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英语：rhetoric），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和技巧，恰当地表现说写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与情感的言语活动。也指这种修辞活动的规律，即人们在交际中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方式、手段的规律。

「修」，《说文解字》：「饰也，从彡，攸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饰，即今之拭字。拂拭之则发其光采，故引申为文饰。女部曰：『妆者，饰也。』用饰引申之义。此云『修，饰也』者，合本义、引申义而兼举之。不去其尘垢，不可谓之修；不加以缛采，不可谓之修。修之从彡者，洒刷之也，藻绘之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修从彡，是文饰为本义，芟除为转注；饰从巾，是拭治为本义，文饰为转注。」由此可知「修」之目的是发光采，而所谓「文饰」则为其本义。

「脩」，《说文解字》：「脯也，从肉，攸声。」段玉裁注：「经传多假脩为修治字。」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按：段脯也，捶而施姜桂干之。假借为修，治也。」按此可知，「脩」实假借为「修」，二者实有「修饰」之意并通用。

《论语·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朱熹注「修饰」为「修饰，谓增损之」。

《左传·成公十四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公羊传·庄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

以上几处「修」皆为「修饰文辞」「增饰」之意。郑子瑜《中国修辞学的变迁》（1996）针对《说文解字》和《论语》的说法以为：「这都是从狭义来解说或使用『修』字。如果从广义来说，『修』字实含有调整或适用的意思。」

「辞（辭）」，《说文解字》：「讼也，从𤔔辛；𤔔辛，犹理辜也。」段玉裁注：「辞，说也，今本说讹讼，《广韵》七『之』所引不误。」朱骏声：「按分争、辩讼谓之辞。」由此可知，言说分争为「辞」。《周易·系辞下》：「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孔颖达《周易正义》疏：「『其辞文』者，不直言所论之事，乃以义理明之，是其辞文饰也。」此处之辞文实有修饰文辞的意思。

「词」，《说文解字》：「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段玉裁注：「有是意于内，因有是言于外谓之䛐。…意即意内，䛐即言外。言意而䛐见，言䛐而意见。意者，文字之义也；言者，文字之声也；䛐者，文字形声之合也。…䛐与辛部之辞，其义迥别。辞（辭）者，说也，从𤔔辛；辛，犹理辜；谓文辞足以排难解纷也。然则辞谓篇章也。䛐者，意内而言外，从司言；此谓摹绘物状及发声助语之文字也。积文字而为篇章，积䛐而为辞。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䛐害辞也。孔子曰：『言以足志』，䛐之谓也；『文以足言』，辞之谓也。《大行人》『故书汁䛐命，郑司农云：「䛐当为辞」』。」

按此可知，意思和言语的结合为「词」，是对事物的描绘和言语，而「辞」则为文字篇章之组合。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词，意内而言外也。从司，从言，按从言，司声。《说文》隶《司部》，非。今字作左形右声。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皆谓之词。」

比较段氏和朱氏的说法可知，段氏以为辞由词组成，那么「修辞」之「辞」本当为「辞」，而朱氏则以为「文以足言」为词，那么「修辞」之「辞」从本源上当为「词」。其实二者的说法并不矛盾，「词」组合而成「辞」，「辞」实根源于「词」，从修辞为修饰文辞或言辞的角度来讲，二者实际上是通用的。

秦汉以来「辞」同「词」之间的混用，例如《史记·儒林列传》：「是时天子方好文词。」《晋书·王接传》：「挚虞、束皙等并详览载籍，多识旧章，奏议可观，文词雅赡，可谓博闻之士也。」此两处「文词」当为「文辞」，皆指文章而言。

「修辞」一词连用，最早见于《周易·乾·文言》：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

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修辞立其诚」的「修」，有「修饰」「整饰」「修理」「修省」诸说。其中，「修饰」指采用最好的方式表达，多数学者持此说法。

