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灵丛台，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中华大街西侧的丛台公园中心处，为园内的主体建筑，是赵邯郸故城中的一组重要建筑群，亦是邯郸古城的象征。根据其出土文物考证，始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前325年—前299年），是赵王检阅军队与观赏歌舞之地，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正式名称叫做武灵丛台，因是赵国修建，所以也叫赵丛台，由位于邯郸市，又叫邯郸丛台、简称丛台。

武灵丛台中“武灵”是指赵武灵王颜师古《汉书注》称：“因楼台众多，而连聚非一，故名丛台。盖本六国时赵王故台也在邯郸城中。”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10·漳水》称：丛台“六国时赵王之台也”。他们二人认为丛台是“六国时赵王之（故）台”，亦即认为是战国时期赵国所建，他们的观点与东汉的张衡实属异曲同工。

根据丛台遗物和内部夯土层考证，丛台始建于战国时期。同时武灵丛台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发生地。史载，赵武灵王是赵国历史上第六位国君，也是赵国第一任王（此前称侯或君）。战国前期，赵国国势衰弱，赵武灵王即位后，决心使国家强盛起来，为改变国家面临的外来威胁和侵扰，他励精图治，勇于改革。当时北方少数民族被称为“胡人”，他们身穿窄衣，以能征善战著称，赵武灵王受北方游牧民族身着轻巧衣物作战的启发，发起了要求赵国人尤其是军队改穿胡服的改革，加紧操练兵马，从此使赵国日渐强大。终于使赵国成为战国后期能与秦国争衡天下的军事强国。

从文献记载来看，也能够证实丛台应建于战国赵武灵王时期。东汉张衡《东京赋》云：“是时也，七雄并争，相高以奢丽，楚筑章华于前，赵建丛台于后，秦政利觜长距，终得擅场，思专其侈，以莫己若也。”丛台是在楚国章华台之后建造的，也是建于战国时期。张衡最早提出丛台建于战国时期的学者。《文选》所收张衡《东京赋》还有薛综的注文，他对“赵建丛台于后”一句注释道：“《史记》曰：赵武灵王起丛台，太子围之三月。于后， 在六国之时。”薛综是三国时期孙吴人，以上注文当为其《二京解》的内容，今本《史记》并无“赵武灵王起丛台”之类的内容，但薛综是最早记述丛台为赵武灵王所建的人。

赵武灵王始筑丛台之说，是在宋代开始盛行起来的。《元丰九域志》卷2河北西路磁州古迹条：“丛台，赵武灵王所筑。”《玉海》卷162《宫室·赵丛台》于汉邹阳上书“全赵之时武力鼎士袨服丛台之下”句下注道：“《史记》武灵王起。”《四库全书》本贺铸《庆湖遗老诗集》卷1《歌行三十九首·从台歌》有序：“按《邯郸县谱》，丛台赵武灵王筑，起地三百尺，今故址犹十仭，在县中东北隅。元丰辛酉七月，同邑令濮人杜俨仲观登，杜先有此诗要予同赋。”在诗歌中说到：“累土三百尺，流火二千年。人生物数不相待，摧颓故址秋风前。武灵旧垄今安在，秃树无阴困樵采。”该书卷2《答杜俨仲观登丛台见寄庚申九月滏阳赋》亦说：“邯郸古都会，陈迹武灵筑。”可见，都说丛台是赵武灵王所筑。贺铸所说的《邯郸县谱》当是宋代的邯郸地方志，可能也是已知所记邯郸最早的县志，它不仅记载说赵武灵王始筑丛台，而且说是“起地三百尺”。可见，至迟北宋时期邯郸地方志已认定丛台始筑于赵武灵王，北宋盛行武灵王始筑说，可能与邯郸地方志的记载有关。

明人陈耀文撰《四库全书》本《天中记》卷15《台·丛台》称：“赵武灵王建丛台于邯郸”：《明一统志》卷4广平府宫室条称：“丛台，在邯郸县北，《史记》赵武灵王所筑，因其丛杂而名。”《大清一统志》卷21 广平府条称：“丛台，在邯郸县城东北，相传赵武灵王筑。”《四库全书》本《畿辅通志》卷54《古迹·广平府》称：“丛台，在邯郸县东北隅。《名胜志》赵武灵王所筑，上有雪洞、天桥诸景。”至于县志、府志的记载，莫不如此。民国二十二年本《邯郸县志》卷3《地理志·古迹》也同样说：“丛台，在县城东北隅，世传赵武灵王所筑，其上有雪洞、天桥诸景。”

