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城市化是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都市区、小城镇甚至非城市区迁移的分散化过程，主要原因是城市居民对生活环境自然化倾向的追求、大城市工业向外寻找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及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达。

逆城市化即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渐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在那里形成一个绿色的生态环境。市区出现“空心化”，人口呈现负增长，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一些中心城市，“逆城市化”的趋势也开始愈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开始向往着去郊区生活、居住。据北京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人中，有54.5%的人近期有意到郊区投资，70%的人有意到郊区购买第二居所。在上海，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人士，希望能过上周一到周五在市中心写字楼里上班，周六、周日在农村田园风光里休闲的“五加二”式的生活。在东南沿海为数不少的城里人相中了那些无人居住的无名海岛，盘算着怎样在那里投资，重新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逆城市化，是指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渐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市区出现“空心化”，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逆城市化”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城市化”是一定区域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以及居住和消费功能向城市聚集。在这些聚集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大城市化”的必然结果是愈来愈强大的聚集效应，同时也带来了聚集空间趋近极限和难以持续的种种“城市病”。当城市的发展到了一定极限，就得调整和优化城市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由此，中心城市的各种功能，比如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以及居住和休闲娱乐等功能纷纷向有条件的中小城镇及乡村分解。这些功能分解就是“逆城市化”。

100多年前，英国城市规划的边缘人士霍华德曾竭尽全力想创建一个人类理想的“田园城市”。即在不影响英国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利益的情况下，开创一个集农村和城市各自优点长处的人居环境。这可以算是逆城市化的思想起源。逆城市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很普遍。二战后尤其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美国加快了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内部的郊区人口增长速度远远快于中心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这是美国近期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

真正意义的“逆城市化”是在1970年以后在发达国家发生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快速发展之后进入城市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大城市人口停止增长甚至减少，人口和其他资源的流向开始转向中小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周围的郊区小城镇。这种现象在70年代首先在美国出现并被命名为逆城市化，然后在欧洲的发达国家出现。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逆城市化不意味着国家城市化水平的下降，它只导致城市发展新的区域再分配，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偏好变化、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生产地理格局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事实上，逆城市化正在推动城市化更广泛地传播。

逆城市化本身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一般要经历以下4个阶段：

萌芽阶段———首先搬入郊区的都是富有阶层；

形成阶段———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搬入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但仍要每天到市中心工作，购物和娱乐；

发展阶段———居住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

成熟阶段———郊区的自立程度越来越高，由单一的居住功能变成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郊区人口是都市区人口的一部分，郊区化的出现导致了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巨型城市带的兴起。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派生出来的新潮流。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逆城市化”趋势越强。“逆城市化”对“城市化”而言是吐故纳新，对村镇来说，则是巨大的发展能量。“逆城市化”潮流涌向哪里，哪里的乡镇发展速度就快。利用“逆城市化”趋势发展小城镇和乡村，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小城镇和乡村成为中心城市自我优化、减轻空间压力的广阔平台，促使中心城市的空间结构更加合理，产业优势更加突出，聚集效应和带动效应更加强大。由此形成中心城市与中小城镇、乡村彼此之间产业呼应、优势互补、良性循环的空间布局，搭成城市化与“逆城市化”的强对流（双向对流）正比关系。

促进村镇发展，普遍使用的力量有两类：一类是依靠农村和小城镇自身的实力，即依靠小城镇所管辖的区域经济的自然增长和农村人口转移。一类是依靠政府的支持，即“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发展村镇还有一股力量，那就是“逆城市化”的力量。

首先，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可解决“城市病”，促使城乡同发展、共繁荣。其次，交通、电信的发达是“逆城市化”得以畅流的基本物质条件。再者，利用“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即小城镇的规划、建设、发展应注重与中心城市“对接”。同时，提高小城镇的吸引消费的能力和消费力，就是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流、物流和产业流，为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而深厚的基础。此外，在创造吸引和驻留“逆城市化”的条件上着力，就是强化特有的天然优势、历史优势，以及创造新优势。可见，借助“逆城市化”的力量发展村镇，是促使村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和最佳选择，也是推进城市化的最佳选择。

