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西方宗教研究领域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提出，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世界上的太阳崇拜有五大发源地：中国、印度、埃及、希腊和南美的印加文化。

太阳神话是一切神话的核心，一切神话都是由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太阳“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

学者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认为：日神信仰虽然在商周以后逐渐沉没于较后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但是其痕迹和遗俗，同东、西方（包括美洲在内）各大文明区同样，却仍然比比皆是。何新认为“所谓‘华族’，就是崇拜太阳和光明的民族。东亚海洋文化圈其实是一个太阳崇拜文化圈。这种诠释更符合“文化”作为一种光芒普照的思想，是人类用以治理世界的有力武器的理念。以太阳崇拜为特征的海洋文化是营造中日韩人民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武器，也是东亚海洋文化圈的共同特征。

根据《山海经》记载，中国的太阳崇拜起源于山东东部沿海的日照一带。（附另一资料：从出土文物及民俗看，整条珠江流域大多有太阳崇拜文化，特别是古骆越地为最，民间有祭天习俗，以及最近在大明山发现的古祭坛。还有花山岩画中的太阳轮和出土的铜鼓太阳浮雕为实物代表。）

《山海经·海外东经》曰：“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摇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叶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儒帝颛顼，弃其琴瑟。有甘山者，生甘渊，甘水出焉”。

《山海经·大荒南经》写道：“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于甘渊”。

汤谷即“旸谷”，神话传说中太阳升起之处。与虞渊相对，虞渊指传说中日落之处。

根据史料记载，汤谷位于山东东部沿海地区，是上古时期羲和族人祭祀太阳神的地方，是东夷文明的摇篮，也是我国东方太阳文化的发源地。

晋人郭璞在为《山海经》“甘渊”作注时说：“水积则成渊也。”珂案：大荒南经云：“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原作日浴，据宋本改）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经文“东南海之外”，北堂书抄卷一四九引无南字，无南字是也。大荒南经此节疑亦本当在此经“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之下，乃简策错乱，误脱于彼也。此经甘渊实当即大荒南经羲和浴日之甘渊，其地乃汤谷扶桑也。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即此，亦即少昊鸟国建都之地。尸子（孙星衍辑本）卷上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谓此也。则所谓甘渊、汤谷（扶桑）、穷桑，盖一地也。

据《尚书·尧典》记载，羲和浴日的汤谷（旸谷）在一个叫做嵎夷的地方。“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孔安国注云:“东夷之地称嵎夷。”

嵎夷在中国东方的青州。《尚书·禹贡》曰：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 。

根据南宋或者清乾隆年间编写的《四库全书》中的禹贡九州图，以泰山、蒙山到羽山一线为界，其北为青州，其南属徐州淮夷，那时胶东半岛尚属于海岛。因此嵎夷包括济南、淄博、潍坊、日照、青岛等地区，而东部沿海只有日照和青岛地区。

日照莒县博物馆苏兆庆先生在“夷人崇日与秦始皇东巡琅琊”一文中说：“特别是东夷民族对太阳神的崇拜更有其悠久历史传承，不少有关太阳来历的神话故事广为流传于民间”，“主要崇拜太阳的少昊羲和族，居住在汤谷（亦称旸谷）一带，是太阳神赐福下民的圣地”。“用史迹和考古资料对这些古代神话进行印证，可能汤谷就在东海之滨的琅琊一带。这里的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掌握了用日出方向判断四时，并将这种原始历法用于发展农业和航海事业”。

古时的琅琊包括临沂、日照、青岛和潍坊的部分地区。但日照似乎与太阳崇拜有着更密切的联系。日照在大汶口时期和龙山时期有当时最大的都城凌阳河、段家河、两城和尧王城古国，夏代为九夷之一，商代称人方，属青州姑幕国。春秋时属莒国，嬴姓少昊、伯益之后。

《春秋左传·正义》隐公二年下注曰：“《谱》云：“莒嬴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於期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

