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是居延烽燧遗址中出土的简牍。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居延汉简的发现第一次发现于1930年，由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采集。第二次发现在1972—1976年，由甘肃居延考古队发掘采集。

《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写：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骠骑将军霍去病攻打小月氏，曾“居延至祁连山”；在《史记·匈奴列传》中亦记载霍去病“击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查《尚书·禹贡》中，凡“或”“过”字，皆指水名，可见汉代这里有水。

“流沙泽”汉称“居延泽”，唐称“居延海”。唐著名诗人王维任监察御史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奉使途径居延，写下名诗《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肖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诗中“居延”即居延海。

公元1270年前后，马可波罗曾经来到居延，见到居延百姓，说明直到元代居延还有水，后来干涸了，如今地面上还有河床遗址。

《汉书·地理志》“居延县”下注引中有“阚?云：武帝使伏波将军路博德筑遮虏障于居延城”句。因汉代居延为匈奴南下河西走廊必经之地，汉武帝时为加强防务，也为防止匈奴和羌人联系，令路博德在此修长城，名“遮虏障”。

汉武帝时，在居延设都尉，归张掖郡太守管辖，不仅筑城设防，还移民屯田、兴修水利、耕作备战，戍卒和移民共同屯垦戍边，居延即为中心地区，居延长城周边兵民活动在汉代持续200多年，形成大量居延汉简。

居延旧简中其最早的纪年简为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者为东汉建武六年（公元30年）。综览居延汉简，容涉及面很广，现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科学文化简要概述：

可以从简牍中了解到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汉书》记载刘邦称帝不久，即下诏令：“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以十月赐酒肉。”居延旧简（126.41此数字指简号，下同）记述有“月存视其家，赐肉卅斤，酒二石。甚尊宠，郡太守，诸侯相，内史所明智也。”可以见证汉代养老制度。又有简文“各持下吏为羌人所杀者，赐葬钱三万....”（297.19）可以见证汉代的抚恤制度的有关规定。汉代官吏俸禄的支付方法也可从简文中得到解疑：“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从受物给长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给始元三年正月尽八月积月奉”（509.19），这是居延汉简中载有以布帛充奉的实例。

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在居延汉简中占有较大比例。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就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例如简文“胡豆四石七斗”（310.2）。居延简中常有大石、小石的记载，是汉代两种不同的计量法，如简文“入糜小石十二石为大石七石二斗”（148.41）.“出糜小石三石为大石一石八斗”（275.2），可见小石为大石的六斗，这无疑有助于我们对汉代计量方法的理解。

居延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鄣的文书档案，所以与军事有关的简牍可以说比比皆是。根据简文记载考证，汉代的居延地区，为了军事防御设有两都尉，即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其中肩水都尉府即为今大湾城遗址，都尉有都尉府，都尉府属官有都尉丞、候、千人、司马及其他僚属，都尉驻地称城，候官所在称鄣。城尉下属有司马、千人、仓长等。都尉府直接的下属军事机构称候官，候官的下一级军事机构是部，部的下一级即燧，燧有燧长，管辖戍卒，少则三、四人，多则三十余人不等，这是最基层的瞭望防御组织，与哨卡职能近似。边塞的戍卒其服役的性质可分为燧卒、鄣卒、田卒、河渠卒、守谷卒、亭卒等。简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者为弩。

居延旧简中记载有九九表，如简文“五九，三八廿四”（75.19）。同时，居延纪年简，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对核定研究两汉朔闰之排列无疑是第一手资料。

居延新简的发掘由于方法得当，不但发掘数量多，而且比较完整，成册的较多，除在地面和拢土中采集的少数木简外，绝大多数都有出土方位或层位，更为可贵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较完整的簿册70多个，这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准确性，这70多个册子，有的出土时就连缀成册，有的编绳虽朽但保持册形，有的散落近处可合为一册，这些汉简多数有纪年，内容连贯。

居延新简文书有来文、来文的复文，有文书的底稿，其中一些还保留着标签，如诏书、律令、科别、品约；牒书、爰书、初状等，这些文书的格式、形制、收发程序都有统一规定，对研究古代文书档案制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居延新简中的纪年简约1200余枚，最早者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最迟者为建武七年（公元31年），以宣帝时期为多。

