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

宋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特殊地位，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即处在中国文学从“雅”到“俗”的转变时期。所谓“雅”，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中上层的文人文学，指诗、文、词；所谓“俗”，指主要流传于社会下层的小说、戏曲。传统所谓“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的说法，指明了各个朝代文学样式发达繁荣的侧重点。我们应该充分评价元明清诗文词的成就，但其未能超宋越唐，则可断言。如果说，宋代诗文词（特别是文和词）是元明清作家们不断追怀、仰慕的昨天，那么，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就是宋代刚刚发展起来的白话小说和戏曲的灿烂未来了。

宋代继唐代以后出现了又一个诗歌高潮。虽然还没有一部《全宋诗》，但其总量超出《全唐诗》好几倍则是无疑的。宋代诗人大都一生勤奋写作，作品众多，如现存苏轼诗二千七百多首，杨万里四千多首，陆游近万首，远比唐代李、杜为多（李诗近千首，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充分说明宋诗繁荣的盛况。

公元九六〇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一举夺取政权，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近二十年中，宋朝统治者通过军事征伐和外交活动，消除了南北的一些较大的割据势力，逐渐实现了统一，从而结束了唐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使动荡不安的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

北宋初年，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农民因此获得了喘息机会，广大农村从劳乏困疲中解脱出来，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的富裕景象，农村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手工业和商业也呈现为与之相应的兴盛局面。冶矿、纺织、瓷器;印刷业也都迅速发达起来.并逐渐地出现了一些新的繁华都市。这一切都为宋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尤其是活字印刷的出现，使大量书籍得以迅速刊行于世，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扩展了文人学者的视野.提高了他们著书立说的兴趣，以致私家著述纷纷问世，其规模和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开封、杭州、成都、扬州等大城市的日益繁盛，这为宋词的创作扩充了题材，丰富了内容。并由于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迫切需要，促成了民间说唱技艺的高度发展，使话本小说等通俗文学迅速兴盛起来。

宋代思想界提倡“道学”或“理学’，讲究“推理以存义“(程颐《答扬时论西铭书》).这种学术空气弥漫开来，就使宋代诗文创作带有较浓厚的说教色彩，文意刻露.‘’唐诗主情，故多蕴籍。宋诗主气，故多径露”(王士祯《师友诗传续录》)。宋代诗文的这一特殊风貌，与多为言情的唐代诗文比较，恰成鲜明的对照。

北宋巩固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劝诸大将“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上层官僚地主广置田园，过着沉迷于歌台舞榭的生活。又优待文臣，除俸钱禄米外，又有职钱和职田，“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又广开科举，宋初进士，依唐旧制，每岁不过二、三十人，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放进士几500人，比旧制多20倍（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宋的疆域小于唐，“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上三冗三费疏》）。这也使中下层地主阶级士子有更多的可能进入仕途，可以过着酣歌曼舞的生活。这跟宋朝的经济发展有关。宋初兴修水利，扩大农田，增加农户。农业有了发展，工商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武林旧事》记南渡后临安（浙江杭州）的盛况。宋代都市的繁荣，造成广大的市民阶层。歌楼舞榭，盛极一时，“瓦子”中表演技艺的场所空前繁荣。这都是宋代词和话本发展的重要条件。

宋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不让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对地主阶级士子采取思想上的控制政策。北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既尊朝廷，又谓“《春秋》有贬无褒，大抵以深刻为主”，“变为罗织之经”（《四库全书总目》），适应宋朝的加强思想控制，跟着产生“正统”理论。司马光论正统，称“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通鉴》魏纪黄初二年），强调思想统一，宋代道学家又提出“道统”，在散文创作上又有“文统”的说法。道统、文统都推本于韩愈。这又成为宋代的古文革新运动的社会背景。

宋代文学中贯穿着爱国主义精神，愤慨国势削弱，外族侵凌，怀抱破敌立功的壮志的，早在苏舜钦的诗里，就有《庆州败》一类的诗。稍后，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里，有“射天狼”的豪情。到南宋陆游、辛弃疾等多数作家的大量作品里，更充满着爱国忧国之情。而到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等作家的诗文里，这种感情就更加强烈。这一特色，是宋以前文学所没有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感染着后来的读者，成为宋代文学的重要特色。