《汉书·地理志》载“莒，故国盈姓，三十世为楚所灭，少昊之后”。

王青教授在《从大汶口到龙山：少昊氏迁移与发展的考古学探索》一文中说：“少昊氏是史前东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发现的陶文和大墓证明，少昊氏不仅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时期，而且还延续到龙山文化时期，期间经历了不断迁移和发展的过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县陵阳河一带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迁到五莲丹土一带，龙山早中期又迁到日照尧王城、两城等地，在滨海地带形成超大规模的中心，龙山中期之末迁到了临朐西朱封一带，到龙山晚期又迁到曲阜一带。少昊氏的迁移过程是不断发展壮大和文明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经历了从古国到方国的社会转变·到龙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东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权实体取代”。

日照在西周时属青州。

《周礼》曰：“正东曰青州，其山镇曰沂山，其泽薮曰望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在秦时属琅琊，汉代为海曲，取其海隅之意。在宋时设日照镇。

明嘉靖《青州府志》载：“以濒海日出处故名”。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3年）《日照县志》载：“日出初光先照”。随后，元、明、清皆因之。

苏兆庆先生说在“夷人崇日与秦始皇东巡琅琊”一文中说“祭日活动，解放之初，莒地依然流行”。

上古时期的蜀先民同生活于其他地域（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的人们一样，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祭天、祭地、祭自然、祭图腾、祭神灵、祭祖先，以此求得护佑，获得精神上的力量，以维系团结，维系社会，维系国家机器（这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蜀王或巫师们的主要意愿）。这些祭祀中的太阳祭（或称太阳崇拜）尤其耐人寻味，以至当代有学者倡导设立“成都太阳节”，以示缅怀。

金碧辉煌的太阳，不知多少万年前就辉映着地球，荫护着人类，给人类以无限的遐想。与此相应，人们敬仰太阳，崇拜太阳，祈祷太阳，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令人激动不已的太阳神话。太阳于是成为世界各民族神话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意象。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19世纪形成的西方宗教研究领域中的第一个最大的学派——自然神话学派的代表人物麦克斯·缪勒（Max Muller）提出，人类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阳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阳崇拜。太阳神话是一切神话的核心，一切神话都是由太阳神话派生出来的。太阳“从仅仅是个发光的天体变成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统治者和奖赏者——实际上变成一个神，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缪勒同时还指出，宗教的演变历程是从崇拜太阳的单一神教向多神教发展，最后又演变成唯一的神教。不过太阳崇拜产生于什么时候，国外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卡累利亚岩画（发现于俄罗斯奥涅加湖和白海地区）已知逾千幅，画面所绘大多为飞禽走兽，“此外，尚有种种图形——圆和半圆，并绘有辐射之光束”。对此，考古学者众说纷纭。一些研究者认为，绘有光束的圆和半圆，是日月的象征。“然而，当代一些研究者认为，新石器时代即有太阳崇拜之说，论据尚嫌不足。”苏联学者C·A·托卡列夫认为，“青铜时代确有太阳崇拜之风”。

这一时期世界各地都发现有太阳崇拜的遗迹，如挪威特伦霍尔姆发现的青铜车，上载日盘；西班牙特鲁埃尔发现的青铜驹，蹄下、背上均有日轮。太阳形象“或呈现为盘状；或呈现为轮形（带有光束或并无光束）；或呈现为圆形，中有‘+’字”。兴建于公元前后的世界上著名的墨西哥古代神殿都市狄奥提瓦康，其最大的建筑物就是太阳神殿。中、南美洲地区其他著名的文化，如阿斯德加文化、玛雅文化、印加文化、莫奇卡文化、纳斯卡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等古代文明，也都发现有巍峨壮观的太阳神殿建筑。