「修辞立其诚」的「辞」有「言辞」「文辞」「语辞」「言辞与文辞」「卦爻辞」「卜辞」「文治教化」诸说。

「修辞立其诚」的「立」一般认为是「建立、树立、表达」的意思。

「修辞立其诚」的「其」是指示代词作定语，主要有三种解释：(1)修辞者(的)；(2)所修之辞(的)；(3)兼表修辞者与所修之辞(的)。「其」既与中心语「诚」密切相关，也与所回指的对象有关。

「修辞立其诚」的「诚」主要有三种解释：(1)「诚实」，多数学者持此观点；(2)内容符合事实，情感真诚，是「天之诚」(客观真实)和「人之诚」(主观真诚，诚实)的结合；(3)「中正之心，敬畏之情」。

对于「修辞立其诚」，学界认识并不一致，综合各家说法，大致可以理解为「(更好地)修整(或修治)语辞(包括言语和文辞)以有效表达真意建立诚信」。「修辞立其诚」作为一种观点，在文学、哲学、辞章学、翻译学等诸多学科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发生了内涵流变。作为汉语修辞学的重要学科命题，引发了系列讨论，如「修辞立其诚」是否为汉语修辞学的学科之源、「修辞」实践是否必须遵循「立诚」原则等。

「修辞立其诚」作为孔子的解经名句，容易作为重要的理论观点在不同学科中加以阐释，特别是当该说法与学科的关键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时。不同时代、不同学科学者所作阐释颇不一致。诸种阐释主要是「旧瓶装新酒」(借形表意)，可以说是借「修辞立其诚」之「瓶」装所论学科待售之「酒」。

当「修辞立其诚」进入一门学科后，在学科内部发生语境吸收，其内涵进行了隐喻性或转喻性调整和演变，相关语义成分得以凸显，而其他语义成分被有意无意地遮蔽，由此更接近阐释者想要表达的学术观点，适应所论学科的理论体系建设需求。

（一）「修饰文辞」说

“修辞”在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被多次使用。

首先，刘勰在《祝盟》篇中直接引用“修辞立其诚”，旨在教会别人写好一篇“祝盟”，这符合他探讨“为文之道”的意图。比如：

祝史陈信，资乎文辞…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实务，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班固之祀濛山，祈祷之诚敬也：潘岳之祭庾妇，祭奠之恭哀也。举汇而求，昭然可鉴矣…夫盟之大体，必序危机，奖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灵以取鉴，指九天以为正，感激以立诚，切至以敷辞，此其所同也。然非辞之难，处辞为难。后之君子，宜在殷鉴，忠信可矣，无恃神焉。赞曰：毖祀钦明，祝史惟谈。立诚在肃，修辞必甘。季代弥饰，绚言朱蓝。神之来格，所贵无惭。

作者在文中提到祭奠祈祷的文辞写作要充分表现“诚”，即用“修辞”表现内心之诚，旨在教会别人写好一篇以“诚”为基础的“祝盟”。因为“祝盟”是人类用来向鬼神表达尊敬之意的媒介，只有充分表现自身诚意，祭祀才能产生效果，进而消除人们内心的恐惧。

《易经》中提到的“辞”指占卜中的卦辞，它和“祝盟”一样，也是人类用来与鬼神沟通的语言，而卦辞又是用来记录卦义的文辞，因此将刘勰在《祝盟》中提到的“修辞立诚”的“辞”解释为“文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修辞”还在《宗经》等篇中被多次使用，如：

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

结合语境分析发现，此处“修辞”的释义与现代汉语修辞学中的概念“修辞”相同，指“修饰文辞”，强调文章写作要宗经，切不可像楚辞或是汉赋用语过于奢侈、艳丽，最后因为言辞过于华丽而致使主旨被忽略，造成本末倒置。

“修”和“辞”的连用还出现于《才略》篇中：

及乎春秋大夫，则修辞聘会，磊落如琅玕之圃，焜耀似缛锦之肆，薳敖择楚国之令典，随会讲晋国之礼法，赵衰以文胜从飨，国侨以修辞捍郑，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孙挥善于辞令，皆文名之标者也。

