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艺术方面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在书法艺术方面，楷书真正出现了。绘画艺术的变化虽然不像书法那么显著，但是社会风气的变化，崇佛思想的上扬，都让本来简略明晰的绘画进一步变得繁复起来。曹不兴创立了佛画，他的弟子卫协在他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作为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也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多大家，画家这一身份逐渐地进入了历史书籍的撰写之中，开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在这一时期中，发展得最为突出的是人物画（包括佛教人物画）和走兽画，而中国绘画中的其他各科还远未成熟，东晋顾恺之的传世作品《洛神赋图》中出现的山水只是作为人物故事画的衬景，山水画的逐步独立直到南北朝后期才趋于完成。之所以会这样，也是由于这一时期绘画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为政教服务，“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这也是那时绘画的一个主要特点。

魏晋南北朝以前，绘画发展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但从鉴藏的角度考察，真正需要鉴定的古画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因为在此以前，绘画主要由无名画工承担，作品不署名款，毋须辨真伪。至六朝则涌现出一大批出身于士大夫阶层、专志于绘画，并取得杰出成就的有名画家，据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人数达百人以上，他们地位显赫、画艺精湛、声誉卓著，深受时人推崇，其作品也为人们欣赏、收藏和流传，随之也出现了仿制品，于是就有了鉴定问题。

绘画形式在保留前朝的壁画、漆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同时，出现了纸绢卷轴画，这一形式多出自士大夫画家之手，极利于收藏和流传，也成为后世伪作的最主要形式。可以说，对古画的鉴定，就是对卷轴形式的纸绢画的鉴定。

这一时期的皇室和私家收藏，已不限于单纯的收集和保管，同时还开展鉴别、评级、著录等一系列活动，拉开了我国早期鉴藏史的帷幕。因此，对古画鉴藏的研究，应该从魏晋南北开始。　六朝是我国绘画艺术的初步成熟阶段。人物画已达到成熟，并涌现出一批各具风范的名家。如东晋的顾恺之、刘宋的陆探微、南齐的张僧繇、北齐的杨子华和曹仲达等。题材范围有所扩大，除服务政教和宣扬佛教的内容外，还有流行与文艺佳篇相配合的故事画、描绘现实生活的风格画等。表现能力有较大提高，由简略变为精微，造型准确，注意传神，甚至六法备赅。风格也趋多样，名家各具个人特色，如唐·张怀瓘评：“象人之美，张（僧繇）得其肉，陆（陆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历代名画记》）自此山水画开始成为独立画科，然尚未成熟 　魏晋南北朝壁画《五百强盗成佛图》。憍萨罗国有五百强盗作乱，被国王派大军征剿所俘，遭受酷刑，被挖去双眼，放逐山林。佛以神通力吹香山药使五百强盗眼睛复明。强盗皈依佛法，剃发出家，隐居山林，参禅入定，最后成佛。此画为官兵与强盗作战的场面。官兵乘骑铠马，戴盔披甲，手握长枪，与穿裤褶、麻鞋的强盗展开厮杀。官兵以精良的装备和有利的地形等优势进逼强盗，预示强盗必败。该画采用传统的横卷式连环画构图，一开始即为激烈的战斗场面，引人入胜。画面结构紧凑，情节连贯，情景交融，人物动态生动自然，面貌神情各异，画面上部飞天舞动，与下部的场景形成对比，既具有装饰美感，富有艺术魅力，又暗示了五百强盗最后成佛的必然结果，符合佛教要求。 　。这时已出现单独表现自然山川之美的山水画，如顾恺之画《庐山图》、戴逵画《吴中溪山邑居图》等。但置陈布势和形态体貌还是很幼稚，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山峦“则群峰之势若细饰犀栉”，树石“则若伸臂布指”。画法也惟用线条勾勒轮廓，无皴点、晕染等技巧。花鸟画则未形成独立画科，可能带更强装饰性。这就是六朝绘画所呈现的时代特色。　存世至今的六朝绘画，已无一件真迹，除去那些凭空生造的伪迹，尚存若干后世临摹的古摹本，保留了部分原作风貌，具一定参考价值，其中一些距六朝时代较近、忠于原作、水平又高的摹本，堪称“下真迹一等”，更值得珍视。著名的有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列女仁智图卷》、《洛神赋图卷》和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卷》、宋人临的杨子华《北齐较书图卷》等。但这些作品的情况各异，价值不一，鉴定时必须区别对待，有些因可资凭藉的直接依据太少，尚难作出结论。　六朝对书画的鉴赏、收藏，已蔚成风气。但这方面的专着甚少，更无专门的著录书籍，仅散见于同时和唐人的绘画史论著述中，其情况只能略知大概。　洛神赋图 (局部) 东晋 顾恺之 设色绢本。　作者把那位似去似来，飘忽无定、在水面上凌波微步的洛神描绘得非常娴雅而传情;通过处于惊疑、恍惚中的曹植，在洛水之滨与洛神遥遥相对、留恋徘徊可望而不可即的样子，传达出无限惆怅的情意和哀伤情调。清风微拂，河水泛流，从衣袖襟带到山水衬景，莫不生动谐调。其他如惊鸿游龙、云霞映月，奇禽异兽，车船马驾，结合想像与现实，将神人世界融成一片，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和诗意气氛。画中山石树木的描绘，还处于单线勾勒、排列均匀、比例欠缺的不成熟阶段，反映出魏晋山水画的一般面貌。

