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江苏无锡人，祖籍浙江临安，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清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六月初九（1895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七房桥五世大房产下男婴。该户男主人钱承沛为其取名“恩缲”，字“宾四”。钱恩缲即钱穆，而钱穆这个名字是他的兄长钱恩第于次年春替他改的。

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钱承沛为钱挚和另一个侄子从附近的荡口镇聘来一塾师。塾师寓居在钱承沛兄长家，加上塾师自己的儿子，共三人同塾。第二年秋，钱穆在父亲的带领下来也到了家塾，并在瞻拜完孔子像后从此开始了正式的求学生涯。

光绪三十年（1904年），荡口镇私人新创果育小学，分初、高两级，各四年。钱挚、钱穆两人被送往就读经过入学考试，钱挚入高等一年级，钱穆入初等年级。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钱承沛因肺病逝世，去世前将教导两幼弟的责任托付给了钱挚与钱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常州府中学堂成立。钱挚所在果育高级四年级八名同学全体报名应考，钱穆也在钱伯圭与华倩朔两位老师的鼓励下报了名。其中，钱挚考取了师范班，钱穆考取了中学班。钱伯圭因知钱穆家贫，其前往常州府中学堂所用的枕被铺盖也由其代为置办。

宣统二年（1910年），钱穆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学校停办，钱穆于是被迫辍学。

民国元年（1912年）春，年仅十八岁的钱穆为亲戚推荐，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三兼小学高初两级又分两个班，钱穆原则上任高级班并教授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育、音乐等，每周教课三十六小时，月薪国币十四元。钱穆一边教书，一边刻苦攻读，进步很快。他先读完《孟子》，在家里从父亲遗书中发现《史记》一书，又发现毛大可的《四书改错》，他精心钻研而了解清代乾嘉诸儒及其学术。当时钱穆也喜欢读《东方杂志》， 并写了《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寄给该杂志，由于涉及外交机密而没有发表。

民国二年（1913年），钱穆不再去三兼小学，转入鸿模高等小学（前身为果育小学）任教。鸿模学校规模完备，高初各分几班，钱穆教高级班国文、史地课。每堂课的课时相较三兼小学有所缩减，而月薪增至二十元。钱穆梦想考进北大，因此熟读夏曾佑编写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北京大学教材），之后他在北大讲课常以此为据。

民国四年（1915年），钱穆转入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每周教课十八小时，同时兼任鸿模学校的课。尽管乡间教书工作很繁杂，但他仍坚持看书。他又效法古人刚日诵经、柔日读史的方法，科学地安排时间，定于每日清晨必读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中间上下午读一些闲杂书。

钱穆教《论语》时也读《马氏文通》，并模仿体例，历经几年写成《论语文解》一书。此书于民国七年（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穆出版的第一部著作。他将稿酬购得浙江官书局本《二十二子》，于是着力研究《墨子》， 发现版本论者都有错误，便开始逐条指出其中错误，并加以修正，最后写成《墨经解》。数年后，与他研究惠施、公孙龙的论文等收入他自编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册中。

民国八年（1919年），约翰·杜威来华讲学，涉及教育问题。而他的观点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吸引了钱穆注意。二十五岁的钱穆想与幼童接触，从头开始实验，从中了解中外教育异同与得失，于是转入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在此期间他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当时李石岑回国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任主编。钱穆撰写《爱与欲》寄去，刊载在《学灯》上，这是他生平在报纸上第一次投稿。随后他又寄去《论希腊某哲人与中国道家思想之异同》， 于几日后刊出。

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及泰伯市立图书馆长之职，到泰伯市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一个月后应聘于厦门集美学校。到集美以后，他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同届毕业生的两个班的国文课，同时讲授曹操《述志令》。当时他研究中国文学史有心得，认为汉末建安时期是古今文体发生转变的时代。在此期间，他读《船山遗书》， 后在北大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王夫之一章所用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又受到王夫之关于屈原居湘中的“湘”其实是汉水一说的启发，此后对古史地名沿革的研究，发端于此。他所著的《庄子纂笺》也受王夫之注庄子的启发。

民国十二年（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推荐他到同校任教。当时学校规定，除国文一科外，教师于每年必兼开一课，第一年文字学，第二年《论语》，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国学，教者编撰讲义。钱穆于是在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编撰《论语要略》和《孟子要略》， 第四年编撰《国学概论》，这些书稿后来均有出版。

民国十六年（1927年）秋，钱穆开始在苏州中学任教最高班的国文课，并任全校国文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次年春，方壮猷到苏州告知钱穆，商务印书馆正在编写《万有文库》， 其中《墨子》和《王守仁》尚无人承担，钱穆于是日以继夜地赶写，不久两书写成，收入《万有文库》。同年夏，他应苏州青年会学术讲演会之邀，讲演“易经研究”一题，后收入《中国学术思想论丛》第一册中。

民国十七年（1928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妻子及新生婴儿相继死去。当时其兄钱挚执教于无锡荣巷荣氏新创立的荣巷中学，闻讯后速回家帮他料理后事，但因劳伤过度，旧病突发，不幸也溘然长逝。次年，钱穆在苏州续弦，开始了新的生活。

民国十九年（1930年），钱穆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这时，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已完稿，经顾颉刚推荐申请编入《清华丛书》但未获通过，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北京各大学都开设经学史和经学通论等课，都拥护康有为今文家的主张。《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使大家都怀疑他是古文家。同年假期，他返苏州侍奉母亲，并撰写《周官著作时代考》和《周初地理考》， 载于《燕京学报》。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钱穆应聘执教于北京大学。他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另有一选修课可以由自己来定，他选自开设近三百年学术史。由于和之前梁启超讲过的思路不同，因此钱穆自编讲义，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雏形。次年，又开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系主任是陈受颐，实际主事的是傅斯年。他们在以前的政治制度是否应当研究的问题意见相左。钱穆认为，研究历史问题的人应当知道政治如何是从贵族政治到封建专制的，因而他坚持开设此课。当时北大通史课分聘北京史学界诸名家分讲，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由几个人分讲不能一条线通贯上下，后改为两人讲，后半部由陈寅恪讲。

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秋，北大只聘钱穆执教中国通史课，于是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他将通史课在一年规定时间内讲完，力求一贯到底。上课时对讲述均有取舍。他讲课时史料充分，并能彼此相关，遵从客观，不发空论。在讲解封建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文治武功上，他选择历代的精华，阐述其发展流变与相承。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历代人的有关意见，来陈述有关的各项得失。他提纲挈领，分门别类，逐条逐款定其取舍，终于初步完成自己心愿。上自远古，下到清末，兼罗并包，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在以后的讲课中不断补充、修改，为日后成书打下基础。

