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穆宗朱载坖（又作“朱载垕”，详见人物争议目录，1537年3月4日—1572年7月5日），号舜斋，明朝第十二位皇帝（1567年2月4日—1572年7月5日在位），明世宗朱厚熜第三子，母为孝恪杜皇后。

朱载坖生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1537年3月4日），为明世宗朱厚熜的第三子，其母为杜康妃（时为康嫔）。在此之前，明世宗朱厚熜的长子哀冲太子朱载基出生不到两个月就早夭，次子朱载壡比他早生一年多。就在他出生那年，明世宗还得了第四、五、六、七子，不过其中只有卢靖妃生的第四子朱载圳长大成人。

嘉靖十八年（1539年）二月初四日，世宗册立次子朱载壡为皇太子、三子朱载坖为裕王、四子朱载圳为景王。同年闰七月，世宗第八子降生，但同样夭折。此后，世宗的后宫就不再生育皇子。过了十年，即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三月，刚行完冠礼的皇太子朱载壡薨，储位空缺，裕王朱载坖以次序当为太子。但是，世宗将儿子夭折归咎于太早立储，而他所宠幸的道士陶仲文曾劝过世宗“二龙不相见”，等到朱载壡死时，世宗后悔没听陶仲文的话，所以不但不立朱载坖为太子，还尽量避免与两个皇子相见。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三月初一日，朱载坖与朱载圳行冠礼。翌年二月迎娶王妃，并出宫居住于京师藩邸之中，岁支禄米三千石，钞一万贯。高拱、陈以勤、殷士儋、张居正等先后出任裕王府侍讲，辅导朱载坖的学业，同时为他塑造一个“好皇子”的形象，推动其继承皇位。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朱载坖的母亲杜氏去世。杜氏生前就不受宠，死后亦被世宗压住葬礼规格，要求以“常礼从事”，不准按照成化时纪淑妃的规格，也不准按照洪武时孙贵妃的仪制，不准朱载坖以亲子之谊服斩衰三年，百官不服丧服，只服浅淡色衣服致祭，宣读册文时平立不拜，亦不追封杜康妃为贵妃等等。而朱载圳之母卢氏不仅生存，而且侍奉世宗身边。再加上朱载圳聪明外露，反映灵敏，擅长交际，善于迎合父皇意图；而朱载坖则个性迟钝，内向木讷，因此世宗更偏爱朱载圳。

在生活方面，朱载圳可以从母亲卢妃处得到额外的赐赠，并且他交游广阔，有权臣勋贵揣测皇帝的意图，认为他将被册立，故多方予以馈赠作为政治投资，因此朱载圳生活优裕。朱载坖则相当穷困，他仅能依靠所得禄米、钱钞来勉强维持本人及其家庭、府邸官役、侍卫的日用开支和俸酬。连皇室例有的恩赐，他都不敢直接向世宗请求，而是要通过行贿内阁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来求得。嘉靖时，内府在北京开设有名叫宝和、和远等六家“皇店”，经管外地客商贩来杂货，委任提督太监一员主理，所得的赢利除正项进御前外，其余都充提督内臣的经费。裕王府时常派人在这些皇店进项中求取用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朱载坖不得不过着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生活。他的长子诞生时，世宗对于他在杜氏丧期生子很不高兴，后来看了朱元璋御制《孝慈录》序中宽贷此举才有所释然；又拒绝礼部提出的告庙、颁诏、受贺的建议，因为这是“太孙之礼”，等于是向外界传递立朱载坖为储君的信号。此后，朱载坖生儿子都尽量避免上报世宗，比如第三子朱翊钧诞生后就不取名字，而且不敢在满月时请行剪发礼（明代皇子皇女幼年时皆剪发）。

