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年2月12日—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西南）。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常被称为“老杜”，又与李白合称“李杜”“大李杜”。

杜甫出身京兆杜氏，是汉武帝时期酷吏杜周的后代。杜甫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提及，自己是西晋名臣杜预的“十三叶孙”。杜预的第三子杜耽为杜甫的先祖。

杜氏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至曾祖父杜依艺时，因官居巩县县令，遂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甫于唐睿宗太极元年正月初一（712年2月12日）生于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村（今河南巩义南）。祖父是杜审言，唐中宗时官拜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是与沈佺期、宋之问齐名的诗人。父亲杜闲，为杜审言的长子，官至兖州司马。杜甫对这个“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又有诗歌创作传统的家庭，是很引为骄傲的。他的母亲崔氏，在杜甫年幼时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杜甫自述“舅氏多人物”“吾舅尽知名”。他一生中曾多次和亲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崔氏去世之后，杜闲又娶了卢氏为妻。在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杜甫都寄养在东都洛阳的二姑家里，得到悉心照料。

杜甫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而后“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

杜甫少年时期有机会受到各种文化艺术的熏陶，这对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例如他五六岁时在河南郾城看过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后在洛阳尚善坊的岐王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宠臣崔涤堂前，听过李龟年的歌声；在洛阳北邙山顶玄元皇帝庙里欣赏过画圣吴道子画的五圣尊容、千官行列，这在他以后的诗歌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当时社会名流崔尚、魏启心看到他习作的词赋，夸奖他有班固、扬雄之风。还有李邕、王翰这样的长辈也屈尊来访问他。可见他自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非虚言。

杜甫生当“开元全盛日”，当时农村经济繁荣，交通也很发达，在许多积极追求功名的青壮年读书人中，盛行着全国漫游的风气。开元十九年（731年），十九岁的杜甫出游郇瑕（今山西临猗）。第二年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又回故乡参加“乡贡”。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因父亲杜闲时任兖州司马，故杜甫赴兖州省亲，并与苏源明等往齐赵平原，作第二次漫游。他在齐赵一带过了四五年“裘马轻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现存最早的几首诗：《登兖州城楼》，是省侍父亲于兖州时的作品；还有《画鹰》《房兵曹胡马》两首，以青年人的热情歌颂了雄鹰和骏马；还有一首《望岳》，更是其中的杰作，结尾的两句是流传千古的名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流露了青少年时期杜甫不凡的抱负。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会见了诗人高适。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天宝四载（745年），杜甫在齐鲁又与李白相见，在饮酒赋诗之外，又讨论了炼丹求仙，而且共同访问了兖州城北的隐士范野人。二人还互赠了诗篇：杜甫赠李白的诗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赠杜甫的诗说：“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两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面。

杜甫一生引为“快意”的读书游历时期，到三十四岁就结束了。

天宝五载（746年），杜甫回到长安。这时长安的浪漫游乐风气尚未过去，汉中王府、郑驸马宅等贵族达官第宅都向他开过门。但杜甫来长安的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参加科举考试，谋取官职。天宝六载（747年），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着贫困的生活。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里，他一面陈述“致君尧舜”的抱负，同时也倾诉了干谒权贵的悲愤与辛酸。

天宝十载（751年）正月，玄宗将连续三天举行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预先在天宝九载（750年）冬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宰相出题，在集贤院考试他的文章。而召试的结果，只是说他“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只给了一个候选官吏的资格。到了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被授为河西尉，但杜甫不愿意任此“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一说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但杜甫在《官定后戏赠》题下原注曰：“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而唐人元稹及宋人所修《新唐书》却提及杜甫为“胄曹参军”，故其官职尚存争议）。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陕西省蒲城县）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图册参考来源）

这一时期，备受饥寒疾病折磨的杜甫认清了统治集团的腐化面目，对广大的士卒人民的苦难，对国运的危机，也有了越来越深广的感受和认识。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外，他还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陈述时弊的诗作。

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是为唐肃宗。这时的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北上三川，刚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听到了肃宗即位，及时安顿了家属，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

在被关押期间，杜甫目睹沦陷后的长安面目，创作了《悲陈陶》《月夜》《春望》等一系列“诗史”名作。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还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至德二载（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城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宝鸡）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他这个入仕不满一年就逢战乱的小官，能够担任这个天子近臣的谏官，内心是非常激动的。他半生以来抱着“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愿，现在觉得时机到来了。但是任拾遗不到一月，杜甫就遇到肃宗罢房琯宰相之职的大事，他上疏营救。肃宗因为听信贺兰进明的挑拨，以为房琯只忠于玄宗，不忠于自己，就把杜甫交三司推问，幸而新任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解救说：“甫言虽狂，不失谏臣体。”才免予刑事处分，只下了一纸墨制，叫他回鄜州探家。这次回家，杜甫写出了《北征》《羌村三首》两篇杰作。

当杜甫在羌村短暂休息的时候，唐军于九月收复了长安，十月收复了洛阳。肃宗回到长安后，杜甫也在十一月从鄜州带着家眷回长安，继续任左拾遗。本来杜甫在回鄜探亲时已敏感到肃宗对自己的疏远，但他未必觉察到已被投闲置散的房琯仍然是肃宗的眼中钉，更不会觉察到肃宗及其心腹李辅国等人正在罗织所谓“房党”，包括贾至、严武、刘秩等，还有杜甫。所以乾元元年（758年）春，他还与王维、岑参一起写了《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的颂圣诗。随后不久，贾至、房琯等先后被贬，杜甫也同时被贬为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

