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群（1908~1986），又名王世祥，今四川广汉雒城镇人，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1929年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转为中共党员。他参与创建中央苏区第一部无线电台，担任过红五军团无线电总队政治委员。后任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1936年春受党组织委派参加了我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还担任过八路军总部民运科长、晋东北地区特委书记，参加了“百团大战”，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参与领导了“回民支队”。解放战争时期，任热河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晋察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第四野战军45军副政委、四野南下工作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局局长，国家地质部南方总局局长，领导了原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兼全国地质资料局局长，副部长级干部。

王逸群与伍云甫、曾三、涂作潮，由于顾顺章叛变，电台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记得有一件事，让毛主席非常高兴，那就是用我们中央苏区的电台，建立了上海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无线电联络。红军电台跟着毛泽东，为了防止泄密，毛泽东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伍云甫说真空管，毛泽东就把真空管装在自己口袋里。但他还不放心，又问还缺什么不能工作。伍云甫说电键，毛泽东就让警卫员拿着电键，终于安全穿过敌人的包围，最终消灭了敌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党和季振同等领导了宁都二十六军宁都暴动。率一万七千余人投降红军。这一行动使红军的力量大大增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有共产党员、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是我党的积极追随者、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派去五军团担任领导工作的还有刘伯坚、何长工、左权、黄火青、宋任穷、程子华、朱瑞、朱良才、高自立、王逸群。后调任红五军团无线电总队政治委员。

1932年12月王逸群离开了红五军团到瑞金中央党校。在董必武副校长的领导下，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到1933年6月结束。当时校长是王明，主持党校工作副校长是董必武。因工作需要让王逸群任董必武的秘书。董必武在党内是坚定支持毛泽东、朱总司令，反对王明左倾路线的党的领导者，他对王逸群很重视，让王逸群给他写讲演稿，党校办校方针、政策、安排教务，安排课程，请中央苏区毛泽东，朱总司仒、周恩来、在党校讲课，还请各军团的领导在党校讲课，用实际战例确立毛泽东战略战术的地位。王逸群后来又进了“香港苏维埃委员培训班”，任班主任，在培训班中有30个学员，年龄都在30岁左右，教学条件非常简陋，在瑞金的农家院中讲课。当时，毛泽东、邓小平、都曾给他们上过课，王逸群也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联系革命实际情况，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和对革命的认识。半年之后，这批学员培训结束，多数人到香港发展抗日革命力量。

1933年春，受党组织委派，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王逸群同志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1933年6月担任福建长汀突击队长，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曾在刘少奇、毛泽覃同志领导下工作。1933年6月王逸群奉命由瑞金党校派到福建长汀，为扩大红军担任突击队长。王逸群带领了300多人的突击大队，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武装，当时在突击队的不少战士输送到红军的战斗部队，为反围剿的胜利增添了战斗力和新鲜血液。后来跟随红军主力长征，有几千人都是在长汀周围发展的新的战士，在扩大红军的宣传演讲中，王逸群用土办法把报纸卷成喇叭筒，站在高处用很慢的四川话讲穷人怎样受剥削、受压迫的事实，讲旧社会的黑暗，讲马列主义的资本论，论述抛弃穷人受苦的实质，用人民军队是人民子弟兵的宗旨，号召广大劳动农民参加到人民军队中去，为推翻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由于坚持了毛泽东路线的群众工作。开始，就要求各级主要负责干部分头深入到群众中去，协同当地干部领导群众斗争。这些干部不仅在感情上、语言上、生活习惯上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当地群众武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群众知道他们的一切，他们也知道群众的一切。同时，不论在任何严重的情况下，干部从不离开群众，始终领导着他们进行斗争。干部地方化，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也是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很清楚，在抛弃了“左”倾路线以后，闽西的游击战争就生龙活虎般地发展起来。