发展到了西晋，己到了初步的成熟阶段。正因如此，东晋以后出现了顾恺之、戴违、陆探微、张僧繇等，北方还有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诸大家，都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事实上，此时的人物画和走兽画都达到了成熟的阶段，而山水、花卉、鸟禽之类，远未成熟，有待发展。

(约346一407)，字长康，小字虎头，江苏无锡人。他精通诗文、书法、音乐，而对绘画最为擅长。他是六朝时期惟一有画迹传世的画家，现存他的作品有隋、唐或宋人的摹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和《列女仁智图》。《女史箴图》原为清宫旧藏，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被劫，现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传为顾皑之画的《洛神赋图》共有3种，分藏辽宁省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其中辽宁藏印，知此本制作不会晚于南宋高宗年间。徐邦达兰叶描吴道子，又似宋代马和之，每段所书赋句的笔法结构近似宋高宗，作为宋人摹本无疑，或为马和之画，

此画仍足顾恺之的一幅仕女画卷，为宋人摹本。与《女史箴图》一样，内容表述了儒家的道德思想，抨击贾氏皇后的不检点行为。仕女的形象也近似《女史箴图》。其技法古朴，笔墨细腻，画中人物情态各异。虽线描敷彩，稍觉浮薄，但从图卷的人物形象动态、构图及表现风格上看，似是以魏晋之际的手笔为根据而摹写的作品。摹写痕迹颇为明显，但并非粗制滥造，确是一个好底本，非苏州片子所能。宋代版画插图本《列女传》曾经清阮元翻刻，其每页上端的插图人物动态都与此画相似，但增加了背景，标为顾恺之作。这一插图与这一画卷相比较，至少可以看出魏晋时期绘画艺术的一部分面貌。与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洛神赋图》相比较，此卷更能体现顾恺之的艺术风格，得其风范独多，古朴之气迎面而来。行笔流畅，人物面部、手臂等处的勾画亦能细处求工，但略显雍容。顾恺之的原作散佚已久，今能看到忠实于原作的宋人摹本，已是非常难得。

北京故宫藏本有图无赋，卷中元代赵孟俯书《洛神赋》以及元代虞集，明代沈度、吴宽明昌南宋苏州片

魏晋南北朝处于政治分裂的局面，区域文化的特色极为显著。随着晋室南渡，南方的建康成为文化中心，也是在艺术活动上最有创造力的地区。魏晋南北朝绘画史发展的概要有：

，出现艺术的自觉。这个现象并不限于绘画，也可见于当时的文学活动。汉代的文艺重视实用性，为表达思想或概念的工具，而这时期开始强调情感的价值，文艺活动本身被视为目的。可以说在魏晋时期开始发现艺术。

，士人画家的出现。书法与绘画成为士族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观者的出现。这时候的画家开始注重观者的心理活动，伴随着这个现象的是书画收藏活动。这个现象对于中国绘画史的发展至关重要。当然，汉代也一定有观者存在，这也正是戒教化所预期设定的对象。但是，汉代对于观者的心理活动缺乏意识，在绘画的作过程中也不会考虑到观者的审美因素。然而在魏晋时期，观者的品评成为画家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根据《历代名画记》，戴逵造无量寿佛木像，“逵以古制朴拙，至于开敬，不足动心，乃潜坐帷中，密听众论，所听褒贬，辄详加研究，积思三年，刻像乃成。”戴逵作无量寿佛木像费时三年。并非实际作木像需费时如此长久，而是戴逵为了听取观众的品评意见。戴逵的无量寿佛木像，可以说是戴逵的艺术能力于观者的评论相互激荡的结果。

