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滩文化，是清代后期出现在黔北山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沙滩文化遗产的精华在于：坚持办学；刻苦学习；购求图书、遗惠后人；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勇于革新开拓。

沙滩孕育了以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浙大学者研究这一文化现象黎庶昌文物保护单位。黎氏故居陈列有生前使用过的家具、文具，介绍其生平事迹，著述的文字资料和其它文物。

晚清以后的一百多年间，这里走出了几十位文人学者、两位外交官和大批有作为的官吏。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极其广泛，从经学、文字学、版本目录学到地理学、天文学、农学、医学，都有颇高造诣。人们把这个学者群的成就，称为沙滩文化。一些长期研究它的学者认为：沙滩文化的出现，在贵州文化史上是一个奇迹。

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是贵州文化史上的杰出代表。

沙滩文化遗产的精华在于：坚持办学；刻苦学习；购求图书、遗惠后人；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勇于革新开拓。

“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沙滩文化在贵州的地位。沙滩是黎氏家族聚居的村落，与附近郑氏望山堂、莫氏青田山庐衡宇相望。黎、郑、莫三个家族互为师友，结为姻娅。自乾隆至清末民初的100多年间，三个家族中涌现了几十位诗文作家和学者，刊行诗文集和学术著作100多种；其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成了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在中国文学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相当的地位。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编写的《遵义新志》，把黎、郑、莫三个家族共同创造的丰硕文化成果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统称之为“沙滩文化”。近数十年来，沙滩文化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的学者把它同“巴蜀文化”、“吴越文化”、“河洛文化”等地域文化相提并论。

沙滩位于红花岗区东北部，新舟镇南部，距遵义市40公里，距新舟集镇（新舟场）11公里的乐安江畔，占地纵横约2.5公里，现属新舟镇沙滩村。

沙滩早在宋、元之际便已开发，是播州杨氏领主（土司）杨应龙弟杨兆龙的庄园，称为官庄。明代万历年间，播州杨氏土司被明王朝剿灭，改土归流。黎朝邦的《官庄记》记有此事。改土归流后，遵义县设13里130甲，沙滩属乐安里的三甲（一里设10甲），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推行城乡地方自治，沙滩属东三区的三甲，民国二年（1913年）北洋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后、沙滩属东三上区之一甲。解放后沙滩为三区禹门乡下属的一个村，人民公社化以后，沙滩先后为虾子、新舟公社下辖的一个大队。

黎氏原籍四川广安，宋代就有族人作官，出过诗人，与苏轼结为诗友；明代有族人点过“状元”，当过礼部尚书的高官，堪称“诗礼传家”的望族，改土归流后，其中有一小支迁来沙滩占籍承种，世代在此生息繁衍，以耕读为业，至今已近400年。

从那时起，沙滩便成为黎氏家族聚居地，现有近百户人家，房舍罗列，掩映着翠柏修竹。居住的居民中，黎氏姓就占90%以上。村子座落乐安江畔，前带清流，后枕岗峦，房舍掩映着翠柏修篁，呈现出一派勃郁幽清气象。村前江中有个大沙洲，长约百丈，形似琵琶，因而被叫作琴洲，沙滩也由此得名。沿江两岸，田畴沃野，弥望十里；山岗上槲树成荫，茶桑满山。村南约一里地有松柏蓊郁的龙盘山，山上有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禹门寺，巍峨的殿堂隐没在修柏古松的林嶂间，寺前绝崖数十丈，下临洛安江，潭深水碧，山影清波。与沙滩隔江相望的望山堂园林，林壑清幽，亭榭错列，遍植奇花异卉，四时纷红骇绿，花香四溢。附近还有锁江桥、石头山、栀冈、水牛山和青冈山等多处景点，风光秀丽，引得历代骚人墨客吟咏不绝。