1936年，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王逸群经过在福建艰苦奋斗的三年敌后游击战斗，一九三六年二月在闽西一次和敌人的遭遇战斗中游击队被打散，王逸群饥寒交迫，经历了千辛万苦，展转至厦门，撘货船到上海，找到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王逸群因革命工作需要，又去了党的红军“联络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继续做电台工作。因此，耳闻目染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以再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画面。红军“联络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在陕西省西安市北新街七贤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在此设立了红军“联络处”，1937年9月改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主要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输送进步青年去延安，为陕甘宁边区和前方转送战争物资。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等多次来此，并指导工作。红军“联络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布局是七贤庄第一、三、四、七号院，红军“联络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设在西安城东北的七贤庄一号的德国牙医诊所，在西安的办事处由刘鼎同志负责，刘鼎是王逸群在上海参加革命时期，是中央特科驻上海负责人，驻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副主任是李华，是一个1929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还有曾三、伍云甫、涂作潮。老战友相见，十分高兴。王逸群又回到了党的大家庭，回到了老战友的身边王逸群还向他们讲述了在福建坚持游击战争的艰苦奋斗的历程以及后来被地方反动派追杀和四处躲避的艰苦历程，并且讲述了到处寻找战友的迫切愿望。八路军办事处让王逸群担德国牙医的管家，一边做后勤工作，一边做地下电台的报务工作，并且做张学良、杨虎城统战工作。在我党组织的努力下，德国牙医成了张学良的牙医，张学良的女儿也被我们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在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签定了共同抗日的协定和声明。到西安参加共产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全民抗战开始后，王逸群和民运部十几名干部在任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领导指挥下，一九三七年夏到山西创建晋东北抗日根椐地，担任中共晋东北特委书记，长达三年之久，站在了抗日战争前线，毛泽东说：“晋东北是中国全民抗战的发源地”1937年8月25日，扩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了实行全民抗战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7年9月，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总部在第一个驻地晋东北五台县南茹村期间，遵照洛川会议精神，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高潮。八路军总政治部指示我民运部派遣部分同志到前方工作并分工在山西五台和晋东北地区发动群众，同时委派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同志为山西总动员委员会特派员。当时总政领导杨尚昆同志、傅钟同志、黄克诚同志、陆定一同志具体地部署了总政治部民运部的工作，指示王逸群、洪水、罗亦经、李长举、杨汝德、张广才、李庚尧、马清藻、张达、章家禄、田洪涛、李志民等同志和总政宣传部宣传队的胡开明、穆岳、孙明等同志到五台县和各个区、村广泛宣传、组织“动委会”发动群众，打击日寇。

政治部民运部任部长

1940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斗争的形势更残酷，更严峻的随时随地考验着每个革命者的意志和情绪，参加了百团大战、在冀中军区，地道战的出现，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它也经历了一段曲折艰难的过程。那时，冀中区党委有位领导同志听到蠡县一带发展地道很不满意，并指责说：“你们这是“逃跑主义”，既然抗战就不怕牺牲！”勒令禁止发展地道，挖好的统统填死。并为此将县委书记王夫同志调到冀中区党委工作，明升暗降以削弱对开展地道战工作的领导，削弱对敌斗争的力量。事情的真像又怎样呢！群众在无奈的情况下，填了地道，结果让敌人频繁的“扫荡”，蠡县县委书记、县长先后牺牲，游击队也遭到惨重损失。血的教训，教育了党和人民，也教育了那位领导人。事后不久，程子华政委知道了此事，派组织工作团前往调查。在事实面前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领导，才承认了这个新事物并接受教训，在全冀中区内进行推广。斗争的实践证明：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地道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利形式之一。

王逸群忠诚的妻子，战友肖永光

敌人扫荡我反扫荡，敌人凶狠残酷，在冀中军区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没吃的到地里挖野菜，玉米摘下来（好时）在锅里煮一下，就着辣椒面一块吃。长期患胃病，时好时坏。纠缠多年，就是吃辣椒面得上胃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遵守，经常睡在野地里。因潮湿身上长了满身疥、大浓包，又痛又痒；蚊子叮咬后又打蚊子。盖上多少棉被（群众帮助）也发冷，冀中军区在群众掩护下坚持斗争。1942年初，在安平、蠡县，肖永光在冀中军区政治部妇女联合会工作，后在白云任妇女解放主任，经介绍与王逸群结婚。当时他们生活用品一切从家中带出来的。以后是部队的供给制。冀中根据地是一个大平原。日本鬼子称是乌克兰。物产丰富，冀中军区重兵在此与敌人作战特点要开展地道战，黄土斗战，麻雀战，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即毛主席指示的敌进我退、敌往我扰、敌疲我打。集中兵力消减敌人的有生力量。总之经常与敌人展开斗争。共产党的领导，切实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经常唱;'''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郞上战场''。没有他们就不能胜利，也不会有今天。冀中军区民运部部长王逸群同志经常说：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乐观主义，是我们在艰苦环境中最能体现出一个革命者的风采。条件虽然艰苦，但对革命、对人生确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

协助马本斋抗战

国仇民恨更增加了抗冀中军区大城和孟村一带活跃着一支回民军队的武装，他们在马本斋同志的带领下，展开了与日本鬼子的拼杀，在冀中军区冀中反扫荡中，冀中军区民运部王逸群和马本斋同志相见，互相通报情况，树立信心，与敌人展开灵活机动的作战。在“五一”反扫荡中，冀中军区不仅有冀中四个军分区和游击队地方武装，还有了回民支队这样一支有生力量。这对反扫荡增加了必胜的信心和勇气。1942年4月冀中军区得到情况，敌人在津浦平汉几个大城市铁路线上都在增兵，还要在冀中军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寇采取对冀中地区五一扫荡的方式，仍然采取1941年在十分区铁壁合围，企图把我们包围起来，用梳子梳头一样，想方设法寻找冀中军区我们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妄想一口吃掉，另一方面他们搞强化治安运动。在这种情况下军区研究了对付敌人的办法，坚决粉碎敌人阴谋。冀中军区司令部在一个战略决策指示中说“要把我们主力部队转移到敌人包围圈外，采取游击战避实就虚的原则”。

