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1107年6月13日—1187年11月9日），字德基，宋朝第十位皇帝，南宋开国皇帝（1127年—1162年在位），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之弟，母为显仁皇后韦氏。

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第九子，母亲韦氏出身贫寒，在怀他之前是平昌郡君，怀他期间进封婕妤、生下他以后累封婉容，大观元年（1107年）五月二十一日在宫中生下了这个儿子，此后再无生育。八月，徽宗给新生的皇子赐名“构”，授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封蜀国公。翌年正月，进封赵构为广平郡王，加镇海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官职皆为南班虚衔）。赵构“资性朗悟，博学强记，读书日诵千余言”，并学习琴、棋、书、画，尤其在书法上颇有造诣。同时他也习武，“挽弓至一石五斗”，达到当时武学上舍生（一石三斗）的水准。宣和三年（1121年）十二月，赵构进拜太保、遂安庆源军节度使，进封康王。翌年行冠礼，出居宫外府邸。

赵构出阁之际，宋金达成海上之盟，夹击辽朝，在宣和七年（1125年）灭亡辽朝。辽朝灭亡不到半年，金军就兵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下攻宋。西路金军虽被阻挡在太原城下，东路金军却在攻占燕京后很快渡过黄河，进抵东京。徽宗惊慌失措，仓促禅位给赵构的兄长赵桓，然后南逃。赵桓即位，改元靖康，是为钦宗，亦欲南逃，被兵部侍郎李纲阻止，死守东京。金帅完颜宗望（斡离不）见东京难以攻克，便在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十日提出撤军条件，除了割地赔款外，还要求将亲王和宰相送到金营为质。为决定人质人选，钦宗召集诸王，问：“谁肯为朕行？”随后，直接点名赵构，赵构只得“慷慨请行”（一说赵构“越次而进”请求）。十四日，作为副使的少宰张邦昌，流着眼泪同赴金营，赵构见此情景，说：“此男子事，相公不可如此。”据说“邦昌惭而止”。有一天，赵构与金朝皇族一起射箭，竟“三矢一连中”，金人看了，怀疑他是“将家子弟”，而不是生长深宫的皇子。在此期间，宋金冲突不断，发生宋将姚平仲袭金营的风波，张邦昌面对金人责备，吓得“恐惧涕泣”，不知所措，赵构却相当冷静，不为所动。这更使金人怀疑康王非真，于是提出以肃王赵枢换康王赵构。二月初五日，赵构被放回。在得到赵枢等为质后，金军于二月初九日撤兵北归，赵构也因出使之功升官衔为太傅，又获授静江奉宁军节度使、桂州牧兼郑州牧，三月迁集庆建雄军节度使、亳州牧兼平阳牧。

由于宋朝内部围绕交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争论不休，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太宗以宋朝违约为由再次兵分两路南下，这次太原被攻下，两路金军高歌猛进，钦宗贬谪主战派李纲以讨好金人，并于十月再次派遣赵构出使河北的金营求和，但因副使人选而延宕至十一月十六日才和副使王云等离开东京。作为酬答，他被授予安国安武军节度使、信德牧兼冀州牧之衔，母亲韦氏也从婉容超升为“龙德宫贤妃”。十一月二十日，赵构到达黄河边上的磁州，知州宗泽对他说：“肃王已一去不返，大王再往金营何益？不如留在磁州。”赵构不听，磁州人怀疑王云要将赵构带到金营，因而杀了王云。其后，赵构在知相州汪伯彦的邀请下，退回相州。汪伯彦亲自率领军队在黄河边迎接，使赵构大为感动，当即允诺回京后就推荐他知京兆府。从此以后，赵构将汪伯彦倚为心腹，对他言听计从。据说在赵构在相州时，曾问身边的随从说：“夜来梦皇帝（钦宗）脱所御袍赐吾，吾解衣而服所赐袍，此何祥也？”道出了他欲取钦宗而代之的野心。

主词条：靖康之变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东路金军到达汴京城下。闰十一月初二日，西路金军也进抵汴京，钦宗一面授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要他率勤王之师前往救援，一面派人带蜡诏到相州，拜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要求他们从速领兵入卫。在此之前，赵构也与耿南仲一起在相州募兵。但到闰十一月二十五日，东京就被金兵攻破，徽钦二帝及百官都被金人控制。十二月初一日，赵构开大元帅府于相州，广招兵马，人数很快达到一万余人。钦宗又派閤门祗候侯章带蜡书来到相州，要赵构尽发河北兵救援，但赵构却向东移师至大名府。此时，各路宋军纷纷来会。宗泽率二千士兵首先到达，知信德府梁祖扬以三百人继至。宗泽提议将军队直接开往黄河要津澶渊，以截断金军退路，最终解东京之围。但是，赵构和汪伯彦拒绝这一建议，他们为避免与金兵遭遇，始则逗留不进，稍后便退入山东境内。为了掩护赵构逃跑，大元帅府命宗泽进屯澶渊，造成赵构正在军中的假象，同时又可将宗泽排挤出军事领导的中枢。

靖康二年（1127）正月初三日，赵构到达东平，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惟忠也率数千士兵来会。黄潜善与汪伯彦一样，也是一个力主向金人妥协屈服的投降派官员，他们两人从此成了赵构的谋主。二月二十三日，赵构一行退到济州，各路宋军和义军继续前来投奔，其中有东道副总管朱胜非、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侍卫马军都虞候刘光世等文武官员。此时大元帅府的军队人数已号称百万，他们分布在济、濮诸州府，直接受赵构统率的士兵也有八万余人。但是，赵构在汪、黄的教唆下，面对父兄被俘、东京百姓惨遭金兵蹂躏的局面，仍作壁上观，并想继续逃到长江以南，只是因为军队反对，所以暂时驻防山东境内。

金人在开封一阵掳掠之后，由兵力不济和水土不服，便没有继续南下，而是俘徽钦二帝等宋朝皇室成员北撤，赵构的母亲韦氏、妻子邢秉懿和几个女儿也在俘虏之中。撤退时，金人于三月初七日立张邦昌为帝，建立伪楚政权。没被俘的宋室近支除了赵构外，就只有身在民间的宋哲宗废后孟氏。三月二十七日，赵构从黄潜善那里得知父兄被俘北去，金人另立伪楚的消息，为之痛哭，一时不知所措，“更无分毫主意”，随后传檄诸路，共力勤王。张邦昌在金人撤走后，找到孟氏，先称“宋太后”，不久改称“元祐皇后”。与此同时，他又命人赴济州寻找赵构，准备拥立为帝，徽宗北上途中也给赵构下了一道“可便即真，来救父母”的密旨（但到七月才送达）。四月初八日，张邦昌派谢克家将“大宋受命之宝”送到了济州，赵构“恸哭跪受”，但不肯回东京。四月十一日，元祐皇后在张邦昌的敦请下垂帘听政，张邦昌退居左相。四月十五日，以元祐皇后的名义昭告天下，命赵构“嗣宋朝之大统”，并强调：“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三天后，元祐皇后手书被尚书左丞冯澥、权尚书右丞李回送到济州，随后百官劝进，赵构拒绝。四月二十一日，赵构离开济州，继续向南退却，于二十四日到达“艺祖兴王之地”（宋太祖发祥地）——南京应天府。次日，张邦昌也来到应天府向康王“待罪”。五月初一日，赵构在应天府登坛祭天，然后在府衙正厅即皇帝位，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翌日尊钦宗为孝慈渊圣皇帝，尊元祐皇后为隆祐太后。同日，隆祐太后撤帘归政，几天后也来到应天府。就这样，南宋王朝拉开了序幕。

主词条：建炎南渡

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初五日，赵构为借重李纲作为抗战派大臣的声望，起用他为右相，命他急速赴行在应天府视事。对于张邦昌，赵构虽罢免他的左相，仍封他为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赵构之所以对张邦昌作如此对待，只是认为他尚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以防止金人借口报复。他还设置御营司，整合各路勤王兵马，下辖五军，以黄潜善和汪伯彦分兼御营使和御营副使，以王渊为使司都统制，韩世忠、张俊、苗傅等并为统制官，刘光世提举使司一行事务。对金则采取妥协路线，于五月初九日任命宣义郎、假工部侍郎傅雱为大金通和使（后改称祈请使）去金朝求和，又令张邦昌写信给完颜宗翰（粘罕）和完颜宗望，表示愿意像靖康元年（1126年）的和议那样以黄河为界。六月初一日，李纲到达应天府赴任，次日入见赵构，强调在战、和、守中选择“守”，并提议先到东京，然后“巡幸”南阳。赵构遂任命李纲兼任御营使，具体负责对金的防御事宜。李纲又举荐宗泽知开封府，让他负责开封地区的防御，并设置河北西路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分别由张所和傅亮掌管，以图收复割让给金人的三镇。赵构还听从李纲所提的对张邦昌从重惩处的主张，将张邦昌贬往潭州安置，不久赐死。

赵构表面上重用李纲、宗泽等抗战派，还声称“朕将亲督六师，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金人）决战”，但实际上却听从黄潜善和汪伯彦之议，几天后就在七月十七日下诏“巡幸东南”。在李纲反复劝阻下，迟迟未能动身。八月初五日，赵构为安抚李纲，让他放弃定都中原的主张，升他为左相，同时任命黄潜善为右相，汪伯彦在两个月前已升任知枢密院事，以汪、黄为首的妥协派实际上依然掌握着军政大权，并指使殿中侍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杜绝言路，独擅朝政”等十余条“罪状“。由于得不到赵构的支持，李纲被迫在八月十八日辞职。李纲罢相后，太学生陈东、抚州乡贡进士欧阳澈上疏抗议，并痛斥汪、黄误国，要求赵构走李纲的抗战路线，图谋恢复，迎回二圣（徽宗、钦宗）。赵构大怒，杀害陈东和欧阳澈。九月二十日，赵构正式决定“巡幸”江宁。十月初一日，赵构离开应天府，由运河南下，由于东南变乱不断，赵构一行只得于十月二十七日止步江北的扬州，暂时将其作为驻跸之地。而留守东京的宗泽一面联结河北义兵抗金，一面连续二十余次上书赵构，请求返回东京，以图恢复，但赵构始终不为所动，未能还于旧都。