自朱载壡死后，世宗始终拒绝正式立储，并将朱载坖和朱载圳二王等量齐观，“礼服无异”，使“外论汹汹，谓莫知适从”。礼部尚书徐阶在朱载壡死后不久曾三次请求建储，均不报。后来他又请求在冠礼、婚礼等事项中“先裕而后景”，亦令世宗不满。朝臣为了确保自己的政治利益，逐渐分化为徐阶为首的拥裕派和严嵩为首的拥景派。到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前左春坊左中允郭希颜先在京师密布流言，说严嵩想要害朱载坖，以便确保朱载圳成为储君，等造成舆论后，他就请求命景王就藩、立裕王为储。世宗览奏震怒，下令将郭希颜处斩。但他为了杜绝朝野议论，还是在同年十月决定让朱载圳就藩，封地选在自己过去封地附近的湖广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尽管如此，尚不能说明朱载坖获得了储位。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冬，世宗还向徐阶提到明成祖立储的旧事，并问朱载坖“得无以久待为恨乎”，暗示了对朱载坖的不满意。有宦官将此消息泄露给朱载圳，朱载圳便上疏请求到武当山（玄岳）为世宗祈祷，世宗命徐阶拟旨，正当徐阶感到为难时，朱载圳传来生病的消息，并请医治病，徐阶趁机拟旨让他养病，不必动身。不久就传来朱载圳病死的消息，时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正月。朱载坖成为世宗的独子，这才确保了他事实上的储君地位。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罹患重病，在此期间，裕王府旧僚高拱入阁，张居正、陈以勤分别出任礼部右侍郎和吏部左侍郎。他们地位的上升，与朱载坖继承皇位的前景已经明朗有关。十二月十四日（1567年1月23日），世宗因病危从西苑被抬到乾清宫，来不及召见朱载坖就驾崩了。徐阶请求朱载坖入宫主持丧事，并起草遗诏，于翌日公布，“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最重要的内容是将皇位传给裕王朱载坖。其后，经过文武百官军民耆老三次奉笺劝进，朱载坖于十二月二十六日（1567年2月4日）举行登基大典，即皇帝位于皇极殿，宣布改元隆庆。随后他给儿子赐名翊钧，并在次年立他为皇太子。

朱载坖登基后，着手改革父皇遗留的历史问题与各种弊政。他即位当天，就下令释放被父亲关押在死牢里的谏臣海瑞。其后对嘉靖一朝因建言得罪诸受迫害人员进行平反翻案，并优予褒恤录用，同时惩办了一些在先朝谄媚助恶的宗室辽王朱宪㸅及一批文武官吏。同时，拆毁道观神坛，禁止斋醮，逮治方士王金等人，追夺邵元节、陶仲文等方士的官爵。他还下令取消自己的祖父睿宗朱祐杬配天的资格，以迎合反对世宗追尊其父的舆论。对于王治请求将睿宗牌位逐出太庙的上疏，他虽然不同意，但只是报闻，不予惩罚。他还蠲免部分赋税，革除苛扰，节省开支。

不过，朱载坖登基没多久，又让臣民有所失望。他上朝时不怎么说话，平时也很少主动表态或垂询臣僚，“临朝之时，圣容端拱，未尝时赐清问，体察民情；诸司奏章，少经御览；经筵日讲，止袭故常，未尝虚心询访”。而且他自隆庆元年（1567年）正月以来多次宣布“免朝”，并且屡屡“不躬庙祀”（不亲祭太庙），在宫中享乐，引发群臣谏诤不断，有人形容这类奏章“足可编纂成为一本专题汇编”。但朱载坖并未有所改观，还对石星、詹仰庇、李已等劝谏他的言官施以廷杖。在朱载坖“端拱渊默”的情况下，朝廷的运转以内阁为中心。隆庆朝的内阁有九名大学士，分别是徐阶、李春芳、高拱、郭朴、陈以勤、张居正、殷士儋、赵贞吉、高仪。其中最重要的是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三人皆有才干，但互相倾轧。隆庆之初，徐阶与高拱争权，徐阶利用言官的声势迫使高拱及其同党郭朴去位。但徐阶因为劝谏朱载坖而得罪过不少宦官，张居正亦与高拱联手，串通宦官李芳，迫使徐阶去位，以李春芳为内阁首辅。高拱也在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复出。高拱欲报复徐阶，指使言官上疏攻击徐阶所起草的世宗遗诏诽谤先帝，又揭露徐阶三个儿子俱在故乡横行肆恶、子弟奴仆霸道一方、徐家兼并田亩达数万顷、高息放贷以取暴利虐民等事，自己也连上《正纲常定国是以仰裨圣政》及《辩大冤明大义以正国法》两疏，中心意思是徐阶“欺谤先帝，假托诏旨”，欲置他于死地。朱载坖对其上疏嘉奖为“忠悃”，但并未处置徐阶，据说是因为“不甚解”（没意识到高拱的言下之意）。隆庆五年（1571年）五月，李春芳致仕，朱载坖任命高拱为内阁首辅。他和张居正同心辅政，创造了一系列重大业绩。朱载坖对内阁辅臣还比较宽缓，对于矛盾尖锐、斗争白热化的双方或各方，大多采取平衡调和的态度；对难以留任的人，一般命有关部门配给盘缠和仆役，保持礼遇。