居延新简内容非常丰富，它不仅记述了居延地区屯戍活动的兴衰，而且保存了西汉中期到东汉初年的重要文献资料，这些文书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科技、哲学、民族等领域。如简册《塞上烽火品约》共17枚，该册对研究汉代的烽燧制度以及边塞防御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资料。这个册子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卅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请求驰援的联防条例。条例规定，在边塞的不同部位、敌人人数、时间、意图、动向以及天气变化异常等各种情况下，各塞燧燔举烽火的类别、数量、方式、如何传递应和，发生失误又如何纠正等。又如简册《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共36枚，是一份完整的诉讼档案。该册不仅阐明了汉代治狱刑讯制度的具体内容与诉讼辞的格式以及诉讼程序等。简册《甘露二年御史书》，是西汉宣帝时追查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的御史书，内容主要是通缉叛逆逃犯向全国发布的文件。居延新简中反映关于窦融治理河西的资料也不少，根据出土汉简综合分析可知窦融在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在居延地区重点地保持和加强了西汉以来的各种军事设施，从而保持了河西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如《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该册记载了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期间，颁发的居延官吏俸禄文书，文中载有“居延都尉，奉谷月六十石”，“居延都尉丞，奉谷月卅石”，“居延令，奉谷月卅石”等内容。居延汉简就其质地而言，可分为竹、木两类，竹质的称之为简，木制的为牍，一般都称之为简。竹质的所占比例甚微，不到1%，所出土的竹简，一般保存情况不好，不仅字迹多处漫漶不清，而且大多为残简断简，相反，木简保存情况较好，可能因为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环境有利于木简的保存，根据出土的木简的木材鉴定，有松杉、白杨、水柳、红柳等。

1926年，北京中国学术协会和瑞典学者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内蒙古、甘肃、新疆、宁夏等地，进行天文、地理、文物、古迹、风土、民情等综合考察，初步了解到居延汉简的一些情况，在汉代长城居延地段的甲渠侯官的城堡、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和肩水金关的关城等三个不同等级的军事设施和建筑物发现了汉代木简。1930年4月20日至5月8日，考察团成员瑞典学者弗克·贝格曼（Folkeergman）首先在居延长城烽燧遗址发掘出汉代木简。同年12月27日至1931年1月25日，贝格曼一行又在破城子甲渠侯官的城堡遗址，发掘出汉简5200多枚，汉代遗物1230件，中国学者根据汉简文字，确定破城子乃汉代张掖郡居延都尉所属的“甲渠侯官”所在地，为重点发掘地区。

甲渠侯官的城堡

“甲渠”为地名，“侯官”不作官长解，而是长城要塞上了望防范敌人的哨所，相当县一级。弱水自北向东流向40公里外的居延泽，此地有水有人，乃匈奴重点进犯地区，亦为汉朝重点防务地区，设26个烽火台和一个城堡（名“鄣”），由长城连接。

城堡东侧是戍卒宿舍、厨房，有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小屋，贝格曼在小屋遗址中发现了成册的木简，有一册为3枚木简，内容是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一个下级武官父死居丧的报告书；还有一册为77支木简编在一起，内容为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的账簿，如包括兵器、钱谷、器物、车马等分类账簿，以及名册、报表、家信等等。“册书”的出现，专家们推测此小屋很可能是当时的档案室，后来在此的发掘证实了这一推断。

距城堡东门30米处，是废弃物灰烬堆积，从中发掘出222支木简和739件汉代遗物。这些汉简有皇帝的诏书，甚至发掘出成册的诏令集，如汉武帝时期的《诏书辑录》残册，成帝永始三年（前14年）的《诏书册》16枚木简及王莽的《诏书辑录》残册等。

甲渠第四燧的了望台

距甲渠侯官城堡以南5公里许，有侯官和3个烽火台遗址，1913年贝格曼曾在此发现一枚汉简，定名为“甲渠第四燧遗址”。汉长城侯官之间每隔约5公里建立一亭燧，用以夜间报警。每一燧下有若干烽火台，每燧有戍卒三、五人，多达30人左右，有一人经常了望，其余则积薪、炊事等。“丝绸之路”从长安开始，共2万余里，仅汉朝境内就有1万多里，在河西走廊则依仗烽燧保护商旅，它对“丝绸之路”作用重大。若匈奴南下，“以烽主昼，以燧主夜”，白天放烟，（在柴草中放入狼粪，烟则直入云霄，故称“狼烟”），夜间点火，以通敌情。在这里出土的汉简上，记载有第四侯长何某的治所，因而得知这里是第四燧，后来成为第四侯侯长长驻在的烽燧。

