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巩（1899—1955），字克之，男，安徽省桐城县（今铜陵市枞阳县石矶青山人）人。中华民国官员、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也是北京历史上的首任市长），后曾长期担任中国大学代理校长。

何其巩，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和平解放北京功臣。辛亥革命后，历经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阀政府盘踞北京等变故，最后蒋介石利用北伐战争胜利，建立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从此，北京改称北平。1928年6月，北平特别市政府成立，首任市长为何其巩。

何其巩早年先后在桐城县立中学、安徽省立芜湖甲种农业学校学习，因参加学生游行而被学校除名。18岁时从安徽来到北京当教员谋生，并担任《正言报》记者。他认为在文盲遍地、风气未开的中国，光用犀利的文笔唤醒民众，很难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于是投笔从戎，进入西北军在冯玉祥部下当了一名上士文书，很快就引起了冯玉祥的注意。当时冯正急于想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情况，他知道何其巩当过教员和记者，对地理、历史等比较熟悉，于是在1924年，派入伍不久时年25岁的何其巩去苏联留学。何其巩在苏联只住了1年，学了一些共产主义理论。1925年（民国14年）回国后，时任西北边防督办的冯玉祥提拔他为西北军边防秘书。不久，升任秘书长，并再次派他率领一个西北军代表团去苏联考察政治。归国后任绥远都统公署秘书长。

西北军的十大文官：何其巩、邓长耀、过之翰、邓哲熙、刘治洲、余心清、黄少谷、薛笃弼、萧振瀛、王瑚

其时，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逐渐形成，北伐战争正在酝酿之中。1926年（民国15年），冯玉祥被批为“赤化”而下野，把军队交给张之江后去了苏联。在他出国之际，张之江顶不住直鲁联军的压力，被迫退出北京，撤往南口。同年8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通电率全军加入国民党。9月，在绥远举行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进军陕甘，与南方的北伐军互相呼应。何其巩于此时被任命为国民联军司令部秘书长，并随军由陕西经潼关进入河南。不久，国民联军改组为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仍任总司令，何其巩也跟着改任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秘书长。1927年6月至1928年，何其巩又转任豫南行政长官兼民团军军长。其后，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内防处处长、中国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整理委员、国民政府顾问、中央政治会议开封分会委员等职务。1928年（民国17年）6月，北平特别市成立，时年29岁的何其巩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北平市的首任市长。

何其巩在上任之初，在市政府市政会议第一次常会上就做出一项决议：“财政公开，造成廉洁政府。”在何其巩任内北平市政府及其附属机构没有贪污腐化的案例。

北平市政府成立之初，何其巩即在市政会议第二次常会上提出临时动议“本市政府教育经费案”。决议：“先由财政局将崇关项下旧定之中小学经费三万五千元拨交教育局，其余二万五千元由市长及财政教育两局长迅速设法发放。”

在市政会议第四次、第五次常会上，都重点讨论了贫民救济案，作出了“由市政府发起，以市长为主席，并请在野名流及慈善家加入其事务”，后来成立了定名为“贫民救济总会”的机构。它是北京历史上第一个贫民救济机构。

此外，何其巩在北平市长任内还做过提倡国货、举办文化展览会、兴办北平市民银行等重要工作，更提出过收回租界的议案。这说明了何其巩实不愧为一个头脑清楚的青年市长。

何其巩任职仅一年，1929年5月8日在主持完市政府市政会议第36次常会后，便称病不再上班。1929年，改任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1931～1932年为安徽省政府委员，担历任省教育厅长、财政厅长。1933年，他再次到北平，被任命为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翌月，出任华北区救济委员会委员。1934年，时任北平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何其巩密呈条陈，建议蒋介石在安定北方、巩中部基础上，着手经营西南。

1935年12月，何其巩被任命为冀察政务委员。这最后一个职务他是不大情愿接受的，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以亲日派为主，他不愿意名列其中。于是他便在次年转到北平中国学院（后改称中国大学）校董会工作，并被任命为代理校长。北平沦陷期间，何其巩一心一意办教育，坚决不任伪职，他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合称为在北平坚持办学的三位著名大学校长。

据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中国大学革命史大事纪要》记载，何其巩执掌中国大学期间，为增强学生的民族意识，对学生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他扩充中国大学图书馆，并在馆内正厅的墙壁上亲书“读古今中外之书志其大者，以国家民族之任勉我学人”楹联，还亲自选定《中国大学国文教本》选文百篇，将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入选，要学生精读。

中国大学地处北平，与抗日后方隔绝，全校教职员待遇微薄，忍饥耐寒，拒绝敌人资助。中国大学坚持“我们是中国人的中国大学”，“为教育而教育”的办学方针，获得沦陷区爱国知识界的支持，争以教授中国大学为荣，北方青年争以就读中国大学为荣。1937年8月后，留居平津各大专院校的一批坚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的教师，纷纷被何其巩校长聘到中国大学任教。

1941年美日开战后，又有一些大学停办，燕京大学的齐思和、胡鲁声、张东荪、严孟群、袁贤能、李汝祺，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臧玉淦、徐希帆、谢少文等名教授均到中国大学执教。其他如清华大学的褚圣麟、刘明越，北京大学的俞平伯、蔡镏生、严东生，北平师范大学的陆宗达、王桐龄，天津南开大学的温公颐、翁独健、王之相、唐纪翔、孟昭威、孙人和、邸维周、王静如等，他们宁肯以微薄工薪应聘到中国大学任教，拒绝到有丰厚待遇的日伪主办的学校任职。何其巩校长抗战开始即肩负了在敌占区造就青年的重任，坚持做到：“董事会及学校一切机构无变动；不受奴化支配，拒绝日伪分子，优待忠贞人士；学生自由讲习，并运送抗日后方；学校证件，从未加盖过伪印；对参加抗日地下工作者，分别掩护”（见1946年4月15日天津《益世报》登载《中大返校节何校长报告校务》）。

抗日战争期间，何其巩校长团结全校师生发展壮大了学校。

曾在中大任教的名人有李大钊、蓝公武、李达、吴承仕、黄松龄、曹靖华、杨秀峰、吕振羽。自中国大学毕业的名人有李兆麟、白乙化、齐燕铭、段君毅、董毓华、黄诚、任仲夷、杨易晨、张友渔、张致祥、浦洁修、徐才、李大伟等。可谓人才济济，为一时之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曾令何其巩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北平特派员。不久，发现何其巩不是他的嫡系，并且不是个唯命是从的人，赶快撤销其名义。何其巩回到中国大学。解放战争期间积极参与了策动第十一战区起义工作，同时积极说服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

1947年，他辞中大校长职，在北平隐居。

1955年，何其巩病逝，享年56岁，遗体葬于北京香山福田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