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二十九日，宗泽在三呼“过河”后含恨而卒。

主词条：维扬之变、苗刘兵变

李纲被罢后，赵构以黄潜善为左相、汪伯彦为右相。在汪、黄二人的“辅佐”下，赵构所考虑的不是如何加强军备、收复失地，而是继续派人向金人“祈请”求和。建炎元年（1127年）十一月，通问使傅雱返国，除了带回金人索取逃到南方的三镇人和替西夏索要宋朝自熙河开边以来所拓疆土的要求外，其他一无所得。建炎二年（1128年）四月，赵构以王伦充大金通和使（后改通问使），继续向金朝求和。金太宗不仅不予接受，反而发动南侵。同年秋冬之际，金军在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的率领下，兵分三路渡河南侵。接替宗泽留守东京的杜充无力抵抗，只能用决开黄河的方式阻挡金军南下。此举虽然给百姓造成灾难，却未能阻挡金军的步伐。金军转而从山东南下，于建炎三年（1129年）正月二十七日攻占兵家必争之地徐州，进入淮东地区，进犯泗州。直到此时，汪、黄仍隐瞒军情，并建议赵构派李邺、周望等人急速前往金营求和。金军已长驱直入，击溃韩世忠、刘光世的军队，渡过淮河，以议事为名，命赵构不要离开扬州，以便趁机将他一举擒获。二月初二日，金军破楚州，陷天长军，急袭扬州，赵构闻讯大惊，来不及与宰相商量，就在值班的御营司使都统制王渊和宦官康履等五六人的陪同下，急忙披甲乘马出逃，在瓜洲为吏部尚书吕颐浩及礼部侍郎张浚所追及，遂一起乘小舟渡江，抵达镇江府，到至平江府才脱甲胄，穿黄袍，后在王渊的建议下，于二月十三日逃到杭州（此前隆祐太后已被转移到杭州）。就在赵构渡江之时，金军已入扬州，追至瓜洲不及，才望江而回。二月下旬，金军将所掠财物运回北方，让完颜宗辅（讹里朵）和完颜昌（挞懒）分别占领山东大部分州郡，降金的济南知府刘豫节制河南州郡。为了求得金人宽恕，赵构下诏录用张邦昌亲属，派人持张邦昌与金人约和的文书赴金营，再次向金人乞和，又外放汪、黄，拜朱胜非为右相，升任王渊为签书枢密院事，仍兼御营使都统制，以酬谢他的扈卫之劳。

南宋外患虽暂时缓和，内乱又起。军官苗傅、刘正彦对王渊和宦官康履等不满，于建炎三年（1129年）三月初五日借口王渊勾结宦官谋反，等王渊退朝时，伏兵杀之，然后拥兵至行宫北门，杀死没有胡须的一百余人，赵构闻变大惊，在朱胜非等人陪同下，登上城楼接见兵变将领。苗傅当面严厉斥责赵构信任宦官，赏罚不公，黄潜善、汪伯彦误国，犹未重惩，王渊遇敌不战，却因宦官而得到升迁等一系列罪行，并提出了诛杀康履、蓝珪、曾择等大宦官，以谢三军，并将帝位传给皇太子，请隆祐太后垂帘听政等要求。赵构被迫交出康履等人，并在与隆祐太后商量后退位以避锋芒。赵构出居显忠寺，获得了“睿圣仁孝皇帝”的尊号，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被扶上皇位，隆祐太后垂帘听政，改元明受。兵变消息传出后，吕颐浩自江宁府率所部万人勤王，刘光世、王德、韩世忠相继引兵来会。苗、刘得知吕颐浩率诸军已陆续前来，开始感到恐慌。赵构为麻痹苗、刘，故意下手诏给韩世忠，称自己非常安全。苗、刘不知是计，反谓“乃知圣天子度量如此”。随着勤王军的逼近，苗、刘于三月二十八日晚面见赵构，要他“亲笔札以缓外师”，赵构表示自己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没有皇帝符玺写了也无用。四月初一日，在朱胜非等人的劝说下，苗、刘同意让赵构复辟，赵构赐予两人免罪“铁劵”，暂行安抚。四月初三日，韩世忠的军队在临平打败了兵变军队，苗、刘看到大势已去，率二千士兵于当晚逃离杭州，吕颐浩引勤王之师入城。赵构握着韩世忠的手痛哭，指示尽除逆党，韩世忠便派军队追击出逃的苗、刘军队。此后论功行赏，吕颐浩升任右相兼御营使；刘光世升任太尉、御营副使；韩世忠升任武胜军节度使，充御营左军都统制；张俊升任镇西军节度使，充御营右军都统制。四月二十日，赵构离开杭州，于五月初八日抵达最初的南渡目的地——江宁，次日改称建康府，作为行在所。五月中，刘正彦、苗傅先后在福建的浦城和建阳被俘。七月押赴建康处死。苗刘兵变至此被彻底平息。

赵构抵达建康府，就任命洪皓为“大金通问使”，携金乞和，表示“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但到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赵构就得知完颜宗弼（兀术）率三路南下的消息，于是赵构又派崔纵、杜时亮等两批使节卑辞乞和，金人不允，将重兵集中于江淮一线，以渡过长江、生擒赵构为最终目的。闰八月二十六日，赵构在将长江防务交给杜充后，就坐御舟离开建康，九月十二日至越州上岸，驻跸于此。十一月下旬，金军在马家渡击败宋军，都统制陈淬战死，由此渡过长江。赵构得报，便接受吕颐浩的建议，逃往明州。十二月十五日，金军攻陷临安（即杭州），赵构改坐海舟，自明州逃往定海县，十九日，又渡海至昌国县。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他仍幻想与金人议和，命参知政事范宗尹、御史中丞赵鼎留明州以候金使。不久，二人接到金朝国书，书中除了将赵构痛骂一顿以外，别无其他内容。其后金军攻陷越州、明州，于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追击赵构于海上。金军在追击途中，适逢大风雨，加上船只既少又小，被南宋和州防御使、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的大船击退，被迫退回明州。赵构则一路逃到台州和温州。此外，另一路金军进攻江西，企图擒获隆祐太后，隆祐太后逃到虔州，后被赵构接到越州。

完颜宗弼率领的金兵前后留明州十七日，他追击赵构不成，加之天气渐热，又是孤军深入，所掠过多，遂决定退兵。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三日，宗弼声称“搜山检海已毕”，开始撤兵，沿途遭到南宋军民的沉重打击，完颜宗弼也在黄天荡之战中差点被韩世忠俘获。三月十九日，赵构由海上返回浙西，四月十二日到达越州，不愿还于建康，而欲在此久留。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赵构改元绍兴，十月越州升格为绍兴府。在绍兴，赵构重新组织诸班直，强调朝廷控制军队的重要性，又废除御营司，由宰相兼任枢密使，此外还设立镇抚司，加强分区防守，后镇抚司虽废，但从此立下了分路防守的规模，使诸大将的权力进一步得到加强。

绍兴元年（1131年）十一月，赵构以绍兴“漕运不继”为由，移驾临安，翌年正月十四日抵达临安。在此期间，供职于金人完颜昌麾下的原宋朝御史中丞秦桧于建炎四年（1130年）九月南归，十一月获得赵构接见，力主和议。赵构称赞秦桧“朴忠过人”，表示自己得到秦桧后“喜而不寐”，决定委以重任，任命他为试礼部尚书，大加赏赐。绍兴元年（1131年）正月，又擢秦桧为参知政事；八月，以其取代范宗尹出任右相，负责贯彻和执行对金妥协路线。与此同时，因建炎三年金人南下而引咎去位的吕颐浩也被赵构提拔为左相，位在秦桧之上。吕颐浩让朱胜非还朝，牵制秦桧。秦桧为排挤吕颐浩而结党营私，加上他提议“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议和方略也令赵构不满，赵构表示：“秦桧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是北人，将去哪里？”在这种局面下，秦桧于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二十六日被罢相，赵构还表示对秦桧“终不复用”。吕颐浩多次请求北伐收复中原。在言官的弹劾下，赵构逐渐对他厌烦，吕颐浩遂在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以称病去位。

金朝“搜山检海”的军事行动结束以后，一方面派完颜宗弼经略陕西，在富平之战中大破张浚，收取陕西大部，但在和尚原之战中被吴玠重创；另一方面，在中原扶植刘豫为傀儡皇帝，建立伪齐政权。赵构于绍兴二年（1132年）三月任命襄阳镇抚使桑仲讨伐刘豫，又命河南孟汝唐州镇抚使兼知河南府翟兴、荆南归峡荆门公安军镇抚使解潜、金房州镇抚使王彦、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知随州李道等相应为援。但是仅过数日，桑仲为其部将霍明所杀，刘豫又遣人以厚利收买翟兴部将，杀死翟兴，这次讨伐就不了了之。七月，赵构命翟兴之子翟琮继承父职。十二月，原桑仲部将、襄阳镇抚使李横从京西山寨出发攻打刘豫，其后翟琮率领山寨余众偷袭郑州获得成功，宋军收复颍昌，准备向东京挺进。刘豫向金求援，完颜宗弼率金军打败宋军，原先攻占的州郡都先后丢失，连襄汉地区也失守。

赵构在李横等人与伪齐的战争失败以后，一方面命屯驻泗州的南宋军队退屯盱眙，禁边兵侵齐地，另一方面派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韩肖胄充大金军前奉表通问使，出使金朝。绍兴三年（1133年）十一月，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遣文州团练使李永寿、职方郎中王翊等九人随韩肖胄等来到南宋，这是自赵构称帝以来金方第一次派使节至南宋，宋廷上下倍加重视，不仅所到之处命守贰出城迎送，而且事先替金人造好了存放国书的匣子，甚至“币帛亦预蓄以待之”。但是，令赵构大失所望的是，金方使节根本不是为与南宋议和而来，只提出将逃到南方的北方民众送还北方，甚至还想让南宋和伪齐划江为界，连赵构都无法接受。

