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供水不足、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秩序混乱，以及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入、输出失去平衡，需求矛盾加剧等问题。主要表现为：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人地矛盾尖锐；布局分散、城市整体规划相对落后；只求规模不问功能，盲目扩大，土地利用效率低下；道路交通、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不足和落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城市建设中的人文问题、犯罪率问题突出等。这些问题使城市建设与城市发展处于失衡和无序状态，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病几乎是所有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

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

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

这些因城市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东京、纽约等诸多城市，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是城市病导致了城市的衰退。

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着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腾飞，城市的集聚效应已非常明显。 “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在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49.68%，这已足以说明中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联合国将2万人作为定义城市的人口下限，10万人作为划定大城市的下限，100万人作为划定特大城市的下限。这种分类反映了部分国家的惯例。中国在城市统计中对城市规模的分类标准如下：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我国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6个，而超过700万的已经有十几个。

“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病，而且还有向中小城市蔓延的趋势。”，常住人口超过1600万的城市大多会有严重的城市病。另外，如果特大城市附近有许多其他城市——成为“城市群”；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3000万时，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群病；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5000万时，也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群病，尤其是环境问题（城市废弃物难以就近消纳）和交通问题等。

中国有13亿人口，至少将会有10亿城镇人口，只有均衡布局更多的大都市区（中心城市200-1600万人口，200公里范围内1000-5000万人口），建设更多（50个左右）的大都市区（可增设新省或直辖市），才能使中国的人口相对均衡分布，使城镇废弃物就近消纳（200公里内），并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与城市病的矛盾。

“城”辐射带动“镇”的合理半径以不大于200公里为宜（方便乡镇（或城区）人员到城区（或乡镇）办事能当天来回）；所以，现有特大城市（特别是省会）200公里之外，如果有较大的区域（3万平方公里以上）和较多人口（1000万以上/容易培育200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均应培育新的中心城市（比如增设为新省的省会、建设交通干线枢纽（尤其是是高铁）、建设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等），以实现全国城镇的均衡合理分布，从根本上防止全国的人口只集聚在现有的省会或直辖市（使城市病和城市群越来越严重）。其中，以徐州、宜昌、赣州、桂林和宜宾等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均是培育新的大都市区的理想区域。

只有培育新的中心城市（比如增设为新省的省会、建设交通干线枢纽（尤其是是高铁）、建设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等），以实现全国城镇的均衡合理分布，从根本上防止全国的人口只集聚在现有的省会或直辖市（使城市病和城市群越来越严重）。其中，以徐州、苏州、烟台、桂林和唐山等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均是培育新的大都市区的理想区域。

徐州，位于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是中国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亚欧大陆桥中国段五大中心城市之一。江苏省三大都市圈中心城市和四个特大城市之一，市区人口达300多万。是华东重要门户城市，华东地区重要的科教、文化、金融、旅游、医疗、会展中心，也是江苏省重要的经济、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心。

经济实力强：2015年，徐州地区完成GDP5500亿元，位居江苏省第5位，全国第30位。地方财政收入560亿元，位居江苏省第5位，全国第20位。

交通区位强：徐州位于京沪铁路，陇海铁路，徐菏铁路，徐济城铁，京沪高铁，郑徐高铁，徐宿淮盐高铁，徐连高铁等铁路干线交汇，交通辐射集聚能力强。

高教水平强：徐州拥有中国矿业大学（211工程），江苏师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徐州工程学院等7所本科院校和18所大中专院校。科教实力居江苏省第二位，全国非省会地级城市首位。

医疗水平强：徐州拥有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徐州中心医院等7所三甲医院。三甲医院数量居全国非省会地级城市首位，是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例如，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环境恶劣；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又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或称为“超前城市化”）。“