，画论文字的出现。例如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陈姚最《续画品》。谢赫的《古画品录》中的六法，成为后来画史中绘画批评的基本法则。 第五，线描能力的发展。在南北朝晚期，开始出现针对不同主题采取不同描绘方式的现象。

第六，山水画的出现。虽然并未留下当时确切的山水画作，但是由顾恺之《画云台山记》与宗炳《画山水序》可以略知大概。这与当时的山水文学以及隐逸思想有很深的关。

第七，宗教人物画的出现。当时绘寺院壁画为新兴的绘画活动，顾恺之与瓦棺寺、戴逵造无量寿佛木像、张僧繇与一乘寺的关均为类似的实例，在中国中古时期，寺院成为新的艺术活动中心。

第八，西域画法的传入，也就是当时称为凹凸画的阴影法。最著名者为代张僧繇。

绘画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　这一时期绘画的主流，仍沿着两汉时期强调绘画的“鉴戒”作用，三国时曹植认为:“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历代名画记》）；何晏说:“图像古昔,以当箴规”（《景福殿赋》）。齐梁时谢赫主张“图绘者，莫不明劝戒，着升沉”（《画品》）。这些关于绘画社会功能的论断，与东汉时“图像之设，以昭劝戒”，“图像百城，以励风俗”（均见《后汉书》）的主张完全一脉相承。当时的壁画和卷轴画，以古圣先贤、忠臣烈女为题材者不胜枚举。 例如三国时魏国的几处宫殿之内，或则画“历象贤圣”的壁画(《魏都赋》)，或则画姜后、孟母、樊姬、钟离春、班婕妤等列女故事的壁画（《景福殿赋》）。两晋及南北朝时，西凉李□于敦煌靖恭堂画“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晋书》；北魏太和－－（477～499年）间于平城皇信堂画“古圣、忠臣、烈士之容”（《水经注》）。此外像《列女图》、《孝经图》、《孔子十弟子图》之类，一直是当时极其流行的题材。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佛教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得到了一批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提倡，起到了巩固封建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的作用，佛教为充分发挥它那“为形象以教人”的作用，便不遗余力地借助绘画直观具体的感人形象，以作为它有力的宣传手段。

这一时期大规模出现的佛教寺塔、石窟壁画和为数更多的佛教行像、卷轴画，其所画佛、菩萨像以及传图、佛本生故事图之类，莫不是为了宣扬佛陀的普渡众生、佛法无边广大。通过图画形象，使人们相信佛教教义，以期最终达到有如南朝宋文帝所说的“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指佛教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的目的。道教绘画虽不如佛教绘画兴盛，但其地位也不容忽视。从姚最《续画品》有“画有六法，真仙(即道像)为难”之说，和这一时期道教题材的绘画作品有卫协《神仙画》、史敬文《黄帝升仙图》、谢赫《安期先生图》、梁元帝萧绎《芙蓉湖醮鼎图》之类作品来看，可知当时道像画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

随着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们对精神生活愈来愈高的追求和各个文化种类之间的互相影响，绘画题材种类在原有的基础上日益扩大，并开始向分科发展。人物画方面,出现了后人所谓的“晋尚故实”的情况。故实画,除了描写“鉴戒”作用的两汉以来的传统题材外，还有的取材于文学作品，如卫协画《诗·北风图》，顾恺之画《木雁图》、《洛神赋图》，史道硕画《酒德颂图》，戴逵画《南都赋图》等。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

