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恩威亚·克瓦米·恩克鲁玛（英文名：Francis Nwia Kwame Nkrumah，1909年9月21日—1972年4月27日），生于恩克罗富尔，加纳国父，黑人非洲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外交家、国务活动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非洲社会主义尝试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泛非主义、泛非运动和非洲统一主要倡导者，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加纳第一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加纳人民大会党终身主席，几内亚共和国名誉总统。

早年生活和教育

1909年9月21日出生在英属黄金海岸西部地区东恩济马地区埃伦贝莱区的恩克罗富尔村，当时名叫弗朗西斯·恩威亚·克瓦米·恩克鲁玛（Francis Nwia-Kofi Ngonloma）。他的父亲是村里的金匠。母亲是小商贩。幼年时常随母亲去市镇做小买卖。

1915年进入本村罗马天主教小学读书，并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毕业后在一所小学当教员。

1927年由天主教会保送到阿克拉国立师范学院接受师资培训，同年转入阿奇莫塔学院学习，在该校非洲人教员、西非学生联合会负责人维吉尔·阿格雷宣讲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萌生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

1930年毕业后回到家乡的教会学校教书。

1932年到阿米萨诺的天主教神学院当教员。

由于他非常聪颖，他的叔父—一个金刚石的勘探者，决定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

1935年留学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林肯大学攻读经济学和社会学，1939年获文学学士学位。

1939年后相继进入林肯大学神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1942年获得神学学士、教育学硕士学位。

1943年，他又获得了哲学硕士学位。同时先后在林肯大学等几所美国黑人大学任教。留美期间，广泛研读了康德、黑格尔、笛卡尔、尼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人的著作，寻求非洲殖民地走向自由的道路。赞赏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库斯·加维提倡的“返回非洲”和建立非洲合众国（又称“泛非合众国”）的主张，立志为非洲的完全解放和统一奋斗终身。

探索自由之路

在美期间，恩克鲁玛开始投身政治活动，积极组建美国和加拿大非洲学生联合会，并任主席，出版非洲刊物《非洲讲解员》，宣讲民族解放和非洲统一思想。与美国著名黑人领袖保罗·罗伯逊和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保持联系。

1945年6月到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格雷法学院深造，攻读博士学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激励下，毅然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到伦敦后不久就参加了西非学生联合会，并被选为副主席。

在伦敦期间，他还在伦敦结识了加纳独立运动活动家乔治·帕德莫，受帕德莫的影响，他放弃了学业，决心致力于非洲的非殖民化，并参加了第五届泛非大会（1945年10月在曼彻斯特举行）的组织筹备工作，为大会起草了《对殖民列强的挑战》和《告殖民地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书》，提出开展以非暴力的积极行动为基础的斗争，争取自治和独立。会后被选为泛非大会新设立的工作委员会秘书长，负责制订执行大会纲领，协调非洲和西印度群岛各殖民地人民的斗争。同时，他在伦敦组织与会的西非代表，建立西非国民大会，任秘书长，1946年3月主持出版秘书处机关刊物《新非洲人》（月刊），宣传非洲统一和民族主义思想，提出争取非洲统一和完全独立的口号。

为加强西非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斗争中的统一行动，恩克鲁玛亲往巴黎与法国国民议会中的非洲议员苏鲁-米冈·阿皮蒂、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等人共同拟定了建立西非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等计划。在旅欧西非留学生中建立了秘密组织“圈子”—西非团结和民族独立斗争的先锋。两次在伦敦主持召开西非会议，成立英国有色人种工人联合会并任黄金海岸工会大会主席。

回到非洲

1947年11月应邀回国领导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恩克鲁玛怀着对社会主义和泛非主义的强烈兴趣，回到了时称“黄金海岸”的加纳，1948年1月任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总书记。他走遍全国各地宣传、发动群众，同时整顿党的组织、发展党员，使该党迅速以阿克拉为中心的“殖民地区”扩大到全国。

1948年3月因支持退伍军人、工人要求工作、增加工资和抵制外国货的群众运动，要求英国殖民当局把行政权交给黄金海岸临时政府而被捕。7月获释后用自己的薪水创办了加纳学院，培养斗争骨干。