乾元元年（758年）九月，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率师北上，讨伐安庆绪。唐军出师不久，就取得渡黄河、围邺城的胜利。杜甫在这年冬天来到离前线不远的东都洛阳，一方面探视洛阳东偃师土娄庄的故居，一方面就近探问官军围攻的消息。第二年春天，他听说邺城不日可得，非常兴奋地写下了一首长诗 《洗兵马》，以作期望。

然而，就在朝野上下都在等待着官军收复邺城，生擒安庆绪的时，在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三日，唐朝的六十万官军就因为节度不一，在邺城外围遭遇溃败（参见词条邺城之战）。郭子仪率朔方军退守河阳。杜甫也就在东京兵荒马乱中，经新安、石壕、潼关，回到华州。一路上目睹官吏们不顾百姓死活，处处强迫征兵拉伏，只听见妇孺老弱在倾诉、啼哭，同时他也看到不少人民积极支援官军。这一次途中见闻，给他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写成了六首“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组诗，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的不朽名作。这六首诗不仅写出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而且写出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的精神。

回到华州，旱灾的威胁就开始了，人民在天灾加战争负担双重压迫下毫无活路。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面对污浊的时政与无法遏制的饥荒，他只能在乾元二年（759年）七月弃官不做，带着家小远走秦州（今甘肃天水），另谋生路。

杜甫到秦州曾打算在东柯谷、西枝村觅一块隐居之地，但是这个羌胡杂居，吐蕃势力又不断扩张的地方，他无法久住下去。不过在秦州留下的三个多月中，却在他诗卷中增加了不少边塞题材的新作（《秦州杂诗》《寓目》等）。到了十月，他怀着“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的念头，又领着全家南下同谷（今甘肃成县）。可是奔波了几十天，到同谷后，竟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这种种惨痛经历都写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里。在同谷住了 一个多月，杜甫又在十二月一日起程赴成都。

从秦州到同谷、又从同谷到成都这两段路程中，杜甫曾有计划地写了《青阳峡》《木皮岭》《飞仙阁》《五盘》《剑门》等二十四首纪行诗，每段十二首，记述了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山川胜迹的真实面貌。这一年中，杜甫“一岁四行役”，从洛阳到华州、华州到秦州、秦州到同谷、同谷到剑南，可以说这是他艰苦奔波的一年，也是他思想变化最大、诗歌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

杜甫全家初到成都时，寄居在一座僧徒寥落的古寺里，靠着“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全家人的生活不仅可以暂时维持，而且从第二年就开始经营浣花溪西岸的草堂住宅（世称“杜甫草堂”，也称“浣花草堂”）了。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杜甫，总算有了个栖身之所了。他卜居初定，就一面忙着种树、种竹、种菜，一面还得为完成营建工程， 到蜀州、新津、青城等外县去访问乞贷于亲友，他步行或乘舟来往，无意中就写成了《为农》《田舍》《水槛遣心二首》《客至》《进艇》等不少怡情适意的小诗。可惜，好景不长，上元二年（761年）五月，杜甫草堂边的一棵有两百年寿命的柚树被暴风连根拔起，更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新建的草堂又遭一场暴风，使他全家“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他在不眠的长夜里，不禁从自家的苦难想到天下无数流离失所的人民，于是奋笔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名句。在此期间，朝廷曾补授杜甫为京兆功曹参军，但他未去就职。

上元二年（761年）十二月，杜甫的老友严武由绵州刺史升任兼管东西两川的节度使。上元三年（762年）春夏，杜甫和严武多次往来访问，在唱和诗篇中，严武曾劝他出来做官，他则希望严武能理解自己疏懒的个性。同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两人相继去世，唐代宗即位，七月召严武入朝。杜甫亲自送严武到绵州奉济驿才分手，不料这时剑南西川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乱兵阻隔，不得出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到梓州，依靠“李梓州”“严二别驾”等新朋友。八月，徐知道的叛乱被高适镇压，但动乱未止，杜甫只得把家属移到梓州来，并打算离东川，投三峡，赴西京。

这时，中原战局大有好转，代宗即位后命长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讨伐史朝义。广德元年（763年）正月， 史朝义被迫自杀，河南河北各州全部收复。消息传到梓州，杜甫高兴得热泪横流，写下了“平生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但他全家仍在梓州逃难，难以回到家乡。同年，严武再度入蜀任职。杜甫得知严武重来的消息，喜出望外，于是在广德二年（764年）春又从阆州领着妻子赶回成都。三月，杜甫刚回到成都，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后人因此称杜甫为“杜工部”。回到草堂，他本有一番修饰环境的打算，远近的邻居朋友也想一一相会，但一入节度使官署，就进入练兵备战的气氛中。七月，严武亲临前线，写下《军城早秋》诗，杜甫于九月写了和诗《奉和严大夫军城早秋》，赞美严武破吐蕃七万余众，拔当狗、盐川的胜利。杜甫在幕府半年，生活拘束，与同僚之间亦难免有“分曹失异同”的不愉快纠纷，最后在永泰元年（765年）正月三日辞幕府归浣花溪。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在成都无所依靠，在五月就携家沿岷江东下，结束了“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的生活，“转作潇湘游”。

杜甫随着东下的小船，五月到嘉州（今四川乐山），六月到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市），七月到忠州（今重庆忠县），秋天到云安（今重庆云阳）。这时，他的消渴病和疟疠都犯了，遂馆居于严明府之水阁，到大历元年（766年）春移居夔州白帝城（今属重庆奉节）。同年秋，从成都调来夔州任都督的柏茂琳到任，对杜甫“频分月俸”，又不时派人给他送些瓜菜。大历二年（767年）三月，他在夔州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还带有“茅斋八九椽”， 柏氏又委托他代管东屯稻田百亩，生活比过去富裕一些了。

