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帝国（西班牙语：Imperio Español），又称西班牙殖民帝国（西班牙语：Imperio colonial español），是世界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帝国和殖民帝国之一，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西班牙帝国被认为是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西班牙帝国”一般指西班牙在美洲、太平洋及其他地方的殖民地。

不过，关于西班牙帝国的具体疆域，历史学家并没有共识，故此难以为其欧洲领土下定义。例如，传统说法指出，低地国家是西班牙国王的属地、由西班牙官员管理、由西班牙军队防卫，所以计算在内。

但是，亨利·卡门（Henry Kamen）等作家主张，这些领土从未融入“西班牙的”国家，而只是哈布斯堡王朝部分属地。因此，很多历史学家提及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王朝遗产，称之为“哈布斯堡的”或“西班牙的”，几乎交替使用。

同样地，在18世纪波旁王朝的那不勒斯王国是否称为属于“西班牙”，也似乎是喜好的问题。它与西班牙同属一个王朝，又与之结下军事联盟，但按宪法仍为独立国家。而“西班牙”本身的定义演变，使问题更复杂。它统一于王朝之下，但按某些意义仍然只是几个独立王国，也就是卡斯蒂利亚王国、阿拉贡王国和纳瓦拉王国。

而且，要注意虽然西班牙的军队入侵葡萄牙，并以共主邦联统治之，但葡萄牙王位仍独立于西班牙王位，故此葡萄牙正式保持其独立。而且，里斯本政府仍然控制其海外属地，使西班牙君主其人有效地共治西班牙与葡萄牙。故此，这个帝国有时又被称为西班牙葡萄牙帝国。因此，当葡萄牙重获独立，她保留其殖民地，而政府、法律和商业并没有内部转变。

1402—1521年，阿拉贡王国、勃艮第王国和葡萄牙王国是西班牙日后成为帝国的模范。

这个时候，在收复失地运动末期期间，卡斯蒂利亚的国王收取其附庸摩尔人的格拉纳达王国（Taifa）进贡之黄金（Parias），并容许其存在，因此让黄金能从非洲尼日尔运送到欧洲。卡斯蒂利亚也开始向北非扩张，与葡萄牙帝国争雄。

1402年，卡斯蒂利亚国王恩里克三世在1402年派遣诺曼底探险家让·德贝当古，开始在加那利群岛建立殖民地。

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与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一世两位天主教君主（Reyes Católicos）联婚，通过卡斯蒂利亚王位继承战争排除了葡萄牙人的干预后，使得两国变成一个共主邦联，仍有其独立管理，却由同一个君主政体统治。根据亨利·卡门，西班牙由帝国缔造，而非西班牙缔造帝国。卡斯蒂利亚在新大陆、菲律宾和非洲迅速扩张殖民地，故此创造帝国，分别在1497年和1509年占领梅利利亚和奥兰。

1491年开始，两位天主教君主决定支持那不勒斯的阿拉贡王室，在意大利战争中对抗入侵的法兰西王国国王查理八世。身为阿拉贡国王的斐迪南与法国和威尼斯竞争，以争夺意大利，使这些冲突成为其外交政策的重点。在这些战争中，西班牙步兵逐渐压倒了法兰西骑士，而贡萨洛·费尔南德斯·德科尔多瓦将会在意大利战场缔造出在16和17世纪初期几乎无敌的西班牙军队。

1492年，西班牙驱逐格拉纳达最后一位摩尔人国王（格拉纳达战役）。

西班牙取胜后，其君主与热那亚水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商讨，希望能向西方航行到Cipangu（日本）。当哥伦布向伊莎贝拉一世提出其大胆的航行计划时，卡斯蒂利亚正在与葡萄牙展开探险竞赛，以最先到达远东。哥伦布不经意地“发现”了美洲，让西班牙开始开拓美洲殖民地。东印度群岛则预留给卡斯蒂利亚。

这无疑给予西班牙在美洲建立广大殖民地的权利。自此，西班牙便开始在把目光投向新大陆的发展。

1493年，教皇诏书Intercaetera确立了西班牙对这些土地的宣称；在翌年，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将全球西葡宣称拥有的土地分成两半球。这使西班牙获得独有权利，能在整个新世界建立殖民地，从阿拉斯卡到合恩角（巴西除外），以至亚洲西部。

伊莎贝拉女王死后，其夫斐迪南二世独掌政权，并推动比以前更积极的对外政策，扩大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并对抗法国。在康布雷联盟战争中，他首次派出西班牙军队，与威尼斯共和国战斗。

法军在1509年的阿尼亚代洛战役取得胜利，与西班牙军队同样享有盛名。但仅一年之后，斐迪南为了夺得其王朝宣称拥有的米兰和纳瓦拉，而加入意大利天主教联盟抵抗法国。

1516年，法国签署停战协定，继续控制著米兰，并确认西班牙控制上纳瓦拉。

16世纪初，伊斯帕尼奥拉岛殖民地成功建立。之后，殖民者开始到处找寻新殖民地。一些人来自不太繁荣的伊斯帕尼奥拉岛，渴望在新殖民地取得新成就。其中，胡安·庞塞·德莱昂征服波多黎各，而迭戈·贝拉斯克斯·德奎利亚尔则夺得古巴。

1512年，巴斯科·努涅斯·德巴尔沃亚在巴拿马达连建立首个美洲大陆殖民地。

1513年，巴尔沃亚横越巴拿马地峡，展开欧洲首次从新大陆航行到太平洋的探险行动。他宣称大西洋和所有毗连的土地为西班牙王室所有，甚具历史意义。

在商业方面，卡斯蒂利亚帝国的早期表现不好。其殖民扩张，的确刺激了西班牙的贸易和工业，并且让一些大城市获得有限的发展，但直到1546年，当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和上秘鲁（今玻利维亚）波托西的大银矿开业，卡斯蒂利亚及其王室才能从航运中得到大量白银，以后逐渐迅速成长成为王室图谋增加的主要收入。但最终，这些贵金属进口使其他工业的投资萎缩，令西班牙在16世纪后期经历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而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Morisco）被驱逐，更令商业和手艺行业流失人才，使情况更加变坏。大量白银流入，也使西班牙过度依赖外来的原料和制成品，本国人投资经营实业的热情大减。

富人喜欢将其财富用来买公债（juros）。公债由这些进口白银支持，而非制造业的生产和农业之改进。公债使西班牙贵族阶级一直认为劳动工作是可耻的，而这时其他西欧国家正逐渐摒弃这种偏见。在低地国家、法国、英格兰及其他欧洲地区，金银之流通促成经济及社会变革，在西班牙却不然。萨拉曼卡学派和规划者（Arbitrista）对通货膨胀问题提出建议，但他们未能左右哈布斯堡政府的政策。

16及17世纪有时被称为西班牙的黄金年代（Siglode Oro）。

在16世纪，西班牙就从新西班牙得到了相等于1万5千亿美元（1990年的物价）的黄金及白银。当时其版图之广，使之经常被誉为“日不落帝国”。这个黄金时代中运转不灵的帝国，其权力重心并非远在内陆的马德里，而是塞维利亚。哈布斯堡王朝挥霍从卡斯蒂利亚和美洲殖民地得来的财富，为其利益而在欧洲屡开战端，数次拖欠借款，使西班牙破产。帝国与卡斯蒂利亚人民的矛盾，终于引发1520至22年的卡斯蒂利亚社区起义。哈布斯堡的政治目标有数：

获取美洲（金、银、蔗糖）和亚洲的产物（瓷器、香料、丝绸）。

削弱法国的势力，并阻止其东进。维持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的霸权，以助天主教抵抗宗教改革。

抵抗穆斯林对欧洲的威胁，尤其针对奥斯曼帝国。

两位天主教君主（Reyes Católicos）的政治婚姻，使其外孙查理继承了卡斯蒂利亚在美洲的帝国、地中海的阿拉贡帝国（包括今意大利大部份地区）、神圣罗马帝国、低地国家及弗朗什孔泰的王位。故此，此帝国是以领土传承而建立，而非征战。

查理平定了卡斯蒂利亚社区起义后，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人，其欧洲帝国无可匹敌，直到拿破仑年代为止。此外，他又尝试在沃木斯议会遏止宗教改革，但马丁·路德拒绝公开放弃其“异端邪说”。而且，他对宗教的虔诚，并未能阻止其哗变的部队劫掠罗马教廷。

哥伦布之后，一群称为西班牙征服者的探险战士继续在新大陆开拓殖民地。这些军队利用当地族群和国家的争端以获益。当地一些势力为了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而过于渴求与西班牙人结盟，例如印加人及阿兹特克人。后来，其他欧洲殖民势力都经常利用同样的战术。而且，疫病的传播也使西班牙人更轻易征服美洲大陆。疫病（例如天花）在欧洲常见，在新大陆却从未出现，使得大量美洲原住民死亡。这造成劳工短缺，因此殖民者最初非正式地渐渐开始大西洋奴隶贸易（详见美洲原住民人口历史）。

当中最成功的西班牙殖民者领袖，可能是荷南·科尔蒂斯。他带领一支小军队，并同时有大约二十万名美洲原住民的支持，于1519至1521年间征服强大的阿兹特克帝国，将墨西哥纳入西班牙帝国版图，作为建立新西班牙的基础。此外，佛朗西斯科·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后来更成为秘鲁总督，可说是同等重要。征服墨西哥后，黄金城市的传言（北美洲的基维拉和西沃拉Quivira、Cíbola；南美洲的黄金国El Dorado）引起更多远征活动，不过很多都空手而回；即使找到城市的人，都发觉所得的比预期少得多。其实，矿场成立后，美洲殖民地才开始为王室带来大部分收益，例如波托西矿场（1546年）。

1521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发觉其国被哈布斯堡领土包围，于是攻击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属地，再次引起两国的冲突。法国遭遇灾难性败绩，先后在比克卡会战（1522年）、帕维亚战役（1525年，弗朗索瓦本人被虏）和兰德里亚诺战役（1529年）受挫。结果，弗朗索瓦退出战争，再次放弃米兰予西班牙。

1525年，查理五世在帕维亚会战中击败法国，使很多意大利及德意志人感到意外，令人担心他将会继续扩张势力。当时，教皇克莱芒七世倒戈支持法国及意大利一些重要城邦，参与针对哈布斯堡帝国的科尼亚克同盟战争，但是失败。

后来在1527年，查理渐渐厌倦教皇干预他认为与宗教毫无关系的事务，并攻陷罗马，使教皇蒙羞。结果，克勉七世与继任的教皇与世俗势力交往时，都显得加倍谨慎。

1529年，教皇与查理签署巴塞罗那和约，建立更和谐关系。西班牙正式成为天主教的保护者，而查理被加冕为意大利国王（伦巴第）。而且，西班牙需要出兵，以推翻佛罗伦萨共和国。

1533年，克莱芒七世拒绝让亨利八世离婚，主要原因是他不希望触怒查理五世，令罗马再度被洗劫。

1522年，葡萄牙人斐迪南·麦哲伦主导一支西班牙船队进行环球航行，途中在菲律宾死于麦克坦岛之战。胡安·塞瓦斯蒂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cano）承继领导工作，使航行成功。