肖像画在这一时期已很发达，重要画家莫不以擅长肖像画而名噪当时。如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就特别注重揭示对象的精神意向和表现对象的特定性格，肖像画中注重描写人物的品格风度，无疑是与当时盛行的品藻人物的风气相一致的。此外，作为齐梁时上流社会奢华侈靡的生活在绘画上的反映，也出现了谢赫“丽服靓妆，随时变改，直眉曲鬓，与世事新”和稽宝钧、聂松的“赋彩鲜丽，观者悦情”一类的新题材和新风格。北齐时萧放受后主高纬之命，采录“近代轻艳诸诗以充图画”（《北齐书·文苑传序》），显然与当时文学上流行香艳的宫体诗如出一辙。 刘□的绘画以“妇人为最”，沈粲“专工罗绮”，都是时代风尚的产物。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南朝刘宋之际，与诗歌中的山水诗相互伴随，出现了以王微、宗炳为代表所创作的山水画。山水画不再仅仅作为人物画的背景，而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画科。而且他们画山水是要借此寄托其“山水之好”，并作为一种“畅神”的手段，其后继者如梁代萧贲，也是抱着“学不为人，自娱而已”的态度，因此山水画一开始出现，便已显示出它具有不同于其他画科的特殊地位。在刘宋时一种专以蝉雀为题材的绘画也颇为流行，这显然是取义于中国古代“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的寓言，使中国花鸟画摆脱自古以博物多识为目的的《本草图》、《尔雅图》式的说明性，而被赋予某种寓意性。东晋顾恺之在《论画》中谈及“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可见依题材而区分画科，在东晋时实已初具雏形。此后南北朝时期有以善画鬼神著称者，有以善画马著称者，有以善画蝉雀著称者，绘画题材划分愈益趋向细致和画家技能的愈益变得各有专长，是这一时期绘画飞跃发展的明显标志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考古出土材料上亦呈现远为两汉时期多样化的面貌。关于具体画风的讨论，以北方地区的墓葬为主讨论以下问题：1、以魏晋时期河西墓壁画为例，说明汉末至魏晋间的丧葬文化的转变。2、北魏洛阳地区石刻线画。3、北朝墓壁画题材、布局与区域性。将藉由比较北齐娄墓与崔芬墓的异同，说明北朝墓壁画的区域风格、墓主人身分与壁画表现的关，以及南北交流的问题。4、东西文化交流与西域高光法的传入。 在讨论魏晋河西地区的壁画墓之前，必须先归纳汉代人物的基本表现方式。这是因为魏晋河西地区的壁画墓，基本上延续了汉代壁画墓的风格与墓葬图像，差异之处在于对于将汉代的传统图像安排于不同的空间位置。汉代人物化的基本表现模式可归纳为：1、以线描为主要表现形式。2、注重衣袍表现，利用手势来传达人物间的心理关。3、在历史故事中往往附有榜题，以文字补充说明绘画的内容。4、具有组织大规模群像的能力。

南朝出土的墓葬图像较少，对于南朝墓葬中图像的运用，多是有关建康地区的皇陵，一般士族墓葬与图像的关尚未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砖画为南朝最重要且具代表性的墓葬图像。本课程内容以讨论南方墓葬材料与传世画作为主，另外辅以画论文字的解读。可分为以下单元：1、以南朝所出土的三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砖画为例，说明南朝墓葬图像的特征。2、顾恺之《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与《论画》、《魏晋胜流画》。3、谢赫《古画品录》。4、山水画的诞生与早期山水画的性格。

在进入分析作品之前，要先讨论关于品质的问题。魏晋时期开始重视绘画的品质问题，谢赫《古画品录》中的品评与分出等第，充分显示了对于品质优劣的关心。随着对于品质问题的重视，自然会产生名作。在这个时期，名作广受赞美，并且被视为艺术家创造力的结晶。以研究绘画史的角度来看，当然不会认为绘画史仅是伟大画家的历史，不过在这个时期，中国首次出现了伟大的艺术家与深受敬重的名作。《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与《女史箴图》都是可作为思索这个问题的绝佳材料。虽然《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为墓葬图像，《女史箴图》为传世画作，两者在绘画的型态上并不相同，但是却都同样反映了名作的概念。