词这种体裁，从唐末到五代，配合燕乐，作为歌楼舞馆的唱辞，所谓“拾翠洲边，自得羽毛之异；织绡泉底，独殊机杼之功”（欧阳炯《花间集序》），用翠羽轻绡来比，指出当时的词，风格和语言要求轻靡。又称“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同前），写柔靡的恋情。到北宋初年，士大夫的流连歌舞，加上都市的歌楼舞榭中都在唱词，这种轻靡和绮丽的词盛极一时。北宋晁补之说词是“当行家语”（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引），李清照称词“别是一家”（《论词》），除了词要合乐外，主要指词的内容和风格都与诗不同。到了苏轼手里，以诗为词，到了辛弃疾手里，以文为词，打破了词和诗文的界线，扩大了词所反映的生活领域，从而使词成为宋代最重要的文学形式。随着都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壮大，适应市民需要的各种娱乐活动纷纷兴起。周密《武林旧事》称临安有瓦子23处，最大的一处有勾栏十三个。其中“说话”的，以小说、讲史最受人欢迎。吴自牧《梦梁录》称小说有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扑刀、杆棒、发迹变泰等类。还有“讲史书”，讲历代史传战争兴废之事。说话的底本称话本。说话在唐代已经出现，到宋代有了更大的发展。宋代的话本反映市民生活，使小市民成为话本的主角。话本由说话人用当时的口语和浅近的文言词语来讲说，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它刻画人物，运用性格化的语言，胜于过去文言小说里记述的语言。

北宋提倡古文，继承韩愈《原道》的道统说。韩愈论文是文道合一的。因此，北宋初柳开提倡古文，他在《应责》里说：“吾之道，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之文也。”这里隐约含有道统、文统的意味，但柳开讲的道没有新义，且所作文不免艰涩，影响不大。而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运动，所讲的道，不限于以儒家的仁义为道，他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认为应从关心百事中求道；用音乐作比，不仅要知道“八音、五声、六代之曲”，还要懂得“动荡血脉，流通精神”，使人悲喜歌泣得所以然（《书梅圣俞稿后》），即要有所自得。这是他扩大了对道的认识。韩愈的古文，有提倡“文从字顺”的一面，又有主张“沉浸浓郁”、追求词藻、用险难字的一面。欧阳修的古文，避难取易，力求平易畅达，开一代风气，加上追随者的响应，就使宋代散文的发展不同于唐代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

欧阳修的散文不取韩愈的散文奇险浓郁的一面，但宋代在诗文革新运动时期的诗，却学习韩愈的以文为诗，又有取于他的炼字琢句的一面。大概唐诗以风神情韵为主，宋代革新时期的诗人，要求有自己的风貌，发展以议论为诗，以筋骨思理见胜。宋诗“取材广而命意新”（曹学佺《宋诗选序》）。在命意新上，宋诗人创作了富有理趣的诗，构成了宋诗的特色。宋人“以才学为诗”，用古典成语来表达情意，成为黄庭坚江西诗派的一个特点。这样，宋代的诗文具有不同于唐代诗文的独特风貌。

宋代加强了思想控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尝下诏禁文体浮艳。议者谓是时馆中作《宣曲》诗，‘或谓颇指宫掖’”，“赖天子爱才士，皆置而不问，独下诏讽切而已，不然亦殆哉？”（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跋西昆酬唱集》）唐朝人写诗来讽刺本朝史事、时事都没有事。杨亿、刘筠等在被信任时，写了“颇指宫掖”的诗，就被诏书借“文体浮艳”为名而加禁止。夏竦罢枢密使，范仲淹等执政，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歌颂进贤去佞，孙复说：“子祸始于此矣！”由此招来了夏竦的忌恨而招致石介在死后差一点被发棺，并使石介子弟受连累，很久羁管他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诗中反映新法推行中的缺点，即被逮捕下狱，几乎被处死，世称“乌台诗案”。宋代表面上对文人在政治上表示宽大，在思想上则注意控制，当是宋诗在讽喻兴寄上较唐诗逊色的原因。从此开始，封建统治阶级就编织成一张“文网”，历明代而至清代的前期，这张网愈收愈紧，终于发展到了政治上的大规模迫害。