《才略》是《文心雕龙》的第四十七篇，主要评说历代作家的“论文叙笔”才学，评说对象为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近百位作家，评说内容涉及他们的成就、特点和重要得失，详略得当。他在文中根据时代的不同，将“辞”作“语辞”和“文辞”解，而此处的“修辞”，指得是春秋时期出现于诸子聘问集会中的“语辞”，以口语表达现象为研究对象，虽然不同于“文辞”，但关注点也在语言运用层面，包括语言表达技巧和语言表达现象。

《文心雕龙》中“修辞”的多次使用，体现了修辞探索的自觉性，也说明了把“修辞”解释为“修辞文辞”的合理性。

宋代诗文大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均是精研深通《易》学者，他们也都结合文学创作来论说“修辞立其诚”的意义。宋代学者王应麟《困学纪闻》联系《周易·系辞传》的内容，来阐发“诚”的重要性说：

“修辞立其诚”，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易》以辞为重，《上系》终于默而成之，养其诚也；《下系》终于六辞，验其诚不诚也。辞非止言语，今之文，古所谓辞也。

其中“今之文，古所谓辞也”把“修辞”定义为修饰为修饰文辞。

（二）“修理文教”说

唐初孔颖达《周易正义》疏为：「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脩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此处孔颖达对「修辞」的理解为「脩理文教」，这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修饰文辞或言辞」之意显然不同。郑子瑜说：「孔氏『以修理文教』释『修辞』，这《易经》里的『修辞』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修辞』不同。」此外，在孔颖达那里还有「修」与「脩」字的不同。

“其”代指“君子”，“修辞立其诚”强调君子从内外进行修身的两种手段，即“修辞”是外，“立诚”是内，只有达到内外两重标准，才能实现“居业”的最终目的。因而“辞”做“文教”解，不仅仅包含文辞的释义，还包括伦理制度、礼仪教化等方面的内容。

从出现的语境看，“修辞立其诚”是君子的修身手段，“修辞”作“修理文教”解，“文教”相对于“言辞”扩大了范围，包括礼乐制度、伦理教化等内容，对君子修身来说更合适。

从产生的时代背景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学术氛围浓厚，要求君子具备良好的德行和思辨能力，其中德行的养成就不单是言辞方面，还包括对礼、乐、伦理等的学习。因而此处的“辞”解释为“文教”，“修辞”是为了满足“居业”的实际需求，实现君子个人发展的目的，也很有说服力。

唐中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翟玄「居三修其教令，立其诚信，民敬而从之。」 翟玄从九三爻居位的角度解释，以「教令」释「辞」，引申出政治教化的意义。

（三）“修省言辞”说

「修辞立其诚」沿用于其他学科，同样发生内涵流变。如北宋理学家对「修辞立其诚」有独到的解读，强调「修省」以对应于「修辞」，如程颢认为：「『修辞立其诚』，不可不仔细理会。言能修省言辞，便是要立诚。若只是修饰言辞为心，只是为伪也。」（《二程遗书》）。在北宋理学的语境下，「修辞立其诚」内涵流变为修省言辞以立诚，偏重探讨人的自身品性修养，而不强调言辞的修饰。

《朱子语类》卷六十九：

问：“‘修辞立其诚’，何故独说辞？得非只举一事而言否？”曰：“然。也是言处多，言是那发出来处，人多是将言语做没紧要，容易说出来，若一一要实，这工夫自是大。‘立其诚’，便是那后面‘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

大体说来，朱熹之谓“辞”，有文字、文章、语言等义。此处，“辞”从字面看是语言，但从整段话的内在逻辑看则是文章之意。朱熹认为之所以强调“修辞立其诚”,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言处多”，言与行相比，更容易发出来，人们往往把言辞当作无关紧要的事，随便就说出来了，而使零碎、“没要紧”的语言“一一要实”，需修养大“工夫”。这“工夫”指的是文章者立己之“诚”、体认实理的内在的道德修养。这是从作者人品的角度提出的。