绍兴四年（1134年），赵构采纳朱胜非的建议，任命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准备收复襄汉六郡；又令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率万人屯泗上以为疑兵，令刘光世选精兵出陈、蔡，以为岳飞军声援。岳飞的军队于五月初一日离开鄂州，初五日即收复郢州，接着大败驻守在襄阳的李成军，于十七日收复襄阳。到了七月下旬，随着随州、邓州、唐州、信阳军的次第收复，襄汉地区又重归南宋版图。赵构闻讯大喜曰：“朕素闻岳飞行军极有纪律，未知能破敌如此。”遂授予岳飞清源军节度使之衔。岳飞成为继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以后第五个建节的南宋大将，也成为抗金的中坚。在此之前，镇守川陕的吴玠又在仙人关之战中大破金军。为扭转不利局势，金和伪齐再次策划大举南侵。九月二十六日，金齐联军渡过淮河，赵构接受新任右相赵鼎的建议，扬言“亲征”，但当他到达平江府以后，就停止不前。金军在两淮受到韩世忠、岳飞等部宋军顽强抵抗，无法渡江，后勤也出了问题，加上金太宗病重的消息传来，遂在绍兴五年（1135年）前退兵。绍兴五年（1135年）二月，赵构回到临安。同年六月，岳飞镇压了以洞庭湖为中心的杨幺起义，解决了南宋的一个心腹之患。

主词条：绍兴和议

绍兴六年（1136年），右相张浚部署韩世忠、岳飞等北伐，并请求赵构移驾建康，以图恢复中原，但遭到左相赵鼎的反对，于是赵构采取折中方案，在九月前往平江。同月，伪齐单独南侵，刘光世部将王德和郦琼所率前锋部队在霍丘等地打败伪齐军，杨沂中部队又在藕塘之战中打败伪齐军，三路伪齐军很快溃退。十二月，赵鼎罢相，政局完全由张浚主持。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从金朝回来的宋使何藓报告了宋徽宗已经病故的消息，赵构得此凶耗，“号恸擗踊，终日不食”，在张浚屡屡恳求下才喝了少许粥。在复仇雪耻的氛围下，张浚趁机提议移驾建康，赵构便按张浚的主张，于绍兴七年（1137年）二月下诏移驾建康。张浚主政后，“谋收内外兵柄”，也就是把诸将兵权纳入以他为首的都督府。作为第一步，便是罢去淮西军统帅刘光世的兵权。但由于张浚处置不当，遂于绍兴七年（1137年）八月酿成淮西兵变，使南宋军队蒙受巨大损失。九月十五日，张浚被弹劾罢相。两日后，赵构再次擢赵鼎为左相。另一方面，秦桧也在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重新被起用为枢密使，主持对金和议。赵构派王伦以奉迎徽宗梓宫的名义出使金朝，并请求金朝的当政者完颜昌废刘豫、许和议、归还梓宫及赵构生母韦氏及归还河南地等，在南宋向金称臣纳贡的前提下，得到允诺。十一月十八日，刘豫被废为蜀国王。十二月，王伦回到建康，报告这一消息，赵构大喜，命王伦再使金朝，落实和议条款。在赵鼎、秦桧的支持下，赵构于绍兴八年（1138年）二月从建康迁回临安，从此临安就是南宋事实上的都城。三月初七日，赵构拜秦桧为右相兼枢密使，再次出面执行对金媾和路线。

绍兴八年（1138年）五月，王伦与金使乌陵思谋（乌林答赞谋）来到临安，对金媾和的消息由此公开，引发南宋朝野的反对之声，但赵构仍然表示坚决议和，十月，赵构先后罢去了刘大中的参知政事和赵鼎的相位，把议和大权全部交给秦桧，从此开始了秦桧长期独相的局面。同月，王伦与金使乌陵思谋返回燕京，金熙宗遣签书宣徽院事萧哲为江南招谕使，携带诏书，偕同王伦南来议和。诏书不称“宋”而称“江南”，并用“招谕”一词，是要赵构代替刘豫，成为金人的儿皇帝。不仅引发南宋朝野的抗议浪潮，就连赵构也认为金人欺人太甚，表示：“朕受祖宗二百年基业，为臣民推戴，已逾十年，岂肯受其封册？兼划疆之后，两国各自守境，每事不相关涉，惟正旦、生辰遣使之外，非时不许往来。朕计已定。“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议和，支持秦桧，并贬黜了反对议和的左相赵鼎和主战派官员胡铨。十二月底，金使萧哲一行抵达临安，南宋方面以赵构正在为徽宗服丧、不宜亲受诏书为由，改让秦桧代为跪受诏书。这样，赵构以向金朝称臣纳贡的代价，换得金朝“赐与”原刘豫所据河南陕西之地，以及归还徽宗梓宫和韦太后、钦宗、宗族的承诺。另一方面，赵构也命韩世忠等沿边诸将加强警戒，以备谈判破裂。

果然，绍兴九年（1139年）六月王伦第四次出使金朝、最终敲定和议期间，金朝就发生政变，主持对宋和议的完颜昌倒台，反对交割河南、陕西的完颜宗弼上台，王伦也在七月被扣押于中山府。赵构虽然得到王伦关于金朝政局变动的密报，但仍对和议抱乐观态度，继续派出工部侍郎莫将等出使金朝，又被金人囚于涿州。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初三日，金熙宗正式撕毁和议，发动南侵，夺回河南、陕西之地。在完颜宗弼、完颜杲的攻击下，一月之间，河南、陕西州县又落入金人手中。但南宋军民也及时奋起反击，东京副留守刘锜于六月取得顺昌大捷，岳飞则从鄂州大举北伐，在七月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一直打到离东京只有四十五里的朱仙镇。此时，赵构却下令全线班师，于是岳家军收复的疆土又被金人夺取。绍兴十一年（1141年）正月，完颜宗弼对宋朝再次发动攻势，刘锜、张俊、杨沂中等取得柘皋之战的胜利，收复庐州，但在三月又在濠州之战中被击退，金军得知岳飞已前来应援，加上天气渐热，也不敢恋战，渡淮北归。四月，赵构采纳范同的建议，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赴行在，授予韩、张枢密使、岳飞枢密副使，夺其兵权，秦桧也升任左相。同时，赵构、秦桧、张俊等密谋诛杀岳飞，于八月罢去其枢密副使之职，十月以涉嫌谋反为由将岳飞下狱，在御史中丞万俟卨的罗织下，岳飞及岳云、张宪于十二月遇害。对金媾和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并在十一月达成绍兴和议，包含南宋称臣纳贡和以宋金以秦岭、淮河为界的条款。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赵构所派的使臣何铸一行到达金上京，将以“臣构言”起首的“誓表”呈给金熙宗，熙宗允许归还徽宗夫妇和赵构原配邢秉懿的梓宫，并放回赵构的生母韦氏，但宋钦宗则始终未被遣返。南宋由此换来了二十年的苟安局面。

宋金实现和平之际，不到四十岁的赵构因心力憔悴而“发大半白”。此后的十多年中，他倚重秦桧，维持苟安局面。绍兴十二年（1142年）九月，秦桧由少保、左相兼枢密使、冀国公，进封为太师、魏国公。秦桧推辞，赵构表示：“梓宫归葬，慈宁（韦太后）就养，皆卿之功也。此未报百分之一，不必辞。”此后，秦桧位极人臣。绍兴十九年（1149年）九月，在秦桧六十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赵构还命人为他画像，并亲自作赞，赞赏他“尽辟异议，决策和戎”。秦桧一面结党营私，并勾结御医王继先、大宦官张去为等赵构侧近人士，以此逢迎上意、巩固权势，一面大力迫害打击政敌和主战派官员，将张浚、李光、赵鼎、胡铨等人都贬到海南岛。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二日，秦桧已经病危，此时方才致仕，赵构封他为封为建康郡王、少傅、观文殿大学士。当天，秦桧就死去，遗表仍嘱咐赵构“益固邻国之欢盟，深思宗社之大计”。秦桧死后，主战派官员再次纷纷弹劾秦桧，并再提北伐之议，呼吁起用被废锢永州的主战派大臣张浚。赵构为了平息这种舆论，并向金人示意恪守和议、决不动摇，便采纳参知政事沈该的建议，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二十五日下诏，强调“决讲和之策”是他自己的主张，秦桧只是从旁协助而已，接着举出宋真宗时澶渊之盟的旧例来为自己与金人的和议进行辩护，并严厉警告那些借反对秦桧来反对和议的人，声明“如敢妄议，当重置典刑”。

尽管赵构仍然坚持对金媾和的路线，但他在秦桧死后也着手罢斥秦桧的党羽，赦免之前被秦桧迫害的人士，以加强自己的皇权，史称“绍兴更化”。由于宋金和平，南宋的社会经济也有所恢复。但金朝新皇帝完颜亮企图统一天下，使宋金关系逐渐紧张。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南宋正旦使孙道夫回国后，向赵构报告完颜亮有南侵野心。赵构说：“朕待之甚厚，彼以何名为兵端？”孙道夫回答：“兴兵岂问有名？愿陛下预为之图。”可赵构仍不以为然。当时主政的左相沈该和右相汤思退都是执行秦桧路线的主和派大臣，他们听说后很不高兴，怀疑孙道夫是借此欲引用张浚主持军事，于是将他贬知绵州。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正旦副使黄中回国后报告完颜亮正在修筑汴京，积极准备南侵，赵构半信半疑。九月，出使金朝的王纶、曹勋等归来报告：“邻国恭顺和好，无他。”赵构和汤思退听后大喜，庆幸自己没有调兵遣将，进行战备，表示：“万一遂成轻举，则兵连祸结，何时而已！”尽管赵构不愿相信金人会南侵，但种种风闻不断传来，仍然让他不安，于是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命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以报谢为名出使金朝，深入探听动静。五月，叶义问返国，“见敌已聚兵，有入犯意”。兵部尚书杨椿和右相陈康伯主张积极防御，左相汤思退对备战仍不闻不问。遭到主战派官员的弹劾，赵构也开始倾向完颜亮要南侵，在十二月罢了汤思退的相位。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起居舍人虞允文等人使金贺正旦回，将金朝即将南侵的见闻报告赵构，赵构至此才相信完颜亮确实要败盟，于三月擢坚持抗战的陈康伯为左相，以参知政事朱倬为右相，开始准备迎战。五月，金使高景山和王全来到宋朝，宣布五年前宋钦宗去世的消息，要求宋朝派使臣祝贺金朝迁都汴梁，甚至提出了金、宋双方以长江为界的无理要求，如果不答应就在秋天南侵。赵构支持陈康伯为首的主战派，罢黜原先秦桧的耳目王继先、张去为，并下令备战，分东、中、西、海四路迎敌，分别以刘锜、成闵、吴璘、李宝为各路统帅。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完颜亮统兵六十万，号称百万，分东路、西路、中路和海路四道南下，他亲统东路二十万大军，准备直取临安。其他几路都被击退，其中李宝在唐岛之战重创金朝水军。但因刘锜患病，副帅王权无能，作为东路军的金军主力军高歌猛进，于十月二十三日攻陷扬州，虽然在皂角林之战中被宋军击败，但仍兵临长江。王权失败的消息传到临安，赵构大为惊恐，急召左相陈康伯和御营宿卫使杨存中（即杨沂中）等商量对策，提出“欲散百官，浮海避敌”以试探宰执，遭到陈康伯、杨存中的坚决反对，赵构便下令亲征。十月十九日，赵构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到建康府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虞允文为参谋军事。此时完颜亮后院失火，金东京留守葛王完颜雍称帝于辽阳，便加紧渡江步伐，虞允文指挥宋军于十一月初八日成功在采石矶阻击渡江金军，取得采石之战的胜利。完颜亮不肯面对现实，强令士兵从瓜洲渡江，结果在二十八日死于兵变。赵构闻讯大喜，并声言：“朕当择日进临大江，洒扫陵寝，肃清京都。”又亲书完颜亮的画像赞说：“金虏曰亮，独夫自大。弑君杀母，叛盟犯塞。残虐两国，屡迁必败。皇天降罚，为戎狄戒。”但在金都督府派人求和时，赵构却接受其请求，并放金军主力撤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正月，赵构抵达建康，此时战事已结束，故他只停留十余日就返回临安。三月，他在临安接见完颜雍所派使者高忠建，又派洪迈出使金朝，希望能归还河南和陕西，自然也是无果而终。

