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拉和林又称和林、和宁。是在草原深处克烈部或回鹘都城的基础上创建的蒙古帝国首都，元朝岭北行省首府，13世纪中叶世界的中心，地缘位置极为重要，有所谓“天策桓桓控上游，边庭都付晋藩筹。河山表带连中夏，风雪洪蒙戍北楼”，“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之称。蒙古木亦坚汗七年（1235年）建都于此。故址即今蒙古国中部鄂尔浑河上游，其故址位于今蒙古国中部后杭爱省杭爱山南麓，额尔浑河上游右岸的额尔德尼召近旁，距乌兰巴托市西南365公里。哈拉和林所在地区也是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这里森林繁密，盛夏时遍野开花。忽必烈在开平自立为汗并打败阿里不哥后，政治中心南迁汉地，此地不再是首都。

哈拉和林（Qara-qorum，突厥语“黑圆石”），位于今蒙古国境内前杭爱省西北角，蒙古帝国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在此建都。

13世纪中叶，这里是世界的中心，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俄罗斯干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这座城市的权力和威势之下。罗马教皇的传教士、南宋朝廷的使节团、波斯商人的驼马队、高丽王国的进贡者……都在这里汇集；佛殿、清真寺和基督教堂……各种宗教和文化都在这里融合；大汗的诏令从这里发出，送达世界各地蒙古大军……这里集合了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从中欧、东欧、西亚、中亚、东亚、南亚诸国抢掠来的奇珍异宝，金银珠宝，数以万计。1260年，蒙古内战后，随着阿里不哥的失败，这座城市衰落为一个地区性的中心。

哈拉和林与其周围景观已经在2004年成为蒙古国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其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上的名称为——“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

哈拉和林一说原是山名，指鄂尔浑河发源地杭爱山；一说本为河名，指鄂尔浑河上游。其故址位于今蒙古国中部后杭爱省杭爱山南麓，额尔浑河上游右岸的额尔德尼召近旁，距乌兰巴托市西南365公里。哈拉和林所在地区也是蒙古高原的中心地带，这里森林繁密，盛夏时遍野开花。

鄂尔浑河是蒙古中部偏北的河流。这条河流整体都在蒙古境内，发源于杭爱山脉森林茂盛的山坡。它向东流出山区，然后转向北，经过古代蒙古帝国的首都喀喇昆仑。一个断层将鄂尔浑河与色楞格河分开。两条河都流向东北，在俄罗斯边界南侧的贸易中心苏赫巴托尔（Suhbaatar）会合。然后色楞格河继续向北流入俄罗斯。

1889年，在喀喇昆仑附近发现8世纪时的墓碑，上面有一些已知最古老的突厥语的文字，称鄂尔浑铭文。鄂尔浑河全长1,130公里，只有在7、8月间可以通航吃水浅的拖船。流域面积约132,000平方公里。主要支流有土拉（Tuul）、哈拉（Haraa）和友鲁（Yoroo）河，它们都发源于肯特山脉，而且都从右侧注入鄂尔浑河。图尔河在去鄂尔浑河的途中流经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沿鄂尔浑河的农业可维持基本粮作。

蒙古中部的鄂尔浑河流域，自古以来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驻牧的地方，许多游牧民族曾在这里建立政权并修建都城。成吉思汗于1220年，在古代克烈部或回鹘都城的基础上创建了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它是一座具有中原汉族建筑风格和北方游牧民族草原生活特色的城市。

1235年，窝阔台合罕命汉族工匠于鄂尔浑河岸建筑都城，即以哈拉和林为城名。城南北约四里，东西约二里，大汗所居的万安宫在其西南隅，有宫墙环绕，周约二里。据1254年到和林访问的法国使臣卢布鲁克记载，城内有两个居民区，一为回回区，内有市场；一为汉人区，居民尽是工匠。此外，尚有许多官员邸宅以及十二所佛寺、道观，两所清真寺，一所基督教堂。由于蒙古国的强盛，哈拉和林成为当时世界著名城市之一，各国国王、使臣、教士、商人来访者甚多。

蒙古帝国前四汗，即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均坐镇哈拉和林管理皇朝。由于蒙古帝国的强盛，哈拉和林城畜牧业、农业、商业、手工业、宗教、教育、科技和政治外交等诸方面都得到很高的发展，成为蒙古帝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中统元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城（上都）即位，其幼弟阿里不哥则据哈拉和林地区自立为大汗。二年冬，忽必烈军打败阿里不哥，进占哈拉和林。四年，忽必烈升正蓝旗为上都，次年又升燕京为中都（后改大都），蒙古国政治中心移至漠南汉地，忽必烈建立元朝并迁都大都（今北京）后，哈拉和林失去都城地位，仅置宣慰司都元帅府。仍为漠北重要都市，元朝以大臣出镇，遣重兵防守，于其地开屯田，建仓廪，立学校。1277年，窝阔台汗国君主海都（窝阔台的孙子）在与元朝的战争中一度攻占哈拉和林，元军直到次年才将窝阔台汗国军队逐出。不过，14世纪以来该城市得以恢复发展。皇庆元年（1312年），元政府将和林行中书省改名为岭北行中书省，并将和林路改名为和宁路。