马本斋是冀中平原回民支队的司令员，在与日本鬼子斗争中战绩辉煌享有盛名。在鲁北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马本斋领导的回民支队在朝城、莘县地区攻克敌据点30多处，烧毁碉堡40余座，在鲁西北牢牢站稳了脚跟，巩固了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冀中军区政治部分三个组下去到部队帮助工作，派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王逸群同志带警卫一个连，到回民支队帮助反扫荡，派宣传部长张仁槐同志带一个排到某部队协助工作，组织部长李茂林同志带警卫连一个排随政治部一块活动。民运部几个科也分别分散到几个地区去，宣传部长张仁槐同志因去部队，有部队分散出去没有回来的，和没有及时转移出来陷入敌人包围中。张仁槐同志是抗日战争前某大学的共产党员，是参加革命较早的内战时期的干部，是一名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优秀共产党员，他政治坚定，作风正派，为人诚实善于和同志们打成一片，在冀中军区政治部工作期间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就是因为下部队返回时迟了一步而被敌包围，在突围时不幸光荣牺牲，是我军的一大损失，也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王逸群带一个排到回民支队去，受到司令员马本斋同志热情欢迎，当时冀中军区政治部组织上介绍王逸群到回民支队是帮助工作（进行反扫荡）职务是冀中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

到党县不久，杨得志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马本斋、张同钰、王逸群同志一块到司令部，当时不仅濮县出来一股敌人，东、北、西方向都出来敌人，是敌人对冀鲁豫军区一次有计划，有目的大扫荡，也就是常说得“九二七”即9月27日敌人对军区一次“铁壁合围”。在这次反扫荡中，回支的战斗部队，上前线去伏击敌人，仅留下回支一些后方机关，讨论突围，许多同志认为没有战斗部队怎样突围出去，张同钰和王逸群当时主张机关骑兵通讯员，骑兵交通员，和后方机关有马的都一块突围，当时集合十多个人，向包围圈与东北方向突击，有交通作掩护，但被敌人火力打回来了，又转移方向，向东面突围，也同样被敌人火力打回来，于是又转移方向，向东南方向突围，这里没有什么火力，虽然可看一些日本头，但这是日本由于兵力不足，搞“铁壁合围”，不是什么铁壁，而是孤壁合围，由于火力不足，集中些手榴弹冲出去，胜利地突围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是一次没有部队配合的，仅是机关后方十余人，突围胜利，为什么会突围出去呢？因为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共产义必胜的信心，不怕牺牲牺牲的精神，才敢于面临敌人重重的包围在领导的带动下冲出去，这是很少有的一次突围，当时也做了两手准备，万一突不出去，中弹牺牲心里也是坦然地，死在战场上为人民服务而牺牲是无比光荣地，这时我们做好一些准备，把文件通通烧毁，以免被敌人包围，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但也做好牺牲的准备。正是由于抓住敌人薄弱环节冲出来了，我们后来才到达冀豫东边一个分区，并草拟一份电报，报告首长，敌人组成合围东南边，能否设法告诉被围困的同志，可以从这一方向突围。

1943年5月，王逸群接到电报去延安党校学习，和去参加学习的同志一道按照军区首长的要求在地方组织的支持下，顺利地通过平汉路到达太行山晋察冀晋三支军区后，到达延安党校参加学习。记得大女儿王苏芬就是在上延安路上120师（周士梯政委）野战医院，采陵医院出生的。差600里地，不到延安，当时搞了个小篮子，铺好被子，盖上盖布，背着上了延安。

1945年在丰衣足食的条件下，在延安中央医院又生了王克林，这孩子出生长的个大又胖。因延安大生产运动，物质生活好。而女儿王苏芬因先天打仗环境，吃不上，喝不上。每日行军，因大肚子成天拉着马尾巴上山，行军，比较瘦弱。两人小时候别人都说是一对双胞胎。到前方来的战争环境。他（她）们的衣服从头到脚都是肖永光亲手做的。组织上发一批布，黑色的帽子上下衣、鞋子都是肖永光缝的。吃、喝、教育一切一切都由肖永光做。那时年纪较轻，但也感觉很疲劳。延安整风运动中在延安，王逸群被分在党的“七大代表”组织生活。王逸群在中央党校一部(高级干部学习班)的第三支部参加整风学习。在一个支部学习的高级干部有邵式平、阎红彦、陈赓、陈锡联、钱瑛、刘宁一、乌兰夫、邓颖超等同志并一起参加延安整风学习。饭吃。尤其王逸群在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开始在全党进行了一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经过整风学习，形成了发展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严守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坚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其实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经济和文化许多地方却比较落后，由于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大批干部在延安学到了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学到了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学到了共产主义理想，对我们今后治党、治国、治军、治民都有力量和源泉的作用。从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后，把真理想、把革命精神带到全国各地，带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成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和思想基础。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学习和认识成为王逸群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终生的根本保证。