联系上文看下面的一段话可以说是朱子对修辞立诚与进德修业及其知行关系的综合论述：

“知终终之”者，既知到极处，便力行到极处；此真实见于行事，故天下义理都无走失，故曰“可与存义”。所谓知者，不似今人略知得而已，其所知处，此心真个一一到那上也。“知至至之”，进德之事。以知得端的如此，此心自实。从此实处去，便是做进德处也。

前文朱子已经确认“修辞立其诚”便是“知终终之，可与存义”，这里进一步说明了其具体的含义：知到极处，便力行到极处，不但我们的认识水平到了极高的程度，而且“真实见于行事”，使天下义理都无走失！体现在修辞上的“知”不是“略知得而已”，而是此心真的一一到那知的事情上。“知到极处”当然包含了对一般修辞技术的把握和运用，但一般的修辞技术不能代替他对修辞学说深刻意蕴的阐述。

朱熹提出“诚”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就是诚。“为人自是为人，读书自是读书。便是气质不好”的“胡侍郎《读史管见》，其为文字与所见甚好，到他自做处全相反。…是见不真确，致得如此。”朱熹认为现实生活中之所以出现文不如其人、为人与为文分裂的原因是人的本性受到后天气质之性有偏差，导致心不正道不明，才会出现人文不一、人文分裂现象，就要在心性本原上下工夫，理明心正，性情归正，自然就诚了。

朱熹认为“修辞立其诚”是言辞表达、文章写作之根本，也是进德修业的根本。“修辞”是把内心领会的圣贤之道用言语表达出来，“吾学既得于心，则修其辞。”朱熹认为“修辞”不只是表达出心中所知的道理，还是自身真实行为践履的表达，“修辞，只是‘言顾行，行顾言’之意。”

受理学思想影响较大的南宋《易》学家赵汝楳在《周易辑闻》解说“修辞立其诚”时也说：

言行枢机，驷不及舌，辞之不可以不修，尚矣！使口尧舜而心盗跖，则修辞以滕口。必立诚以主之，则言行胥顾，可以居吾进修之业。

南宋文学家文天祥在《西涧书院释菜讲义》中说：“修辞者，谨饬其辞也。辞之不可以妄发，则谨饬之故。修辞所以立其诚。诚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意。盖一辞之诚固是忠诚。以一辞之妄间之，则居之业顿隳，而德也随之矣。故自其一辞之修以至于无一辞之不修，则守之如一而无所作辍，乃居业之义。”在这里，虽不言“修饰”，却比讲“修饰”更深一层，他强调了整个修饰过程“谨饬其辞”的诚实态度和严谨精神。

英语“rhetoric”源于希腊语“rhetorike”一词，意指演讲。十四世纪，“rhetoric”从法语借入英语。之后，它在词义上经历了“降格”的变化。其概念意义(denotative meaning)从“演讲”或“说服”得以降格，形成了“花哨言语”或“夸大言语”的联想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这大概要归因于十八世纪演说术教师(elocutionist)对演讲技巧体系的过渡开发。这种体系因为过分注重表述方式，包括手势、面部表情和声音及声调调解等等，导致了演讲在形式和内容的分离，给人们造成了“论辩”或“说服”就是“花哨言语”或“夸大言语”的印象。

“rhetoric”研究的内涵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变化。首先，“rhetoric”研究从“演讲”或“说服”活动扩展到“演讲艺术”(The Art of PublicSpeaking)或“演讲学”(Oratory)。这一领域的研究内容不断更新，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理论，注重听众心理、构思过程、论辩、谋篇和文体风格。它们强调3个“M”，即manner(演讲风格：演讲的方式，包括目光交流，态势语运用等)，matter(演讲内容：包括选题，资料收集，选词，锻句，推理的构建，观众心理需求的满足等等)和method(演讲方法：谋篇和成段)。