在北大期间，钱穆不仅教学，而且还从事学术研究，把教学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他先后出版了两部重要的代表作，即《先秦诸子系年》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钱穆就有意写一部关于先秦诸子学方面的书。首先一项工作是考研诸子生平年代的先后。由于诸子年世不明，钱穆只有将诸子书与《史记》和《战国策》 对照校勘，又从《史记索隐》中得知古本《竹书纪年》残片，而所任教的中学，藏书甚少，限制了他的研究。钱穆来北京任教以后，日常生活安定，北京各图书馆书籍多， 查阅方便，在教课之余，他将十多年积累的书稿重加增订修改，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钱穆在北大任教期间又兼任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的学术界人才济济，钱穆在北平任教八年，有幸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并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当日军大举进犯、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组织高校西迁，并进行调整重组。其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转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10月10日之后，与汤用彤、贺麟两人结伴同行，从天津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钱穆最终到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至是辗转流徙万里，阅尽生灵涂炭。钱穆复讲国史，倍受学生欢迎。虽然生活颠沛，书籍匮乏，但是他为了满足全国知识青年和时代的急迫需要，在师生的鼓励和同事陈梦家的劝说下，决心写一部中国通史教科书。5月，《国史大纲》陆续起稿。8月，西南联大放暑假后，文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钱穆为写书而滞留蒙自，与汤用彤、姚从吾、容肇祖、沈有鼎、贺麟、吴宓借居旧时的法国医院。自9月空袭频来，钱穆苦于奔波。其间，乘火车往返昆明蒙自途经宜良，见风景佳美，决意在此写作。于是经友人介绍，求得当时宜良县长王丕之帮助，同意提供位于岩泉下寺的“县长别墅”供居住，续写篇章。后半年，钱穆直接迁居岩泉上寺。钱穆在上寺的心情比下寺更加愉快，在舒适的环境里奋笔疾书，一年内终于完成了《国史大纲》书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初，暑假开始，钱穆告假返回苏州省视母亲。迁至成都的山东齐鲁大学刚刚成立的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来找钱穆，希望他能和自己一同前往该所工作。钱穆考虑到从北大历史系转来的学生全部毕业，因而答应。但为其《国史大纲》稿付印及侍奉母亲，便通函顾颉刚请假一年。顾颉刚复函批假，而且薪水照发，且嘱托钱穆主编《齐鲁学报》。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秋之际，钱穆离家入川，经重庆，10月22日至成都并于30日履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职事。齐鲁大学在成都南郊华西坝，研究所则在成都西北郊崇义桥赖家花园，距城二十里左右。研究员、助理员共十余人，各自钻研。由于顾颉刚在研究所内的权力受到掣肘，遂心生离开齐鲁大学之心，并将执管研究所的权力渐交钱穆。钱穆主管研究所期间，每周六举行讲论会，每月外出旅行一次，师生彼此交流融洽，共同讨论，对学生们启发很大。除了在研究所任职之外，钱穆还兼课于齐鲁大学。

顾颉刚在研究所时，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得到捐助并购置很多图书，又从沦陷区北平购得金石考古等学术著作，还有成都等地藏书家寄存了八万册图书，海量藏书让钱穆大为高兴。当时钱穆应蒋介石及教育部的邀请，潜心撰写《清儒学案》，正可借助这里丰富的图书资料。当时钱穆还从中西比较出发，为揭示中国文化内在的精神，鼓舞国内抗战的民族热情，撰写《中国文化史导论》。

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5日，顾颉刚由成都飞抵重庆，出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从此之后，顾颉刚因兼职重庆，留在研究所的日子少，而离开研究所的日子多。但顾颉刚最后还是因为事务繁忙，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25日辞去国学研究所主任，其职务由钱穆接任。

民国三十一年（1943年）春，钱穆因张其昀力邀赴遵义浙江大学讲学一个月。后来，张其昀又为他主办的《思想与时代》杂志向钱穆约稿。钱穆将自己当时正在撰写的《中国文化史导论》当中的各个篇章，以及接着撰写的几篇有关中国文化与宋明理学方面的论文陆续投寄了过去。也正是从这里开始，钱穆将自己的治学对象从历史转向了文化。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钱穆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抗战胜利后，北大奉命将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暑假后在北平复校。当时傅斯年暂代北京大学校长。出于傅斯年和钱穆早年的矛盾，当时不在昆明的以往北大的同事都收到了邀请他们回转北平的信函，但钱穆却不在其列。钱穆出于北方国共政局纠纷复杂、学校师生风潮涌动等考量，决心继续在南方闭门著述。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夏，于乃义想要筹建私立五华学院，通过李埏敦请钱穆赴昆明讲学。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方国瑜听说后也托李埏敦请。最后，决定由两校合聘。此时，接受聘约的钱穆临时接受了上海市教育局举办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之聘，担任史地组专家；而对暨南大学等校的诚邀则一概加以拒绝。11月26日，钱穆乘坐中央班机，由汉口转昆明，受到五华学院筹备委员周介清、方国瑜、李季邺、李幼舟、于乃义等各部门人员与五华中学及教育学术界人士等数十人的迎接。到校后，钱穆担任文科研究所所长兼文史研究会导师。随后文史研究会改为讲习会，并改进讲演方式，请各教授作专书或学术系统之讲授。11月至次年1月，总共23次讲演，计有4位主讲人。其中钱穆7次：均为中国先秦思想史。在五华学院讲课的钱穆同时还兼任文史学系教授于云南大学。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因为身体原因，钱穆不得已接受了无锡荣氏家族创办的私立江南大学代表荣德生的邀请，于11月正式转赴该校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国通史》课。此任教期间，钱穆著成《湖上闲思录》、《庄子纂笺》、《中国历史新编》、《孟子研究》、《中国人之宗教社会及人生观》等书。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3月后，江南大学定于每周一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在礼堂开办学术讲演周会，钱穆专讲述《中国文化之精神》。4月，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选举，选出的八十一人中没有钱穆。严耕望认为，这主要由于钱穆与新考证派巨子之间关系不和谐所致。抗战前后，中国史学界以史语所为代表之新考证派声势最盛，无疑为史学主流。因为钱穆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依归，故与新考证派分道扬镳。同年秋，钱穆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课余时间撰写《湖上闲思录》。当时新任苏州城防司令孙鼎宸（王耀武舅子）仰慕其名声，数次访问钱穆。

1949年4月，广州私立华侨大学校长王淑陶来信邀请钱穆前往任教，钱穆决意前往。虽然受到多方挽留，但由于对新生政权的不信任，以及被毛泽东视作被蒋介石控制的知识分子等原因，钱穆最终还是选择与江南大学同仁唐君毅从无锡南下广州。春假时，离开家人独身前往广州，曾以家事相托孙鼎宸。10月，钱穆随华侨大学再迁香港，出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在香港，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为了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又筹划创办“亚洲文商学院”。由钱穆任院长，崔书琴任教务长。钱穆请来唐君毅担任哲学方面的课务。经济方面的课务，钱穆则邀来此时在香港主编《民主评论》的张丕介兼任。学校当时并无固定校址，只租到了九龙伟晴街华南中学的三间教室使用。因为学校是在夜间上课，故而暂时定名为“亚洲文商夜校”，并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开学。