1528年，著名的海军上将安德烈亚·多里亚（Andrea Doria）与查理五世结盟，打败法国军队，使热那亚重新独立，也让查理有改善财政的机会。同年，热那亚的银行首次借贷给查理。

西班牙更积极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地，在1530年代建立新格拉纳达（今哥伦比亚），在1536年建立布宜诺斯艾利斯。

1540年，西班牙征服者德索托率领620名士兵组成的探险队抵达今阿拉巴马州南部，在马比拉战役中与密西西比印第安人领袖塔斯卡卢萨激战，收获惨胜。

西班牙曾订立法例，保护其美洲殖民地的原住民，首条法例在1542年建立。法例的法律意义，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基础。欧洲殖民者藉著殖民地的遥远，感到权力受制时，便发动叛乱，使部分新法律（Leyes Nuevas）被废除。后来，约束力较弱的法律订立，用以保护原住民，但纪录显示这些法律效力不足。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重新建立，印地安人不受保护，反而受到剥削。

1543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宣布首次与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结盟，并与奥斯曼军队占领西班牙控制的城市尼斯。亨利八世虽然不满查理五世阻止他离婚，但更不满法国，所以跟查理五世一起侵略法国。虽然西班牙在萨伏伊的切雷索莱战役遭受重大挫败，但法国仍然难以威胁西班牙控制的米兰，又在北方败于亨利八世，故此被迫接受不利的条件。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领导奥地利军队，继续在东方与奥斯曼军队交战。查理则处理早前未解决的国内问题，由路德派德意志诸侯及其他新教邦国组成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这个同盟已经跟法国结盟，并阻止一些德意志人企图破坏它的行动。可是，法王弗朗索瓦在1544年战败，使其与新教徒的同盟瓦解，令查理有可乘之机。首先，在1545年，特伦托大公会议举行，查理尝试进行和谈。然而，新教领导层在会上感到被天主教徒出卖，于是参与由萨克森选帝侯莫里茨发动的战争。于是，查理带领来自荷兰和西班牙的军队入侵德意志，希望能恢复帝国统治。1547年，查理的军队在重要的米尔贝格战役击败新教徒，令施马尔卡尔登同盟崩溃。1555年，查理与新教邦国签署奥格斯堡和约，并根据他的“统治者的宗教乃人民的宗教”（拉丁语：cuiusregio，eiusreligio）原则，重建德意志地区之稳定，但并不受西班牙和意大利宗教人士的欢迎。查理对德意志的政策，令西班牙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内天主教和哈布斯堡王朝的保护者。这样的先例，在七十年后令西班牙参与战争，并结束其在欧洲的领导地位。

查理决定多在海岸与奥斯曼军队作战，结果牵制了奥斯曼军队企图在地中海东部进侵威尼斯共和国领土之攻势。当奥斯曼军队进犯西班牙东岸，查理才亲自率兵进攻非洲大陆（1545年）。

查理五世惟一合法婚姻所生的儿子腓力二世（1556至98年在位）与叔父斐迪南一世瓜分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地。腓力二世视西班牙为他帝国的基础，但西班牙人口仅有法国的三分之一，难以为帝国提供足够的兵力。后来，腓力与英格兰女王玛丽一世联姻，使西班牙与英格兰结盟。

但是，西班牙仍然未得和平。1547年，深具野心的法王亨利二世登位，不久就再与西班牙发生冲突。腓力二世继位后，继续进行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争，先后在皮卡第的圣康坦战役和格拉沃利讷战役击败法军。1559年，两国签署卡托—康布雷齐和约，永久确认西班牙在意大利的主权。和约签署后庆祝典礼举行，亨利参加马上枪术比赛时被断矛插中，数天后去世。在往后的三十年，法国陷入长期内战与动荡，故此不能在欧洲强国竞赛中与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王朝竞争。于是，由1559至1643年，没有法国威胁的西班牙国力达到巅峰，版图扩张至最大。

1557年，腓力二世统治的西班牙面对破产，于是给热那亚银行财团发展的机会。它们使德意志银行集团陷入混乱，并取代富格尔家族（The Fuggers）成为西班牙的金融巨头。哈布斯堡王朝制度累赘，热那亚银行为之提供流动借款和可靠的稳定收入。王朝则协助银行，将塞维利亚不太可靠、来自美洲的白银迅速运到热那亚，以提供更多资本。

1565年，佩德罗·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Pedro Menendezde Aviles）创立圣奥古斯丁，并建立殖民地佛罗里达。后来，法国海军军官让·里博（Jean Ribault）与150名同胞企图在西班牙佛罗里达建立非法殖民地，不久后被德阿维莱斯击败。圣奥古斯丁很快就成为重要的战略地点，让满载金银的西班牙船只从新大陆的殖民地航行到西班牙。

同年的4月27日，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Miguel Lópezde Legaspi）在菲律宾创立首个永久的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大帆船正式开始服务。这些大帆船把货物经太平洋从亚洲运载到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然后，货物又在墨西哥运上西班牙珍宝船队，最后运返西班牙。1571年，米格尔·洛佩斯·德莱加斯皮在邦库赛海峡之战中击败菲律宾土著卡帕潘加人。1572年，西班牙为了促进此贸易活动，建立了马尼拉，1573-1574年，西班牙人在明朝军队支持下打退了进攻吕宋岛的海盗林阿凤，1578年，西班牙人为惩戒文莱人对菲律宾的渗透远征婆罗洲。1582年，西班牙人在卡加延战役中以少胜多击败了倭寇侵袭。

当时，西班牙需要军队负责占领葡萄牙，以稳定对其之统治。而在1576年破产的西班牙，就仍然在恢复元气。1584年，奥兰治的威廉被一名神智不清的天主教徒刺杀。这位受尼德兰人欢迎的抗争领导人之死，似乎能令战争结束，但事实恰恰相反。1586年，伊丽莎白一世出兵支持尼德兰和法国的新教徒，其部下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Drake）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攻击西班牙商船，并特地主动进攻港口加的斯。1588年，为了停止伊丽莎白一世的干预，腓力派遣无敌舰队以攻击英军。当时天气良好，英格兰派遣较小型和敏捷的战舰，而且得到在尼德兰的间谍帮助，得以做好做战准备。结果，英军击败了为数更多、防备更佳的西班牙战舰。虽然西班牙在格拉沃利讷海战遭受重大挫败，但随后的德雷克—诺里斯远征（1589年）是英西战争（1585至1604年）的转捩点，使西班牙占上风。几乎人人都肯定西班牙的舰队是欧洲最强，直到1639年的唐斯之战中，逐渐疲乏、弱态渐现的西班牙被尼德兰海军击败。

法王亨利二世去世后，西班牙参与法国的宗教战争。1589年，瓦卢瓦王朝最后的国王亨利三世在巴黎城外去世。其继位者、首位波旁王朝的法国国王纳瓦拉的亨利四世是能力出众的领导者。他在阿尔克战役（1589年）和伊夫里战役（1590年）击败法国天主教联盟，取得重要胜利。腓力二世坚决要阻止亨利成为法国国王，于是分派军队到尼德兰，并在1590年入侵法国。

1596—1626年，面对着与英、法、荷的战争，而对方都有出色将领，处于破产的西班牙发现自身实力不及三者。西班牙为了脱离连串冲突的困局，在1598年与法国签订韦尔万条约，承认亨利四世（1593年开始成为天主教徒）为法国国王，并恢复卡托—康布雷齐和约中很多条款。英国在海上多次战败，而西班牙又支持天主教徒在爱尔兰不断进行游击战，遂于1604年签订伦敦条约，当时英国君主是较易相处的新君，斯图亚特王室的詹姆士一世。

1596-1599年，西班牙为支持盟友萨塔一世及其子而远征柬埔寨，但以惨败告终。

西班牙与英法修好，使西班牙可以集中精力，巩固其尼德兰行省的统治。当时荷兰领袖是奥兰治的威廉之子——拿骚的莫里斯。他也许是当时最有才略的军事家，在1590年以后夺取数个边境城市，包括布雷达要塞。西班牙与英国缔结和约后，其新任将领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能力可与毛里茨相比，加紧进攻荷兰，却因为西班牙在1607年发生最后一次破产而未能成功。西班牙和联合省在1609年签署十二年停战协定，西班牙终于再次回到和平，史称西班牙治下的和平（拉丁语：Pax Hispanica）。

停战期间，西班牙国力恢复良好，并稳定其财政。她成为下一场大型战争的主要角色前，积极恢复其威信。腓力二世的继承人腓力三世能力平庸，无心理政，选择由下属管理他的政务细节。其首相是有才干的莱尔马公爵。

莱尔马公爵（以至腓力三世）都对其盟国奥地利之事务不感兴趣。1618年，腓力撤换了首相，换来了饶有经验的驻维也纳使节（唐）巴尔塔萨·德苏尼加为首相。唐巴尔塔萨认为，只要西班牙和哈布斯堡的奥地利紧密合作，就能制约复苏中的法国及消灭荷兰境内的反对势力。1618年，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两度发生后，奥地利及神圣罗马皇帝斐迪南二世便开始著手对付新教联盟及波希米亚。唐巴尔塔萨鼓励腓力联合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加入战团。而在西班牙驻尼德兰军队冒起的新星斯皮诺拉，统领佛兰德军参战。西班牙加入三十年战争。

1621年，腓力三世去世，比他更虔诚的儿子腓力四世继位。次年，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接替其舅父唐巴尔塔萨为首相。奥利瓦雷斯是合理地正直而有能的人，相信西班牙一切的困扰都来自尼德兰。波希米亚人在初期受挫，先后在1621和1623年于白山和施塔特洛恩被击败。与荷兰的战斗在1621年继续。1625年，斯皮诺拉攻下布雷达要塞。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干预使一些人担心（他是少数没有财政问题的欧洲君主）。不过在1626年，神圣罗马帝国将领阿尔布雷希特·冯·瓦伦斯坦先后在德绍河和巴伦山麓卢特成功击退丹麦，解决其患。

当时丹麦被击退后，德意志境内的新教徒似乎被肃清。西班牙于是期望将尼德兰重新纳入版图。法国局势再度不稳（著名的拉罗谢尔围城在1627年开始），西班牙帝国之显赫呼之欲出。奥利瓦雷斯伯爵—公爵坚定地断言：“神眷顾西班牙，在这些日子为我国作战。”（God is Spanish and fights for our nation these days.）

奥利瓦雷斯的时间并不够用。他理解到西班牙需要改革，改革需要和平。然而，他仍然把“摧毁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列为首要之事，他认为荷兰的财富就是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根源，世界上荷兰的企业家和殖民地开拓者都在侵蚀著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霸权的基础。

正当安布罗西奥·斯皮诺拉和西班牙军集中进攻尼德兰，战争似乎对西班牙有利。可是，卡斯蒂利亚王国的经济却在1627年崩溃。西班牙人一直在把其货币贬值，以至物价飞涨，正如数年前在奥地利一样。直到1631年，卡斯蒂利亚部分地区透过实物交易来解决货币危机。这时，政府无法从农民阶层抽取任何有意义的税金，只好依赖从殖民地所得的收入。在德意志的西班牙军队更在该地“自负盈亏”。