其次，“rhetoric”研究从“演讲”或“说服”活动扩展到研究“使用语言的规律和特点”的学说，即修辞学。修辞学本身也经历了内涵意义上的不断扩展。

从理论依据上讲，“rhetoric”从传统的亚里士多德演讲修辞理论扩展到今天的“语言哲学和语言学、言语行为理论、符号学、诠释学、新语用学、论辩理论、以及文学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甚至所谓的硬科学。”

从流派上讲，“rhetoric”从演讲修辞发展为“流行—传统修辞”，“表达修辞”，“认知修辞”，“社会认识论修辞”，“结构后修辞”，“现代后修辞”和“电子、计算机辅助修辞”。

从跨学科的角度讲，“rhetoric”从单一的演讲术涉及到“语境学、语体学、风格学、文风学等多门学科。

从研究对象上讲，“由语言修辞手段、修辞格、语体风格、言语接受转向修辞行为和修辞交际过程，并成为研究重点。”

从学科功能讲，“修辞学开始由提供修辞手段、修辞方法，转向解释修辞交际行为及其运作规律。”

从语言的表述方式上讲，“rhetoric”从“演讲修辞”扩展为“演讲修辞”和“作文修辞”。

“rhetoric”一词于二十世纪初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中国急需作文和修辞方面的教材，因为当时新式学堂纷纷设立，新式学堂的其他教材均已有新的教科书，唯独缺少作文、修辞之法的教材。而同一时期为美国修辞学“流行传统修辞”盛行期。“流行传统修辞”注重作文修辞，“强调用各种方式组织写作过程中产生的想法和见解。”这时的“rhetoric”在意思上基本跟汉语以文章修辞研究为主的传统修辞概念相吻合。把它译为修辞也是合理的。

二十世纪初叶，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第一次明确了“修辞”的内涵和外延，他认为“修”是“调整或调适”、“辞”是“语辞”，并提出了修辞学的两大功用，一是有助于阅读、欣赏和评论，二是有助于语言文字的应用，揭示了汉语修辞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专门性，并且确定了汉语修辞学的语言学学科属性，中国现代修辞学正式建立。

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开篇言明：“（修辞）狭义，以为修当作修饰解，辞当作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广义，以为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简单地讲，“修辞”就是修饰文辞、调整适用语辞，这是修辞的“语言本位观”。

陈望道认为，在修辞过程中“配置定妥和语辞定着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加工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晃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年累月的…这个过程上所有的现象，便是我们所谓修辞的现象”，“语言表达现象”和“言语表达现象”皆为修辞现象，这里明确了“修辞”的外延。“修辞”是什么和哪些是“修辞”的话题在这之前从未有人做出明确说明。

有关修辞学功用的认识区别于文论附庸时期的修辞学探讨，认为：“最大的功用在使人对于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对象化的认识方法改变了修辞学为文学创作服务的研究意图，为修辞而研究修辞的目的突出汉语修辞学研究的专门性。

以“修辞”为元概念，以下衍生出“积极修辞”和“消极修辞”等为种概念的汉语修辞学的概念体系，并确定了汉语修辞学的语言学学科属性，汉语修辞学限定在语言学的学科领域内对修辞现象展开描写、分析、归纳。中国现代修辞学以明确的研究对象和对象化方法构成严密的研究体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汉语修辞学理论体系，促进汉语修辞学的学科独立。

《修辞学发凡》中有关“修辞”的解释和汉语修辞学的研究范式对中国现代修辞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1963）和张静的《实用现代汉语》（1996），他们的汉语修辞学研究围绕语言本体展开，研究对象包括民族语言和各种语言材料，探讨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技巧。

还有一些教科书和工具书中有关“修辞”的定义和编排体系，大多数都是先阐述修辞与语言的关系，从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入手介绍修辞原理。再对各种辞格进行细化分析。如胡裕树版《现代汉语》（1995）和黄伯荣、廖序东版《现代汉语(下册)》（2007），前者认为修辞是为了理想表达效果而在特定题旨情境中使用的语言手段，后者将“修辞”定义为三个方面：语言的方法、语言行为、增强表达效果的修辞学或者修辞著作。

