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二世（德语：Friedrich II，1712年1月24日-1786年8月17日），又译作弗里德里希二世，后世尊称其为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是霍亨索伦王朝的第三位普鲁士国王（1740年5月31日-1786年8月17日在位），军事家、政治家、作家。

1712年1月24日，腓特烈二世出生于柏林。父亲是曾为普鲁士奠定军事统治初步基础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母亲是英王乔治二世的妹妹索菲·多罗特娅。少年时期的腓特烈机敏、聪慧、富于音乐才能，又从母亲那里受到法国文化的熏陶。被人称为“士兵国王”的父亲，执意要把他培养成军人，竭力向他灌输军事和国家管理知识。然而，威严的父亲却难以驾驭执拗的儿子。父子思想感情上的对立日趋尖锐，1730年8月，18岁的腓特烈企图逃往英格兰，但在过境时被守军擒获，随即被父亲监禁在了屈斯特林。同行者、他的挚友汉斯·赫尔曼·冯·卡特则被斩首，并逼迫他观看了行刑。此后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腓特烈一直在屈斯特林被密切监视着。虽然他已经从监禁状态中被释放出来，但作为惩罚，他接受了政府实际行政事务的培训，包括周日4个小时的布道和礼拜。

1731年8月，父子各作让步，矛盾有所缓和，这才重叙骨肉之情并确定了腓特烈的王位继承权。

1732年3月10日，腓特烈在父亲的压力下，不情愿的和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订婚。伊丽莎白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个远房亲戚。两人并未诞下子女。腓特烈基本上和她分居，只在节庆场合一同出现。4月，腓特烈被任命为一个步兵团的上校并搬到了第一营指挥部的所在地、柏林西北的小镇鲁平。在这里，腓特烈孜孜不倦地学习军事事务。

1733年6月10日，腓特烈与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举行了婚礼。

从1736到1740年，身为王储的腓特烈按他喜爱的方式在莱茵斯堡生活了四年。这段生活对其毕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间，他曾怀着强烈的求知欲学习哲学、历史、文学，写出《反对权术主义》一书，该书于1739年在海牙出版。

主词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

1740年，腓特烈二世登基，他把军队看得高于一切，不惜以全部工业收入供养军队。他的军费开支为1300万塔勒，占国民收入的4/5。他采用了新式募兵制度，为以后实行义务兵役打下基础。腓特烈二世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纪律森严。士卒以玩忽职守为耻，绝对顺从为荣，宁愿战死，也不临阵脱逃。腓特烈二世曾对骑兵加以改编，以利于采用速战速决的战术。他所创建的骑兵和炮兵战术，后来在拿破仑时代被各国广泛采用。腓特烈二世热衷于研究战略战术，他认为打仗目的在于消灭对方力量，主张尽力选择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敌军，逐一击破。腓特烈二世把“进攻”提倡为他的“军队所特有的精神”。他在给其将领的一份指令中说：“我们的士兵的天才就是善于进攻。”

腓特烈二世登基不久，奥地利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去世，因无男嗣，由其女玛丽亚·特蕾莎继位。腓特烈二世鄙视女皇，觊觎她的王位继承权，又垂涎于奥地利富庶的西里西亚省。1740年12月，腓特烈二世发动西里西亚战争。当时，奥地利在外交上取得一定成功，疆域不断扩展，但它在欧洲树敌颇多。西班牙、法国以及巴伐利亚和萨克森都与腓特烈二世结盟，因而普鲁士一方力量较强。腓特烈二世以精兵攻敌不备，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西里西亚。但是，奥地利却得到匈牙利的支持。腓特烈二世很快就遭到奥匈联军的有力还击，预感战局不利，他便背弃法国、西班牙、巴伐利亚等盟国，在1742年单独与奥地利媾和。1744年，腓特烈二世又发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5年，他又重演单独议和故伎，缔结普奥和约：普鲁士获得土地肥美、具有发展工业优越条件的西里西亚省，而前提是承认玛丽亚·特蕾莎的丈夫洛林大公爵弗朗茨·斯特凡（即弗朗茨一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尽管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到1748年才正式结束，但腓特烈的普鲁士王国却是从1745年就退出战争，作壁上观。一直到1756年七年战争爆发，腓特烈赢得十年的和平建设时期。在这十年里，腓特烈不但整军经武，并且发展经济，为后来的七年战争作好准备。

18世纪50年代普鲁士的外交形势越来越严峻。首先腓特烈与英国交好，缔结《白厅条约》，保证英王在德意志的汉诺威领土不受侵犯，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这就大大触怒了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法国。而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莎，从来也没有忘记卧薪尝胆，她的首相考尼茨-里特贝格亲王成功地联合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和法王路易十五，渐渐给普鲁士的脖子套上外交绞索，积极准备收复西里西亚。

腓特烈二世看到形势日益严重，决定与其坐等战争降临，不如对奥地利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1756年8月，腓特烈二世率军进攻萨克森和波希米亚，“七年战争”爆发。普鲁士军来势凶猛，咄咄逼人，打得奥地利措手不及。在1757年5月的布拉格战役中奥地利遭受重大损失。但1759年后的战局发展，却使普鲁士军处境日渐窘迫。在盟军的大力支援下，奥地利在库涅尔斯道夫战役中大伤了腓特烈二世的锐气。普鲁士将领战死者近百名，被擒者数十名，首都柏林一度被俄军占领。1762年1月，正值普军四面受敌、濒临绝境之际，俄国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去世。继位者彼得三世非常崇拜腓特烈二世，改行亲普鲁士的政策，他立即下令俄国撤兵，并签了与普鲁士的同盟条约，为腓特烈二世解围。1763年2月15日，奥地利、普鲁士和萨克森三国在胡贝图斯堡签署了《胡贝尔图斯堡和约》，条约承认了普鲁士对西里西亚的所有权，保障了普鲁士在中欧的强权地位。腓特烈二世个人也赢得了大帝的称号，更树立了军事天才的个人荣誉。

