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我国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3．91%，农村医疗保险，可以使广大农民享受到农村医疗保险的实惠，同时也是社会保障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

城乡收入差别分析

西方国家在建立社会农村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之初，工业化程度一般都已较高，由于这些国家农民少，所以他们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企业职工，并没有单独的农村医疗保险。

我国与西方国情存在巨大差异，我国由于农民多，农业生产力落后，农村缺乏社会保障，这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农业资源合理配置和农业现代化造成了严重障碍。加上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经济呈现出极不均衡状态，二元性特征突出，城乡差距较大。

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来分析，城镇居民收入始终高于农村居民，并且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1978年至1985年7年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基本保持在410元左右。

1985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明显拉大，并且呈现不断加剧的倾向。

2000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2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587元的2.78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高出农村居民2.8个百分点。到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扩大到3.15倍，增幅差距也扩大到5.9个百分点。

并且由于中国实行城市福利制度，城镇居民享受大量隐性补贴，如住房、医疗福利、财政价格补贴等，实际收入差距更加巨大。

应该指出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尤其是工农业产品价格差别的影响而造成的不合理结果。

1983年到1986年，因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而导致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总额始终在270亿元到310亿元之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减去了农民的利益，是对农民的一种不公平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牺牲农民利益的基础上的。

农民医疗负担逐渐加重

由于受经济条件的制约，在农村，“小病挨、大病拖、重病才往医院抬”的情况司空见惯，因病致困返贫现象严重，农村需住院而未住者达到41%；西部因病致贫者达300—500万。农村的贫困户中70%是因病导致的。

自1985年以来，虽然农村居民收入也在不断增长，但增长幅度明显小于城镇居民。剔除物价因素，1985—1993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3.1%，而同期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4.5%，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为9%。1988年以后，农村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89—1993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仅为1.4%。

但与此同时，农民医疗支出大幅上升。以安徽省为例，2000年前三季，农村人均医疗支出42.82元，与上年同期37.69元相比，上升了13.6%；其中医疗卫生保健人均支出19元，已接近上年人均全年支出20.2元。1990年人均全年医疗支出14.41元，1998年历史最高为52.11元，1999年为51.65元，10年间增长了2.52倍，而10年间农民纯收入增长也仅是2.52倍。

在保障体系之外的农民

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系以外。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非常低下，多数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承受能力弱，相对于城镇社会保险改革进度而言，农村社会保险仅局限于部分富裕地区试点阶段，家庭保障仍是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

以医疗保险为例，我国当前进行的医疗保险改革不同于发达国家，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它不是全民医保，而只是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改革，解决公费医疗负担过重问题，保障基本医疗服务。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曾在农村被广泛实践过，但几经周折，最终由于各种原因而解体。

世界各国都越来越强调医疗保险制度对健康的促进作用，逐步将医疗保险从保大病，发展到兼顾小病，进而发展到保障健康，其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变化，把社会医疗保障从社会保障中分离出来，与健康管理职能加以合并。

巴西在1988年，把社会健康保险制度从社会保障制度分拆出来，与卫生部合并组成新的卫生部，全面负责卫生筹资和服务管理；日本2001年把厚生省和劳动省合并为厚生劳动省，统一管理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事务；德国2002年把原来劳动和社会政策部的社会保障分支与原卫生部合并，组建成新的卫生和社会保障部。

截止2009年7月，世界上有70%的国家和地区，其医疗服务与基本医疗保险是由同一个政府部门管理的。尤其在发达国家/地区中，这一占比更高，在经合组织和七国集团中，这一比例分别为83%和100%。只有19%的国家/地区由劳工或社保部门管理基本医疗保险。

中国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制度过程中，由政府部门直接运作的弊端越来越突出。根据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政府投入能力有限、农村地区医疗消费文化多种多样的现状，单靠政府力量，简单模仿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制度设计农保保障模式，是难以满足广大农村地区对医疗保险需求的。而由商业保险公司参与运作、由政府举办的公众医疗保险制度在发达国家已有先例并逐渐形成趋势。

总述

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大体上有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及预防保健合同等几种形式。

合作医疗的初级形式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支持、农民群众与农村经济组织共同筹资、在医疗上实行互助互济的一种具有医疗保险性质的农村健康保障制度。即农民每年交一定数额的合作医疗资金，集体与政府也可投入一部分，共同形成专项基金，农民就医时可按一定比例报销医药费。它在70年代曾一度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实践证明，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群众通过互助共济、共同抵御疾病风险的好方法，也是促进我国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