1948年9月3日创办《阿克拉晚报》，1949年1月2日《早晨电讯报》在塞康第出版发行，宣传争取自治或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全国组建统一大会党的青年委员会。

1949年6月12日因主张“立即自治”，与宣称英国已经改变了对殖民地态度的统一大会党保守派领导人分道扬镳，另建人民大会党，当选为主席兼总书记。 他提出以非暴力的“积极行动”和一切合乎宪法的手段（策略行动），即采取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与英国政府进行斗争，立即实现完全自治。

1949年11月20日主持全国代表大会，拒绝英国殖民当局炮制的库马西宪法草案，要求立即给予黄金海岸在英联邦内完全的自治地位。

1949年12月创办《每周邮报》，号召人民抵制库马西宪法草案。

1950年1月22日因发动全国总罢工再次被捕入狱，被判处3年徒刑（一说为2年）。

独立建国

1951年2月，黄金海岸人民大会党在全国立法会议选举中获得90%以上的选票，赢得了全部38个普选议员席位中的34个议席，恩克鲁玛获得该国历史上个人最高的2.278万票当选为立法会议议员，并于2月12日被释放，出任政府事务领导人。

1952年3月5日英国政府批准恩克鲁玛修改宪法的建议，政府事务领导人改称总理，权限仅低于英国总督而高于英国人部长。

1953年7月10日再次提出修改宪法，要求英国宣布黄金海岸是英联邦内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

1954年6月人民大会党在大选中获胜，恩克鲁玛连任总理。

1956年7月人民大会党在全国大选中击败要求实行联邦制的反对党派，赢得立法会议104个席位中的72个，坚持中央集权的恩克鲁玛继续任总理。英国妄图利用各党派对宪法修正案的不同意见，阻挠黄金海岸独立的计划落空了。

1956年8月立法会议通过了恩克鲁玛提交的独立议案。

1957年3月6日黄金海岸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独立的第一个黑非洲国家，国名改为加纳，恩克鲁玛任加纳第一届政府总理。

恩克鲁玛主张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应尽力帮助仍在斗争的人民，以非洲大陆的完全解放和统一为己任。1958年4月发起召开非洲独立国家会议，强调加强团结和合作，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11月组建加纳—几内亚联邦，建立两国交换驻节部长制度。12月主持召开第一次全非人民大会，谴责殖民主义制度，要求实现非洲的完全解放。1961年4月加纳与几内亚、马里成立“非洲国家联盟”，制订了联盟宪章。1963年5月在非洲国家首脑会议上呼吁实现非洲统一，促进了非洲统一组织的成立，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从此翻开新的一页。恩克鲁玛也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者这一，为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做出积极贡献。

在国内着手清除殖民主义残余。实行干部的非洲化，提拔非洲人担任武装部队的军官；建立法律学校，培养自己的法官和律师。实行以国营经济为主，五种经济并存的政策。制定了两年（1957~1959年）巩固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9~1964年）。1960年7月1日宣告成立共和国，废除以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的制度，建立总统共和制，当选为加纳共和国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加纳科学院院长、加纳大学校长等职。1965年6月蝉联总统。1965年10月21日—1966年2月24日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1962年以后加紧社会主义试验，制定“七年经济发展计划”，大办国营和集体农场，进行大规模的重工业基本建设。1963年被授予国际列宁和平奖。

树立个人威望

恩克鲁玛积极从事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成为反帝反殖民的斗士。1960年加纳废除君主制，恩克鲁玛任首届总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他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峰。他自青年时代起就显露出公开演讲的才华。

恩克鲁玛被大多数加纳人奉若神明，称之为“奥萨格耶福”，意为“救世主”、“解放者”，在议会大厦前矗立了一尊高达6米的恩克鲁玛塑像，底座上刻着“国家的缔造者”。恩克鲁玛本人的思想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救世主”自居。他独揽国家大权，发号施令，以他的意愿和好恶治理国家，排斥一切不同政见者和镇压反对派，达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境地。恩克鲁玛又以他的主观愿望，不顾加纳国情，盲目和强迫推行“非洲社会主义”的激进方针，使加纳社会出现混乱、经济陷于困境。结果，在短短几年内，加纳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反对派对恩克鲁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责他已成为一名孤家寡人的“独裁者”。