七年战争后，腓特烈二世致力于普鲁士的经济复兴。他建立起严格的管理体制，其特点是集中统一，讲求实效。国王大权在握，不容忍下属机构的轻率和怠慢，从而使“管理与军队构成普鲁士的柱石”。

腓特烈二世曾颁布过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法令。如1763年关于取消波美拉尼亚农奴依附关系的法令，以及禁止把农民驱逐出份地的命令。他宣布保证农民的财产权和土地继承权，责成顽固的贵族允许流离失所的农民在战争中被侵占或已荒芜的农民家园上定居下来。国家改良了奥得河和纳茨河沼泽地；还曾为农民提供牲畜，修复住宅，重建村落。当时分别设立了国家和军队银行。一切工业税纳入军队银行，该行负责支付全部军用开支。其他款项均由国家控制。有名的柏林银行就创建于此时。国家还控制了烟草、咖啡和盐的销售。对外奉行的掠夺政策和国内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条理化，使普鲁士较快地兴盛起来。

主词条：第一次瓜分波兰

在1764年至1766年间，波兰革新派在希望加强王权的国王默许下开始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引起了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干涉。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对波政策，得到腓特烈二世的支持。1764年俄普在彼得堡签订的同盟条约，就是旨在反对波兰和奥斯曼的。条约的一项秘密条款宣称，双方坚决不允许“波兰共和国丧失自由选王的权利并使之变为王位继承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以反对推翻波兰共和国的制度及根本法”。双方还决定“用最有利的方式”，保护波兰的东正教徒和路德教徒，使他们享有同天主教徒一样的权利。

1766年，俄普两国向波兰提出“异教徒问题”，通过它们的驻华沙大使，要求波兰议会通过非天主教徒同天主教徒的权利平等法案。俄国和普鲁士的粗暴干涉，引起了波兰许多议员的激烈反抗，同时也加剧了俄国同奥斯曼、奥地利、法国的矛盾。

1768年10月6日，俄土战争爆发。随着俄国对奥斯曼战争的节节胜利，引起了奥地利的不安。俄军的胜利直接危及奥地利在巴尔干的利益，而俄国利用宗教问题对波兰进行干涉，也会引起奥地利境内东正教徒的反应。与约瑟夫二世共掌政权的玛丽亚·特蕾莎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同俄国的冲突。普鲁士也不愿看到俄国过分强大，更不愿承担1764年俄普同盟条约中所规定的在对奥战争中提供财政援助的义务；而且它正急于趁机兼并把东普鲁士和它本土隔开的那块波兰领上（格但斯克波莫瑞）。有鉴于此，腓特烈二世在1769年2月首先提出了由普、俄、奥三国瓜分波兰的建议。

1769年夏在尼斯和1770年秋在摩拉维亚的诺伊斯塔特，腓特烈二世和约瑟夫二世举行了两次会晤，就瓜分波兰问题达成了默契。两国君主决定迫使俄国放弃在巴尔干的领土要求，并接受瓜分波兰的建议。1771年7月，奥地利和奥斯曼在君士坦丁堡签订了同盟条约。眼看奥地利即将参战，叶卡特琳娜二世和主持外交事务的潘宁大臣为了避免俄国外交上的孤立，阻止奥地利倒向奥斯曼一边，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对波兰实行保护的政策，接受了普鲁士所提的由三家瓜分的建议。1772年8月5日，俄、普、奥三国在彼得堡签订了瓜分波兰的条约。

根据这一条约，三国瓜分了波兰下述领土：普鲁士得到了波莫瑞地区（格但斯克除外）、赫翁诺省（托伦市除外）、马耳博克省、瓦尔米亚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及一部分大波兰地区和库雅维地区，共计面积3.6万平方公里，人口58万；俄国分得了西德维纳河、德鲁齐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白俄罗斯地区（包括里夫兰省、波洛次克省的北部、维帖布斯克省、姆什切斯拉夫省和明斯克省的东南部）和拉脱维亚的一部分，面积共达9.2万平方公里，人口130万；奥地利分得了维斯瓦河和桑河以南地区（包括克拉科夫省、桑多米尔省的南部）、加里西亚的大部分（包括利沃夫和波多利亚、沃伦的一部分），共计面积8.3万平方公里，人口265万人。

1772年9月18日，俄、普、奥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宣言，声称这次瓜分是为“恢复波兰的和平和秩序”。1773年5月，波兰议会在三国的逼迫下，批准了瓜分条约。1775年，三国又分别同波兰订立了不平等的通商条约。这次瓜分使波兰丧失30％的领土、人口减少35％。瓜分前，波兰领土为了73万平方公里，人口1150万；瓜分后波兰只有领土52万平方公里，人口750万。