奥利瓦雷斯曾经支持某些税制改革在战后实行，但是因另一场令西班牙尴尬、在意大利发生的战争而被谴责。在二十年的停战期间，荷兰人重视发展其愈来愈强大的海军，成功破坏西班牙的海上贸易，那西班牙在经济崩溃后所全盘依赖的事业。

此时西班牙与尼德兰在许多地方展开竞争，例如1629年，西班牙在尼德兰占领台湾南部之后不久也占领台湾北部，不过16年后在又尼德兰的攻击下败绩于基隆战役，不得不撤出。

西班牙的军事资源完全投放在欧洲各处以至海上，用来保护海上贸易和防范荷兰人的战舰。帝国中葡萄牙的部分，其航运被袭击，其贸易站和领土被攻击，受害尤甚。

1628年的马坦萨斯湾海战，尼德兰船长皮特·彼得松·海因（Piet Pieterszoon Hein）捕获西班牙宝藏船。西班牙经济严重衰退，尼德兰的却蒸蒸日上。西班牙发现自身不能应付日益增长的海军之威胁，不单是尼德兰，还有法国和英格兰。但这时候，他们在地中海仍然有强大的海军实力，抵抗奥斯曼海军和穆斯林海盗。

1630年，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是历史上最有名的将领之一。他登陆并攻取德意志的最强欧洲大陆要塞、对抗他的施特拉尔松德港。古斯塔夫其后挥军南下，并在布莱登菲尔德会战及吕岑战役取得显著的胜利，愈加吸引新教徒的支持。但后来，他在1632年于吕岑去世，天主教帝国在讷德林根战役中大败瑞典军。1635年，神圣罗马皇帝跟因战乱而疲乏的德意志邦国议和。很多邦国都同意，包括最强大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法国却在此时介入事件，使外交情势不明朗。

在战争初期，法国首相黎塞留曾经大力支持尼德兰及清教徒反对西班牙及神圣罗马帝国，并向他们提供资金及装备，企图遏止哈布斯堡在欧洲的扩张。然而，黎塞留认为布拉格和约的签署会对法国的计划有所不利，于是法国在条约签署几个月内向神圣罗马帝国及西班牙宣战。西法两国交战初期，较有经验的西班牙军曾取得成功：奥利瓦雷斯命令军队从尼德兰突击法国北部，希望藉此粉碎路易十三下属的信心，并促使黎塞留下台。在1636年的annéede Corbie，西班牙军推进至法国科尔比（Corbie）的南部，并威胁首都巴黎的安全。对西班牙而言，战争即将结束。

但1636年以后，奥利瓦雷斯停止向前推进，恐怕令王室再次破产。他举棋不定，并未借势进攻，引起重大影响。西班牙军队以后都没有如此深入敌阵。1639年，西班牙舰队在唐斯之战中被尼德兰海军击败。西班牙人方才发现他们在尼德兰未能补给，亦没有足够的增援。1643年，在尼德兰境内的罗克鲁瓦战役中，代表西班牙最强军力和领导力的佛兰德军被波旁的路易二世的军队所突击。这支由弗朗西斯科·德梅洛（Franciscode Melo）率领的军队遭遇溃败，大部分士兵被法国骑兵或杀或擒。佛兰德军名誉毁于罗克鲁瓦，而西班牙从此开始走向中衰。

传统上，历史学家认为1643年的罗克鲁瓦战役标志著西班牙在欧洲之霸权结束。可是，这场战争其实还没完结。1640年代，法国煽动加泰罗尼亚人、那不勒斯人和葡萄牙人蜂起，反抗西班牙统治。1646年，荷兰进攻西属菲律宾，败绩于马尼拉战役。而西班牙于1648年失去对尼德兰的统治权后，便与荷兰人议和，签署威斯特法伦和约，承认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自此，西班牙与尼德兰的八十年战争，及与欧洲各国进行的三十年战争正式告终。

可是，西班牙与法国的战争仍持续了十一年。虽然法国于1648至52年爆发了内战，但西班牙的经济情况已经困乏不堪，无法同时处理几场战争。然而，在这时代间，西班牙之衰落常常被夸大。西班牙分别于1648年和1652年收复那不勒斯和加泰罗尼亚。但是，蒂雷纳子爵带领法军在沙丘战役击败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残兵，结束这场战争。西班牙在1659年与法国签订比利牛斯和约，割让出鲁西永（Roussillon）、富瓦（Foix）、阿图瓦（Artois）和大部份洛林（Lorraine）给法国。

1640年，布拉甘萨的若昂宣称拥有葡萄牙王位继承权，主导叛乱，得到葡萄牙人广泛支持。西班牙既要平息其他叛乱，又与法国战斗，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若昂登基为布拉甘萨王朝第一任君主，称为若昂四世。从1644到57年，西葡两个国家实际上和平共存。1657年，若昂逝世，西班牙企图从葡萄牙新君阿方索六世手中夺回葡萄牙。可是，西班牙在1663年的阿梅希亚尔战役和1665年的蒙蒂斯克拉鲁斯战役中连番被葡军击败。最后，西班牙在1668年承认葡萄牙的独立。

西班牙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但面对著欧洲霸主法国和大西洋的尼德兰。

路易十四引起了权力转移战争（1667至1668年），希望夺得西属尼德兰。卡洛斯二世和他的摄政团对此无能为力，不但使西班牙声望大跌，更失去了里尔和沙勒罗瓦城市等领地。在大同盟战争，路易十四再次进犯西属尼德兰。卢森堡公爵率领法军，在弗勒吕斯（1690年）大败西班牙军，随后更击破与西班牙同一阵线，由奥兰耶的威廉三世所率领的尼德兰军。最后，战事结束，法国占领了西属尼德兰大部分的领土，包括重要城市根特和卢森堡。此役向欧洲人揭示，西班牙的军队和官僚脆弱而落后，而其哈布斯堡政府却置之不理。

17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间，西班牙已经全然衰败。西欧其他地方的政府与社会正经历急速转变，例如英格兰有光荣革命和法国有太阳王之治世。西班牙却命运茫然。有号召力、勤奋和聪明的查理一世和腓力二世所建立的官僚制度，需要强势、勤劳的君主。但后继的腓力三世及腓力四世软弱和无心理政，令国家开始衰退。卡洛斯二世是一个有智能障碍及阳痿的君主，令哈布斯堡家族后继无人，结果王位由波旁家族王子安茹的腓力继承。这后来引发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根据乌得勒支和约（1713年4月11日签署），欧洲列强决定了西班牙的命运，以保持欧洲的实力均衡。西班牙新君腓力五世继续保留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帝国，但割让西属尼德兰、那不勒斯、米兰及撒丁岛给奥地利；西西里岛及部分米兰让予萨伏依；梅诺卡岛及直布罗陀则交予英国。故此，帝国开始减少干预欧洲领土的事务（在1718至1720年的四国同盟战争，更暴露其弱点）。此外，西班牙更把西属美洲贩卖奴隶的专利权让予英国三十年（所谓Asiento，意译为协定），又让其注册船只航行到西班牙的殖民地。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这为合法运输和走私打开大门。

波旁王朝统治之开始，让它以中央集权为基础，实行一切重商主义思想，在美洲缓慢实行，但在这世纪期间愈加快速。波旁王朝主要是希望破坏根深蒂固的美洲贵族阶层社会“克里奥略”（Criollo；本土出生的欧洲裔殖民者），并最终削弱耶稣会对领土的控制，也就是实际上独立的神权瓜拉尼人（Guarani）的米西奥内斯。1767年，耶稣会被驱逐出西属美洲。一些商人协会（Consulado）早已在墨西哥城和利马确立，并由本土地主牢固控制。另一与之竞争的工会在韦拉克鲁斯成立。

腓力的政府马上成立海军及印度群岛部（1714年）、创立首间洪都拉斯公司（1714年）、一间加拉加斯公司（1728年）和惟一注定兴盛的哈瓦那公司（1740年）。在1717至1718年，负责管理印度群岛的印度群岛议会（Consejode Indias）和印度群岛贸易馆（Casade Contratación）也开始管理笨重的宝藏船，从塞维利亚迁移到加的斯，使之处理所有印度群岛的贸易（详见商船制度）。私人的定期出航缓慢的取代了旧有的武装护航船。但是到了1760年代，已经有邮船定时来回加的斯、哈瓦那和波多黎各，也有较疏落的航班前往拉普拉塔河，1776年该地新增一个总督。相对于有注册航运，西班牙赖以为生的非法贸易日趋减少（1735年航运注册处成立）。

1780年，图帕克·阿马鲁二世在秘鲁发动起义。委内瑞拉的Comunidades也发动叛乱。两次事件同样都是对于更严密、有效统治的反应，表现出西属美洲局势之不安，并显示出有限的制度改革必将再度引起抵抗。

结果，西班牙在18世纪实际只是法国的附庸国，不能称为超级强国。西班牙在美洲的庞大帝国与大国地位有关联。然而，即使考虑到弗洛里达布兰卡伯爵的改革，都难以说她能够与奥地利和俄罗斯并列，更遑论法国或英国。西班牙一直未能夺回直布罗陀，但是在18世纪其海外帝国开始趋向繁荣，贸易在其改革下稳步增长，尤其在后半世纪。英国海军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取得重大胜利，使1740年代以来航运的快速增长一度受阻。但之后，贸易再度复苏，不过西班牙参与美国独立战争（1779—1783年）期间，英国的攻势再度阻碍贸易的正常开展。不过，由于商船制度以外的贸易得到准许，故此帝国的船运贸易在1780年代再次增长，而且发展速度特别快。

加的斯对美洲的贸易垄断结束，使西班牙制造业复苏。其中最显著的是，加泰罗尼亚的纺织业在1780年代中时，已经显示出工业化的最初现象。一小群活跃于政治的商家阶级在巴塞罗那出现。这些工业的规模与兰开夏郡的庞大工业比较，确实很细小，但它们快速发展，并将会在19世纪成为该行业在地中海的中心。这些细小、零散的地方现代工业的发展固然不能夸大，尤其考虑到位于北方的工业规模如此庞大，当中以英国为甚。但是，这些发展的确反证出了西班牙的经济停滞。大部分经济增长在沿海主要城市和殖民地大型岛屿发生，例如古巴的种植业发展，以至美洲贵金属采矿业的再度增长。在另一边厢，西班牙本国广大乡村郊区及其帝国殖民地大部分地区，有大量居民相对分散的生活。很多人居住在偏远社区，道路不通，环境恶劣，更有人不愿妥协陈旧风俗。虽然新的农业技术时有推出，但广大被残酷剥削的农民对此不感兴趣，工人阶级又没有农地，故此生产量逐年持续低下。各地政府推行的政策也并不一致。纵使西班牙经济在18世纪有所改善，可是仍然落后于同时代欧洲一线强国。其重商主义的贸易安排，反而使其不能为其帝国提供足够的货品和市场。

波旁王朝的制度改革在军事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734年，西班牙军队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中从奥地利轻易夺得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在詹金斯之耳战争（1739—1742年），西班牙成功阻止英国夺取战略城市卡塔赫纳和古巴。并且，虽然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之末，西班牙败于英国大幅改良和强大的海陆部队并失去一些海外领土，但是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期间反而收复了之前的失地，并夺得英国的军港巴哈马。到加利福尼亚传教的计划在1769年开始。西班牙与英国签署努特卡协议（1791年），将英国在俄勒冈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归不列颠哥伦比亚。1791年，西班牙国王下令亚历山德罗·马拉斯皮纳寻找西北水道。

