置在通津门外的通丰仓，后军守在朝阳门外的樊家冈，左右两军和中军留在城内，当作援军，作好了守城部署。

正月初七，金军攻到开封城下。第二天，出动几十只火船，对开封宣泽门发动攻势。李纲亲自督战，派两千士兵用挠钩把金军的火船钩住。城上用大石块向船上投掷，被打死的金军有一百多人。金军第二次攻城，李纲指挥将士英勇作战，用猛烈的炮火和弓箭将敌人压下城墙。金军知道开封不易攻克，就改变策略，胁迫钦宗议和。

廷议时，李邦彦认为兵弱将寡，主张割地求和。李纲则主张激励将士，誓死抵抗。钦宗采纳李邦彦的意见准备议和。李纲请求出使金营，钦宗怕李纲刚直不屈，得罪金人，派柔懦的李棁赴金营议和。金人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绸缎一百万匹；割让太原、河间（今河北河间）、中山（今河北定县）三镇；北宋的亲王和宰相必须到金营去当履行条约的人质。对此，钦宗准备全部接受。李纲坚决反对与金国订立如此屈辱的和约。他力争道：“给金人这么多金银，就是把天下财富都拿来也不够，何况一个京城？太原、中山、河间三镇是边防重地，怎能割让？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和敌人往返谈判，拖延时间，等候各地勤王大军到来，就可以反击，金军只有六万人，孤军深入，粮草不济，不可能长久坚持，等他们撤退渡黄河时，派军突然袭击，一定能取得胜利。”但钦宗不听其建议，心甘情愿地接受了金方的条件。

自从开封被围后，各地援军都纷纷赶来保卫京城，各地勤王军云集京师周围，总数达二十万。形势变得对金人不利。同时，李纲成功化解了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矛盾。但他的种种努力，却无法得到钦宗的支持与信任。当李纲要求钦宗给他统一指挥各路援军的权力。钦宗不听，另设置一个宣抚使，命令种师道担任宣抚使，姚平仲为都统制，将勤王之师拨隶宣抚司，并且拨前、后军之在城外者归姚平仲节制调度，李纲的行营司所统者只有左、中、右军。指挥不一，兵力分散，造成行营司与宣抚司各自为战，极大地削弱了抗金力量。

在对敌作战策略上，众人发生分歧，李纲和种师道主张“坚壁勿战”，等敌军粮尽北还时，“半渡而击之”。而姚平仲却主张速战速决。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一日，在钦宗的命令下，姚平仲率一万人夜袭驻扎在城西北的金军大营，由李纲主持劫寨行动。宋廷希望通过这次出奇兵，一方面能够生擒金军统帅完颜宗望，缓解金兵对京城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能够解救作为人质的康王赵构。不期密谋泄露，金人先有戒备，姚平仲偷袭失败，他本人因害怕受到责罚而逃走（一说姚平仲军劫营被全歼一事，是李邦彦、李棁为逼李纲、种师道议和而有意无意透露给奸细邓圭所致；关于李纲在此战中的态度和责任，详见“人物争议”目录）。钦宗急忙下令李纲支援，无奈之下，李纲仓卒奉命作战，在幕天坡击退了增援的金军。

姚平仲兵败后，一心只想投降请和的大臣却散布流言蜚语，故意捏造罪名嫁祸于李纲，如李邦彦把夜袭失利的责任全部推给李纲。钦宗为寻替罪羊，当即把李纲革职，并想将其绑送金营，以讨好金人；又任蔡懋为行营使，代替李纲守城。蔡懋一上任，立即下令禁止守城士兵向金军放箭投石，引起了广大军民的强烈不满。二月初五，以太学生陈东为首的几百人，到宣德门去向钦宗请愿。强烈要求朝廷恢复李纲和种师道的原职、坚持抗战，罢免李邦彦、白时中等人。一时响应者达数万人，阻塞街道。愤怒的群众冲入皇宫，打死内侍数十人。李邦彦退朝出宫，军民们一面用石子扔他，一面痛骂，吓得他逃进宫去。在广大军民的冲击下，钦宗只好宣布重新起用李纲和种师道，并立即召他们入宫，恢复李纲尚书右丞的职务，同时加命他为京城四壁守御使。群众看见李纲和种师道进宫，才欢呼而散。

李纲在京师人民的支持下，重新担负起守城的任务。他立即命令恢复开封各项城防设施，当夜发霹雳炮以击金军。完颜宗望得知李纲复职，又看勤王军势力越来越大，在宋廷答应割让河北三镇之后，就不等收足金银，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撤兵。开封守卫战在李纲组织下获得胜利。

