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秦朝建立经西汉，至东汉灭亡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在战国绘画发展的基础上，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巩固和上升，社会经济趋于繁荣和发展，而展现出新的面貌，更加重视绘画的政治功能和伦理教化作用。它将战国时期地域不同的绘画风格融合起来，形成博大、昂然向上的总的统一的时代风格。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时期，也是中国民族艺术风格确立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使得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宣扬功业，显示王权而进行的艺术活动，在事实上促进了绘画的发展。西汉统治者也同样重视可以为其政治宣传和道德说教画像石及画像砖墓中见到当时绘画的遗迹。秦汉时代艺术以其深沉雄大的气魄，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

一九五二年在河北望郡县城东二里发掘出一汉代古墓，在墓的前室四壁及甬道两壁上布满了壁画。画分上下两层，上层绘吏属人物形象，下层则是禽兽，并各有榜题。在过道券上绘云气鸟兽图案。前室象征墓主前厅，南壁门两侧绘职掌守卫的“寺门卒”和“门亭长”，东西北三壁画墓主人生前衙寺内的门下诸吏、椽属和侍卫，如负责击鼓禀奏的“槌鼓椽”、掌管刑狱的“仁恕椽”、维持治安的“贼曹”、登记功过管理罚赏升降的“门下功曹”、为墓主人车前护卫的兵卒“辟车伍佰”等。人物的刻画因职务和职掌的不同而在姿态、衣着上区别，突出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征。门下小吏，勇猛过人，有万夫莫挡之气势；举止斯文，神态悠悠的是“主簿”，表现出汉代典型的文职官员形象。绘画的表现方法以简练的墨线勾勒人物的形态特征。衣纹简洁却又合乎运动规律，用笔流畅有力。可以看出到了汉代古代绘画在长期艺术实践中经过逐年积累、不断探索，已在绘画语言的变化运用上取得一定的进步，虽然汉代绘画在线的运用、形的描绘上还处在中国绘画粗犷、拙朴的阶段，但整幅壁画已反映出汉代艺术家描写生活、认识生活的艺术技巧，是中国古代艺术作品中辉煌灿烂的一页。

秦汉时代的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等门类。 秦代的绘画，实物流传极为稀少。能够据以了解秦代绘画面 貌的遗物，仅是历年来从陕西临潼、凤翔等地出土的模印画像砖，咸阳秦宫遗址出土的壁画残片、刻纹画像砖、建筑瓦当纹样，以及在其他地区发现的少量工艺品上的装饰图案等。汉代历时4个多世纪，是传统美术特定的民族精神与形式风格基本确立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巩固的重要时期。汉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绘画艺术，毛延寿、樊育、陈敞、刘白等都是后世知名的御用画工。

1972至1974年间，湖南长沙马王堆两座汉墓以及山东临沂全雀山九号汉墓的几幅彩绘帛的相继出土，丰富了汉代绘画的实物资料，弥补了汉初绘画的空白，使人们对于西汉绘画的实际面貌有了清晰的认识。其中以马王堆一号墓彩绘画最为成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工笔重彩画高古游丝描矿物颜料为主，厚重沉稳，鲜丽夺目而又谐调;构图以密托疏，采用规整、均衡的图案结构与写实形象相结合的手法，主体突出，上下连贯，丰富而又奇变动人。在马王堆三号墓，还有3件值得注意的帛画作品。其一是藏在漆奄之内的气功强身图解，人物单个排列，以显示各自的健身体态，形貌服饰各个不同。另两幅分别张挂在棺室东西壁上，其内容被认为是表现统治者的“耕祠”活动，有车马，仪仗之属，数以百计，可谓洋洋大观;构图上克服了先奏时期人物上下平列的手法，用俯视的角度来描绘车马仪仗行列的全貌，这是时下所见最早的记录现实生活的大型绘画作品。惜剥损较重，只能观其大略。