到前方来。也很不容易。要过敌人封锁线。地沟一丈多深要下去还要拉上来。还不能被敌人发现。小孩不能哭。孩子饿了，还要喂奶，奶不够吃还要做小米饭。真不容易呀！。

1945年9月王逸群和肖永光奉命离延安开始北上，经山西、张家口到承德，当时王逸群，肖永光带了两个孩子王苏芬、王克林；（王苏芬3岁，王克林5个月），跟随部队一块行军，为了不掉队，把他们俩放在一个马的马鞍子上，套两个筐，一个筐里躺一个孩子，并用毛巾把两个小孩子的嘴全堵住，防止他们啼哭，让敌人听到。但走不远停下来，看一看有气没有气，害怕孩子憋死。奉中央指示，延安的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根据地，延安抽调3000多名干部和战士组成北上工作团，行军队伍绵延数里，白天隐蔽夜间行军，爬山越岭，淌河过封锁沟无数，打遭遇战无数，只见打前站的部队，不断有部队冲出去，不断有伤员抬下来。

1945年9月中旬，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决定调整部署，派胡锡奎、王国权、段苏权、李子光、杨雨民、王逸群等一批党政领导干部相继到达承德。在中共中央交涉苏军让出热河省之际，热河省行政公署在承德宣告成立，李子光、杨雨民任正、副主任。9月20日，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和热河省军区成立，胡锡奎兼分委书记和军区政治委员，段苏权为军区司令员，王逸群军区政治部主任?李子光、王国权为分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王逸群。在此期间，王逸群热河省委宣传部的主要任务是，新解放区普遍开展了反奸诉苦、清算恶霸的群众运动。晋察冀中央局和边区政府领导广大新解放的城镇和乡村，开展减租减息、增资、清算斗争，控诉日军、汉奸、恶霸罪行，把新解放区变成了保卫人民胜利果实和制止内战的基地。

1947年8月1日，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及独立第十三旅、第十六旅、第十八旅，奉命在赤峰（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地区，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黄永胜任纵队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邱会作政治委员，王逸群任副政治委员，黄鹄显任参谋长。独立第十三旅改编为第二十二师，师长吴烈，政治委员陈仁麒；独立第十六旅改编为第二十三师，师长张德发，代政治委员曹德连；独立第十八旅改编为第二十四师，师长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全纵队共3.6万余人。八纵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东北秋季攻势。在两个多月的作战中，八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首战梨树沟门、两战杨杖子、九门台战斗四战四捷的重大胜利，随后又奉命对北宁路、锦承路进行了四次破袭。在整个秋季攻势中，八纵共歼敌2.8万余人，其中俘敌二工兵师少将师长郭惠苍、暂编第二十二师少将副师长苏景泰以下1万余人。当时八纵、九纵从冀热辽军区调归东北军区后，接受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前线指挥所（相当于后来的兵团）指挥。“二指”司令员程子华曾三次找林彪提出换将，力主启用老成持重、颇有廉洁之风的老将军段苏权，取代黄永胜出任八纵司令员。

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在辽宁辽阳、海城等地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黄永胜任军长，邱会作任政治委员，王逸群任副政治委员，张天云任副军长，黄鹄显任参谋长，段德彰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师改称第一三三师，吴烈任师长，谢明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师改称第一三四师，钟明彪任师长，谢家祥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四师改称第一三五师，丁盛任师长，韦祖珍任政治委员；由新调入的冀热辽独立第四师改称第一五八师，李道之任师长，王晓生任政治委员。全军共5.6万余人。