金军撤离之后，李纲即遭到宋廷主和派的排斥和诬陷。这时，宋军在河东被金军击败，种师道以老病告归，贰臣耿南仲随即提出让李纲代替种师道为宣抚使，名为总兵，实际是将他排挤出朝。李纲退朝之后就患病，坚决要求致仕，连上十几道奏章，都被钦宗驳回。一些台谏官如陈过庭等都向宋钦宗进言说李纲不应离开朝廷，钦宗竟认为这是替大臣游说，将诸人贬官。耿南仲又挑拨说二月五日那场人民冲击宫城的事件是李纲指使的，钦宗信以为真，对李纲更加不满，他在一道御批中写了“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大臣专权，浸不可长”，不点名地斥责李纲。有人对李纲说：“你还不明白为何遣行的意思吗？这不是为了边事，而是乘机赶你走罢了。你若再坚卧不起，谗言将会更多，皇上喜怒不测，奈何？”同知枢密院事许翰也写了“杜邮”（战国名将白起受馋，被秦昭襄王赐死于此）二字送给李纲。李纲见字汗流浃背，只好惶恐受命。七月，李纲来到河东前线，宣抚副使、制置副使、察访使等都直接听命于朝廷，宋廷又事事加以限制，使宣抚使徒具空名，无节制军队之权，最后遭遇兵败。八月，李纲被召回京。九月，被罢知枢密院事，以观文殿学士出知扬州。接着，他又被扣上“专主战议，丧师费财”的罪名，改差提举亳州明道宫。十月，再被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安置。后再谪至夔州（今重庆奉节）安置。

李纲被贬不久，金军再次两路南下围攻开封。钦宗在被俘前夕又想起用李纲，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但已无济于事。当李纲在长沙得知此命时，开封已于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陷落。翌年（1127年）春，金人掳徽、钦二帝北去，开封被抢劫一空，北宋灭亡（参见词条靖康之变）。

宋室南渡以后，康王赵构于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五日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建立南宋，即宋高宗。还在开封被围之时，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的高宗就在相州（今河南安阳）为扩充势力，抵御金军，便写信给正率领湖南勤王兵入援京师的李纲说：“如今生民之命，急于倒悬，若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应当投袂而起，以合苍生之望。”当他即位时，遂诏拜威望极高的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差人催促他赴南京就职。但许多主张议和的朝臣却极力反对李纲为相，如御史中丞颜岐接连上了五道奏章反对，认为：“张邦昌向来被金人喜欢，虽然他已拜为三公，封为郡王，仍应当宰相主持朝政。李纲素来招金人厌恶，即使已经命相，也应趁他未到而加以罢免。”高宗反驳道：“像朕之即位，恐怕也不是金人所喜欢的。”颜歧语塞而退，仍在暗中派人把自己的奏章送给李纲，希望他“知难而退”。右谏议大夫范宗尹也认为：“李纲名浮于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

正在赴开封途中接到任命的李纲，不顾众多的反对者，“以一身任天下之重”，于六月一日抵达南京应天府。二日，刚到任一日的李纲就上当务之急十事：议国是、议巡幸、议赦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责成、议修德。他反对议和，主张“一切罢和议”，要求表彰抗金中的死节之士，还都开封，重整军务。他强烈要求严惩张邦昌及其他为金军效劳的宋朝官员。

六月六日，高宗又令李纲兼御营使，掌管军事。此时李纲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为加强抗金斗争的力量，他积极支持两河军民抗金，任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东京留守。他还针对北宋以来军政腐败，赏罚不明等情况，颁布了新军制二十一条，着手整顿军政，并建议在沿江、沿淮、沿河建置帅府，实行纵深防御。李纲认为只要上下齐心抗金，“三数年间，军政益修，甲车咸备，然后大举以讨之，报不共戴天之仇，雪振古所无之耻”。对于李纲的这一系列措施，朝臣中有许多大臣反对，例如侍御史胡舜陟“论宰相李纲之罪”。高宗对此不予理会，并放胡舜陟出知庐州。在李纲积极备战、整顿朝政的影响下，高宗也意气风发，提出“金人秋高气寒再来入寇，朕将亲督六军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决战”。