肩水金关的关城

肩水金关在甘肃省金塔县，汉代是肩水侯官所属的一座烽燧关城，归张掖郡管辖。1930年贝格曼在这里遗址发掘汉简850多枚和50多件汉代遗物，如麻纸、封泥、笔、砚、木版画等。

20世纪30年代初，贝格曼一行共在居延60个区域内挖掘，其中有21个区域发现汉简，在挖掘的586个坑中，463个坑有汉简，共掘出11000余枚。1931年5月下旬，这批汉简运抵北平，立即引起学术界震惊，许多史学家、考古学家、档案学家参加整理和诠释，成绩很大。1937年抗战爆发，这批汉简经上海辗转运至香港，又到美国，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又运到台湾，现存台北市的“中央研究院”。

1937年秋，在上海的简牍照片原版毁于战火，劳干先生将留下的照片副本带到四川奥地南溪，继续单独研究，1943年他在四川出版了石印本的《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三部共四册，1945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三部二册，是迄今为止研究这批汉简的权威之作。

1972年至1976年，中国考古队又在居延地区全面、深入发掘，出土19637枚汉简，其中有纪年的汉简就达1222枚，乃历年出土最多者。

20世纪这两次大规模发掘的居延汉简，其形成年代，上起西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下达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昭帝时最多，未发现建武八年以后至和帝（88年）以前的木简，殇帝以后仅发现一枚。

两次发掘的汉简，多为木简，竹简极少，乃因西北少竹之故。木简长度为汉尺1尺（23.1厘米）。简牍形式与文种：有简（唐代孔颖达解释为：“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孔释：“牍乃方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检（覆盖在简牍正文外的表皮，如今曰信封）；符（木制的通行证、身份证或相当于今日之护照）；棨（出入关津用的凭证，亦称“棨信”，在肩水金关遗址发掘，为21×16厘米的红色织物，上写“张掖都尉棨信”，其文字为鸟虫书。）；签（亦称“遣策”，坟墓内随葬品的清单或目录）；多棱之觚（在一块方木的四面写字）；两行（加大宽度的木牍）；削衣（将木牍上错字削下来的木片）等等。还有其字体有小篆、隶书、章草。

这批简牍的形式，有的以前只在古籍文献中有记载，如“检”，此次人们首次见到实物，方知在“检”上还写有收件人的姓名、地址。如发掘出一“甲渠侯官”检，中间一行是收信人官职“甲渠官”，右侧“高弘”乃封信人姓名，左侧小字写上何时到达，收到信后在简侧签名。“检”下端有一凹处，用以绑上细绳，绳之结头封上泥，泥上盖钤记，别人则不便私拆了。因阳文印章盖在泥上，字成阴文，不明显，易仿造，因而纸张发明前，简版泥封多用阴文印章，用阳文印章乃发明纸张之后的事。从发掘的“检”中可知汉代公私信件以这种方式传递，进而还可了解汉代公文和邮传制度。

1972年重点对怀疑是甲渠侯官的“档案室”遗址挖掘，在此出土了从王莽天凤元年（14年）到东汉建武元年（25年）的各种簿籍70余册，每个簿册以二道或三道绳索编缀，缀以红线的多属于王莽时期，为简牍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在此“档案室”内还发掘出各种简牍900余枚。在北、东、南三面出土的简牍多为昭帝、宣帝时代的，西北部多为元帝、成帝时代的，西部为王莽时代的，说明在“档案室”内的简牍是按形成时期分类保存的。其文种还有律令、檄文、符券、匡方、日历等等。

就发掘的居延汉简之内容而言，更是丰富多彩，有记载政策汉令（如兵制和屯田制度）和重要事件的、有官吏任命书及侯官组织、有追捕亡人的通缉令、有边境备警的通知、有烽燧制度及烽火信号的规定，还有一些抄写的残简，如《算术书》、《九九术》、药方、《卷颉篇》等等，反映了汉代科技文化知识之普及。