郊区城市化和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过程。一般将城市化阶段分为：起步阶段、郊区城市化阶段、逆城市化阶段、再城市化阶段。

一般来说，郊区城市化是城市化过程中刚刚起步阶段的时候形成的产物，由于人的急剧扩张，导致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郊区也纷纷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这一般称郊区城市。

而逆城市化则是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较高的时候，这时人口（高收入较多）往往向郊区迁移。注：这里的郊区离城市有一定的距离，而郊区城市化中的郊区是与城市接壤的。

二者的区别关键在于发生的原因不同。郊区城市化应是一个城市自然扩张良性发展的过程，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现象。而逆城市化才应强调城市内部环境的恶化。

逆城市化：即由于交通拥挤、犯罪增长、污染严重等城市问题的压力日见增大，城市人口开始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市区出现“空心化”，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城市郊区化村镇、开发区、工矿企业与城市、城乡相融连成一片，几乎是城区、郊区紧紧相连、不分彼此了。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城市郊区化所产生和带来的积极作用是极为相似的。

其一、城市郊区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过度集中、住宅紧张和交通拥挤状况，改善了城市工作条件，促进了人地关系的进一步和谐；

其二、注重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通过制定和实施完善的区域规划，促使城市产业、部门在地域空间范围内的协调布局，有利于充分发挥城市在生产、流通、生活、消费等领域的整体功能；其三、改善了城市的环境质量。然而，城市郊区化建设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这种追求规模不断向周边地区蔓延发展的城市化建设道路，若任其发展下去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系列“城市病”，最终使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城市化建设遇到阻碍而停止不前。这种“城市病”在中国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第一，城市人口向郊区移动，城郊差别减小。

工业的发展使工业布局过分集中，导致环境恶化，地价上涨等。城市中心区人口开始向郊区移动，它们在城市周围大建新城和卫星城，将城市人口，文化，产业一并带到郊区，这种现象在西方一些大城市尤为严重，被称为“美国式郊区化”现象。超级市场，高档住宅，大型停车场的构建，一改郊区简陋的面貌，使城市和郊区之间在生产和消费上趋于平衡。

此外，高速公路，地铁等交通事业的发展，缩短了城郊之间的距离，使大量人口频繁往来于城市和郊区之间成为可能，形成独具特色的“钟摆式”移动趋势。这是逆城市化的开始。

第二，城市人口减少，城市规模缩小。

在一些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减少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英国伦敦从1950年的年到1970年的年的20年间，城市人口减少了10万人。其它像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每年城市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少，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人口的减少使城市规模逐渐缩小，大城市趋于消失，乡村人口增加，城乡人口差别缩小。这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由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向着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迁移。乡村清洁的环境，优越的就业条件，宽松的氛围... ...吸引着城市人口涌向乡村，致使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这是逆城市化发展的较高阶段。

城市问题

其主要表现为：1、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在城乡结合部位（处于城市和农村的交叉地带），规划与管理出现“被遗忘的角落”和“真空”。

2、占地过多，土地利用矛盾突出。

3、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

4、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不能得到良好保护。

5、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严重。在大规模的城市郊区化历程中，伴随着大量工业园区的向外迁移及大量城市居民楼房的兴建，每年都要建设新的公路或城市基础设施来满足城市扩张的需要。在政府强制或通过市场力量的安排下，许多农民失去了农田和家园。政府给的补贴可能杯水车薪，再加上可能存在的层层克扣，真正到农民手中的根本不够农民迁移到另一地方的费用。许多农民由此陷入了贫穷的境地，有的甚至沦为乞丐游荡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而这一切有悖于城市决策者的初衷。这种由于城市蔓延带来的人文问题在许多大中小城市十分严重，成为城市有关管理部门的心头之痛。