锦州东北有座孤立的高山叫帽儿山，山脚下有个小村庄叫帽山屯。国民党军原来将其排除在锦州外围防线之外。后来考虑帽儿山地形险要，既可观察锦州至义县公路的活动，又可俯瞰锦州机场，93军军长盛家兴才匆匆派出两个工兵营去那里构筑工事。没想到工事尚未完成，我九纵詹才芳突然在9月24日夜间以穿插渗透的战术，奇袭帽山屯。八纵黄永胜也与九纵密切配合，向锦州义县公路之间的葛文碑发起进攻。此时，只听军号响声震天，八纵和九纵的增援部队赶到，向国民党军发起猛烈反攻。敌军在我军炮火打击下，溃不成军。范汉杰看到锦州城内2/5的兵力投入战斗，还不解决问题，怕城内有失，只得下令撤退。我军取得锦州外围初战的胜利，一连被授于坚守“白老虎屯”的英雄连队，受到上级的赞扬和嘉奖，荣获“白老虎连”和“死打硬拼”两面锦旗。74团一营一连。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黄永胜王逸群八纵（第四十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6.8万余人，牺牲团以下指战员6000余人。和八路军总部警卫营的老基础外，都是新部队。过去处于独立分散的游击作战环境，斗争艰苦，部队装备很差。参加大规模战斗少，但很能吃苦，行军能力强，保持了红军时代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成立纵队后经过几次较大的作战锻炼，战斗力提高了一步。就在辽沈战役节节胜利，乘胜前进的时候，王逸群真是双喜临门，喜得贵子，为了纪念这次胜利，给儿子取名王克锦，意在攻克锦州时出生。三儿子王克锦，1948年11月13日在攻打锦州胜利之后降生。当时部队行军打仗，第4野战军45军（8纵）攻打锦州军务在身无暇照顾爱妻肖永光。当时肖永光同志在45军卫生队战地医院，这个医院在锦州东南方向相距较远。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后，打扫完战场，医院随部队又投入攻克大虎山，然后进军营口以堵住蒋军逃往海上的通道，在行军路上，辽宁锦州至—营口行军一个男哇哇落地。这天正是1948年11月13日。时任四十五军军副政委的王逸群听到肖永光又生一个男孩的喜讯，安排完工作，马上带着警卫员驱车前往卫生队，并带了战斗缴获的慰问品，水果、罐头、猪肉，慰问妻子肖永光和同志们。他们看到新出生的男孩，高兴得合不上嘴，王逸群操着四川调，高兴地说：“干脆给他起名叫王克锦，攻克锦州这一段美好难忘！黄永胜王逸群八纵是奉命从锦州东南面进攻歼灭锦州城内之敌，要经过敌人布置的纵深几层碉堡群，敌人的碉堡四周都有枪口，枪口里打出密集的子弹来，容易造成我军的伤亡，敌人藏在碉堡内，我们不易杀伤他们，攻击这些碉堡，开始是用大炮摧毁。但碉堡太多，我们就用火力封锁枪口，用爆破筒从枪口塞进碉堡，把碉堡炸掉。敌人的火力网控制很严，我军伤亡比较大，二十四师丁盛一个营有400多人攻下碉堡只剩下几十个人了。二十师、二十三师曾雍雅部都有不同程度伤亡。最后，黄永胜王逸群八纵8000多人打锦州外围和攻入锦有一千多个同志光荣牺牲，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他们视死如归的精神，在战斗中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前面一个同志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后面的同志又沿着他的足迹前进。这些同志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他们发扬了冲锋在前的模范作用为解放我们的国土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当五星红旗升起在硝烟战场，就想到已经牺牲的战士。生命人只有一次，难道不用战争人民就不能取得胜利吗？