主词条：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

1778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为巴伐利亚王位继承问题发生严重纠纷。巴伐利亚邦的统治家族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选帝侯没有子嗣，嫡系行将断绝。这时奥地利要求巴伐利亚在选帝侯马克斯·约瑟夫死后订立一个条约，承认哈布斯堡王朝对下巴伐利亚的要求，明德尔海姆领地以及波希米亚在上普法尔茨的前采邑应立即割让给奥地利，而不管当地居民的异议。奥地利军队占领了这些地区。普鲁士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奥地利扩大它在帝国内部的地盘，因而表示激烈反对。腓特烈二世于1778年7月率领军队开进了波希米亚，期间只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战斗，并由普鲁士军获得了胜利。作为俄国的同盟者，腓特烈二世希望获得俄国的军事援助，但叶卡特琳娜二世想作为这次王朝战争的仲裁人。她一面向维也纳提出一项威胁性的宣言，要玛丽亚·特蕾莎“充分满足德意志诸侯的正当要求”；另一方面，俄国驻普鲁士的代表，“摆出一副代表本国宫廷前来向德意志发号施令的全权公使的架势”。根据普奥双方的要求，俄国和法国一起作为调停人，1779年5月13日，普鲁士和奥地利在铁申签订了《切欣条约》。俄国保持了对普鲁士的良好关系，但不允许它实际上加强自己；奥地利也没有实现自己的要求，但是得到了面积不大却很富裕的博格豪森地区。

1785年7月，腓特烈二世组织起诸侯联盟，加入该盟的共有15个德意志邦国。

1785年8月，腓特烈二世淋雨后发烧，并由此患上了头疼和哮喘。

1786年8月17日凌晨，腓特烈二世于无忧宫中在他的沙发椅上安然逝世，享年74岁。他身后无子，由侄子继承皇位，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腓特烈二世登基后厉行改革，他的改革涉及很多方面，其主体是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

政治改革主要是行政改革和司法改革，旨在削弱容克贵族特权，加强中央集权，废除严刑峻法，制订法律典章。这是腓特烈二世所实行的开明专制的主要内容：

行政改革

腓特烈二世的先辈们，为赢得容克们支持，曾给他们种种特权。根据1653年的邦议会决定，容克贵族有权无限制地向农民征取劳役、地租等，对农民行使审判权和警察权，不仅把农民本身，而且把农民全家都变成农奴。腓特烈二世继位后，为克服各省的离心倾向和削弱容克的特权，陆续设置了一系列中央管理部门。1740年建立商业手工业部，1746年建立军事管理部，1766年建立财务关税部，1768年建立矿业冶金部，1777年建立林业部。通过 加强中央政权使各省的相应部门逐渐失去作用。

腓特烈二世对移民和小宗教信徒（胡格诺教徒，天主教徒）宽容开放，是他内政的特色之一。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克花园那里，一座新教的教堂和一座天主教教堂并排而立，可算得上18世纪独一无二的景致。但是对犹太人的歧视，腓特烈二世却是一字不漏的继承了前任的政策——1750年修订后的总特权政策。普鲁士是欧洲第一个享有有限出版自由的君主国。在他的统治下，同性恋者并不会受到迫害。

腓特烈二世希望彻底废除农奴制，但在普鲁士地主的强烈反对下失败。但在国王的属地上却能逐步实行，腓特烈二世在新开辟的地区里建立小镇和农村，让有自由身份的农民入住。当出于国务原因而需要延长农奴合同的时候，这些帮工，雇农和女仆会被问及他们雇主的情况及待遇，管理不善的雇主，其手下的雇农将有可能被调派到有妥善管理记录的雇主处。

司法改革

腓特烈二世对法律的发展贡献良多，他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740年6月3日，刚刚即位的腓特烈二世下令给司法大臣，规定除了反对国王、叛国以及重大的谋杀事件外，普鲁士将不再有刑事被告。这也标志着腓特烈二世立法和司法改革就此开始。

18世纪40年代中叶，腓特烈二世让法学家们拟定一个新的、普遍有效的立法体系，以统一普鲁士各省中不相一致的、互相矛盾的立法。冯·柯克采伊是国王立法和司法改革的主要助手和主持人。腓特烈二世在冯·柯克采伊的帮助下，确定了法庭规章制度，统一了法院组织章程与检察章程。《普鲁士国家公法》的制定无论是对普鲁士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重要影响，尽管这一巨大的立法工作直到腓特烈二世去世后五年才得以完成，但腓特烈二世和冯·柯克采伊无疑为其制定奠定了基础。

工业

首先，改革国家经济管理部门，以利于中央对经济的统一领导。

腓特烈二世继位时，主管国内事务的中央政府机构是建立于1723年的总理衙门，由政府大臣和枢密院顾问组成，负责向国王提供建议，并按照对各省的管理分成几个部门。因此，总理衙门是一个全能型政府机构，其存在的原则一是大臣对国王联合负责，二是以地域而不是以职能行使职责。

显然，这样的机构存在两个突出的弊端，其一是不能使王国事务形成一个有效的整体，实行中央集中领导；其二是不利于中央对各经济部门实行专业化管理和领导。因此腓特烈二世对该机构进行了许多改革。这些改革总的来说，主要是建立一些新的职能型政府部门，以代替全能型的总理衙门，加强对部门经济的领导。1740年到1777年，腓特烈二世先后建立了工商业部、军事管理部、财务关税部、矿业冶金部、林业部等新的职能型部门，到其统治结束时，基本上在中央建立健全的政府经济部门，加强了对经济工作的统一有效领导。