在沙滩这块土质肥美、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景色秀丽而仅方圆几里的土地上，从明末至清末，文化沿袭三百余年，出了数十名举人进士，尤是到清代嘉道咸同之际，涌现了以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数十名文人学者，泽润黔北，角逐中原，会盟吴楚，名噪中华，其著述达221种，2000余万言，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训诂、版本目录、科技、金石、书画等10多个领域，多方面的文化学术成就达到全国一流水平，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在《辞海》中有条目，在《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古典文学辞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清代艺术概论》等众多国家级工具书上，有沙滩文化和沙滩文人成就的记载，《清史稿》中有6人入传，《大英百科全书》亦有沙滩学者条目，沙滩文化成就曾名噪华夏文坛，蜚声海外。曾国藩、梁启超、张之洞、张裕钊、吴汝纶、翁同和、赵香宋，以及当代名家胡先骕、章士钊、缪钺、王驾吾、钱穆、钱仲联、钱钟书、白敦仁等诸多名家都对沙滩文化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徐世吕编的《晚晴移诗汇》收入了沙滩10余人的诗，且郑子尹一人多达30余首，抗日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校长竺可桢及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史地所所长张其昀等学人亲临沙滩考察，并在浙江大学主编的《遵义新志》中将沙滩定为全国知名文化区；著名文化名人丰子恺和李瑜、罗巴山等出于对文化的崇敬，专程游沙滩创作了《子午山纪游》。沙滩这样一个小山村的文化成就和产生的重大影响，在全国至今尚无二例，故沙滩应名符其实地称为中华文化第一村。

历史

过去对沙滩文化的区间，皆以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黎氏第八代黎安理中举为始，至清末废科举为止，约130年时间，故史有“沾溉百余年午”的结论。其实，沙滩的文化追溯起来有300余年，其文化氛围从沙滩第一代黎朝邦起便已形成，所以，沙滩文化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形成的过程。早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黎氏一世祖黎朝邦（四川广安州金刀里人）。随川路总兵刘铤平播入遵，次年改土归流时黎朝邦据沙滩，黎氏从此在那里定居下来，黎朝邦是个读书人出身，他在沙滩以耕读为本，临死前对4个儿子留下遗嘱：“载月著犁锄，栉淋风露雨，嗟彼膝前人，相看默相依，诗书旧生涯，功名行潦水，呜呼金石言，世世宜循轨。”这个遗嘱体现了他耕读为本的思想，是黎氏必旺的重要因素，耕而丰衣足食，学不求做官，在于增知识、修品行、涵养乡风以固根本，故以后七代黎氏后人严守遗训，每代人人读书，且有以诗书入宦的人，在任清廉，两袖清风。近200年间黎氏在政治和文化方面虽无大的成就，但在沙滩形成了男耕女织，热爱学习的浓郁风气。可视为沙滩文化的润育阶段，亦可称为沙滩文化的前期。现将沙滩黎氏从第一世至第七世（嫡传）情况简介于下，便可得出以上结论。

第一代黎朝邦，明万历进士，明兵部侍郎梁应奇谓黎朝邦十岁出试童子，十四岁学使观其不凡，首选食廪饩，人劝入仕，辞曰：“龙兮为阳，秋而伏藏，其幽之浒，育之繁昌。平播之明年（明万历二十九年）乃迁播郡隐，治家之法于子孙之诗礼，文物（读与耕）四时课将之，仪节饶有古懦风焉。”

第二代（黎朝邦之四子）为：长子黎怀仁，号静轩，以庠生从军，著有《程子注》、《易经注》二书；次子怀义，廪生；三子怀礼迁叫川大足罗井场；四子怀智，以功名任湖北黄冈知县，明亡后在禹门寺拜丈雪为师皈依佛门。

第三代（黎怀仁之三子）为：长子黎民忻，食饩庠，以道德文章鸣一时，“经提学使冯云骧荐于朝，膺宣德郎以六品职用，奉旨文行兼旌其庐，授广西庆远府河池同（州判）。次子民向，育养（抱养）民启俱儒。”

第四代（黎民忻之三子），长子黎耀，庠牛；次子黎炳，诏赠武功大夫加上卿内阁太子宾客，加封三代，曾祖为荣禄大夫，祖为资善大夫，父为中顺大夫；三子黎烈任大理府经历，继任川东道经历，著有《增删四书》、《解增补易注》，集学问故事地理秘决于诸稿。

第五代：天明；中秀，博学善射，有投笔请缨之志入武庠，继明任荣昌县令。

第六代（天明之三子）国柄、国桢、国士，前两人情况不详，其中国士为遵义府学贡生。

第七代：国柄子黎正训府庠生，长期任教。

第八代：正训子为黎安理、黎全理、黎上理，全理、上理无传，将沙滩文化推向高峰的是黎安理之后代。

以上从第一代至黎安理中举计179年，代代有子弟摄取功名，亦有著作传世，其文化一脉传承，连绵持久，蔚然成风，明晰清楚，故沙滩文化的历史，应上溯七代至第一世黎氏始祖朝邦，下到清末，总计300余年，才是沙滩文化历史的全过程，孔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沙滩于西南一隅，文化传承10余世，实属罕见。