由于社会风俗习惯的改变，战国时期在绘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从遗存物看）青铜器、漆器上的装饰性绘画，让位于纯绘画的宫殿壁画、地上建筑壁画、墓室壁画及与此相关的画像石、画像砖等。作为用于丧葬的丝织帛画继续流行，漆器上的绘画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提高。在对外交流中，不断吸收域外艺术的新因素。因此，秦汉绘画在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及技法方面，均较战国绘画有了巨大的丰富、提高和拓展，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繁荣景象，为以后绘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潮。

然文献中早有运用绘画装饰建筑的记载，其中也不乏关于战国壁画的描述，但绘画的广泛应用于宫室屋宇和墓室，无疑是在秦汉时期。 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秦每破诸侯，写放(仿)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这些为了宣扬秦始皇统一大业，而建造的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内部，绘制有许多壁画。1979年在咸阳宫殿遗址残壁上发现的车马人物画像，提供了关于秦代壁画的实物凭证。到了汉代，从宫室殿堂到贵族官僚的府邸、神庙、学堂及豪强地主的宅院，几乎无不以绘画进行装饰。“富者土木被文锦，贫者常衣牛马之衣”，这既是汉代社会生活状况的如实写照，也是当时藻饰彩绘宫室屋宇的社会风习的反映。汉代皇宫中的壁画，仅见于记载的就有不少。文帝时未央宫前殿十分奢华，有“雕文五彩画”(见应劭《风俗通义》)。武帝时在甘泉宫内作台室，画天、地、泰一、诸鬼神。宣帝时又在麒麟阁墙壁上图绘功臣像。

东汉明帝时，在南宫云台四壁上画中兴二十八将像。灵帝时亦曾于鸿都门学中图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西汉末年不仅宫殿都绘有壁画，贵族府邸内也有不少壁画。见于记载的有鲁恭王刘余灵光殿内图画，有天地、山神、海灵、古代帝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等形象；广川王刘去的殿门上也绘有短衣大绔长剑的荆轲像，以及另一广川王刘海阳的画屋中绘有“男女裸交接”的壁画等。一般官僚的府舍也都绘有山神海灵、奇禽异兽之类题材的壁画。两汉州郡也利用壁画图绘地方官吏事迹，并“注其清浊进退”以示劝戒,还利用壁画来表彰属吏和进行政治宣传。在对反抗者进行镇压之时,统治者甚至运用壁画作为手段。据《后汉书·刘□传》记载,王莽在悬赏缉拿刘□期间,就曾下令“使长安中官署及天下乡亭，皆画伯升(刘□，字伯升)像于塾，旦起射之。”当然，利用壁画伸张正义的事例也曾见于史籍记载。东汉时延笃遭受党锢之祸而死，他的乡里人士便将他的形象画在屈原庙内，以示景仰

秦汉时期壁画遗迹

(《后汉书·延笃传》)。

汉代绘画不仅大量施于宫室屋宇，亦大量施于陵寝墓室、享堂石阙。汉代习俗事死如生,以厚葬为德,薄殓为鄙,而且借孝悌的声誉,还可以博取功名。这就是使得装饰坟墓，为死者表彰功德的绘画活动（包括绘制被认为能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帛画“非衣”），其规模和数量都达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东汉赵岐甚至在活着的时候，就为自己的坟墓准备壁画，“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后汉书·赵岐传》)。与此可相印证的是迄今已出土的许多汉代墓室壁画、帛画以及大量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现存绘画实物。 除壁画外，在宫殿的屏风上，贵族官僚的车马、舆服、器用上都可见到精美的绘画。汉代还出现一些可以移动观赏的绘画。这些作于木板或绢帛上的绘画被用来赠送，甚至可以买卖，当是后来广为流行的卷轴画之滥觞。据记载，汉武帝晚年曾召黄门画者画周公辅成王故事以赐霍光，东汉光武帝在宴见臣下时，被身旁屏风上图画的烈女像所吸引而“数顾视之”，梁皇后“常以烈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西京杂记》上所载羊胜（西汉时人）所作的《屏风赋》，这样描述屏风的装饰：“饰以文锦，映以流黄，画以古烈，□□昂昂。”可见即使是“古烈”题材，于政治教化作用之外，通过艺术加工，也含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与绘画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对绘画作品的大量需求相适应，秦汉时期以绘画为专门职业的画工日益增多。被罗致到宫廷的专门画家被称为“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知名者，西汉时有毛延寿、陈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东汉时有刘旦、杨鲁等。据《西京杂记》所传，毛延寿“写人，好丑老少，必得其真”；阳望和樊育两人都“善布色”。与商周时期从事绘画的奴隶工匠相比，这些在宫廷中执役的画工不仅专业化程度更高，也有较多的发展各自特长的可能，这无疑会给绘画的广阔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据文献记载，上层社会中的一些文人士大夫（如张衡、蔡邕、刘褒等）也开始染指绘画，这意味着绘画日益受到重视和绘画者社会地位的提高。