其次，因地制宜，采取不同政策促进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发展。

为了加强对普鲁士重工业的开发和领导，腓特烈二世于1768年成立了王家矿业署。他指示该署负责人海尼茨制定重组和扩大普鲁士制铁工业的计划，并拨出26万塔勒用于扩大和改善采矿业和冶金业。在国家参与重工业发展中，以开发西里西亚最为典型。腓特烈二世通过立法，扩大王室对西里西亚矿藏资源的所有权，大力发展国有企业。1740年以前，西里西亚的地主们拥有在他们领地范国内发现的矿藏的所有权。为了便于国家大规模的开发、利用西里西亚的矿藏资源，腓特烈二世于1756年颁布了“矿业法”，规定王室应获得该地矿石产量的十分之一。七年战争以后的重建时期，他又制定了新矿业法，据此，国家获得了将某一地区指定为王室矿业特许租借地的权利。私人开采者只有在取得王室特许后才能开采矿石。

1753年至1754年，政府在马拉帕涅和克雷兹堡建立了三座鼓风炉，为解决人力不足问题，政府采取不承担各种义务、低税率、疾病工资、住房津帖、免服兵役等优惠政策，吸引曼斯菲尔德、勃兰登堡、萨克森的技术工人和、矿工移居西里西亚，从而保证了国有企业职工的素质。

再次，力图改变国际贸易模式，积极扶植纺织业的发展。

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纺织业是普鲁士最大的也是唯一能生产出口物品的制造业部门。为了改变普鲁士以出口谷物和原料为主的国际贸易模式，减少国际贸易中的逆差，腓特烈二世采取各种措施保护、扶植纺织业的发展。继位不久，他就颁布了一项禁令，严格禁止出口毛皮、羊毛和纱锭，禁止外国纺织品进口，违者处以死刑。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腓特烈二世通过王家赐予和成立抵押银行贷款形式，向纺织业主提供资助。他还设立了“丝织业基金”，由国家信贷机构提供10万塔勒的初始基金。该基金由纺织业负责人管理，不受财政局控制。此外，政府还每月向丝织业提供津帖，即使在经费困乏的七年战争期间，他还给制丝业业主提供5万塔勒的资助。为解决织工短缺问题，腓特烈二世采取向外国企业家和技工提供机器、津贴、年金和减免税额等特权，吸引他们来柏林工作。在七年战争期间，每年用于引进外国熟练工匠的费用仍达3000塔勒。由于采取以上种种措施，普鲁士的纺织业迅速发展。据海茨贝格1785年的统计，普鲁士毛纺织品年出口值达400万塔勒。仅西里西亚的亚麻出口值就由1748年的350万塔勒增加到1790年的590万塔勒。

农业

1.建立经济稳定的农民阶层

第一，由“保护”农民向“解放”农奴发展。腓特烈二世继续奉行其前辈试图禁止领主驱赶和虐待农民的政策。1750年，盖特伯爵夫人因虐待女奴而被处六年监禁。腓特烈二世认为宣判太温和，命令重新审判。腓特烈二世首先在波美拉尼亚，以后又在其他地区减轻农民的劳役，改每周六天的劳役为三天。1777年，他宣布农奴使用土地权可以世代相传。这无疑对限制领主驱赶农民、剥夺农民的土地有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腓特烈二世开始向传统的法律原则开刀，在解放农奴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1763年，他颁布法令，取消波美拉尼亚农奴依附关系。1771年11月8日，他下令废除普鲁士的所有人身依附和奴役状态。尽管他的这些政策遭到了贵族领主的强硬反对，但其政策的制定和在一定程度与范围的贯彻执行，对农奴制度进行了冲击，奠定了19世纪斯太阳——哈登堡及以后一些政治家解放农奴政策的基调。第二是鼓励移民，扩大生产者队伍。腓特烈二世利用邻国每一次提高税额，每一次天灾人祸之机会，鼓励、吸引外国人移居普鲁士。在他统治期内，共新建了539座农民村落，有42万个农户移居普鲁士。这些移民除随身携带了大量实物外，还带来了他们的技艺。腓特烈二世用在移民身上的直接费用达2500万塔勒。他还以减免赋税、免服兵役等措施优待移民。这对于稳定移民情绪，使其迅速适应新环境，安家立业，发展生产都有积极意义。

2.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粮食和其它农业品的需求量扩大了。为了得到更多的耕地，腓特烈二世鼓励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垦荒地。18世纪50年代，政府实施了一项由工程师冯·哈莱姆制定的大规模改造沼泽地计划，并为此动用了军队。1753年，排干沼泽地15000公顷，有6000余人迁居到这片新的肥沃土地。对奥德河流域的治理使腓特烈二世得到了22.5方公顷土地，在此建立起12000个小农家庭。对此，腓特烈感叹自己不费一枪一弹就“赢得了一个省”。

3.建立农业贷款银行，向地主和农民提供农业生产用贷款

为了帮助地主和农民解决农业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腓特烈二世采纳了柏林商人布雷的建议，分别在西里西亚、马尔克、勃兰登堡和波美拉尼亚建立了三家农业贷款银行。这些银行通过发行抵押债券，向大地产所有者提供大量资金。西里西亚的农业贷款银行第一发行债券就达2000万塔勒，其中腓特烈二世提供了20万塔勒。这些钱被用来实施改良土壤、植树造林以及作为农业生产资金，对普鲁士的农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4.鼓励学习外国先进耕作技术，努力改善普鲁士农业生产条件