汉代最伟大的科技成就，莫过于继承秦朝，大力修筑长城，秦汉修长城资料，现存极少，但在居延汉简中却有充分的记载。后人经常疑问，在西北荒凉的不毛之地，如何大规模筑城？居延汉简的记载解答了这个问题，秦汉以屯田、徙民来实现筑城、戍边的任务。有一枚居延汉简记载了屯田情况：“元康四年（前62年）二月己未朔乙亥，使护鄯善以西校尉吉、付卫司马富昌、承庆、都尉寅重郎”，这枚木简讲的是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设立了西域都护，以管理当时西域50个属国的行政事务和屯田，自此西域屯田大发展。

还有的木简写有“……诣居延为田，谨诣故吏，孝里大夫……”。是说派一个有经验的官吏孝里大夫到居延管理屯田。“徐子禹自言家居延西第五辟，用田作为事。”“……郡?阳槐里景?，家居第五辟……”。“田舍再宿，又七月中私归遮虏田舍一宿”等等。可知居延有“田作”所居之“辟”若干、有田舍若干、城里有里居，由孝里大夫这样级别的官吏来管理，可见居延在西汉是屯田、实边的战略要地。

居延汉简还详细记载了发现敌情时，如何发挥长城要塞烽火台的作用。1974年在甲渠侯官遗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约》木简17枚。“品约”是汉代的一种文书形式，用于同级衙署之间签订或互相往来的文书。《塞上烽火品约》是居延都尉下属的殄北、甲渠、三十三井这三个要塞（即“鄣”）共同订立的联防公约，反映了发现敌情时，长城各要塞应如何点烽火以传递消息，无疑这对于研究长城御敌详情，弥足珍贵。

《塞上烽火品约》第九条：“匈奴人入塞，守亭鄣，不得燔薪者，旁亭可举烽、燔薪，以次和如品”。是说如果匈奴人攻来，守要塞者来不及燃薪，或被围困而无法燃薪，邻近的烽火台有义务点燃自己的薪火。

《品约》第十条：“若误，亟下烽灭火，侯尉史以檄驰言府。”若万一信号有误，立即“下烽灭火”，由侯官的尉史将书面报告驰报都尉府。

《品约》第十四条：“匈奴人即入塞，千骑以上，举烽，燔二积薪；其攻亭鄣坞，□□□举烽，燔二积薪，和如品。”不满千骑，只烧一积薪；超过一千人，烧二积薪；两千人以上，烧三积薪。其他烽火台以火势大小判断来敌之数。

《品约》第十六条：“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举燃者，亟传檄告入，走马驰□以夜，急疾□□□。”是说如果天气恶劣，无法点薪，则应立即写书面报告驰送上司。

上述几枚木简的内容，形象描绘出长城要塞，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生动画面。

长城不仅起到御敌作用，它还是联系各属国友好往来的纽带，有一枚汉简十分难得地记录了汉朝和属国的密切关系：“皇帝陛下，车骑将军下诏书曰：乌孙小昆弥乌就屠……”，记载的是何事呢？查《资治通鉴》载：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宣帝派郑吉为使都护西域骑都尉，西域都护府设在乌垒城，管理西域的乌孙、大宛、康居等36个属国。甘露元年（前53年）乌孙内部争夺王位，乌就屠自立为昆弥，汉宣帝特下诏书曰：“立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遣长罗侯将三校屯赤谷（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伊塞克湖畔）。”这枚木简记载的就是这件事。以后西域发展为50个属国，“自驿长至将相王侯，皆佩汉印绶，凡三百七十六人。”西域王公接受汉王朝册封。

尤为难得的是，还发掘出完整成套的册书，毫无缺损。如贝格曼一行在张掖辟郡肩水都尉府的广地侯官遗址发掘出的《永元兵物簿》，共77枚木简编为一册，其中有字者75枚，空白2枚，极为罕见的是，出土时，这77枚木简不仅次序未乱，而且编绳残迹犹存，由两道麻绳编缀而成，出土时裹作一卷。对研究汉代整理和保存木简档案的方法，提供了仅见的例证。其内容为东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年）广地侯官下属的侯长向侯官的报表，按月上报兵器状况，记载了烽燧中各种兵器的名称和数量，所使用的“敢言之”。“叩头死罪敢言之”为汉代公文的固定用语。