李纲整顿军政的设施，有助于宋廷支撑局面，尚能为高宗所接受。然而，好景不长，君臣之间的关系因为新建朝廷巡幸之地的选择问题，很快就出现了裂痕。李纲希望高宗“秋末幸南阳”，以示不放弃中原之志；而黄潜善、汪伯彦提出巡幸东南以此避敌。高宗先是同意李纲的意见，后来考虑朝臣的观点，转而倾向于黄潜善、汪伯彦的意见。君臣关系以此为分水岭，此后李纲的建言多不被高宗采纳。在这种情况下，李纲曾试图为自己辩解，但高宗在安抚过后，仍决定在八月五日调李纲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另委黄潜善接任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牵制李纲。新上任的黄潜善开始破坏李纲的抗金措施。如河北招抚使张所尚未离开京城，河北转运副使权北京（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张益谦就上奏说自招抚司设立后，“盗贼”越来越多。朝廷下令宗泽节制傅亮，即日渡过黄河，逼他在未准备好情况下进攻金军。李纲竭力为张所、傅亮等人辩护。此时高宗显然已不再支持李纲。八月十八日，高宗以“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罪名，罢去主政仅七十五天的李纲的相位，命其带观文殿大学士职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李纲的罢相引起太学生的震动，八月二十五日，陈东、欧阳澈等太学生伏阙，要求高宗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留任李纲。高宗恼怒陈东等人挑战皇权的行动，在黄潜善、汪伯彦的挑动下，于二十六日处决了陈东、欧阳澈。李纲也退居常州。

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八日，受殿中侍御史张浚弹劾，李纲被罢去观文殿大学士，仍留提举洞霄宫，居住鄂州。

建炎二年（1128年）十月间，朝廷命李纲移往澧州（今湖南澧县）。御史中丞王绹弹劾李纲“经年不赴贬所”，同年十一月四日，又被贬谪为单州团练副使、万安军（今海南万宁）居住。

建炎三年（1129年），高宗巡幸杭州，大赦天下，却“惟李纲不赦”。足以见其对李纲及陈东伏阙事件的憎恨。八月，金军入侵，朝臣中又有重新起用李纲的声音，而高宗却对宰执说“其人心虽忠义，但志大才疏，用之必至误国”。高宗甚至认为，“二圣朝党与之大者，惟蔡京，次即（李）纲也。”在高宗这样的基调下，虽然也曾经有大臣提出要重新任用李纲，如给事中胡安国于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向高宗报告，京城中有人要求重新任用李纲担当京城防务，高宗又批评李纲之前“拥重兵，解太原围，与官属只在怀州，相去千余里，卒无成功”，指责他“多掠世俗虚美，以此协比成朋，变白为黑，相附者争称之”。高宗如此厌恶李纲，是因为他不能容忍宰相在民间拥有如此之高的声望，以至于对皇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始终不愿再启用他为相。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李纲与子李宗之南渡琼州，二十九日被赦放还。次年（1130年），李纲隐居泰宁丹霞岩。绍兴二年（1132年）二月，高宗恢复李纲观文殿学士之职，启用他任湖广宣抚使兼知潭州（今湖南长沙）。当时流民溃卒在荆湖江、湘之间为盗，数量不可胜计，其中势大者有数万人。李纲到任后，尽力处置，将其尽皆荡平。他接着上书说：“荆湖位于国之上游，其地数千里，诸葛亮曾称之为用武之国。今朝廷保有东南，控驭西北。荆湘一带应屯驻重兵，倚为形势，使四川之号令可通，而襄汉之声援可接，以便逐渐恢复中原。”但这道奏疏一送达朝廷，就遭到谏官徐俯、刘斐等人的弹劾，说李纲居心叵测，是想坐大自重，扩充自己的势力。同年十二月，李纲被罢为提举西京崇福宫。

李纲虽屡遭挫折，但爱国之心始终不改。每逢朝廷遇到什么事端或有什么活动，他都要上书献计献策。绍兴四年（1134年）冬，金军与伪齐军联合来攻，李纲呈上防御三策。绍兴五年（1135年），高宗降诏广泛征求关于攻战、守备、措置、绥怀的良策，李纲又上长篇奏章陈述中兴大计，指出宋朝的衰弱是因为上下偷安，不为长久之计，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则失一尺”，告诫高宗“勿以敌退为可喜，而以仇敌未报为可愤；勿以东南为可安，而以中原未复、赤县神州陷于敌国为可耻；勿以诸将屡捷为可贺，而以军政未修、士气未振而强敌犹得以潜逃为可虞”。他建议朝廷先料理淮南、荆襄为东南的屏障，于两淮东西及荆襄置三大帅，各领重兵以图恢复，深信中兴之期，指日可待。同年闰二月，李纲奉命知温州。十月，改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洪州。绍兴六年（1136年），李纲到任后，积极为驻军襄阳的岳飞提供后勤供应。当时朝廷议大举北伐，他又说今日用兵之失者有四点，措置未尽善者有五点，应预先防备者有三点，应当善后者有二点。