从永泰二年（766年）暮春到大历三年（768年）孟春时节，亦即杜甫五十五岁至五十七岁的时候。在不到两年时间中，杜甫共写作了四百余首诗，不仅数量上达到高潮（在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甫诗作中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诗的内容形式 也颇具特色。他回忆、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写了《壮游》《昔游》《往在》《遣怀》等自传性的长篇，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与 自己的爱憎倾向融合在一起，酝酿出无限的沉痛与辛酸。他仍然是“穷年忧黎元”的诗人，但他晚年的诗除描述“千家野哭”“万国征戍”而外，更特别关心人才，特别是能拨乱反正、真正忧国爱民的人才，这从《同元使君舂陵行》《赠李十五丈别》可以看出。而《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八哀诗》《寄韩谏议注》等诗，则反映了他的人才观。这一时期，杜甫还写了不少夔府景物、气候、风土、民生疾苦的诗篇，并努力探求七律这种形式的艺术表现力，创作了《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篇章。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把去年所买的果园草屋一并赠给吴南卿，就全家登舟出峡了。到江陵府时，他与关系比较亲近的郑审、李之芳多次雅集，饮酒赋诗，但物质条件却没有改善，仍过着“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的生活。后来，李之芳病故，四川又发生兵乱，渐渐波及川东，江陵也非久居之地，杜甫只得南下公安，暂住两个月。年底，杜甫漂泊到岳阳，写下了名作《登岳阳楼》。这年冬天，岳阳下了一场大雪，他又写了长诗《岁晏行》。

由于生活困难，不但不能北归，杜甫还得在大历四年（769年）春继续南行又解缆南，三月到潭州（今湖南长沙），虽然是一个“右臂偏枯两耳聋”的老翁，还能满怀喜悦地游览岳麓山的麓山、道林二寺，接着他又南下投奔少年时在山西郇瑕认识的好友、时任衡州（今湖南衡阳）刺史韦之晋。不料到衡州后，韦之晋又调任潭州刺史，与杜甫途中错过。不久，又传来韦之晋死于潭州的消息，他非常悲痛，又折回潭州。

大历五年（770年）春，杜甫在潭州写了好几首抒情诗：他追酬十年前高适赠给他的那首诗，情辞反复，哀悼高适，也是哀悼自己。他又与飞来舟中的燕子对话，茫茫有身世无穷之感。最为人们赞美的是《江南逢李龟年》。这首时间跨度很大的小诗，饱含着无限今昔盛衰之感。

同年四月，湖南兵马使臧玠杀死湖南观察使崔瓘，在潭州作乱，杜甫全家又逃到衡州。这是他平生最后一次逃难，他的《入衡州》《逃难》《白马》《舟中苦热遣怀奉呈阳中丞通简台省诸公》等诗中叙述了动乱的发生，与全家奔波逃难，以及衡州刺史阳济联合各郡讨伐臧玠的过程。随后，杜甫又带着全家溯湘江而上，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阳方田驿，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在此挨了五天的饿，幸亏耒阳县令聂某派人送来牛肉、白酒，杜甫一家才得救。杜甫写了《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对聂县令又是歌颂又是感谢。

船既无法南行，杜甫只得返程北上潭州，等到秋天，他先后写了《回棹》《登舟将适汉阳》《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表明自己离潭州后将北上襄阳、秦中的意图。到冬天，卧病舟中的杜甫苦力挣扎，写成绝笔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此诗写成后不久，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阳的这条船上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

杜甫死后，家属把他殡葬在岳阳。直到四十三年后，杜甫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灵柩归葬河南偃师（参见“后世纪念-杜甫墓”），并请诗人元稹作了墓志铭。

元至正三年（1343年），元顺帝追赐杜甫谥号为“文贞”。

杜甫的诗歌作品，大多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杜诗不仅提供了史实，还反映了比历史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

杜甫的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运用的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在杜诗的各种体裁中，律诗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写时事的诗，多为便于叙事的古体诗。他在古体上有巨大成就，但他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却更为辉煌。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写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以古体写时事，较少受限制，杜甫多数写时事的诗都是古体；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他这部分写时事的律诗，较少叙述而较多抒情与议论，如《秋笛》《即事》《王命》《征夫》等。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组诗。五律中的《秦州杂诗二十首》，便集中地表现了他在秦州时的心境。写于客居夔州时的《洞房》《宿昔》《能画》《斗鸡》《历历》《洛阳》《骊山》《提封》，虽未标出总题目，但就内容言，实是组诗。《洞房》为上述八诗之首，在诗中，杜甫由系舟峡江，因秋夜景色而引发对宫掖凄凉的联想。由今日宫掖之凄凉，而忆及往日宫中行乐之种种情形，于是有《宿昔》《能画》《斗鸡》诸篇，极写当年宫中之行乐；第五首《历历》是转折，由安史乱前转向乱后；第六首《洛阳》写洛阳陷落，叛军进逼长安，玄宗出走；第七首《骊山》写骊山已无昔日繁华，寂寞凄凉，不胜今昔之感；第八首《提封》为总结，反思、议论，作者希望皇帝能行俭德，用贤人，戒兵火，加恩四海，则世事尚有可为。八首诗前后照应，情思脉络连贯，而表现的范围则是一首律诗所难以表达的。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组诗写于滞留夔州时期。此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外族入侵，藩镇叛乱，战争仍然不断。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杜甫仍漂泊沧江，且疾病缠身。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慨万端。八首诗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上展开，层层深入。《秋兴八首·其一》说：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江峡秋色牵动滞留夔府孤城的寂寞心绪，也牵动故园之思。由丛菊两开引发留夔两载辛酸岁月的感慨，引发对于故园的思念。正沉浸于回忆与思念之中，忽又为白帝城的四处砧声所惊断，于是有《秋兴八首·其二》。第二首又从现实开始，进入感慨与回忆：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从落日啼猿、孤城怅望中产生的身世飘零之感，引发对于往日曾叩近侍的回忆，又是感慨万千。正沉浸在回忆与感慨里，忽又被山城悲笳惊醒，回到现实。时光流逝，已是月上中天，叹时光而伤沦落，于是有《秋兴八首·其三》：