1974年前后发掘出《甘露二年御史书》一套，木简三枚，约500余字，相当于今日的通缉令，是一套法律档案，其内容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署名为“丞相少史、御史守少史”，“移（送）郡太宁”的一道律令，追捕一个女逃犯。她是汉武帝女儿盖主的贴身大婢，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盖主死，她家牵涉到谋反罪，判处“绝户”（剥夺宗室籍，幸存者一律免为庶人），这个大婢乘乱逃跑，未被抓获。甘露二年，大婢的胞兄，是盖主之弟、汉武帝第五子广陵王刘胥的马车夫，犯了叛逆罪，大婢再次受到株连，罪名是“大逆同产”，而被追通缉。

这套通缉令木简是给张掖太守的，张掖太守又将文件转给各都尉，都尉又转给各鄣塞侯官，鄣塞侯官又转给各侯长。发掘出的这套木简反映了汉王朝中央政府发布文告、律令的文书形式，以及边塞各级官署上下级组织关系，和公文传递时的层层照转关系，对于研究汉朝的政治制度及文书档案制度，意义重大。

发掘出36枚木简一套的《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记载了东汉建武三年（27年）甲渠塞鄣侯官一个叫粟君的，诬陷雇工寇恩欠他的债，告到居延县里，县官查明情况，做出公正判决的经过，是研究汉朝司法诉讼制度不可或缺的珍贵档案史料。这一套木简按案情发展阶段和公文程序，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十二月乙卯（初三日）的木简，粟君向居延县官上劾书告发寇思欠债，居延县将劾书转给寇恩所在的都乡，都乡专管刑讼的啬夫（官名），复审寇恩，啬夫依寇恩的口供写了爰书（复文）回复居延县，认为寇恩不欠债。粟君不服，再次向居延县衙的上司居延都尉府上告，居延都尉府令居延县“更详验问”，居延县下文都乡再次验问。

第二部分是十二月戊辰（十六日），啬夫再次审问寇恩，写成爰书。

第三部分是十二月辛未（十九日），啬夫把坚持原口供的初三日爰书再次上报居延县，并将十六日书以附件形式随同呈上。

第四部分是十二月己卯（二十七日）居延县衙接到都乡爰书后，给甲渠侯官的移文，并抄附都乡爰书和给居延县的报告，甲渠侯官将这份文件连同爰书一起存档，并标其卷名为“建武三年十二月侯粟君所责寇恩事。”

这一组木简不仅给我们展示了汉代诉讼程序的全过程，还客观地记录了汉代衙署形成文书、上报下达、存档立卷的原则和方法。例如，木简的第四部分居延县衙给甲渠侯官用“移文”，就很有讲究。“移文”用于两个平级衙门或两个没有隶属关系的机关。居延地区甲渠侯官相当县级，且又是军事单位，而居延县衙是地方政府，因而用“移文”，这种作法和“移文”文件名称一直沿用到民国。

1973年在肩水金关的关城遗址发掘出《永始三年诏书册》，共16枚木简编连而成，内容为汉成帝刘骜永始三年（前14年）臣僚的奏章和皇帝的批诏。这组木简从内容上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共3枚木简，记载丞相方进、御史孔光给成帝的奏章名称。

第二部分：共6枚木简，记载了方进、孔光奏章的内容，如奏请颁布“除贷钱它物律”，规定“还息与贷者必不可许”的禁令，以及永始三年成帝的批诏，为本组木简主要部分。

第三部分：共3枚木简，记载了永始三年七月丞相方进将皇帝诏书下至“少府、卫将军、二千石”和各州郡刺史、郡太守诸官吏。

第四部分：共4枚木简，记载当年十月张掖太守谭、守郡司马宗行长史事，将诏书发布至肩水金关啬夫“令民皆知之”，事后此组木简为肩水金关啬夫收藏。（现存甘肃省博物馆）。

这批珍品中的珍品之发现，不仅真实地反映了汉代历史原貌，而且将汉代文书档案制度栩栩如生、无可替代地描绘和展现给了后人。

综上所述，20世纪两次发掘的居延汉简，有例行公文，官吏任免，人事变动，边塞动静，军纪处理，奉廪劳作，物资输调，物品出入、检核、折伤等等。此外，还有邮信、名籍、牒书、爰书、勋状、存档公文底稿以及吏民之间的买卖和借贷契约等等。这些汉简乃中国长城历史的真实记录。在挖掘过程中，由于采用了现代科学方法，因而其出土场所、层位关系的记载，都十分准确而清楚，发掘后的复原和整理皆十分规范、科学，海峡两岸对其保存也都精心、重视，未受到人为破坏。