从以上早期文献材料可见，至迟西汉初期丛台就已经存在，此后学者有关丛台始筑的时间，或持概称之战国始筑说，或持细称之赵武灵王始筑说，无论是概称之说还是细称之说，都认为是在战国时期。就丛台最早出现于史籍的吕后元年（前187）而言，此时上距西汉建国不过20年，上距秦国占领赵都邯郸不过40年，因此丛台建于战国时期的赵国是可能的，而且也得到了考古材料的证实。1963年夏，邯郸遭遇特大暴雨，洪涝成灾，丛台东南部倒塌，文物工作者对丛台进行了勘探调查，从倒塌部位的断面发现，其台心下部是黄褐色纯净土，夯土层为6-8厘米，夯土结构与战国赵王城遗址考古发现的夯土墙结构相同。在台的上部及表部，土色发黑，内含战国时代的陶片、陶豆把等杂物较多，夯层厚薄不均，夯筑不及台心部坚实。这说明丛台夯筑结构的下部中心是战国时期的夯土结构，其上部及表部应是经过历代维修过的夯土结构。可见，考古资料也证实了丛台确为战国时代的建筑。

秦代末年，秦国大将章邯兵破邯郸，夷平城廓；到了汉代，邯郸由于成为诸侯王国—（汉）赵王的宫城，丛台被辟为赵王的宫苑。汉初鼎盛之时的赵国，邯郸城的武士和达官贵族们，经常穿着华美的服装，聚集在丛台之下，已经成为市井而不能再制止。

三国时期曹魏大臣刘邵作《赵都赋》中云：“正殿俨其造天，朱棂赫以舒光。盘虬螭之蜿蜒，承雄虹之飞梁。结云阁于南宇，立丛台于少阳。”少阳，出升的太阳，意指东方，说明汉代赵王在宫城以东的地方修建过丛台。赋中所提到的“正殿”“云阁”、“丛台”这三座重要建筑，则是提示赵都宫殿建筑十分重要的资料。其中，“正殿”应是赵王宫城中的一个重要建筑物，很可能这里所说的“正殿”，就是今西小城内的“龙台”遗址。在赵王城“正殿”之南还建有“云阁”，应是一座高大参天的建筑物。而“丛台”则建在赵邯郸故城的“大北城”范围内。

三国时，魏相曹操以邺城（今邯郸以南30公里临漳县境内）为政治中心后，邯郸遂逐渐沦落为普通县城，丛台也随之衰落。

宋代时，丛台已经衰败为荒草遍地、狗兔出没的一片废墟。

据1933年《邯郸县志》所载，自明代中叶至中华民国期间以来，在短短的四百多年中，就修建了十多次。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兵备杨彝建据胜亭于其上，意为在防御上据此者胜。

明嘉靖二十五年（1536年），知县董威重修。

明万历（1573—1620年）年间，知县朱光祚、欧阳调律相继重修。

清康熙十年（1671年），知县张慎发复修。

清乾隆五年（1740年），为迎接乾隆帝南巡过邯郸，知县怀荫布对丛台大加修整，据胜亭为最高景观，并建行宫于其上。

清道光四年（1824年），丛台遇火灾，仅余数椽。道光十年（1830年），遇地震，遂成瓦砾。

清同治二年（1863年），丛台又遭捻军攻城变乱的毁坏。知县英棨、侯国钧相继重修。可见，清末民国时期的丛台建筑，就是经这次大修后的建筑。清光绪本《邯郸县志》将“丛台夕照”，列为当时邯郸的十景之首。

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对丛台大加修葺，并在台上增筑一亭，名回澜亭。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辟为丛台公园，当时占地3万平方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地方政府对丛台的维护和建设极为关心，台上的建筑以及一砖一石，都能做到及时维修。1953年，以武灵丛台为中心，修建了丛台公园。占地由原来的43亩，逐步扩充为360亩，其中水面占40亩。园中林木茂，百鸟争鸣，花草繁茂，湖水荡漾，碧水蓝天，与丛台古建筑相映照，别有情趣。