狄奥提瓦康的太阳神叫托纳提乌，出土的这一时期代表文物为“太阳圆板”，是个放射着光芒的骷髅，为太阳神形象。太阳给大自然带来光明、温暖和生命。因此，对太阳的崇拜便一度盛行于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与民族之中。

根据考古资料来看，中国太阳神观念和太阳崇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

1976年青海东部出土的马厂型马家窑文化中有四圆圈“+”字纹彩陶壶、四圆圈“+”字网纹彩陶壶、四圆圈“米”纹彩陶壶、六圆圈“×”字网纹彩陶罐。

1974年和1977年青海民和出土有“卐”形纹彩陶壶。其中“+”字纹与印第安人象征太阳的“+”字完全相同。此外，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绘有太阳纹和月亮纹的彩陶片。这些应是我国原始社会对太阳崇拜的延续。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有一种青铜“轮形器”（共6件），呈圆形。已修复的两件直径约为84厘米；中心似轮毂的大圆泡的直径约28厘米，有5根似轮辐的放射状直条与外径相连。这应是三星堆先民太阳崇拜的遗物。“轮形器”的中心大圆泡可释为太阳，放射状直条可谓四射的光芒。将太阳描绘成“轮形器”，是世界各国太阳崇拜民族比较一致的一种简易画法，如我国青海乐都县出土的彩陶盆上的太阳纹，广西宁明花山岩画上的太阳图案，四川珙县僰人悬棺壁画上的太阳图案。

太阳崇拜是以天体为对象的自然崇拜中的一种。在人类未形成之前，太阳便已存在了。人类诞生以后，太阳作为一种自然物体，与人类朝夕相处。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原始采集、狩猎时代，尚没有发生太阳崇拜，因为尽管太阳对人的影响较为显著，但毕竟未对人的生活和生命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只是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即人类能够进行生产性的生产（农业和畜牧业）以后，太阳对人，才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人们才感觉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受到太阳的制约，从而促使人们较多地思考太阳，猜想太阳。

原始人不理解太阳的奥秘，以为太阳具有能使万物复苏、生长的超自然力量，甚至视为丰产的主要赐予者。原始人还认为，太阳也像人一样，有灵魂，有喜怒哀乐，这便形成太阳有灵观念。后来，人们又逐渐把太阳人格化，同时视之为神而加以礼敬或祭祀。前述中、南美洲的太阳神殿，中国各地史前文化或奴隶制文化时代的各式太阳造型，当是这种太阳祭祀的供奉物。

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关于“宾日”、“出日”、“入日”的记载，反映了殷人在日出、日落时都加以礼拜。古籍《尚书·尧典》也有“宾日”于东、“饯日”于西的记载。那时，并没有固定的拜日场所（像入元以后北京的日坛那样），只是每天早上向着太阳作揖、跪拜而已。诚如《史记·封禅书》所云：天子“朝朝日，夕夕月，则揖。”所谓“朝朝日，夕夕月”，即如《汉书·匈奴传》所记：“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近代尚处于原始部落社会阶段的新疆阿尔泰乌梁海人仍保留着在家门前拜朝日的习俗。东北的鄂伦春族每年正月初一，无论大人小孩都要向太阳行跪拜礼，祈求降福于他们；而他们遇到困难时，也都要面向太阳祷告诉苦，以求慰藉。

可见，秦汉以前的中国各族，无论是否已进入文明时代，但在敬奉与祭拜太阳神的方式上，则大体是趋向一致的：即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态度虔诚而方式简捷。相对来说，处于殷商时期的古蜀先民在祭日文化方面，要比其他各地区各民族发达一些，因为到底已有了专门的祭日工具或象征物——“轮形器”及“四鸟绕日”金箔。