想起阵亡的战士和战友，自己还有什么委屈不能忍耐，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攻占锦州外围碉堡部队打的非常艰苦，经过反复车较量才被个个击破，但我部也有1000多人伤亡较大，别忘江山白骨堆，千秋历史血写成，有些指挥员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了情绪，打起仗来不是那样坚决积极了，有些犹豫这一情况，被四野主要领导发现，四野罗荣恒政委亲自来黄永胜王逸群八纵讲解打锦州的意义。他说这是涉及到东北三千万人民的解放的利益问题，也是争取对国民党主力部队一次歼灭性战斗，不要只看到自己部队伤亡了几个人，但要看到全东北全中国的解放。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关门打狗”，把敌人全部消灭在东北。经过动员后，部队情绪很快扭转过来，振作了精神，明确了意义下决心不怕牺牲。扫清了锦州外围之敌。接近锦州城内之敌又迀到激烈的抵抗。攻入锦州后我军同兄弟部队对国民党军南北夹攻，左右用火力加以穿插把城内敌军仔细地分割，使锦州残存敌军失去最后的抵抗，终于在十月十日晚战斗结束，由于在攻打锦州外围的战斗中，进展比较顺利，因此有的指挥员产生了肓目乐观和轻敌的思想，黄永胜王逸群八纵在执行外围战斗和封锁机场战斗中失利，因此在四野司令部听取汇报时，首长为八纵的失误大发脾气。在锦州外围战斗中，八纵出现两次失误。总部让他们封锁机场，他们问是打西北的机场还是打东南的废弃机场，耽误了两天时间。使敌人飞机可以起降总部后又命令九纵封锁机场，把黄永胜王逸群八纵调到城东南打小紫荆山。会后曾雍雅邱会，王逸群作翻身上马赶到紫荆山下的68团，亲自坐镇指挥。10日6时，23师向小紫荆山发起猛烈进攻，战士们个个死打硬拼，仅用一小时就夺回了阵地当时黄永胜王逸群接收俘虏，他们反映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锦州城内有一个大的炸药库房，装满了几十万吨炸药、锦州解放后，国民党飞机随时都来炸这些炸药仓库，蒋介石企图采取残酷的报复手段、用飞机投爆炸弹引爆这些炸药，炸死锦州进攻的解放军，以及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军队和锦州城内的群众，我们收到这一消息，马上就检查了这个仓库，有堆积如山的炸药，我们发动黄永胜王逸群八纵和兄弟部队以及当地群众每个人扛一箱，很快把这些炸药疏散开来。疏散到较远的地方，尽可能避免炸药集中，在疏散的过程中，敌人拼命丢下炸弹来引爆，当敌机飞来，我们用高射炮打敌机不敢低飞，以至于丢的炸弹找不到仓库目标，蒋介石采取残酷手段未得逞，保证了我军和俘虏以及锦州群众的安全。完成任务之后，邱会作、王逸群才回到指挥部向罗荣桓报告，罗才离去。为了充分吸取教训，保证总攻锦州的顺利，林彪向塔山和黑山两个方向担任阻击的各部队发了通报。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在45军任副政委的王逸群回亿起这样一段往事：约在1948年秋冀察热辽中央分局调王逸群到四十五军任副军政委同邱会作共事，在共事过程中感到邱作这个人很难处，他飞扬跋扈，骄傲自满发展到顶点，只准他讲话，不准别人讲话，把自己伪装成封建皇帝一样，打锦州，他把功劳归自己个人，对党的领导指挥战士的浴血奋战不放在眼中，邱会作的错误与他的骄傲自满分不开。在打锦州作战紧张即将攻克锦州时，前方战士流血牺牲，伤亡了四千多人，而邱会作却兽性发作，他还在军里卫生队乱搞女人。他哪里像什么共产党员？哪里有一点做人的起码条件呢？他飞扬跋扈，不准别人讲话，压制民主，打击报复。在工作上谁的意见也不听。在打完天津休息时，王逸群在一次会议上讲话，讲到我们政工人员一切要注意政治影响，这是原则话，还没有具体把邱会作问题摆开，邱会作就大为不满，就要制止王逸群发言。王逸群当时难以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回想邱的所做所为，政治责任感，让他博然大怒拍案而起，有理有据地批评了邱会作的错误、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和在原则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的党性原则，受到与会同志的首肯。