另一个问题是传世画作的问题。在前几由于都是处理由墓葬出土的考古遗物，并未牵涉到这个问题。不过由南北朝开始，就要开始面临传世画作的问题。传世画作即为历代所收藏与流传的作品，因此有模本的问题。为了保存一件珍贵的原作，往往以作多数的模本为手段。特别是早期绘画中的传世画作多为模本，如何判定模本的年代，如何寻找出模本所依据的原本的画风，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模本牵涉到模写者的意图与解释，亦即后人如何理解原作的问题。这时候时代风格的比较，就成为推测模本年代的重要依据。传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就是一件极为珍贵的模本。 魏晋南北朝的山水画尚处于早期山水画的阶段，由顾恺之《画云台山记》图解葛洪《神仙传》道教天师张道陵传的第七试，为神仙山水。其中言及“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显示使用石青，当为设色的青绿山水。另外在顾恺之《论画》中谈到“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其阁一定器耳，差易为也。”。山水画的杂度显然不如人物画。关于魏晋南北朝山水画的形式特征，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曾作出极为精确的说明：“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这时期现存的山水树石母题，相当符合张彦远的说明。归纳图像与文献资料，可以如下归纳南北朝山水表现的特征：1、尚奇石，多透空表现，未重视山石质感的描写。2、相对于人物有白描，山水以设色为主。3、树木表现的杂度高于山水。4、比例上人大于山。5、具有表现远方的空间意识，虽然实际画风并不具有说服力。6、山水为神仙或理想世界，具有强烈的理想性格。这个特征与汉代的仙山表现一脉相承。

绘画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段手法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显著的发展。西晋时的卫协被谢赫评为“古画皆略，至（卫）协始精”，他是使绘画技巧空前提高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性质的画家。东晋顾恺之继起，在解决绘画创作一系列技巧问题上，更是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将中国哲学上引人争论的形、神这一对范畴运用到绘画的理论和创作上，主张绘画要做到传神，要表现神气，使中国绘画从此出现了高层次的美学追求。构图、用笔、着色等绘画表现技法，也于这一时期被画家们不断加以丰富和改革。如顾骏之赋彩制形，皆创新意，毛惠远位置经略，尤难比俦，毛□善于布置，陆绥一点一拂，动笔皆奇，稽宝钧、聂松赋彩鲜丽，都是其例。特别是六法论的提出，不但为绘画批评，而且也为绘画创作总结出一整套的艺术性标准，足可说明这一时期中国绘画的全面技巧已经被提到条理化的高度，为画家们所自觉掌握。 “紧劲联绵，循环超忽”和“精利润媚”的一种笔致，与被后人称为疏体的张僧繇所创造的“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笔不周而意周”的另一种笔致，成为各极其趣的鲜明对比。北齐曹仲达画佛像，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贴体，被后人称之为“曹衣出水”，也于此时异军突起，对后世中国画皆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随着佛教美的不断传入，对于来自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的外国绘画技法也曾加以不同程度的吸收。如张僧繇采用天竺遗法在建康乘寺门上画出有凹凸感的花朵，因而轰动一时，足以说明这一点；敦煌莫高窟所留下的大量北朝壁画，其吸收外来画法之处,至今犹令人们历历可考。在山水画方面，出于发挥山水画审美功能的需要，王微有针对性地强调山水画艺术必须严格地区别于图经，必须讲求“容势”，而不应与图绘那种“案城域，辨方州，标镇阜，划浸流”的用途相混淆。宗炳为了更好地表现山水的“自然之势”，做到能使像□、阆、嵩、华那样高大的山形“可得之于一图”，“不以制小而累其大”，他将朴素的透视学原理应用于山水画法。

画坛“痴人”顾恺之

曹不兴的再传弟子顾恺之（346年－407年），为东晋大画家和文学家，他以“画绝、才绝、痴绝”而驰名于世。顾恺之主张画人物要有传神之妙，而其关键在于阿睹（眼）中。因此他一反汉魏古拙之风，专重传神，点睛最妙。年青时曾为建业（今江苏南京）瓦棺寺作维摩诘像壁画，当众点睛，观者如堵，施舍钱顷刻超过百万，从此他的名声远扬四方。

顾恺之所作人物画，善于用紧劲连绵、循环不断的笔法，如风趋电疾，洒脱飘逸；并以人物面部的复杂表情，来隐现其内心的丰富情感；衣服线条流畅而飘举，优美生动。他还善绘风景，所作树木、山峦，布置有致；或水不容泛，人大于山，充满艺术魅力。晚年笔法如春蚕吐丝，似拙胜巧，傅以浓色，微加点缀，不作晕饰，而神气飘然，饶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南朝陆探微、唐代吴道子等皆临摹过他的画迹。

现今传世的顾恺之作品摹本有歌颂曹植与甄氏爱情的《洛神赋图》，和劝诫妇女德行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

南朝梁元帝与《职贡图》

随着绘画的发展，除文人（如顾恺之）参与绘画外，皇帝也加入了画家的行列。若以传世画迹来看，南朝梁元帝萧绎（约508年－554年）应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皇帝画家。