腓特烈二世十分注意英国和荷兰农业生产方法的成就。他支持翻译出版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杨格有关农业方面的著作，聘请英籍经济学家来普鲁士工作，派遣国有土地承租人的子孙们去英国学习农业生产方式。腓特烈二世重视改善牲畜品种和质量。他引进西班牙美利奴的细毛羊，鼓励农民在冬季圈养羊。在他统治期内，牲畜数量迅速增加，仅西里西亚和勃兰登堡两地，就有羊3.5万只。为了提高国产烟草质量，节省国家在购买美洲烟草上的开支，腓特烈二世于1780年责成化学家阿卡德研究改进烟草种植问题。当阿卡德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就时，腓特烈二世赐给他500塔勒，表彰他在改进烟草种植方面做出的贡献。

贸易

腓特烈二世即位时，普鲁士还不是德国的主要经济区，其国内外贸易都很不发达。因此，腓特烈二世在努力扶植农工业发展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发展国内外贸易。

首先，通过战争扩大普鲁士版图，改变中欧贸易路线，为普鲁士争得更多的市场。腓特烈二世在位期间，发动或参与了四次对外战争。通过战争，普鲁士领土由分散到集中并不断扩大，中欧的贸易路线发生变化，普鲁士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1786年普鲁士之地位，是在牺牲周边国家，尤其是波兰、奥地利、萨克森的利益基础上取得的。

1769年至1770年，腓特烈二世借口保护其领地免遭瘟疫威胁，强行占领了西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和涅兹地区。1772年，兼并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的几个省。他又几次重划疆界，巧取了但泽附近和涅兹河流域的一些村庄。腓特烈二世还控制了梅梅尔和马格德堡之间的所有领地。这些领地不仅使普鲁士每年有170万塔勒的收入，而且其原属波兰的经济贸易特权也转归普鲁士所有了。

其次，修筑运河，改善交通，为发展贸易创造运输条件。改善交通状况，是腓特烈二世促进贸易发展的重要一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措施是开凿运河，建设港口、码头，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沟通奥得河和哈威尔河的芬诺运河重建工程于1746年竣工，1757年，连接易北河和哈威尔河的普劳恩运河开通。通过这条水路，把易北河与奥得河连接起来，方便了北海和波罗的海许多港口城市同柏林、马格德堡、布累斯劳及法兰克福等内陆商业中心的贸易联系和货物运输。1757年底，连接奥得河与维斯瓦河的布罗姆贝格运河建成，吸引了波罗的海的对普贸易；与此同时，整治鲁尔河的工程大规模展开，以便马尔克县的煤和金属制品顺利地运往莱茵河地区。

再次，成立海外贸易公司，扩大对外贸易。第一次瓜分波兰后，普鲁士获得了西普鲁士省，控制了维斯瓦河下游和波罗的海沿岸的一块狭长地带。当时，掌握这一地区贸易的主要是但泽商人。为了尽可能利用第一次瓜分波兰后所获得的经济优势，腓特烈二世除了继续采用政治、军事等压力迫使波兰和但泽当局就范外，还于1772年10月在马林温德成立了海外贸易公司，以便从但泽商人手中夺取这一地区的贸易特权。该公司拥有在普鲁士东部省份经营盐业进口贸易的特许权；所有沿维斯瓦河下游运输的石腊，必须全部卖给该公司；他有权在斯德丁和其他普鲁士的波罗的海港口获得地皮和建造仓库。当美国宣布独立时，腓特烈二世承认了美国政府，并于1785年同美国达成一项贸易协定。

财政

1768年，普鲁士的财政收入为1380万塔勒，随着政府支出的日益增加，原有的货币政策、税收体制和管理方法，已越来越不适应政府需要了。因此，七年战争以后，腓特烈二世围绕迅速治愈战争创伤，稳定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主题，多方调整和改革财政政策。腓特烈二世采取的第一项财政政策是紧缩通货，平抑物价，稳定金融，改善经济环境。战争结束后，腓特烈二世认识到，普鲁士的重建工作，不能再靠通货膨胀的政策，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是普鲁士经济复兴所必需的。因此，他于1763年5月颁布铸币法，规定了各种不足值货币同战前币值兑换的比率，收回了一些不足值货币；1764年3月，他又颁布新的铸币法，规定以1：19.75的比率铸造的塔勒价值，比战前的币值低40%，这实际回到了战前1马克纯银铸币14塔勒的标准。这项政策对于使国家经济在稳定的金融体制基础上复兴和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腓特烈二世财政政策的第二项内容是实行烟草、咖啡和盐业专卖，以此增加财政收入。腓特烈二世于1766年7月成立了烟草管理总局。该局拥有进口、加工、销售烟草的绝对权力，并建立了一支查堵走私和其他违反专业权行为的防卫力量。他在1776年宣布，烟草专卖每年可带来100万塔勒的收入。到腓特烈二世统治结束时，这项收入高达128.6万塔勒。烟草专卖的成功，使腓特烈二世于1776年和1781年分别实行盐和咖啡专卖。腓特烈二世要求居民每年至少买一配克盐。还规定了农民为其牛羊等牲畜购买盐的数量。1778年至1779年的统计表明，盐业专卖所得收入计130万塔勒。咖啡专卖的进口业务由海外贸易公司控制，每一个省都成立了一个咖啡栈。为了防止走私，政府采取了不得人心的手段，即缉私员不仅可以在城门口，而且可以在街道上把行人拦住检查，居民的住房可随意闯入，强行搜查。

