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科学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一组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新兴学科群。它是与电子计算机“软件”的性质和功能相类比而得名的。软科学体系一般认为应包括五大学科类：①元科学类，包括科学学、技术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学科。②管理决策类，包括管理科学、决策科学、政策科学、领导科学、行政科学和战略科学等，这是软科学群的主体。③咨询预测学，包括咨询学、情报学、未来学和预测学等。④“斡体”类，包括思想政治工作学、行为科学、工效学、人才学、创造学等。⑤现代科学方法类，包括系统科学方法、科学技术方法论、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方法三大类。

软科学是一门立足实践，面向决策的新兴学科，是为决策提供支撑依据的系统学科。

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复杂的决策问题，对软科学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如“世界新技术革命和我国对策研究”“三峡工程论证”“载人航天战略研究”等，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软科学的突出特点，第一，它服务的对象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重大决策；第二，它是集成科学家和社会的意见，为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支撑；第三，它是一门跨学科，跨领域的决策科学。

具体指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宏观控制进行研究 ，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综合性科学。又称科学指挥学、战略科学、政策科学等。软科学一词是借用电子计算机软件的名称而来的。它综合运用系统理论、系统方法、决策科学与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的知识和手段，对各种复杂社会问题和自然现象，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教育等各个社会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中，研究它们的客观规律，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案，为有关发展战略、目标规划、政策制定及组织管理等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对软科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尚有不同看法。20世纪70年代初在日本举办的软科学讨论会上提出的定义是：“软科学是一门新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它以阐明现代社会复杂的政策课题为目的，应用信息科学、行为科学、系统工程、社会工程、经营工程等正在急速发展与决策科学化有关的各个领域的理论或方法 ，依靠自然科学方法对包括人和社会政策在内的广泛范围的对象进行的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中，人们所使用的工具和手段，从来就存在着“硬”与“软”两个部分，它们分担着不同的功能，并统一发挥作用。但是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人们总是首先看到硬因素、“实在的 ”东西的作用，而对软的方面、软的因素，因其表现不明显 ，则往往被忽略。随着事物的不断发展，软的因素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们对它的认识也随之深入。软部分的功能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是由“硬件”与“软件”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系统，硬件是具有实体形态的输入、存储、运算、控制、输出等结构装置；把科学作为一个大系统与计算机系统相类比，可以认为有些科学主要起“硬件” 作用 ，而有些科学则主要起“软件”作用。

2007年是我国软科学事业发展20周年。20年前，人们对这个舶来的概念还很陌生，而今，软科学已和科学技术一样，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非凡的影响，“只生一个好”的提出，“五天工作制”的实行，三峡工程的上马等等，均为“软科学”支撑的经典案例。充满希望的2007年正向我们走来，辞旧迎新之际，本报特奉献一组软科学发展20周年纪实报道，以期广大读者更加了解软科学，运用软科学，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做出新贡献。

1986年8月。

一份几经斟酌的讲话稿，送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案头。

小平同志看完后，未改一字便提笔批示：“很好，全文发表！”

与此同时，陈云同志也批阅了这份讲话稿：“这个讲话，解决了我们党多少年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1986年7月3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上述讲话。讲话的主题非常鲜明———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

至此，“软科学”就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软科学”研究在全中国落地、生根……

舶来的概念，“软科学”应运而生

新中国初期到1978年，我国软科学事业开始起步，并缓慢发展着。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首先提出并发展了技术经济学，另外，运筹学和系统科学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和普及应用，并成立了众多研究机构院所，培养了一大批软科学研究人才。这期间实施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我国早期最成功的软科学研究案例之一。

追溯“软科学”一词的由来，有业内权威曾专门进行了考证。 “软科学”的涵义最早源于英国出版的《科学的科学》一书。日本是最早使用“软科学”具体名称的国家。1970年5月，日本科学技术厅举办了“软科学讨论会”。1971年日本出版的《科学技术白皮书》正式使用了“软科学”的这个概念。1977年，在日本科学技术会议第6号报告中，给出了软科学的定义。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将正在实践中的软科学研究与此联系起来，考虑到要给我国的这个新兴的、具有巨大潜力的学科命名。

时任原国家科委科技政策局局长的张登义回忆，“科学学”、“政策科学”、“决策科学”、“战略科学”等，都曾作为参考方案进行广泛的探讨。但是，这些名称都难以准确概括和描述这一学科的特点。最后，中国借鉴了日本学术界的提法，将之命名为“软科学”。

其实，我国“软科学”的实质内容与西方传统的“软科学”范畴是相通的。如果追溯西方文献，早在1914年的一次讲座上，英国学者罗素创造性地将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一切知识系统分为“软”知识和“硬”知识两大类。

学者研究认为，西方“软科学”概念从其本身在精确性、具体性和可检验性方面的程度来理解。而中国“软科学”概念更侧重于从决策宗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进行研究。

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1993年为中国科学技术蓝皮书第8号《中国软科学》所写的前言中说，支撑民主和科学决策的整个科学知识体系，在国内外简称“软科学”。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长成思危认为，软科学是社会、经济等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的系统工程、宏观层次的管理科学以及政治、经济等领域内的决策科学。