尽管如此，西班牙帝国仍未恢复其一等强国的地位，不过相对于18世纪初，命运完全被其他强国的政治交易控制时，国力却已经大幅提升。新君统治之下，西班牙能够重建帝国并开始为其制度和经济展开长期的现代化道路开拓。17世纪时的人口倒退业已扭转。西班牙居于列强的中游，其强国地位的声称不容忽视。可是，时移势易，殖民地的贸易与财富无限增长，与西班牙本土的贸易也以人眼看得到的速度改善，却仍受宗主国的限制，引起殖民地土生白人的普遍不满，使殖民地和西班牙本土政治关系更加紧张。马拉斯皮纳提议西班牙帝国改为实行联邦制，以改善统治和贸易，并解决帝国边缘的菁英与中央之间在政治上日趋严峻的紧张局势。然而，波旁王朝却害怕权力旁落，拒绝改革。在世纪之交，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战乱降临欧洲，替西班牙扫除了一切前进的障碍。

西班牙与敌对国家持续斗争，引起领土、贸易和宗教冲突，都使得西班牙国力在17世纪中叶开始下滑。在地中海，她与奥斯曼帝国战事频繁；在欧洲大陆，法国逐渐变得强大；在海外，西班牙首先与葡萄牙竞争，后来的对手还包括英格兰和荷兰。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使西班牙帝国再次失去大量领土。西班牙以后的情况转好，可是在欧洲政治一直只是二流国家。

然而，西班牙一直维持并扩张其殖民帝国。而到了19世纪，半岛战争的冲击引起南美独立战争，导致诸国宣布独立（1808年—1833年）。随后发生的革命使西班牙丧失在加勒比海附近的殖民地。西班牙帝国在加勒比海（西属古巴和西属波多黎各）、亚洲（西属菲律宾）和大洋洲（西属关岛、西属密克罗尼西亚、西属帕劳及西属北马里亚纳群岛）都保留相当多领土，直到1898年的美西战争。西班牙瓜分非洲所得甚少，包括西属摩洛哥、西属几内亚和西属撒哈拉，分别直到1956年、1968年和1975年。当代西班牙位于北非沿岸的主权地（Plazadesoberanía），是其昔日殖民地的残余。

西班牙本应能够恢复其帝国的余晖，但拿破仑在法国的崛起却令它的愿望落空。

西班牙在19世纪第一次失去的主要海外领地，就是辽阔的路易斯安那领地。它一直向北方延伸至加拿大，是在1763年由法国割让而得来的。1800年，法国皇帝拿破仑按照秘密签订的圣伊尔德丰索第三条约夺回其统治权，并把它卖给美国（1803年路易斯安那购地）。

而在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中，西班牙主力舰队被法军下令击毁，降低西班牙防御和维护其帝国的能力。另外，拿破仑大军在1808年入侵西班牙，有效切断西班牙与其帝国之连系。但其实，结束其美洲的是内部纷争。

拿破仑于1803年将路易斯安那领地卖给美国，引起美国和西班牙的边界之争。美国政府认为西班牙的西佛罗里达也在购地范围内，并要求西班牙交还土地。西班牙为此表示抗议，认为路易斯安那购地的范围只涉及新奥尔良一带，反对美国的要求。1810年，西佛罗里达和密西西比河河口的路易斯安那剩余土地发生叛乱，美国趁机向东扩张领土，逼使西班牙就范。最后，两国在1819年签署亚当斯—奥尼斯条约，西班牙将两地割让予美国，并卖佛罗里达全境给对方。

1808年，西班牙国王被骗，让其国家不放一枪而被拿破仑吞并。但残暴的法军激起西班牙人的起义，持续发起游击战（戈雅的名著描绘了战争场面）。拿破仑把这场半岛战争戏称为他的“溃疡”。后来，西班牙出现权力真空近十年，动荡持续数十年，又因继位问题引起内战，后来共和国诞生，以至最后发展出自由民主。在首三份一的19世纪，西班牙失去很多殖民地，只剩下古巴、波多黎各，以及偏远地区的诸如菲律宾、关岛及邻近的太平洋岛屿，还有西属撒哈拉、摩洛哥部份地区和西属几内亚。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就是英国一次入侵西班牙殖民地失败而引发的。此事发生在1806年的拉普拉塔河总督。该殖民地的守军被一支小型英军击败，总督仓皇撒退到山上。1807年，“克里奥略”民兵和殖民地军队彻底击退了这支增援过的英军后，他们不断想起北美洲所发生的革命，于是马上想到争取独立，并且鼓励其他美洲地区仿效。此后，拉丁美洲发生长期战争，致使巴拉圭（1811年）和乌拉圭（1815年）独立。但乌拉圭之后被巴西统治，直到1828年。在南方，何塞·德·圣马丁参与战争，为阿根廷（1816年）、智利（1818年）和秘鲁（1821年）争取自由；在北方，西蒙·玻利瓦尔和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领导军队，最终在1825年成功让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包括当代的巴拿马，直至1903年）、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六国取得独立。此外，相信自由思想的神父米格尔·伊达尔戈—科斯蒂利亚在1810年掀开了墨西哥独立运动的序幕，并在1821年成功。中美洲在1821年宣布独立，曾一度与墨西哥合并（1822至23年）。圣多明哥也同样在1821年宣布独立，并且开始商讨加入玻利瓦尔的大哥伦比亚，但是很快被海地据，直到1844年一场革命发生为止。自此，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只剩下古巴和波多黎各。

而西班牙国内也出现内乱。拿破仑时代结束后，受战火蹂躏的西班牙出现了权力真空，使其主权的传统共识消失，令国家政治分化，并引起改革、自由和保守三派之间的纠纷和战争。西班牙的发展在上个世纪曾一度加快，如今则因局势之不稳而受阻。1868年，西班牙发生政变，女王伊莎贝拉二世被推翻，由阿玛迪奥一世继位，并实行君主立宪。后来，西班牙出现全国动乱，阿玛迪奥一世退位。西班牙第一共和国在1873年成立。后来，君主制再度确立，阿方索十二世即位。在1870年代，有才能的阿方索和谨慎的政府首长成功稳定内政和提高声望，可是阿方索之早逝使其治世结束。

民族主义之高涨和殖民地之反殖民抗争，终于引发了1898年的美西战争。战争主要因古巴而起。后来，西班牙屡遭败绩，结果签署巴黎条约，让古巴独立，把波多黎各和关岛割让给美国，并以2，000万美元的代价把菲律宾群岛售予美国。1899年，西班牙更把其余太平洋殖民地售卖给德国，此时西班牙只剩下在非洲的殖民地。

1481年，罗马教廷颁布教皇诏书Aeterniregis，同意葡萄牙可得到加那利群岛以南所有土地。在非洲的该群岛、西迪伊夫尼（当时称为Santa Cruzde Mar Pequeñ；a）、梅利利亚（1497年由佩德罗·德埃斯托皮尼扬征服）、锡兹内罗斯城（1502年建立；今西撒哈拉达赫拉）、Mazalquivir（1505年）、戈梅拉岛（1508年，Peñ；ónde Vélezdela Gomera）、奥兰（1509至90年）、阿尔及尔（1510至29年）、贝贾亚（1510至54年）、的黎波里（1511至51年）、突尼斯（1535至69年）和休达仍为西班牙领地。

1778年，葡萄牙为了获得南美洲一些领地，签署埃尔帕多条约，割让费尔南多波岛（今比奥科岛）及毗连的小岛予西班牙，又将尼日尔河和奥果韦河之间大陆的商业权利转让给对方。在19世纪，一些西班牙探险者和传教士经过此地区，包括曼努埃尔·德伊拉迭尔。

1848年，西班牙军队征服查法里纳斯群岛。

1859年，西班牙与摩洛哥在得土安战斗，后者战败。双方在翌年签署丹吉尔条约，摩洛哥割让西迪伊夫尼予西班牙。在往后几十年，西班牙与法国的合作，得以在这城市的南部建立和扩张保护领地。在1884年的柏林会议，西班牙之影响力得到国际承认：她得以同时管理西迪伊夫尼及西撒哈拉两地。西班牙也宣称从博哈多尔角到努瓦迪布半岛（法语：Cap Blanc）的沿岸地区为其保护领地。而木尼河区（位于今赤道几内亚境内）更分别在1885及1900年成为西班牙保护国及殖民地。1900年的巴黎条约解决了欧洲各国对几内亚大陆的争议。而1893年一场短暂战争更令西班牙得以扩张其在梅利利亚南部的势力。

1911年，摩洛哥遭到法国及西班牙的瓜分。曾为西班牙政府担任官员的阿卜杜勒·卡里姆，领导里夫的柏柏尔人作乱。在1921年的安瓦勒战役，摩洛哥的叛乱分子更令西班牙军队遭到突然、严重而几乎致命的挫败。一名西班牙主要政治人物断然宣布：“我们正处于西班牙最严重的衰败时期”。此话反映国内气氛。叛乱显示出军队严重腐败和衰弱，使西班牙政府陷于不稳，引致独裁政府成立。1925年，西班牙与法国合力镇压里夫的叛乱势力，但是两者都付出很大代价。1923年，丹吉尔被宣布为一个由法国、英国及西班牙（后来意大利更参与其中）共同托管的国际城市。曾参与摩洛哥战役的老手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发动西班牙内战（1936至1939年），并成功夺权。1926至59年，比奥科岛及木尼河区合并为西属几内亚。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间，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从维希政权夺取丹吉尔。

在20世纪上半叶，西班牙缺乏财富和兴趣来发展其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但是，西班牙采取了家长主义制度，尤其在比奥科岛。政府在该处开垦一个专门种植可可的农园，更引进尼日利亚人作为佣工。而且，西班牙更令赤道几内亚拥有全洲最高识字率，并发展良好的医疗设施网络。

1956年，法属摩洛哥独立，西班牙交出西属摩洛哥予这个新国家，但保留其在西迪伊夫尼、塔尔法亚及西属撒哈拉（今西撒哈拉）的控制权。摩洛哥苏丹（后来成为国王）穆罕默德五世觊觎这些土地，便在1957年入侵西属撒哈拉（伊夫尼战争；西班牙语称为“被遗忘的战争”La Guerra Olvidada）。1958年，西班牙把塔尔法亚割予摩洛哥，更把原本独立区域萨吉亚阿姆拉（在北方）和里奥—德奥罗（在南方）合并为西属撒哈拉。

1959年，西班牙在几内亚湾一带的辖区改组，使其地位类同西班牙本土的省份，并设立总督，授之以军事及政府权力。此外，西班牙政府更在这些殖民地推行民主政治制度，如赤道几内亚第一次地方选举在1959年进行，当地代表更首次在西班牙议会中占有席位。根据1963年12月的基本法，一个联合立法制度赋予当地两个省份有限度自治权。该地名称改为赤道几内亚。

1968年3月，联合国及赤道几内亚的民族主义者施加压力，使西班牙宣布让赤道几内亚独立。赤道几内亚在该年取得独立时，是非洲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1969年，西班牙再一次受到国际压力，将西迪伊夫尼交还予摩洛哥。1975年，绿色进军促使西班牙撤出西属撒哈拉。现时，西撒哈拉的未来仍然难以预料。