宋初文学，元代方回《送罗寿可诗序》称，“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仿效白居易体的有王禹偁，他也提倡杜甫的诗。倡“昆体”的为杨亿、刘筠等的《西昆酬唱集》，效李商隐体，以《宣曲》诗讽刺宫掖，被下诏禁止。效晚唐体的有九僧（见“惠崇”）、林逋、魏野等人，用清淡的风格来写幽静的隐居生活，都受到晚唐诗人贾岛、姚合的影响。这时

期的宋诗，还是模仿唐诗，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特风貌。到梅尧臣起来，他的诗用思深远，风格平淡，虽作近体，而存古意，“意新语工”，苏舜钦跟他并称。苏舜钦的诗，笔力豪俊、超迈横绝，好作古体，内容多结合当时现实。欧阳修学韩愈的以文为诗，又受李白诗的影响。但韩诗矫健，欧诗舒畅，风格不同，这时开始显出宋诗的特色。

北宋初期的散文，仍袭五代浮靡的文风。柳开倡言“革弊复古”，提出重道、致用、崇散、尊韩等观点,但他的文辞不免艰涩。继柳开之后倡导古文的有王禹偁，他主张“传道而明心”，继承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强调文贵乎“句之易道，义之易晓”（《答张扶书》），语言平易近人。此后提倡古文的有穆修、尹洙、石介等人。穆修访求校正韩柳集，提倡古文，尔后为尹洙。尹洙通知古今，为文简而有法，再后为欧阳修。尹洙称范仲淹《岳阳楼记》为“传奇体”（《后山诗话》），不满意他的描绘景物用辞藻及对偶。欧阳修不反对偶俪，所见较广。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对“道”与“文”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平易畅达，有情韵之美，开创了一代文风。他奖引后进，在他周围，团结了曾巩、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等人，使宋代散文有了空前的发展。

北宋前期的词，代表作家有晏殊、欧阳修、柳永等。晏、欧的词主要是小令，多写闲情逸致，词风则承袭五代，受南唐冯延巳影响尤深，但基调有所变化。晏词趋向雍容淡逸，和雅温婉；欧词较为疏宕俊朗，深挚清丽。柳永是北宋第一个大量写作慢词的词人。他的词长于铺叙，不避俚俗，以白描的手法，极写都市繁华和悲欢离合之情。“尤工于羁旅行役”，且多以同情态度描写伶工乐妓的生活和愿望，发展了词体，扩大了词境。但也时有下笔率易、迹近淫靡之病。这一时期以小令著称的还有宋祁、范仲淹、晏几道等。宋、范均存词不多，前者有一些佳句流传很广，后者在内容上有重要突破；塞垣风光，戍边情怀，苍凉悲壮，慷慨生哀，确是俯视群流，独放异彩。晏几道是晏殊的幼子，与其父合称“二晏”。所作多数是对往事的低回追忆，感伤惆怅，委婉深沉。这一时期的慢词作家还有张先。其词与柳永齐名，但才力稍逊，长于炼句而短于炼意，词风偏于纤巧冶艳，意境不高。

就北宋前期的文学说，在欧阳修领导下的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成功，宋代的诗歌和散文，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唐代诗歌和散文的风貌。北宋前期的词，以柳永的创作长调最为突出，显示宋词比唐五代词有了新的发展。

继承欧阳修的古文创作理论的是曾巩，他称“畜道德而能文章”，认为“畜道德”“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寄欧阳舍人书》），又称“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南齐书目录序》），这就本欧阳修对道和文的看法作了阐明。他的散文，平正通达，委曲详明，在艺术性上次于欧阳修。王安石的散文，内容深刻，辞气峭折，具有不同于欧阳修的风格。他在《上人书》里要求“自得”“资深”，加以“左右逢源”，所以他的文章深刻透辟，曲折如意。王安石的诗歌创作工于刻画，善于议论，罢相后退居钟山所作刻画景物的诗，精工明丽，为人所称道。他在修辞上的特点，就是借用古语来表达情思。由于他博极群书，“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答曾子固书》），所以造成“以学问为诗”的风气。他的词所作不多，但像〔桂枝香〕“登临送目”，写金陵怀古，已经是以诗写词，不过影响不大。王安石在诗文词的创作上，都有杰出成就。