不过，按照文化发生学的原理，文化的发生及发达通常是与文化的需求程度成正比的。广西宁明花山岩画到底表现什么主题，学术界长期争论不已。而何星亮先生运用文化发生学原理轻易地破了这个谜。他指出，花山岩画表现的是一种崇日仪式，因为岩画中有光束、无光束或中有“+”形的圆圈，都是太阳的形象；而众人双手高举，则是作祈求日出状。画面上的人们何以对太阳表现出如痴如醉、五体投地和殷殷切盼、孜孜以求的热情呢？这是因为“广西地区雨水很多，春夏两季有时甚至一两个月阴雨绵绵。倘若稻谷出穗后或成熟后长时间没有太阳，那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因此，古代的壮族自然会想尽办法祈求日出。制作太阳形象，并以巫术形式祈求日出大概是其中一种。”而就殷商时期蜀人生活所凭依的成都平原来讲，这情形比广西壮族先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湿度大、云雾多，夏季多暴雨，秋季多绵雨，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竟达1000毫米左右，所以古有“漏天”之称。更突出的是日照奇少，年日照居然只有800~1100小时，为全国日照最少的地区之一。所以很早时候外乡人就想出“蜀犬吠日”的话来予以揶揄。这也就难怪蜀地会有着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的祭日文化。

在中国神话史上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怪现象，就是绝大多数地区的民众盛行射日神话，而蜀地民众则多祈日、盼日、护日神话，最典型者莫如至今尚流传于川西坝子上的《两兄妹守日月》与《太阳宝和月儿光》两个神话。

神话传说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折光。蜀地以外的众多的射日神话，都与严重的天干旱魃有关，如《庄子·齐物论》云：“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论衡·感虚》云：“儒者传书，言尧之时，十日并出，万物焦枯。”为此，人们创造出“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一类缠绵悱恻而又悲壮动人的神话故事，表达出渴求日柔雨顺的愿望。这与川西坝子祈日、护日神话传递出的企求多日照、少雨水的信息恰好相反，形成一个泾渭分明的鲜明对比。

三星堆《发掘简报》报道说，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大型玉石边璋（编号：K2③201-4）上，即刻划有两座大山——

山上有一圆圈，似代表太阳。圆圈两侧分别刻有八字形的云气纹，云气纹下是一座小山，山的中部也有一圆圈（按：亦应是太阳），圆圈下还有一座小山。两座大山的两边各有一只大手，作半握拳状，拇指按着大山的山腰。

玉石边璋上的刻划，是古蜀地的自然环境和古蜀人心态的形象写照。四川盆地是我国著名的内陆封闭性盆地，四周为海拔1000至3000米高的大凉山、邛崃山、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上的大娄山等山脉所环抱，加上多云多雨，长期阴郁闷抑，令人窒息浮躁。因此古代蜀人希望日光普照，打破阴湿沉闷，争取一个自由清朗光明开放的生活环境。有力的大手把握大山，正是古蜀人这种力求把握住自己命运的坚强信念和斗争精神的艺术表现。

在从浑沌蒙昧的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里程中，古蜀人为了挣脱束缚，打破封闭，曾付出过今人无法想象的艰辛努力。成都平原流传有一则《天的来历》传说，说的是“勇力神”夫妇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强行从地缝中撑出天和地，使人类见到了光明。现在，一早一晚太阳出来天地间的那片红色，就是“勇力神”夫妇的鲜血。他们争取光明，呼唤太阳的故事，其慷慨悲壮、可歌可泣的色彩，实不亚于中原大地及南方其他地区流行的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盘古王开天地以及夸父逐日、弃杖成桃林的故事；且震撼人心的烈度、荡气回肠的魅力，又远超出后者。前述三星堆二号坑玉石边璋上那用拇指按着太阳之下的山峰，其象征意义，不正是蕴藏于“勇力神”夫妇之类的蜀人“开天辟地”的故事中么？