在艺术上，最能自由描摹万象，直接而简练地表现艺术家的精神和幻想并容易激起人们强烈的审美欲的当属绘画。

秦汉时期是中国绘画繁荣而有生气的第一个重要时期。秦汉绘画继承了战国时期创立的写实作风和表现方法，突破了商周时期的实用性、装饰性和神秘性风格的束缚，显示了这种艺术的明确要求和力量，闪耀出一种近于奔放的自由之光。

秦始皇虽实行文化统制，钳制学术，但绘画并未停止发展。秦始皇追求奢华享乐，大兴土木，营建宫殿。顶梁架柱、山节藻棁、墙壁门窗都需要绘画来装饰映衬。绘画是宫廷生活必不可少的点缀品，考古已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明。秦宫遗址残存的壁画令今人瞩目。西汉绘画事业兴盛，绘画的 成教化，助人伦 的政治伦理功能得到了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绘画被广泛应用于忠孝节义等伦理的宣扬，所以汉代绘画有 礼教画 之称。例如西汉宣帝和东汉明帝先后进行了大规模地绘制开国功臣的壁画创作， 有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 ，可见，绘画发挥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另一方面绘画仍是有助于美化实际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例如附属于建筑、器皿上的装饰画。

秦汉绘画的题材大体包括三类：第一，以社会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为题材。此类作品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的社会风尚有关。由于汉代皇帝、贵族、地主生前竞相豪奢，模拟描摹现实生活显示气派，死后也贪恋现世，欲将现实的生活图景带到地下，描摹刻画于墓室内，因此表现宴饮、战争、乐舞、车骑、杂技、风俗、生产等生活实况的题材所占比例最大。第二，以宣扬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为题材。汉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伦理起着规范人们思想和行动的重要政治功用，深得统治阶级的宣扬和提倡，因此这类宣扬政教的题材也不少。第三，神怪题材。汉人崇神仙、好方术、迷谶纬、求厚葬都是有名的，其意识形态中包含着十分强烈的幻想和浪漫成分，所以这类神怪题材也占有一定比重。

秦汉继承春秋战国以来的绘画实践并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写实的传统，即要求对形象作如实逼真的描摹。汉代张衡（公元78- 139年）说： 画工恶画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 （《后汉书-张衡传》）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汉代艺术家继承了战国韩非的艺术观点，要求绘画具有写实的特点。第二，汉代绘画毕竟还处于 实事难形 的稚拙阶段。汉代绘画除要求对物象作如实的勾画外，还要求作大块大面的体现。从大处着眼，防止因小失大。汉代刘安在《淮南子-说林训》一书中提出了绘画应防止 谨毛而失貌 ，高诱注解释为 谨细微毛，留意于小，则失其大貌.即要求抓住物象的比例神态，处理好局部和整体的关系。另一方面，汉代绘画理论已经有了写神、写意的要求。提出了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 君形 说。所谓 君形 ，就是要反映出人物的 生气 、神采。刘安在《淮南子-说山训》中说，如果一件作品，画西施的面孔，形象虽很漂亮，却缺乏动人的神态；画勇士孟贲眼睛很大，却无逼人的力量，那么这还不能算作一件成功的作品，其失败之处就在于没有表现出人物的神采。汉人的 君形 说可以看作是后来以形写神说的先声。汉人王延寿在《鲁灵光殿赋》（公元150年前后）对于 图画天地 提出了 写载其状，托之丹青 与 随色象类，曲得其情 的要求。 写载其状 是求形似； 曲得其情 是求神似。