高峰

沙滩黎氏第八代的黎安理（1751—1819年），号静圃，乾隆举人，一生多以教书为业，曾以举人大挑先任永从（从江县）训导，三年后任山东长山县令。平反冤狱，很有政声。著有《锄经堂诗文集》、《梦余笔谈》等。他的德操对子孙影响很深。他有两个儿子黎恂和黎恺。他们文才过人，有“黎氏双壁”之誉。

黎恺（1788—1842年），字子元，道光举人，终身在大定、印江、开州（今开阳）等地任教职，著有《近溪山房诗钞》、《石头山人词钞》。

黎恂（1785—1863年），字雪楼，他是黎氏第九代将沙滩文化引向颠峰的关键人物。黎恂研读经史，治宋五子之学，著有《蛉石斋诗文集》、《千家诗注》、《读史纪要》、《回书纂义》等。他十九年（1814年）中进士，任浙江乡知县，他深谋远虑，把钻研学问和培养下一代作为毕生追求，并说人读书以进士止，我读书以进士始，于是，他以丁忧回籍，称病在家10余年，归家无金银财宝，却购了3万多册经典回乡在沙滩设家塾振宗堂，以他渊博的学识亲授家族子弟，因郑莫黎三家互为姻亲关系，黎恂的子侄共9人，加上郑子尹兄弟3人和莫氏5兄弟都受到黎恂的教诲，这批兄弟学友既有良师指导，又互相砌磋砥砺学问，功力大为长进，后来多数卓有建树，有的摄取功名，有的斐然成家，他们无沦为民为官都著书立说，或学术成果累累，或诗词文采飞杨，成为当时中国文化前沿的专家学人。

这批人是黎恂子5人：黎兆勋、黎兆熙、黎兆祺、黎兆铨、黎兆普。黎恺有4子：黎庶焘、黎庶蕃、黎庶昌、黎庶诚。郑文清（黎安理的女婿，其妻为黎恂之妹，家从鸭溪迁往沙滩）有3子：郑子尹、郑子行、郑子瑜。莫与俦（独山人，进士出身遵义府学教授，黎庶昌丈人）有5子：莫友芝、莫庭芝、莫瑶芝、莫生芝、莫祥芝。另有杨华本（黎雪楼女婿）以及郑子尹子郑知同、女郑淑昭，黎庶焘子黎尹融、黎兆棋子黎汝谦，均在同期学成，颇有成就，亦归入沙滩文化高峰期人物，统计共25人（莫与俦、郑文清不计入内），除莫生芝早逝，莫瑶芝经商外，均有著作传世。

沙滩文化在此期间的代表人物是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前期为黎兆勋）三先生，其著述最为宏富，成就最大，影响最为深远，《辞海》中列有条目，《清史稿》有传，简述了他们的学术和文化成就。

黎兆勋（1804—1864年），字柏容。青少年时代与郑珍、莫友芝同窗共砚，探讨学问，切磋诗艺，友谊深笃。通经史，尤嗜诗词。礼部尚书潘祖荫称他和郑珍、莫友芝三人为“黔之通人”。任过石阡府学权教授，开泰县学教谕，湖北鹤峰州州判。沉沦下僚，怀才不遇，与江汉、吴越诗家交游，诗、词创作成就较高，有《侍雪堂诗钞》、《葑烟亭词钞》传世，词的成就超过郑、莫，为黔中一流词家，在全国词坛也有名望。

郑珍（1806—1864年），字子尹，少年时代就读于黎氏家塾，得大舅父黎恂精心指导，博览群书，精研宋学；又拜贵州学政程恩泽和遵义学府教授莫与俦为师，研习汉学。以“汇汉宋为一薮”为治学守旨，融会宋代理学和汉代许（慎）郑（玄）之学，著述宏富，经学和文字学的成就很高，有许多独创性见解，学界推尊为汉学大师，有“西南巨儒”的美誉。中过举人，任过古州厅（今榕江县）学和荔波县学训导，主讲遵义湘川书院和启秀书院，培育大批英才，黎氏门中兆祺、庶焘、庶昌诸昆仲，均出其门下。

莫友芝（1811—1871年），号邵亭，独山人，其父是翰林院庶吉士，是他把乾嘉学派的汉学传到西南地区。友芝承继家学，又师承雪楼先生，广交天下英儒硕彦，学识渊博，著述等身，是清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和书法家，著名诗人。终身从事教育，不鸣一官。晚年入曾国藩幕府。与郑珍齐名，有“西南两巨儒”之称。