”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在伦敦，由于市中心区域集中了政府机关、法院以及大量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娱乐场所，并有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每天在高峰时段有超过100万人口和40000辆机动车/小时进出中心城区，造成该区域严重的交通拥挤，区域内平均车速只有14.3公里/小时，成为全英国最为拥挤的区域。在巴黎，上世纪60年代，由于采取了“适应小汽车发展”的政策，结果私人小汽车与日俱增，导致市区交通严重阻塞，1973年环城快速路开通后不久就出现了持续性的拥挤。在曼谷，由于车速过慢，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停车场，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

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也会抑制人们的日常活动，城市活力大打折扣，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另外，交通拥挤也导致了事故的增多，事故增多又加剧了拥挤。据相关统计，欧洲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之多。第三，交通拥挤还破坏了城市环境。在机动车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交通对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增加，并且逐步成为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污染源。根据伦敦20世纪90年代的检测报告，大气中74%的氮氧化物来自汽车尾气排放。交通拥挤导致车辆只能在低速状态行驶，频繁停车和启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能源消耗，也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增加了噪声。

据英国SYSTRA公司对发达国家大城市交通状况的分析，交通拥塞使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交通事故的代价约占GDP的1.5～2%，交通噪音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3%，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4%，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1～10%。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预计：未来全球变暖将更加迅速,未来100年还将升温1.4℃～5.8℃,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

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

联合国环境署同年在《全球环境展望》上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度减少或被严重污染，世界上80多个国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严重缺水。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内，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将面临水荒”。

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峻，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10年，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达、洛杉矶、华沙、开罗、拉各斯、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将面临严重的水荒。

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由于土地存在供给的绝对刚性，在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区集聚过程中，像东京、纽约、伦敦等大都市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紧张问题，土地对现代化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如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拓展地域范围已成为各大都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贫民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民又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如印度孟买、巴西圣保罗等。

贫民窟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有：

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

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

如：1900年纽约市全城400万人里就有150万人居住在分布全城的4.3万个贫民窟内，直到21世纪纽约还有哈莱姆贫民区等存在；如今，印度孟买1600万人口中有60%居住在仅占城市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贫民区和路边的简陋建筑中，贫民窟已成为这个世界著名港口城市及印度经济中心城市的最大特色。

贫民窟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本城市内人口的收入差距过大所造成的。

主要有以下4点：

1.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造成大量无地农民。以巴西为例，巴西绝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少数大地主所控制，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且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他们不可能再回流到农村；

2.城市化过程中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是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造成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而在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工资一般只相当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

3.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充分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在城市贫民窟居住的人80%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只能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

4.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国家教育开支向中、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而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子女受教育和就业状况。

1、如何解决城市交通中的污染、拥堵、安全等多方面的问题，欧登塞案例馆带来的处方是全城修建专用自行车道，限制汽车发展。

2、法国罗阿大区案例馆提出以楼层高度的平衡来实现中密度的方案。

3、广告、招牌、乱贴乱画等城市视觉污染由来已久。圣保罗案例通过实施的“清洁城市法案”，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大大扫除了过去铺天盖地的城市“牛皮癣” ，令城市原本风貌重见天日。

4、伦敦“零碳”案例馆，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实现“零碳排放”的样本，为建设低碳社会提供了一套完全可行的解决方案。

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由于工业化时间早，所以最先经历城市病的过程，他们也同样有过一些教训。

如英国首都伦敦，是全球最先经历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的大城市之一，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伦敦烟雾事件”，当时的死亡人数超四千人。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大量工厂聚集在大都市里，烟气集中排放，很多城市居民患上眼部疾病，严重的甚至导致死亡。

所以，城市病的防治首先就需要考虑城市绿化。

如广东省实行的一项“绿色廊道”计划：即主张在城市内兴建“绿心”，市中心大量建设公园绿地，使城市不再只有钢筋水泥，而成为一个“会呼吸的城市”。相似的还有合肥市的环城公园，绿化带的建设可以吸烟滞尘、净化空气、美化环境。

而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中，越来越提倡采取多核心模式的布局，即兴建“卫星城”，我国许多大城市的发展也应采取这项措施，以避免或缓解城市病的发生。