朱载坖将朝政交给阁臣，自己深居宫中，纵情声色，即使出宫也有游玩，比如他在隆庆二年（1568年）二月率群臣到天寿山祭陵时要出游再祭祀，经徐阶劝谏才作罢。为了满足他的欲望，他不断向国库提取巨额银两以供御用，隆庆四年（1570年）四月，他命令提出太仓银三十万两到宫中，引发包括首辅李春芳在内的群臣强烈反对，被迫减为十万。但此后他不听劝谏，继续巨额提取太仓银。他还大兴织造，派遣太监李佑等人长期驻在苏杭，负责督促织造和解输业务。地方官员必须给这些太监定期奉送“常例”，每一批加织，每一次发下新的花样，主管的太监都必得到一笔厚赂。否则，必以“碍妨御用”为名找碴。当时江南经过倭寇之乱，十分疲敝，工部陈述这一状况，强调江南人民是“陛下所宜怜也”。朱载坖充耳不闻。工部又请求按“原发花样令其督造”，不要增加“续发花样”，朱载坖强调“朕用不可缺”，让李佑继续“遵旨织造”。隆庆四年（1570年）三月，他传令南京加织缎匹至十余万，又命买绵二万五千斤（后改一万斤）。隆庆六年（1572年）二月，又遣内臣往苏杭织造龙袍、翟服、绒锦、鸾带。

朱载坖登基后还沉湎女色。本来他在裕王府时谨小慎微，“姬御甚稀”，即位就“掖廷充斥”。即位两年半，就封了十三名妃子，嫔以下的临幸女子更是不计其数。他每次增选宫人，都在三百人左右，年岁在十一至十六岁之间的民间女子。为此，曾在江南地区引发过一场“拉郎配”的风潮。在即位后日益放纵的情况下，朱载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到隆庆五年（1571年）下半年以后，朱载坖患了“色痨”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下旬，朱载坖得病且手腕上有热疮。稍微康复后，于闰二月十二日上朝，随着钟声鸣响，文武百官鱼贯而入，依次进班站立。高拱和张居正从内阁出来，沿北而上，过了会极门，望见乘舆停放在御路中间。高拱心存疑惑：“皇上不御座，难道是去文华殿吗？”赶紧向前迎去。这时有几名内侍急驰而来，大声传呼宣召阁臣。待他们二人急趋至乘议前时，朱载坖已经下了金台，色怒而立，诸内侍环跪于两侧。看见高拱赶到，朱载坖面色稍雾，上前用力拉住他的衣襟，好像有话要说。高拱心领神会，立即奏道：“皇上为何发怒，皇上现将何往？”朱载坖余怒未休地说：“吾不还宫矣。”高拱劝解道：“皇上不还宫，是要去哪里？望皇上还宫为是。”朱载坖便命高拱送他回宫，途中出示了腕上伤疤，并连说：“我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哩！”每说一次一顿足，并不断地用力紧握高拱的手。高拱见状问道：“皇上万寿无疆，何为出此言？”朱载坖说：“有人欺负我。”高拱赶紧宽慰道：“是何人无礼，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说与臣，当依法处置。皇上病新愈，何乃发怒，恐伤圣怀。”朱载坖沉默良久，叹道：“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知道？”在朱载坖的要求下，高拱将他一路拉着他的手，送到乾清宫，张居正以及后来赶到成国公朱希忠同行。朱载坖入殿后，又传高、张二人到他御榻前，说：“自古帝王后事……卿等详虑而行。”中间两句高拱等没听清，但大体是交代后事。出殿后，朱载坖又命太监让高拱守在宫中不要离开，高拱拉上张居正一起留下，得到准许。晚上，高、张退至端门外西阙内臣房值宿。四天后，朱载坖身体有所好转，高、张才回家。五月二十二日，朱载坖病情加重。二十五日下午，朱载坖病危，传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进乾清宫，领受顾命，辅佐年幼的太子朱翊钧。此时朱载坖已不省人事，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卯时就驾崩于乾清宫。七月初三日，群臣上谥号契天隆道渊懿宽仁显文光武纯德弘孝庄皇帝，庙号穆宗。九月葬于明昭陵。