加那利群岛和北非沿海的西班牙城市，被认为是西班牙以至欧盟的领土，不过税制不同，并没有增值税。

可是，摩洛哥仍然宣称加那利群岛、休达、梅利利亚和其他西班牙主权地为其领土。2002年7月11日，摩洛哥的宪兵和军队占领佩雷希尔岛，最后被西班牙海军驱逐，并未造成伤亡 。

一、国君：西班牙国王兼任耶路撒冷国王和罗马教皇世俗代理者。

二、议会：由宗教院、上院、下院组成的三级议会是国家的立法机构，西班牙大主教任宗教院院长，上院由大贵族组成，下院由骑士阶级和商人阶级组成，上院能够选举产生大法官，下院则能够选举产生宰相，但是两者都需要国君的任命，且三级议会也没有权利否决国君的决议。

三、宰相：由下议院选举，国君任命产生，只对国君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

四、大法官和法院：法院是帝国的审判机关，大法官是法院的执事，由三级议会上议院选举后经国君任命产生，对国君负责。

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的殖民城市——以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为例

西班牙帝国在早期全球化的进程中打造了一批殖民城市，其中分别处于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三座城市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在空间上即体现了西班牙帝国推动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在经济方面，西班牙帝国的大帆船贸易将三座城市联系在一起，带动了商品和货币的全球流动，同时也改变了城市的命运；在城市建设方面，三座城市具有相似性，即棋盘格的城市形态、城市防御功能的加强、港口城市的特征以及居民和族群的多元化；在文化方面，西班牙帝国利用城市实现其文化霸权，即通过城市空间整合和仪式活动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掀起的全球化影响深远，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一种带有其典型特征的城市类型，而这些城市的地位和空间变化则体现了西班牙霸权文化与在地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试。

欧洲的那不勒斯、美洲的利马、亚洲的马尼拉，人们一般很难将这三座城市联系在一起，但如果将它们的城市形态加以比较，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其相似的特征。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也不是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中有机地发展起来的，而是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全球殖民的结果。西班牙帝国在16—17世纪建立起“日不落帝国”，纵横欧、美、亚三大洲。在其缔造的帝国网络中，作为节点的城市纷纷出现，它们扮演着将西班牙帝国的商品、思想和文化传播到各处的中介者，同时其城市自身也被改造，体现着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的控制。三座被西班牙帝国打造出来的殖民城市，在城市形态日益趋近的同时也反映出早期全球性帝国的统治特征。

对于这三座城市，以往较多的是从经济史、社会史、政治文化史等角度进行的个案研究和区域史研究，亦有大量从白银方面所做的全球经济联系的研究，综合性的城市比较研究却很少见到。意大利近代早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史研究非常丰富，但大多关注意大利中北部而忽视南部地区，受西班牙文化影响较大的那不勒斯甚至很难被置于意大利的国史叙述之中，更没有被置于全球史当中加以考察。美洲城市史研究中，关于墨西哥城和利马城的研究比较多，西班牙对美洲城市建设的影响尤其受到研究者关注。东南亚的城市史研究近年来较为流行，但一般聚焦于殖民港口城市的经济社会史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学界开始出现了从全球史视角重新考察帝国不同区域之间联系的研究，尤其注重考察世界各地之间的物种、疾病、思想的流动。如法国学者格吕津斯基对近代早期的中国与墨西哥进行了比较研究，苏布拉曼亚姆则关注的是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全球联系。从全球史这个新的视角来考察城市史，较以往仅仅关注一国一地的城市史研究会给人以更多的启发。故此，本文试图从帝国史和全球史的角度，探析西班牙帝国治下的各大洲城市的异同及其发展规律。

16世纪伊始，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展开，西班牙帝国最先开创了一个早期全球化时代。在葡萄牙、西班牙的主导下，欧洲与美洲、亚洲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并且出现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网络。网络触及的地方都被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城市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些变化，代表了早期全球化的成果。

西班牙帝国的崛起最早影响到的是美洲，由于新兴的大西洋贸易，美洲出现了城市格局的重大变化。珍宝船队的建立和美洲白银的发现使这里成为西班牙帝国非常倚重的地方，利马便是西班牙建造和影响的一个典型城市。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美洲的城市是由本土的印第安人建造的，如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等，并且形成了本土的区域结构。西班牙人征服这里之后形成了墨西哥城和利马两大中心城市，分别代表新西班牙和秘鲁两大总督区。尤其是利马，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枢纽。

利马由皮萨罗（Francisco Pizarro y Gonzalez,1471-1541年）所建造。他于1513年征服巴拿马，1519—1523年服务于巴拿马城长官，此后带着很少的兵力冒险南下征服了印加帝国。利马从1535年起便成为秘鲁总督的驻跸地，控制着玻利维亚、智利北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利马的重要性在于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在资源方面，利马的内陆腹地开发出了波托西银矿，大量白银从这里运回西班牙，使其成为继墨西哥城之后对西班牙最重要的美洲城市。在区位方面，这座城市与墨西哥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同时面向两大洋的贸易中心，大量白银、贵重物品，尤其是来自亚洲的丝绸被运到宗主国西班牙。可以说，这两个要素是利马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在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通之前，利马仅与墨西哥城有往来，且从属于后者。到16世纪中叶，两大西属殖民地之间的商路上兴起了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瓦图尔科（Huatulco）等港口，从墨西哥城有陆路通往这些港口，然后再从这里驶往利马。厄瓜多尔和秘鲁西部的曼塔（Manta）、瓜达基尔海湾的特鲁希略等构成了秘鲁西海岸的一系列港口，用于停泊来自墨西哥城的船只。利马西边的卡亚俄（El Callao）港成为商路的南部终点，货物在这里被卸下后运往利马，然后再等待顺风时返回北部。这种沿海岸线进行的贸易成为利马与墨西哥城之间贸易的主要形式。利马后来能够与墨西哥城比肩，与太平洋贸易的兴起息息相关。16世纪60年代，波托西银矿的发现使利马可以获取更多的中国商品，大量的奢侈品和铁、铜等商品都以比西班牙和墨西哥城产品更低的价格购进。因此，从16世纪70年代起，阿卡普尔科的马尼拉大帆船还会进一步向南到达利马，运输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漆器及其他奢侈品前往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与利马之间的贸易大幅度增加。卡亚俄港与阿卡普尔科一样发展成为重要的枢纽港，均有大量的亚洲商品流入。卡亚俄港的商品被运至利马和通过巴拿马城被运回宗主国，阿卡普尔科的商品部分被卖到墨西哥城，部分通过韦拉克鲁斯（Veracruz）被运回宗主国。由此，利马携白银进入贸易网络，在新兴的两洋贸易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有效地控制利马，西班牙帝国将其从印加帝国的边疆城市转变成殖民地首府。印加帝国在君主帕查库提·尤潘基（Pachacuti Inca Yupanqui）统治时期（1438—1471年在位）被建设成号称“四方之国”（Tahuantinsuyu）的广袤帝国。其领土从今北边的厄瓜多尔一直延伸到南边的智利，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和阿根廷部分地区，首都库斯科和行宫马丘比丘城得到了较快发展。到其孙瓦伊纳·卡帕克（1493—1527年在位）时，印加帝国达到鼎盛，他不仅大力建设库斯科，还在今厄瓜多尔建立了新都基多。皮萨罗最初打算以库斯科作为首都，希望借用印加帝国的政治遗产，但后来转向利马。利马之所以取代库斯科，不仅因为它是集中了大量西班牙贵族和国家机构的总督所在地，还由于它的地理优势以及成为帝国财富的集结地。可以说，正是太平洋贸易帮助了这个城市成为首都。利马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打破库斯科的中心地位并取代之，这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利马只是一座在海边新建的城市，与印加帝国并没有历史渊源，而库斯科则深处南边的山区谷地当中，长期以来是印加帝国的统治中心，有大量石制建筑和道路等优越的基础设施，也有大量代表印加帝国权力的建筑和景观。库斯科曾被比作卡斯提尔王国的旧都布尔戈斯，利马则被比作新都马德里。利马从一座无名之城发展成为新的中心需要长期的建设，这既包括西班牙王室的政治承认，也需要树立起大量的文化象征，而这些都贯穿于城市建设当中。利马城市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商业重镇，更是为了使西班牙帝国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由于大帆船贸易，亚洲也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网络之中，马尼拉的建立便是一个标志。经由太平洋将美洲与亚洲联系起来，一般会追溯至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及1521年抵达菲律宾。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571年，当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据点后，亚洲才算正式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贸易网络当中。在此期间，西班牙人一直垂涎地处亚洲的香料群岛。到1556年菲利普二世继位后，随着香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他决定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为此还同法国签订了《卡托-康布雷齐和约》。国王任命新西班牙总督组织船队向马鲁古群岛出发，受墨西哥城当局委托的黎牙实比成为这次行动的领导者。他于1564年底起航，次年到达宿雾，成为新占领土地的所有者（Adelantado）。然而，鉴于北部的吕宋岛与中国、日本、马六甲的频繁贸易，黎牙实比决定北上占领这个既有历史也有潜力的商业中心。1571年5月19日，黎牙实比占领并正式进入马尼拉，成为这里的行政长官（Gobierno），马尼拉由此隶属于新西班牙总督管辖。他在马尼拉设立了市政府进行管理，到其次年去世时，吕宋岛已大部分处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1595年，马尼拉成为整个菲律宾的首府。

统治着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数次想占领更多的东亚地域和国家，都没能成功，但在此过程中亦有所成就，即菲律宾与美洲、西班牙的大帆船贸易。在这个贸易中，马尼拉成为前沿据点。马尼拉大帆船的出现，使这个城市成为联系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其他城市的中心，甚至包括葡属澳门、长崎等，由此形成了以马尼拉为枢纽的东亚贸易网络。中国南部的商人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在菲律宾群岛之间贸易，从这里购买金属、蜡等商品，而向这里出口瓷器、丝绸、棉布等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所需要的商品。西班牙人的到来也为中国商人提供了扩大出口贸易的渠道，前者大量购买中国物品运回美洲和欧洲。中国的丝织品开始大量出口，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日本银产量的降低，美洲白银成为替代品，以填补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因而经由马尼拉运往西属美洲和欧洲的丝织品也一直保持较多数量，形成了一种白银与丝绸的对等贸易，马尼拉成为中国以丝换银的重要枢纽港。同样，西属美洲也对东亚的纺织品有极大需求。当地人不管阶层和族裔，都穿吕宋或印度产的棉布和中国产的丝绸，其质量比本地或西班牙生产的布料好许多，在新西班牙和秘鲁都是如此。这种质量和价格上的双重优势正是东亚纺织品占领西属美洲市场的重要原因。马尼拉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城市，成为西班牙帝国在亚洲的据点以及欧、美、亚三大洲交流的节点。

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被整合进西班牙帝国后，欧洲也受到了影响。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口迅速崛起，成为美洲白银和亚洲商品的终点站。与此同时，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