1956年，邯郸遭大雨，据胜亭下台基北半侧坍塌，当年维修。

1963年8月，邯郸遭特大暴雨，是月7日，丛台东、南两面台基坍塌约250平方米，据胜亭部分坍塌，市政府拨专款于1964年重建，1965年7月5日竣工。现存的丛台建筑平面呈“T”字形，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60米，底部东半部为半园形，直径约32米，总高约25米，分上中下三层。

1964年到1965年间，经历了最后一次大修，此次大修把原亭阁上的灰瓦换成琉璃瓦。

1978年，翻建了回澜亭。

1979年至1981年，改建了古丛台北门，翻建了丛台南门，并对北门外的东、西两侧墙面进行了加固。

1982年7月23日，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6年，对丛台上所有的建筑进行了全面彩绘，并对据胜亭、回澜亭悬匾，字由邯郸市书法协会主席尹树槐（世愚）题写。

1989年，较全面地维修了丛台西边的围墙，南门铺设了石台阶，并对乾隆碑、古槐加做护栏。新立了《丛台简介、丛台维修摘记》碑。

1996年10月翻新改建了古丛台城楼上的武灵旧馆，并作为赵文化展室。

2004年7月，对古丛台上的回澜亭进行了翻建。

2005年4月，对古丛台台阶以及周边进行了大面积的翻修。

现存武灵丛台，重修于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是一个占地3500多平方米，高27米，分上、中、下三层的青砖高台。

下层南、北各开一门。南门为丛台的正门，南门有一对体高2.27米石狮，雄狮足踏绣球，雌狮爪抚幼狮。据传，此二石狮为1966年由邯郸县旧县衙门前运来，后于1973年竖于此地。南门前有明代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立的《赵武灵丛台遗址》碑。碑阳镌刻“赵武灵丛台遗址”七个楷书大字，上款为“直隶广平府邯郸县知县楚人邓云台”，下款为“万历癸已岁孟秋之吉主簿永宁王所重同勒”。碑阴字迹风化，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据县志记载，该碑原文大意是重修邯郸城记，追记修城事及四门名称。此碑原在七贤祠旧址西侧，后易址在丛台南门东墙下，紧临丛台墙基。1966年碑被推倒，平放在园中中湖东北岸。1989年重立此碑时，碑座龟跗已断头烂额，不能复用。故又重新制作龟跗以为碑座，立于丛台西侧城墙下。碑前的地面上是2011年9月30日，由市政府设立的铜雕“邯郸原点”标志。

沿丛台南门拾阶而上，甬道右侧壁镶嵌有“滏流东渐，紫气西来”八字石刻，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国民第二军军长关中胡景翼所书。“字仿六朝，虽非古物，而峰棱整洁，颇觉古气郁盘”。据1939年《邯郸县志》记载：台之南北城垣上原各有门，门各有额，南曰“滏流东渐”，北曰“紫气西来”。因邯郸城南有滏阳河，河水东流，故言“滏流东渐”，邯郸城西有紫山，山间常有雾气缭绕，又故言“紫气西来”。南门高阶上耸立一碑，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于1961年游丛台时所写的七律。在石碑阴面刻有“武灵丛台”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为冀南书法名人李鹤亭所书。

丛台北侧拾级而上，古气氲，苍松翠柏侧立两旁，沿着用砖和条石铺成的踏道，步步登高跨过门槛，迎门而立的碑刻，是清代乾隆皇帝游江南（1750年）路过邯郸，登临从台时留下的御题诗碑。碑的正面刻有七律《登丛台》。在乾隆碑阴面还镌刻有乾隆的诗文七古《邯郸行》。

沿砖阶可拾级而上至平台处，是丛台的中层。丛台的中层是个院落，距地表27米，平面东西长59米，南北宽80米，其中向南突出40米，宽10米。据专家考证为明代城墙残段。院内坐北朝南有5间大屋，叫“武灵馆”，是纪念赵武灵王的建筑。西屋为“如意轩”，院中间有“回澜亭”，为1931年增设。院内台壁上嵌有许多碑碣。其中清末进士王琴堂的梅花刻石和举人李世昌的“兰”石碣。