绍兴七年（1137年），李纲又因多方弹劾，遭到罢官，仍提举宫观。绍兴九年（1139年）正月，宋金议和，高宗欲再起李纲为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大使，他力辞不受。仅带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之衔居于福州。

李纲之弟校书郎李经早逝，他为此深为哀悔。绍兴十年（1140年）正月十五日（上元节），李纲亲自祭奠李经，恸哭不已，因而突然患病。同日（2月5日），李纲于福州仓前山椤严精舍的寓所逝世，享年五十八岁。高宗闻讯后，追赠少师，命其弟李维负责治丧。绍兴二十八年（1153年），再赠太师。

淳熙十五年（1188年），李纲家人为他向朝廷请谥。经宰相周必大向宋孝宗介绍李纲平生功业，孝宗遂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特赠李纲为陇西郡开国公，赐谥号“忠定”。

宋高宗即位初，便召李纲为首相。李纲在到任的第二日，便上书《议国是》《议巡幸》《议赦令》《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政本》《议责成》《议修德》十事。基本提出了南宋政局的发展走向。李纲认为自己上书的十件政务事中，最重要的是“张邦昌僭逆及受伪命臣僚二事”，请求高宗“早降处分”。而高宗“除了《僭逆》《伪命》二章不下外，其余付中书遵守”。这一期间，大体而言，高宗基本上听从李纲的政见，然而，君臣之间在如何处置张邦昌和受伪命大臣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李纲坚持认为张邦昌僭逆皇位，是“臣子之极恶……为天下所共愤怒者哉”，必须明正典刑，才能“慰四方忠臣义士之心”。面对朝野不少大臣持不同意见的不利局面，他提出与有异议的大臣廷辩，最终李纲的意见占了上风。高宗虽然没有完全按照李纲之意处死张邦昌，但还是贬他为昭化军节度副使，远窜至潭州安置。对于受伪命的大臣，李纲也予以了惩处。

在黄潜善、高宗大搞对金议和之际，李纲也推荐傅雱作为通问使使金。他派遣使者的目的与黄潜善、汪伯彦之流截然不同。在李纲看来，派遣使者出使金朝，只不过是表达对徽宗、钦宗的思念之情，克奉君主和臣子的孝道而已，只有内修外攘，提高国力之后，金人自会主动送还徽宗、钦宗。为了维护国家外交的尊严，李纲把黄潜善等人改名为“祈请使”的原“通问使”“通和使”，又改为“通问使”，以此可以看出李纲对和议的态度。虽然高宗心里一直想与金和议，但是在李纲以及当时军民抗金气势的影响下，以及金朝对南宋的态度下，也对坚决主张与金割地求和的大臣进行了罢黜，先后贬谪了李邦彦、吴敏、李榆、宇文虚中、郑望之、李邺等“北请割地者”。于是，南宋派出了立国以后第一批出使金朝的使者。而此时的金朝对南宋政权并不承认，反而指责高宗僭逆称王。然而，高宗并没有采纳李纲的和、战、守的策略，而是依然派遣使者，乞求和谈。随着黄潜善与李纲矛盾的深入，高宗倾向黄潜善避敌东南的意见，李纲对金的态度和措施都被搁置。最终李纲失去高宗的支持，被罢相闲居。

在内政建设方面，李纲认为应该先修内政，得以自治，然后才可以兴兵金朝，迎请徽宗、钦宗。因此，李纲首先着重强调内政建设。李纲认为，造成靖康之祸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政令不统一，要想改变以往“政出二三”的局面，就必须政出于一。为此，他提出加强皇权，使得政令出于皇帝，中书秉承皇帝之意，而宰相总领中书，既重新恢复北宋构建的官僚专制体制。在这个体制下，李纲首先强调官僚之首宰相的施政能力，这就要求人主加强自身修养，在择相之时“精加考择”，并能不为谗言所动，“得其人则久任而责成功”。

由此可见，李纲的国家规模说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强调宰相与君主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来实现国家规模，而实现良好互动关系，要求君主的德与宰相的才两方面的结合；另一层面，提出具体实现国家规模的措施，强调先修内政，然后举兵北向。因李纲为相短暂，故而他的这些政治理念未能得到施展。