居延汉简的出土，对研究长城乃至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屯田、水利、地理、交通、法律、民族、宗教等状况，均有极高的参考价值，有的可以弥补文献古籍略而不载或载而不详之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书上记载的错误，还有的可以为文献古籍上述而不明之处作诠释，因而居延汉简无论其自身，还是其内容，以其价值而言，列为中国档案界20世纪的“四大发现”之一，当之无愧。

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发现，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发展，如王国维利用甲骨文验证《史记·殷本纪》的正确，利用汉晋木简考证西北史地，都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而数量巨大的居延汉简的发现，更为历史研究带来一股新鲜活力，劳榦利用这批资料，在居延汉简研究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30年，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瑞典人斯文·赫定合作，共同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省区进行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瑞典学者贝格曼（FaukBergman）在额济纳河流域调查居延烽燧遗址时，在大约30个地点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简牍，其中出土数量较多的有：破城子（A8）4422简，地湾（A33）2383简，大湾（A35）1334简。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居延汉简，“居延汉简是继敦煌汉简之后发现的最重要的汉代边塞屯戍文书。在内容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了敦煌汉简，为汉代历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

居延汉简自1930年发现后，于次年5月运抵北京，由劳榦、贺昌群、向达、马衡、余逊等先生分工合作，对汉简作了部分整理、考释工作。1936年，原西北科学考察团首先将劳榦、余逊二先生的部分考释用晒蓝纸印刷成册出版，世称“晒蓝本”，所考释的汉简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是最早的居延汉简释文稿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原藏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由沈仲章、徐森玉秘密护送至香港，并拍摄成照片，准备交由商务印书馆影印，但在制版过程中香港沦陷，书版全部毁于战火之中。所幸的是，就在香港沦陷前夕，傅斯年与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联系，于1941年将居延汉简运往美国，暂存国会图书馆，避免了被毁灭的厄运。1965年，这批珍贵的文物被运回台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劳榦保存了一部分反体照片，他克服了不见实物的困难，根据这些照片写成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3]，于1943年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这是有关居延汉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劳榦在自序中阐述了简牍资料的价值；“正史对于边塞屯戍的事，只能记载一点广泛的一般原则，其具体事实的供给，则要倚赖发现的新史料。必须利用正史和新史料来钩距参伍，才可以得着事实的真像。”但是，由于地处大后方，条件艰苦，劳榦在做考释时，手边连一个详细的居延附近的地图都没有，并且贝格曼的发掘报告也没有刊布，因而无法知道详细的出土地点及随简出土的器物，这给考释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诚如劳榦自己所言，他“对于简中提到的烽燧名目，一律不敢加以排比。”[4]

由于劳榦《居延汉简考释》出版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条件之恶劣，可以从该书所用的粗糙土纸和石印方法可以想见，且只印300部，流传不多，再加上所收简牍不全，又没有图版，不利于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抗战胜利后，劳榦又重新整理，将旧版释文根据照片重新核对，校改，加上简号索引，于1949年在上海出版了铅印本。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图版较好，释文也有较大改进，可惜只收入2596简，约占全部简牍的四分之一。1956-1958年，居延汉简的发掘报告（贝格曼原稿）终于由索马斯特罗姆（BaSommastrom）编成《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出版发行。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一阶段，以劳榦等人的研究为代表，除了考释简文之外，多结合简文内容作历史考证，同时也对汉代边塞的屯戍和烽燧制度作了某些研究。

居延汉简全部图版迟至1957年才在台湾公布，即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这是一万余枚居延简影第一次公诸于世。1960年他又根据新出简文照片又对《居延汉简考释》一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于是居延汉简的照片和释文有了比较准确的本子，也反映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直到198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照片和经过重新修订的释文，同时注明出土地点，这推动了居延汉简研究的进展。1998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整理小组，借助红外线显示仪等先进技术设备，在核对原简的基础上，对原来的误释和未释的简牍进行整理，并对原有的释文作了纠正和补充，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充了《居延汉简甲乙编》未曾收录的编号简和未有编号的简牍。

居延汉简图版公布后，学者们从单纯研究孤立的简文，扩大到研究成册或同类的简，复原了各类文书档案，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文字考释转向对简牍形制作考古学的研究，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第二阶段，以陈梦家、大庭脩、永田英正等人的研究为代表，突出的特点是将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纳入简牍研究的范畴，指示了居延汉简研究的新方向。