由回澜亭往东进门楼，顺台阶环绕而上，可达丛台的最上层。丛台的第三层坐北朝南的圆拱门门楣上，写有“武灵丛台”四个古体黑字，顶台呈圆型，直径19米，距地表13.5米，原是平台，称“武灵平台”，是赵武灵王观看歌舞的地方。明嘉靖年间始建亭于台上，取名“据胜亭”，门里边还刻有“夫妻南北，兄妹沾襟”的朱红大字，流传很久的“忠孝节义二度梅”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进圆拱门，有个建筑精美的小凉亭，红柱碧瓦，画栋雕梁，重檐兽角。再上三级台阶，推开红色雕花木门，进入约一间屋大小的方形亭间， 有石桌、石墩。

据胜亭位于古丛台之顶部，建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为兵备杨彝所筑。杨彝所写《据胜亭记》中所载：“几川子（杨彝号）饬兵赵地，阅城邯郸，至东北隅，度台距城不寻丈，其势峨然出城表。大惊曰：‘台高迫城，敌或我乘，仰面受敌，邑其殆哉。’”从而看出他的“必戍楼，乃可守”的筑亭目的。亭成之后，杨彝乃劳众曰：”扰兹胜，构兹亭，邑永赖哉。”当时的据胜亭，面积、结构无考。

清同治二年（1863年）重修，顶部为卷棚歇山式，1963年遭暴雨，据胜亭部分坍塌，1964年又维修重建，建筑面积100平方米，高13米，为四角攒尖重檐，亭角微翘，内有方形正厅，内塑赵武灵王型像，石桌石凳，四周透花门窗，古朴典雅。上复绿色琉璃瓦，光华灿烂。脊檐普装彩灯，每逢重大节日，灯光辉煌，夜间遥观，恰似空中楼阁。现据胜亭虽非原貌，但它仍然保持着古代亭榭的独特风格。

回澜亭位于武灵旧馆之前，为中华民国二十年（1921年）高桂滋所筑。建筑面积12平方米，高5米，全木结构，六柱圆顶。柱与柱之间连接木凳以供游人小憩、观景，中间布有汉白玉石桌，上刻棋盘，四周为石鼓圆凳。

武灵旧馆，坐北朝南，面阔五间，砖木结构，宽敞豁亮，是纪念赵武灵王赵雍的建筑。原名武灵宫，后称武灵馆，清末称财神庙，1922年重修时改名为武灵旧馆，1931年，高桂滋师长驻军邯郸，重修武灵旧馆，馆前楹柱上悬有国民党元老，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题联：置酒在高台，由来慷慨悲歌地；平胡传玄服，莫负风云际会身。

联中的“风云际会”四字，据《赵都诗词选注》中解释，风云际会是指旧时君臣遇合。此特指刘秀结交马武事。刘秀破王郎后，对更始帝愈加不满，企图把更始帝派来监视他的另一部队将领谢躬杀掉。于是置酒高台，邀谢躬及谢之部将马武赴宴，准备席间下手，但未成。宴罢，刘秀独与马武登台，用地位笼络马武，结果马武归心刘秀。此楹联今无存。

现武灵馆内又陈列了赵武灵王赵雍的塑像和古赵文物，展现若赵武灵王的事迹。

平台南北各突出一段长40多米，宽6-10米不等的墙体，为明代城墙残段。明嘉靖年之前，丛台位于邯郸县城墙之外，嘉靖十三年（1534），兵备副使杨彝来到邯郸后，见丛台距城墙不足一丈远， 又高出城墙之上，可以轻易地从丛台跃到城墙上，一旦敌人占据丛台，势必对城内构成很大的威胁。于是杨彝下令由县丞王景负责组织营建，在二者之间修建起甬道，把丛台与城墙连接起来。