1950年春，在开办后的第二个学期，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钱穆因此和学校监督商量，打算将学校改为日校。学校监督却告知钱穆，亚洲文商夜校是他创办，不打算改作日校，也不愿意将校名相让。钱穆在学校监督的建议下向香港教育司申请立案另创一校，而此时崔书琴也被邀请去了台北，新校遂由钱穆一人主持。学校迁往桂林街新校舍之后，正式更名为“新亚书院”。吴俊升、任泰、梁寒操、杨汝梅、刘百闵、罗香林等人陆续加入新亚书院。作为当时香港唯一大学的香港大学，其中文系的教师阵容也远不能比，新亚书院因此受到香港教育司重视。新亚书院又另外组织了董事会，请钱穆在华侨大学的同事赵冰出任董事长，同时也在学校上课。

3月25日，新亚书院发布了由钱穆撰写的《招生简章》。该简章将新亚书院旨趣概括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在课程方面，“主张先重通识，再求专长”；而教学则“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随着新亚各项事宜的开展，由于王岳峰的经济能力有限，在为新亚书院租来一所新校舍，又维持了书院前一两个月的日常开销之后，就无法继续供给下去了。此时的新亚书院资金短缺，关心新亚书院的人希望钱穆外出寻求经济支援。同年冬，钱穆在新亚全校的力促下乘飞机抵达台北，并在张其昀的陪同下赶赴士林官邸，出席蒋介石的午餐宴请。虽然钱穆没有直言相告新亚面临的困境，但由于居正的协助，钱穆此行最终还是筹得了“总统府”款项。

1950年之后，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每年还会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而且宋美龄、蒋经国多会招待，同时蒋介石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而不了了之。

1953年，钱穆创立新亚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当时孙鼎宸举家来到香港，每周必出席新亚书院的学术讲座，在钱穆的指点下每次必录。因其记录详尽，积录成书，历次讲稿被编为《新亚学术讲座》。孙鼎宸入所学习，遵循钱穆的嘱托编《中国兵制史》一书，为新亚研究所的学生出的第一部书。因此钱穆得以获香港政府尊崇，于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55年，哈佛燕京学社来信邀请新亚书院选派一位年轻教师前往哈佛大学访问学习，新亚书院就以助教名义将刚刚留在研究所作研究生的余英时派送前往，这是新亚研究所派赴国外留学的第一人。余英时在哈佛大学访问学习一年期满之后又获许延长一年，之后又加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杨联陞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彻底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

1957年2月，在钱穆的努力下，新亚书院艺术专修科正式开办。

1959年秋，在钱穆奔走下，雅礼协会又增加协款，在新亚书院正式添设艺术系。

1960年，钱穆应邀讲学于美国耶鲁大学，课余撰《论语新解》，获颁赠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后去哥伦比亚大学为“丁龙讲座”作演讲。在美国停留七个月后，他应邀去英国访问，参观了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从英国到法国、意大利，最后回到香港。孙鼎宸岳母辞世，钱穆登门吊唁。

1963年，香港政府意图在香港大学之外另外再成立一所大学，首先选定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校作为基本学院。对于此一动议，崇基与联合均表同意，而新亚的教师则多持异见。关于此事，钱穆为学生前途和新亚同人生计考虑，倾向于加入新大学。在钱穆支持下，香港政府特意从伦敦聘来富尔敦与三所学校进行磋商。关于首任校长人选，钱穆坚持认为应当由中国人担任，而富尔敦则认为应当由英国人担任，再由中国人继任，并认为这样安排比较切合实际情势。在钱穆的建议下，校名最终被定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还坚持香港中文大学应以发扬中国文化、以中文为授课语言，对港中大的发展方向贡献良多。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校长李卓敏与钱穆的办学理念发生了明显分歧。钱穆一心想将西洋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办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学；而李卓敏则要办一个普通的中文大学。李卓敏到任后，新亚、崇基、联合三院院长每周开一次联席会议，如果遇到意见分歧，便举手表决，当场通过，没有机会再议。钱穆再也不能延续他秉持的“新亚精神”，再加上成员背景复杂，各方制衡，在一次次联席会议上，他离自己的办学理想，越来越远，一时引发议论。

加之钱穆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而唐君毅和副院长吴俊升等人一门心思拉帮结派排挤钱穆，钱穆自从新亚书院决定参加新大学便萌生的去意更加强烈。大学既成半年之后，钱穆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赵冰董事长，赵冰同意钱穆于1964年夏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但新亚董事会鉴于钱穆为新亚书院所作突出贡献，让钱穆在1965年正式辞职，1965年剩下的时间则为钱穆的休假之年。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应聘马来亚大学任教。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1967年9月28日，钱穆以归国学人身份和胡美琦应蒋介石之邀，自港返台，定居台北，住金山街。

1968年，钱穆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7月迁至外双溪蒋中正所赠庭园小楼，钱穆将自己的住所命名为“素书楼”以纪念自己的母亲，便在自家客厅开设每周一课，每次可容纳四五十人，直到91岁高龄，18年书声不辍。学生中常常五代同堂，共聆教益。除讲学之外，钱穆每天坚持散步、读书、写稿，在这里完成了《中华文化十二讲》 、《孔子与论语》、 《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著述。

1969年，钱穆应张其昀之邀任中国文化学院（现中国文化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蒋复璁之约，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77年冬，钱穆的胃痛加剧。

1978年春，钱穆患黄斑变性症，双目失明。他抱病赴港任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主讲人。 讲稿结集为《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一书。

1979年，钱穆赴港出席新亚书院三十周年纪念会。

1980年夏，钱穆在夫人陪同下到香港与阔别三十二年之久、生活在大陆的三子（钱拙、钱行、钱逊）一女（钱辉）相见。次年再到香港与长女（钱易）、长侄（钱伟长）相见。

1984年5月15日，钱穆与牟宗三荣获“中华民国行政院”第三届“七十二年行政院文化奖”。同年7月7日，此日为农历六月初九，正值钱穆九十大寿，老友张其昀敬赠“一代儒宗”横匾，门人余英时作《寿钱宾四师九十》四首志贺。此时，因长子钱拙于1981年因病去世了，由钱拙长子钱松作为代表和钱行、钱逊、钱易、钱辉，再加上钱行的长女钱婉约，他们一行六人于7月4日来到香港，并和钱穆朝夕相处至8月6日。