金军大举南侵时，李纲负责开封的防御，组织开封军民及时完成防御部署，亲自登城督战，击退金军。金帅完颜宗望见开封难以强攻，转而施行诱降之计。李纲因坚决反对向金割地求和，被钦宗罢官。由于开封军民愤怒示威，迫使钦宗收回成命，李纲才又被起用。完颜宗望因无力攻破开封，在宋廷答应割让河北三镇之后，遂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撤兵。开封守卫战在李纲组织下获得胜利。

李纲为社稷生民安危，有效地组织了东京保卫战的城防。虽然朝廷不用他的建议，或者用了他的建议不久又废除，可是他的忠诚义气在士民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

李纲为相后，针对当时与金在河北的战事，认为河北、河东是“国之屏蔽”，“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希望通过招抚河北、河东两地义军、民间的力量成为捍御金朝的屏障。为此，他建议“河北路置招抚司，河东路置经制司”，并举荐张所、傅亮负责经营；推荐宗泽为东京留守。此外，李纲还亲自策划防务，于沿河沿江沿淮置帅府要郡，严整军政，号令严明；又提出募兵、买马、募民出财以助兵费等措施以解决宋军战场上补给的困难。经过李纲一月有余的苦心经营，“边防、军政已略就绪”，南宋政局逐渐稳定。

李纲的诗歌，题材广阔，语言通俗，意境高远，无论反映民族矛盾，揭露贪宫污吏的行为，还是同情人民的苦难，都洋溢着炽烈的爱国情感。他曾创作《病牛》诗，把自己比做一头终生辛劳、年老体衰的病牛，抒发了自己壮志未酬的感叹。在另一首名为《西风行》的诗中，李纲沉痛的叙述南宋统治者只图享受，不思救国，压迫饱受苦难的百姓的情况。《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有感》则深刻地揭露了“官吏贪残”，“刻削诛求到毫发”，造成“父子妻孥不相保”，“上户逃移下户死，人口凋零十无八”的甚于“豺狼”的本质。在《胡笳十八拍·第一拍》中，他愤懑于残酷的现实，对统治者的这种不关心国家兴亡的行为表示莫大愤慨，并提出忠告。《述怀》诗创作于建炎元年（1127年）罢相之后，表示了自己企图恢复中原不成、反遭罢官后满腔悲愤的心情。《次韵季弟善权阻雪古风》象征着李纲慷慨豪迈的爱国情思的高峰。

李纲诗中的这种爱国精神，在他所写的赋里，同样有着鲜明、突出的表现。如《炙得者赋》批判算八字的迷信， 《幽兰》《莲花》《梅花》寄托其不合流俗的思想，《有文事必有武备赋》《折槛直臣赋》直接抒发其政治观点。这些作品同他刚正为人一样，都饱含着一种浩然正气。而最能代表其赋之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的，是《江上愁心赋》和《南征赋》。在《江上愁心赋》中，李纲由长江而想到宋以前的两次大分裂，强调要“修德”，表现出他对北宋政局的不祥预感与忧心。《南征赋》则系李纲在绍兴初罢职居鄂州，次年除知潭州时所作。他未纠缠在个人得失的樊篱里，而是以金人驻扰的“淮濆”和在“漠北”的徽钦为念，深虑恢复之时机难以再得。赋中坦露的这种爱国精神极为可贵。这篇赋，题为《南征》，却完全摆脱了过去那些征行之作的框套，由洞庭、九嶷而想到与自己遭遇相同的屈原，使赋的忧国忧时这一主题思想更为集中突出，这种艺术处理，可以说是别开生面的。

李纲遭谗间窜斥，辗转流徙，与邓肃、陈渊、李弥逊、张元斡、程迈、孟庾等人酬唱，以自己高尚的政治人格与不屈的民族气节感染、影响这些爱国文人。他与李光、赵鼎、胡铨等人在贬滴时期创作的诗歌被认为突破了宋诗的藩篱，使得情景交融，诗、史结合。

李纲《梁溪词》虽只有词五十四首，但“雄深雅健，磊落光明”，作者以高昂的格调和雄浑的气势，变革词章的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剧变的时代和抗敌救国的斗争精神，表达出他崇高的爱国思想。他继承了苏轼豪放的词风，雄健慷慨，在宋词由北到南、由婉约派到豪放派、由苏轼到辛弃疾的转变途中，起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李纲词里，最有价值的是咏史词和咏怀词。这些词多写于靖康前后，突出特点是：选用大题材、塑造大人物、描绘大场面。他或借写汉武、唐宗驱逐外敌的辉煌业绩来激励当朝皇帝效法；或借谢安、寇准自况况人，期望获得重用，使国家转危为安。它彻底冲破了香软艳丽的旧有藩篱，反映了军情国事和动荡的现实，抒发了自己的报国思想及壮志未酬的痛苦。