千家山郭静朝晖，一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这一首从时光流逝叹抱负落空，引发对于朝廷用非其人的不满，于是有《秋兴八首·其四》：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这一首是对于国家命运的忧念。意谓政局变更，边境战火不断，国家前途可忧，而自己穷老荒江，无法报国，空有忧思而已。后四首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忆往昔、感盛衰、伤沦落、叹身世。这八首诗要表现的是一种深沉复杂的感情，交错着感慨、回忆、思念与对于时局的看法。要用一首诗来把这些复杂的、低回不尽的感情表达出来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不容易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用组诗则可以做到这一点。以律诗写组诗，极大地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力，这是杜甫在律诗发展史上的贡献。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全诗把一种骤然到来的狂喜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忽传”“初闻”“却看”“漫卷”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 “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表达的方式，如同散文一般，感情流畅，连贯性、整体感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他在寓居夔州以后所作的诗，这方面的成就，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风急、猿啸、鸟飞、木落，伴以滚滚而来的江水，整个境界卷入到急速的流动之中。然后是一声深深的叹息。他用了那么多在动作上连贯性极强的动词，造成全诗的流动感和整体感，使人读来有一气浑成之感。但细究起来，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有极精密的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首联上句第一字仄声换成平声，下句第一字平声换成仄声，一开始便用轻重的变化增加了两个节奏。“猿啸”处本应是二仄声，他为了使“天高”与猿声连着表现一种高扬凌厉的情调，用了一个平声字“猿”，三个平声连续上扬，“啸”仄下沉，两头均有一个急速的起伏，最后一个“哀”字，扬而不返。这首句在通过对平仄的精心安排来表现声象上，十分精彩。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在于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在《江村》一诗中，他以亲切随便的语气说出，不露对仗与声律安排的痕迹。而在《春夜喜雨》中，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气。《旅夜书怀》也是此类的名篇。

杜甫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又说：“老去诗篇浑漫与。”这正是他对律诗的主要追求。“诗律细”不仅在于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有时他为了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而写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 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

杜甫律诗的又一成就，在句与字的锤炼，加大字与句的容量；常用倒装、叠字，使句式富于变化。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即清人刘熙载所说的“少陵炼神”。杜甫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他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起来，用副词使诗疏畅而富于转折。他还善于用颜色字以强化某种情感色彩，用叠字以创造氛围，用双声叠韵以使诗的声调更加和谐悦耳，用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炼字，是杜甫的自觉追求。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用了很大的精力在这方面上的。

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是沉郁顿挫，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既指声调的抑扬起伏，如善用拗体，也指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将这种悲怆抑制，使它变得低回起伏。长篇如此，短章也如此。例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时，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在感情回旋之后，却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在诗的后半段，个人的悲痛转变成了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梦李白二首》也是这种回环反复表达感情的很好例子，梦中见其来，又疑其真来；分明他已真来，又疑其何以能逃出牢笼，定非真来；说他并非真来，又分明见其月色下的憔悴颜色。真真幻幻，表现的是浓到如酒的情谊，深沉低回，波浪起伏。《北征》《洗兵马》《壮游》《同谷七歌》《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以及《秋兴八首》均属此例。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

除了沉郁顿挫之外，正如胡震亨所说，杜甫的诗“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还有多样的风格。在杜诗的多种风格中，萧散自然是又一重要特色。闲适情趣，安静明秀的境界，细腻的景物描写，形成了这一特色。如在《水槛遣心二首·其一》中，杜甫描写了鱼鸟自得其乐的场景。在一片宁静的氛围里，生一份闲适愉悦情思。在《江亭》《漫成二首·其一》《遣意二首·其二》《徐步》《独酌》《绝句漫兴九首》等诗中，都有这种萧散心境、闲适情趣的体现。这类风格最有代表性的，是《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这组诗把萧散自然的情怀抒写得从容和优雅，令人神往。

杜诗的不同风格的形成，与杜甫不同时期的不同境遇，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心境似有关系。当生活坎坷，颠沛流离，或处于战乱之中时，他的家国之思，身世之感，便自然涌出，悲歌慷慨。这时的诗，往往便表现为沉郁顿挫。长安困顿、陷落“贼中”、华州廊州时期、陇蜀道上、夔州以后的诗，多数是这类风格。当他生活稍为安定时，他就写一些萧散自然的诗。如在成都草堂的一段时间，就有不少这类作品。

元稹在《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即称他兼有各家之所长。宋人秦观也认为杜甫“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能“集众家之长”。现代研究者指出：“杜甫的集大成，首先是他身上集中了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些最重要的品质，即仁民爱物、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中，可以感受到与屈原相似的深沉忧思。在杜甫的诗里，既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又有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这些精神虽然不是诗歌传统自身，但却决定了杜诗的基本品质，说明了这些品质的来源。