1986年6月9日下午，钱穆在素书楼上其告别杏坛的最后一课。消息传出，听者云集素书楼，里面有他以前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旧日新亚书院的学生，东吴大学历史系系主任也带着十几位学生赶来旁听，台湾政界要人宋楚瑜也慕名前来聆听。钱穆正式结束了他自1912年即已开始的从教生涯。20日晚，台湾“行政院”为钱穆举行荣休纪念会并赠予钱穆“鸿儒硕望”镜屏，“教育部”赠予“一代儒宗”的贺匾。12月14日，钱穆被特聘为“总统府资政”。

1989年，钱穆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四十周年纪念会。

参见词条：素书楼风波

1988年5月12日，时任立法委员陈水扁及台北市议员周伯伦质询政府财产“既无租约，又不付租”，遭钱穆不当占用的事情，要求钱穆搬家，改设立纪念馆，要求收回。在经过详细调查之后，台北市工务局指出，钱穆所居住的房舍系向台北市政府借用，依照规定，此项借用完全合法，钱穆可使用此住宅至1992年1月24日，“素书楼风波”因此才暂告一段落。

同年11月，钱穆患有重病，两个月不能起床不能正常饮食。钱穆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长女钱易，当时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荷兰从事研究工作，便申请赴台。次月，钱易却因“人大代表”身份及早年加入“共青团”的事，被指涉嫌参与叛乱组织，台湾最高法院甚至为此发出了传票，着令钱易依期出庭应讯。钱穆本着“君子不立危墙”的古训，让钱易在接到传票之前，提前两天乘飞机离开了台北。

1989年8月，“总统府资政”高玉树应邀在民进党临时大会上致词时，为其居所纠纷大发牢骚，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不满地指出：同样是“总统府资政”，何以钱穆被当成国宝，而他却被扫地出门？此一番话，在刚刚平静下来的素书楼里又掀起了一阵波澜。对于高玉树的指责，钱穆除去信《中国时报》澄清之外，还另函“总统府”，表明了将提前迁出的意愿。

1990年5月，台湾政界再起争斗，台北市“议会”的一些“议员”抨击素书楼为“非法修建”，要“限期收回”。其实素书楼是由台湾“总统府”向台北市当局借用，并由“行政院”核可，接租约规定，到1991年才期满，而且注明在期满后有权利可以续约再住下去。为了避免“享受特权”的误解，1990年6月1日，钱穆毅然搬出居住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素书楼，迁入台北市区杭州南路自置寓所。8月30日上午9点15分，钱穆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里无疾而终，享年96岁。

1992年1月，胡美琦将钱穆骨灰归葬于太湖西山的俞家渡石皮山。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钱穆曾在一篇文章当中提及“人才教育”的问题，并且认为“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两者乃“互为表里”，其用意在于“以国家民族传统文化来陶冶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并且认为不仅大学教育当注重“人才教育”和“文化教育”，“中等教育为国家教育之一环，故中等教育亦当以文化教育与人才教育为主体。”在钱穆那里，包括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整个国家教育都应该将人才教育作为自己的目的。易言之，我们的教育应该将“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细审钱穆有关培养目标的论述可知，“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由“真切爱护国家民族”之“人”与“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才”两个方面组成。关于成人”，钱穆又将其分成了做人、做中国人、做世界人三个循序递进的层次。关于成“才”，钱穆同样将其分成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通人’尤重于专家”，“供社会之用”与“用社会”，自然科学人才与人文科学人才。

为了实现“真切爱护国家民族及能真切为国家民族服务之人才”的培养目标，钱穆所安排的课程从核心到边缘依次包括：基于文字、历史与地理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的通学课程；“以共同必修为原则，而以选课分修副之”；“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中国文化的核心目标是“天人合一”，钱穆对它的理解是人从自然中来，最后还是要回到自然中去。就是先自然后人文，然后再回归自然。钱穆本人非常喜欢到山林中游走，体会自然带给他的乐趣，所以他非常提倡培养学生的人文与自然情怀。同时，身体力行，两次带领学生出游学习。

钱穆在教育学生的过程当中，不仅注重传道、授业、解惑，而且也非常注重方法的传授。教育方法受文化理想、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的决定；但反过来，教育方法也是传递教育内容、达成教育目的、实现文化理想的手段。钱穆的教育方法分成师道、人生、治学三个方面。师道是主要对教师而言，是教的方法；而人生、治学这两个方面则主要是对针对学生而言的，是学的方法。事实上，钱穆在教育方法当中更加注重学生学的方法，更加注重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地学习。钱穆的这一思想，在其对学生在复兴师道当中所能起的作用的论述当中有着最为集中的体现。为了复兴师道，学生方面应该根据自己性之所近善自得师：师于人、师于己，师于当代师、师于前代师，师于心、师于天。亦即作为学生，重要的是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尽其在我”。关于治学，钱穆还曾经提到，一切学问，可分为对物之学与对人之学两大类。此即所谓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别。但二者学问境界都系于其德性境界。“‘德性’之学，实乃是在人文学与自然学之夹缝中，且是此两大学问分野之上之一种综合学问。”学问有自然学与人文学之分，但无论何种学问，实皆渊源于人自身之德性。德行则是学问的基础，也是钱穆教育学生的指导原则。

钱穆研究经学最早始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研究经学最著名的作品，涉及经学的著作有《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中国学术通义》、《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孟子要略》等。他在经学的渊源和历史，经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经学的今古文之争等方面，有独到见解。

钱穆以史学研究经学，辨析今古文原义，破除经学的今古文门户成见。在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之前，研究经学的学者，一般将刘歆发掘的籀书经典文献称为古文经学，这些文献使用西周时通行的籀书字体，汉代通行的字体则是隶书，刘歆发掘的这些古代文献，同当时已有的儒学文献，在思想观点上有出入，于是形成了经学的古文与今文争论，特别是今文学家怀疑古文经是刘歆伪造的文献。钱穆对古文与今文含义有不同看法，对经学的古文与今文争论看法也不同。

钱穆认为，古代学术，在西周时期还是贵族学，其学术文献相对于后世来说是古文书。战国时期贵族学衰弱，平民学兴起，有了百家学术，其学术文献相对于战国之前的文献来说，是今文书。儒家派系继承了贵族学的主体思想，其他百家派系同儒家派系之间的论战，就表现为最早的古文书与今文书之争，本质上是儒家古籍与百家话语的思想争鸣。在汉武帝确立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之前，这一学术思想的斗争，主要发生在汉初的儒家与黄老道家之间。