隆庆朝的阁臣高拱、张居正都认为，能否进行改革，改革能否奏效，成败的关键首先在于用人，因之将整顿人事工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要求自中央六部以至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处事办案均定有程限限制，必须按期准确办完上报，而且必须卷牍清楚，册档登载详细，以备检阅查核。在高拱的建议下，朱载坖改革人事考绩制度，强调因事用人，不能因人设职；强调惟才是举，因才酌用，不许庸碌贪婪者滥竽充数，浑噩官场；强调严功罪以定迁黜，提倡以实心行实政，办实事。不以科目等级名次作为用人的主要标准，根据业绩破格用人，他官不得与之同论俸资。为此，还严申人事纪律，诸如：凡领凭而不到任之官，一律免职降用；对经查实有据的贪婪官员不许再朦胧复职；而对于虽被科道弹劾之员，仍必须核实证据然后再作处置；对冒牌伪官一律拿解严惩；对冗官冗吏一律裁革，等等。甚至对于历朝历代以来受钦准世袭山东曲阜知县的孔氏后人，亦予革免世职特权。另一方面，高拱又多次专疏奏荐贤能，如请起用原礼部尚书高仪、原工部尚书朱衡及名将谭纶、戚继光、王崇古等，均被朱载坖授予要职。

朱载坖在高拱的奏请下，严肃执行法纪，对于各衙门中收取“使用”“打点”各种陋规的人员，一律拘捕送刑部问罪，枷号发遣，又奏准颁行经过修订的《考察论劾事例》，规定“凡官员贪酷异常者提问，才力不及者分别等第或调简僻，或调闲散，或降级或改教，二次不及者以罢软论”，这些规定比原来的处分均有加重。对于寄生于各衙门的冗官冗吏大力裁斥，对于衰疲老迈之员，分别安排退休。

相比乃父明世宗宠信方士，朱载坖更加宠眷宦官。他在位时，宦官势力的急遽膨胀，且逐渐侵夺政事。即位不到两个月就“加恩”于司礼监太监黄锦等内臣，并在锦衣卫中增设了都督衔佥事以下职官七人，御马监勇士三十人、专设守墓官六人，以安置黄锦的亲属。除了黄锦外，他还特别宠信司礼监太监滕祥、孟冲、陈洪三人，这三个人“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作鳌山灯，导帝为长夜饮。……三人所糜国帑无算”，甚至在朱载坖祭太庙时穿着同文武百官一样的梁冠朝服。朱载坖除了不断指派宦官前往全国各地督办“贡物”，主持织造等以外，还多次任用宦官插手军政事务，派太监吕用、高相、陶金坐镇团营，兵部尚书郭乾反对无效。此外户部尚书刘体乾、工部尚书雷礼也因反对宦官干预本部事务而辞官。