这种见解为东晋顾恺之的 以形写神 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其 随色象类 实际上正是后来南齐谢赫的 随类赋采 说的先声。

秦汉绘画在艺术表现上技法古拙而风格鲜明。其总体风格具有质朴、雄浑、鲜明、奔放的特点。当然在深沉雄大中，还嫌粗率，大多数作品的写实手法不高，人物形象多取侧面，缺乏深入精致的表达能力，表达形式还未足以与丰富的内容相匹配。汉代绘画力求抓大貌大势，在处理大场面上有独到的长处。为了弥补其造型能力不高的弱点，在描摹人物时，往往结合情节气氛，同时运用夸张的手法，着力于神情的刻画，使表现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汉画作品的画面结构，还没有离开习惯的平列和填充性结构，但整个画面饱满、热烈，布局疏密而有韵致，主调明朗而不含混，汉代艺术家在人物关系的经营和重要情节的表现上具有较高的水平。 经营位置 是对空间的处理方法，汉人已具备了多种空间处理方法，如通过散聚的变化，配之以楼阁、山岭的背景表现前后左右的空间感。最常见的表现前后距离关系的，往往以上下的位置来说明。位于画面下者为前景，位于上者为后景，它的特征是前后景很少重叠，也不因距离按比例缩小远方的景物。这种使画面的每一部分都可能出现景物的表现方式就是散点式构图法。这种方法可见于河南密县打虎亭东汉晚期墓壁画，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中，桌子或席子的画法并没有因远距离而使后面的一端缩小，画出的是一个近似平行的四边形，用现代西方的透视观点来说，这种画法没有消失点，用的是平行透视法。这种例子在汉代画像石中也屡见不鲜，它的长处是只要画面许可，就可因平行线所到之处，把画面的纵深表达出来，但缺乏纵深的空间感觉，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的透视画法。散点构画法成为中国画的特点，直到具有很大的势力。汉人描摹形象的 笔触 、线条为后世的中国画奠定了用笔的基础。汉人继承战国楚帛画的表现技法，手法极其熟练，具有非常高超的技巧，特别是在用笔上，常常有一种运笔成风，以少胜多的感觉，寥寥数笔勾画出人物的动态和神情，往往体态飞舞，神情自若，线条准确流畅。长沙马王堆西汉帛画那种纤细挺拔、富有弹性的被称为 高古游丝描 的长线条和洛阳卜千秋墓壁画中起伏跌荡、粗细有致的线条，共同构成了中国线条的两大系统。

更重要的是从笔调的轻重疾缓、柔劲坚挺变化中，透露出画家心手相应的律动感，流露出充满中国情调的笔意和神采。在着色上，秦汉画家广泛应用了朱、深红、浅红、黄、土黄、丹黄、青、绿、浅蓝、深黑、浅黑、白等颜色，并且充分发挥了色彩的性能和技巧，掌握了对比调和、清淡浓重色调的运用以及渲染平涂的技法。中国传统的工笔重彩的体裁在汉代已开先河。另外汉代绘画在表现动态上如人的舞蹈、云气的动荡和动物的奔驰等方面，都发挥了相当高的水平。