北宋后期继欧阳修领导古文革新的运动，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是苏轼，在诗歌的创作上有了进一步发展的是苏轼，在词的创作上，打破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开辟了词的境界的也是苏轼，苏轼是北宋最杰出的大作家。

苏轼继欧阳修起来，在完成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方面，发挥了更大的更全面的作用。欧阳修讲的道是关心百事，有所自得。苏轼讲的道，如学潜水的“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日喻》），是在生活实践中有所体会，才能“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为辞达”（《答谢民师书》）。其实苏轼的所谓“道”，在概念上和儒家道家以及宋代程朱的所谓道都有不同，更多地偏重于生活体验，从生活中获得创作构思。他会运用“博喻”，用丰富、新鲜、贴切的比喻，来表达这种口未能言的体会。他的创作，“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随物赋形”（《文说》），既有深厚广阔的生活体验，又有“随物赋形”的形象表现手法，显示了北宋最杰出的文学成就。他的散文，论辩滔滔，气势雄壮，纵横变化，汪洋恣肆。他的赋，象《前赤壁赋》，是叙事、描绘、哲理的结合，情韵相生。他的小品，富有诗情画意，有丰富的想象力。他的诗“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才情奔放，曲折变化，无不达之意。“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赵翼《瓯北诗话》卷五）。他的词，打破了诗词的界限，以诗为词，风格多样，有清新俊逸的，有刚健豪放的，给词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完成了北宋诗文词的革新运动。

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张耒和晁补之，四学士外还有陈师道也极有名。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陈师道是江西诗派中仅次于黄庭坚的作者。黄庭坚主张“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这是把王安石、苏轼等的以学问为诗的实践发展而建立的一套理论。他“搜猎奇书，穿穴异闻”来引用“陈言”，显示他的学问；这种“陈言”是用来“陶冶万物”的，所以他的诗是有内容的，也表达了他的感慨和激情。对黄庭坚，论者毁誉不一，但他的主张和诗歌作品在宋代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师道初学黄庭坚，后来改学杜甫。他表达切身体会的五言古诗，写得极为朴挚。张耒的诗较多地反映人民生活。秦观的词有很高成就，“寄慨身世，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冯煦《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若以其词论，直是初日芙蓉，晓风杨柳，倩丽之桃李，容犹当之有愧色焉”（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他跟苏轼的词不同，是当时婉约派词的杰出者。当时著名词人还有贺铸，他的词秾丽中有清刚之气。

稍后的著名词人有周邦彦。他精通音律，创作了许多新调。他的词“多用唐人诗语，?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在当时和后代都为人推重。李清照《论词》“乃知别是一家，要“协音律”，又称“晏（殊）苦无铺叙，贺（铸）苦少典重，秦（观）则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非不妍丽，而终乏富贵态”。她推崇的别是一家大概即指周邦彦的词，协音律，讲铺叙，较典重，有故实，这代表了当时的看法。李清照的词，是婉约派的正宗，工于抒情，用白描的语言曲折地表达深挚的情意，姿态百出。她南渡后的作品，经历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流露了极为凄苦的感情。这时期她的诗歌，又充满爱国激情，具有豪迈猷劲的风格。

经历了北宋覆亡的“靖康之难”，激起了南宋诗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虽然或多或少地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但时代的剧变，迫使诗人抛开江西诗派“取古人陈言”的写法，写出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这时期取得杰出成就的是陆游和辛弃疾的作品。稍早于陆、辛的诗人有陈与义，“建炎间，避地湖峤（两湖五岭），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宋诗钞·简斋诗钞》）。他的身世漂泊与杜甫相似，他的诗也转向杜甫学习，学到杜诗的音节宏亮，风格沉着。“中兴四大诗人”，“尤、杨、范、陆”并称。尤袤的诗大都散失。杨万里的诗，自称“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予诗材”（《诚斋荆溪集序》）。他从生活中抓住一点感受就写诗，这就摆脱了江西诗派的以学问为诗的规范，作出活泼自然的诗。只是他的爱国感情不够强烈。范成大出使金时所作72首七绝，表达了北宋亡国之痛，反映了遗民盼望恢复的心情。他的《四时田园杂兴》60首，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深入反映，胜过以前的田园诗。这时期最杰出的诗人是陆游。陆游的诗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体会生活的隽永滋味，熨贴景物的曲折情状；另一方面是表达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解救沦陷区人民，悲愤激烈。他在诗和词里都表现了这种精神，在诗里更为突出。陆游的散文也很有成就。他的论文、记叙，不少贯串着爱国感情。他的《入蜀记》，写景、议论、抒情，均极为生动。