朱载坖还屡屡偏袒宦官侵吞宫廷财产、殴打官员、假传圣旨等不法行为。他即位不久，内阁曾奏请派御史等前去查盘内府各监局钱粮，朱载坖亦一度下诏允办，但御史刚进入库内，便遭到宦官们千方百计的顽强抵抗。宦官崔敏奏请免查，御史们则坚持盘算清楚，认为“诏令已下，不宜以中官言辄罢”，并弹劾崔敏等“抗违明诏，当治罪”。当两方正对峙激烈之时，朱载坖偏袒宦官，再下一旨，推翻原议，规定只许盘查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后的库储及帐目，“其诏内不载者，亦不许概查，敏等勿论”。其后，还对坚持要查核宦官钱粮和弹劾宦官崔敏的官员予以廷杖贬斥。当时，出现过许多怪事，显示宦官气焰之大。例如，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巡视中城御史李学道笞责了一名在宫外手持利刃以吓诈民财的宦官许义，其他百余名宦官在李学道经过左掖门时突然出来用棍棒袭击李学道以报复。朱载坖闻讯，以李学道“不候恭题”“擅笞内侍、不谙事体”的罪名，撤去他巡视中城御史之职，发配到外地。隆庆三年（1569年）十一月，内廷尚衣监少监黄雄为追讨利息，与北京的居民发生斗殴，负责京城治安的兵马司将其扣捕。次日，解送到巡视皇城御史杨松处。黄雄的同伙假称有皇上“驾帖”，即要召见黄雄，强令立即释放。杨松在查明是伪造之后，乃上奏控告黄雄“暴横不法，诈称诏旨”，黄雄则反诬杨松检举不实，朱载坖尽信宦官之言，竟指责杨松奏事不实，“不奉旨辄拘系内侍官，命降三级，调外任”。

不过，终隆庆一朝，得宠宦官如滕祥、崔敏、李祜、陈洪、孟冲等人终究还是以争饰奇巧淫技，代帝聚敛为主，即使受命监管团营的吕用、高相等人，也未实际攫得军政大权，尚未出现类似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这样已能左右国政的权奸。

清丈土地和试行一条鞭早在嘉靖初年即由一些地方官在局部地区进行过，隆庆时期在此一基础上又取得过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成果。从隆庆初年起，对赋役不均最为严重的苏、松、常、镇地区进行清丈，均官民田粮轻重的工作初步取得成果。隆庆二年（1568年），江西巡抚刘光济奏行一条鞭法；翌年，应天巡抚海瑞将均徭均费等银，不分银力二差，俱一条鞭征银，在官听候支解，使苏、松等地早已实施的一条鞭法更趋完备。其他各地试行者亦有多处。一条鞭法除繁就简，将诸多名目的各种差徭、土贡等合并起来，取消力役，一律征银，并由官府统一雇人服役，所有役银则在田亩中摊派。除苏、松、杭、嘉、湖等负担供应宫廷“上方玉食”的漕粮外，全国的田赋均一律改收折色银两，且由民收民解改为以州县为单位的官收官解。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出现了摊丁入亩和赋役货币化的趋向，体现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

隆庆时期，曾较大规模地开河修水利，这主要由于两个目的：一为缓解多年为患的水灾；二为解决南粮北运的严重堵塞问题。在缓解水灾方面，当以海瑞任应天巡抚时，大力修浚吴淞江、白茆河，引水入海的工程为最重要，且他将赈饥与修水利相结合，亦对稳定东南地区社会秩序有良好效果。

明代出于防倭等考虑，漕运仰赖河运。嘉靖时期，兵部右侍郎王以旃、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方远等一再建议在浚河的同时准开海运，但每次都被世宗驳回，朱载坖即位后，接受给事中宋良佐的建议，先行恢复从遮洋总到蓟州一段短距离的海运，然后再逐步恢复从江淮迳达北京通州以至辽东全线的航程。其后，朱载坖在高拱的奏请下，恢复海运，修造海舟，编组船队，配备官员水手，定期启航。于是，漕粮百货，俱能径达北京。海运与河运并用，它不但其后从万历到崇祯近百年的京储提供基本的保证，满足明王朝最必要的物资需求，而且随着官方船队的定期放洋，私人的国内外海上贸易也得到更迅速的开拓，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发展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有深远影响。