1368年大都被明军攻克，明洪武三年（1370），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死于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即元昭宗，元朝廷退据哈拉和林，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北元政权仍以哈拉和林为首都。15世纪初期蒙古诸部分崩离析，鞑靼与瓦剌两部蒙古贵族之间相互攻伐，哈拉和林也逐渐没落。现今哈拉和林还保存有《兴元阁碑》，刻于元惠宗至正二年（1342年）。

1585年，喀尔喀蒙古阿巴岱汗在和林废城基址旁兴建大喇嘛寺厄尔得尼召，蒙古史籍《厄尔得尼·厄利赫》（Erdeni-yin erige）对此有明确记载。

王恽《秋涧集·总管范君和林远行图诗序》：“国家兴王地，据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盘盘郁郁，为朔土一都会。”虞集《道园录·送苏子宁北行诗序》：“控制要害，北边重藩。”“又尝有大臣镇抚经理之，富庶比于都会。士有不次之擢，贾有不资之获，而侥幸之民争趋之。”柳贯《柳待制文集·苏志道墓碑文》：自予游京窃从廷臣知边事者一二言：“和林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输，宜杂植黍麦，故时屯田遗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盖阴山大漠，益南数千里，控扼形势，此为雄要。”朱思本《贞一斋稿·和宁释》：“和宁即哈刺禾林，乃圣武始都之地，今岭北行省治所，常以勋旧重臣为之，外则诸王星布棋列，于以藩朔方，控制西域，实一巨镇云。”

初中地理上讲过亚欧大陆由于帕米尔山结的存在极大阻碍东西方的交流。中原想要到达欧洲，只能通过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但北方情景就截然不同，随着纬度半径不断减小地貌也越平整，是北大西洋暖流以北受到北冰洋湿润气流影响的区域，骑兵可以一路从岭北杭爱山快速机动到喀山汗国境内，仅仅只有3000多公里，远不如东汉首都洛阳到西域喀什的距离。所以历史上匈奴远遁欧洲、蒙古西征欧洲看似很远，其实难度和岭北机动到杭州是一样的，任何势力从岭北向西攻打欧洲，据上都攻取中原是相当方便。

从岭北出土的遗迹以及突厥碑文证实汉唐曾在这里设置过统治机构，但汉唐都以为这地方不适合耕种，忽必烈却建五卫，每卫万人，其中屯田者2000人，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为二与八之比。京师六卫，每军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这就告诉我们，十分之二屯田，即满足其余十分之八的粮食需要。之后，其他各卫抽调的屯田军有多有少，都与2000户相去不远，虽然中原有的地方屯田军人数要高出，但还是少数。历史上中原军民不断打走一波总会有另一波不知名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渊源不断的南下，为此元朝从岭北扼守北方成为重中之重。元朝百年来通过农牧互补把和林打造成“生殖殷富埒内地”的大元雄关，朱元璋与他的谋臣武将正是深知利害毅然北伐，但在岭北之战遭遇失败。而自土木堡之后更是少有出塞之军，自此岭北行省成为明朝唯一没有拿下的元朝实土行省。斯大林亦有这样的思想。向东可抄东北战区的后路，向南直接压迫京畿重地，向西矛头指向河西走廊，威胁通往新疆的后勤补给线，用一个蒙古压迫中国的三个“北”，冷战时期的蒙古是苏联的宠儿，是苏联面向东方的战略前进基地，它使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

概述

“大蒙古国”历任诸汗的栖处，虽经学者们竞相考述，但就结论本身而言，特别是相关斡耳朵方位、构造等问题，仍有支离破碎、漏此缺彼之嫌。

本章从斡耳朵系“四季”驻跸地这一感观出发，通过对各种资料的再度搜罗、分析，提供了以下证明：

一、所称“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系指铁木真在位前期于“三河之源”地区建立的四个斡耳朵；除已由前人揭示的春季“怯绿连河的阔帖兀阿阑”、夏季“萨里川的哈老徒”、秋季“土兀剌河的黑林（合剌屯）”三处外，尚有冬季“斡难河的阿鲁兀忽可吾”。

二、当铁木真在位后期，有将汗国统治中心迁到漠北中心域“杭海答班”地区的意图；于是，又先后构筑了春季 “不花因失灰”、夏季“龙庭”、秋季“达兰达葩”、冬季“按坦孛都罕（按檀火尔欢）”等斡耳朵，这就是当时人“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说法的由来。

三、窝阔台嗣位以后，继续在“杭海答班”地区作同类营建，除保存前已开筑者外，更增设了内、外二层的合罕“四季”驻跸地；内层：春季“揭揭察哈”，秋季“君脑儿”，冬季“哈剌和林”；外层：春季“斡儿寒河”沿岸某处，夏季“塔密儿河的月儿灭怯土”，秋季“汪吉河的宿灭秃里”，冬季“野马川的安答海”。