辛弃疾是南宋前期最杰出的爱国词人。他在词里充满了洗雪国耻的豪情，写出了壮志难酬、国势衰落的悲愤。他在苏轼以诗为词后，“别开天地，横绝古今，《论》《孟》《诗小序》《左氏春秋》”，“拉杂运用”（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一），以文为词。他的词有纵横奔放的一面，又有秾丽纤绵的一面。这时期的辛派词人，有陈亮和刘过等人。陈亮词笔力矫健，气势豪放。刘过词有豪气，多壮语。陈亮又是著名的政治家，坚持抗战，反对投降，要“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宋史》本传）。还有叶适的散文，多论时事，独抒己见。“文章雄赡,才气奔逸，在南渡卓然为一大宗”（《四库全书总目·水心集》）。

南宋后期文学，由于宋金媾和以后，经历一段相对安定时期，爱国主义的歌声逐渐衰退，格律派词人兴起。这一派，以姜夔为最著名。“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骤为疏宕”（周济《宋四家词选序论》），格调较高，音调和婉。他的〔扬州慢〕写“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反映了一些战乱的感叹，但缺少爱国的激情。史达祖〔满江红〕《九月二十一日出京怀古》：“老子岂无经世术，诗人不预平戎策。”表达了一些忧愤。他以咏物词著名，工于刻画。姜夔替他的《梅溪词》作序，称为“融情景于一家，会句意于两得”（《花庵诗选》引）。吴文英的词，在修辞协律上用力，过于雕琢，不免晦涩。周密的词，讲求清丽，曾和吴并称“二窗”（周草窗、吴梦窗），词风相近，但周并不象吴的晦涩。他选南宋词为《绝妙好词》，代表了雅正派的观点。张炎的词，表达南宋亡国后的凄凉哀怨。他研究声律，在唱腔上用功。他提倡“清空”。姜夔、张炎的词对后世影响较大。清代以朱彝尊、厉鹗等人为代表的浙派词人，就是推崇他们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亦极推重他们，称：“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又称：“张玉田词，如并剪哀梨，爽豁心目。”此外，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等南宋词人，也得到清代词人的推重。跟格律派词相当的，有四灵派和江湖派的诗。“永嘉四灵”，学晚唐贾岛、姚合的诗，凄清幽咽，境界太狭，抒情太偏。江湖派是受四灵派影响的诗派，其中最著名的诗人首推刘克庄，他在学晚唐体的诗里面填嵌成语典故，可是还不能摆脱晚唐体的格局。

南宋末年，文学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再度发扬，有反侵略的忠愤，有崇高的民族气节，也有遁迹山林宁死不屈的孤高。像文天祥的《指南录》和《指南后录》中的诗文，刘辰翁表现亡国之痛的词，汪元量表现忠愤气节的诗，以及记录亡国之痛的《越州歌》20首，谢翱的血泪文《西台恸哭记》，构成了宋代文学的强烈尾声。

宋代文学还有白话短篇小说的话本和平话，是说话艺人的底本。话本是适应市民阶层的壮大产生的。它反映了城市中小商人、手工业者和下层妇女的生活，以这些人为话本中的主人，塑造了各种人物，具有性格化的对话，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运用接近口语的白话。它适应听众陆续到达的需要，在正式讲故事前有诗词或其他简短故事组成的“入话”，用韵文来对人物或情景作描写，全文用诗词作结束。宋代话本赞美妇女对爱情的追求的，有《碾玉观音》、《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公案故事的，有《错斩崔宁》，暴露封建官吏的草菅人命；写侠盗故事的，有《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赞美宋四公等劫富济贫、惩罚为富不仁者的侠义行为等。