原始社会的先民们在与太阳长期共处中观察到，太阳能促进树木花草和农作物的生长、成熟，能给人带来光明、温暖，还能明辨善恶，洞察人间。所以，大约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便开始奉太阳为丰产之神、保护之神以及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达2.62米的大型青铜立人像以及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近0.15米高的青铜小立人像，就糅合了传说中的太阳神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遗址出土的直径0.12米的“四鸟绕日”金箔，直接以12条涡状牙纹象征太阳，与三星堆的青铜“轮形器”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中国日神传说中，太阳往往又被异形为莲花。《淮南子·地形》高诱注说：“若木端有十日，状如莲华”。据何耀华先生的调查，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昆明西山区大小勒姐等村的彝族，每逢农历冬月二十九日都要举行“太阳会”，村人到山神庙中去祭祀“太阳菩萨”。祭祀时，用五色纸书写“太阳菩萨”几个字，念《太阳经》7遍。供品上雕刻的象征太阳的图案就是莲花。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头上戴的那顶高17.7厘米的花冠，繁茂怒绽，明显如盛开的莲荷——这与古巴蜀符号中的七角星造型（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释为古蜀的“日”字）是一致的。因而，这青铜立人像的造型，似可释为头顶太阳，是古蜀人顶礼膜拜和祈祷的对象。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则是头戴涡状牙冠，当是另一种形式的“头顶太阳”。

头顶太阳的形象，在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对应神是先前在东方建立了鸟国——少昊之国，尔后又去统治西方的天帝少昊。他是黄帝与西陵嫘祖在江水（岷江的古称）所生之子青阳。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里考证说：少昊部落集团各氏族“全是鸟的名字，明显地是图腾的残迹”。据甲骨学专家们考证，少昊是商人的先祖，商人又曾以太阳为名，且奉太阳为神。少昊的昊，从日从天，是头顶太阳的人。可以说，少昊是集鸟崇拜（属图腾崇拜）与太阳崇拜（属自然崇拜）于一身的部落族团。少昊就是太阳鸟。金沙出土的“四鸟绕日”金箔上的那绕日四鸟以及三星堆青铜树上的神鸟，也都是太阳鸟。但是，以岷江河谷为地望的少昊族团何以入主中原称王称霸，又何以复出于商周之际的成都平原？这确实是一桩难解之谜。也许是其发迹于岷江，尔后溯岷江经甘肃、陕西入河南；旋有一支再沿此路线返归故里？也许是其主要一支出川去闯天下，而留下另一支沿岷江西南下进抵三星堆—金沙立国建都？……不论历史真相如何，总之，有关太阳崇拜及鸟崇拜的大量实物图形毕竟在三星堆—金沙遗址被今人揭露出来——尤其是与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同时代文化迥然不同的能足以显示蜀文化特色的陶质“鸟头勺把”和青铜鸟及其他鸟造型、鸟纹图案被大量揭露出来——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

1990年3月，四川考古工作者对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6棵青铜树中的一棵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的主干高度达3.96米，枝尖残缺。枝干分三层，每层有三枝，每枝上立一铜鸟。不少学者认为它可能就是古文献中的“建木”。不过，《山海经·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子·地形》则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若依此而论，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这棵青铜树的神话原型，也可能不是“建木”（因《山海经》所载建木无枝、无鸟），而是“若木”。据《山海经·海内经》及《水经注·若水》，若木出于若水，若水在“蜀郡旄牛徼外”，即今川西雅砻江一带，为黄帝与嫘祖之子昌意的诞生地。按若木的原型，三星堆青铜神树残缺的树尖部分当还有鸟，共为十鸟。或云：还有一日，共为十日；十鸟即十日。

的确，在世界不少民族传说中，都将鸟视作太阳的象征，如古埃及的鹰神荷拉斯即为太阳神。在古波斯人的钱币上，其作为太阳子孙国王的皇冠上，便装饰着象征太阳的翼翅。中美洲的马雅印第安人的太阳神也有乌鸦相连结，他们“传说日神是一只乌鸦变的”。然而，将日与鸟联系得最为紧密与广泛、持久者则数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国古籍中常说的“金乌”、“赤乌”、“阳乌”、“踆乌”，即指太阳。