就诗歌传统自身而言，杜诗的叙事与议论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它的缘事而发，则来自乐府传统。它浓烈的抒怀、细腻的感情，与建安诗歌有关。在诗的表现方法、表现形式上，他吸收的就更为广泛而多样。叙述夹议论，有“小雅”的因素，有赋的铺排技巧，有乐府的影响，也有史笔的痕迹。杜甫的五言古诗广泛接受魏晋南北朝诗人的影响，如王粲、曹植、阮籍、谢灵运、陶渊明等。五言、七言律诗则可以说吸收了这两种体式发展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五律则主要学杜审言。而最重要的，杜甫是充分吸收盛唐诗人创造兴象、创造意境的经验，把它融入叙事的技巧里，叙事而又有着意境的美。从语言或意象上可以看出，杜甫非常推崇曹植和建安诗人，推崇陶渊明和谢灵运、谢脁、鲍照、庾信，特别是阴铿、何逊，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对于陈子昂、初唐四杰、孟浩然、王维、李白，他更是推崇备至。杜甫主张转益多师，正是这一点，使其成为集大成者。

从唐诗的发展历史中看，杜甫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人物。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由于杜诗兼备众体而又自铸伟辞，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艺术经验，有许多层面，这也就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各种可能。中唐以后，白居易、元稹继承了杜甫缘事而发、写生民疾苦的一面，且受到杜甫五言排律夹叙夹议的影响；韩愈、孟郊、李贺则受到杜甫的奇崛、散文化和炼字的影响；炼字在晚唐更发展成苦吟一派；李商隐的七律得力于杜甫七律的组织严密而跳跃性极大的技法。他们都学杜甫的一枝一节，而开拓出新的诗派。宋以后，杜甫的地位更高。王安石、苏轼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黄庭坚、陈师道等诗人脱离了中晚唐诗人的影响，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宋朝影响很大的“江西诗派”。吕本中、陈与义、陆游、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等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钱谦益等人也有明显的学杜倾向。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以上内容参见“主要作品”目录）。这种影响衣被后人，直至现代而不衰。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从13世纪开始，杜诗就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广泛流传。朝鲜世宗朝集贤殿学士主持编纂《纂注分类杜诗》，朝鲜成宗朝柳允谦等人主持编纂《分类杜工部诗谚解》（即《杜诗谚解》，1481年颁布刊行令），将杜诗翻译成谚文。在朝鲜王朝统治前期，出现了以“杜甫”为中心的新诗学文人集团。到朝鲜正祖时，先命朝鲜摘文院汇编《杜律分韵》、朝鲜弘文馆汇编《杜陆律分韵》，又“御定”《陆律分韵》《二家全律》《杜陆千选》，并先后出版，正祖由此被赞为“圣人犹好草堂诗”。杜甫还对日本俳句家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他的住处“泊船堂”的命名，就是取自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一句。从19世纪起，杜诗又被译成了各种文字介绍给西方人民，并受到了西方汉学家越来越多的关注。

杜甫早年倾力于文赋创作，通过献《三大礼赋》为唐玄宗所赏识，在朝野中获得极大的声誉，使其得以在文坛上确立了名声和地位。时人多以班固、扬雄、孔融之典来称赞杜甫的文才。杜甫的遗文，今存辞赋、赞、序、表、状、记、述、碑、志、祭文等共20多篇，成就虽不及其诗，但像《雕赋》《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以及《八哀》《剑器行》等诗的序言，兼具学问与文采，亦颇可观。

杜甫家学渊源深厚，祖父杜审言“工书翰，有能名”，父亲杜闲也长于书法。在父祖影响下，杜甫自幼研习书法，“远师虞秘监（虞世南）”，并能做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家学及师承，使杜甫的书艺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楷隶行草无不工者”。其书迹传世者，据说仅有《严公九日南山诗》拓本（现存于四川巴中县南龛的一通摩岩石刻）。但研究者认为，该书并非杜甫所作，而是晚清时期，好事者将一通宋代万公南山诗石刻改头换面的伪作。

与杜甫所交游的书法家有李白、王维、李邕、郑虔、顾诫奢、张彪、李潮等。现存杜诗中，有不少涉及书法，与他并世诗人相比，为数可观。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杜甫提出了自己书学观念的核心：“书贵瘦硬方通神。”“瘦硬通神”，即书法讲究骨力，以瘦硬为上，“瘦硬”方能“通神”。杜甫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仅是对开元时期崇尚肥腴时风的针砭，更是对隋唐至开元时期优秀书法作品的精准评判，加以自己其“诗圣”的独特地位，影响了其后书法的发展。

杜甫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在思想情操方面。他的作品系念国家安危，同情生民疾苦，为历代士人所崇仰，在士人人格的形成上，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后代效法杜甫忧国忧民精神者，代不乏人。如南宋末年的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尤其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杜甫的精神激励着志士仁人为祖国、人民而奋斗、牺牲。在明清易代之际，顾炎武、张煌言、杜濬、屈大均等人身上都反映着杜甫精神的光辉。明亡后拒不降清的王嗣奭著成《杜臆》后，说：“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可见杜诗就是他们的精神食粮。在抗日战争时期，人们觉得杜甫“不只是唐代人民的喉舌，并且好象也是我们现代人民的喉舌”。以上诸种事例足以证明，杜甫在后世被公认为崇高气节与伟大人格的象征。

李白曾作诗（也有观点认为该诗属伪作）调侃杜甫道：“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何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

王昌龄：“王维诗天子， 杜甫诗宰相。”