1964年1月，恩克鲁玛提出宪法修正案，该修宪草案使加纳人民大会党成为合法政党，恩克鲁玛也因此成为国家终身总统和执政党终身主席。修正案以99.91%的选票获得通过。恩克鲁玛的宪政改革将使加纳自独立以来一直实行的事实一党制和恩克鲁玛的专制统治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和固化。

独立之初，加纳是非洲大陆“富裕”的国家之一，人均收入为50英镑，拥有2亿英镑（约合4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对人口不足700万的小国来说，是一笔可观的财富。恩克鲁玛执政初期，大力发展林业、渔业和畜牧业，主要出口产品可可的产量丰收，铝土矿和黄金等矿产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在沃尔特河兴建阿科松博大坝，形成巨大的沃尔特水库，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渔业之利。政府为农村提供发展资金，兴建学校和交通，引入免费医疗和义务教育制度。恩克鲁玛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建立社会福利制度。

尽管如此，加纳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而它的经济仍然依赖传统经济作物可可的出口收入（约占出口收入的60%）。1960年，恩克鲁玛开始推行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被称为“非洲社会主义”。企图在短期内改变加纳落后的面貌和迅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致力于使加纳工业化，以摆脱在国际贸易体系的弱势地位。他决心使加纳在经济上独立，企图通过在本国生产加纳所需的一切的办法来取消进口，减少对外国资本、技术和物质产品的依赖。他对工业企业、种植园和商店实行了国有化，得到的却是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意味着由政府来进行生产—不管政府是否能胜任，也不管当地生产的物品比进口的还要昂贵。但是，他的努力并未成功，加纳的农业由于缺少资金和扶持很快衰落，同时，他也未能在加纳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体系。国有化、合作化和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破坏了原有经济秩序；迎合恩克鲁玛好大喜功的不少荣誉性建设项目耗尽了国库，造成巨大财政赤字，1966年外债高达10多亿美元，经济状况恶化。

由于物价飞涨，失业人数剧增，多数劳动人民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执政党和政府内的贪污腐化丛生和争权的倾轧，引起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出现了政局动荡和社会不安。同时，恩克鲁玛推行的激进改革，也触及传统封建势力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恩克鲁玛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加强压制批评意见和严厉镇压反对派。于是多次出现暗杀总统未遂事件，在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内部出现了对总统不满的言行。恩克鲁玛为了加强安全防范，聘用了一批外国保镖，其中有古巴人、南非人和阿拉伯人，并将总统卫队扩大到1000多人，聘请苏联和民主德国军事顾问加以训练，成为一支精锐部队。在总统府内修建岗楼、暗堡和地下室，成为一个坚固的堡垒。当时非洲大陆新独立的国家出现了军事政变的浪潮，使恩克鲁玛预感到危机来临，他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政变的措施，如撤换非嫡系的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的高级军官，扩大效忠于他的民兵组织，并通过其“御林军”—国家安全局和总统府卫队加强社会治安，削弱了警察的作用。这在武装部队和治安部队制造了不安的气氛。

加纳武装部队的部分军官除对恩克鲁玛实施的灾难性政治表现不满外，特别反对他建立第二武装民兵组织，认为他企图削弱武装部队的力量。早在1965年就出现了一个反对恩克鲁玛的秘密组织—“革命委员会”，主要头子是第二旅旅长科托卡上校和第一旅旅长奥克兰上校。鉴于恩克鲁玛在国内外的威望，以及他直接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他们在等待时机。