就中国软科学的内涵和实质，学术界已有广泛的共识。

成思危概括软科学研究的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其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等包含人为事物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二是其研究方法的综合性，是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三是其研究成果是为了支持各级各类的决策。

在中国软科学名称确立的过程中，学术界始终强调的一点是，“软科学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时代的选择，“软科学”呼之即出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7月首届全国软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是我国软科学事业从多角度、多层次发展壮大阶段。

“这次座谈会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张登义这样描述，软科学界也这样评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拨乱反正、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成功启动，树立了富有新意的“科学”和“民主”在中国的地位。

1978年，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等著名论断，极大地鼓舞了科技工作者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情。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正在酝酿科技、教育、经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从哪里入手？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是当时中央领导集体亟须思考和给出答案的问题。

伴随改革开放等各项政策的深入贯彻实施，人们在各类发展与建设的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需要决策的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很多问题仅凭个别领导人或领导班子的意志已经难以进行正确决策。人们开始探索能够为领导决策提供帮助的科学依据和方法。

从1978年以后，很多科学家和领导同志都大力提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增强对研究和解决综合复杂问题的能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要求和呼声，为中国软科学的兴起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

张登义回忆，在首届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筹备过程中，时任原国家科委司长的邓楠请示万里，敬请他出席并作重要讲话。

那段时间，中央核心领导层正在探寻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问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等从“科学为决策提供技术支撑”的角度向万里汇报，引起了万里同志的高度关注。

万里同志的讲话引起会议内外热烈和强烈的反应，一致要求全文公开发表。万里同志非常慎重，把讲话稿送呈邓小平和陈云同志审阅，这才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万里同志在题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大力推行科学民主决策。他指出，“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各级各类决策提供科学依据，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软科学研究就是决策研究，就是在把科学引入决策的过程中，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采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依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从而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以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新华社在对外发的通稿中，主题也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副题是“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宏观决策的本领”。

历史的必然，开启勃兴的阀门

20年前的那次座谈会，开启了软科学勃兴的动力阀门。从此，中国软科学名正言顺地积极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潮。

张登义等学者认为，有四类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

参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者，他们手中握紧一柄由科学和民主浇灌而成的宝剑，在软科学的支撑下，披荆斩棘阔步前行；长期以来在政府各部门从事调研的秘书班子，其工作内容成了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他们也积极地为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一直以来从事软科学研究的科技人员，其工作性质明确以后，软科学成果倍出；还有从事科技管理工作的庞大队伍，成为软科学兴起的最直接受益者。

座谈会的成功举行，引起全社会对“软科学”的浓厚兴趣。软科学事业蒸蒸日上。

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管理”奖项被“软科学”奖项替换，一系列重大软科学成果获得奖励。“若干重要领域技术政策”、“中国人口控制”等课题研究影响深远，成为软科学历史中的经典。

1988年，国家软科学指导委员会成立，为全国软科学研究的路径做了正确指导，也为现代化建设进行论证、规划和管理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就是其中之一。

1994年，中国软科学研究会成立，还设有“地方网”、“部门网”，成为从事软科学研究或管理工作的机构、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专家学者，为实现其宗旨自愿联合起来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全国软科学工作者进行了众多重大决策研究，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科教兴国”被确立为重大国策，“技术创新”思想的广泛传播等，软科学工作者功不可没。

20年来，软科学的蓬勃发展，是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绝对分不开的。

1990年、1991年、1994年、1997年、2002年、2004年……中央在党的重要会议上，不断阐述和强调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从制度建设到机制建设，从程序建设到机构建设，软科学研究范畴得到不断补充和完善。

历史跨入了新世纪新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强调，我们党要实行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所有这些，无疑为软科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时代对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迫切要求。

人们不会忘记，20年来软科学与中国发展的休戚与共、命脉相关。

人们不会忘记，20年前那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事件”。

学科面纱

对于科研课题来说，技术的攻关、最后的成果是最引人关注的，但执行之前的方案制定阶段往往被忽视。为什么要设置这个项目？可行性如何？经济社会效益如何？如何对类似的技术方案进行筛选，集中利用有限的资源？……这些都是软科学需要解决和回答的问题。

所谓软科学，是一门立足实践、面向决策的新兴学科，是为决策提供支撑依据的系统科学。”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软科学组织处处长赵刚说，“软科学的突出特点，一是软科学服务的对象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问题的重大决策。二是它集成科学家和社会的意见，为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支撑。第三，它是一门跨学科、跨领域的决策科学。”

1986年7月，原国家科委召开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软科学研究被提到了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高度。1988年和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大力发展软科学”、“加强软科学研究”的号召和要求。这些重要决策奠定了软科学在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已逐步建立和完善了软科学研究工作体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软科学研究机构近2000家，研究人员近4万人，每年开展软科学研究项目1万多项。我国软科学工作者开展了许多重大决策问题研究和重大工程项目论证，取得了重大效益，为国家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相对工程建设而言，软科学研究投入少，作用和效益显著，被钱学森誉为“一本万利的大事”。