严武：“可但步兵（阮籍）偏爱酒，也知光禄（颜延之）最能诗。”

任华：“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任生与君别来已多时，何曾一日不相思。杜拾遗，知不知？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郎官丛里作狂歌，丞相阁中常醉卧。前年皇帝归长安，承恩阔步青云端。积翠扈游花匼匝，披香寓直月团栾。英才特达承天睠，公卿谁不相钦羡。只缘汲黯好直言，遂使安仁却为掾。如今避地锦城隅，幕下英僚每日相就提玉壶。半醉起舞捋髭须，乍低乍昂傍若无。古人制礼但为防俗士，岂得为君设之乎！而我不飞不鸣亦何以，只待朝庭有知己。亦曾读却无限书，拙诗一句两句在人耳。如今看之总无益，又不能崎岖傍朝市。且当事耕稼，岂得便徒尔。南阳葛亮为友朋，东山谢安作邻里。闲常把琴弄，闷即携樽起。莺啼二月三月时，花发千山万山里。此中幽旷无人知，火急将书凭驿使，为报杜拾遗。”

郭受：“新诗海内流传遍，旧德朝中属望劳。郡邑地卑饶雾雨，江湖天阔足风涛。松花酒熟旁看醉，莲叶舟轻自学操。春兴不知凡几首，衡阳纸价顿能高。”

韦迢：“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

李肇：“开元日，……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宁、李馆陶、郑广文、元鲁山、萧功曹、张长史、独孤常州、杜工部、崔比部、梁补阙、韦苏州、戴容州。”

韩愈：

白居易：“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元稹：

王赞在《玄英先生诗集序》中说：“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

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说：“国初上好文章，雅风特盛，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思于李（白）、杜（甫），极矣。”

田锡《贻宋小著书》在列举唐人诗文特点时言：“锡以是观韩吏部之高深，柳外郎之精博，微之长于制诰，乐天善于歌谣，牛僧孺辨论是非，陆宣公条奏利害，李白、杜甫之豪健，张谓、吕温之雅丽。”

王禹偁：“子美集开诗世界，伯阳书见道根源。”

姚铉在《唐文粹·序》中认为：“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陈子昂起于庸蜀，始振《风》《雅》。由是沈、宋嗣兴，李、杜杰出；六义四始，一变至道。”

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其夐邈高耸，则若凿太虚而噭万籁；其驰骤怪骇，则若仗天策而骑箕尾；其首截峻整，则若俨钩陈而界云汉。枢机日月，开阖雷电，昂昂然神其谋、挺其勇、握其正，以高视天壤，趋入作者之域，所谓真粹气中人也。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爀世烜俗。后人师拟不暇，矧合之乎！风骚而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诗，公之余波及尔。”

宋祁在《新唐书·文艺传》中多次给予杜甫很高的赞誉：

欧阳修：“风骚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

张方平：

司马光：“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

王安石：

徐积：“太白之诗，神鹰瞥汉；少陵之诗，骏马绝尘。”

苏轼：

黄庭坚：

秦观在《韩愈论》中说：“（韩愈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并引用孟子之言“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者”，将杜甫与孔子相比道：“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晁说之：“古人愁在吾愁里，庾信江淹可共论。孰似少陵能叹息，一身牢落识乾坤。”

叶梦得：“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迹捕。”

许顗：“老杜诗不可议论，亦不必称赞，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记也。”

吴可：

李纲在决心以死报国之际，书写杜诗赠给义士王周士，“以激其气”，后来又作《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云：“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更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

张戒：“世徒见子美诗多粗俗，不知粗俗语在诗句中最难，非粗俗，乃高古之极也。自曹刘死至今一千年，惟子美一人能之。……子美之诗，颜鲁公之书，雄姿杰出，千古独步，可仰而不可及耳。”

葛立方《韵语阳秋》极力肯定杜诗具有不朽的价值，认为：“然自唐至宋已数百载，而草堂之名与其山川草木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盖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

蔡梦弼在《杜工部草堂诗话》中称“子美亦集诗之大成欤”，“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涵今，无有涯涣，森严昭焕，若在武库，见戈戟布列，荡人耳目，非特意语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为一代冠，而历世千百，脍炙人口”。

陆游不但在创作中“重寻子美行程旧”，而且无比景仰杜甫的为人。陆游中年入蜀，一路上凭吊了许多杜甫遗迹，他在《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诗中说：“古来磨灭知几人，此老至今元不死！……文章垂世自一事，忠义凛凛令人思！”后来又作《读杜诗》说：“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概人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向令天开太宗业，马周遇合非公谁？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杨万里：“今夫四家者流，苏似李，黄似杜：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尤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

朱熹：

严羽：“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其十》中说：“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元稹）识碔砆。”

文天祥被俘北上后，仿“同谷七歌”作《六歌》，以叙自己的惨痛遭遇。又作《集杜诗》一卷，凡五言绝句二百首。又为汪元量集杜句成《胡笳曲》十八首。他在燕京狱中度过了三年多时间，杜诗时刻相伴。在《集杜诗自序》中，文天祥说：“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

汪元量在《草地寒甚毡帐中读杜诗》中说：“少年读杜诗，颇嫌其枯槁。斯时熟读之，始知句句好。”

童轩：“历五季沿至有宋，凡与盟于诗坛者，鲜不以杜为宗，往往则其体裁，模其兴象，状其风格，务力求其似。然而才不足者则体裁靡闻，识不高者则兴象莫辨，气不充者则风格甚少存，愈似而愈不似，愈工而愈不工，是故宗杜为难也。”