当汉武帝表彰“六经”，独尊儒术，就意味着最初的古文书与今文书论战的结束，意味着儒家古籍在同百家话语的思想争鸣中取得了胜利，战国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被尊为“经”，经学正式开始，古文复兴。钱穆认为战国之前的古代儒家典籍是更为可信的，而战国晚世的诸子百家都试图托古创制，所作的今文书论著，经常篡改古籍，不可深信。因此，钱穆提出考证中国上古史应当根据汉代的古文旧书，所以司马迁作《史记》时，就十分看重古文书。不过当儒学获得国家学术思想的正统地位，其他各家学说也都穿凿附会，借托儒学名义在发展，儒家也渗透到百家学说之中。

钱穆十分注重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丰硕，相关著作有《朱子新学案》《阳明学述要》《宋明理学概述》《中国思想史》《国学概论》《中国学术通义》《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在宋明理学上，钱穆最突出的成绩有三方面，一是揭示北宋早期儒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说明新儒学同先秦儒、汉唐儒之间密切联系，以及新儒学的时代新精神和新道统；二是重点界定朱子在学术思想史和文化史应有地位，阐明朱子学的理气一体，心性一体二分；三是阐释王阳明的学术派系归属，突出阳明学良知论的道德实践蕴意。相对于其他学者而言，钱穆研究宋明理学，注重会通，善于打破门户成见，更显独特，观念新颖。

首先，钱穆揭示出早期宋学继承先秦儒学以来的师道、教育、政治等传统，实现了儒学复兴，并开创出符合时代的新精神和新道统。以往的学者强调宋明理学的产生主要是唐代的学术思想影响，如唐代的韩愈辟佛卫道，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以及道教的阴阳宇宙论等。钱穆则将早期宋学的活动看作是上承汉唐，直至先秦，下启宋明理学的关键。他认为宋学早期的师道、教育运动是儒学复兴的基础，如胡瑗、孙复、徐积、石介等人的书院讲学，开启尊师重道的传统风尚，直接影响后来的理学兴起。早期宋学家经世致用，厉行改革，将传统文化的经史子集都发挥到相当高度，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号称“五子”，“建立新儒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从而在理论上有力地批判佛家的宇宙论和人生论。”钱穆突出了他们根据《易》和《中庸》，辟佛卫道，复兴儒学的贡献。

其次，朱子学研究是钱穆的重头课题，钱穆力求从朱子原著还原朱子，从整体全貌阐明朱子的根本思想和精神。钱穆不同意学术界把朱子的贡献和地位限定在理学内，认为应当从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史去考察。钱穆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矿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孔子集前古学术思想之大成，开创儒学，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一主要骨干。北宋理学兴起，乃儒学之重光。朱子起南宋，不仅能集北宋以来理学之大成，并亦可谓乃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此两人，先后矗立，皆能汇纳群流，归之一趋。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钱穆认为朱子很像孔子，最能承守传统，又能发明创造新义，是集理学之大成，集宋学之大成，集汉唐儒之大成。总之，钱穆对朱子的定位极高。

再次，钱穆通过说明王阳明在明代理学中的地位，认定王阳明是宋明理学的最后完成，突出阳明学良知论的道德实践蕴意。钱穆认为南宋理学存在两个没有解答的问题。一是在宇宙论上，万物一体的理究竟在哪里。朱熹认为万物一体的理是外面实体固有的；陆九渊认为万物一体之理是吾心的意会。二是在修养论上，理想人生如何做工夫，变化肉体气质。朱熹认为应当从源头上道问学；陆九渊则认为应当尊德性即可。王阳明就在这两个问题上接着讲，提出了良知学说，调解了朱熹与陆九渊的观念，解答了两大疑难问题。钱穆如实地还原了王阳明的学术语境，真实而深刻地阐释阳明学。

钱穆是史学大家，兼取传统史学和西方史学的优长。就纯史学而言，他的历史研究涵盖了史学理论、中国通史、中国部门史和中国历史考证等众多内容，有《国史大纲》《史学导言》《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就史学性质而言，钱穆的史学不能用常见的史学分类去界定，特别是不能用西方史学的分类标准去看待钱穆的史学，譬如《中国历史精神》《民族与文化》《历史与文化论丛》《国史新论》《中国史学发微》等著作，既是中国历史的描述，又是中国文化的阐发。这反映了钱穆主张的民族、历史、文化合一论。因此，钱穆的史学被看作是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史学。

《国史大纲》的完成标志了钱穆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他在《国史大纲》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他独树一峡的史学理念。他不赞同新考据史学、疑古史学、革新史学，明确提出自己的民族文化史学。他认为新考据史学只是以科学方法的名义割裂历史事实，以活的人事换做死的材料，流于琐碎，不得大体，无法看见民族文化的精神，而疑古史学只看到层累地造成中国历史，要怀疑以往一切古史的真实，却没有看到历史同时也在层累地遗失和淘汰，与其假设古史为假造，严格排斥传说神话，不如直接肯定它们就是古人对远古历史的追记而作为历史的一部分。相对于新考据学、疑古史学，革新史学一方面注重历史整体，史学有系统，另一方面看重历史与现实的联系，积极为革新现实服务，因而更加合理，但是革新史学也有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走极端，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都是以彻底否定中国传统为前提的，认为秦代以后中国一直都是封建专制社会，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把中国丰富的历史看成是经济压迫与反抗的斗争史。它们都没有揭示历史的真相。钱穆的史学，是独树一帜的，陈勇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史学，卢俊义称之为新儒学史学。

钱穆的新史学，注重区分“历史事实”与“历史智识”，特别看重历史智识。强调治史者要有“史心”。他说：“中国历古相传之史籍，亦仅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并非即我济今日所需之历史知识。所谓历史知识，贵能鉴古知今，使其与现代种种问题有其亲切相连之关系，从而指导吾人向前，以一种较明白之步骤。”他历来提倡“史心”，为召唤国魂的国史教育和新国史而撰写历史，认为国史教育与研究对中国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现代化有重大意义，“必能将我国家民族以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于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他认为“培养史心，来求取史识，这一种学问，乃谓之史学’”，治史必须要兼有史识与史心，史识是治史必须关照现实社会矛盾，要为民族前途和长远利益谋划，不应该仅仅是清理历史掌故，沉浸在旧事之中。史识是以人物忠奸作为历史研究与评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从世运兴衰得失中求取知识。史心是必须对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抱有宽容、健康的心态，应当揭露和批判文化中的糟粕、病态与阴暗，但不能独断地全盘自我否定，应当把握分寸，否则会伤害民族自信心，阻碍民族文化正常发展。

他的历史观是精神的生命史观。首先，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终极决定因素不是经济与生产力，而是人的主观精神。“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历史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可见他的史学是以精神发展史来解释历史。其次，任何民族及其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同于自然的时间，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都是以精神的形式在持续、绵延，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浑然凝成一体，构一个“大现在”，“一个有宽度之现在”。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要有动态分析，不能停留于静止、孤立的观察。第三，整个历史之于个人，实是一个大生命的延续，是民族大生命的发展过程。“中国历史背后有一大图样，才成此大建筑……我们要了解历史，只是要了解自己这个一个民族，这一条绵延这四五千年的大生命。有此大生命，才有我们今天各自的小生命。只有中国人最懂得此一种所谓‘生命’之学，即，是‘做人’之学，因此能四五千年到今天，拥有七亿人口的一个竟生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如此。”可见钱穆的史学是基于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生命史学。