那不勒斯作为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历经了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角逐。从11世纪起，其为诺曼王朝统治，继之以霍亨斯陶芬王朝；从1266年起，归法国安茹公爵所有并且成为西西里王国首府，建造了法国风格的新堡和大教堂。1282年西西里晚祷起义后，以那不勒斯为主的意大利半岛南部归安茹公爵，西西里岛归阿拉贡王室。此后，那不勒斯的地位有所提高，吸引了比萨、热那亚的商人、托斯卡纳的银行家以及当时的著名艺术家，如薄伽丘、比特拉克、乔托等。到1442年，安茹公爵勒内被迫将那不勒斯交给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都归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室统治。由于与西班牙的关系，那不勒斯的商业地位得以提高，也成为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政治中心。1501年，受法国短暂统治后，那不勒斯王国重又归于西班牙，于1516年起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西班牙王室向这里派遣总督进行管理。这种统治持续了两个世纪，那不勒斯被深深卷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化之中。

美洲白银的开发和流动，使欧洲的纺织品市场受到亚洲产品的冲击和影响。从菲律宾运到塞维利亚的纺织品直接参与欧洲商品的竞争，故而塞维利亚的商人一般对马尼拉大帆船都是持抵制态度。根据舒尔茨的看法，马尼拉运输中国丝绸的大帆船对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城市构成了竞争，后者也与美洲总督区进行贸易，而来自中国的丝绸也威胁到了西班牙本土的丝织业。那不勒斯从中世纪晚期起以呢绒业和丝织业最为发达，这里的广袤草地适合养羊，织布的质量也极高，羊毛与棉布、丝绸等混纺织品供应着国内外市场。那不勒斯的丝织品加工业也非常发达，主广场附近区域就是丝织品加工业的集中地。除了供应国内消费，呢绒布料还大量出口到西班牙和波兰、中欧等地，丝织品向美洲出口。但是到17世纪，那不勒斯的呢绒和丝织品不仅不能与外国商品竞争，甚至还被外国纺织品攻占了国内市场，尤其是丝织品，几乎被外国产品竞争下去。来自中国的丝绸非常便宜，仅为西班牙布料价格的1/9，墨西哥布料价格在二者之间，可见亚洲商品有着很强的竞争力。当然，纺织行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应当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但是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恰恰是亚洲织物大举进入美洲和欧洲市场的时期，在这种全球化的冲击下，那不勒斯的纺织业面临灭顶之灾。

可见，在大航海时代的经济交流中，这三座城市形成了休戚与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真正的全球化贸易的起点是1565年阿卡普尔科与菲律宾的通航和1571年马尼拉建城，西班牙帝国的城市被串联在一起。从宏观空间来看，三座城市所在的区域正是基于海洋的跨区域交流才有了全球同步的发展，也为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从微观空间来看，三座城市的建设具体体现了西班牙帝国引发的全球性流动特征。

在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下，这三座城市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首先是那不勒斯和利马，其后是马尼拉。西班牙帝国的城市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将自身形象投射到殖民地，从16世纪中期起，马德里取代巴利亚多利德成为帝国首都，并且开始了从中世纪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这种改造经验在向外殖民过程中也被带到殖民地城市，体现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影响，但同时在城市改造中也注重殖民地城市的特定环境，创造出适合其发展的城市模式。

那不勒斯新的变化集中于陆上老城向海滨新城的转移。虽然安茹王朝统治时期在海边建造了新堡，但从15世纪中叶起，在阿拉贡王国的统治下，其发展一直限于陆地。15世纪80年代，阿拉贡王国的建设范围主要在城东，以东南边的卡尔米内（Carmine）城门和东边的卡普阿（Capuana）城门为中心，后者作为进入那不勒斯的陆上门户有着重要的政治和符号意义。阿拉贡的阿方索统治时期，计划将东门边的卡普阿城堡周围打造成其统治中心，这也是阿拉贡王国为了区别于以老城为中心的安茹王朝。从1516年起，哈布斯堡王朝接管了那不勒斯王国，派遣总督统治。总督佩德罗·托莱多（Pedro Alvarez de Toledo，1532—1552年在位）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驱使周围领主和大量农民迁入城中，由此使那不勒斯人口大为增加，很快成为仅次于巴黎的欧洲第二大都市。他重点推动那不勒斯向老城的西南边发展，为此还扩建旧城墙，并沿海岸线建造了一道新城墙，在城墙上建造堡垒，尤其是西边的圣埃莫堡（Castel Sant'Elmo）和东南角的卡尔米内城堡。这个新城区就是“西班牙区”，建有棋盘格状街道和临街多层建筑，这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独特的。西班牙区的主干道是托莱多路，是总督以其名字命名的，他任命意大利建筑规划师费尔迪南多·芒里奥（Ferdinando Manlio）建造了这条大道，从南向北连接起总督府所在的新城和老城西城门。作为西班牙帝国权力象征的总督府建于1540年，临海而建。从卡普阿城堡到总督府，体现了统治中心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移。总督府和新码头是方塔纳（Domenico Fontana）设计的，由总督弗朗基·卡斯特罗（Francisco Ruiz de Castro，1601—1603年在位）及其子佩德罗·费尔南德兹（Pedro Fernandez，1610—1616年在位）建造，最终完成佩德罗·托莱多开启的城市建设。这座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城市被改造成带有浓重西班牙风格的城市，西班牙帝国的印记被刻在城市的空间中。

利马的城市发展与那不勒斯几乎同时，也在16世纪上半叶。从1502年建立圣多明各起，整个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建立了二百多座新城，这些殖民城市在结构布局上非常类似。利马是1535年初起由皮萨罗建造，位于里马克河南岸，是一个非常规则的棋盘格状规划，被垂直的道路规则地分成若干街区。城市最北边的主广场上，北边是总督府（Palacio de Gobierno），是皮萨罗担任总督时的府邸；东边是大教堂和大主教府；西边是市政厅。整座城市的建设就是从主广场上的大教堂为坐标开始的，向外分配城市空间，形成网格状的街区。利马城总共有117个街区，每个街区边长125米，又可分为4个大小相同的区块，街道的宽度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约11米。皮萨罗将这些平均划出的区块分给他的支持者。1538年，市政委员会（cabildo）还命令所有业主都要在规定的区块内建筑房屋，不得侵占公共街道，否则就要归还给城市。外立面也要求非常一致，都用进口石块、硬木、黏土以及非常昂贵的砖块建造房屋和城墙。

主广场是重点建设的区域，每边长134米。虽然帝国在1573年颁布的关于美洲城市建设的法令规定，主广场要按3∶2的比例建成矩形形状，但实际上很多城市的主广场都是正方形的。因为在1573年法令之前，美洲许多城市的基本形态就已奠定，如墨西哥城、基多、波哥大等。因此，法令只是美洲城市化现实的归纳。主广场是利马的中心，经常举办仪式。在仪式期间，广场被清空、美化。主广场也是城市的市场和会面场所，由于商贩云集，这里非常混乱，是市政府一直想整顿的地方。主广场两边建有拱廊，是公证人、律师办公的地方，还有各种店铺。到17世纪，广场附近的梅卡德雷斯（Mercaderes）街成为奢侈品商店集中区，有超过40家店铺出售从西班牙、墨西哥和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其他产品。可以说，利马这座城市既有全球商品的流动，也体现出西班牙帝国的统治特征。

最后发展起来的是马尼拉，比前二者晚了约半个世纪。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马尼拉的居民是他加禄人（意为居住在河边的人），居住在以亲属为纽带的小型自治社区巴朗盖（barangays）中。1571年，西班牙人征服马尼拉，建立起一座新的城市。内城（Intramuros）为西班牙人所居住，与城外（Extramuros）以城墙隔开，沿着城墙建有堡垒和防御工事，水陆城门均有。陆城门塔楼矗立，夜间关闭。

在黎牙实比的规划和建设下，这座位于西靠马尼拉湾、北临帕西格河的城市也有一座主广场（Plaza de las Armas），城市布局为网格状。主广场周围是最重要的建筑，有最高法院、税务机构（Aduana）、总督府（1863年被毁）、市政厅（Cabildo）、皇家财库（Real Hacienda）、军械库、大教堂。城市西北部还有一座小的军事要塞，是西班牙人从当地穆斯林手中夺取的，16世纪末木质结构被石制建筑所取代。总督府仿照西班牙殖民城市风格，两个庭院均设有凉廊。这里不仅住着总督及其家人，还住着部分官员以及负责总督安全的火绳枪手。马尼拉市内有大量的木制房屋，1583年大火后为石制建筑所取代。根据编年史家巴托罗缪·莱托纳（Bartholome de Letona）1662年的记载，马尼拉街道非常美丽、宽敞、对称，就像墨西哥城和普埃布拉，主广场宽大对称，东边是大教堂，南边是总督建筑，北边是市政厅和监狱等。虽然1645年到1658年的大地震毁坏了这座城市，但是基本结构并未改变。在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下，其分布在全球的城市形成了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从城市的形态上来看，这三座城市非常相似，都体现了网格状的城市布局，其中都有主广场，广场周边建有教堂和行政官邸，而且有大道贯穿城市，组织起有规则的道路网。这种城市布局通行于西班牙帝国各城市，在当时留下来的许多城市地图和图像中都可以看出。就广场而言，意大利的与美洲的有较大差异，欧洲城市的中心广场的经济职能没有像美洲的那么集中在主广场上，而是分散在多个广场，甚至集中在道路两旁。欧洲广场是封闭的，美洲广场是开放的。而且，欧洲广场规模远远不如美洲广场那么大。东南亚城市一般没有大型广场，而是以宫殿、城堡、清真寺或佛寺以及集市作为城市的中心。这也是为何马尼拉内城与城外的华人区和日本人区有很大不同，外来者规划的内城从一开始就设计出规则的城市和广场。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城市形态，是与13世纪以来的欧洲新城建设实践有着很大关系。法国西南部、德国东部、西班牙都出现了大量新城，14世纪时，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方济各会士艾克希米尼克（Francesc Eiximenis）根据阿拉贡王国新城建设的实践还做了理论总结，在其《基督教十二书》（Dotzè del Crestia）当中提出基督教的理想城市，即矩形、两条轴线垂直相交于中心广场，周围是凉廊。这种城市模式对美洲的影响较大。到15世纪，意大利率先发展出一批新式城市，如皮恩扎、乌尔比诺、费拉拉等，强调几何规则的广场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这些传统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班牙帝国，其在殖民地和本土都打造了新式城市空间。这种几何状的理想城市类型所体现出来的权力色彩正是西班牙帝国所需要的。但是从空间上看，这些影响又不都是从欧洲到美洲和亚洲。文艺复兴城市规划思想直到16世纪下半叶才在西班牙流行，经过胡安·埃拉拉、莫拉叔侄等城市规划家的努力，马德里的城市空间被大大改变，逐渐产生以矩形的主广场为中心、中轴线道路贯穿城市东西的城市形态。这种新的城市样式与西班牙本土的中世纪城市传统大为不同，譬如，故都巴利亚多利德就没有宽敞的中心广场和笔直的中轴线街道，而是体现中世纪西班牙曾经受到过的伊斯兰文明的影响：道路蜿蜒曲折，缺乏开阔的公共空间。马德里的建设为西班牙城市建设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对后世的欧洲城市发展影响甚大。而这时期美洲城市均已建造起来，马德里的建设发生在那不勒斯、利马之后，甚至与马尼拉同时期，这种时间差体现了此种城市风格源头的多样性。