杨慎：

冯复京《说诗补遗》在合论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四家时说：“古人或评云：‘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杜岂可屈居王下？若曰：‘杜甫诗天子，王、高、岑诗宰相。’而以太白为客卿，如东方生傲睨汉廷，翱翔十洲者。”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时评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

沈德潜：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在《唐宋诗醇》中评点道：“夫子美以疏逖小臣，旋起旋蹶，间关寇乱，漂泊远游，至于负薪拾梠，餔糒不给，而忠君爱国之切，长歌当哭，情见乎词。是岂特善陈时事，足征‘诗史’已哉！东坡信其自许稷、契，或者有激而然；至谓其一饭未尝忘君，发于情，止于忠孝，诗家者流，断以是为称首。呜呼，此真子美之所以独有千古者矣！”

梁启超：“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地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鲁迅：

毛泽东圈画过的杜诗有67首，还能背诵杜甫的很多诗。但他对杜甫的评价不算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4月，在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毛泽东直言：“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年1月，毛泽东在同臧克家、袁水拍等人谈话中，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再次表示：“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

郁达夫：“杜甫的律诗高于他的古体。”

闻一多：

朱德在1957年为成都杜甫草堂撰联道：“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1953年4月，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撰联，称赞道：“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1962年，在北京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的大会上，郭沫若在大会开幕词中称誉杜甫、李白道：“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双子星座一样，永远并列着发出不灭的光辉。”

肯尼斯·雷克斯罗斯（王红公）：“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田廷柱：“在群星璀璨的盛唐诗坛上，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另一伟大诗人。”

莫砺锋、武国权：

字号别称

杜甫表字子美。他祖上是京兆（今陕西西安）杜陵人，故而自称“杜陵诸生”“杜陵野老”（研究者认为，杜甫的这一自称，大多是对于自身郡望“京兆杜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表现）。杜甫的祖先在杜陵旁边的少陵附近留有一点产业，杜甫成年后在长安求职时曾住在那里，因而他常在诗中自称“少陵野老”，后人也就据此称他为“杜少陵”。因在唐肃宗时曾任左拾遗，在成都时被举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为杜拾遗、杜工部。在唐代文学史上，他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与“小李杜”杜牧、李商隐区分，还称为“大李杜”），为与“小杜”杜牧作区分，也常被称为“老杜”；也有人将其与韩愈并称为“杜韩”“韩杜”。因在文学方面杰出的成就，杜甫也有“诗圣”的尊号。

关于杜甫的著作，《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记载有《杜甫集》60卷，唐代宗时，樊晃编有《杜工部小集》6卷，惜均不存。据不完全统计，自唐迄于清末，见于著录的各类杜集，有400多种，流传至今的200多种。唐代以后，有两次注杜高潮：

对于杜甫的死因，学界主要存在四种观点：

一、病死说

现当代学界一般认为杜甫死于疾病。关于他到底死于哪种疾病，有以下几种说法：

以上推断虽不能得到证实，但还是有一些合理因素的。

二、牛肉白酒说

在所有关于杜甫死因的说法中，流传较多的还是“牛肉白酒说”，即“饮死说”。据《旧唐书》《新唐书》的《杜甫传》记载，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九天（一说五天）。耒阳的聂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与白酒招待他，难得饱餐一回的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两《唐书》所据史料，应是晚唐郑处诲的《明皇杂录》，该书中最早记录了杜甫饮食牛肉白酒而死的传说。后世研究者认为，这一说法应是直接由杜甫晚年的诗作《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杜撰而来。大历五年（770年）四月，杜甫为避臧班之乱，由潭州逃到衡州。当时舅父崔伟正任郴州录事参军，写信邀他去，杜甫于是由衡州前往郴州，船行经耒阳时为大水所阻，数日不得食，耒阳县令聂某闻讯，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杜甫作此诗以致谢。方田驿在耒阳县东北四十里，即杜甫阻水泊舟处。有人认为这首诗就是杜甫的绝笔诗，那么这首诗里一定隐藏着杜甫生命的最后信息。而该诗题目甚长，原委清晰，信息量丰富，其中提到了“聂令”“阻水”“疗饥”“酒肉”等，于是一个关于杜甫死因的故事，就被杜撰完成了。其实这首诗并不是杜甫的绝笔诗，杜甫作完此诗之后，因阻水难以赶赴郴州，于是回船北返，作《回棹》一诗，表示希望能回到襄阳——先祖杜预的封地去，一则避暑，二则养病，况且要从襄阳回故乡洛阳的话，路途已经很近了。因此，《明皇杂录》中杜撰的这则故事实在不足为信，但是由于被史传采入，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遂导致了此后千年的以讹传讹。

三、自沉于水

在刘斧的《摭遗》、李观的《杜传补遗》中，杜甫有醉后溺水而亡的说法。据他们说，是耒阳县令“聂侯”对杜甫的冷遇，使其失意游走于“市邑村落间，以诗酒自适”。一天，杜甫“过江上洲中”，因大醉不能归家，住在酒家内。当天，不期而来的江上洪水，使得醉酒的杜甫猝不及防，被惊湍吞没，尸体也不知所终。等到太上皇玄宗下诏寻找杜甫的时候，聂县令只好在江边制造了一座假坟，以此蒙骗玄宗，说杜甫是因白酒牛炙胀饫而死。但唐玄宗李隆基卒于宝应元年（762年），比杜甫早死八年，不可能怀念杜甫。