钱穆在诸子学方面有大量的研究，相关的著作有《先秦诸子系年》《国学概论》《孟子要略》《墨子》《四书释义》《老庄通辨》《论语新解》《中国学术通义》《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他形成了一整套诸子学体系，且其中有众多学术创见。首先，钱穆从史学角度，梳理诸子师友学术流变，实现了诸子的贯通。“应该说以史学贯通诸子当推钱穆。正是从史学角度贯通诸子，把子学史学化，使他把握诸子学发生、发展与流变的大趋势，从而揭示了子学的精神，开史学贯通子学之先河。这正是钱穆研究子学的价值所在。”钱穆研究诸子，针对了以往研究子学各治一家，不能贯通的缺陷，以多部史书与子书相互参照，实现了诸子学的贯通。钱穆提出诸子学产生于贵族学的衰败，又是对贵族学的继承和发展，不同意胡适关于诸子学产生于对贵族学批判的观点。“在钱穆看来，古代王官之学集中体现在史与礼的结合上，后来由于史官流落民间和礼的瓦解，使王官之学衰败，这为诸子学产生提供前提。”钱穆运用了大量的史书与子书材料，考证了诸子师授渊源，证明孔子是诸子的平民学开创者；墨子曾学过儒学，其他诸家也都深受儒家影响；诸子的师友、学术出入，必然在学术互动中，既互相争鸣，又取长补短，形成了诸子学。

其次，钱穆揭示了诸子学的精神和学术流变。钱穆指出：“所谓诸子学者，虽其议论横出派别，分歧，未可一概，而要为平民阶级之觉醒’，则其精神与孔子一脉。此亦气运所鼓，自成一代潮流，治学者明乎此，而可以见古今学术兴衰起落之所由也。”诸子学是平民学，是平民阶级觉醒的时代产物。就整体而言，诸子学是围绕政治与生活两大问题，展开学术争鸣。钱穆认为，诸子百家大体上没有超出儒与墨两大家，属于儒、墨两家的演化。由此钱穆以儒、墨两家的争鸣为主线，阐释了有关诸子三期发展的学说。第一期是孔子与墨子关于“礼”的对立，也就是对贵族与社会的关系有不同观点。孔子主张贵族和平民都该克己复礼，恢复秩序，墨子则提倡所有阶级都应当归于兼爱、平等的社会。第二期是孟子与许行、庄子等关于“仕”的对立，争论的焦点是已经兴起的士阶级该不该入仕，入仕该以谁的利益为出发点。第三期是荀子、韩非与老子关于“治”的对立，荀子提倡礼治，韩非主张法治，墨家和老子都主张无治，取消阶级的分别。

再次，钱穆与众不同地研究了诸子学的统一问题。胡适等一些学者，认为诸子学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几十年有一段空白，似乎中间断绝了。钱穆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诸子学没有中断过，而是在秦始皇之前，诸子学就开始了学术思想的统一进程，并且引导了秦始皇的政治统一。诸子积极探索学术思想的统一，秦始皇恰是顺应了社会希望和平与统一的时代精神。

钱穆以三条路径，分别具体论述了诸子学的统一过程。第一条路径是超越儒、墨、道诸家，调和统一，《吕氏春秋》就是这种调和的成果，但除了折中以外，没有提出任何创见，因而没有成功。第二条路径是以道家为宗主，调和百家学术思想，如《淮南子》就是这一路径的成果，但其中的消极性太强，建设性观念不足，也不能适用于统一的汉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第三条路径是以儒家为宗主，吸收各家观点，融化到儒家思想系统之中，如《大学》《中庸》《礼运》等篇章，非常适合时代需要，符合社会潮流，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钱穆对儒家、墨家、道家等先秦诸家，都一一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而且经常是另辟蹊径，有巨大的学术价值。

陈寅恪：钱宾四《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顾颉刚：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渊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

林语堂：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唐君毅：钱先生自幼以中国读书人之本色，独立苦学，外绝声华，内无假借，30年来，学问局面一步开展一步，而一直与中国甲午战败以来之时代忧患共终始。

牟宗三： 钱先生在北大，课讲得很精彩，学生们都很欢迎他。讲秦汉史以钱宾四先生为最好，研究秦汉史莫不以钱先生为宗师。

杨联升：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

严耕望：①近七十年来，中国史坛甚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柢深厚、著作宏富，不仅穆一人；但其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章劲悍，几无比伦。直到晚年，后辈学人从其问学，仍常感其思如泉涌，随时提出新观点；退而思之，亦多有理据，非恣意想象之说。纵或感其论点如天马行空，难可捉摸，但仍富启发性，好学深思者，听其言，读其书，不论能否领受，皆可获启示，当别开蹊径，不能执着，拘守成规，此为其著作除建立本身论点外，对于史学教育之另一贡献，殊为难能！②穆自民国二十年代，骤跃居史坛前列，声誉日隆，于同辈中年齿最少，而年寿最永，其谢世亦标识同辈史坛之落幕。民国以来，史家述作甚丰，穆著述尤富，遍涉中国文史哲艺，诸多别识，今后学人含英咀华，必将有更深远之影响。③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余英时：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蒙文通：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许倬云：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据说天鹅垂死时，引吭唱出最美的歌声，中国文化在20世纪时，有钱宾四先生出现，但愿不是天鹅的歌声！

沈清松：在风雨交加的日子里，钱宾四先生离我们而去，使我们这些曾在成长过程中读过他的书，听过他讲演的人，骤然感到生命中一阵撕裂的伤痛。翻开大学时代读过的《国史大纲》《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抚书思人，愈益感到今日逝去的，是一个不朽的生命。

孙国栋：钱先生从18岁起已开始致力于学术，以后研究、讲学、教育、著述兀兀80年未尝中断，这番毅力精神旷古所无。而学问成就规模之宏大，实朱子以后一人。

黄仁宇：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叶海烟： 当代中国史学大家钱穆一生以学术为志业，为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劳心尽瘁超过一甲子，其历时之久与影响之深，当代几无人能出其右。

刘梦溪：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俊，是钱学的特点。……“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方克立：钱穆可以说是在史学领域高举现代新儒学旗帜，反对尽废故常的历史虚无主义，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第一人。