总之，李纲的词，闪射着抗金必胜的光芒，进发着誓死报国的激情，他笔下的汉武帝、汉光武帝、唐太宗、宋真宗、谢安、裴度、寇准等一批前代的“风流人物”，栩栩如生，意境场面，雄伟响逸，表现了一代豪词宗匠的风度，振发出南宋壮词的先声。

赵佶：“公辅助皇帝，捍贼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青史，垂名万世。”

阮大成、陈东等：“在廷之臣，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纲是也，所谓社稷之臣也。”

赵构：

汪伯彦：“李纲气直，臣等不及。”

许翰：“纲忠义英发，舍之无以佐中兴，今罢纲，臣留无益。”

陈俊卿：

赵昚：“志广才疏，其张浚之徒欤。”

朱熹：“然而世衰俗薄，学废不讲，则虽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论胥陷溺，而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以后其君者，往往接迹于当世。有能奋然拔起于其间，如李公之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安危而不知身之有痼疾，虽以谗间窜斥，屡濒九死，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是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

叶适：“公自起居郎极论都城水灾，斥为监当，而抗直之声震于天下矣。乃斡离不来寇，在廷茫然，将从乘舆以出，独公请与执政辨诘，遂夺其议，力守京师，虏以退却。……高宗中兴，首命公自辅，于是张邦昌以僭逆诛矣。先是，河北、河东录坚守者，建遣张所、傅亮往援接之，乞幸襄、邓以系人心而无走东南，使周望、傅雱通问二圣而无踵和约。时中原尚未溃也，公方除京、黼乱政，渐复祖宗旧法，奏请施行数十事，多中机要。使稍得岁年之须，则两河不遂陷，而虏不敢复鼓行入内地矣，而雠耻因可报也。不幸又七十五日而罢去，迄其后常外坎壈，仅免颠沛，而曾不少得其意焉。自是祸难百出，而南北竟以分裂，此为国家惜者所以哀公之志，而深悲其相之不终。士至有未尝识公面，而坐论救公以死，彼岂有所顾望附托而然哉，盖公之贤自当时市井负贩，莫不喜为之道说。然而谤公者亦众矣，其尤甚者，罪公特以计取显位而已，京师之祸公实使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考公之行事而深察其志，使要其功烈之所成就，则岂有媿于孔子所称者哉，悲夫！”

李心传：“李、张二公皆渡江后名相。”

陈公辅：“材大古难用，功多忌更多；忠怀冲日月，谗口肆风波。”

王应麟：“宗汝霖、李伯纪不见沮于耿（南仲）、汪（伯彦）、黄（潜善）三奸，则中原可复，仇耻可雪。”

文天祥：“望之如山，即之如玉。蝉冠绛服，匪公所属。入臣朝廷，远夷式服。其道则隆，其运则剥。噫，胡出处之不常，为苍天频卜。”

脱脱、阿鲁图等：“以李纲之贤，使得毕力殚虑于靖康、建炎间，莫或挠之，二帝何至于北行，而宋岂至为南渡之偏安哉？夫用君子则安，用小人则危，不易之理也。人情莫不喜安而恶危。然纲居相位仅七十日，其谋数不见用，独于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之言，信而任之，恒若不及，何高宗之见，与人殊哉？纲虽屡斥，忠诚不少贬，不以用舍为语默，若赤子之慕其母，怒呵犹噭噭焉挽其裳裾而从之。呜呼，中兴功业之不振，君子固归之天，若纲之心，其可谓非诸葛孔明之用心欤。”

吴宽：“其号为君子者，当以李忠定（李纲）为首，张忠献（张浚）、赵忠简（赵鼎）次之，而李参政光、吕太保颐浩辈又次之。”

孙承恩：“一用靖康，镇遏披猖。再用绍兴，方成朝廷。筹策未终，斥逐随继。疏草具在，读之出涕。”

归有光：“人主为之改容，奸萌为之弭息，四夷闻之而不敢窥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于古，若排闼、折槛、引裾、坏麻之类，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萧望之、李固、宋璟、张九龄、陆贽、李沆、范仲淹、李纲之徒是也。”

谢肇淛：“宋之人物，若王沂公（王曾）、李文正（李昉）、司马温公（司马光）之相业，寇莱公、赵忠定之应变，韩魏公之德量，李纲、宗泽之拨乱，狄青、曹玮、岳飞、韩世忠之将略，程明道（程颢）、朱晦庵之真儒，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之文章，洪忠宣（洪皓）、文信国（文天祥）之忠义，皆灼无可议，而且有用于时者，其它瑕瑜不掩，盖难言之矣。”