2010年12月16日，甘肃汉简保护整理出版座谈会在兰州召开，会上，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与上海中西书局签订了金关汉简的出版协议，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签订了合作整理金关汉简的工作协议。我省居延肩水金关汉简将被整理出版，该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新一阶段居延汉简整理出版工作的启动，将把甘肃汉简整理工作再向前推进一大步。甘肃是汉简大省，历年来共出土汉简6万余枚，不仅数量多，内容丰富，而且特色显明。在上世纪，无论在汉简发掘、整理还是研究等各方面，都曾取得过重要成就。上世纪70年代，甘肃居延考古队在居延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获得的居延新简成为轰动社会的重大考古发现，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甲渠候官出土的8000余枚简牍已于1994年整理发表，把中国汉简研究推向了新的历史阶段，但目前仍有3万多枚尚未出版。

据悉，会上专家结合近年来各地简牍出土、整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对金关汉简的保护、整理、出版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此外，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与上海中西书局签订了金关汉简的出版协议，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签订了合作整理金关汉简的工作协议。肩水金关汉简将在2011年陆续面世。

斯坦因获汉简于长城遗址，王氏国维作《流沙坠简

其中他根据简牍内容来进行分类整理的方法，即是沿袭王国维的简牍分类方法而稍加变通而成的。劳榦在1944年的考证中以性质和用途分简牍为五大类：

（一）文书：书檄、封检、符券、刑讼；

（二）簿册：烽燧、戍役、疾病死亡、钱谷、名籍、资绩、器物、车马、酒食、计簿、杂簿；

（三）信札

（四）经籍：历谱、小学、六经诸子、律令、医方、术数；

（五）杂类：无年号者、有年号者。

在1960年的修订本中，劳榦又重分简牍为七大类66项，其中新增的条目如下：

（一）简牍之制

封检形式、检署、露布、版书、符券、契据、编简之制；

（二）公文形式与一般制度

诏书、玺印、小官印、刚卯、算赀、殿最、别火官、养老、抚恤、捕亡、刺史、都吏、司马、大司空属、地方属佐、文吏与武吏、期会、都亭部、传舍、车马、行程；

（三）有关史事文件举例

汉武诏书、五铢钱、王路堂、王莽诏书用月令文、西域、羌人；

（四）有关四郡问题

四郡建置、禄福县、武威县、居延城、居延地望；

（五）边塞制度

边郡制度、烽燧、亭障、坞堡、邸阁、兵器、屯田、将屯、农都尉、罪人徙边、内郡人与戍卒、边塞吏卒之家属、雇佣与“客”；

（六）边郡生活

粮食、谷类、牛犁、服御器、酒与酒价、塞上衣著、缣帛、蟾褕、社、古代记时之法、五夜；

（七）书牍与文字

书牍、“七”字的繁写、《仓颉篇》与《急就篇》，共包括释文简10156枚，图版605幅。

劳榦的分类方法尽管有一定的局限，标准也不尽科学，但在简牍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中外学者沿着这一思路，以出土地点、年代、书写格式及人名为标准，不断尝试建立新的分类方法。如英国学者鲁惟一（MichaelLoewe）在《汉代行政记录》（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年）一书中依出土地点、笔迹，把形制相同、内容一致的文书进行分类。而日本学者永田英正则把汉简分为定期文书和不定期文书，前者包括簿检、名籍、现有人员、疾病、日迹、作簿、举书、备品、俸钱、卒衣粮、卒家属食粮、盐、驿马、茭、谷搬运；后者包括书檄、封检、发信记录、递传、通关、除任、秋射、刑讼、贳卖、负债、爰书、书简等；此外还有卒名、候燧名、器物札及其他。薛英群则运用现代考古学理论，在对大量汉简资料进行排比、归纳后，将简牍文书分作中央文书、地方文书、律令与规章制度、经史子及集四类。应该说，他们都是在继承了王国维、劳榦分类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科学化的结果。“简牍文书分类，既要依据其出土地点、形制和书式，也要分析考辨其内容、题楬，进行综合比较、研究，才有可能在全面的多因素考虑下，优选出合理的、科学的分类法。”[6]