这种话本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开端，对后代的白话短篇小说有深远的影响。平话讲历代故事，有《新编五代史平话》和《大宋宣和遗事》，对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有一定影响。

往往体现为一定的质量。作为一代诗歌，宋诗在继承唐诗的基础上，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从思想内容看，宋诗在反映民生疾苦、揭露社会黑暗和反映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方面都有所扩展，但又缺乏唐诗、特别是盛唐诗歌中追求远大理想的积极昂扬的精神；而在抒发民族斗争中的爱国忧国的情绪上，又比唐诗炽热和深切。这是由时代的条件决定的。宋朝比之以往的几个统一王朝来，是中央集权最为集中的朝代。这一方面对巩固宋朝统一、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和抵御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侵扰，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军权集中带来了宋朝军队训练不良，战斗力削弱，政权集中带来了官僚机构庞大臃肿，腐败无能，财权集中又刺激了统治阶级穷奢极欲，挥霍享乐。所以开国不过三十多年，宋太宗时就爆发了王小波、李顺的农民起义，人数达数十万。正是在积贫积弱局势逐渐形成、社会危机急剧发展的情况下，地主阶级中的有些改革家就出来倡导“变法”，改革弊政，形成了变法运动。王安石就是杰出的代表。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社会黑暗和统治阶级政治斗争的现实主义倾向，都和这种社会政治情况有关，跟变法运动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如梅尧臣《汝坟贫女》、《田家语》；欧阳修《食糟民》、《边户》；王安石《兼并》、《省兵》；苏轼《荔支叹》等一批作品。但是如同变法运动只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缺乏远大的政治前途一样，在宋诗中也缺乏唐诗中积极昂扬的政治进取精神，往往悲慨多于壮歌。这是一。其次，宋朝从开国之初直到灭亡，一直处于少数民族统治者的不断侵扰和威胁之中，是中国历史上统一朝代中最缺乏抵御力量的软弱王朝。宋王朝对他们一再割地求和、输币纳绢、称臣称侄。但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爱国将领和官员，尤其是广大汉族人民群众，是不能忍受这种受侮辱、被奴役的处境的，他们表现了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因此宋代诗歌中（包括词）所反映的爱国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突出。宋初路振《伐棘篇》对国耻国难的慨叹，苏舜钦《庆州败》对败于西夏的“羞辱中国堪伤悲”，苏轼《祭常山回小猎》、《和子由苦寒见寄》等所表达的“与虏试周旋”的决心，都是例证。而在北宋灭亡以后，更成为南宋诗歌的基调。伟大诗人陆游正是在南郑戎马生活中找到了创作的生命，为苦难的祖国歌唱了一生；在南宋灭亡前后，文天祥、谢翱、林景熙、郑思肖、汪元量等人的爱国诗篇，为宋代诗坛增添了最后的光彩。这是唐诗中所没有的。

宋诗主要向思理、显露和精细方面发展。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诗有词、理、意兴”，“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四说：“唐人诗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理，去三百篇却远矣。”今人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说：“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们所持的褒贬态度不同，但都共同认为“理”、“思理”为宋诗特点。重情韵者往往含蓄，重思理者则较显露。清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说：“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吴乔《围炉诗话》卷一也指出唐诗多比兴，因而“其词婉而微”；宋诗多赋，“其词径以直”。他们都指明了这种特点。此外，宋诗又追求精细。翁方纲《石洲诗话》卷四说：“诗至宋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所谓“细密”、“刻抉入里”，一方面指宋诗对客观事物的描摹，趋于求新、求细，形容尽致，纤微毕现，与唐诗的浑成淳滀（tingxù）各异其趣；另一方面指宋诗对用典、对仗、句法、用韵、声调等用工更深，日臻周详密致。与上述几点相联系，宋诗又呈现出议论化、散文化和以才学为诗的倾向，则对诗歌艺术的发展造成好坏兼具的影响。如同写水势湍急，李白《早发白帝城》在骏发豪爽中蕴含着欢快舒畅的情绪，而苏轼《百步洪》却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一连用七个比喻，穷妍极态，炫人眼目，后半首又以议论出之。黄庭坚《题竹石牧牛》在句法上仿效李白《独漉篇》，但李诗浑然而意在言外，黄诗刻露而见新意，情趣有别。南宋以来诗歌史上发生过尊唐或尊宋的长期论争，这在客观上承认宋诗在唐诗高峰之后另辟蹊径，自立门户，具有某种典范性。诗歌的历史也表明，后世作品在总体上未能超出唐宋诗艺术境界的范围。