1966年2月21日，恩克鲁玛应胡志明主席的邀请，离开阿克拉飞赴河内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同时顺道访问北京。这是黑非洲第一位国家元首对正在进行抗美救国战争国家的访问，随行人员达88人。这一盛大的访问，引起加纳全国的关注。同时，恩克鲁玛的亲信、执掌加纳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阿菲里将军也前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出席会议。执掌军政大权的两位要人同时出访，使加纳出现权力真空。“革命委员会”认为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作出发动政变的决定，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将他们所掌握的部队调集到首都阿克拉近郊，包括一支伞兵部队、一支机械化部队和一个步兵营。虽然军队的调动是公开的，但它的政变计划却没有被恩克鲁玛的情报系统发觉。加纳武装部队的兵力不超过1万人，主要由陆军组成，拥有两个步兵旅。还有一支主要由警察组成的治安部队，约9000人。第一步兵旅和第二步兵旅参加政变，就足以控制整个武装部队。

1966年2月23日子夜，政变军队与忠于恩克鲁玛的武装力量在首都展开激战，各地区的民兵组织表示反对政变，正在国外访问的恩克鲁玛宣布要返国镇压“反动派的叛乱”。虽然总统府卫队的主要领导人已随恩克鲁玛出国访问，但卫队始终处于警戒状态，当发现叛军的进攻时，立即予以还击。他们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次又一次击退叛军的进攻，使叛军蒙受很大的损失，他们等待外界的援助，等待着恩克鲁玛总统的归来。这曾使政变领导人一筹莫展，就转而全力对付民兵组织。民兵组织虽然反对政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各地区的抵抗被政变部队分别击溃，同时政变部队封锁机场，设置障碍以防恩克鲁玛座机突然降落。在民兵组织瓦解后，政变领导人调集兵力和大炮向总统府发动新的进攻，猛烈的炮火摧毁了总统府的防御工事。直到2月28日，政变部队完全占领总统府后，政变才宣告最后胜利。至3月2日，恩克鲁玛基本失去了返回加纳恢复权力的希望，从此流亡国外。

根据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和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后来的解密文件所提供的证据显示，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及其政府参与了推翻恩克鲁玛总统的政变，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意识到恩克鲁玛政权的社会主义倾向和他的反西方的激进主义。

加纳发生军事政变时，恩克鲁玛正从仰光抵达北京，转赴河内。当他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下榻后，中国驻加纳大使即对他说：“总统阁下，我报告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加纳发生了政变。”这太出乎恩克鲁玛的意料之外，他惊讶地说：“不可能吧？”转而又说：“不过也有可能，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并都具有革命斗争的性质。”他中止访越计划，滞留北京观望国内的变化。在这危难时刻，周恩来总理两次同恩克鲁玛单独会谈，劝他要冷静对待，总结教训，积蓄力量，做长期斗争的准备。

几日后，随行的官员纷纷离他而去，加纳驻华大使也宣布不承认他为加纳总统（1966年10月政变上台的加纳政府随即单方面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之后，恩克鲁玛接受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塞古·杜尔的邀请，于1966年2月28日离开北京，经苏联、南斯拉夫和阿尔及利亚去几内亚。3月2日抵达科纳克里，受到盛大欢迎，被塞古·杜尔总统授予“几内亚共和国两总统”之一的荣誉头衔。恩克鲁玛希望在塞古·杜尔的支持下，返回自己的祖国重新掌握权力。又寄希望于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派遣远征军助他回国夺权。包括塞古·杜尔、尼雷尔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对恩克鲁玛表示同情和支持，但他们不可能也无力帮助恩克鲁玛夺回政权，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问题。

恩克鲁玛无奈地在几内亚定居下来，有生之年再也没有回到加纳。此后，恩克鲁玛从事探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非洲国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问题，他在《在加纳黑暗的日子里》一书中，总结了加纳爆发军事政变的原因。他认为加纳政变不是他的经济政策失误引起的，而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一起阴谋，意在“中止和逆转加纳的社会主义性质的进程”。他得出两点论点：第一，非洲独立国家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奉行一种彻底的社会主义政策；第二，必须争取非洲大陆的完全解放和建立全非联合政府。

恩克鲁玛在晚年生活中读书、写作、接受采访、打理花园和宴请宾客。尽管不再担任公职，他觉得西方情报机构仍在威胁着他的人身安全。尤其是当他的厨师离奇死亡后，他担心有人企图毒害他，他在自己的房子里囤积食物。他怀疑外国代理人窃取他的私人邮件，长期生活在绑架和暗杀的恐惧中，这使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这种情形与斯大林晚年相似）。对于那些把持加纳权力的反动军人和政客来说，恩克鲁玛虽然倒台，但在国际上依然有很高的声望，在加纳国内不乏追随者。因此在他们看来，恩克鲁玛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威胁。