劳榦居延汉简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将汉简资料与汉代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在以简证史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徐苹芳评价道：“他（劳榦）在《流沙坠简》的基础上使简的分类更加详密，大体上概括了居延简的类别。他研究的范围广泛，研究的方法基本上是在王国维所创立的方法上更加完善，通过对居延汉简的研究来恢复汉代历史。在居延汉简的研究上，劳榦先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前夕，有人在甘肃额济纳河发现了近万根木简，其文字潇洒、书法讲究、波磔奇古、风韵飘逸。那里古名居延海，所以也称“居延汉简”，它同晋朝出土的“汲冢汉简”一样是举世瞩目的珍宝，后存放在北京大学。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寇进占北大校园，将许多古书、碑帖拓片一焚了之，“居延汉简”也面临灭顶之灾，很多学者忧心如焚。

一天深夜，助教沈仲章约了语言学副研究员周殿福及一个工友，来到一间房前，他们熟悉地撬开窗子，悄悄爬进室内，递出几捆东西。午夜的北平街头，巡逻的日本兵来回游荡。沈仲章三人边探路边行进，东绕西拐，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把东西运到工友家。

几天后，一辆日本轿车把日本特工处的三村大佐送到北大，这家伙指名要看“居延汉简”。谁知房门开后，室内空空如也。三村暴跳如雷，下令全城搜查。沈仲章闻讯后连夜扮成难民逃往天津。正待找店住下时，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把他的草帽挑落，嘴里不停地叽哩咕噜。沈助教心里一惊，草帽里藏着“居延汉简”的清理清单。他竭力镇静下来，假装听不懂日本话的憨厚模样，混过检查，住进了意大利租界。他想把这批国宝运至上海。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沈仲章去沪的念头落空。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蓦然想到了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便设法与他取得了联系。此时，徐森玉虽已南迁，但爱国激情促使他冒险来津。经仔细磋商后，徐要沈单人秘密将木简由北平运往天津，再转运香港，由他另外安排人接货。沈欣然受命。

“居延汉简”的失落，早已引起日方注意。交通要道上的检查极为严密，运走国宝谈何容易！经反复筹划之后，沈仲章佯装逃难，将国宝交给中立国瑞士的伯利洋行代办托运，“居延汉简”终于顺利到达天津。

木简到津后，一晃半年，无法启运香港。1937年12月底，日本特工人员注意到了沈仲章。一天，乘他不在之际，与意大利警察到旅店查询沈仲章。此后，他三天两头在租界内调换住处，苦捱时光。然而，最使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寄存在伯利洋行的两箱国宝。沈仲章心急如焚，只得冒险买票，以图迅速离津去港。

眼看开船日期逼近，沈仲章还是没有想出上船的好办法。他只好事前买通检查员和搬运工，终于躲过了日本兵的检查，将国宝运上轮船。趁轮船在青岛装货之机，沈仲章上岸向港发电。不料，11条日舰向青岛港开来，船长唯恐有变，急令轮船迅速起锚离去。沈仲章站在岸上望着远去的轮船，不禁痛哭失声……岸上的几位漏乘旅客，相互磋商，决定和轮船公司交涉。几经周折后，沈仲章才和他们一道乘坐另一条船到达上海。

“居延汉简”到达香港后，由蒋梦麟先生存放到香港大学图书馆。沈仲章在港期间，废寝忘食地将木简拍照、剪贴、编号、排列、编写索引。蒋先生非常钦佩这位年轻人的赤子之心。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眼看香港也将沦陷，“居延汉简”只得第二次逃难。经众多学者商量后，由胡适之先生设法运到美国华盛顿。时至如今，这批中华瑰宝仍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

上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使人得以重见居延汉简大部分图片。1973年甘肃东部又发现了“甘谷汉简”。中国甘肃、新疆为古代屯兵之域，地下埋藏着很多中华文化瑰宝，发掘这些人类文明的宝藏，将会为中国古代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居延汉简，1930年出土于居延地区的古代简牍。以简证史，居延汉简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被誉为“20世纪中国档案界的四大发现之一”。同时，出土的古代汉简中的书法墨迹，极大程度的丰富了汉代隶书的研究内容，为中国书法史填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013年，国家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书法》特为居延汉简出版专刊《汉简百年》。值此百年之际，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内蒙古书法家协会理事刘学谦先生，以古代简牍为形式，精心选材创作了“居延汉简”。居延汉简弘扬了额济纳地区优秀的民族历史，展示了我国传统的书法艺术，彰显了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精神，重现了丰富多彩的古代居延文化，将距今约两千多年的居延人民的智慧结晶传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