软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实践系统，即由各种相关部分综合而成的社会活动系统，而且必然是一种“人─事─物”的综合系统运动规律以及对系统整体进行优化领导和管理的理论、原理、原则与方法的综合科学。

软科学包括一系列学科，但以研究系统的性质、结构和运动规律为目的的系统科学是其一大类主学科。所谓系统科学是一个类概念，它包括系统论、信息科学、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等一组学科。软科学既然是为系统领导、整体管理、战略决策服务，因此，领导学、管理学、决策学是软科学的又一大类学科。这三个学科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因为领导的实质就是战略性管理，而决策又是领导与管理的首要职责。现代系统领导、整体管理、战略决策都涉及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内容，都要处理好几个方面的关系。因此，以研究科学技术的规律为中心，同时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科学学，就是软科学又一大类主学科。人类行为科学化，首先是决策的科学，其次是行为程序科学化。因此，关于人类创造思维的学问，行为心理活动规律与预测未来发展等也是软科学的一大类主学科。综上所述，系统科学类、领导与管理学类、科学学类以及关于人才、创造思维、心理和行为科学类，就构成了软科学体系中的四大主体学科。

软科学表达和传递的乃是对日益复杂、深化和一体化的科技、社会、经济现实的关注，它树立了人文和科学的融合。科学知识诸领域的沟通和合作，试图在复杂和开放的条件下，有机地解决人类认识上的困境，整体地给出科技、社会、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实践性问题的答案。中国软科学以科学民主决策为中心的鲜明宗旨，是支撑民主和科学决策的整个科学知识体系。软科学在中国成为广泛接受的综合性学科、系统性视野和整体性方法的化身和符号。在20多年的发展中，软科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成就和问题是中国软科学持续发展的新的生长点。

2010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部4万多字的纲领性文件，对我国未来15年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 但也许还有人不知道，在这部文件背后，是2000多名来自科技、经济、管理、企业等方面的专家，是20个专题、为期一年多的艰苦论证。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是新世纪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软科学研究，也是最为成功的软科学研究之一。”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这样评价。

三峡工程的综合评估、京九铁路沿线开发论证、南水北调的论证、青藏铁路的上马……软科学研究在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发挥了战略性、前瞻性的关键作用。

“拍脑袋”到科学论证

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过去，由‘拍脑袋’产生的决策曾使我们付出了庞大的社会代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如果要对某个领域技术发展进行论证，往往需要调动上千名专家，为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关于三峡工程的论证可以说是软科学研究的一个经典例证。“三峡工程决策的论证过程，是一个将软科学研究与硬技术研究很好地结合的范例，是组织多方面专家，多学科、跨部门、跨领域、大兵团作战的范例，在这个决策论证的过程中，先后有1000多人参与。”曾经直接参与过三峡工程论证的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秘书长石定环说。

“三峡工程从建国初期就考虑要上，文革期间受到影响，到1982年左右，又有不少人提出要上。”石定环回忆说，“当时，国家计委在京丰宾馆召开了第一次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会议。我记得当时提的是一个坝高150米的低坝方案，似乎就差不多了，但仍有不少专家提出不同意见，争论非常激烈。”

“后来，国家科委和计委两家联合组成的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对三峡工程面临的问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证，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已没有太大的问题，应该赶快上；而另一种意见认为，三峡工程仍然面临着泥沙、地质、移民、生态、综合效益评价等问题。在后一种意见中，关于移民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还有关于文物保护等问题，争论也是相当激烈。”

“最后，三峡工程的论证工作移交水利部进行论证，后来的事实证明，三峡工程的前期论证还是比较充分的，为后期工程设计和建设奠定了基础。当然，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还会逐渐暴露出问题，需要继续研究。”石定环说。

重硬轻软依然存在

科技界重“硬”轻“软”的现象依然存在，“人们往往重视高技术这样的硬成果，却掂量不出‘高技术发展战略’这样软成果的含金量。”一些软科学研究人员如是说。

尽管软科学的发展逐步得到重视，但对软科学研究的投入仍有待加强。据介绍，在发达国家，软科学的投入比例通常占其研究及开发经费的5%－10%，而我国这一比例还不足1%。对此，石定环建议，政府各部门应采取多种形式，增加对软科学研究的投入，让软科学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增强执政能力建设发挥更大作用。

软科学研究成果来之不易，但不可忽视的是，不少软科学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

有一些软科学研究喜欢走形式，走过场，最后提出无关痛痒的建议或结论。”石定环毫不客气，直指当前软科学研究中的弊病，“软科学研究应该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要全面提高软科学研究的效率，加强评估，真正使软科学研究成果在决策中发挥作用。”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要造就一支高水平的软科学研究队伍。”对此，王一鸣也表示赞同。“软科学研究所需要的人才不只是专才，而且要具有宏观视野和全球视野，具备丰富的知识结构和实践经验，此外，还要充分了解国情，了解决策过程，对外国的经验和做法也要有一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