1971年初，恩克鲁玛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同年8月，离开几内亚前往罗马尼亚就医。1972年4月27日因前列腺癌恶化在布加勒斯特逝世，终年63岁，一代英雄陨落黑海之滨。他的去世，使加纳军人政权最后摆脱了始终随其身后的阴影。

1972年4月30日，罗马尼亚政府派出专机在恩克鲁玛夫人等护送下，将灵柩从布加勒斯特运到科纳克里，安放在几内亚国家人民宫。7月7日，几内亚政府派军用飞机将遗体运回阿克拉，举行了有各国代表参加的数千人的吊唁仪式。7月9日，加纳救国委员会（阿昌庞军人政权）将恩克鲁玛遗体空运到他的出生地恩克罗富尔村安葬，举行了有两万多人参加的隆重国葬。作为引导和鼓舞非洲人民走向民族独立的政治领袖，他拥有崇高的威望，人民永远铭记他为非洲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功勋。

1992年阿克拉市中心的恩克鲁玛陵园竣工，恩克鲁玛遗体从家乡迁移过来，长眠在这肃穆幽静的陵园之中，供人们凭吊。在当年恩克鲁玛宣布加纳独立的地方，矗立着一尊栩栩如生的恩克鲁玛铜像，恩克鲁玛身着长袍，眼神坚定，高举右手，手指前方，似乎正在振臂高呼，展现出当年率领加纳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英勇形象。纪念碑上端酷似埃菲尔铁塔，中部寓意金字塔，下方形似泰姬陵，而底层是安放恩克鲁玛遗体的大理石棺椁，象征恩克鲁玛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走遍世界，奋斗终生。纪念碑整体结构又像一支向上发射而折断的箭，表示恩克鲁玛英年早逝，事业未竟，激励后人要继续奋斗。仍有许多加纳人前往纪念馆缅怀他。

如今，在恩克鲁玛的故乡恩克罗富尔镇依然保留着这位民族英雄的衣冠冢和故居。

1966—1979年的加纳历届政府基本上均对恩克鲁玛持否定态度，直到1979年加纳爱国军人杰里·约翰·罗林斯发动政变上台后，重新评价并肯定了恩克鲁玛的历史功绩。

在加纳人民心中，恩克鲁玛并未走远。正如这位非洲民族解放斗士遗言所说，“死亡并不能浇熄我在加纳和非洲所点燃的火焰。在我死后，这火焰将继续燃烧和传递，给所有人民以光明和指引。”

以恩克鲁玛为代表的第一代非洲领导人所开创的非洲社会主义尝试虽然未能成功，但对处于落后和蒙昧状态的黑非洲大陆来说不失为一次伟大的探索，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1963年，在他的努力倡导下，“非洲统一组织”得以成立。这一组织后来演变为我们所熟知的“非洲联盟”，在非洲区域发展与合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恩克鲁玛1960年提出的“非洲合众国”理念，是非洲几代领导人和非洲民众的梦想，影响深远。进入新世纪后，非洲经济发展较快，政局趋于稳定，“非洲合众国”议题重现。2007年7月在阿克拉举行的非盟第九届首脑会议上，讨论了建立非洲联合政府及“非洲合众国”等问题。会议发表《阿克拉宣言》，强调非洲大陆加快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以及建立非洲联合政府的重要性。重申非盟将致力于在现有地区经济共同体之间进行协调，推动区域经济健康、有序、和谐发展，为建立非洲共同市场作准备。指出非盟的终极目标是建立“非洲合众国”。认为非洲一体化进程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会议成果表明，非洲确立了一体化的远大目标，但真正实现还面临许多困难，需要循序渐进,有很长的路要走，可谓路漫漫其修远。