黎庶昌（1837—1898年），字莼斋。少有大志，26岁时向皇帝上“万言书”，指陈时弊，力主改革。在曾国藩幕府供职多年。师从曾氏，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成为晚清著名散文家，曾任外交官，驻西欧4国达6年之久，又两度出任驻日本国公使。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拙尊园丛稿》、《西洋杂志》等。

后期

这一阶段处于清末和民国之间，为黎氏的第十一代以后子孙，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光绪末期戍戊变法后废除科举、开办新学，接着又爆发了辛亥革命，以诗书做官的仕途经济已走向绝路，沙滩在外做官的人也回乡归养，年轻人则出国留学学习新知识。时代的变迁旧学逐渐走向衰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全国各地无一例外，但沙滩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依然，多有著作传世。

成就

沙滩文化有丰硕的文化成果，既以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为主体，也有农学、地理学、医学等方面的专著。它广泛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外来文化的优长，又具有地域的特色。从内容来看，不少著作是以地方史迹与风情民物为描述、研究对象。如《遵义府志》（郑珍、莫友芝合纂）、《全黔国故颂》（黎庶昌）等是地方史志；《农谈》（黎恂）、《樗茧谱》（郑、莫）是本地农业、养殖与手工技术的经验总结；《播雅》（郑珍）、《野诗纪略》（莫友芝）、《黔诗纪略后编》（莫庭芝、黎汝谦、陈田）是地方诗歌总结。至于沙滩文人诗词集和文集中的作品，大部与贵州事物相关：或写本地人物事迹（墓志、传记等）；或描绘本地山水风光，记述民俗风情；或反映本地社会现状，等等，无不具有浓郁的贵州山区风韵。

沙滩文化成果中，有不少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如《遵义府志》有“天下府志第一”的评价，郑珍的文字学专著《说文新附考》、《说文逸字》，学界公认是同类研究专著中水平最高的典籍，新编《辞源》多处于引证郑氏研究成果。郑珍的《经说》、《仪礼私笺》、《轮舆私笺》等，有不少创见，备受时流推许。莫友芝的目录学专著昭《吕亭知见传本书目》等，被目录学者视为“枕中鸿宝”。他的《韵学源流》一书，被采用为文科大学参考书。

郑珍、莫友芝是清代宋诗运动的主将。郑珍的《巢经巢诗集》被“同光体”诗派推尊为“宗祖”。原东吴大学教授胡先骕评道：“郑珍卓然大家，为有清一代冠冕。纵观历代诗人，除李、杜、苏、黄外，鲜有能远驾乎其上者。”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在论钱载诗时说：“然生沈归愚，袁子才之世，能为程春海、郑子尹之诗，后有汉高，则亦愧于先驱之胜广矣！”在开拓宋诗方面，把钱载比作首举反秦大旗的先驱陈胜、吴广，把程恩泽、郑珍比作成就大业的汉高祖。苏州大学教授钱仲联评论道：“郑子尹诗，清代第一。不独清代，即遗山（元好问），道园（虞集）亦当让出一头地。”并认为“子尹诗，才气功力俱不在东坡之下”。评价之高，无以复加。莫友芝著《吕阝亭诗集》，成就略逊于郑珍，但也是“偏师之雄”。

当然，这里所说的沙滩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概念，并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成就，单以学术文化而论，沙滩文人共著书221种、其中黎氏128种，郑氏59种，莫氏34种，经史子集俱全，旁及教育、科技、医药、金石、书画、版本目录等诸方面，极大地丰寓了中华文化宝库，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将其成就分以下诸方面具体阐述：

教育

沙滩文人多是学识渊博的名宿，从第一代起就以诗礼耕读传家，十多代人多数从事过教育工作，足迹遍于省内外，任主讲学官行不乏其人，可谓桃李满天下，对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很大的贡献，有的终身任教育，矢志不渝，死而后已。如黎庶昌之父黎恺就逝于开州（开阳阡）教职任所，他忠于职守，精诚撼天．其墓志铭由曾国藩撰文，李鸿章撰额．丁宝桢书写。在沙滩设有家塾（振宗堂）教育子弟和附近的学生，黎正训、黎安理、黎恂、黎恺、黎庶焘等都在那里任过教，有的中了举人、进士，有的还点了翰林（贵大教授王燕玉祖上王青莲，官至山东布政使），都著有诗文集流传后世。黎安理著的《梦余笔谈》就是他多年从事教育的心得体会，以及笔记野史，很有实用价值，他对教育的贡献较大，《清史稿》还为他列传。黎恂的《千家诗注》是一本多次刊行的教科书对推动清诗产生过深远影响，沙滩的诗文成就与黎恂的这本著作有很大关系。