王逸群从解放辽沈战役转战平津。黄永胜、王逸群四十五军与四十四军共同担负由天津东侧民权门向西突击任务。当时天寒地冻，部队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心中一团火，所向无敌，其中王逸群奉命前往四十五军第一三五师坐镇，一三五师全体将士表现尤其突出，攻击发起后，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防御工事，攻占金汤桥(今解放桥)。为此，该师受到了总部首长的通令嘉奖：通令表扬三分钟突破民权门的战绩。一月十九日，敌人在天津民权门所修筑的工事、碉堡及附属防御，不仅多，而且坚固，同时还布满了地雷，纵深配备达四百米左右。因此敌匪夸耀为“天津之标准工事”。一三五师是个较年轻的部队，过去攻坚战经验不多。这次担任民权门的突破战，在作风上表现了动作迅速，作战顽强。发起冲锋后三分钟内即登城，突入后，在狭窄的地区内遇到敌人猛烈火力的反击，及二十多次的反冲锋，但均被他们顽强击退。特别是四零三团虽伤亡过半，但并不叫苦，还坚决完成攻击任务，四零四团及四零五团进入纵深后发展甚快，迅速攻占了金汤桥。由于作战迅猛，表现顽强特予该师以通令表扬。

毛主度在1949年2月8日指出，军队不仅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应当全体学会接受城市和管理城市。如果我们还不提出此任务并下决心支做，我们就会犯极大错误。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根据中央指示必须造就训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去接管新区工作，为解放中南五省（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在1949年而成立了第四野战军，还成立了南下工作团招收训练干部，当时中央给北京市委指示，在各大高等院校中招收学生，进行训练，由党团员带头参加南下工作团。根据招生条件在高等院校和社会招收共计5000多名学员，其中有技术专长的人员，高级知识分子（个别的国民党军官）如电力、铁路、机械土建工程等，以备接收敌人的电力、铁路机械。当时在工作团主要负责人由第四野战军首长兼任。四野工作团具体负责人有：林一山任教育长，张平化任参谋长、王逸群任政治部主任。北京和平解放后为造就大批干部随军击去接管新区。第四野战军组织一个南下工作团。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华北都已解放。“解放全中国，活捉蒋介石”口号在南下工作团响起。于是在大专院校招收很多人才进行教育训练。其中在技术专长人员。如电力、机械、铁路等。也有高级知识分子。肖永光研究室主任。这单位有五十多人商级知识分子或有专长技术人员。先进行世界观改造。再进行其它。该南下工作团王逸群政治部主任。林一山教育部长。张平化任参谋长。以后南下两广两湖。任务是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他们到南下武汉后，调第四野战军中南军政大学。肖永光在此任直工科科长，四野工作团的成员是军队性质，穿军服供吃穿，每月发点津贴用，胸前佩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三年职称都按部队排、连、班长职称来定。学习内容：形势教育、阶级教育，解放区政府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朱总司令也非常关心四野南工团的工作，亲自到工作团讲过课。王逸群在组织五千人学员，从部队选拔教员，到成立、任命营、连、排干部，各级党委、支部，呕心沥血、尽心尽责。革命的理论武装头脑后，开始南下在实践斗争中学习，于1949年秋季，南工团沿京浦路南下，在武汉带领工作团分赴五个省区安排省委，地委，县委各级干部5000名工作，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开展剿匪，开展土地改革，稳定市埸，

1949年10月，王逸群从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到中央组织部报到，征求王逸群的意见，或到东欧当大使，或到重工业部工作，他考虑几天正式到陈云当部长的重工业部工作。陈云和王逸群在红军时代就熟悉，在东北第四野战军共同作战，陈云称王逸群是四川王。王逸群是随四野战军南下，1950年解放华中南五省，于当年从四野战军军政大学任政治部主任，调回北京的，开始中组部任弼时、伍云甫征求王逸群的意见，询问他愿意去外交还是搞国内工作，王逸群同意最好搞国内工作，当时安子文同志提议去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当局长。王逸群认为，搞工业虽然过去几十年，内战时期着重搞土改和地方工作，红军改编，上前方，被分配创造山西五台山晋东北，一带创造根据地，也是发动群众，壮大我军力量都是在农村中，没有搞过工业。不久由周总理正式委派去作有色金属局长，于是他下定决心在工作中学习来完成任务。《苏联支援朝鲜弹药抗美条约》当时，我们国家中心任务是抗美援朝，苏联帮助朝鲜打仗。给了朝鲜一些武器弹药，但苏联是要朝鲜算帐还钱的，当时朝鲜处在战争环境，生产停顿，根本不能还钱，国务院就要求由有色金属局帮助还帐，除用一部分农产品作为还帐外（但农产品值钱不多）其中主要是用有色局生产的钨、锑、锡、钼矿沙用来还帐。特别是锡在苏联和东欧国家，锡的资源很少，甚至没生产，世界产锡的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锡的生产几乎全部由英美垄断。不卖给苏联，我国在分配锡的产品时，苏联和捷克几乎闹的不可开交，捷克说苏联要的太多，发生争论时，周总理帮助他们作了调解，答应国家用多给生产点锡，会后，周总理委托李富春同志多抓一下锡的生产。并要何长工、王逸群去个旧（云南）了解一下锡的增产可能性的调查。何长工、王逸群去昆明找到一位地质老专家谭锡稠，他对云南个旧锡矿产资源很悲观，他认为资源已挖完，不可能增产，认为个旧在国民党时期已挖了几十年，何长工、王逸群已“洞老山空”到个旧现场作调查，找到一些工作和一部分小业主进行座谈，他们对个旧锡矿增产，稍还有点希望，一部分小业主提出稍增加一点价格还能增产，一部分工人同志要求给他们改善一点待遇，他们讲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所受的痛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当时解决了这两部分人的一些要求，是增加了一部分锡的产量，后来回到北京，又找过一些老专家座谈，是增加了一部分锡的产量，后来回到北京，又找过了一些老专家座谈，向他们作调查，其中清华大学地质教授孟宪民（在国民党时期当过个旧锡矿矿长）对卓锡矿资源和谭锡稠的看法完全相反，他说增产是可能的，对有希望的锡矿资源，他说老厂矿开采洞里那里还有希望找到锡矿，就在洞里布置些浅钻，找到些矿。另外他谈到马拉格（新矿）过去开采还很少，他谈过去国民党时期几十年开采的富矿较多，就是老厂开过的尾矿品位还有千分之六到八，于是继续搞些手工业选确处埋洞外的地面上挖出的这些尾碴。加上当地生产的小业主，价格稍作了些调查，工作同志们改善些待遇。以上这些措施，使得1952年到1958年的锡矿生产每年都增加，从解放前的几千吨增至一万多吨。回来报时，李富春同意这些措施，他又加了一条：要云南省委动员公安局系统所属劳改犯增加两三万人去马拉格增产。因此，这几年钨、锑、锡、钼都是超额完成任务，并提前帮助朝鲜还苏联的帐，支援抗美援朝抗战。