他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聪慧好学，自幼爱作书画。当时南朝与各国友好相处，来朝贡的使臣不绝于途。萧绎据其所见作《职贡图》，描绘滑国、波斯、百济等十二国使臣像，并撰文述各国风情，以记其事。原图不存，现有宋人摹本藏于南京博物院。

这幅纵27.2厘米，横200.7厘米的画上，使臣着各式民族服装，拱手而立。从他们仆仆风尘的脸上，流露出来到南朝朝贡时既严肃又欣喜的表情，同时也传达不同地域和民族使者的不同面貌和气质；脸型肤色，各具特点。

此画线条以高古游丝描为主，间以兰叶描，简练遒劲，并分层次加以晕染，形象准确生动，富有装饰性。在南朝卷轴画无一存留的今天，这幅宋摹本无疑是研究、了解当时各国历史风俗与中外关系的宝贵资料。

竹林七贤

名士风范与《竹林七贤》画像砖 魏晋间以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为代表的风流名士，因不满暴政，乃消遥山林，谈玄醉酒，长歌当哭，不与统治者合作，世称“竹林七贤”。后世画家顾恺之、陆探微等仰慕他们旷达不羁的行径，作有《竹林七贤图》，可惜今已不存。所幸1961年在南京地区的南朝墓室中出土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画中的荣启期是春秋时代的名士，他与七贤有共同之处，故被画在一起。全画线条挺劲锐利，是仿顾、陆之作。

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的画像由200多块墓砖组成，人物形象皆作线雕而凸现在画面上。画家捉刀如笔，准确生动，南壁为嵇、阮、山、王四人，北壁为向、刘、阮、荣四人，人物之间以银杏、垂柳、松槐相隔。八人均席地而坐，但各以一种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姿态来表现，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颔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舞弄如意，人人宽衣博带，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得到充分地表现。

北朝的绘画殿堂－－敦煌莫高窟

如果说南朝画家以木结构的寺院为创作中心，那末北朝画家则是以石窟佛寺为活动场所。因木质不如石质易于保存，故至今传世的北朝绘画远远多于南朝，集中在当时少数民族政权开凿的甘肃、新疆等石窟中。其中甘肃敦煌莫高窟最引人瞩目。经历代开凿，如今它有492个洞窟，4.5万平方米的壁画，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的北朝绘画内容，主要是讲述佛祖出世前经历的佛本生故事，与佛出世成道后的说法场景。佛本生故事内容丰富，有鹿王本生、萨垂那本生、须达拿本生等故事，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故事以连续的场面展开，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构思完整。画面厚重朴拙，线条粗放，有大片颜色的平涂，可看出受到汉墓壁画及印度阿旃陀壁画的双重影响。

说法图以佛祖为中心，周围听众云集，人物造型受西域艺术影响，腹腰突出，上身略向后倾，肉身呈S型，富有动感，而技法上则为中原线条风格，流畅有力，画风亦是中外兼具。

有的壁画上还画有伎乐飞天。画师仅以几条顺风飞舞的彩带，就将人物轻盈飘逸之姿酣畅地表现出来，给说法图画面增添了妩媚活泼的气氛。因此有人要将敦煌莫高窟喻为“飞天的故乡”了。

克孜尔千佛洞菱格图案

西域美术奇葩克孜尔千佛洞壁画 新疆是佛教东渐的“桥头堡”，魏晋时期开凿的克孜尔千佛洞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成就，气势雄伟森严，外来影响大，民族风味浓。它的壁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有菱格图案。在每个菱格中画着不同的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供养故事和千佛故事，皆以单幅的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内容。这些菱格还含有佛教意义，莲瓣表示莲花，山为须弥山，树为菩提树，皆是佛家吉祥的象征。

克孜尔千佛洞壁画的人物，用曲铁盘丝描法与凹凸不平的染色法，线的韵律感强，人物脸呈椭圆形，勃子粗糙，胸体健壮，身体修长，手背圆肥，手心丰满而富有弹性，带有稚拙纯朴的美感，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审美观相吻合。