由于农村具有一种互助的传统，而且合作医疗在农村广泛实践过，再加上农村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可以为社会保障的实施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因此合作医疗具有很大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整理。可行性，但是农村合作医疗也有其局限性。首先从理论上来讲，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实质上只是一种社区保障，而非社会保障。

它只是在一定社区范围内，以本社区居民为保障对象的一种福利制度，与社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它不是一种由国家强制实行的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的保障制度，也没有国家财政的支持，更不属于国家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这种保障形态是不稳定的，它是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过渡型保障供给形式，在缺乏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社区保障是最适宜的替代品，但它替代性强，而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弱，因此最终将被其它的保障供给所替代。

而且社区保障有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和市场的割裂状况：社区保障是向社区内成员提供的保障制度，各地区的社区保障差异程度越大，则越不利于全社会的保障横向平等的实现；同时社区保障很可能加剧“城乡壁垒”的隔离及农村社区之间的分割，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从实施情况看，近些年农村合作医疗虽有一度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但进展缓慢。

1996年实行合作医疗的村数只占全国总村数的17．6%，农村人口覆盖面仅为10．1%，而且有些地区仅仅开展了一两年就停办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领导重视不够。

1997年全国范围内提倡实行农村合作医疗，掀起了一阵高潮，但一段时期后热情就逐渐冷淡下来，有些地区没有专人负责，未能很好地坚持。

二是存在着筹资额太少、集体与政府补助不足的问题，从而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

三是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有些地区甚至把医疗基金全部留在乡镇卫生院或政府任意支配，被挤占挪用情况严重，没有做到专款专用，专人管理，农民医药费报销得不到保障，从而拒绝缴费，等等。

经济保障的作用

医疗保险具有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双重性质，其中前者是作为基本保障，后者是作为一种补充。已提供的险种有企业医疗保险、家庭医疗保险、住院保险、门诊保险等，国家为了促进医疗保险的发展，特对其中的农民医疗保险、农民住院保险、疾病医疗统筹住院保险、居民附加住院保险等险种免征营业税。

医疗保险实行的条件较高，其中社会医疗保险既要以较高的工业化程度和农业人口较高的收入水平即高收入水平的大规模参保人群为前提，又需要国家或地方法律强制、法定保险公司具有较高的基本管理水平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而商业健康保险则排斥健康状况不良的人群参保。这些条件在我国绝大多数乡村地区尚不具备，因此不适合普遍推广。

统筹解决医疗费用

有些地区实行的一种农民医疗保障体制是，农民每人每年交纳一元钱，乡镇财政和村公益金分别配1元，社会统筹与家庭账户相结合，也能有效减轻农民医疗负担。

但这种自我储蓄式的社会保障，受益者首先必须是缴纳者。农民个人不缴纳，集体也就不给相应补贴；农民缴得越多，集体也就补贴得越多，客观上形成了富者既富又有保障，穷者越穷越没有保障，这种“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结果，显然与社会保障济贫防贫的目的相悖。

总述

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建设要处理好普遍保障与分类实施之间的关系。普遍保障是指农村社会保障的对象范围，包括所有农村社会成员及他们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

社会保险的科学机理是大多数人群分摊少数人群的风险，覆盖面越大，每个保障对象遭遇风险的概率越小，补偿越稳定，这就要求农村社会保障具有普遍性。

分类实施是指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项目、资金筹集、管理方式、待遇标准等方面，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有所侧重和区别。如前所述，我国农村幅员广大，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为农村实施统一的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保障设置了客观障碍，同时，农民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也不一样，因而必须从农村实际出发，不可搞“一刀切”。

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

在东部沿海农村及城市郊区等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的富裕地区，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应采取措施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各项制度及服务网络，医疗保障体制建设应纳入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民的健康保障体制可以向城镇过渡，甚至结合。

这些发达地区乡村出现了乡村劳动力的急剧分化和大规模的非农化、职工化现象，多数农民有较稳定的职业和住所，便于进行医疗保障制度的探索，以达到向农村延伸、缩小城乡差别的目的。这些地区可以模拟城镇社会保险的办法，或者自行设置社会保险项目和制定保险的办法，积极试点以社会统筹和家庭账户相结合的农民医疗保险制度，发展单项保健保险，建立健全国家医疗救助体系。