卫星城的举措，旨在一个大城市中修建多个中心城区（即组团），在这之间打造绿地和休憩区域。在每一组团内部包括水体、绿色隔离带等部分，以保证组团内部功能齐全，就业、教育、医疗资源配置完善。这样城市的整个生态环境就会得以改善，交通拥堵状况就会得以减轻。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城市问题。未来大城市发展应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

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壮大，应将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均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漫天、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由于采用一系列的产业结构调整，使得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得到相应的改善。

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现象。我国正处在城市化的高峰，今后10年内，将有8.7亿中国人生活在城市中，约占人口总数的一半。同时还将有87个城市拥有75万以上人口，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化大国。

为了推进世界健康城市建设的步伐，WHO曾将1996年4月7日的世界卫生日主题确定为“城市与健康”，并公布了健康城市的10项具体标准及其内容，为各国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参考。

现代化的城市流动人口增加，就业压力增大，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紧张，能源短缺，“城市病”日趋严重，因此建设健康城市对未来城市的健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

1.为市民提供清洁和安全的环境；

2.能和市民一同参与到制定他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健康和福利的各种政策；

3.保护文化遗产并尊重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宗教等）的各种文化和生活特征；

4.使市民能更健康长久地生活和少患疾病。

这些标准表明，健康城市建设是一场用现代文明代替传统文明的深刻革命，是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积极应对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升人类健康水平的根本出路。

“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和谐”的理念本来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内核。对于中国人来说，“健康城市”和“宜居城市”，不应是一个新概念。在新的时代，不搞城市化不行，不治“城市病”也不行，创建“健康城市”是治理“城市病”最好的办法。只有这样，城市发展才不会陷入“摊大饼”的局面，“城市病”的治愈才能有一个真正的起点。

如何治理“城市病”，《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给出了药方：一是科学制定城市规划，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三是调整城市空间布局，四是完善就业机制。为了解决大城市人口膨胀与城市规模的矛盾，牛文元建议，从建立城市联盟、引导人口合理布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方面做出努力。”

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上海世博会执委会、联合国人居署和杭州市政府共同主办的上海世博会“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主题论坛在杭州顺利闭幕，这也标志着自五月启动的六场世博主题论坛收官。

2010年10月6日至7日，围绕 “区域协同与城乡和谐”、“住房政策与宜居生活”、“城市治理与社区参与”、“社会保障与和谐城市”等分主题，近800名与会代表在杭州展开了精彩、激烈的讨论。

衡量城市是否宜居

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和谐城市与宜居生活”。深圳市维时建筑与城市研究中心主任、董事局主席董国良用数字“1001”概括了宜居生活的内涵：“‘100’是指的户外空间要100%的没有汽车，整个市区就像大公园一样；后边的‘1’就是指居民上下班的通勤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而且其中有半个小时左右是步行，这就是宜居。”

与董国良的观点相似，国务院参事、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也认为，出行时间是衡量一座城市是否宜居的重要标准。“比较一下欧洲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平均单程上班花费的时间为27分钟，而中国50个主要城市单程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为39分钟。”

牛文元最后表示，交通问题是现代城市病当中最严重的，解决不了交通问题，城市就不可能走向绿色，也不可能走向和谐。

看城市和谐水平

上海市建设与交通委员会副主任沈晓苏则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用“婴儿车指数”考察城市和谐水平。他认为，婴儿车能不能在街头出现，与和谐社会有密切关系。首先，婴儿车能不能上街可以反映出一个城市的设施和道路是否无障碍。