沙滩文化能取得重大成就与不拘门户，教学相长切切相关，如郑珍向著名汉学家陈春海学文字学和经学，又拜黎恂为师求教宋学和诗，且拜莫与俦为师研习汉学，他又把所学传授给家乡子弟。莫友芝继承家学又拜黎恂为师，莫庭芝向郑珍请业，郑知同向莫友芝求教，三家共研学问，相互激励因才发挥，各有专攻。他们还利用各种机会与外界进行文化变流，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广交天下名士和英儒俊彦，巴蜀、荆楚、幽燕、吴越、西欧、东洋文化无不涉及。好的教学环境和研究氛围，刻苦自学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皆从教与学中提高自己。沙滩家教亦有章法，因人施教，发挥其所长注重素质教育，黎北勋有诗才则攻诗词，后以诗词鸣，作品收入《中国诗词系列》。郑母的教子言行辑成《母教录》一书，风靡一时，《清史稿》亦为郑母列传。郑子尹女郑淑昭继承家学，两个儿子（赵怡和赵懿）一个中了进士，一个中了举人，为官一方，造福一方，文学著作丰富。沙滩因教育成就突出，才使沙滩文化玲琅满目，丰富多彩，沙滩文化的成就，实质上就是沙滩教育的成就。

诗词

沙滩文人基本是个个有诗词集，诗风大开的起源是黎恂，他不仅工诗，而且把写诗作为文化必修课。郑子行的《悦坳遗诗》自序中有这样段话：“自舅氏雪楼（黎恂）公奉讳归里，每于芳辰佳节，辄令子弟辈豪吟噱饮，时执牛耳者兄征君子尹，莫君子表兄黎伯庸别驾也，继而黎氏介亭（兆祺）太守，筱庭（庶焘）、椒园（庶蕃）两孝廉，后先继起一时，诗道意之倡，莫此为盛。”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沙滩诗坛的盛况。

黎恂是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人，他培养的这批子弟可谓名师出高徒，难怪赵香宋誉为“万马如龙出贵卅”，钱钟联也说：“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清代学术概论》、《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学辞典》、《清诗选》、《清诗三百首》等，是由名教授梁启超、刘大杰、郭绍虞、钱仲联等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均将沙滩一些诗人和作品作欣析，介绍及研究的对象。

词的成就，以黎庶蕃，黎兆勋为高。全国性的多种词选，都录载他们的作品。黎庶昌在日本刻印 《黎氏家集》，收录黎氏祖孙四代的诗词古文集凡40余卷，赠送日本友人，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硕果之一。郑子尹、莫友芝被尊为清人沈曾植、陈三立等同光体诗派的宗祖。关于其他书籍转载的沙滩诗词更是数不胜数，近代名家缪钺、钱穆、胡先骕，钱钟书、白敦仁等对沙滩诗人的评论，居高不下、甚至誉郑子尹为清代诗家冠冕，堪与李杜苏黄比肩。林林总总的名家评价，已充分展示了沙滩诗人的实力和水平，以及沙滩文化在诗词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当之无愧地在中华骚坛占有一席之地。

沙滩文化的基础是从文字入手，治经学汉、析理尊宋、专精三礼、发为诗词、文章，旁及金石书画，沙滩文化在朴学方面的成就亦为突出，主要表现在训诂（文字学）、经学、版本目录、音韵学等方面，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郑子尹、莫友芝、黎庶昌和郑知同。

郑子尹的经学专著有《仪礼私笺》、《轮舆私笺》、《经说》等5种，莫友芝评郑子尹的学问是经学第 一，郑子尹是学术界公认的经学大师、成就显著，只是经学深奥研究学人少，尤其是当代非专业人员更是很少涉及，仅限于文学研究机构的狭小范围内，故影响不如他的诗罢了。他的文字学专著有《说文逸字》、《说文新附考》、《汗简笺正》等，成就也很高，其表现在《辞海》、《辞源》中一古老奇字的注释、就直接注明参考郑珍《说文逸字》或参考郑珍《说文新附考》等字样，其权威性可想而知。