张丑：“宋高宗南渡之初，其宰执之贤者，曰李忠定公、曰赵忠简公为最，曰张忠献公亚之，曰吕忠穆公、曰李庄简公又亚之。尝考五公之平生，皆有志于复仇，皆不主于和议，而愿以忠义徇其身者也。”

林时对：“即东晋偏安用谢安石、桓玄叔（桓冲），遂延典午之祚。北宋南渡，用李伯纪、赵元镇，再奠艺祖（赵匡胤）之基。国以一人兴，岂不诚然哉！”

王夫之：“张浚、赵鼎、李纲、胡寅皆高宗患难之君臣，屡退屡进，而莫能相舍。”

李光地：“李忠定每用辄效，次第井然，只是略急些。竟是一粗武侯。”

爱新觉罗·玄烨：“李纲之忠悃笃挚，诚有大过人者。苐靖康之时，国势已不可为。即使尽行其言，久居其位，亦未必有济也。”

爱新觉罗·永瑢、纪昀等：“纲人品经济，炳然史册，固不待言。即以其诗文而言，亦雄深雅健，磊落光明，非寻常文士所及。徒以喜谈佛理，故南宋诸儒不肯称之……然亦见纲之赋格置于唐人之中，可以乱真矣。”

佚名（《御制诗集》编者）：“至高宗初时，信用汪伯彦、黄潜善，后则专任秦桧，皆赞和议，以售其奸邪。然彼时内有李纲、赵鼎诸人，荩诚谋国，外有岳飞、张浚、韩世忠诸将，慷慨抒忠，虽黑白混淆，忠良诛贬，然始终不乏正人，故尚可支撑半壁。”

郑大谟：“吾爱李丞相，经术文章匠。时事不可忘，书生作良将。旧筑读书堂，双江古刹上。”

林则徐：“进退一身关社稷，英灵千古镇湖山。”

刘熙载：“李忠定（李纲）奏疏论事，指画明豁，其天资似更出于陆宣公上（陆贽）”。

周恩来：“李纲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民族英雄，宋朝一位有魄力有才干的宰相。”

陈致平：“在‘靖康之难’高宗续统时，有两个力撑危局的志士，一个是李纲，一个是宗泽。后来到李纲再废，宗泽病死。北宋乃真亡。”

王曾瑜：“在两宋的三百二十年间，也有如范仲淹、李纲、宗泽、岳飞、文天祥等一大批人，他们无疑是好的政治传统的代表。”

建炎二年（1128年）十一月下旬，李纲被贬海南，因海南有黎族人做乱，就在雷州停了下来。传说李纲在雷州，寓居西关天宁寺一间一丈见方的禅房内。在雷州滞留约一年的时间里，李纲先后写了《论语详说》十卷、《易传内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还写了20多首诗歌。

李刚受既是福建同乡、又是京师同窗的湖光岩楞严寺长老释琮之邀到雷州府遂溪县的湖光岩一游。与僧月下对饮，互说世道世情，畅饮行吟。明代万历年间的高州、雷州两府的地方志，就收有李纲在居留期间写的《天宁寺阁提花》与《赠琮师》。

建炎三年（1129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纲和儿子渡海抵达琼州（今海南海口）。传说李纲一上岸，马上就入乡随俗，嚼起了槟榔果。父子俩向人打听去万安军如何走，当地人告之：万安离此地还有五百里，是罕有的敝陋之地，那里根本找不到生活用品，走山路还会遭劫。于是李纲登上东山岭，准备皈依佛门，就在刚要削发之际，被方丈一眼看出其“尘缘未了”，不肯为之剃度。李纲无奈，只好在寺中带发修行。就在修行的第三天，朝廷发来公文：李纲被皇上赦免，准予放还，居住在何处自便。李纲父子俩听到赦免消息后，并没有马上返回，而是在海南逗留了一个多月。在李纲的诗歌总集《梁溪先生文集》中，共收录有建炎三年冬至之后，与渡海及海南有关的诗九首，可从中约略知道李纲在海南的行迹。