此外，家长是否愿意把婴儿车推到街上，与空气质量等环境问题有关。城市最大的污染是汽车尾气和废气，不改变空气污染的现状，城市道路上就不可能大量出现婴儿车。

实现人车全面分离

如何改善城市交通？董国良提出了更加大胆的想法——建立“节地畅通城市模式”。

董国良介绍说，所谓“节地畅通城市模式”，是由4个要素构成的人车全面分离系统。“第一，约占市区面积20%的地面道路专供汽车行驶。其结果是道路的通行能力是现在的5倍。第二，约占市区面积40%的地面设为停车库。这样，停车位的数量将是现在城市的10倍。第三，地面道路上方设盖板，盖板与地面停车库屋顶相连，形成了架空平台。第四，约占市区面积40%的花园与上述的架空平台共同构成居民的活动空间。”简而言之，就是地面快速路网和大面积地面停车库只供汽车使用，大面积架空平台和地面花园只供人活动。

作为“节地模式”提倡者，董国良相信，采用节地模式可以将城市的内在动力机制由“拥堵—蔓延—更拥堵”变为“畅通—紧溱—更畅通”，从而使城市系统发生良性质变，成为节地畅通宜居的城市。据了解，这种城市新模式正在世博会中国馆中展出。”

习近平为“城市病”开良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4年的55%，城市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是，近年来，我国越来越多的城市患上了“城市病”，环境污染、交通拥堵、房价虚高、管理粗放、应急迟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城市病”给市民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降低了人们的幸福感。“十三五”期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新的发展理念，决心根治“城市病”。20至21日，时隔37年，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会议指出，“要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请随“学习中国“小编一起学习习近平为根治“城市病”所开良方。

为环境污染开良方

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环境与健康息息相关，也与发展密切相关。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高污染城市中的死亡率超出相对清洁城市的15%至20%。据统计，在欧洲，PM2.5每年导致386000人死亡，并使欧盟国家人均期望寿命减少8.6个月。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日前发布的《城市蓝皮书》中指出，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内的近九成中国城市，正处于“亚健康”状态。

治理污染刻不容缓。2015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2014年初，习近平视察北京时，专门提到了雾霾治理，他指出：“要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治理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调相互促进，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

治理污染非朝夕之功，受产业、能源结构调整具有长期性等因素影响，实现环境“良治”的任务依然艰巨。只有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多方制衡转变，政府市场两手发力，倒逼与激励并重，才有可能逐渐实现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要求，到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认为，治理环境需有耐性、要坚持，现在正处“十三五”开局之际，环境保护部在谋划目标和任务，总体上来讲，只要全社会上下努力，有望在未来五年间实现与小康匹配的环境。

为交通拥堵开良方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交通设施发展的滞后，交通拥堵已不只是大城市的“专利”，不少中小城市也开始患上拥堵的“城市病”。截至2015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2.71亿辆。其中，汽车1.63亿辆。报告显示，2015年第三季度，北京通勤族高峰期每出行1小时，就有30分钟耗费在严重堵车上，折合时间成本每月808元。经济越发达、基本工资越高的城市，因拥堵造成的损失越大。排在北京之后的依次是广州、深圳、上海、大连、天津。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着重强调了交通问题，他要求：“着力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把交通一体化作为先行领域，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联互通综合交通网络。”习近平在视察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时指出：“如何解决好大量人口的出行问题是个大难题。要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放在城市发展的重要位置，加快形成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体系。”

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习近平指出：“发展公共交通是现代城市发展的方向。”许多城市的交通拥堵，缘于公共交通不足，迫使通勤者以小汽车来弥补。将来如果能够形成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和小容量的个人交通互补，各自在自己的领域来发挥作用的交通格局，拥堵问题将会得到解决，届时各地实施的摇号政策也将终结。以日本东京为例，由于拥有发达的公交网络，民众在出行的时候，虽然拥有更多的小汽车，但还是会首选轨道交通。买小汽车则用在个人的休闲、度假、旅行等方面，这样就形成了小汽车（私家车）交通和公共交通良性分工。