腓特烈二世财政收入的第三项内容是改革税收制度，加强税收管理。腓特烈二世在1776年建立了财政关税部，把以省为基础征收间接税的工作，改为全国统一征收关税和消费税，朝着统一普鲁士财政管理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腓特烈二世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大量储备黄金，以备战争之需。他建立了一些常设性库存，如波茨坦的“王家库存”，用于西里西亚防守的“西里西亚珍宝库”，用于易北河流域驻军的“马格德堡粮草基金”等。到1786年腓特烈统治结束时，仅“王家国库”中的战争储备金额就达6000万塔勒。从流通中抽出大量货币储存起来，作为战争基金，使本来就有限的资金闲置起来，不能用于正常的经济发展，对普鲁士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军事改革

一、发展军备工业，改善武器装备。腓特烈二世继位时，普鲁士只在柏林有一个铸造厂、一个火药厂，在施潘多有一个步枪厂，在库尔马克有几个冶金厂，在埃伯斯瓦尔德有个铜厂。虽然普军当时的需求很小，但军备生产仍难满足需要，不得不从荷兰等国进口武器。为防止大批资金流向国外和使军队的需求建立在本国军备工业基础上，腓特烈二世大力发展军备工业。1741年在布雷斯劳建立了第二个大铸造厂，又在波茨坦建立了步枪厂，并不断扩大现有军备工业的生产能力。1741年—1762年普鲁士共生产了1500门加农炮。1746年—1756年柏林火药厂年产量从4000担增至5000担。军备工业的发展为改善武器装备提供了前提。1740年普军有2425门加农炮、252臼炮和54门榴弹炮，共计2731门。到1786年腓特烈二世去世时，普军有6224门炮，即1860门野战炮、4113门要塞炮和251门攻城炮。火炮重量也大大减轻。1754年起装备的新3磅炮和6磅炮，其重量分别只有207公斤和250公斤，而1740年3磅炮和新6磅炮分别重386公斤和746公斤。七年战争前装备的12磅炮重是375公斤，而原12磅炮重1440公斤到1600公斤。火炮的重量减轻，机动性提高。

二、改组骑兵和炮兵。腓特烈二世继位时，普鲁士骑兵由骑着笨拙的马匹、只受过射击训练的重装骑兵组成。1741年4月10日，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的首次会战莫尔维茨会战中，数量和质量均居劣势的普鲁士骑兵很快被奥地利骑兵逐出战场。这次会战后，腓特烈二世和骑兵指挥官泽德利茨立即着手改组骑兵。改组后的骑兵包括胸甲骑兵、龙骑兵和镖骑后骑兵。前两种骑兵通常以5个中队编成一个团，后一种骑兵则以10个中队编成一个团，每个中队约120人。为对付奥地利的边防轻步兵部队，腓特烈二世增加了轻骑兵的数量。在骑兵训练方面，骑术受到重视，射击和徒步行走退居次要地位。胸甲骑兵不再配备手枪，龙骑兵也不再配备卡宾枪，骑兵的武器装备大大减轻，提高了前进速度和冲锋的猛烈性。普鲁士骑兵在神速地有组织地冲锋，迅速变换队形，巧妙向翼侧冲锋，冲锋后迅速集合变更部署等方面，是任何骑兵都不能相比的。对炮兵的改组最重要的是把炮兵分成营属炮兵和重炮兵。3英磅和6英镑属于营属炮，在作战中伴随步兵，在会战时通常置于营团之间前20步。前进时需要大量的人力拖炮行进，在1200步的距离上开火，当接近400步时就转入中间地带占领阵地。当步兵开始端刺刀冲锋时，营属炮兵停止炮击，以免误伤前进中的本方步兵。他还首创了骑炮兵，即让自己的部分炮手乘马以增强炮兵的机动性。炮兵由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开始时的辅助兵种发展为与步兵和骑兵并列的三大兵种之一。

三、严明纪律。贵族和军队是普鲁士王权的统治支柱。军官只能由贵族担任，使贵族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对立充分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士兵则是招募来的，以打仗为职业的雇佣兵，其中还有不少外国人。士兵绝大部分出身农民，也有不少流氓、地痞和无赖。把这样的乌合之众组成军队和仅用年轻的贵族担任军官，官兵之间的对立十分尖锐，士兵们不可能有报效国家和人民等高尚的精神，所以随着普鲁士军队的迅速壮大，腓特烈二世极力要求军队具有铁的纪律，把“严明军纪”上升到了“军魂”的高度。当时腓特烈二世着重培养军官的忠诚服从精神和军人荣誉感，并通过他们和严厉的军法来控制整个军队。对士兵的训练更是异常严格，皮鞭加棍棒的野蛮军法充斥整个军队。

四、完善战略战术。腓特烈二世打破了单纯依赖兵站进行物质补给的陈规，采取的办法是：每个士兵的背袋里装带3天的口粮，团属补给车队携带部队8天的面包定量，军的补给车队携带1个月的食品供应量。同时，他又在柏林、施潘多、布雷斯劳、比尔格、卡塞尔、尼斯、格里高等地建立了仓库，从而将部队和兵站连结起来，创造了十分有效的运输体系。在战略上善于利用军队高速敏捷的运动，在迟钝的敌人来不及作出有效反应之前，在关键性的阵地和方向上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力求速战速决。