《淮南子·精神》言：“日中有踆乌”，高诱注云：“踆犹蹲也，谓三足乌。”《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戴）于乌。”郭璞注云：“中有三足乌。”山东肥城孝堂山石室画像中之日像即画一圆日，中有乌。四川出土的汉代石棺上，亦刻有金乌驻日的图样……这些都是上古神话在艺术中的具体表现。为什么古人要以乌鸦比太阳呢？何星亮先生认为，这是由于古人观察到太阳中有黑子（在甘肃临洮沙村辛店文化遗址出土的一只彩陶罐上绘制的太阳中，描有一黑点，这是青铜器时代中国观察太阳黑子的证明），而乌鸦色黑，故比之为乌。至于日中的乌鸦有三只足，主要是为了表明此乌不是凡乌，而是神乌。

三星堆二号坑内还出土有至少40枚以上的呈菱形或半菱形的约莫五六十厘米长的铜器，上面模压如眼球的纹饰，似人或动物的眼睛。还有比纵目人面像上那凸起呈柱状的眼球略短的大小青铜眼珠二三十件。这些铜眼睛和眼珠看来不像是诸多铜面像上的配件。因为它们与铜面像上的眼睛形状不一样，应是单独存在的器物。与此相应的是，三星堆遗址所出的一种陶盉——封口盉上，有的也在封口部分捏出眼睛；而在三星堆遗址的出土陶器上，现已公布的唯一刻划符号就是眼睛的象形。如此众多而怪异的眼睛造型，在三星堆文化中到底象征什么呢？

由此我们想到了至今仍在南方一些民族地区流行的鸡崇拜——鸡子卜，特别是鸡眼占卜。例如川、滇、黔一带的部分苗族，男女青年在举行订婚仪式前，通常要将一只挤死的公鸡（不能用刀杀，因见血不吉利）放在锅里（鸡头朝东）煮熟。

一般认识阴阳概念的来源是很朴素的，即指日光的向背。有的学者还从阴阳的甲骨文及《诗经》、《易经》中的阴阳相关记载，来论证这种观点。甲骨文中阳作“ ”，左边的“阜”原本为上古时代梯子的象形白描，在此表示有台阶的山坡；右边上部是“日”，表示太阳，下部是一个表示阳光照射的符号“ ”。整个字形，会意日光照射在山坡上的状态。所以，“ ”的本义为阳光照射。甲骨文中阴作“ ”，小篆作“阴”，左边的“阜”仍然表示高大的土丘；右边上部是“今”字，原本指男子的射精；下边是云的简写，由此可知，“ ”在这里表示能够向下喷射雨点的云。《说文》释为：“云覆日也，从云、今声。”楷书在简化时写作“阴”。显而易见，整个字形，会意日光被浓蔽的阴云遮蔽了，山坡上失去了阳光的照射。可见从造字来看，阴阳就是上古先民通过观察山坡上日光照射的与否来形成的，而且《诗经·大雅》：“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易经》：“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等等的描述也支持这种观点。

“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之义配日月”（《易传·系辞上》）、“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管子·四时》）、“春夏秋冬，阴阳之更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移，阴阳之变化也。”阴阳变化是宇宙有节律运动的最根本的原理与法则，阴阳运动的规律是客观的，万物的生长收藏均受阴阳的支配，阴阳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全过程中。根据元气阴阳学说，宇宙万物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所生成，由此就决定了宇宙万物无不包含着阴阳的对立统一。所以，阴阳也就成为宇宙万物中存在的普遍规律。但表示相反属性的词语如水火、寒暑、明暗、升降、左右、动静、上下、内外、燥湿、昼夜、阴晴、生死、牝牡等等是非常多的，而为什么偏偏把表示日光向背的阴阳来统领这一概念？这一文化寻根方面的深层探索尚不多见，此处提出，以期抛砖引玉。