为房价过高开良方

高房价，于经济而言是泡沫问题，于社会而言是民生问题。2013年10月29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是满足群众基本住房需求、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目标的重要任务，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总书记深知人民的心愿，他说：“人民群众对实现住有所居充满期待，我们必须下更大决心、花更大气力解决好住房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习近平强调：“从我国国情看，总的方向是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要总结我国住房改革发展经验，借鉴其他国家解决住房问题的有益做法，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加快建立统一、规范、成熟、稳定的住房供应体系。要千方百计增加住房供应，同时要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倡导符合国情的住房消费模式。”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1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推进以满足新市民为出发点的住房制度改革，扩大有效需求，稳定房地产市场。”

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会议强调：“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未来一段时间内房地产政策将以稳定为主基调，相关部门的主要工作将围绕着楼市“去库存”展开。

为水源短缺开良方

我国65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属于联合国人居环境署评价标准的“严重缺水”和“缺水”城市。北京市是典型“人多、水少”的资源型缺水城市，北京市城市用水的70%来自南水北调。缺水是我国城市的通病。城市的快速发展带来用水量的急剧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也加剧了水资源的短缺。

未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用水需求呈刚性增长，水资源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2014年3月14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原油可以进口，世界石油资源用光后还有替代能源顶上，但水没有了，到哪儿去进口？”2014年2月25日，习近平到北京市自来水集团第九水厂调研时强调：“水安全是涉及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全党要大力增强水忧患意识、水危机意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解决好水安全问题。”

习近平就保障国家水安全问题提出了“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和“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发展思路。落实“以水定城”，首先需要城市管理者思路的转变。其次，还有很多细节工作要落实。比如管理上，要基于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区域空间发展布局，研究制定水环境水资源承载评价技术指南，开展水资源和水环境容量测算评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综合采取“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将70%的降雨就地消纳利用。另外，还需要全社会增强水危机意识，节约用水，从每个人做起。习近平视察北京市自来水集团时发出倡议：“要深入开展节水型城市建设，使节约用水成为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人的自觉行动。”

水资源可利用量、水环境容量是城市发展的刚性约束，要通过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入河排污总量三条红线进行控制，重塑我国人水和谐平衡关系。要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推动以水资源的永续利用支撑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社会。合理制定水价，编制节水规划，实施雨洪资源利用、再生水利用、海水淡化工程，建设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开展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

为管理粗放开良方

刚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抓城市工作，一定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不断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彻底改变粗放型管理方式，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11月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对改进城市管理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推进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要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以城市管理现代化为指向，坚持以人为本、源头治理、权责一致、协调创新的原则，理顺管理体制，提高执法水平，完善城市管理，构建权责明晰、服务为先、管理优化、执法规范、安全有序的城市管理体制，让城市成为人民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有力依托。要加快推进执法重心和执法力量向市县下移，推进城市管理领域大部门制改革，实现机构综合设置，统筹解决好机构性质、执法人员身份编制等问题。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执法制度，特别是要建设一支过硬的执法队伍，真正做到依法、规范、文明执法。”11月1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指出：“要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理顺各部门职责分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落实责任主体。”12月14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落实城市管理主体责任，改革城市管理体制，理顺各部门职责分工，严格安全监管，健全城市应急体系。”

美丽城市需要政府、企业和市民多方的共同参与建设与管理。刚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同时“要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企业和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真正实现城市共治共管、共建共享。”

为应急滞后开良方

近年来，城市的内涝灾害、踩踏事故、群体性事件等时有发生，相关部门应急迟缓，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教训十分惨痛。

人是城市的主体，人的安全是第一位的。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住安全关、质量关，并把安全工作落实到城市工作和城市发展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习近平多次强调城市安全和应急体系建设问题。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加强城市安全监管，建立专业化、职业化的救灾救援队伍。”12月1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严格安全监管，健全城市应急体系。”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和安全体系是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要屏障。只有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维护公共安全、提升突发事件应对能力的根本之道。

城市之病其实是城市的治理体系不科学造成的，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已经为“城市病”开出良方，只要我们认真贯彻执行并制定好切合实际的措施，就可以逐步消除“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