腓特烈二世还把线式战术发展到最完善的地步，创造了斜形线式战术。军队使用燧发枪后，战斗队形的纵深越来越浅，开始从6列减少到4列乃至3列。这种战斗队形通常中间是纵深极浅、正面极宽的线状横队，两翼是骑兵横队，步兵火炮配置在正面或横队之间，而重炮则配置在两冀。线式战术的优点在于充分发扬火力，致命的缺陷是纵深极浅的横队显得异常单薄，十分容易被突破，而且由于正面过宽，翼侧遭到攻击时不能相互救援。许多战术家已经认识到这个弱点，并试图增加一条步兵线加以解决。第二条步兵线的功能是加强第一条步兵线的薄弱点和击退来自侧翼或背后的进攻。大多数将领都把自己一方的正面摆得尽可能长，以便进行侧翼运动，包围敌一翼，从侧面动摇敌人而不是从正面进攻并击败敌人。但是战线越长兵力就越薄弱，结果采用这种战术的军队缺少必要的兵力取得成功。在腓特烈二世之前就有人研究斜形线式战术问题，腓特烈二世非常熟悉蒙特柯考利等人研究斜形线式战术的著作，并在战争实践中不断尝试、完善和创造，成为集大成者。要使一翼比另一翼强非常简单，但只要敌人发现就会采取反措施，用较强的一翼对付较弱的一翼。因此为达成击败敌一翼之目的，需要进行巧妙的机动。腓特烈二世通常的做法是，用进行包围的一翼及中央的部分兵力攻击所选定的那一翼，其余部队配置在后面。其他部分敌军因被固定在线式战术队形中自己位置上，无法救援被攻击的一翼。这样攻击部队以优势兵力在一冀取得胜利后，其余部队立即前进取齐对中央敌军展开进攻，已得手的一翼转而猛攻中央敌军的翼侧。采用斜形线式战术既可以保持线式队形，又可以用优势兵力攻击敌军战斗队形的任何部分。斜形线式战术是腓特烈二世多次取胜的战术上的原因。

对外扩张

腓特烈二世信奉“强权即公理”，在其铁腕统治下，普鲁士的国力迅速上升，在很短时间内便跃居欧洲强国之列。在此基础上，腓特烈二世不断进行对外战争，扩张领土。1740年12月，腓特烈挥师突袭奥地利，一举夺取了富庶的西里西亚省。1744年，腓特烈撕毁布雷斯特和约，以闪电般的攻势取道萨克森侯国，直捣奥地利波希米亚省首府布拉格，进而兵抵维也纳城下。1756年8月，腓特烈指挥普鲁士军队以迅猛动作突然侵入萨克森，率先挑起“七年战争”。到1786年他去世时，普鲁士的领土扩大了1.6倍，人口也由300万增至500万。普鲁士的迅速崛起，为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的统一和复兴奠定了基础。

西里西亚战争结束后，在腓特烈二世的主持下，柏林科学院得以成立，而腓特烈本人也成为其名誉会员。同时，腓特烈拨出一笔皇室费用为科学奖学金，用以鼓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腓特烈对基础教育进行了改革。他要求所有贵族子女都必须进学校学习，而其中的男性子弟还必须进入军校并在军队服役至少5年。

腓特烈还将其父开创的义务教育制度发展完善。1763年8月，他颁布了《普鲁士普通学校规程》，规定5至13岁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普鲁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了比较规范的强制性义务教育制度的国家。1765年，又发布了《西里西亚学校法》。在他统治时期，普鲁士兴建了数以百计的学校。这些法令为普鲁士国家对教育的控制及建立国家学校制度打下基础。此外，他还支持艺术的发展。腓特烈二世还经常在无忧宫中接待各式的思想家，伏尔泰就曾与腓特烈二世在波茨坦会面过。

萨克森-哥达公爵夫人：他坚韧不拔，志存高远，才华横溢，魅力四射。

英国麦考利勋爵：他的恶行，历史都无法正视；他的恶名，讽刺作品都耻于提及。

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二世：他真是一个天才，一个无与伦比的演说家，虽然他说的每一个字里都流露出邪恶。

法国米拉波描述腓特烈二世去世时柏林的情景：一切都很昏暗，没有人悲伤，一切都很忙碌，没有人忧虑。没有一张脸上不露出解脱和重燃希望的表情；没有一点惋惜，没有一丝叹息。没有一句褒奖。这位身经百战、声名显赫的伟人在开创了一个延续了几乎半个世纪的政权之后，得到的竟是这样的待遇？全世界都希望他死去，全世界都为此庆贺。

德国埃米尔·杜·博伊斯·雷蒙：霍亨佐伦的历史，现在看来更多的是新德意志帝国的史前史。而将普鲁士成功转变为欧洲大国的腓特烈大帝，现在看来也的确是这个王国的奠基人。

德国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赞扬腓特烈二世“是统治者中第一位固守国家普遍原则，始终将国家利益作为最基本原则的人。”（《历史哲学讲堂》）

拿破仑·波拿巴：越是在最危急的时候，就越显得他的伟大，这是我们对于他能说出的最高的赞誉之词。

德国赫尔曼·戈林1936年10月在一次体育宫演讲中将腓特烈二世定义为第一位“普鲁士王位上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崔健主编《西方帝王简说》：即使忽略他作为政治家的作为和他对立法所做的贡献，单凭他在军事上的表现，就足以使他在历史上占一席位。在西方军事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腓特烈在历代名将中的地位，可能仅次于亚历山大、凯撒、汉尼拔、拿破仑这四大军事家。