莫友芝在朴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在音韵学、版本目录学和金石学等几方面，著作有《韵学源流》、《声韵考略》、《 亭书画经眼录》、《亭知见传本书目》、《宋元旧本书经眼录》、《持静斋藏书记要》、《唐写本说文（本部）笺异》（曾国藩为序）等、尤其是他研究古版本书籍的《亭知见传本书目》影响最大，是图书馆工作人员必备的工具书，列为大学图书馆专业的教捌，莫友芝与邵辰懿是公认的中国版本录学的创始人，他的藏书楼影山草堂（从独山到沙滩后迁江南，均用此名）收藏的珍稀孤本如《唐写本说文》（本部）、《玉版十三行》（拓本）、《徐霞客游记》（手稿）等，堪为稀世之宝，其书房名噪江南一枝独秀，享誉华夏。

莫友芝的《韵学源流》已被学术界定为中国第一部音韵史专著，先后再版6次，罗常培在《后序》中评价最高，此后为治音韵学史的必读参考书，王力的《汉语音韵学》，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及《中国语言学史》均引用该书文句为证。

黎庶昌使日编纂的《古逸从书》，集考据训诂之大成，是他在朴学方面学术水平的集中体现和综合能力的反映。《古逸丛书》仍是，中国最权威的书之一，贵州人民出版社将重刊后向全国发行。

郑知同被两广总督张之洞聘为广州广雅书局总纂，工作成效突出，使书局蜚声中华，他在文字学和经学方面继承其父事业，有《说文史正异》、《说文述许》等8种文字学专著，居沙滩文字学著作榜首，其水准大有舍我其谁气概，其声名不在乃父之下，章太炎论文字学称“前有许叔童，后有郑伯更（知同字）”。

散文

沙滩文化的散文著作为数不少，仅次于诗词，散文成就以黎庶昌、郑珍、莫友芝三人为高。黎庶昌《卜来敦记》、《访徐福墓记》、《游日光山记》，郑珍《巢经巢记》，莫友芝《巢经巢诗钞序》等，为多家选本录载，是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其中成就最高的是黎庶昌，他不仅是一位爱国外交官，为中华民族的利益操劳有加，采逸交邦，他出使西欧四国任参赞．两任驻日本公使，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中日睦邻友好关系作出过重大贡献，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改革维新思想的先驱，他的散文都收入《拙尊园文稿》中。清同治元年（1862年）他26岁时所写的《上穆宗皇帝书》（万言书），开宗明州义，大气凛然．层层相扣，语议如江河泻水，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展示了他当时具备的文学艺术水平和敏锐的思维能力。他出资辑印《古逸丛书》1200卷，更为学界所称颂。其《西洋杂志》，被誉“十九世纪西洋风俗画卷”，不惟国内多次出版，巴黎也出了法文译本。《西洋杂志》是黎庶昌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出使西欧写的近百篇散文，除了介绍欧洲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文辞生动，精僻流畅，大展桐城章法。使沙滩文化不仅驰誉中华大地，而且名扬东洋西洋。同时，使文学反映现实的领域空前扩大，起到了开通民智，激动人心的作用，其成就空前，影响极大，《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近代文论选》等权威书籍，虽然对黎庶昌在政治上有批评之辞，但无可非议地承认他是桐城派的曾（国藩）门四弟子（另为张裕钊、薛福成，吴汝纶）之一，《中国文学史》评桐城派晚期散文谓：“以黎庶昌、吴汝纶最著名”，当时的文坛有“南黎（庶昌）北薛（福成）”之誉，他的学术成果和散文创作在晚清占有重要地位，他对中华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已载入史册，与世长存。

史地

沙滩文化中的史地学方面的著作，以黎庶昌的为最多，他单是地理学专著就有《欧洲地形考略》、《西洋游记》、《由北京出蒙古中路至俄都路程考略》、《由西北俄境西路至伊犁等处路程考略》、《丁亥入都纪程》等5部。虽然在他以前也有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但徐、魏二人均未出过国，全凭资料汇集而成，缺乏亲身实感，黎庶昌利用出国机会，考察西国风土民情，关山形胜、城镇距离，军事实业等，涉及人文地理等多方面内容，具有较强的准确性、真实感和实用性，可称得上是中国首先撰成的涉外《水经注》。黎庶昌凭他的学识和实地考察结果，在他的《丁亥入都记程》一书中，还纠正了《读史方舆记要》、《水经注》和《汉书.地理志》等古籍记载的一些错误，他在实地考察古迹后，行文记载夹叙夹议，隐含褒贬，总结历史，表现了史家的卓识，堪称一本历史地理学著作。