王逸群一九五八年由中央组织部调到全国地质部，任南方地质总局局长，何长工是主持地质部的第一副部长，对老战友王逸群的到任非常高兴，早在觧放军四九年入城后，两家都住在东单干面胡同四十三号，何长工一家住在后院，王逸群一家住在前院，老红军的两家亲密无间，情同手足，王逸群干劲更足了，工作起来没有下班的概念，常常是孩子们都睡熟后才回家，建部初期，刘杰、宋应同志，后来的刘景范、卓雄同志以及旷伏兆、胥光义、李轩、王林、王逸群、田林、王林等等。一九六一年王逸群根据部党组的意见，中组部任命担任全国地质资料局局长，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副主任，

王逸群在地质部是何长工的四大金刚之一，王逸群名字上打着醒目的红叉。在批斗会上弯腰、低头，胳膊和手被反压在背后，很像“喷气式”飞机的姿式。除此之外，还要戴高帽子游街示众。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部机关群众组织决定对王逸群进行隔离审查(不允许回家，也不许家属探望，王逸群被扣压在机关西楼地下室内。每天早、晚和其他被隔离的同志们一起排队到机关北楼前“请罪”和“汇报”。因为王逸群每天都背诵规定的那几句话，为此专案小组曾批过王逸群，说王逸群态度不老实。回想起当时的那种情景，仍感到十分可笑。被隔离审查期间，每天都要参加“天天读”，写检查、交代材料，还要和党、政、军等部门调查其他老同志的专案组谈话，写证明。当时调查材料都实行“逼、供、信”的做法，如不按照外调人的口径写证明，轻则受训斥，重则遭毒打。尽管如此，王逸群在隔离审查期间，来找王逸群写其他同志的材料，王逸群都没有违心写过旁证材料。王逸群深知，在那“暴风骤雨”的年代，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何等的重要。任何一句不实之词和一份材料，对其他革命同志都将招致政治上和肉体上的打击、摧残。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王逸群被送到黑龙江省五七干校，零下三十度寒风刺骨，使王逸群原来的肺炎加剧了。几天几夜彻夜不眠，后来被送到江西省峡江县地质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此时王逸群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每天劳动强度很大。除强制性劳动外，王逸群还要定期写检查、交代材料。专案组为了逼迫承认他们定的罪名，经常搞“车轮战”，不让王逸群在精神上和体力上有所休息。有一次竟连续七十二个小时进行“逼、供、信”。三天三夜不睡觉，对一个年轻人来说也够呛，何况王逸群已是古稀之年了。更主要的是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打击和压力，这是最让人痛心和难以忍受的王逸群在五七干校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由于长期的折磨，身患肺心病，严重的肺不张，连走路都要喘，王逸群一次被揪到院内1天1夜，两派在抢夺，你拽我拉，把两个胳膊拉扯青肿；有的斗争会十分激烈、野蛮，让站到桌子上摔下来，还拳打脚踢；小会则唇枪舌战，威逼利诱。因王逸群多次被揪斗，身体垮了，到医院检查，内伤比较严重。遵照不要对抗群众的指示，王逸群从不对群众发火，相信群众，相信党。无论如何追问，甚至打骂，逼他承认这个，承认那个，从不胡言乱语，王逸群都是耐心的一一说明实事真象，或说根本没有此事，一句违心的话也不说，一次违心的检讨也不作。有一次，拉出上下左右的一些领导干部，让王逸群同志揭发，守口如瓶，不乱喷胡道。文化大革命时期，王逸群被批判、隔离，遭迫害、打击，文化大革命被劫难时期，同志的老伴肖永光同志被黜干校，儿女四散逃亡，他独身孤零地生活。

1976年，王逸群同志重新回到资料局主持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资料局成了一个烂摊子，全国各地的资料局和地质资料部门基本陷于瘫痪状态。他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工作，为了尽快恢复工作，他不顾年迈身体有病出发到各地基层去检查指导工作。四川很乱，武斗派仗不断，生产完全瘫痪了，随行的同志劝不要去那里，很危险。但他说，枪林弹雨都过来了，这算什么。搞生产没有内行不行，经过调查研究，亲自点名任命干部，有个干部正在挨斗没有解放，耐心做工作恢复了他的工作；有个前任领导被调走，当即派人把他请回来。许多干部由于受批判冲击想不通，又一个个地找他们谈话，说：“共产党员应经受得住考验。”要他们以党的工作为重。王逸群同志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50多年，鞠躬尽瘁。在闽西老苏区，赣南中央根据地，华北太行抗日战场，留下他战斗的脚步和卓越的功绩。真是：南征北战为革命，枪林弹雨不斗功，呕心沥血为建国，开拓地质立新功，艰苦朴素严律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