霍韬晦： 在迷惘的时代，能够终生不渝地捍卫中国文化，并显示读书人的风骨，钱穆先生堪称楷模。

张自铭：先生治学，戛戛独造，一无依傍，遂成极诣，而融贯中外，直凑单微，又迥非抱残守缺者可比。辛亥以还，时局屡有起伏，先生未尝一日废学辍教，以哗世取宠，毕秋帆所谓“学问观其会通，性行归于平正”，唯先生足以当之。

史华慈：钱穆是中国极其优秀的学者，是我们时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

狄百瑞：钱穆先生是研究中国思想一位罕见而成就卓越的史学家，他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的方法为观察这个蜩螗的时代提供了广泛的视野。钱先生是极少数能与当代流行的思潮相抗衡的杰出学人，过去许多年来，钱先生透过他的著作一直是我的老师，虽然其他学者也在这种方式下教导我，但钱先生在引导我研究中国思想上则是为时最早而且影响最深的一位。

马悦然：钱穆在本世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国情怀的一位。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在钱穆看来，只有做到以下两件事才能保证中国的未来，即中国人不但具有民族认同的胸襟，并且具有为之奋斗的意愿。

李敖：他为人谦和，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年少多才，大概也给他一些印象。第二年他回香港，收到我质疑他书中错误的信，他回信给我，送书给我，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因材施教，真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在胡适有生之年，在钱穆七十四岁以前，他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比姚从吾等学人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汪荣祖：钱穆论清学史的代表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仅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学案式的纲目体，而且内容也不脱传统的义理，尤重宋儒朱熹。这部书基本上是由二十世纪的人，写十九世纪之书。钱氏写清学史，似设身其境，与先贤唱和或辩难；而不似异代学者，作旁观超越之论析。世人多知，钱宾四颇具民族主义意识，并见诸其史学；然其民族主义也未脱传统的华夷之辨与汉文化意识，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态。

美国耶鲁大学：钱穆先生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你是新亚书院的创办人和校长，在教育中国青年的共同事业上，耶鲁是你的同志和拥护者。

毛泽东：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

莫砺锋：钱先生的主要研究兴趣在于中国历史，包括中国思想史，但由于他在总体上对中华传统文化抱着敬畏、热爱的态度，所以对中国古代文学也很重视。而且前辈学人都是文史兼通的，所以钱先生对古代文学也有很深的素养，他关于中国文学的这些观念，我是完全同意的。

韩复智：①钱先生是一位智者、勇者、仁者。他深爱中华民族，深爱国家，深爱同胞，深爱世界人类。他很关心世局，渴望全球和平。②先生治学，兼通经、史、子、集四部，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著作等身，是当代对中华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的研究集大成者。国人尊称他为“国学大师”、“一代儒宗”，都是名副其实的。③先生心向往之的，”可说只在孔子一人”，强调《论语》是人人必读之书。他一生致力弘扬中华文化与儒家思想，从来不反对新儒家，只是坚决不承认别人硬说他是新儒家。④先生不属于以往崇洋蔑己的时代，别人反对他，冷落他，他都不在意。他不反对中国应向西方取经，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但他不主张抄袭，主张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才能得救。

金耀基：宾四先生的一生，承担是沉重的，他生在文化倾圮，国魂飘失的历史时刻，他写书著文有一股对抗时流的大力量在心中鼓动，他真有一份为往圣继绝学的气魄。应该说自“五四”以来的学术大气候流行后，钱先生在心灵上已是一位“流亡的文化人”了。他与当代的政治社会气候固不相侔，与当代的学术知识气候也有大隔，但他耐得住大寂寞，他有定力，他对自己有些著作之传世，极有自信。钱先生的心灵世界是宽阔的，他在古人的友群中，有史学的、理学的、文学的。对于中国文化的欣赏，他是言之不尽的。

乔治忠：钱穆是一位多产的史学家，自修成才，治学勤奋。他在政治上反对中国革命运动，对蒋介石作了极为肉麻的吹捧，这在民国时期史学家中是独一无二的，在当时的旧学者中也得不到赞许，致使其学术影响并不显著。只要稍加翻阅即可发现，《国史大纲》对秦汉以来的君主政权极力美化，否认其专制的社会性质，否认阶级分化的存在，描述秦朝“亦是一贵族与平民合组的政府”，说吕不韦、李斯“是平民阶级”，认为到汉代即达到“平民政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其讴歌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用意何在？有人称其为“民族主义”，是在抗战时期表达爱国思想，此说乃是曲意回护。钱穆的实际用意是反对革命，古代王朝既然那么美好，自然不需要进行任何变革。不仅如此，他连改革也一并反对，认为“不明国史真相，肆意破坏，轻言改革，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他写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对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只是一部反动绝顶的坏书”。此论似乎言辞过激，但并未言过其实。

钱穆早年就读于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当年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他读中学时的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检查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按常理，钱穆的这次考试无法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竟然得了75分。原来，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题，但这道题论证合理、充分。吕思勉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

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北上燕京大学。燕大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燕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燕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

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

钱穆十分敬仰胡适，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覆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和其他几所学校组成大学，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钱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1986年6月9日，钱穆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临别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至此告别杏坛。

1949年，钱穆只身离开大陆，寄居港台，从此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就不断萦绕着他的后半生。1981年，钱穆与长侄钱伟长在香港相见，侄子劝他回家乡看看。钱穆也曾在生前立下誓言，如果活着时不能回去，死后也要归葬故里。所以钱穆的灵骨一直安放在台北永明寺里。 其遗愿，经过新闻媒体的传播，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钱穆祖籍无锡，又曾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大学任教；钱穆在苏州生活了多年，他的名著《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史记地名考》皆在苏州古城写成。所以，苏州、无锡两地都盼望钱穆的魂兮归来。胡美琦最终选择了在太湖之滨安葬钱穆。

1990年11月27日，胡美琦在大陆子女及长侄钱伟长的陪同下来到无锡的马山区。马山区是太湖中的一个岛屿，有长堤与陆地相通，有一个被称作“龙头渚”的地方，但胡美琦对子女说，这里虽好，却富有帝王气度，钱穆只是一个读书人，不宜归葬于此。第二天，胡美琦一行来到鸿山。鸿山距钱穆的老家七房桥不远，山上有泰伯墓、梁鸿和孟光墓。钱穆子女认为这里不错，但胡美琦则说，鸿山有古迹，钱穆不能去占一席之地。接着，他们来到了东山。这里交通便捷，且风光秀美，物产丰富。当地的行政领导称此地有一片具备办公用房的果园可以提供方便。胡美琦听后却说，占据公家的地不合适。

之后胡美琦一行来到西山。西山在吴县西南太湖中，是太湖中最大的岛山。胡美琦来到西山后，很快就选中了俞家渡的那块石坡地，石坡面向东南，站到坡上眺望的景色与钱穆夫妇在香港沙田的旧居所见颇有相似之处。当年钱穆夫妇居沙田和风台五号八年在楼廊中观海赏月时，曾多次谈到过那太湖，谈起有朝一日能在太湖边建一小屋，安度晚年。所以，当胡美琦站在半山腰这块石坡地上，不到三分钟就选中了这块地方。