在中等和较发达地区，可以在发展和完善现行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尝试向医疗保险制度过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工作的深入，再全面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针对合作医疗制度存在的不足，要积极改进和创新，并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同时创造条件推选一些农村医疗保险险种，逐渐扩大范围，使社会保险体系覆盖绝大多数居民。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重点是抓好脱贫致富工作和社会互助与优抚工作的开展，先解决温饱问题，同时鼓励农民根据自愿的原则建立合作医疗保险。

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建设的具体操作

1．建立新型的合作医疗保险制度。

(1)正确选择合作医疗形式。农村合作医疗主要有乡办乡管、村办乡管、乡村联办、村办村管四种形式。从实施效果来看，在乡镇范围内开展“互助互济”会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能进行更有效的监督管理，并可以逐步提高社会化程度。因此，以乡办乡管为好，有条件的地区也可在县一级范围内开展。

(2)建立科学合理的合作医疗筹资机制。应认识到筹资合作是三者即农民、集体、政府的合作，而不仅仅是农民之间的合作。因此资金的筹集应采取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予以支持的办法。集体补助要根据当地集体经济状况而定，各级政府(主要是县乡二级)也应有适当的财政投入，作为合作医疗的启动、扶持资金，特别是对贫困地区合作医疗的建立应予以特别的关注。集体与政府的投入比例都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

(3)合理确定报销比例，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比例过低达不到医疗保障的目的，过高会出现“有病无病都看病、大病小病多拿药”的现象，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因此报销比例应由各地合作医疗管理组织根据筹资数额与以往医疗费用实际支出情况，按照“以收定支、略有节余”的原则合理确定。

(4)强化管理与监督。一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各地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本地情况制定出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办法与实施细则，各级合作医疗管理组织要对资金筹集、报销比例与减免范围、财务管理等各个环节制定并落实相应的制度。要管好用好合作医疗资金，实行专人管理，做到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二要加强审计与监督。要成立由有关部门和农民代表参加的监督组织，定期对合作医疗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对医疗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要进行严格审计，并向农民张榜公布。

2．尝试开展农村医疗保险。

(1)提供种类多样、档次不同的保险品种，满足不同职业和收入水平人群的保险需求，使社会保险体系覆盖大多数人。如家庭医疗保险、村庄统一投保的农民住院保险、门诊保险及其它商业保险。

(2)专业化的基金管理。可将企业、城镇和农业人口医疗保险基金统一管理，三大基金盈亏互补，从而分散风险，实现城乡融合一体的社会保护。严密设计保险规定及理赔制度等，促使农户主动缴纳保险金，发生医疗费时能及时得到给付。

(3)有效的日常管理。通过分布均匀的公司分支机构，既对医患双方实行有效监督，又方便给付和结算；同时采用高科技手段进行数据管理，提高效率。

3．实施医疗救助计划

直接设立政府或非政府医疗救济基金来扶助贫困人群，可以对医疗保障的死角或力度不够的地方进行补充保障，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和程度，这与有些地区每年组织缴费动员“战役”投入的大量项目经费相比，也较经济可行，有助于建设有效运行的基本医疗保健，缓解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

保障资金来源不足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筹资来源问题。首先是政府不可能从财政收入中拿出一大块用于农村社会保障。199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社会保障支出为455元，如果参照这一标准，农村也实行同样待遇的社会保障，那就意味着国家每年将增加支出4550亿元。

与增加4550亿元用于农村社会保障相比，国家会更愿意将这笔钱用于“反贫困”、促进经济发展，更何况即使在1998年，中央财政收入也才5483亿元。

因此在“发展优先与效率优先”原则的指导下，政府尚无足够能力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其次随着农村“费改税”的开展，乡镇财政、集体收入锐减，从试点情况来看，集体可支配收入减少，甚至出现收不抵支，因此集体、农民也负担有限。而要在广大农村建立起统一的社会保险筹资制度还需很长时间，征收社会保障税的办法也不可行。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的收入梯度，1995年，东、中、西部的收入比为1：0．72：0．43，并且这种不平衡还有继续增大的趋势。而区域内部因乡村劳动力的急剧分化和大规模的非农化、职工化，农民对社会保障的要求也不一样，这就给建立一个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即农村社会保障的主体、项目、资金筹集、管理方式、待遇标准等方面的统一设置了客观障碍。