宋代散文是中国散文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在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人数众多的散文作家。所谓“唐宋古文八大家”中，宋人就占了六位（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写作了不少文学散文和带有文学性的散文，也有许多议论文的名作。

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唐代韩愈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在他的古文理论和古文实践中，都遇到过作文“难”和“易”或“奇”和“平”的问题。韩愈虽然企图把两者统一起来，所谓文“无难易，唯其是尔”（《答刘正夫书》），但他的艺术个性却崇尚“难”、“奇”一路。宋代古文家却着重发展平易风格。我们读韩愈《上兵部李侍郎书》和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两信都是“干谒”之文，对象都是掌管全国军事的高级长官。但韩文一开头便自称“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lóng同礲）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俨然以经纶奇才自居；然后说到对方身为“朝廷大臣”，正当“天子新即位”之际，提拔人才义不容辞。要求延引之意，咄咄逼人。用语新颖，戛戛独创，符合他提出的“词必己出”的标准。苏文却从写文章要养“气”说起；再说到气应从增加阅历、扩大交游中去获得；然后讲他离蜀来京，访古都，游名山，会名流，但所会名人还不多，这才把希望对方引见的意思委婉曲折地表露出来。行文纡馀徐缓而无急言竭论之态，语言明白浅易而绝少色泽尖新之词。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评韩、欧文风一“难”一“易”的不同，可以看作对唐宋散文的概评。宋代散文的平易风格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宋文比唐文的影响更大。

宋代散文的高度成就给其它文体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在宋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宋诗从梅（尧臣）、欧开始，发展了杜、韩“以文为诗”的倾向，进一步用散文的笔法、章法、句法、字法入诗，逐渐显露出宋诗的自家面目。词也在苏、辛手中加重了散文成分。赋从《楚辞》、汉赋、魏晋时的抒情小赋到唐代应举用的“律赋”，创作已趋衰微，缺乏艺术创造性；宋代却从散文中得到启示而重获艺术生命，形成一种类似散文诗的赋体，欧阳修《秋声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等都是历久传诵的名篇。宋代的骈文也不太追求辞藻和用典，采用散文的气势和笔调，带来一些新面貌。欧阳修《采桑子·西湖念语》、苏轼《乞常州居住表》、南宋汪藻《隆佑太后告天下手书》、方岳《两易邵武军谢庙堂启》等都是相当出色的骈文。这种普遍的散文化倾向是宋代散文繁荣的结果，构成宋代文学的一大特色。

词作为新兴的诗歌形式，从隋唐发轫，至宋代进入鼎盛时期。唐圭璋先生所编《全宋词》收词人千家以上，词作二万首。最近还陆续有所增补（如孔凡礼先生《全宋词补辑》等）。虽因词在开始时还未被承认为“正统”文学，亡佚很多，但搜集的成果就足以反映出宋词的繁荣兴盛和丰富多彩了。