当赵构为康王时，已聘邢秉懿为妃。靖康之变时，邢秉懿被俘北上。赵构称帝时，遥册邢秉懿为皇后，但她并没有为赵构留下子嗣。赵构称帝一个月后，潘贤妃生下皇子赵旉。在维扬之变中，据说当时赵构正在行房，听到金兵杀来，受到惊吓，以致丧失生育能力。苗刘兵变不久，赵旉死去，赵构此后不再有任何子女。绍兴二年（1132年）五月，赵构命集英殿修撰、知南外宗正事赵令懬访求宗室，最终择取两名太祖子孙，一名伯浩，一名伯琮。赵构初爱赵伯浩，但觉得尚需仔细观察，便让二人并立，这时一只猫经过，赵伯浩踢了那只猫，赵伯琮依然站立如故，赵构认为赵伯浩不够稳重，便只收养了赵伯琮。后托张婕妤抚养，后赐名瑗，封普安郡王。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又将另一太祖后裔赵伯玖接入宫中，由吴才人（后来的吴皇后）抚养，后赐名璩，封恩平郡王。绍兴三十年（1160年）二月，赵构正式以赵瑗为皇子，更名玮，进封建王，赵璩的身份则定为皇侄。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二月，完颜亮南侵失败、赵构从建康返回临安时，对身边的大臣说，因为“倦勤”，决定传位建王赵玮。五月二十八日，赵构下诏立赵玮为皇太子，改名为烨。后因周必大提出“烨”与唐昭宗李晔名同音，遂改名昚。六月十日，下诏禅位，翌日举行禅让仪式，赵昚即皇帝位，是为宋孝宗。赵构则被尊为“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后累加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绍业兴统明谟盛烈太上皇帝”）。

赵构退位后，居于临安府望仙桥东、凤凰山大内以北的秦桧旧宅，号为“德寿宫”。宫内建有德寿殿、后殿、灵芝殿、射殿、寝宫、食殿等十余座，还有不少亭、台、楼、阁和园林景观，种植了多种奇花异草。内凿大池十数亩，名大龙池，俗称小西湖，种上名贵的千叶白莲。“续竹筒数里，引西湖水注之”。其旁模仿西湖的一些景点，叠石为山，名曰冷泉亭、飞来峰、万寿山及其他一些“临安绝景”。赵昚对赵构也极尽“孝养”，指示德寿宫宿卫“依皇城门及宫门法”，增置德寿宫提点干办等官，负责日常宫内事务。又规定“德寿宫月进钱十万贯”，赵构减到四万贯，而当时太师这种一品官每月俸禄也就四百贯。赵昚原定每隔五日率群臣前往德寿宫朝拜，但赵构认为过于频繁，后来定为每月朔、望两次，加上初八、二十三日两次，也就是“一月四朝”。赵构就在德寿宫里过着钟鸣鼎食的奢华生活，不过这期间也有波折，在隆兴北伐失败之际，赵构曾“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备担索”，随时准备逃命。随后他敦促赵昚同金议和。在隆兴和议达成后，宋金变成叔侄之国，赵构对完颜雍能称自己为兄感到十分满意，并告诫赵昚说“彼有胜负，我有存亡”，又要求赵昚在接见金使时“离席受国书”“起立如旧仪”，因此赵昚虽有恢复中原之志，但一直受到赵构的牵制，对金媾和路线得以继续维持。

赵构在德寿宫颐养天年二十多年，身体一直很健康，直到淳熙十四年（1187年）九月初五日早餐时，他突患小中风。德寿宫医官刘确、管范等进蝎稍汤、铁弹丸、续命汤等有活络化血、消瘀止痛功能的药物进行治疗，病情稍定。初八日，赵昚遣大内御医王泾、马希古前来医治，他们认为“太上热盛，风痰大作”，不宜进铁弹丸之类，可改服人参汤、牛黄清心丸等凉药。可是，改服王泾所进的药物后，赵构“昼夜大便三二十次”“泻得五脏不固”，病情反而加重。赵昚只得再命刘确等医治，依旧进蝎稍汤。但见已无起色，于是再由王泾等人医治，“复进牛黄清心丸等药”。十月初一日，又改服他药。接着，虽增加了熊蒙等医官十人，但都束手无策。这样反复折腾了一个多月，赵构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终于在十月初八日（1187年11月9日）申时驾崩，享年八十一岁。死后庙号高宗，谥号圣神武文宪孝皇帝，于淳熙十六年（1189年）三月葬于永思陵。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加谥“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

建炎三年（1129年）四月，赵构应吕颐浩奏请，改革元丰官制，部分恢复北宋前期旧制，即改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左相；改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右相；改门下侍郎和中书侍郎为参知政事，为副相，革除尚书左右丞。通过“合三省为一”来减少省吏人数，提高办事效率。

南宋建立之际，北宋时作为中央主力部队的禁军已完全崩溃，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彻底瓦解。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赵构登基后，为加强自身防卫始置御营司，作为最高军政指挥机构，以宰相兼任御营使和副使，下辖五军。此时，枢密院虽没有废除，但于军事“几无所预”，有名无实。建炎四年（1130年）六月，赵构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枢密院事，罢御营司及官属，并设机速房于枢密院内，由宰相掌控，基本上代替了原枢密院，负责管军。绍兴和议以后，机速房的作用大减，枢密院的职权逐渐恢复，下属吏员也得到充实。此时，枢密院一般不除枢密使，多以副相等执政为签书枢密院事或知枢密院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革除机速房，其职权全部回归枢密院。

宋徽宗时，蔡京等打着延续熙丰新法的幌子掌权。赵构在支持旧党的元祐皇后孟氏的指定下继承皇位，因此倾向旧法。建炎四年（1130年）初，隆祐太后请赵构删定新党所编的神宗、哲宗两朝实录，赵构听后“悚然”，决定让旧党大臣范祖禹之子范冲重修神、哲两朝实录，并强调“朕最爱元祐（旧党掌权的元祐时期）”。又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将导致靖康之变的罪责追溯到主持变法的王安石。为了清算新党和王学，赵构采取了如下措施：

但是，由于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有些确实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或有利于均平赋税，或有利于增加国库收入，或有利于巩固统治。因此，赵构并未彻底废除“熙宁变法”。如建炎初年废常平法，绍兴九年（1139年）又恢复，免行法在靖康年间即遭废除，绍兴十一年（1141年）又恢复征收。有些新法只是改了一个名称，实际上还在推行。如绍兴年间所推行的经界法，与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多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他所重用的秦桧也袒护王安石，排斥洛学，因此赵构对新党的清算并不彻底。尽管如此，赵构定下的崇尚元祐政治的方针，亦奠定了南宋王朝保守、反对革新的性质。

秦桧死后，赵构即着手整顿政治，史称“绍兴更化”。秦桧死半年之后，赵构才任沈该、万俟卨为左右相，不再兼任枢密使，枢密院长官职权得到恢复，既而整顿官员转对制度，同时也限制了相权。对中央决策系统进行局部调整的情况下，其运作机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对言事官的更革与备员，打通信息渠道，讲筵官选取仍从旧制，恢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的约束监察机制。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国史院以宰臣提举，置修国史、同修国史共二员、编修官二员，内侍省官充都大提举诸司官、承受官、诸司官，基本上成为此后国史院的制度模式。

南渡以来，以例坏法的官场腐败问题一直延续到绍兴后期，再加上“绍兴更化”背景下绍兴冤狱平反运动的影响，许多犯赃罪者乘机借权臣胁迫所为以求解免。“绍兴更化”之后，赵构整顿吏治基本秉承着德法相辅的路径得以展开。在赵构看来，吏治的核心或许不在待罪或真决，赃罪严刑话语只是起到威慑作用，而防范的举措则是对监司官的法制规约。

赵构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相当重视，他采取了如下措施发展农业：

北宋在熙宁变法时，曾经推行过方田均税法，目的就是为了清丈田亩，均定田税，防止赋税失漏。但在保守派的猛烈反对下，方田均税法最后不了了之。靖康之变，金兵南侵，各地战乱频繁，造成人群逃散，版籍混乱，有力者趁机侵占民田，土地登记更加严重不实。可是，地方政府仍然按照原来的版籍征收两税，摊派差徭。

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左司员外郎李椿年上疏指出，经界不正害处甚多，有力者冒田、侵田，使国家赋税流失；无力者产去税存，造成终身穷困。为此他提出推行经界的建议。赵构接受其建议，于是以李椿年为两浙路转运副使，推行经界法，取得成效。