钱穆一生写了1700多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很大的影响。胡美琦及二三门人搜集、整理的一千七百万言之《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甲编：学术思想，乙编：史学，丙编：文化人生及其他杂著）五十四册，1998年由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全部出版。

《清儒学案》全稿成后，被国立编译馆遗失，幸留有序目。钱穆论著主要有：

参考资料：

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

1952年4月16日，钱穆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

1956年1月30日，胡美琦与钱穆结为夫妇。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李埏、戴景贤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钱穆逝世后，士林震悼。台北《中央日报》、《联合报》在次日以“中华历史文化的守护者——敬悼史学家钱宾四先生”、“承传中华传统、创新中国文化——敬悼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为题对这位学人的学术贡献做了极高的评价。文称“史学家钱宾四先生，以高年久病，终致因心脏衰竭亡逝；士林痛失宗师，即使非其故旧或受业门人，凡关心中国文化之延续者，伤感之情，自不能免。宾四先生学术上的成就，在于其终身以传承我固有文化为己任，所著《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朱子新学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等书，皆博大精深，贯彻今古”。并将钱穆誉为“现代中国学术界的中流砥柱”、“树立了当代儒家学者的典范”。

钱穆长兄钱挚子钱伟长由其教养成人。钱穆在台北去世后，台湾当局禁止钱伟长入境，为表达对叔父的怀念和感恩之情，钱伟长送了一副长长的挽联：

生我者父母，幼吾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

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

余英时为先师写下挽联：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上联写钱穆平生治学宗旨及入台后的书斋岁月，下联写钱穆前半生之选择及心怀故土乡魂的深情。作为钱穆嫡传弟子的余英时，与钱穆保持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的关系。

9月26日，在台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9月30日，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教育文化会、新亚书院校友会等在马料水中文大学校园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天下文章人间硕老，德言教行鲁殿楷模。”“学究天人，众口共推今祭酒；光辉史册，千秋同记古韩欧。”“奋斗忆当年，创校藏书，赤手空拳成大业；悲伤同此，铸金绣像，苦心孤诣为同群。”“天地鸿濛，两手空空，肩道以立新亚，三千里地孤岛；海空寥寥，九畴寂寂，为师而宗孔子，五百年后—人。”这样的挽联表达了人们对钱穆的敬仰和追悼之情。

钱穆逝世的消息传到大陆，他过去的同事、朋友，如冯友兰、贺麟、缪钺，学生如钱临照、邓广铭、胡厚宣、杨向奎、何兹全、张政烺、钮经义、郦家驹、钱树棠、吴沛澜、洪廷彦、戴执礼等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华孔子学会、无锡台胞联谊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等纷纷发去唁电，表达悼念之情。

钱穆任教鸿模小学时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临照发去唁电：

“鸿模启蒙，师范长存，乡谊同宗，情切邻里。创新亚，育新人，讲学素书楼，弟子遍海内外。道德江江秋阳，文章金石照人。敬献心香一瓣，志我哀思。”

清华大学刘桂生教授所送挽联云：

由诸子，入经学，转史学，据理学，兼文学。子学达，经学明，史学信，理学诚，文学雅。心物两得，精博一是，代不数人。

爱民族，及文化，望复兴，求统一，盼富强。思虑深，大义明，乡情重，识见卓，忧心切。知行一贵，阴阳两济，世多后生。

钱穆墓位于苏州太湖西山岛秉场村俞家渡石皮山。墓呈椅状，有一碑，高150公分，宽70公分。碑正中镌刻一行字：“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墓。”碑石侧镌刻：“钱穆先生字宾四”。下分列两排小字：意思是“生于民前十七年农历六月初九戌时/殁于1990年农历七月十一已时。”

“钱穆著书纪念馆”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宜良县岩泉寺钱穆著书原址处，布展内容为七个部分。全面展现了钱穆在宜良岩泉寺著书的经历。2019年6月4日，举行揭牌仪式，正式对外开放，并被授予廉洁文化示范点。

参考词条：钱穆·钱伟长故居

钱穆—钱伟长故居位于江苏省无锡新区鸿山街道“怀海义庄”旁原钱氏家族旧址，为在钱穆原家族祖屋上翻新而成的江南仿古建筑。占地面积5400平方米，建筑面积2700平方米。居内收集了钱穆和钱伟长毕生相关的历史资料及生活用具。2012年5月15号，建成开放。

钱穆旧居纪念馆位于江苏省无锡荡口古镇。原址为钱穆于1903年至1906年在荡口生活而租住的王家祖宅。建筑面积710平方米。展陈钱穆生平事迹和他在荡口童年生活、学习和成年后在荡口教书工作经历。

参考词条：素书楼

钱穆故居纪念馆位于台湾省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校园西南角，原为钱穆旧居“素书楼”。1967年，由钱穆夫人胡美琦设计，由蒋介石亲自批地，蒋经国安排公家单位负责施工而成。1990年由于“素书楼风波”，钱穆夫妇迁出。素书楼闲置年余，最初交由台北市立图书馆管理，于1992年1月6日正式将素书楼辟为纪念馆。后由于素书楼年久失修，台北市政府于2001年进行修缮工程，随后转交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管理，台北市政府文化局于2001年12月31日将素书楼改名为钱穆故居。

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自1978年开始举办“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每年邀请一位杰出学人莅校主持一系列公开演讲，探讨中国历史及文化。

2001年11月24至25日，由台湾大学主办的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大学举行。来自海峡两岸及美国等地的学者参加了会议。

2005年10月20日至22日，由江南大学和无锡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共同主办的“钱穆学术思想研讨会”在无锡市召开。来自海内外4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以及媒体的近8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以钱穆学术思想为主题，围绕着钱穆与国学研究、钱穆与中国文化、钱穆的文学思想、钱穆与同代文化名人、钱穆的治学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2015年7月30日，由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与弘道书院共同主办，道南书院承办的纪念钱穆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论坛在江苏常州大学国学研究院举行，本次会议以钱穆先生的学术思想为主题，共收到国内外学者40多篇学术论文，国内高校30多人参加会议。

2018年11月3日至5日，由弘道书院和孔子研究院联合举办的“钱穆先生与中国文明的现代成熟”研讨会在山东曲阜市召开。本次大会以“钱穆先生与中国文明的现代成熟”为主题，探讨了钱穆研究的四种路径。

2020年10月11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中国政治学》辑刊主办的“文明竞合与秩序重整：钱穆逝世三十年后的新世界”学术研讨会在北京燕山大酒店沁梅厅顺利举行。各大大学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围绕钱穆先生的文化思想、法政思想、史学成就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