数据

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2010年8月调查发现，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的57.7万人降到去年的18.9万人,降幅达67%。不愿意进城落户，甚至把户口从城市反迁回农村的“逆城市化”现象已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现。无独有偶，“两栖”公务员出现浙江，不久前义乌出现200多名公务员户口迁农村争补偿分红，一些公务员为“当农民”，把户口迁到农村。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农转非工作已全面展开。全市8月1日开设户籍改革转户窗口以来，广大农村居民参与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比较高。

抱有“铁饭碗”公务员为何“争当农民”？“农转非”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境遇为何差异如此之大？专家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差异归根结底主要是土地所蕴含的利益所致。 　“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较大，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前提下，农村土地早晚要变成巨大的财富，许多农民不愿进城放弃这些土地，所以出现‘逆城市化’。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我国城乡发展政策要根据地区差异因地制宜。”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道出个中原因。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持有同样观点，“我国东西部地区转户两重天主要是经济利益问题，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户口改革最关键的是放开让人口自由地流动，但总体趋势流向城市。城市户籍本身蕴含福利待遇，而与之对应的是农村户口的集体土地，通过搞开发出租等，产生丰厚经济受益，农民不愿意进城的想法是不难理解的。实际上，近年来出现某些公务员在农村拥有土地，城市里拥有住房的‘两栖’现象在发达的东部地区较普遍，有的公务员掌握了相当多的资源，完全有办法操作，钻政策的空子。不过这个问题是迟早要解决的。”

公务员争当农民

在就业压力增大、无数人争考公务员的今天，浙江义乌市却出现部分公务员把户口迁入农村，愿意回村里“当农民”的怪事。前不久，义乌市200多名拥有农村户口的公务员，被市纪检委、市委组织部等部门要求从农村迁出户口、办理农转非、退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义乌市为何“开除”这些公务员的“村籍”？公务员“争当农民”怪事背后有何“内情”？

“户口在农村,可以享受到村集体经济分红、征地补偿、回迁安置房等收益。”当地一位官员说，“不要小看了这个农村户口，它在农村涉及的经济利益十分巨大。”

在当地村民眼里，除获得宅基地、盖房子外，农村户口还可以拿征地补偿费，并每年从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中获得分红。浙江省农业厅经管处处长童日晖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介绍，全省已推行了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集体所有的资产清产核资，量化为股权，均摊到村民身上。已有千余个农村完成了这项改革，去年人均分红500多元，有的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分红则更多。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表示，“公务员想当农民，存在土地的诱惑，这在全国不具普遍性。主要是东部一些省份政策管理存有漏洞。户籍改革最终目标是取消城市和农村户口，首先应把户籍外围附带的一些政策清理干净，然后再主攻户籍改革是比较可行的。”

公务员“两栖”现象何以存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认为，因为有的公务员掌握了相当多的资源，完全有办法操作；同时，有的村干部由于看中一些公务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也比较欢迎公务员户口“下乡”。真正让这些“追逐利益者”出局，还有赖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把一些权力部门手握的资源逐渐取消。

农民不愿转市民

近年来，农村土地越来越值钱，农民身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多，有的农村户口甚至牵扯到上百万元的收益。“现在东部地区农民生活水平提升很快，不见得比城市低，关键是农民的宅基地、承包的土地，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前提下，这些土地早晚要变成巨大的财富。让其进城放弃这些土地，离城市较近的农民是尤其不愿意的。”孙久文分析说，加之我国东部城市化本身已经很高，农民生活水平很高，已无多少农民可以转户，这是江浙一带“农转非”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化快的过程中，拥有较多土地的农民即使什么不干，仅靠租土地，有的甚至一年要挣几十万。他们不愿转为城市户口，这是地域造成的问题。”魏后凯说，然而，并非所有“逆城市化”背后都是巨大利益诱惑。在东部，相当一批人离开大城市，与无法支付高额生活成本有关。如果“逆城市化”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城市化率的提升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停滞。