绍兴十四年（1144年）八月，赵构将李椿年擢为权户部侍郎，并成立户部经界所，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经界。是年底，李椿年以忧去官。次年正月，赵构命权户部侍郎王鈇措置两浙经界。王鈇以简化手续，缩短经界时间为由，改变了李椿年造砧基簿、地形图和打量勘查的办法，令民户十家为一甲，自报田亩及应纳之数，如不实，许人告发。由于经界省去了这几个最重要的环节，进度虽然加快，却为不法者勾结乡司通同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实质上是使经界变得有名无实。

绍兴十七年（1147年）正月，李椿年免丧还朝，这时全国经界远未完成，即使两浙路的经界，在七十九县中也只完成了四十个县。为了不使经界半途而废，李椿年经朝廷同意后，恢复了以前的做法，并派遣官员分赴各地督促、检查，纠正经界中的不法行为。可是，正当经界法顺利推行之际，仅仅过了半年多时间，当年十一月，李椿年在秦桧一派的陷害以及地主豪强的反对下，就以“赵鼎游旧将之门，倾危朝廷”“私结将帅，曲庇家乡”等罪名被罢了官。

绍兴二十年（1150年）正月，赵构命户部尽快“结绝”已经界地方的未了事宜，历时八年的经界法到这一年画上句号。推行经界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也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

赵构在位初期，应李纲奏请，吸取徽宗朝统治者大量进口奢侈品，造成腐化亡国的教训，以“市舶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取悦权近”为由，将两浙、福建市舶司归并于转运司，并撤销了广南市舶司。南渡以后，他知道市舶司对国家财政的重要性，于是陆续恢复之前撤销的市舶司，并在温州、江阴军先后增置市舶机构。赵构对海外贸易日渐重视，下诏福建市舶司等，“务要招徕蕃商，课额增羡”。绍兴七年（1137年）闰十月，赵构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为了保证市舶司的正常运作，更好地“招徕远人”，推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健康发展，赵构结合北宋旧例，采取了强化市舶司的管理、消灭海盗、招徕蕃客、救济遭遇海南的外国船舶、保护蕃商的合法权益和财产安全等措施。随着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市舶收入也逐年增加。绍兴七年（1137年），三个市舶司的收入为一百万缗，绍兴十年（1140年）的收入为一百余万缗，到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增加到两百万缗，几乎是北宋收入最多年份（崇宁、大观间）的两倍，使南宋成为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的一个高峰时期。

赵构在位前期，宋廷财政紧张。官方试图通过出卖身份性证书与财政票据向民间筹款。由于影响长期财政、社会利益，以度牒为代表的身份性证书一度停止销售；而以茶盐钞引为代表的财政票据需要官府支兑专卖产品，使专卖收入受损，宋廷自绍兴元年（1131年）六月起不再将多发钞引作为常用的筹款手段。十月，宋廷推出见钱关子以替代多发钞引。见钱关子因以见钱兑现，与专卖体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几乎不影响专卖收入。绍兴末，钱端礼等财政官员开始以见钱关子为物件，举行“货币实验”，试图改造见钱关子，为发行纸币做准备。见钱关子逐渐不再兑现，而改由茶盐钞引兑换。兑换过程也与购买茶盐钞引合为一体，商人向榷货务兑换见钱关子的过程，也同时是以见钱关子购买茶盐钞引的过程。由此，见钱关子进入专卖体系，其发行和流通上的波动将直接影响茶盐钞引的价值和专卖收入。此时的见钱关子失去了始发时的优势。行用于民间的便钱东南会子吸收了见钱关子的优点而规避其劣势，成为宋廷在见钱关子之后的新选择。绍兴三十年十二月（1161年），赵构应时任权户部侍郎钱端礼的请求，以东南会子品搭见钱作为左藏库的对外开支。自此，东南会子逐渐成为南宋最重要的纸币。

赵构充分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为此，他对国子监的重建相对于其他中央机构更为重视。绍兴三年（1133年）六月，即下诏于临安府置国子监，以学生随驾者三十六人为监生，置博士二员，暂以临安府纪家桥一处寺院作为选址。绍兴十三年（1143年）正月，宋、金战争停止不久，赵构便下诏于钱塘县西岳飞故宅建国子监和太学，置博士正、录各一员，学生权以八十人为额，后来逐渐增加到二千人。不过，此时的国子监，已完全成为一个管理教育的行政机构，已没有了教学的职能，所招国子生与太学生也合而为一，再也没有单独的监生。七月，国子监（太学）建成，它与礼部贡院、秘书省这两个机构一样，都很宏伟。反之，其他中央机构的建筑，就显得相当简陋，反映了赵构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当年，应太学试的士子近六千人，超过了南省试的举人数。十一月，赵构亲自写的六经与《论语》《孟子》之书完成，应秦桧奏请，将它们刊石于国子监，是为“南宋石经”。同时以墨本赐各路州学，国子监和太学建成后，南宋另外两个中央官学宗学和武学也相继建成。太学、宗学和武学，时人称为“三学”。

赵构对佛教和道教都不提倡，表示“朕于释、老之书，未尝留意，盖无益于治道”，尤其抑制佛教。他将视为流入中国的“异端”，予以排斥，从绍兴十二年（1142年）起，赵构减少宗教活动，限止寺院的建造和赐额从绍兴十二年到三十二年的二十一年间，在临安府城内外仅增加了六所寺院，其中功德寺（院）三所，香火院一所，坟寺二所，皆为祭祀死去的母后、爱妃、大将之用，规模不大，僧尼也少。他虽承认佛教“终不可废”，但必须限止僧人的数量，因此在宋金战争结束、财政状况好转后就停止降赐和鬻卖度牒，这项举措实质上就是朝廷与寺院为争夺劳动力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才重新开始卖度牒，但将每道度牒的价格升至五百千。由于久不度僧，常有寺院因没有僧人而倒闭，出现绝产，于是赵构便下令户部将其用来补贴学校。

绍兴十四年（1144年）四月，秦桧向赵构提出禁野史。赵构表示：“此尤为害事。如靖康以来，私记极不足信……大抵史官须有经学，乃可用也。”绍兴十九年（1149年）十二月，林机再次提出禁绝私史的建议，赵构立即指示秦桧：“此事不应有，宜行禁止，许人陈告，仍令州县觉察，监司按劾，御史台强奏，并取优加赏罚。”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大规模严禁私史，并掀起了一股告密风，大小文字狱骤起。秦桧更借禁私史的机会，大肆打击异己。昔日的李光因与他政见不同，先被罢去参知政事，这次便以与人“诗赋唱和，讥讪朝廷”而被编管昌化军。其家原有藏书万余卷，皆付一炬。李光一案震动南宋朝野，大批私史被销毁，或在史馆被篡改，许多士大夫也因此获罪。对于这次私史之禁的动机，有人认为为是赵构、秦桧一伙怕朝廷勾起昔日的党争而采取的措施。也有人认为是秦桧为湮没岳飞的抗金功迹而为。还有人认为是赵构借禁私史以掩盖韦太后在金朝的隐私。

在南宋初年抗金过程中，一直被压制的武人势力崛起，形成了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五支各自为战的部队（称为“行营护军”），这不符合宋朝兵将分离、以文驭武的祖宗家法，威胁赵构的统治，他本人也一度为兵变所废。因此，赵构在坐稳南方以后就图谋收回兵权。绍兴七年（1137年），他在张浚辅佐下，试图收回诸将兵权，首先拿淮西宣抚使刘光世开刀，在三月将刘光世召至行在建康府，罢为少师、万寿观使，收其兵权，表面上景淮西军权移交京西宣抚使岳飞节制，实际上却准备将其隶属以张浚为首的枢密院都督府，并任命王德为都统制。这引发刘光世麾下另一统制郦琼的不满，在八月酿成淮西兵变，率四万人投奔伪齐，给南宋造成重大损失，收兵权的行动也暂时中止。

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给事中、直学士院范同向秦桧献“皆除枢府而罢其兵权”的计策。就是说，在名义上，三大将皆被授以枢密院官职，让他们进入枢密院主持军政，实际上以此剥夺他们直接带兵的权力。秦桧觉得此计甚妙，立即秘密向赵构报告，赵构又令范同入对，进一步了解实施该计策的详细情况。赵构和秦桧将范同之计与以前汪藻所提出的“驭将三说”结合起来，最终制订了收兵权的周密计划，即以奖励柘皋之捷为名，召韩世忠、张俊、岳飞赴行在，授予枢密使副之职，借此收回兵权。四月十三日，韩世忠和张俊应召，迅速来到临安府，只有岳飞迟迟未到，秦桧非常担心，过了六七天。岳飞才到，翌日授韩、张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四月二十七日，赵构下诏罢淮东、淮西、湖北京西三宣抚司，统制官以下军官虽然驻扎原地，但其官衔都带“御前”两字，并以官职高低轮流入朝觐见，行动完全听从朝廷指挥。

绍兴十一年（1141年）七月，赵构不顾岳飞要求让刘锜继续掌兵的建议，又罢刘锜的兵权（淮西兵变后代刘光世镇守淮西）。四川的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吴璘，手中虽然仍握有兵权，但受到四川制置使和宣抚使的控制，赵构比较放心，未夺其兵权。随后，岳飞、韩世忠、张俊陆续被罢去枢密之职，其中岳飞遇害。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十一月张俊罢去之后，赵构终于完成了收兵权的计划，重新走上以文驭武的老路，将诸将统率的各路“家军”转换为“御前诸军”的体制。

赵构深知，在宋金战争中，马匹的作用至关重要，金兵在战场上的优势，除了士兵勇敢就是有众多强壮的战马，能够纵横驰骋。南宋立国后，北方的军马来源断绝，从西南夷和吐蕃购买的广马和川马成了南宋军马的主要来源，每年到这些地方购买的马匹多达数千至万余匹。川马数量虽多，但“例皆低下瘦瘠”，加之路途遥远，输送不便，所以主要还得以广马为主。但是，广马的个子也不高，作为战马，仍有其弱点，何况两广距前线也远，一路北上，需配置牵马士兵、兽医、押纲官和准备大批饲料，颇费人力、物力。马匹经过长途跋涉，损失也不小。为此，赵构在临安等地设立养马机构（孳生监），在南方试验养马。绍兴十三年（1143年）五月初一日对大臣透露自己养了二三年的马，“已得驹数百，此后不患不蕃”，显示他对马政的重视。但是总体而言，效果有限，南宋在乾道年间将养马机构全部关停。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二十四日，赵构对大臣说：“朕躬履艰难，久于兵事，至于器械，亦精思熟讲。”并称自己下令制造的锐首小枪在刘锜的顺昌大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绍兴十三年（1143年）十二月，金朝使节来临安，有关部门拟以弓矢作为礼品相赠。赵构以其制作不精，命人取出内库所造弓矢赐之。次日，赵构告诉大臣：“此朕自指教，虽军中人亦未必能之。赐予使人，不惟观美，兼器械之良，亦可使远人知所畏服。”一次，赵构命令有关部门制造韩世忠所研制的克敌弓，并命殿前司阅习。其后殿帅杨存中在克敌弓的基础上，再加改进，造出了使用更加灵巧、更加精密的弓箭，取名“马黄弩”。正由于赵构重视对兵器的制造，所以在绍兴年间，“累年所造军器，内库已如山积”。