前人论词，有“婉约”、“豪放”之说，历来聚讼纷纭。此说首见于明张綖所作《诗馀图谱》。其《凡例》后有按语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辞情酝籍，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张綖关于婉约、豪放的界说，是从艺术风格着眼的，但又把它们看作词的两“体”，后人又引申为两“派”（如王士祯）。这就与宋词实际风格的多样性发生矛盾：宋词显然不止这两种风格，即以豪放派创始人苏轼的作品而言，真正豪放者也不过二三十首，争论即由此产生。其实，在许多词学家的具体评论中，豪放、婉约两派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也不是对艺术风格的单纯分类，更不是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逐一鉴定，而是指宋词在内容题材、手法风格特别是体制声律方面的两大基本倾向，对传统词风或维护或革新的两种不同趋势。认识这种倾向和趋势对于宋词的深入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大致说来，苏辛豪放词派即革新词派，与传统婉约词派的不同在于：在内容题材上，婉约派坚守词为“艳科”、“诗庄词媚”的樊篱，抒情则男欢女爱，伤春伤别，状物则风花雪月，绮罗香泽，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苏轼手中，诸凡记游、怀古、赠答、送别，皆能入词，几乎达到“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词概》）的境地；南宋辛派词人，更把表现爱国精神作为词的主旨，标志着宋词的最高思想成就。在手法风格上，前者长于比兴，以清切婉丽为当行本色，后者善于直抒胸臆，以豪健奔放为主要特色。在体制声律上，前者强调合乐，如李清照《词论》要求词“协音律”、“可歌”，并批评苏轼“往往不协音律”，后者却重文不重声，不肯迁就声律而妨碍思想感情的自由表达，所谓“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这是宋词中实际存在的两大倾向和趋势。

应该指出，北宋以来不少词评家把豪放、婉约说成“正格”、“别格”的观点，是错误的。署名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并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四库总目提要》卷198也说，词应“以清切婉丽为宗”，苏辛一派词“寻源溯流，不能不谓之别格。然谓之不工则不可。”他们虽然承认苏辛词“工”，但又囿于传统成见，把它视为“非本色”、“别格”，对苏辛词派的革新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但解放以来有的论者又把两派说成“主流”、“逆流”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一般被认为婉约派的作家，情况复杂，但都取得不同程度的思想艺术成就，逆流说导致全盘否定，显然不符实际；豪放派作家不仅仍有一些婉约之作，而其豪放词往往吸收、融化婉约词的艺术手法，仍然保持词区别于诗的特性，并不被诗同化。我们为“大江东去”这种俯仰古今的巨大感慨所感动，也能体味“扬柳岸，晓风残月”的侧悱缠绵的羁旅者的心情；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岳飞《满江红》、张孝祥《六州歌头》、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乃至辛弃疾的许多佳篇，固然大声镗鞳（tangta，鼓鞞声），悲歌慷慨，充分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但周邦彦《兰陵王·柳》、史达祖《双双燕》、吴文英《莺啼序》、王沂孙《齐天乐·蝉》等体物精细的工笔之作中，也包蕴着回肠荡气的情操。春兰秋菊，各尽其妙，都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审美需要。在充分估计豪放词派革新意义的前提下，应该把两派统一起来。

宋词是中国词史上的顶峰，其影响笼罩以后的整个词坛。宋词实际上是宋代成就最高的抒情诗，使它取得了与“唐诗”、“元曲”等并称的光荣。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馀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宋代小说和戏曲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大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宋代的小说主要是“话本”，它原是说话人说书的底本，实即白话短篇小说。现存宋话本约三四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三言”等书。宋话本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学的色彩。话本是当时“瓦舍技艺”的一种，是城市人民表现自己、教育和娱乐自己的文艺。下层市民人物，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话本中涌现，如《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匠崔宁、《志诚张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张胜、《错斩崔宁》中的卖丝村民崔宁，尤其是璩秀秀、周胜仙、小夫人、李翠莲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层妇女形象。小说的社会性、现实性都得到加强，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白话文学的特点。话本的语言是白话，比之文言小说（如唐传奇）描写更细致生动、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气息。特别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取得很大的进展。后世虽仍有文言小说，但比起白话小说来，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也为以后长篇历史小说提供故事的素材。

宋代的民间戏曲还处在戏曲的萌芽阶段。如傀儡戏、影戏、歌舞戏等，前两种不是由人来扮演的，后一种由人扮演，但还是叙事体而非代言体。然而这些都已具备戏曲的一些条件。北宋杂剧、南宋戏文，虽无剧本流传（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是宋人作品），但它们已是相当完整的戏曲，具备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特征，是以后戏曲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

总之，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向文学提出新的要求，也由于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中国古典诗、词和散文逐渐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失去支配文坛的地位，小说戏曲等文学样式正在酝酿着更大的文学高潮，进而成为文坛的重心。宋代文学正是处在这样一个过渡的转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