医疗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保障群众健康，稳定社会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历来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

1. 农村原有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短期内难以恢复重建

1976年以来，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基层合作医疗制度逐渐流于形式或自行解体。首先，资金来源有限，但支出具有明显的失控现象。

其次，干部和村民享受医疗保健服务不平等，是合作医疗难以恢复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收入机制的转变，彻底打击了合作医疗赖以存在的基金筹资基础。

2. 城乡之间医疗保健资源分配不均，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

医术较高的医务人员多聚集在大医院，农村大多数人经常利用的卫生资源是村卫生室或个体乡村医生，然而村里的卫生人员多半没有参加过正规的培训，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村卫生室没有必要的消毒设备。

农村人口居前三位的疾病分别是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和脑血管疾病。患此类病多数会导致家庭收入下降，甚至陷入贫困，而这些疾病的发生原本可以通过保健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而降低，但由于政府在农村的设施和预防工作投资不足，难以开展有效的宣传活动。

3. 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不稳定

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国家对合作医疗采取了放任自流的态度，合作医疗从国家政策变成了地方政策，这就使得发展农村合作医疗失去了国家政策的“强制性”威力，主动性大大下降，没有足够的动力推动合作医疗政策的实施。再者，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为减轻农民负担，取消了强制性“合作医疗”项目，这一政策与国家扶持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政策相冲突，因而加大了发展农村合作医疗的难度。

4. 农村医疗缺少保险立法

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保障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因此农村医疗迟迟不能走上正轨。没有法律制度的保障，使得合作医疗的性质不能准确地确定下来，其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也难以定位，缺乏稳定性和持续性，容易产生混乱。农村医疗保险立法必须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民需要，如果不能切实减轻农民医疗负担，以强制为原则，必然会引起农民反感。

1. 政府的政策要向农村倾斜

在2002年10月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中就提出了农村卫生工作的目标，到2010年在全国确立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把此项工作落到实处，国家必须从财政上划拨资金，加强对农村医护人员的培训，重点支持乡镇两级卫生机构，利用有限的资源提高效率。

2.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省政府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的有关精神，农民大病统筹工作改称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筹资标准不能低于30元/人，其中县财政补助10元，乡镇财政补助5元，农民筹资15元。真正让农民看得起病，看好病，使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便民、利民、取信于民，促进农村医疗工作的健康发展。

以保障农民健康为根本宗旨，通过合作医疗制度共同筹集、合理分配和使用合作医疗基金，为农民提供基本的医疗预防保健服务，满足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减少因病致贫，达到保障和增进农民健康的目的。

3. 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基金筹集机制

首先，中国农民收入很低，农民个人负担社会医疗保险方面应尽量减少，最好控制在每人每年5元到10元之间。如果负担过高，农民就不会愿意参加社会医疗保险，那么其社会保障的功能就会丧失。

其次，政府投入的部分中，一部分由中央财政投入，另外一部分由地方财政投入，并且可以让一部分盈利很好的企业加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中，如在云南省会泽县的合作医疗中，县政府所负担的7元中有5元是由会泽县小熊猫烟厂负担，这样既能使企业提高知名度，又能使农民减轻负担。

4. 防范医方和患方的道德风险

应当在不断总结经验及科学计算的基础上确定一个比较合理，并且相对稳定的报销比例来避免道德风险。各地方政府所制定的地方性规章应当加以确定，以保证其相对稳定性。

5. 建立解决农村医疗人才缺乏的长效机制

人才问题是制约农村卫生服务质量的瓶颈，农民看病最讲究实惠，最大的愿望是就医方便，少花钱，治好病。然而，这种要求与现实条件下我们所能提供的服务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关键是缺乏能够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技术人员。

由于农村条件的限制，城乡差别的影响，靠分配、派遣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农村人才缺乏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试图吸引高素质卫生人才向农村流动，如“三定”政策，城市支援农村的政策，城市医生职称晋升前必须到农村服务半年或一年的政策，高等医学院毕业生到农村服务提前转正定级提高工资的政策等等。解决农村卫生人才问题必须靠政府组织、支持，并建立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