在史学方面沙滩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作是《遵义府志》。《遵义府志》由郑子尹、莫友芝合纂，全书48卷，历时三年纂成，体例严谨，考证精赅，文辞典雅，全书计80万字，参考书目达358种，被梁启超誉为“天下府志中第一”，张之洞在他编的《书目答问》中亦赞《遵义府志》是最优秀的志书之 一。《遵义府志》在中国方志林中最负盛名，被比之于《华阳国志》，著名学者章士钊诗赞曰：“西南两名儒，俱出巅，经巢（郑子尹）尤笃实，著述纷云烟”。对《遵义府志》可谓已推举备至。在《遵义府志》的序中，提督贵州学政兼翰林院编修钟裕的评价是：“精炼而无秕，周密而罔遗”。《遵义府志》影响较大，知者甚多，传布甚广，仅管中窥豹，亦可见当时年仅33岁的郑子尹和28岁的莫友芝的学识根底和在史学方面的才华。

（六）科技

据遵义县黎培炎说，他在老家时知道沙滩从不用皇历，全凭自己推算，对农时耕种的节气掌握比皇历还准确。从掌握的资料看，沙滩文化中科技方面的著作不少，而且都与国计民生相关，最早的黎恂（雪楼）的《农谈》，是本关于农业耕作、施肥和进行田间管理的书，对指导农业生产很有实用价值。黎庶昌著有研究天文学的《谈天汇志》一书，则是他对沙滩人长期的天文、历法知识的总结。黎汝谦与人合译了数十万字的《华盛顿传》，除了介绍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还向中国传布了资产阶级革命和西方民主制度。郑子尹著的《樗茧谱》，是一本关于怎样养山蚕的书，系统地介绍了蚕的习性，养殖和管理，因原著文词雅奥，斑焉古色，眩于目而棘于口，于是由莫友芝加注释，补充内容后更加简明易懂，更加适用。这本书后来广为流传，全国许多地方均有翻刻，对当时普及养蚕发展丝绸事业，帮助农民养蚕致富，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莫友芝在《书后》一文中说：“遵义自有樗茧来，富者日以众，贫者日以富；数十万户罔不含哺鼓腹，怡然于槲（青杠树）阴丝灶之间”。其时盛况昭然于纸。至今的昆虫学界仍将《樗茧谱》编入昆虫学丛书刊行，作科学研究之用。

儒医并行，非为利而为解人于倒悬，是沙滩文化的特征之一，清末和民国年间这种现象还风行黔北，沙滩文化关于医药方面有专著的为郑子瑜、杨华本、黎兆普等，他们或辑或著，均来自亲身实践，现还存有几本沙滩文人医书手稿。尤以黎兆普的著作最为精湛。黎兆普是黎恂第五子，任过云南寻甸知州，他不仅医术高明，求治者趋庭若市，而且他采于荒野，访于老农，发现了《本草纲目》未载药物，著成《萏荛本草》二卷；根据拿脉诊病，细心观察，补张仲景脉法，著成《脉法正宗》一卷；另对平生行医经验进行总结，著《瘟疫辩证》一书，此《续遵义府志》有载，他的著作品位很高，丰富了中华医学宝库。

（七）书画

书画在沙滩文化中属于雕虫小技，沙滩文人仅作为互相赠送的闲情逸趣之事，郑子尹、黎兆勋等书画皆精，堪为珍品，因未进行认真的收集和整理，成为很大的遗憾，即便如此，沙滩文化中的书画成就依然光彩夺目。

郑珍的楷书学颜欧参二王笔意，篆似李斯、李阳冰，隶习汉碑兼邓石如，先继承，再发展，后独创一格，可惜存世较少，今子午山郑子尹为其母所书墓志，丰子恺、赵乃康等合著的《子午山纪游册》誉之为邑中金石第一，北京荣宝斋80年代出版的书法集里收有郑子尹书法。郑子尹的山水画宗董其昌，清淡雅致，是他去世后才由凌锡安整理，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其号命名《柴翁书画集》，但很多作品也散失，其中一幅《雪泥鸿爪图》，展转大江南北，历经数人之手，最终入北京荣宝斋（多人鉴赏题跋，郑孝胥为其中之一），60年代初才由贵州省博物馆购回珍藏。