秦汉画家地位不高，是技艺工匠，百工中的一种，称画工。他们只能和工匠一样，隶属于皇家官府，被征发驱使去装饰宫廷中的各种器用车銮、服饰旌帜以及宫殿墓室的墙壁。他们的名字及事迹，大多湮没无闻，只有少数人的名字流传下来，或被考古所发现。如在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器上，附有纪年和画工名字，画工文、画工定、画工长、画工广就是其中几例。这些人都是民间画工，是秦汉绘画的基本队伍。史籍记载的西汉画家只有6人，他们都是宫廷画工。画工毛延寿善 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 ，画工陈敞、刘白、龚宽 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 ，画工阳望、樊育亦以 善布色 著称（《西京杂记》卷二）。其中以画王昭君像的毛延寿最为人熟知。东汉绘画开始受到一些士大夫的重视，一些达官、文人、科学家也兼善绘画，如张衡官居侍中、河间王相，既是著名文学家、科学家，也是杰出的画家。长陵（咸阳北）人赵岐亲为自己的寿藏（坟墓）作画题辞，一改当时流行的享乐宴饮题材，画自己所仰慕的先秦政治家子产、季札、晏婴、叔向四人肖像，也画上自己的肖像（《后汉书-赵岐传》）。桓帝时蜀郡太守刘褒也是画家，据说他 曾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 （《历代名画记》）。汉末陈留（河南杞县）人蔡邕（公元132- 192年），官居左中郎将，是鼎鼎大名的文史学家、书法家，也是画家。他曾画赤泉侯五代将相于省，在鸿都门学画过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刘旦、杨鲁也都是著名的宫廷画工，曾作画于鸿都门学。文人士大夫的参与，意味着绘画的地位和艺术性得到了提高。

秦汉绘画艺术，大致包括宫殿寺观壁画、墓室壁画、帛画、木刻画与木简画、工艺装饰画等门类，兼有绘画和雕刻特点的画像石艺术。

从绘画的观念内容与绘画的社会功能角度考察，秦汉绘画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直言不讳地为处于上升阶段的封建制社会的政治教化服务。综观汉代绘画的题材,大致可分为3类:

生活题材

包括车骑出行、庖厨宴饮、乐舞百戏、田猎农事、胡汉战争以及城郭、衙署、庄园、楼阁、仓库等现实内容的社会生活题材；表现地主贵族享乐生活的，有密县打虎亭一幅疱厨图和饮宴图，内画杀鸡、宰牛、酿酒、烹调的情节，婢仆择盘进馔的图象和宴请宾客的场面。表现娱乐的，有沂南画像石的乐舞百戏图，内有惊险的马戏，丰富多彩的杂技，鱼龙曼衍之类的化装节目。在一幅画幅中，表现数十个精彩节目，非常现实生动。小幅构图，有表演七盘舞，或描绘巴俞舞等。洛阳出土的汉画砖中绘有上林虎圈斗兽图。又有军面戏（翻筋斗）、舞偶人戏（傀儡戏）。其他还有鸟获扛鼎、跳丸、跳剑、走索、钻刀圈、马上倒立图景，以及坐着观舞的人，蓄养倡、伎、优伶，宴会，歌舞、吹竽、弹琴图景。表现各种劳动的，有汲水、烧火、杀猪、宰羊、杀鸡、打鸭、烧茶、煮饭。在狩猎图中，可以看到猎人和猛兽搏斗。

古圣先贤

如黄帝、颛顼、尧、舜、禹、文王、武王、孔子、老子、柳下惠等，以及表现儒家忠孝节义观念的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如周公辅成王、丁兰侍木人、老莱子娱亲、董永孝亲、梁节姑姊、齐义继母、秋胡戏妻、聂政刺侠累、豫让刺赵襄子、荆轲刺秦王、二桃杀三士等;荆轲刺秦王画像石《荆轲刺秦王》、《泗水取鼎》、《完壁归赵》是武氏祠较著名的作品。武氏祠分为四个石室，建于公元四七年，题材多为神话和历史人物。所刻图画均采用阳刻阴线表现。《荆轲刺秦王》是诸多故事中最精彩的一幅。图中所绘是图穷匕见，情况处于十分危急之时的场景，图中共刻绘了五人形态：赢政绕柱避走，作仓皇逃遁状，神态充满惊愕急骤的表情；荆轲见事已危殆，急将手中短剑掷向赢政，却因心慌力猛，短剑直刺入宫廷上立柱之中；太医紧抱荆轲；而阶下秦舞阳早已吓得魂不附体，匍匐在地；地上一匣内盛作为见面礼的樊将军於期的首级；远处一卫土似已冲破禁令正欲向前解救。整幅图抓住了秦廷行刺的刹那间场面，充分表现了当时人物的内心活动和外部姿态。