有户籍管理者指出，城市吸纳进城人员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廉价劳动力，同时又希望尽量少承担对他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进城者长期在收入低标准、生活低质量、保障低水平的社会底层徘徊。 再加上高额的房价与不断上涨的物价，即使政策完全放开，多数进城人员也难以实现落户生根的意愿。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接受采访时流露出对于农民进程补偿政策背后的忧虑。他认为，农民在进城之后毫无疑问将失去土地，而土地会被政府以低价买进再高价卖出，转户农民在未来将无法选择再次回到农村，应从制度上给予农民一定的双向选择权利。并且从长远角度看，这种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也不利于城市与农村同步发展。

是否应户籍先行

城市化进程中是否应“户籍先行”？此观点争议较大。孙久文表示，“成都、重庆的户籍改革，对于和重庆发展水平，城乡结构差不多的地方才有借鉴意义。我主张首先要把户籍外围附带的一些政策清理干净，然后再主攻户籍本身改革。无论是长三角或珠三角，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规模已经很大，要进一步发展周边的中小城市，做为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方向是合理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杨立雄直言重庆经验短期内在北京上海复制“肯定行不通”。他认为，重庆虽为四大直辖市之一，但由于地处西部，交通状况和吸引移民的能力甚至不及东部中型城市，“户籍改革最应该先在欠发达地区开展，通过户籍改革，将有助于消除贫困，实现城乡权利的平等”。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研究员时和兴表示，就全国而言，还不适合普及重庆做法。对于农村面积比较大的地区，全部打破城乡户籍隔阂还不太可能。此外，从政府负担的角度用讲，财力上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公共服务也很难跟上。

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魏后凯表示，尽管农转非过程中出现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中国城市化趋势不可阻挡，城市化有多种途径，各地的成功模式不是在全国都可实践的，制定政策要因地制宜。有些西部模式在东部沿海地区肯定是行不通的。户口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放开让人口自由地流动，户籍制度本身所蕴含的福利待遇较多，大家愿意到城市。然而发达地区农村户口的集体土地，可以搞开发，产生丰厚经济受益，农民不愿转户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缩小城乡差异、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一定要推进的。”中共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记者表示，“但当大批农民涌入城市之后，城市管理者应该做好准备向这些转户农民提供住房以及丰富的公共服务资源，要有能力让各种城市资源和福利均等地降临在每个公民身上，这才是户籍改革的应有之义。”

在不少地方的户籍改革试点中，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一些农民工不愿意要城市的户口，甚至很多原有城市户籍的人口希望换成农村户籍，以分得田地。实际上，这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从上世纪80年代末国有土地使用权市场化以来，逆城市化现象就一直存在。

中国式“逃离”城市还不是“逆城市化”

如果“逆城市化”的阶段已经开始，那么政府就会着手郊区建设，引导有钱人过去。北京就是这样搞的，“市区工作、居住郊区化”，结果有钱人没引导过去多少，倒是一大批“蚁族”被生活成本挤压过去了，由于交通拥堵，他们还要忍受早起晚归的堵车生活。

如果还没到那个阶段，那么就老老实实做城区建设，解决外来者的住房、教育问题。等城市发展更完善了，也会像欧美国家一样，富人慢慢搬到郊区去住，郊区的配套也就起来了，然后中产阶级再搬出去住。接着是很多公司、工厂搬出去，最后形成一个配套完善的城镇。这才是真正的“逆城市化”阶段。我们还差得很远，当前，顶多算个“半城市化”。

城市郊区化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主要表现是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大城市外围分散布局卫星城镇，根本原因在于城市人口、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向郊区迁移的一种离心分散化。美国从18世纪末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始到20世纪末“逆城市化”出现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19世纪后期，在霍华德田园城市思想的影响下，首先一批富有阶层搬入郊区，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家庭汽车的大量使用和公共交通设施快速发展极大地加速了城市郊区化进程。城市内的大量中产阶级开始涌向新的郊外开发区居住，城市空间结构形态随之发生变化，城市发展在空间上表现为卫星放射状。二战后市区地价趋高，但是市区土地的供给已经高度无弹性。这时美国政府为了合理地规划城市发展，对在郊区选择住宅给予鼓励，使得更多中产阶级包括部分低收入阶层能够支付郊区住宅，郊区化得到普遍发展。20世纪末，美国的“城市空心化”发展迅速，郊区已由城市边缘扩展的松散形态, 演变成为具有各种城市功能的就业中心。