城墙残段外围有原护城河修建的丛台东湖。

参见：丛台集序碑、丛台简介碑、重修丛台记碑

丛台上保存了不少珍贵的碑刻。从南门迎面一碑为郭沫若于1961年9月19日登丛台时所写的七律诗。碑阴有四个大字：“武灵丛台“，为冀南书法名人李鹤亭所书。

北门内的御碑，是1750年9月，大清乾隆帝巡行江南过邯郸登丛台时书写的七律《登丛台》。碑阴为七古《邯郸行》。

台之西侧，是《丛台集序》碑，为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年）陆军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何遂撰，邑人王琴堂书。文中记述了丛台历史悠久，名之来源与位置，修建概况及丛台之景点。两块碑并为一体，文近千字。该碑原址在丛台南门阶端之平台上，1989年10月易址于此。

据胜亭台壁周围镶嵌着七方碑碣，有明代监察御史张成仁的七律《登丛台》、清末进士王琴堂的梅花石刻、举人李世昌（少安）的画兰石刻等七方，这些碑碣及其诗词、绘画和镌刻皆颇具独特风格。

《重修丛台记》碑，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高桂滋在修建丛台竣工后立下的。文中赞扬了赵武灵王变胡服习骑射思欲奋发图强，一扫国人萎靡之习的尚武精神。并记述了增设台上建筑以及重修丛台的经过。碑文为高桂滋撰并书。字体端正大方，浑厚有力。此碑保存完好，已易址邯郸碑林内。

台上古槐，相传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所植。距今已有四百多个春秋。据1939年《邯郸县志》载：“台上有古槐一章”。从1939年“邯郸武灵丛台”的照片上看，此树已老态龙钟，没有生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园林工人的管护下，古槐已焕发青春，枝繁叶茂，生机盎然。

丛台的北侧有座七贤祠，是为纪念赵国的韩厥、程婴、公孙杵臼、蔺相如、廉颇、李牧和赵奢而建立的。这“七君子”的动人事迹，在《史记》等史书里均有记载，大体上依据史书编写而成的《东周列国志》在“围下宫程婴匿孤”等章节里，就记述了“三忠”（程婴、公孙杵臼、韩厥）为救赵氏孤儿舍身忘命的动人事迹。

李白分别于752年和753年两次来邯郸，李白登上邯郸城楼、丛台，还游览了赵国美女秦罗敷不畏强暴投潭自尽的罗敷潭（今邯郸市西北10公里古石龙景区）、赵王宫女梳妆描眉的照眉池（今邯郸市复兴区赵苑公园内）、到邯郸南亭饮酒观歌舞。752年八月，李白离开邯郸前，受官府之邀在邯郸洪波台（今邯郸市复兴区赵苑公园内），观看了发兵征讨契丹的出征仪式。

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9月，乾隆帝南巡，登台赋诗七律《登丛台》。

1959年6月2日，来邯郸视察的周恩来总理也曾登上过丛台。

1961年，郭沫若登丛台。

两千多年来的武灵丛台，曾招来历代政客显贵、文人骚客登台怀古，题诗赋咏，言志抒怀。据统计，有确切记载的就达五十余首。这些诗、词、赋，抒发了作者的情怀，描写了丛台的沧桑，也记载了邯郸的兴衰枯荣。古人曾用“天桥接汉若长虹，雪洞迷离如银海”的诗句，描绘丛台的壮观。当代陈运和也用诗“天桥雪洞奇观曾扬名华夏，花苑庄阁诸景曾流传后世”夸奖丛台。

汉光武刘秀在更始帝刘玄驾前为逍遥王时，曾带天巡守巡视河北，到了邯郸，小枪王刘凌曾邀请刘秀去丛台赴宴，结果刘秀遭小枪王暗算，幸亏刘秀身边云台大将护驾，这才逃过一命。

邯郸市丛台区政协编纂《丛台区文化丛书》第一套已经完成编撰并正式出版，包括《亭榭聚风云—武灵丛台》。

根据武灵丛台，邯郸市多地区都有关于根据丛台来命名的，例如：丛台区、丛台路、丛台小学、丛台花园、丛台酒等。

2002年10月12日，中国国家邮政局与斯洛伐克联合发行国际邮票，《亭台与城堡》特种邮票一套二枚，其中一亭台选取的是武灵丛台，城堡为斯洛伐克的博伊尼采城堡。

各地游客的诸多不文明行为使得武灵丛台也未能幸免。武灵丛台的南北两正门口的青砖上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刻字留念。北门两边的青砖几乎块块被刻，新痕累旧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