作者在狭小的空间中紧紧抓住动人一刻，深入表现，无论是画面布局还是人物形态的描绘、动势均表现出高超的技艺，是一难得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作品。

神仙灵异、祥瑞珍奇

如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日、月、星宿、雨师风伯、飞仙羽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比翼鸟、连理枝等。东汉王延寿在其《鲁灵光殿赋》中对上述题材及其意义有十分清楚明白的阐述：“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上纪开辟,邃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麟身,女娲蛇躯……黄帝唐虞……下及三后，□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绘画题材尽管包罗万象,有天上、地下和人间,有时间上的回顾和空间上的展开,但从观念形态来说,目的只在劝善戒恶，宣传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古圣先贤、忠臣义士、孝子烈女无一例外都是作为世人的楷模来加以表现的。神话传说、迷信怪异中的形象，则既体现着汉代社会“天人感应”的宗教意识、宇宙观念，也渗透着统治者敬天法祖、神道设教的意图。秦汉时期统治阶级清醒地认识到绘画的这种功利性质，并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宣帝时在麒麟阁画功臣，明帝时在云台画名将，显然都是意在鼓励臣下效法功臣名将尽忠皇室。这种宣传往往收到明显效果，王充《论衡》说：“宣帝之时，图画汉列士。或不在画上者，子孙耻之。”到东汉后期于中央庙堂“图像立赞”表彰功臣名士的方法，被更为广泛地运用。灵帝时高彪迁内黄令，灵帝“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为了表彰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人，灵帝还“诏□中尚书为松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在东汉时期，不仅用绘画表彰官吏，而且也用绘画表彰孝子孝女。如东汉孝子陈纪就被“图像百城，以励风俗”，孝女叔先雄也受到郡县“立碑，图像其形”的荣誉。实际上汉代墓室壁画中普遍流行的车骑出行、歌舞、百戏、宴饮等生活排场的表现，除了炫耀统治者之声威显赫外，其用意也在训诫子孙光宗耀祖博取功名。统治阶级直接利用绘画为政治服务的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绘画的社会功能,起到了刺激绘画发展的作用。

宫殿寺观壁画

秦汉时代的宫殿衙署，普遍绘制有壁画，但随着建筑物的陆续消亡几乎丧失殆尽。本世纪70年代发现的秦都咸阳宫壁画遗迹第一次领略到了秦代宫廷绘画的辉煌。在秦宫遗址3号殿的长廊残存部分上，发现了一支有七辆马车组成的行进队列，每辆车由四匹奔马牵引；另一处残存的壁画则表现的是一位宫女。这些形象都是直接彩绘在墙上的，并没有事先勾画轮廓，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绘画没骨法酒樽及二案，表示此图为杯盘尽撤，宴罢歌舞的场面。用简朴的浮雕，准确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在浮雕的形象上添加线描，倍觉精彩，于古朴中见灵巧，线条遒劲肯定，勾勒熟练，富于起伏，粗细变化、转折顿挫有力，十分生动流畅，穿插在面之间，与面形成对比。点、线、面自然融合，极富韵律感，生动形象地为主题服务。与细腰女伎相对应的手执鼗鼓的男伎，神态诙谐夸张生动而传神。砖左有三人为杂技歌舞伴奏，一男子舒展乘势将起舞，整个画面充满热烈的气氛。

墓室壁画

秦代的墓室壁画遗迹，迄今尚未发现。但是汉墓壁画的发现，则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了。传出洛阳八里台的那组空心砖壁画，是有关西汉墓室壁画的首次重要发现。1931年，辽宁金县营城子壁画墓的清理，则揭开了东汉墓室壁画的面纱。在随后的数十年间，在全国各地又发现了四十余座壁画墓，为探讨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这一时期，已发现的最为重要的壁画墓和墓室壁画有：属于西汉时期的河南洛阳的卜千秋墓壁画、洛阳烧沟61号墓、陕西西安的墓室壁画《天象图》；属于新莽时期的洛阳金谷园新莽墓壁画；属于东汉时期的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山水图》、河北安平汉墓壁画、河北望都1号墓壁画以及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发现的壁画墓等。它们分别描绘了有关天、地、阴、阳的天象、五行、神仙鸟兽、一些著名的历史故事、车马仪仗、建筑及墓主人的肖像等，含意复杂，但大多是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以及对其死后升天行乐的美好祝愿，希望死者在艺人们营造的地下世界里享受富足的生活。