城市化进程中。非常鲜明的特点，中小城镇是城市化的主体、城乡一体化程度高。德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只有柏林、汉堡和慕尼黑。小城市（人口在2万～20万）在所有城市中占了76%。在城乡一体化中法兰克福经济区非常能够说明问题, 它是德国的交通枢纽。对整个欧洲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法兰克福的经济地位在增强，但市区人口呈现负增长趋势。这说明大城市的人口在逐步向郊区和中小城市流动。全德每年有20万人向郊区和小城市流动，城市空心化、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加强。

到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了日本的四大工业地带，这奠定了日本临海城市带格局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时日本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5.2%。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也曾经出现了劳动力大批进入东京、大阪等大城市的现象，一时造成大城市人口拥挤和地区间差距拉大。1975年以后，由于工业增长速度减缓，大城市开始趋向扩散发展, 人口向东京、名古屋等大城市集中的状况趋于消失。90年代后，由于地价上涨，出现了与美国城市发展史上相同的状况, 市区居民和企业离开市中心向周围城郊迁移，城市郊区化发展明显，新城市不断出现，形成了城市群，市中心区人口减少。

在英国，主要中心城市的土地开发话动由城市中心地区转向城市边缘地带转移，主要原因在于：

（1） 市中心地区和城市边缘地带地价悬殊。英国地价特点是南部高于北部；城市中心区高于边缘区；不同类型的城市用地之间存在非常高的地价差。

（2） 住宅建设对土地需求不断增加。

（3）工业结构改变冲击了传统工业，许多不适于在城市中心区发展的企业开始外迁。

（4）城市中心购物功能衰退，消费者的兴趣逐渐由市中心转向郊区，城市郊区的购物中心的规模也随之不断扩大。

城市化水平速度很快，十月革命以后的70年间其城市人口从0.291亿人增加到1.775亿, 是原来的6倍。以莫斯科为例， 莫斯科市区面积994平方公里，在一个多世纪中发展到了原来的17.75倍，主要是沿交通线呈放射状、走廊式发展。前苏联长期实行低房租政策，经济发展的成本长时期以来过多地由政府负担。为了更好的发展经济，城市建设的成本开始转移给市场，地价开始上扬，市区地价攀高使得居民点布局呈现新特点：过多的土地需求只能在郊区得到满足。土地的需求者主要是城市居民，目的是为了寻找第二住所和辅助消遣，土地的用途主要分为四类：乡间别墅、果园、菜地或村舍等，从一定意义上讲，莫斯科市郊的土地利用类型反映了莫斯科市民拥有财富的空间分布格局。

“逆城市化”现象表明，中国的户籍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户籍改革本身其实并不复杂，真正难以触动的是附着于户口上的利益分配格局。诚如《中国经济转型30年》一书所言，城市户口的福利含金量造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悖论，越是在户口中附着较多福利内容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越难推进。“户籍福利”不能剥离，人们只会涌向福利更好的地方，户籍改革便会遭遇更大阻力。中国的“逆城市化”是户籍制度制造的怪胎。这种“逆城市化”，不仅导致人口的非正常流动，也可能导致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停滞。这对社会发展无疑是有害的，必须通过户籍改革予以改变。

“非转农”不过是进村抢“蛋糕”

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后期，人们不满交通拥挤、污染严重的城市生活，逐渐向郊区乃至农村流动，于是有了“逆城市化”的概念。我国一些地方出现“非转农”，咋一看像逆城市化，但有几人是因厌倦城市、向往乡村而“非转农”的？其实，媒体热炒的“逆城市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逆城市化，一些地方出现“非转农”现象，并非表明有多少城里人想当农民，而是一些人借此与农民争抢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