由于克孜尔千佛洞壁画富有装饰性，色彩绚丽，将有限的穹顶与窟壁开拓成一个大千世界，扩大了绘画艺术表现空间的层次和深度，而被后人誉为西域美术的奇葩。

边关岁月－－嘉峪关墓室壁画

除石窟壁画外，北方的墓室壁画也很发达，如河南邓县南齐墓门彩画砖、河北的东魏茹茹邻和公主墓壁画、山西太原的北齐娄睿墓壁画等，而以嘉峪关魏晋间墓室壁画最为丰富。6座墓共存壁画600余幅。内容包括农桑、畜牧、井饮、狩猎、林园、屯垦、营垒、疱厨、宴饮、奏乐、博奕等，从多方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河西地区的社会生活。

壁画是以每砖各成单位的小幅构图，与汉画分层排列的布局法有所不同。画工以大写意手法，概括地刻划形象，粗略数笔，就勾画出一幅幅活泼感人的画面。线描均以中锋勾勒，多用富于弹性的圆弧线，灵动潇洒，简练奔放，却不失外形的准确。色调热烈明快，单纯和谐，人们日常生活中瞬息的细节，被画工传神的手笔捕捉于画面上，主题朴素，洋溢着生活情感。这些壁画说明河西地区的传统壁画艺术，在北朝佛教壁画兴盛之前，就有了成熟的面貌。

澄怀观道与山水画因缘

魏晋时期，一些士大夫不满时政，避隐山林，尤其晋室南渡后，江南秀美的山水激发人们对自然美鉴赏力的提高，于是披奇揽胜成为士大夫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画家也开始模山范水，戴逵、顾恺之等均作过山水画。但山水画真正脱离人物背景而独立成科，则从南朝刘宋时期始，宗炳（375年－433年）就是当时的专业山水画家。

他一生隐居不仕，酷爱自然，游踪遍及江南湘鄂名山大川。晚年将生平所见名胜绘于壁上，作为“卧游”，仿佛置身大自然中，怡然自得。

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画山水以“澄怀观道”、“畅神怡身”为宗旨，即通过对天地自然的描绘和欣赏，来领悟老庄超脱无争之道，抒发精神追求，怡娱身心。这样也将儒家“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与道家“游心物外”思想合而为一。他的看法奠定了日后山水画向“虚”、“静”、“无争”、“游目骋怀”的方向发展。

理论著作及其他著作中有关绘画的史料　这一时期随着绘画鉴赏、收藏、品评风气的逐渐开展，有关绘画的理论及史料著作相继出现,并不断有所发展。东晋时顾恺之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3篇著作,见于《历代名画记》的转载。由于经过长期的辗转传抄，3篇文字多有脱误，甚至有些部分不可句读，但它毕竟是中国最古的绘画理论及史料的专着，仍不失其重要的价值。特别是《魏晋胜流画赞》中提出“以形写神”，强调“传神”和“悟对通神”，《论画》中提出“迁想妙得”等，确可算是后世中国画家所拳拳服膺的论画最高准则。南朝刘宋时宗炳《画山水序》及王微《叙画》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关于山水画的美学专着。 除了论述山水画的一些造型性问题之外，还着重阐明自己创作山水画的动机，希图抒发一种高雅的主观情趣和希图借助山水的形质以体现道、神一类的神秘观念。齐梁时谢赫《画品》（一作《古画品录》）是一部以品评古今画家画艺优劣而作的专着，可是此书的意义却远远超出它对具体画家所一一作出的品评，实际上它是一部概括了中国古代绘画的艺术性准则的重要著作。在此书中，谢赫最大的功绩在于他提出了“六法”这个全面衡量绘画艺术性高低优劣的6条标准。六法论对后世中国绘画的理论与创作产生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梁隋间姚最有《续画品》，是追随谢赫之后，对画家画艺进行品评的又一部专着。

还有大约活动在北魏、宋齐时的孙畅之，曾撰有《述画记》一书，多载自汉魏至宋齐时画家的有关传闻。其书惜已久佚，仅能在《历代名画记》所摘引的数条文字中窥得其一鳞半爪。此外，其他性质的著作涉及到绘画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著作尚有：西晋时葛洪的《西京杂记》，记录了西汉画工毛延寿、刘敞、刘白、龚宽、阳望、樊育等人的姓名和画艺；宋时刘庆义的《世说新语》，对顾恺之、戴逵的绘画艺术有不少记述，为后人作传和谈艺者所转相祖述；梁代庾元威的《论书》，篇末附论书法杂体与绘画相通的诸事例；北魏时郦道元的《水经注》，载及岩画、壁画遗迹多处。所有这些，虽则文字分量不多，但却为后世留下相当可贵的绘画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