据记载，在绍兴十二年（1142年），南宋有军队二十一万四千余人；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增加到二十五万四千余人；到绍兴三十年（1160年），再增加至三十一万八千余人。十八年间，军队人数增加了约三分之一多。与此同时，赵构也不忘对禁军的训练，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七月，赵构自谓：“三衙诸军教阅不废，故武艺皆精。”

绍兴和议以前，赵构对金朝的基本方针是通过遣使交涉来恢复靖康元年（1126年）的旧约，宋金以黄河为界，即使代价是称臣纳贡亦在所不惜，而表面上的名分则是“迎回二圣”和生母韦氏，以尽孝道。因此，他起用主和派大臣汪伯彦、黄潜善，连年遣使入金“通问”“祈请”。但在建炎年间，金朝无意承认赵构政权，一心灭亡宋朝，所以赵构派去的使者大多被扣留，等来的是“维扬之变”和“搜山检海”两次金朝大规模南侵。赵构两度成功摆脱金军追兵，之后仍继续遣使向金求和。

进入绍兴年间，金朝亦转变策略，不再执着灭宋，而是一面扶植刘豫的伪齐政权，一面沿用北宋初年对南唐旧例，称宋朝为“江南”，要求归还伪齐属地之人，划长江为界，甚至要将赵构赶到闽、粤，才允许册封赵构为王。在这期间，岳飞为首的南宋军民在与伪齐和金的三次战争中都取得胜利，赵构并未趁机进取，而是以南宋军民的浴血奋战作为自己向金求和的筹码。绍兴七年（1137年）冬，掌握金廷实权的鲁王完颜昌决定接受赵构的条件，取消伪齐政权，将河南、陕西交还南宋，作为交换，赵构向金称臣纳贡，每年向金纳银、绢各五十万两、匹，达成了南宋与金之间的第一次和议。在这一期间，赵构重用秦桧，压制强烈的主战舆论。绍兴九年（1139年）赵构派判大宗正事赵士㒟、兵部侍郎张焘代他到河南巩县宋陵拜谒，发现宋朝列祖列宗的陵寝已遭金人和刘豫的破坏，回来后向赵构报告“万世不可忘此贼”，赵构的反应只是“为之黯然”而已。就在这一年，金朝发生政变，完颜昌倒台，对宋强硬的完颜宗弼得势，扣押宋使王伦。韩世忠得知这一消息，主张利用金朝政局不稳之机“乘虚掩袭”，被赵构驳斥“不识大体”，赵构也继续派遣苏符、莫将奉使金朝，前者在东京被拒，后者被扣押于涿州。对于新收回的地区，赵构也不急于收复，直到绍兴十年（1140年）四月才由刘锜率军接收东京，刘锜尚在途中，金人就败盟南侵。在抵御金军的过程中，刘锜取得顺昌大捷，岳飞取得郾城大捷、颖昌大捷，打到朱仙镇，而赵构却迫令岳飞班师，同时与金人展开秘密外交，约定和谈条件。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秋，金军两次渡淮南下，但都没捞到什么便宜，最终决定与宋议和，在十一月派萧毅出使南宋，达成了宋金以淮河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宋每年纳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等条件的和议，是为南宋与金的第二次和议，也就是一般所指的绍兴和议。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以“臣构言”起首并发誓“世世子孙，谨守臣节”的赵构“誓表”被宋使何铸呈到金熙宗面前，金熙宗遂准许放回韦氏和徽宗、显肃皇后与邢秉懿的梓宫（宋钦宗未放回），并且派左宣徽使刘筈携衮冕、册文，于同年九月到临安册封赵构为宋皇帝，要求“世服臣职，永为屏翰”。至此，宋金实现了和平。

此后，赵构每年向金按期纳贡，并派遣生辰使和正旦使朝贺（合并于正旦使），金亦每年派使祝贺赵构生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秦桧死去，朝野盼望赵构的对金媾和政策能有所变化，但赵构在第二年下达了措辞强硬的诏书，强调对金媾和“悉由朕衷”，妄议者“重置典刑”。赵构也相信金人不会背盟，以致屡屡错失防范完颜亮南侵的时机，因而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南侵的东路战线上，南宋连战连败，所幸虞允文取得采石之捷、完颜亮又死于兵变，才使南宋免于覆亡。此后赵构没有利用金局势不稳之机乘胜追击，而是希望通过谈判途经来收回河南、陕西之地，减少岁币数量，也无意改变对金称臣的名分，强调“以小事大，朕所不耻”，但金使高忠建无意允诺。在退位前夕，赵构撤掉了三个以金朝为作战对象的招讨使差遣，示意不再索取旧疆，从而将对金媾和路线贯彻到最后。

随着金朝崛起，原来与宋朝有宗藩关系的西夏不再与宋朝接壤，“兄弟之国”辽朝则迁徙至西域，成为西辽，更是远离南宋。但赵构在位期间，仍有联合西夏和西辽以应对金朝的动向。

赵构即位之初，在讨论如何措置金兵入侵所造成的危局时，包括宗泽在内的主战大臣多主张联合西夏以牵制金兵。建炎二年（1128年），赵构遣主客员外郎谢亮出使西夏，夏主李乾顺“倨然见之”，谢亮在西夏住了几个月才达成了“约和罢兵”的协议，但谢亮一走，西夏就出兵袭取定边军。建炎三年（1129年），张浚主持川陕军事，谋北伐，欲通西夏为援，赵构便再派谢亮出使西夏，李乾顺一改外王内帝的旧规，公开对宋朝用对等礼仪（敌礼），从此南宋与西夏均由朝臣边帅与夏主直接联系，宋帝不再颁赐诏书，正式终结了形式上的宗藩关系。绍兴初，宋川陕宣抚使吴玠在和尚原大败金兵后，希望能与西夏联合，共同对金，便给李乾顺写了一封信，但迟迟未得到回答。由于金方不兑现先前许愿划给西夏环、庆二州的承诺，李乾顺才送来了回函，并屡派密使到川陕军中，愿与宋一起抗金。绍兴九年（1139年）三月，西夏利用宋金第一次和议之机攻拔府州。身在西夏的宋臣李显忠（原名李世辅）趁机建议李乾顺占领陕西全境，李乾顺便派他带兵五万出征，以宰相王枢监军，李显忠趁机绑架王枢，投归南宋。同年李乾顺死，年少的李仁孝继位，南宋欲乘西夏权力变动之机与西夏恢复宗藩关系，遂命枢密行府与之通书，并放回王枢与宋朝境内的西夏军民。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宋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奉诏委派知保安军杨顺与夏人议入贡事，西夏却要求与宋结为平等的兄弟之国。随后因金人败盟，陕西又被金人夺取，宋夏关系中断，西夏转而成为金朝藩属国。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完颜亮南侵时，宋将刘锜曾檄告西辽、西夏、高丽、渤海、鞑靼等国一起抗金，其中西夏李仁孝作出回应，声援南宋抗金，趁机攻取金的陕西城寨，而宋军在入秦陇后，亦与西夏发生冲突。总体而言，赵构在位时虽有联合抗金之构想，也实现了一些往来，但并无实际效果。

完颜亮南侵时，赵构也曾设想联络西辽，遂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发布《契丹通好榜》，先回顾了宋辽之间的百年和好，然后谴责因奸臣离间两国关系导致女真坐大，使宋辽“彼此皆被其毒……相去万里，音信不通”，最后号召“今天亡此虏，使自送死。朕提兵百万，收复中原，惟尔大辽豪杰忠义之士，亦协力乘势，宜歼厥渠魁，报耶律之深仇。将来事定，通好如初”。但这道榜文是否被西辽收到，未见史料记载。

西南地区是南宋的后方，赵构力图维持当地的稳定局面，反对开边，不愿生事。绍兴六年（1136）七月翰林学士朱震曾请求废靖州（羁縻州）为县，遭到赵构拒绝，他说：“前朝开拓边境，似此等处，尤为无益。”又说：“朝廷拓地，如同私家买田，如果没有收获，只会白费钱本，得得到又有什么用？之前那些那些倡议开边的大臣应该从重治罪。”绍兴十四年（1144年）三月，秦桧等大臣在商量出任瑶人聚居地武冈军守臣的人选时，赵构告诫道：“猺人当安，不可扰。烟瘴之地，遣兵讨伐，视他处尤难，不可不慎。”

对于边外的少数民族政权或部落，如吐蕃、大理、自杞、罗殿等，赵构只是设置买马提举司于广西，设置都大提举茶马司于四川，以便向这些民族购买马匹（广马和川马），同时也严格将双边关系限制在马匹交易上。大理国王段和誉在徽宗政和年间曾接受过宋朝册封，绍兴三年（1133年），段和誉通过邕州方面请求恢复朝贡，赵构下令：“止令卖马，不许其进贡。”绍兴五年（1135年），段和誉又派遣使臣入贡，贡品中有驯象，以表示对南宋的臣服，但赵构却只收下贡品中的马匹，而拒绝了驯象，赐敕书，在桂林就将其遣返。翰林学士朱震盛赞此举如同宋太祖吸取唐与南诏的战争间接导致唐朝灭亡的教训而“弃越嶲诸郡，以大渡河为界”的做法，使大理“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得御戎上策”。直到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十二月，赵构还对辅臣说：“蛮夷桀黯，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蜀。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赵构对西南诸族的政策被南宋历代所继承，大理等国始终未能与南宋建立宗藩关系。