2000年，恩克鲁玛被英国广播公司（BBC）评选为非洲千年人物，BBC将恩克鲁玛描述为一个“独立英雄”和“作为国际自由象征的第一个摆脱殖民统治的黑非洲国家的领导人”。2009年9月，加纳总统约翰·阿塔·米尔斯宣布，将每年的9月21日（时值恩克鲁玛诞辰一百周年）定为国家法定假日，以此向恩克鲁玛表示崇高敬意。

恩克鲁玛主要著有《黑人历史：欧洲政府在非洲》（1938年）、《殖民地走向自由之路》、《加纳：恩克鲁玛自传》（1957年）、《非洲必须统一》（1963年）、《非洲特性》（1963年）、《良知主义》、《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1965年）、《克瓦米·恩克鲁玛的理论》（1967年）、《再探非洲社会主义》（1967年）、《来自科纳克里的声音》（1967年）、《在加纳黑暗的日子里》（1968年）、《革命战争》（1968年）、《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非殖民化》（1970年）、《非洲的阶级斗争》（1970年）、《斗争的延续》（1973年）、《我谈自由》（1973年）、《革命道路》（1973年）等著作。

恩克鲁玛一生曾获得林肯大学、莫斯科国立大学、开罗大学、波兰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东柏林洪堡大学和其他许多大学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恩克鲁玛于1961年8月、1966年2月访问中国。

恩克鲁玛与中国领导人建立和发展的真挚友谊已成为中非领导人交往史上广为流传的佳话。恩克鲁玛对华友好，他顶住西方压力使加纳于1960年7月5日同中国建交。翌年9月他成为继艾哈迈德·塞古·杜尔之后第二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周恩来对他十分敬重，亲自陪同他赴杭州会见毛泽东主席。

恩克鲁玛曾向周恩来提出访黑非时，一定要首先访问加纳。周恩来欣然允诺，计划1964年1月11日至16日前往访加。但就在周恩来访加前9天，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未遂事件，加纳局势骤然紧张，首都各要害地点和部门都由军队把守。恩克鲁玛一家和助手离开总统府搬进海边的一座城堡，并取消了一切外出活动。周恩来听到上述消息后，与陈毅、黄镇、乔冠华等一起商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仍赴加纳访问。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他指派副外长黄镇先去加纳，向恩克鲁玛转达他的慰问，并告之他将如期访加以及中方的具体想法：考虑到总统的安全，礼宾安排方面可以从简，在周恩来抵离加纳时请总统不必赴机场迎送，也不必来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国宴、会谈都可以安排在总统的住处进行。恩克鲁玛听了中方的意见后，甚为感动，连连道谢。中国总理这种大无畏精神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崇高品格，很快在非洲国家间广泛传开。周恩来抵达加纳后，当晚即前往恩克鲁玛临时住地（戒备森严的克里斯琴博堡）拜会主人。恩克鲁玛一见到周恩来就万分欣喜地说：“欢迎您，很感谢您能来！”周恩来随即转交了毛泽东致恩克鲁玛的慰问信。恩克鲁玛十分感激，当场交给新闻官，指示立即全文发表。此访，周恩来同恩克鲁克玛举行了三次会谈。恩克鲁玛在会谈中表示，周恩来的这次访问，是历来外国领导人对加纳的访问中最重要的一次。加纳报纸称赞说，中国是加纳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最可靠的朋友。

1966年2月24日，恩克鲁玛在访问越南后顺道访华。当天，加纳国内发生了军警头目约瑟夫·亚瑟·安克拉和阿克瓦斯·阿曼卡瓦·阿弗里法推翻恩克鲁玛政府的军事政变。当恩克鲁玛座机在北京降落前，中方已获悉上述消息。周恩来在机场同刘少奇主席紧急商量，果断决定暂不发此消息，仍按总统身份接待恩克鲁玛，有关的一切礼宾安排均按原计划进行，刘少奇主席照常举行欢迎宴会。当各项日程结束恩克鲁玛返抵钓鱼台国宾馆后，周恩来才让参加接待的原中国驻加纳大使黄华到恩克鲁玛下榻的房间，告诉他加纳发生政变的情况，并把外电有关报道交给恩克鲁玛，帮助他全面了解情况。恩克鲁玛深为感激，敬佩周恩来是一位重友谊重感情主持正义的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