“溺死说”虽漏洞明显，但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耒阳的杜甫墓就是此说的直接产物。当代学界仍有重提“溺水说”者，如梁智乐在《杜甫之死》中认为，思想上的矛盾、疾病的折磨、生活上的走投无路，使得杜甫在写完《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之后，便“自沉秋水”而死，然而此种说法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可。

四、食物中毒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沿袭旧说，认为杜甫确实死于“牛肉白酒”，但是他认为杜甫并非是因暴食过多胀死，而是因中毒而死。因为杜甫耒阳阻水时正值暑夏，聂令送来的牛肉白酒数量不会太少，杜甫全家一次未能吃完，剩下的很快就腐坏了。腐坏的牛肉有毒，尤其以腐后二十四小时到四十八小时毒性最烈。杜甫此时已经有半身不遂的症状，身患糖尿病和肺病，又有白酒加速腐肉的毒素在血液中循环，所以死于腐肉中毒是极有可能的。郭沫若之说虽极具想象力，却毫无根据，纯是从“牛肉白酒说”生发出的一种推测而已。

杜甫弱冠漫游南北，遍历齐赵吴越；中年寻求功名，旅食京华十载；晚年迫于生计，辗转巴蜀荆湘。一生行踪所至，遍布大半个中国。后世有大量杜甫出生成长、漫游流寓、科举仕宦、去世卒葬之地留存至今的故居、祠堂、草堂、书院、坟墓等遗迹。这些遗迹累积了后人对杜甫及其诗作的集体文化记忆，是传扬杜甫人格精神的物质载体。

主词条：杜甫墓

目前已知的杜甫墓至少有八座。据元稹《墓系铭并序》所载，杜甫墓当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此外，陕西华州、陕西鄜州、河南巩义、四川成都、湖北襄阳、湖南耒阳、湖南平江各有一座杜甫墓。此处列举代表性的耒阳与偃师杜甫墓。

据说在大历五年（770年）杜甫死于耒阳至衡阳湘江舟中后，耒阳的聂令为他治葬筑墓，背北向南，墓周砌石栏，正面有南宋石刻“唐工部杜公之墓”。墓前立有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薛岳撰《重修杜公墓碑记》。墓后两块石凳乃古碑刻。杜甫墓周围原有杜甫堂、杜公像、杜公书院石碑、古墓石碑座等文物古迹，“文革”期间被毁。该墓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杜甫的遗愿是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杜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在诗人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城关镇杜楼村城关三中学校院内北部）。墓葬四周种植树木。墓冢呈八角形，高2米，周长32米，青砖围砌。墓前有清乾隆年间所立碑一通，上书“唐工部拾遗少陵杜文贞公之墓”，另有重修、拜谒碑刻数十通。墓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杜甫流寓之所与生卒之地，后人多建祠纪念，其称名或曰“杜公祠”，或名“工部草堂”，或称“杜甫故居”。据不完全统计，历代留存的各类杜甫遗迹多达四十余处，涉及唐代行政区划中的二十四个州县，分别位于今河南、山东、陕西、甘肃、四川、重庆、湖北、湖南八个省市。这些遗迹多数至今尚存，成为后人不断登临题咏的文学胜地和文化地标。后世研究者将其遗迹大致分为四个区域：

（一）中原地区。这一区域包括河洛所在的中原地区及毗邻的齐鲁之地，涉及杜甫出生地和早年壮游行踪所至。除偃师、巩县的杜甫墓外，还有巩县杜甫诞生窑、兖州少陵书院、任城杜甫祠等。

（二）关陇地区。关陇地区乃杜甫壮年游历所至，包括今陕西、甘肃。作为京城的长安既是杜甫祖籍所在，也是杜甫政治理想的寄托，流离陇右时则是杜甫人生的转折期与诗风的新变期。主要遗迹有长安少陵原杜公祠、鄜州羌村杜甫故居、延州杜公祠、秦州杜工部祠、成州杜公祠等。

（三）巴蜀地区。流落巴蜀、飘泊西南是杜甫生平的转折期，更是杜甫诗作数量、质量上的高产、高峰期。巴蜀地区杜甫遗迹众多，有成都杜甫草堂、梓州杜甫草堂、阆中诗圣堂、奉节杜甫草堂等。

（四）荆湘地区。荆湘地区是杜甫生命的终点，除耒阳与平江的杜甫墓外，主要遗迹还有岳阳杜甫亭、株洲杜甫草堂、耒阳杜工部祠、平江杜文贞公祠、长沙杜甫江阁等。杜甫晚年行踪和交游存在颇多疑点，荆湘地区的杜甫遗迹对考察杜甫晚年的行踪、交游和卒葬有重要价值。

1961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杜甫列为次年（1962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因此，在1962年杜甫诞生1250周年之际，世界各国都举行了相关纪念活动。其后，在杜甫诞生1270、1280、1290周年之际，四川成都等地都举行了一系列的重要纪念活动。

2012年是杜甫诞生1300周年，四川省成都市以“诗圣著千秋·草堂留后世”为主题，隆重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包括杜甫诞生1300周年纪念大会、杜甫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六届年会、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杜诗书画展、第三届“夜游草堂”大型文化活动共4项重要内容。

1962年5月25日，为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邮电部发行一枚面值8分图案为杜甫像的纪念邮票。2015年，中国邮政发行《诗词歌赋》邮票一套四枚，其中诗作邮票绘制了“杜甫咏诗”的场景。

2001年9月23日发现的小行星110289号以杜甫的名字命名。

关于杜甫的平生，主要参见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刘昫、赵莹等《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列传第一百四十》，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二百一·列传第一百二十六》，吕大防等《杜工部年谱》及辛文房《唐才子传·杜甫传》等相关文献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