其次，这三座城市都体现了防御性设施的增强，新式堡垒成为重要的标志性景观。出于对奥斯曼帝国和北方法国人的提防，那不勒斯这时期的城市建设增强了城市防御功能，城墙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在佩德罗·托莱多时期，城市的防御体系变得连续，他将城墙和海岸的优势结合起来，增强了圣埃莫堡、蛋堡、新堡、卡尔米内堡几个防御要塞，尤其是圣埃莫堡和新堡正好围成了一处驻军区域，即“西班牙区”。在马尼拉，到16世纪末，行政长官达斯玛里纳（Gomez Perez Dasmarinas）仿照美洲的哈瓦那和卡塔赫纳模式在城市周围建造城墙和堡垒，墙体上还架有青铜炮。因为这时期葡萄牙人经常攻击西班牙据点，荷兰人也占据了台湾，同西班牙的菲律宾为敌，故而城墙和堡垒被增建。在马尼拉湾入口处的港口城市卡维特（Cavite）还建有菲利普堡（Fort San Felipe），作为保卫马尼拉城的第一道防御。利马的城墙建设比较晚，一直到17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但其非常重视对卡亚俄港口的城墙和防御设施的建设。这一时期在西班牙经营的领地上均出现了竞争的加强，为了保障其商业和政治利益，西班牙帝国在建设城市时都会考虑都将其作为堡垒，增强军事性，这也是西班牙殖民城市的重要特征。

星形堡垒体现了西班牙帝国推动这种建筑类型在其殖民城市的应用。建造城墙的活动在帝国境内普遍存在，如16世纪40年代的安特卫普由皇帝查理五世下令建造了城墙，为了迎接1549年查理五世来访，凯撒利亚城门还被改造成凯旋门。到16世纪，从欧洲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防御体系，其与中世纪的城堡和城墙不同，新式城墙更低更厚，有的是双层，有的是外面增建一座星形堡垒，或多处嵌以多边形棱堡。之所以出现这种革新，也是与当时热兵器的出现分不开的。为了抵御枪炮，城墙防御体系出现了深刻变革，从过去注重高度转而利用斜角和厚度。1564—1566年，在都灵城墙的一角由弗朗切斯科·帕乔托（Francesco Paciotto）建造了这种星形堡垒，紧接着在安特卫普就由同一个建筑师建造了同样的堡垒。这种类型的堡垒很快风行欧洲，那不勒斯的圣艾莫堡也是在这一时期建造起来的。这种新式城墙甫一出现，即被理论家们进行了总结并写进著作之中。欧洲以外的利马和马尼拉由于西班牙的引进也建起类似的防御设施。但是利马和马尼拉并没有专门的星形堡垒，而是在城墙上普遍建造棱堡。

再次，城市空间向海边集聚，形成港口城市，也体现了西班牙帝国作为海洋帝国的引力。西班牙帝国的许多其他城市亦是如此，如安特卫普、塞维利亚等。西班牙在中美洲和菲律宾诸岛屿建立的城市大都沿海而立，南美洲的利马也是取代了内陆城市库斯科而发展起来的。16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催生的大航海时代，许多城市都开始面向海洋，连一直处于内陆山区的佛罗伦萨在升格为托斯卡纳大公国首府之后也要在利沃诺建立港口，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许多沿海的城市更是经历了空间的变迁，从沿河内陆朝滨海区发展，建设船坞（Arsenal）。16世纪70年代，那不勒斯的新堡和蛋堡之间的圣露琪亚港区得以扩建，并且由工程师修建了船坞，计有12座拱门，扩建工程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位于马尼拉南边16公里、同在马尼拉湾的港口甲米地也是这样一个船坞，它既是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港口，也是对马尼拉城起到防卫作用的军港。利马城西边滨海的卡亚俄港也是如此，推动了利马港口城市的发展。

最后，全球化也带来了城市人口的变化，人口来源多样化，出现了多元的聚居模式。在西班牙人建造的内城外围出现移民区域，形成多族群的城市生态环境。到美洲工作和生活的亚洲移民都被称作“中国人”（chino），以墨西哥城为最多，其次就是利马。根据1613年的一份统计资料，当时利马有114名亚洲人，其中38名是中国人和菲律宾人，20名日本人，56名葡属印度人，还有马来人和柬埔寨人。但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利马的潘查卡米拉（Pachacamilla）区有大量非洲人，切尔卡多（Cercado）区在16世纪是来自高地的印第安人的居住区，马朗波（Malambo）区、阿齐（Acho）区、巴拉提约（Baratillo）区有大量混血居民居住在这里。马尼拉也是一个国际城市，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见到，尤其是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地的。根据17世纪初的记载，在当时庆祝圣徒罗耀拉的节日上，竟然有80个不同国家的人参加，虽然语言、肤色、习惯不同，但同为基督徒。这些外国人不仅来此经商和游历，还都居住在城市里。其中有两大最集中的区域，即华人区和日本人区，显示了这座城市的多元共生性。

与利马和马尼拉相比，那不勒斯没有多少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但是，这座城市在近代早期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其中工业人口的增加是重要因素。郊区和乡村的人口大量涌入城中，而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纺织行业，大概有4/5的那不勒斯工人以丝绸业为生。纺织品的生产和印染工序也在那不勒斯市区发展起来，阿普里亚的羊毛和卡拉布里亚的丝织品被运到这里生产加工。城市政府支持行会，并且由商人通过广泛的家庭作坊分包进行生产。至今那不勒斯还有道路名为“呢绒行会路”（Via Arte della Lana），其街区正是当时纺织业集中的地方。16世纪上半叶，城内有70—100名呢绒业工人，有4000—10000名丝织业工人。在16世纪，那不勒斯的丝织业发展极其迅速，到1582年时，注册在簿的丝织业工人已达2万名。这些来自近郊的劳工使城市里的人口构成相当多元化。

综上所述，三座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城市在布局和结构上表现出趋同这一现象，体现了西班牙帝国在海外对殖民地城市的空间塑造。西班牙将欧洲城市化的经验带到了世界许多地区，催生了防御性城市、港口城市、多元文化城市的同时出现，同时这也是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化产物。

西班牙帝国在全球殖民活动中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渴望实现对殖民地政治和文化上的控制。这种控制既通过规划和建造类似的城市空间实现，也通过打造帝国的“软实力”实现。后者包括规训城市中的人、举行仪式活动，等等，这些都是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城市实施控制、建立霸权的工具。如何使殖民城市中的本地人放弃其本地传统从而接受宗主国的文化，是西班牙殖民者尤其想要实现的愿望。因此，建造一个有示范意义的城市，规训当地人，才能够达到长治久安，逐渐将殖民地变成西班牙帝国的真正领土。这也是为何不管是欧洲还是美洲、亚洲的殖民城市，西班牙人总会开发出一个独立的西班牙区，作为殖民者居住的地方。同时，通过城市建设、空间隔离等手段强化西班牙文化的优越性。

那不勒斯虽然是一座欧洲的城市，在城市结构方面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并无太大不同，但是，西班牙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本土城市文脉的空间，它所蕴含的文化是西班牙人强加给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区不仅隔离于老城，既长且直的托莱多路和许多道路相垂直，构成大小一致的街区。而且，还有圣埃莫堡在其北边起到戍守功能。为了有效控制这个新城区，总督托莱多建造了圣埃莫堡，它与卡尔米内堡一道居高临下扼守着全部港湾和整座城市。在西班牙区的南边滨海处，坐落着占地广阔的总督府，它所在的花园一边与新堡相连，另外三边沿着今圣卡洛（S.Carlo）路、普雷比席特（Plebiscito）广场和玛丽娜（Marina）路构成一个宽阔的空间，矩形的总督府就位于花园的西北角，并且带有两座具有防御功能的塔楼。总督府与圣埃莫堡一道成为西班牙区的屏障，也是西班牙人向那不勒斯本地人展示权力的空间。西班牙区以外部分的建设也服从于这一目标。在总督古兹曼·皮曼泰尔（Gaspar de Guzman y Pimentel）的支持下，建筑师方塔纳对城市杂乱的结构进行了重新规整，他开辟的新道路连接起总督府、港口以及蛋堡旁边的船坞，事实上有利于军队更快、更便捷地开进西班牙区，以保证西班牙人对城市的控制。西班牙还在那不勒斯引入卫生观念，重点治理供水系统，在公共空间建造大量喷泉，重新利用古代高架水渠，派专家对既有的水网进行改造，建造医院。这些举措是为了展示帝国的优越性，从而对意大利南部地区产生示范作用，以巩固其统治。

在利马和马尼拉，西班牙人也建立了类似于那不勒斯西班牙区的城市，专门供西班牙人居住，以与本地人相隔离。在利马，西班牙人创设了让本地人集中居住的区域——集中传教区（reducción），1571年在城东建造的塞尔卡多（El Cercado）就是第一个。西班牙人强制性地安排附近经常到利马的印第安人居住在这里，由耶稣会监管并使其基督教化，这些区域的内部一般根据居民的出生地或所属族群隔离居住。同时，西班牙人还努力打造自己所居住区域的神圣性。利马城的主广场是西班牙人展现权力的场所，国家和教会的力量都在这里体现。一种被称作皮科塔（Picota）的木石建筑被竖立在广场上，象征正义和司法，同教堂一道成为西班牙权力的象征，意味着秩序和正义。实际上，印加帝国时期就有将称作乌斯努（usnu）的石头竖立在广场中心的习惯，以象征正义，西班牙帝国统治时沿用了这种做法。在利马的建城过程中，教会权威与居民一起向神祈福，确定皮科塔在主广场的中心位置，然后再确定教堂的位置，竖立一个小十字架，其后确定市政厅的位置，固定市政会的人数。这个过程是为了使城市空间神圣化，并确立主广场和教堂作为公共空间在城市生活和对抗异教徒方面的功能。隔离空间和使广场神圣化都是西班牙帝国为便于统治和教化而采取的举措。

在马尼拉，西班牙人居住的城就是内城。对于城外的近万名本地人，其居住的地方也逐渐被西班牙人改造。在内城周围方圆十公里范围内的本地人社区，一般都建有中心广场、高大的教堂，还有一些西班牙风格的富人住宅和散落在各处的普通住宅。来到马尼拉的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的居住区在空间上也被隔离。到16世纪80年代，随着西班牙通过马尼拉加强与中国的贸易，数千名福建人进入马尼拉，被马尼拉当局安排在城郊的巴里安（Parian）区居住，紧挨着内城。这里也成为官方的丝绸市场，仅供中国工商业者居住。马尼拉当局还对华人进一步区分，将其分为基督徒华人和非基督徒华人。比农多区（Binondo）成为首个基督徒华人的区域，还有一些仅允许与菲律宾妇女结婚的基督徒华人以及他们的后代（mestizo de Sangley）居住的街区。这种空间分化方式体现了西班牙人的统治之道。对于巴里安华人区，西班牙人也是竭尽全力限制其发展。尽管华人数量非常多，但是被强制居住在这个有限的区域当中，而且不能随意随时进出，还要缴纳很高的税额。这也是防止对人数有限的西班牙人构成威胁。西班牙人希望使华人基督化，但是又不希望他们过于西班牙化，而是通过保持一定程度的空间隔离来强化其在马尼拉的统治秩序。对于日本人，马尼拉当局也将其局限在特定区域，即1585年建立的狄洛（Dilao）区，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都进行丝绸贸易，故而也邻近华人区。但是日本人与华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更加不服从管理，经常与西班牙当局发生冲突，故而该区甚至被西班牙人摧毁过。但到17世纪，西班牙人依然建起了三处日本人的聚居区，并利用方济各会对日本居民进行基督教化。