原始人类关注的两大主题是：生与死。生是一种永恒的渴望；而关注死，是希望再生。因此古代先民们对具有长生不死以及死而复生能力的万物非常崇拜，称之为图腾崇拜，这种图腾崇拜在上古时期非常普遍。太阳每天清晨从东方升起（重生），给自然以光明和温暖，傍晚从西边落下（死亡），给自然以黑暗与死寂，具有死而复生的能力，以及给万物以生机的能力；同时先民的农耕生产，特别是稻作生产对阳光的需求和依赖，希望太阳多给人们一些光和热，让人们有吃有穿、身体健康。先民们就自然而然地对“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的太阳产生了敬畏的心理，而萌发了崇拜太阳的思想，尊之为神，称太阳神。古人崇拜太阳，必然要仔细观察太阳，研究太阳的运动。而阴阳二字就是对太阳运动（生与死）的形象白描。白天，太阳升起（生），光芒四射属阳字表述的意蕴，自然界呈现一派生机与活力。黑夜，太阳落山（死），光芒被遮属阴字表述的意蕴，自然界呈现一派死机与萧条。于是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自然界万事万物就是在太阳的生与死即阴与阳的变化中而变化着的，自然而然地太阳就上升成为宇宙主宰之神的地位。

学者何新在《诸神的起源》中认为：日神信仰虽然在商周以后逐渐沉没于较后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但是其痕迹和遗俗，同东、西方（包括美洲在内）各大文明区同样，却仍然比比皆是。何氏认为“所谓‘华族’，就是崇拜太阳和光明的民族。而日华之华，可能就是华夏民族得名的由来。”何氏主要从中国新石器时代器物中大量被表现的十字、亚字以及类十字的装饰图案、大量有关太阳崇拜的实物遗迹、古文献资料以及世界上一些文化最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日神和火神来佐证日神信仰是华夏先民上古图腾宗教的基础观念。而所谓的“后羿射日”反映了上古人类对太阳运动认知的深化，即由直观中的太阳中心，向复合化太阳天文运动及黄道运动的推理认知的理性深化。由于“太阳的光和热不仅是农作物生长的保证条件，太阳的规则运行本身亦为定居的农夫们提供了最基本的行为模式（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提供了基础的空间和时间观念，成为人类认识宇宙秩序，给自然万物编码分类的坐标符号。”

保尔·拉定在《作为哲学家的原始人》一书中也指出，太阳的规则运动对于原始哲学的发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许多原始民族的信仰中太阳能充当了至高之神的角色。由于人类是借助于太阳的升落而确定东西方位和昼夜之别的，所以它实际上是空间意识和时间意识得以建立的最主要的天然尺度。在神话思维的投射作用下，“产生出如下神话命题：太阳是时、空的创造者和管理者。这种神话命题的直接表现便是奉太阳神为诸神之主。”吴天明先生也认为：“‘华’的本义就是‘晔’，即太阳；如同金文中的‘皇’字，取太阳光芒万丈，照耀大地之意。”而随着人类对更大的天文周期，周年季节的周期和行星周期的观察，导致对天球轨道多元性的认识。当古人认知了在天球上太阳并非中心，而黄道的中心是北极时，天道的观念即不可能不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了。即使日神的中心地位动摇，而逐渐沉没于较后起的对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统的信仰中了。以致凭现存仅有的一些资料，很难使诸多学者支持中国上古存在日神信仰，因此何氏的日神信仰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

正是有了日神信仰，才会使由本来很原始朴素的“阴阳”概念，上升成为对中国传统文化至为深远的阴阳学说。作为一种系统的方法论，阴阳学说确乎形成于晚周秦汉之际，但其基本概念，即早就孕育在中国上古日神信仰观念的母腹中了。而这样的文化寻根，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灿烂文化的重新认识，更有助于解读阴阳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医学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