莫友芝的书法影响极大，他于道咸时出入京师，求字者纷至沓来，几无虚日。同治时他的书法名噪荆楚和沪苏杭一带，《孽海花》中新科状元洪钧等议论书法，喻莫友芝的书法在江浙洛阳纸贵，自感羞愧之辞溢于言表。沙孟海在《近三百年书学》中说：学邓石如篆书的莫友芝最好，赵之谦、吴熙载其次，日本编的《清人篆隶字汇》和中国编的《清代篆隶字典》均选用了莫友芝的字，其书法艺术成就已入工具书中流传千古。郑子尹子郑知同的篆书冠绝一时，名家有“冰翁（唐李阳冰）后一人”的评语。现沙滩文人手稿尚存几部，不论其文学价值，皆可称为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六、沙滩文化的人文精神

沙滩文化的多种成果，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宝库，是我们贵州人民颇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更加可贵的是沙滩文人们表现出来的人文精神。

一是献身教育的精神，沙滩的文人，几乎人人当过塾师、书院主讲，或任过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有的毕生以教育为职志，写了不少教育论著，黎安理、黎恂、郑珍、莫友芝是举世公认的教育家。黎氏家塾从明代开办，延续到建国之后，历时350多年，培养人才以干计，教泽缔延至今，黎庶昌青年时代当过塾师，在西欧任外交官时留意考察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写了多篇介绍西欧教育的文章，包括正规教育、职业教育、盲哑教育、农技教育等等，晚年任川东道道员，在重庆创办致用书院，改革教学内容，增设外文、算学及格致（即理化）等科，培养新型科技人才，又选送一批学生出国留学，人们称之为“洋学堂”。辛亥革命的“大将军”邹容（《革命军》作者）即受业于此。他还收纳弟子，使黎氏之学传播蜀中。其三传弟子是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殷孟伦，四传弟子有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振铎（《汉语大辞典》主编）。沙滩黎氏家塾的最后一位塾师黎丹先生，是位博学的宿儒和诗人，贵州师大王燕玉教授就是他的门生。他的儿子黎焕颐，是当代著名诗人（任《中国诗人》主编）。直到今天，黎氏族人从教者仍不少；还有一些高级工程师、高级农艺师分布全　国各地。沙滩教泽，流惠百年。

二是热爱祖国、关怀乡邦的精神。沙滩的文化人有忧国忧民的好传统，有高尚的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中，有不少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郑珍不畏权势，用诗歌揭露各级官吏、豪绅、武将和兵弁搜括民脂民膏、逼死人命的罪行。莫友芝流寓京师期间，正遇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他写了不少诗歌斥责投降派，哀悼京城沦陷，圆明园被焚毁，表现了“匹夫未敢忘忧国”的精神，黎庶昌为巩固祖国西北边防，请求亲自去西北边境考察，未得准许；他便搜集一些冒险家、旅行家的日记，整理成两个地理学专著，送交国家有关部门作用兵，通商的参考，甲午中日战争中，他捐输万两白银充作军饷。战败消息传来，他终日啼泣。爱国之情，感人至深。某年，遵义地区闹饥荒，黎庶昌约集在川作官的遵义人捐资，带头捐献白银数千两，购川米运回遵义平价出售，救活了数十万百姓；余款建义仓备荒。此举深受故乡人民称颂。他还捐资修葺禹门寺，购全套佛经置寺中，又捐资修建金顶山玉皇殿保存名胜古迹。

总而言之，沙滩文化的丰富成果和高尚的人文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整理、研究，并加以弘扬，近10多年来，黔南成立了莫友芝研究会；遵义成立了郑莫黎研究会；省文史馆，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及贵州省古典文学学会等团体，先后举办过多次有关沙滩文化的学术研讨会。1992年就在贵阳举办了黎庶昌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港台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的专家学者100多人，聚集一堂，交流研究成果，使沙滩文化的影响更加扩大。

沙滩文化不会因历史发展和社会变更而衰落，其人文精神更是不朽的，它是遵义和贵州乃至全国的一笔宝贵历史遗产和精神财富，沙滩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史，祚延300余年，文人纷出，硕果累累，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作为遵义人，为家乡曾有过的沙滩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虽已成历史，仍应加倍珍视，并应集思广益加以开发利用。现存有大量历史遗迹和著述，亦应认真归纳整理后，大力推广宣传，使之成为鼓舞和教育子孙后代的一面旗帜，同时利用这一文化资源，发挥其功能，服务于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