朱载坖即位不久，就接受福建巡抚涂泽民的建议，批准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从而使民间的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地位，是为隆庆开关。明廷在福建漳州月港设置督饷馆，向海商征收饷税。隆庆开关被认为是明朝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外开放，突破了两百年朝贡贸易的樊笼，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海盗活动。此后，明朝的海外贸易蓬勃发展，每年进出口贸易额约1647万白银左右，贸易赢利达942万两白银左右。不过，隆庆开关也有局限性：首先，明朝只开月港一港作为合法出海港口；其次，商人出海贸易地点也有限制，如果去日本就被禁止；第三，对海商经营种类有限制，如铜、铁、硝黄等可能用于军事的物品严禁出海；第四，对海商出海的数量也有限制，海防馆发放的“由引”（出海许可证）只有100张。

朱载坖即位之初，面临着俺答入侵于北方、女真和土蛮骚扰于东北，边防形势十分紧张。在隆庆二年（1568年）二月表示：“朕躬谒我祖考陵寝，始知边镇边镇去京切近如此……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整理者，但逞辞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决心整顿边防。他接受张居正的请求，每年亲自阅兵，并习射于内教场。他起用高拱主持军事改革，将兵部侍郎从二人增至四人，随时可外放总督，并安排知兵之人充当兵部司官。同时，提拔和重用谭纶、戚继光、王崇古出任北边将帅，抵御蒙古俺答、土蛮等部，并加强对军官的考核与选拔，履行“八事”（积钱粮、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经过高拱的一番整顿，明朝边防有所起色，至隆庆四年(1570年)夏，明朝已初步扭转了被动挨打、遇战即败的局面,有时还能主动出击，如同年六月，宁夏总兵牛秉忠由小松山出塞，延绥总兵雷龙出西红山，陕西总兵吕经出收麦湖，进攻蒙古鄂尔多斯等部落，斩首160余人。延绥之功为最。八月，蒙古犯锦州，王治击退后出塞，袭斩40级。

朱载坖即位不久，就在隆庆元年（1567年）九月遭遇蒙古右翼的俺答部的入侵，石州失守，孝义、介休、平遥、太谷、交城、文水、隰州等地被掠夺，明军几无还手之力。高拱第二次入阁后，积极整顿边防，并于隆庆四年（1570年）正月奏调名将王崇古总督宣大山西军务，多次击退蒙古的骚扰。同年九月，发生俺答之孙把汉那吉投明事件，王崇古主张接纳把汉那吉并以此为砝码来迫使俺答归顺，得到高拱、张居正的支持。经过双方谈判，俺答允诺不再犯边，并交出为其充当谋主的白莲教徒赵全、李自馨等人，而明朝也归还把汉那吉，并同意通贡开市。隆庆五年（1571年）三月二十八日，朱载坖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后双方订立十三条规矩条约（俺答汗受封规矩条约），实现了明朝同蒙古右翼的修好，使明朝节省大量边防开支，使宣大边塞迎来数十年的和平局面。

另一方面，辽东、蓟镇塞外的土蛮（图们汗）部亦屡屡骚扰明朝，在听说俺答封贡也以军事施压的方式来要求与明朝建立封贡关系，但明方始终拒绝，并采取强硬态度，击退其骚扰，这种对蒙方略被称为“东制西怀”。

隆庆四年（1570年），贵州土司安国亨因淫虐仇杀引起动乱，贵州巡抚王诤调总兵安大朝讨伐安国亨，反被击败。朱载坖在高拱的建议下及时改任巡抚阮文中，贯彻了祖训“不可因恶累善”“惠威并行”“抚之以安静，待之以诚意，谕之以道理”的原则，使事态迅速归于平静。

《明史》（万斯同修）：帝秉衷渊密，举先朝秕政，无难悉革而罢之，虽措施未见光大，而万几在宥，穆穆皇皇，所由与铺张烦扰者异矣，乃享年不永，惜哉！

《明史》（张廷玉修）：穆宗在位六载，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乾隆重订《明史》时改为“汔可小康矣”）。第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盖亦宽恕有余，而刚明不足者欤！