他们理解的“修辞”都没有脱离“语言”的范畴，从增强表达效果的目的出发总结语言运用的技巧和规律。“修辞”定义尽管表述不同，但都是以语言为本位，阐述语言运用与表达技巧的关系，梳理和研究修辞技巧，目的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修辞”的内涵和外延大同小异。这种“建立在语言本位基础上的以辞格为中心、以言语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研究类型”也被称为“狭义修辞学”。

汉语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人们认识上的变化，汉语“修辞”概念开始由“狭义”向“广义”演化，包括修辞观的更新、研究范式的改变和学科属性的变化。

与狭义修辞学不同的是，广义修辞观统摄下的汉语修辞学，走出“语言本位观、技巧中心论”，形成了广义性的修辞观，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在“纯语言学”和“超语言学”之间重建修辞研究的支点，关注的不仅是表达问题，还包括理解问题，修辞主体、修辞现象和修辞学的学科范畴都随之发生变化，打破语言学的学科范畴，向逻辑学、诗学、哲学等其它学科拓展。

陈汝东的《中国修辞学：20世纪回顾与21世纪展望》（2001），“修辞”定义不同于传统的修辞学，认为：“修辞是人类的一种以语言为主要媒介的符号交际行为，是人们依据具体的语境，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话语和理解话语以及其他文本，以取得理想的交际效果的社会行为…是由说写者和听读者构成的双向交际。”

陈汝东把修辞看作是“参与双方”进行“言语交际”的双向行为，涉及建构和理解两个层面，修辞现象包括“语言现象”和“言语现象”，在这个过程中修辞主体由单一的“说写者”变成“说写者/听读者”交际双方，涉及到符号学、解释学、传播学和语言学等领域的知识。

张宗正的《理论修辞学——宏观视野下的大修辞》（2004），不是那种局限于语言范畴的传统技巧论修辞学，“修辞”的内涵更丰富，认为：“修辞绝不简单的只是语言层面上增删改换词语、斟酌选择句式、设置使用辞格的活动…我们认为言语交际的接收解码环节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在修辞学范围中。”

“修辞”的认识从简单的词语调整和删改转变为表现人类思维的方式、人类认识世界和与客观世界对话的过程。由表达的修辞到行为的修辞，再到思维的修辞，再到事物关联修辞等等，即从语言现象到行为模式，到认知规律，直到事物的关联共存方式，“修辞”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改变。

谭学纯、朱玲的《广义修辞学》（2008）开篇言明广义修辞学思想来源：“狭义修辞学内外：广义修辞学的理论生长点。”广义修辞学的“广”相对“狭”而言，在狭义修辞学的基础上和反思中建立，更新修辞观，认为：“修辞的功能有三个层面。一、修辞作为话语建构方式：修辞技巧。二、修辞作为文本建构方式：修辞诗学。三、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修辞哲学…‘修辞活动’重新定义为：言语交际双方共同创造最佳交际效果的审美活动。”不再局限于语言学之内，不再以技巧论为中心。

广义性修辞研究也充分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哲学、文学、文化学、人类学、认知学、隐喻学等等，丰富了修辞学研究的理论资源。

修辞观的更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修辞主体。改变了狭义修辞观中的“单向过程”，把修辞作为包含说写者/听读者的“双向过程”。

第二，学科属性。走出了“语言本位观”，延伸到语言学学科领域外，融合了心理学、物理学、诗学、哲学等学科，向“超语言学”转变。

第三，研究范式。汉语修辞学研究不再简单的以辞格、技巧为中心，积极探寻汉语修辞学研究的新路径，主要表现为多学科、多视野的修辞学交叉研究和应用探讨，更具理论解释意义。狭义修辞观向广义修辞观的变化，印证了汉语“修辞”概念由“狭义”向“广义”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