汉代画在缣帛上的作品很多，但历经千年之后，遗存极少。最重要的发现有本世纪70年代分别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山东临沂金雀山的汉墓中的西汉帛画。马王堆1号墓中出土的帛画的含意最为隐晦，学者们的解释极为多样，但一般都认为帛画的上部和底部分别描绘的是天界和阴间，中间两部分则表现的是死者轪侯夫人的生活场景。墓主及各种神禽异兽的刻画极为生动，勾线流畅挺拔，设色庄重典雅，显示了西汉绘画的水平。此外，马王堆3号墓中的三幅帛画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马王堆汉墓帛画

荆柯刺秦王石像图

画像石是遗存丰富，很有特色的秦汉美术史资料。艺术家们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创作了众多精美的图像，用以作为建筑构件，构筑和装饰墓室、石阙等。全国发现的汉画像石数以千。据载，画像石萌发于西汉昭、宣时期，新莽时有所发展，到东汉时进一步扩大，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陕西、四川及其周围地区、西汉晚期画像石以山东沂水鲍宅山凤凰刻石、山东汶上唐河冯君孺人画像石墓为代表，墓内刻30余幅画像，描绘现实生活及神怪异兽等。东汉前期画像石的代表作品有山东长清孝堂山石祠和南武阳石阙画石。东汉后期的画像石以山东嘉祥武氏祠最为著名。该石祠自宋代即为金石学家所重视，元代受水后被掩于地.至清乾隆时才重见天日。其中的武梁祠的画像石最为精美，皆用减地平雕加阴线刻的技法雕成，多为历史故事及神仙、奇禽异兽，技法高超。作者善于抓取历史故事矛盾冲突的高超，并善于运用必要的景物以交代特定的环境，人物之间的呼应关系也处理得非常出色，如《荆轲刺秦王》。出土于成都羊子山1号墓、现藏于重庆市博物馆的《出行、宴乐画像石》为四川汉画像石的优秀代表作。

门楣画像石 东汉（公元25-- 220年） 高40、宽196.5厘米 1996年陕西省神木县大保当乡汉墓出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浅灰色砂岩。画面减地刻，细部涂色加墨线勾勒，分上下两栏。上栏为狩猎圆，是紧张激烈的射猎场面，左、右上角日月轮中分别绘玉兔、金鸟。下栏为车马出行圆，一行三车。车队前后有导骑扈从三人。这批彩绘画像石是陕西画像石的全新资料。

秦汉画像砖

画像砖是秦汉时代的一种建筑装饰构件。秦汉至西汉初期，多用于装饰宫殿衙舍的阶基；西汉中期以后，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壁面；东汉则是画像砖艺术的鼎盛时期。秦代的画像砖用模印和刻划两种方法制成，形状分大型空心砖和实心的扁方砖两类。临潼出土，今藏陕西省博物馆的一块《侍卫、宴享、射猎纹画像空心砖》，是现存秦代模印画像空心砖的代表作。西汉画像砖则以河南洛阳的出土品为代表，以简洁有力，形象生动传神著称。东汉的画像砖以河南、四川两省出土最多。艺术造诣最高的是四川成都一带出土的东汉后期画像实心砖，画面一次模印而成，构图完整，大多表现现实生活情景，代表作有《弋射收获画像砖》等。

秦汉绘画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题材和领域，发展了中国绘画描绘现实生活及刻画人物性格的能力，丰富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通过对战国绘画的综合与对外来文化因素的吸收，秦汉绘画为形成中国绘画的民族性特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秦汉绘画具有空前规模的艺术实践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绘画中以传神论为美学核心、以顾恺之为代表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绘画才得以发展起来，而灿烂的外来佛教绘画艺术也才得以找到它可能生根开花的丰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