嘉靖十八年（1539年），朱载坖与他的哥哥庄敬太子朱载壡同日受封，负责册封礼的宦官误将皇太子的册宝送到朱载坖的宫中，而裕王的册宝则送到朱载壡的宫中。后来朱载壡早卒，而朱载坖却登上皇位，时人认为此事是“天所启也”。

朱载坖尚未登基时，喜欢吃驴肠。即位后，问左右侍从有无驴肠，左右侍从请他给负责饮食供应的光禄寺下旨，朱载坖说：“若尔，则光禄必日杀一驴以备宣索，吾不忍也。”于是作罢。

据明人沈德符记载，朱载坖登基后，被宦官蛊惑，服用世宗遗留的春药，导致他的阳具昼夜坚挺，以致不能上朝。由于他的好色，还曾命令在所造瓷器上绘制“男女私亵之状”。

据沈德符记载，朱载坖尚未即位时，常吃果饼。即位后，命宦官出宫购买果饼，膳监及甜食房各买松榛粻饧等物，报账数十两银子。朱载坖笑道：“此饼只需银五钱，便于东长安大街勾阑胡同买一大盒矣，何用多金？”买饼宦官都为之缩首告退。

关于朱载坖的名讳，还长期流传着“载垕”一说。《明穆宗实录》中没有记载他的名讳，但《明世宗实录》中明确记载：“上命皇第三子名载坖，第四子名载圳。”万历年间的阁臣许国为陈以勤所撰墓志中也提到陈以勤曾对严世蕃说：“乃生而命名，从元从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以此杜绝其非分之想。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浙江布政司刊本《皇明诏令》中所录《立皇太子并封二王诏》亦明确记载了“载坖”这个名字。此外，藩属国朝鲜的官方实录中也记载了“载坖”的名字。并且朱载坖并没有改名的迹象，而叫“朱载垕”的在当时另有其人，即齐东安和王。

明万历年间的一些私修史书也记载了“载坖”这一名字，如何乔远《名山藏》、吴瑞登《两朝宪章录》、支大纶《皇明昭陵编年信史》等。但同样在万历年间，文人卢翰的著作《掌中宇宙》中却将其名字写为“载垕” 。这一讹误为范守己《皇明大政记（嘉靖朝）》、朱国桢《皇明史概（大政记）》、谈迁《国榷》等私修史书因袭。清初一些私修史书中则混用二名，如傅维鳞《明书》中的本纪部分写的是“载垕”，而“纶涣志”部分收录的《立皇太子并封二王诏》仍作“载坖”；査继佐的《罪惟录》中的“世宗肃皇帝纪”部分写的是“载坖”，“穆宗庄皇帝纪”部分又写的是“载垕”。在清廷官修《明史》的《穆宗本纪》中，正式将其名定为“载垕”，并在《陈以勤列传》中将陈以勤所言的“从元从土”改为“从后从土”。因此后世书籍基本都沿袭“载垕”之说。

主词条：明昭陵

朱载坖死后，与他的三位皇后合葬于昭陵。昭陵位于大峪山东麓，是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规模复原修葺的陵园，也是陵区正式开放的旅游景点之一。昭陵的陵寝制度在十三陵中属中等规模。其神道的设置，从长陵神道七空桥北向西分出，长约2公里。途中建有五空、单空石桥各一座。近陵处建碑亭一座，亭后建并列单空石桥三座。陵宫建筑，朝向为南偏东38度，占地约3.46万平方米。其总体布局亦呈前方后圆之形，宝城前设两进院落，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后的方式，以及棱恩殿、配殿为五间，棱恩门为三间的规制均如泰、康诸陵制度。昭陵石桥与新复建的神功圣德碑亭再现了明代秋祭时殿内供品丰洁、乐器齐备的隆重场面。左右配殿分别有“明昭陵帝后史料陈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陈列”介绍埋葬在昭陵内的隆庆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关情况，以及明代亲王、妃嫔的墓葬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