高丽虽然在辽丽战争后就断绝了与宋朝的宗藩关系，但北宋后期厚待高丽来使。到赵构即位之初，向金求和而不成，曾派杨应诚出使高丽，欲利用之前北宋厚待高丽的所谓“国恩”来要求高丽帮忙将宋使送到金上京，以“迎回二圣”，遭到高丽国王王楷的坚决拒绝。其后高丽派过尹彦颐入宋谢罪，两国关系有所修复。

建炎三年（1129年），据说宋徽宗将派宦官和宫女通过高丽使臣来报消息，赵构本欲接纳，但为提防金人通过高丽使臣来刺探虚实而派进武校尉王正忠到高丽宣诏，暂停通聘。

绍兴二年（1132年），高丽使臣崔惟清来南宋进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匹、人参五百斤。

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派遣吴敦礼到高丽，吴敦礼提出协助高丽平定西京叛乱（妙清之乱），又遭王楷谢绝。

绍兴六年（1136年），王楷所派的拒绝西夏通过南宋与高丽通交的使臣金稚规被挡在明州，因为南宋不再信任高丽，担心其为金朝间谍。从此高丽和南宋不再有官方的正式往来。

赵构在位时，与宋朝保持宗藩关系的只剩东南亚的交趾、占城、真腊、阇婆、三佛齐五国，南宋对他们的君主进行册封，接受他们的朝贡。以“厚往薄来”的代价维持自己在朝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宋史》（脱脱、阿鲁图领衔，欧阳玄、揭傒斯等修）：昔夏后氏传五世而后羿篡，少康复立而祀夏；周传九世而厉王死于彘，宣王复立而继周；汉传十有一世而新莽窃位，光武复立而兴汉；晋传四世有怀、愍之祸，元帝正位于建邺；唐传六世有安、史之难，肃宗即位于灵武；宋传九世而徽、钦陷于金，高宗缵图于南京：六君者，史皆称为中兴，而有异同焉。夏经羿、浞，周历共和，汉间新室、更始，晋、唐、宋则岁月相续者也。萧王、琅琊皆出疏属，少康、宣王、肃宗、高宗则父子相承者也。至于克复旧物，则晋元与宋高宗视四君者有余责焉。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刘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虖艰哉。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张溥：高宗构在位三十六年，定试士之法，置力田之科，正官名，作太学，籍田郊庙，蠲租赈饥，太平粉饰，事云粗备。然而衰微益甚者，君心不正，辅相非人也。靖康之祸，雠不共天，一时将相，忠义蔚起，夹辅中兴。李纲、张浚、赵鼎等在内，宗泽、韩世忠、岳飞等在外，人材之盛，即周召叔虎莫有加焉。构诚怀国雠，亲贤远奸，还二帝，复两京，然后制礼作乐、升中告天可也。失此不图，而贼臣攘柄，父兄暴尸于五国，子弟玉食于江南，人心已死，宁问国是哉？建炎之初，汪、黄为政，内侍邵成章稍知其误国，构独信之。继以以朱胜非、吕颐浩，才疏志狭，无能为也。绍兴九年，秦桧再用，迄（绍兴）二十五年而后死。万俟卨、沈该、汤思退接迹相位，终构一生，皆小人道长之日也。……构寡嗜欲，好经史，室名损斋，玩轻珊瑚，史亦称其恭俭仁恕，庶几守文。然世有人焉见父母之仇不能报，又从而拜之，冀其怜我，而以惜财忍辱为保家，即犬豕其庸食乎！

王夫之：

爱新觉罗·玄烨：宋高宗以损名斋，自是清心寡欲之意，第当其时，正宜奋励有为，非仅淡泊㧑谦可以恢复大业，即此一端观之，知其优游苟且而无振作之志矣。

爱新觉罗·弘历：

蔡东藩：

王曾瑜：在宋金战争的特殊环境下，时势的造物主固然也造就了像李纲那样具备远见卓识，能够安邦定国的相才，像宗泽那样峭直孤忠、鞠躬尽瘁的荩臣，像岳飞那样壮怀激烈、尽忠报国的英雄，却又为他们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可悲可叹的下场。相反，在各种力量、因素和倾向的互相冲突、制约、调和与平衡之中，取得成功的反而是秦桧和宋高宗。特别是宋高宗，他在开元帅府时，就乐于当一个偏安一隅的皇帝，最后竟如愿以偿。是否宋高宗有先见这明，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呢？当然不是，他只是个太平享乐的风流皇帝胚料，在他身上颇有其父宋徽宗的遗传基因。当苟安一隅的皇帝，正是他在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心理和意愿。相形之下，其难兄宋钦宗倒是个循规蹈矩的守成之主的胚料，可惜生不逢时。时势这个造物主在乱世中垂顾于宋高宗，使本与帝位绝缘的人当了万乘之主，却又捉弄和折磨着宋高宗，使他当不成太平享乐的风流皇帝……一个好色狂徒，又居然受了阳痿绝症的惩罚，渴望着子孙千亿，却落得个断子绝孙的下场，将半壁家产奉送给赵姓的旁宗别支。他始而畏惧金人的凌逼，继而担心武将的跨扈，终而害怕权臣的篡位，在位三十六年，其实只有在秦桧死后，度过大约三、四年舒心快意、百事不愁的光阴。当然，在退位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宋高宗一生最幸福的阶段。无论是李纲、宗泽和岳飞，抑或是秦桧，他们的秉性可喻之为一种比较单调的色彩。宋高宗却不然，他的秉性可喻之为五光十色。一种太平享乐的风流皇帝胚料，经过特殊环境的熔炼，养成了多种难以言喻的特殊性格。他有一个雄健大丈夫的体魄，却很不协调地包裹着一个卑怯得出奇的灵魂……宋高宗秉性残忍……宋高宗追求奢侈享乐。但是，他的奢侈同样是有限度的，他更喜欢的还是以“恭俭”作自我欢嘘……按中国旧史的伦理标准，宋高宗是个亲信小人、黜杀君子的典型。但是，在某些场合和形势下，他又能勉为其难地任用君子，忍痛割爱地逐去小人。宋高宗畏惧人言，不惜以死刑和毒罚惩治谠论。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又被迫表现出对谏诤的欢迎，并被迫对谠论作出一些自我克制。宋高宗有专制帝王胡作非为的勇气。但是，在某种形势下，又不得不以专制制度下的某些自我调节功能约束自己。宋高宗看来还不能说他没有半点父母兄弟之情。但是，在很多场合下，他不过是个高明的演员，表演自己的孝悌之道而已。宋高宗嗜色如命，却决非情种，对任何女人都寡情薄义，一旦稍有龃龉，则弃若敝屣，甚至残杀，并且最喜以清心寡欲，无子女声色之奉自我标榜。宋高宗作恶多端，而其聪明之处正在于对大多数恶事并不做绝，而留有可以文过饰非的余地。宋高宗在政治上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手腕。他的某些得计并非是本人的高明，而来源于形势的驱迫与臣僚们的献可替否。至于他的失策，即使是对个人私利的失策，也有相当部分来自形势的驱迫与佞臣们的推波助澜。凡此种种，都说明宋高宗作为一个复杂“多面派的心理和性格。宋高宗的性格，归根结蒂，还是专制帝王在某种特殊环境下的心理变态，使人难于以常情，哪怕是帝王的常情予以忖度。但是，他的罪恶本质上却仍是专制政治制度的罪恶。

何忠礼：综观高宗一生，虽然谈不上是一位中兴明主，也非有大作为之君，但除了被公认的书法艺术颇有造诣以外，在治国、理政和个人生活等方面也并非一无是处，作为一个帝王，值得肯定的地方实在也不少。“靖康之变”时，作为一个不经世事的年轻皇子，就遭遇到如此严重的家国巨变。被推上皇帝宝座后，他所面对的是极为险恶的内外形势……在这样形势下，南宋要抵挡住金兵的进攻，确保江南一隅，也是困难重重。但是，在此后的十余年间，随着高宗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统治经验的日趋成熟，通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奋斗，终于扭转了这种极为被动和危险的局面。“绍兴和议”签订以后，大规模战争得以停息，南宋进入到了和平发展时期，这对推动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那么，宋高宗在中国古代究竟是怎样一位帝王？这是在南宋史研究中首先会遇到的问题。我们认为，尽管高宗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但如果不以义理史观和绝对化的观点看问题，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有意加以贬抑，摒弃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能以广阔的南宋历史为背景，以衡量有无推动历史前进、在客观上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作为评判历史人物的基本标准，以功过兼论的评价原则，对他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评价。同时认识到，正是南宋的建立，才使北宋开创的宋韵文化在南方大地上获得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使经济重心最终从北方转移到南方，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高宗是一位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人物，总体上值得肯定。

赵构出生时，除了一般帝王出生时通常会出现的“赤光照室”的异象外，还有他父母所做的异梦。据一个宫人（后为洪皓之妾）所说，显仁皇后韦氏在怀赵构时，梦见一个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也就是五代十国时的吴越国开国之君钱镠，然后就从脚到头生了赵构。据说宋徽宗也梦见了钱镠拉住自己衣服，说：“我好来朝，便留住我。终须还我山河，待教第三子来。”赵构和钱镠都定都杭州，并且寿命一致，应验了异梦。

靖康元年（1126年）冬，赵构奉命出使金营时，被宗泽挽留，不再向北，准备回京。相传，当时的金帅完颜宗望后悔在年初放过赵构，听说赵构又来出使，便派几个骑兵来接应他，催促他到金营。赵构只身逃避，因疲惫而休息于崔府君庙，突然梦见有人说：“赶快上马，追兵将至！”赵构说：“没有马，该怎么办？”那个人说：“已经准备好马了，希望大王快马加鞭逃离此地！”赵构猛然醒来，发现身旁果然有匹马，便跳上去逃走，一日狂奔七百里，到了安全地带，马就不再动。他下来一看，原来正是庙中崔府君塑像下的泥马。这就是泥马渡康王的故事。此后，救助过赵构的神人崔府君受到了南宋的尊崇与封赐。