李纲曾想推荐张所为河北宣抚司使，但张所曾上书指斥高宗宠臣黄潜善，因此颇感为难。一日，李纲遇到黄潜善，悄悄对他说：“如今国家处境艰难，身为朝廷命臣，有担负维系天下安危的重责，我欲招揽天下的贤士，又没有响应的。前次朝廷提议设置河北宣抚司，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张所可以用，但他又因狂言而获罪。以他所犯的罪，不再委任他官职是合适的。但迫于今天国家情势，不得不用他一试，当然，如果用他为台谏官，处于要职，是万万不可；使他借官为招抚使，冒死立功，将功赎罪，似乎无可猜疑。”黄潜善欣然同意。

大将韩世忠平定建州范汝为起义后，怀疑城内居民都帮助起义军，想要将他们悉数处死。他先到福州，拜见闲居于此的李纲，李纲迎接韩世忠，向他请求道：“建城百姓是无辜的。”韩世忠接受了他的教诲，这才使建州城中百姓逃过一劫。等到韩世忠回师时，城中父老欢送，韩世忠却说：“让你们活命的，是李相公。”

据南宋初年宰相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记载，李纲富可敌国，有大量侍妾、歌童，全家的衣服、饮食，都极其奢华。每次宴饮宾客时，也极尽豪奢，菜品多至上百样，出外时也有数十担厨传跟随。他在福州时，结好张浚，在张浚得到起复后赠送他一百二十盒财物，每个盒子都以朱漆、银镂装饰。但时代稍晚于李纲、朱胜非的学者李心传却认为此说“殊不可解”，属于对李纲的污蔑。

（表格参考资料）

邓肃。与李纲为忘年交，同为主战派，后因请求挽留李纲为相而罢官奉祠。

韩世忠。李纲以尚书右丞充亲征行营使时，韩世忠隶属其麾下，深为李纲所赏识。李纲对他多有赞美勉励。

岳飞。岳、李二人同求山河一统，开始时有过误会与不快，但经长期考察和比较，李纲摒弃成见，认为岳飞的忠勇才能非其他文臣武将可比。

李纲一生著述甚多，计有《易传》、《内外篇》、《论语详说》、《诗文奏议》（共百余卷）、《靖康传信录》、《建炎时政记》、《建炎进退志》、《奉迎录》、《建炎制诏表札集》、《宣抚荆广记》及《制置江右录》等，由其诸子总辑成《梁溪全集》一百八十卷，刊行于世。其中，《靖康传信录》等著作，多系李纲在北宋末、南宋初置身朝廷时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记录，是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

（表格参考资料）

关于李纲在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姚平仲率精兵夜劫金军营寨一役中所起到的作用，两宋之际的不少文献说法不一，至今犹然。今选取主要的三种观点展示：

李纲墓位于福建省闽侯县中房乡湖里村，大嘉山南麓。李纲病逝于福州后，本欲送回故乡，但是路途遥远，坎坷难行，只得葬于福建。

墓为砖石结构，三面围有短墙，入口有石坊，额题“古社稷臣”。坟（封土）为砖砌，形圆如甑。坟前有丈余石碑，上书“宋丞相李忠定公之墓”。坊和碑部是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重修时所补立。墓道离墓园百余步，翁仲、石兽、望柱、旗杆石等分立两旁，颇为壮观。

李纲墓于1961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李忠定公祠座落于福建省邵武市的李纲路。始建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系朱熹在邵武讲学倡修的，并为之撰书建祠碑记，后毁。景定间（1260年－1264年）迁建于城东行春门外。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又移建于樵溪书院。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书院为府学，祠遂废。正统四年（1439年）复建于府学大成殿之东，成化六年（1470年）迁建樵溪四曲之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建于现址。其后历乾隆、道光至民国间都有多次修缮。1983年予重新整葺，辟为“李纲纪念馆”。除邵武“忠定公祠”外，后人在无锡惠山、胶山及福建福州等地亦建有李忠定公祠，以示怀念。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有五公祠，祠内祭祀着李纲、李德裕、赵鼎、胡铨和李光等五位唐宋年间被贬海南的贤臣名相。

李纲祖宅在今福建省邵武市水北镇一都村下寺旁，现遗存有民间祭祀李纲的“李纲殿”。但其故居受到严重破坏，历史遗存缺失较多。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李纲与历代功臣共四十人得以从祀帝王庙。咸丰初年，配祀于文庙，居东庑。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纲被视作“抗金护宋的民族英雄”，对李纲的研究也进入了第一个高潮期。

福建博物院收藏有多件与李纲相关的文物：李纲后裔曾在20世纪80年代捐赠了李纲上朝的“牙笏”、祭祀李纲时所有祭品的《册典》及福州林家捐赠的“靖康元年李纲制锏”。

《李纲行状》

《李忠定公年谱》

《宋史》卷358~359

《八闽通志》卷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