当城市空间被改造和规整之后，西班牙殖民者要在这种空间中举行一系列仪式，通过展示权力的方式实现西班牙帝国对其殖民地城市的教化。在欧洲，广场既是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场所，也是王室和教会进行仪式活动的舞台，广场等公共空间中的活动成为权力者向被统治者施加权威的重要途径。那不勒斯最接近欧洲传统，有广场作为仪式中心。美洲和亚洲原本没有广场、市政厅的概念，此时也被植入。在利马，欧洲的广场要素与当地作为仪式场所的大型广场结合。马尼拉缺乏公共空间，统治者只能分而治之。

在那不勒斯，每当西班牙国王及王室成员出生、婚礼和葬礼的时候，总督都会在那不勒斯举办各种仪式活动，包括携矛比武、斗牛、骑马互掷空心泥球。这些对抗性的武力比赛源自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徒与摩尔人的长期对抗，因而带有强烈的西班牙特色。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西班牙时期，这些仪式流传到欧洲其他地区，尤其是西班牙统治的地方，与法国注重宫廷典雅礼节的仪式形成鲜明对比。西班牙的马术和斗牛等活动也流传到那不勒斯。从那不勒斯对西班牙式仪式的接受中，可以看出其与宗主国的关系。在重要的节日和节庆活动上，那不勒斯总督都会举办这些比赛仪式，表现出西班牙的文化霸权。对于这些舶来品，那不勒斯的贵族非常积极地接受。16世纪末的作家将当时的那不勒斯贵族描述为自由的、豪放的、尚武的。西班牙的马术和尚武传统一直在那不勒斯占据重要地位，影响着当地贵族的品位和习惯，尤其是骑士精神。像那不勒斯的名门望族如卡拉法（Carafa）、卡拉乔洛（Caracciolo）、皮格纳泰利（Pignatelli）、桑格罗（Di Sangro）、托马切洛（Tomacello）等家族都积极参与这些比武活动，即使不亲自参与，也会作为观众在总督身旁高声欢呼。同法国的室内仪式和面向特定贵族人群不同，西班牙的仪式都是在室外露天举行，城市成为重要的舞台。而且，仪式都是面向大众的。根据当时的节庆手册，大众对于参与仪式一般有非常高的热情，积极参与斗牛仪式，亲自激怒公牛，甚至杀死公牛。那些将公牛杀死的人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会得到牛的尸体作为奖励。通过这种集体狂欢，那不勒斯总督帮助西班牙帝国巩固了对那不勒斯的统治，与当地的贵族和民众一道完成了盛会和仪式的表演。从此也可以看出那不勒斯对西班牙统治的支持和依附。

在利马，自从1542年设立秘鲁总督区起，利马的总督进城仪式也可以被视作西班牙帝国显示权力的方式。利马也想借此机会取代库斯科、确立在秘鲁的首要地位。秘鲁与墨西哥城的进城仪式不同，后者是从维拉克鲁兹登陆，一直走陆路，展现的是征服的顺序。而前者则要从卡亚俄港登陆，直接进入利马，以避免陆路需要的大量耗费。利马占有得天独厚的位置，是西班牙统治秘鲁的重要据点，由此超越内陆的库斯科逐渐成为秘鲁的首要城市，这也与进城仪式有很大关系。1544年第一任秘鲁总督在进入利马入职时，就在进城处建造了一座凯旋门。1551年、1556年，第二、三任总督进城时也都建造凯旋门。这种源自欧洲的仪式被带入殖民地城市，以显示殖民者的权力。总督进城仪式的举行地点在梅卡德雷斯街的凯旋门，位于利马城的蒙瑟拉（Montserrat）区，是从卡亚俄港进入利马城的门户。总督从这里经过，就意味着进入利马城，也象征着对利马城市的掌控。在仪式中，总督上任进城之前，先要在卡亚俄港作停留并狂欢，然后穿过利马的凯旋门前往城市中心的主广场。凯旋门由利马商人赞助修建，上面饰有银条，以显示利马城市的富裕和高贵。总督要在这里发誓，象征着他代表国王进入城市，接收这座城市。与其并行不悖的另一个层次就是针对当地人的教化。在特伦托会议之后，教廷加强了对海外的基督教化，而西班牙人成为推行这种教化的重要力量，基督教化也是巩固其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利马，许多教区在城内外建立起来，在教区教堂旁边，西班牙人还建造了医院。这一切不仅是为了向本地人提供治疗和教育，还负责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使其皈依基督教，更是为了进行社会控制，因为利马的医院主要控制在教会手中。

西班牙人也利用类似的方法来控制马尼拉拥有多元文化和族裔背景的居民。那不勒斯作为欧洲城市，在文化上与西班牙有共通性，较为容易统治，但是菲律宾与欧洲传统全然不同。这里有亚洲人自己开创的传统，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有各自的聚集区域，本地人又分为许多种族群，以巴朗盖作为基本组织单位相互竞争。作为多元文化碰撞的亚洲枢纽，这里对于外来的征服者而言并不容易统治。再加上在亚洲，欧洲殖民地一般都是缩在有城墙的内城中，与当地人隔离开来，这种居住模式也限制了欧洲人对当地人的整体同化。在菲律宾南部，还有苏禄王国的穆斯林对西班牙殖民者充满敌视和排斥，他们通过争取本地人的民心同西班牙殖民者竞争，这些都增加了西班牙统治的困难。在无法使用公共空间进行规训时，他们只能求助于教会，由教会通过城市分区进行基督教化。宗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在欧洲各地活动，尤其在城市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罗马、布拉格、安特卫普等大城市的中世纪街区中建造了宏伟宽敞的新式教堂。在同时期的其他大洲，罗马天主教致力于增加在欧洲北部失去的教区，主要修会也涌入殖民地城市活动，成为改造当地原有文化的重要力量。1573年，由于耶稣会和方济各会的活动，就已有菲律宾本地人的改宗。1579年，菲利普二世在马尼拉建造了第一个主教区，虽然此前已有奥斯定会进入，但由多明我会会士多明各·萨拉扎尔（Domingo de Salazar）担任第一任主教，隶属于墨西哥大主教。此后在其他地方也设立了一些主教区，马尼拉升格为大主教区，建有大教堂。在对当地人的传教中，修会起到了补充政府统治的效果，与当地人的交流更多，甚至进入村社当中建立修道院，并有王室政府的资助。许多当地村社也被改造成以教堂为中心的城镇。到16世纪80年代末，马尼拉城中有80名西班牙人，除了大教堂和主教宫的数十名教士，奥斯定会修道院有七八位修士和众多其他预备神职人员，并有几处房产；方济各会修道院有4位修士和近20位其他神职人员；耶稣会则共有5位神职人员。这些修士全部来自西班牙或那不勒斯，其目标是协助帝国的统治。由此也可见帝国内部人员所具有的流动性。

从三座城市的情况可以看出，城市空间整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凸显权力和控制臣民的统治方式，不管是在欧洲还是美洲和亚洲，西班牙的城市建设都与教化有关，通过城市改造体现统治的合法性，建筑和仪式都可以作为帝国权力的隐喻。当然，帝国对不同地区也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进行管理，譬如，那不勒斯历史上有较强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故而采取建造新区和输出西班牙文化的方式；美洲在历史上就特别注重服从国王权威和仪式活动，故而在利马借用一些权威性符号和象征性方式强化帝国力量；而亚洲的多元文化背景则使其在马尼拉通过加强城市空间隔离，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这些都体现了西班牙帝国利用空间进行规训的统治策略。

在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所开启的一种新的跨洋贸易推动了此后的全球化发展，尤其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了一批带有其显著特征的城市类型。商品、资本、思想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帝国的框架内改变着一切碰触到的地方。一方面，城市被置于由帝国创建的海外贸易网络中，成为商品和资本流通的驿站，白银、纺织品在美洲和亚洲之间流动，甚至也影响到欧洲的城市经济。另一方面，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的城市进行改造，代表西班牙帝国权力的总督和行政长官们按照帝国中枢的意愿改造城市空间，将帝国的意志强加到城市空间中，改变着殖民地城市，使其成为体现“日不落帝国”辉煌的舞台。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都受到了这种早期全球化力量的影响，其在近代早期城市地位的变化和空间变迁，事实上都是西班牙帝国主导下的结果，也是西班牙帝国与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文化碰触的结果。

如果我们对西班牙帝国的城市空间策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帝国也起到了传播媒介的作用。在帝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欧洲城市化的经验被带到殖民地，用于建设和改造殖民地城市，正如棋盘格状布局和中心广场的城市特征被带到与西方城市传统不同的美洲和亚洲。这种传播使16世纪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新型城市化。同时，西班牙帝国也致力于重塑城市空间，目的是使被统治地区同化于西班牙，特别是通过空间隔离和举行仪式的方式巩固统治秩序。无论在欧洲还是美洲和亚洲，这种空间规则都畅通无阻。殖民者还通过空间的建构规训被统治者，强化帝国控制和帝国认同，从而有助于其利益的攫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这在近代早期的全球化过程和帝国时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在亨利·列菲弗尔、大卫·哈维等学者的推动下，现在的城市史研究注重空间视角，着力于探讨城市景观生成和城市改造背后的政治和经济要素，空间的生产机制成为城市史的研究目标。在全球化和全球史盛行的今天，对城市的研究也逐渐过渡到全球流动和交往方面，全球化空间成为当下的热点。因此，我们考察城市也应当引入全球联系和互动的视角，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城市建设有秩序和权力的考量，帝国与其殖民地的等级关系也由此而建立。城市空间的变迁实际上体现了统治者的权力和控制，当欧洲的城市模式向全球扩张时，这种通过空间以加强统治的方式也被应用到了广阔的殖民地，使世界各地的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趋于一致。此外，帝国也采取了因地制宜的策略，这体现在其全球性城市的空间特征中。这种微观与宏观并重的空间方法可以辅助我们考察早期全球化时代的帝国史以及现代世界城市体系形成的根源。

15世纪开始，西班牙开始建立美洲殖民地，使西班牙语和天主教传播到美洲和西属东印度群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关岛、马里亚纳群岛、帕劳和菲律宾）。当代“拉丁美洲”一词的由来，和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统治有很大关系。

1790年西班牙帝国人口统计；

西班牙本土（欧洲）；12122636人

新西班牙总督区（美洲）；17218596人

直布罗陀（欧洲）；85569人

佛兰德(欧洲)；2070712人

伦巴底，米兰（欧洲）；2065724人

那不勒斯（欧洲）；5347551人

撒丁岛（欧洲）；318520人

古巴总督区（加勒比）；152170人

佛罗里达（北美）；32280人

圣多明各，海地（加勒比）；352485人

菲律宾（亚洲）；7500000人

总计：4726624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