赵构酷爱黄庭坚的书法，结果差点因此毁了南宋。绍兴六年（1136年），伪齐主刘豫的太子刘麟心生毒计，想对赵构来个“斩首行动”。他派遣到江南的细作探听到一条消息：赵构“酷好黄庭坚墨迹”。刘麟于是决定以此为契机，派人刺杀赵构。他先派人四处搜罗，终于找到黄庭坚的二十多幅书法真迹。刘麟又找了一个名叫王开道的文人，许以重赏，让他照着黄庭坚的真迹苦练，“令王开道效学，务令精肖”，计划让王开道冒充黄庭坚的传人，以进献黄庭坚真迹为名，渡江拜见赵构。同时刘麟在手下豢养的一批江湖死士中，挑出一个名叫蒯挺的亡命之徒，“待以殊礼”，让他随同王开道一起拜见赵构，伺机刺杀之。伪齐宰相张孝纯一直与南宋暗通款曲，他跟蒯挺颇有交情。在九月的一次闲谈中，蒯挺将这个计划对张孝纯和盘托出，并说：“不久与相公别矣！”张孝纯第一时间把暗杀计划通报南宋，使得赵构提前做好防备，刘麟利用黄庭坚真迹暗杀赵构的阴谋便破产了。

赵构闲来无事，养了一群鹁鸽作为消遣。消息传出，有个读书人作了《鹁鸽诗》进行讽喻，其诗云：

万鸽盘旋绕帝都，朝收暮放费工夫。

何如养个南来雁，沙漠能传二圣书？

据说这首诗传到赵构耳里，便召见了那名读书人，马上授予他官职，以奖励他的直言。

赵构每天上午看完奏章后，就在下午读《春秋》《史记》，晚上读《尚书》，到二鼓才休息。他尤其喜读《左氏春秋》，每二十四天读一遍。胡安国呈上《春秋解》，他放在座位旁，非常珍视。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赵构为自己建立了一个书斋，挂上了“损斋”的匾额，专门收藏各种经史古书，平时就在此闲坐读古书或写大字，并御制《损斋记》，刻成石碑，将拓本赐给群臣。他称“损斋”取自老子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之语，表明他“恬淡寡欲，清心省事”，又在《损斋记》中批评汉武帝不能“用损以持盈”、唐玄宗不能“知损以守位”，自己引以为戒，故建立了这个书斋。

赵构退位后，有一天去灵隐寺冷泉亭喝茶，有个行者对他照料得很殷勤，他打量了一番行者说：“我看你的样子不像个行者。”行者哭诉：“我本是一个郡守，因为得罪了监司，被诬陷降罪，罚为庶人。为了糊口，得来此处投亲，干此贱活。”赵构当即说：“我明天替你去向皇帝说明。”回宫后果真对孝宗赵昚讲了，要复他的职。几天后他再去冷泉亭，见行者还在，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赵构回宫后，在受邀游览聚景园时不露笑容，一言不发，也不搭理赵昚。赵昚小心翼翼地问赵构为何生气，一旁的吴皇后也询问缘故，赵构在沉默许久后开口说：“我老了，没人听话了，那行者的事，我几天前就同你讲了，为何不办理？”赵昚回答说：“我昨日已向宰相讲起，宰相一查，说此人是贪赃枉法，免他一死已经宽大，再复职实在不行。但这是小事，明天就解决，今天就开怀一醉吧。”赵构这才露出笑容。翌日，赵昚对宰相说：“太上皇大发脾气了，那人即使犯了大逆谋反之罪，你们也得给他复职。”宰相只得照办，让他到一个大州去任职。过了几天后，赵构又来冷泉亭，那个行者表示自己已经得到任命，等他谢过赵构后再离开。

赵构去世后，洪迈提议为他上庙号“世祖”，意在比照汉光武帝。但群臣认为光武帝之前是汉哀帝、汉平帝这种昏君或傀儡，恐怕有影射徽钦二帝之嫌，而且西、东汉和北、南宋的接续情况不同。又有人提议用世宗，但又因宋的前朝后周就有世宗柴荣，出于避嫌而没用。礼部太常寺官拟的庙号是“高宗”，理由是赵构具备“尧之四德”（《说文》：“尧者，高也”，“四德”即钦、明、文、思），为孝宗赵昚所采纳。但不久有个唐辂的人请求赵构庙号升格为祖，赵昚认为不妥，仍坚持高宗庙号，并说：“唐高宗虽非全德，然亦善终，自当以太戊为比。”但到了淳熙十五年（1188年）正月，吴皇后看了这个庙号很不高兴，认为是暗讽自己如同武则天。于是赵昚君臣重新讨论庙号，有人提议用“光宗”，直接被赵昚和太子赵惇否决。赵昚则提出将之前几种方案合并为“世祖光尧”，周必大称庙号没有四字之例。赵昚便提议改用“尧宗”，但又有人指出金世宗完颜雍的父亲叫宗尧，不宜使用。此后一个月中，陆续出现圣宗、烈宗、成宗、艺宗、艺祖、大宗、诚宗、宁宗、开宗等方案，赵昚君臣却迟迟没有达成共识，最终在周必大的建议下，“以高大为义”，还是决定用“高宗”。

赵构擅长书法、绘画，尤其在书法上造诣极高。他最初是学黄庭坚，登基不久用黄书，后用米芾笔法，绍兴七年（1137年）书的《赐岳飞手敕》是典型的米芾笔法。后来又学“二王”，他的《赐岳飞批劄卷》是书法风格转向“二王”的重要标志。他尤其喜爱《兰亭序》，“自晋、魏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他还把大量临摹的作品分送给朝廷中的大臣。由于他身份的关系，他的喜好也影响到南宋的书风。南宋杨万里在《诚斋集》中说：“我高宗初作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最后作孙过庭字，故我孝宗与今上皆作孙字。”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也说到了这一情况：“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最后作孙过庭字，而孙字又盛……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赵构对南宋书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他在《翰墨志》中说：“凡五十年间，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舍笔墨，故晚年得趣，横斜平直，随意所适。”赵构不仅有实际的书画创作，对书法理论也很有研究，著有《翰墨志》一卷，是他在退居德寿宫以后谈论书法的语录，在书法理论上有很精辟的见解，这是南宋前期书法理论的重要著作，也有人将它称为南宋书法理论的代表著作。

赵构还在身体力行的基础上，提倡大众研习书法，对南宋书坛的兴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时间，以赵构为中心，南宋朝廷上下掀起了一个学习书法的高潮。南宋绍兴初年，赵构和皇后吴氏给太学书写了课本，包括《周易》《尚书》《春秋》《论语》《孟子》和《毛诗》七部，赵构在书写这些经书时，非常认真，每天都要写到手腕发酸、感到“翰墨稍倦”时，就让吴皇后接着“续书”。为了防止出现误传或遗失，皇帝还令人将他和吴皇后书写的经书铭刻在巨石之上，被称为《南宋太学石经》。《南宋太学石经》的书体以小楷为主，夹以行楷，把儒家经典以书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影响广泛而深远。如今太学石经仅存86片。残存的太学石经都伫立在杭州孔庙大殿里，大多已残破不堪。

赵构也善于绘画，庄肃《画继补遗》中说他“于万机之暇，时作小笔山水，专写烟岚雨难状之景，非群庶所可企及也”。他还热心保护古代书画名作，整理和收集了宣和内府因战乱而散失的许多古代法帖名画，《画继补遗》中记载：赵构“驻跸钱塘，每获名踪卷轴，多令辨验”。因此保存了大量艺术精品。《南宋馆阁续录》中记录的一千多件历代名画，应该就是赵构收集、保护的成果。

赵构传世诗词约有140首，代表作有《渔父词》十五首以及《诗四首》《文宣王及其弟子赞》等。

赵构坚持对金媾和路线、不惜让节节胜利的岳飞班师回朝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他纯粹只是为了苟且偷安、保住自己的皇位才这么做。也有学者主张赵构虽然确有“恐金病”，但他对金的真实方略是“待彼有衅，以图恢复”，而当时南宋兵力不济、后方不稳、后勤缺乏以及岳家军孤军深入等原因，造成南宋没有实力收回故土，更遑论直捣黄龙以灭金，因此赵构对金媾和具有一定合理性，是隐忍不发、待时而动的战略。只是一到战争时，赵构的言行往往不能一致，特别是在紧急关头，他的怯懦本性就经常暴露。

关于谁是杀害岳飞的元凶问题，古代普遍只追究到秦桧头上，因此西湖岳飞墓只跪着秦桧夫妇和张俊、万俟卨，并无赵构。但明人文徵明在《满江红·拂拭残碑》中则指出赵构才是杀害岳飞的真凶，并猜测是因为岳飞想要迎回二圣而威胁到赵构的皇位。后来毛泽东也援引该词，并强调：“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亦间接肯定赵构是杀害岳飞的真凶。

在现代，学界对于这一问题依然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秦桧，代表者是邓广铭，他在《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投敌和岳飞的反抗》一文中论述了岳飞在被害以前坚决反对投降的事迹及其与赵构、秦桧的矛盾冲突，又在《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一文详述了岳飞被害的经过。邓广铭认为，秦桧在进入“挟虏势以要君”的地步后，在南宋所处的地位便不再是居于皇帝赵构之下，而是能够玩弄赵构于股掌之上，是赵构必须仰承他的鼻息的一个人物了。杀害岳飞是秦桧的阴谋，赵构在岳飞冤案中的作用是次要的，当初谋划制造这一冤案时，赵构并未与闻其事，但在他闻知之后，也不过只是表示了一下“傍骇而已”，也并无要加以制止之意。

另一种意见认为，赵构是杀害岳飞的元凶，代表者有龚延明、王曾瑜、何忠礼等。但在赵构杀岳飞的动机分析上又有分歧，主要有岳飞功高震主威胁皇权、岳飞不怎么听赵构的话、岳飞过于清廉以及曾提议建储引发赵构的猜忌、岳飞起家晚所以没有和其他诸将一样在建炎年间同赵构共患难、金方以杀岳飞为议和条件等视角。

赵构葬于永思陵，为宋六陵之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东南17公里的皋埠镇牌口村攒宫茶场内，墓在元朝时被杨琏真迦等掘毁。2018年，在一号发掘陵区发现了可能是永思陵上宫遗迹的全貌。

赵构的画像主要有：

另外，在乾道九年（1173年）左右，经太上皇赵构的授意或动议，获孝宗赵昚的支持与赞同，再由画家萧照执笔创绘、近臣曹勋撰文书赞，绘制了十二幅《中兴瑞应图》，赞颂其即位前的诸多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