腓特烈二世热爱音乐且擅长吹奏长笛，他对演奏长笛的喜爱，已经到了每周要演奏好几晚的程度。事实上，腓特烈二世是一位极富天赋的音乐家。仅他自己就谱写了超过100首笛子奏鸣曲以及4首交响曲，甚至有传闻提到他的创作还包括为纪念他自己在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中的霍亨弗里德堡战役获胜而谱写的《霍亨弗里德堡进行曲》。腓特烈二世摩下有自己的乐队和乐手，受聘于他的宫廷乐手包括卡尔·海因里希·格劳恩、约翰·约阿希姆·邝兹、弗朗茨·本达以及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儿子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德国画家阿道夫·冯·门采尔于1850年—1852年间创作完成了油画《腓特烈大帝在无忧宫的长笛音乐会》，描绘的就是腓特烈二世正在为自己的姐姐、边疆伯爵夫人威廉明妮接风洗尘，进而亲自演奏的场景。

腓特烈二世一生都是法国文化的崇拜者，特别热衷法国的巴洛克文化和启蒙文化，而对于德意志文化，腓特烈根本没正眼瞧过，《尼伯龙根之歌》首次出版时他极尽讽刺挖苦。他甚至不屑于讲德语，因为在他眼中德语是粗鄙的马车夫所用的语言，他一生都用欧洲通行的外交语言法语进行交谈和写作，当然这也是为了普鲁士王国赢得欧洲范围的影响力所着想。

腓特烈二世有一个怪癖：爱狗胜过爱人。这有可能是，当年他的父亲曾强迫他观看处死协助他出逃的同伴军官冯·卡特所造成的心理创伤的缘故。受到心理创伤的腓特烈之后就再也不亲近任何人，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九只爱犬。无论什么时候，这些狗都陪伴在他身边，甚至能和他在同一张床上睡觉。

当时普鲁士宫廷里就有种说法：如果想讨好腓特烈二世，那么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表现出你也很喜欢狗。还有人曾目睹某个倒霉的仆人不小心踩到了腓特烈二世的爱犬，结果激起了腓特烈二世“从未曾有过的暴怒”。

腓特烈二世爱狗成癖，他不仅公开表示“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这句话是腓特烈二世最早提出的），还夸奖狗“有着所有善良人类的美德，却没有任何人类的不足”。腓特烈二世的爱犬比彻是他最信任的臣下罗滕堡公爵送给他的，见到比彻之后，他不曾离开它半步。1745年普奥战争爆发，亲临前线的腓特烈二世也和平常一样带着比彻。但没想到的是，在胶着的战斗中，比彻居然跑到敌军阵营之中，被一名匈牙利将军俘虏了。彻夜难眠的腓特烈二世极度焦虑，却不是为了战争，而是担心敌人杀死比彻。最后，他责令罗腾堡公爵暗中主持战俘交换谈判，将比彻“赎”了回来。当爱犬归来之时，腓特烈二世高兴得几乎发狂，拥抱着自己的爱犬，泪水充满了眼眶。

腓特烈二世是18世纪影响很大的一位作家，写有大量法文著作。他在1740年写下的《反马基雅维利》（Anti-Macchiavell）用进步的角度分析了马基雅维利的国家政治观点。此外，他还著有《给将军们的训词》《当代史》《七年战争史》《反对权术主义》等著作。

父亲

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1688年—1740年），1713到1740年在位，有“士兵国王”（Soldaten König）的称号。虽然他并没有大规模的夺取土地，在其治下极大地充盈了国库，缔造了当时全欧洲最强大的军队。

母亲

索菲·多罗特娅，英王乔治二世的妹妹。

妻子

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Elisabeth Christine von Braunschweig-Bevern）：不伦瑞克—贝韦恩侯国公主。

1745年，腓特烈二世委托宫廷建筑师乔治·温彻斯劳斯·冯·克诺伯斯多夫在波茨坦建造了无忧宫，作为建筑爱好者的腓特烈二世亲自完成了最初的草图。宫殿的建造初衷是作为国王的夏季避暑之地，能够远离朝堂，在此休养生息和专注个人兴趣。腓特烈二世原本只想在山丘上搭建一座阶梯式的葡萄园。为此，建筑师设计了一座单层的大型宫殿，四周围绕着一些种有葡萄藤和果树的曲线形梯田。宫殿内部和外部之间没有台阶或门槛的特别设计出自腓特烈二世的明确要求，目的是想要直接从他的房间进入到阳台和葡萄园。这座宫殿的大厅雅致至极，却并没有过度的奢华。但这并不妨碍无忧宫同时具有作为觐见场所的特征——宽敬的主庭院内，有柯林斯柱式的柱廊迎接到访的贵客。宫殿中央，门厅和明亮的卵形大理石厅占据了主要位置；门厅内不乏圆柱、金色石膏饰和天顶壁画装饰；天顶壁画更是整栋建筑的焦点，其上方的椭圆形穹顶上同样饰有金色石膏饰，还有一道来自天顶的光束，大理石镶嵌出精美绝伦的花序和花朵图案。

腓特烈二世去世前的意愿是在无忧宫露台他的爱犬旁下葬，但他的继任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却将他葬在了波茨坦格列森教堂的底下墓室里。1844年，他的棺材被移往马堡的伊莉萨白教堂。1852年，在路易·费迪南德的发起下被迁到霍亨索伦城堡。但直到德国统一后的1891年8月17日，腓特烈二世才在他生前已建好的墓穴下安身。他的话“Quand je suis là，je suis sans souci”（吾到彼处，方能无忧）。人们在英灵殿（Walhalla）为他塑半身像以作纪念。

在腓特烈二世去世后，人们树立很多纪念碑，最有名的是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腓特烈大帝骑马像。二战时塑像幸存，并在民主德国时期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