一

提起孛儿只吉朝第一位合罕铁木真的栖处，学者们都会联想见在“怯绿连河”亦“客鲁涟河”、“翕陆连河”、“卢朐河”、“驴驹河”、“龙居河”岸名叫“阔帖兀阿阑”亦“阔叠兀阿剌勒”、“曲雕阿兰”、“库铁乌阿剌里”、“阔朵杰阿剌伦”、“阔叠额阿剌勒”的斡耳朵。这个通常为春季驻跸地的斡耳朵，还曾是窝阔台和也孙帖木儿举行即位庆典的地方。《蒙古秘史》卷续二（第二八二节）：“鼠儿年（太宗十二年）七月，于客鲁涟河阔迭额阿剌勒地面处下时写毕了”。

《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二《太宗纪》、卷二九《泰定帝纪》：“太祖六年春，帝（铁木真）居怯绿连河。十一年春，还庐朐河行宫”。“太宗元年八月，大会于怯绿连河曲雕阿兰之地，窝阔台以太祖遗命即位于库铁乌阿剌里”。“至治三年九月，也孙帖木儿即皇帝位于龙居河”。

程文海《雪楼集》卷七《常约尔珠神道碑》：“宪宗二年夏，会诸侯、王于胪朐河之上，命张宿具，河忽大涨，列鼎横溃，太傅（常忽都）身救获免，会无废礼”。这个以蒙古语“荒凉的洲岛”、“Kodege-aral”称呼的斡耳朵所在，应该就是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九中“车臣汗部”辖“右翼中前旗”牧地“南至”、今蒙古温都尔汗市西南巴彦蒙赫西北的“库得根额里野”。

见在“撒阿里客额儿”、“撒里怯儿”亦“萨里川”、“撒里川”中那个由来已久、写作“哈老徒”、“哈连徒”的斡耳朵，根据朱氏臣子的追述，应该是铁木真的夏季驻跸地。《蒙古秘史》卷五、卷续一（第一六一、二五〇节）：“成吉思就那裏宿了，天明看时，王罕立处无人。于是从额垤儿阿勒台直至撒阿里客额儿地面下了”。“成吉思那一次征进，合申主归附了，多得了骆驼，回至撒阿里客额儿地面下营了”。

《元圣武亲征录》：“时我众居哈连徒泽间，为乃蛮部人所掠。上怒曰：昔者别里古台为彼所伤，我舍衅议和而不听；今乃乘敌势淩我。因发兵於大川，至朵欒盤山，大掠主儿斤部，为薛彻大丑仅以妻孥数人脱走”。

《元史》卷一《太祖纪》：“太祖二十二年七月，崩於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

金幼孜《后北征录》：“永乐十三年六月初三日，晚次双泉海，即撒里怯儿，元太祖发迹之所。旧尝建宫及郊坛，每岁于此度夏。山川环绕，中阔数十里，前有二海子，一咸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处。西北山有三关口，通饮马河、土剌河”。“行宫”在“海子”南，当今蒙古宗莫德市东南巴彦劄尔嘎朗西南。而“撒里怯儿”中二个“海子”中的一个，核对《乾隆一统图》，正是与“哈老徒”、“哈连徒”发音非常接近的“噶老台”。

《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三《宪宗纪》：“太祖元年，帝大会诸王群臣，建九游白旗，即皇帝位於斡难河之源；诸王群臣共上尊号曰成吉思皇帝”。“宪宗元年六月，西方诸王别儿哥、东方诸王也古、西方大将班里赤、东方大将也速不花等，复大会於阔帖兀阿阑之地，共推帝即皇帝位於斡难河。三年正月，帝遂会诸王於斡难河北，赐予甚厚”。关于蒙哥汗升陛的进程，上引径将在“怯绿连河的阔帖兀阿阑”的“重申推戴”与在“斡难河”的“即位庆典”先后进行的二个“朝会”混而为一；这显然是错误的。

拉施特《史集》第二卷《蒙哥合罕纪》：“那一年（定宗后称制二年）临近结束时，蒙哥等向四面八方派出使者，让宗亲们会聚于怯绿连地区”。“猪年（宪宗元年），在成吉思汗的驻地哈剌和林斡难，蒙哥合罕被拥戴登极御世，站在帐外的异密们和军队，也和宗王们一起九次叩头”。而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七大洲的君主贤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国的宝座》则同时将相隔百馀里的“斡难”、“怯绿连”作为“大忽邻勒塔”亦“朝会”的地点：“出席该大会的每个人欢呼蒙哥可汗为君，接著他们安排在新的一年於斡难、怯绿连召开大忽邻勒塔”。这个本为“黄金家族”始居地的“斡难河”所在，自然也是铁木真的一处重要斡耳朵。

该是铁木真冬季驻跸地的“斡难河”斡耳朵，正式的名字为“阿鲁兀忽可吾”。《元史》卷二《太宗纪》：“太宗五年二月，幸铁列都之地。八月，猎於兀必思地。是冬，帝至阿鲁兀忽可吾行宫”。“铁列都”，即“迭列秃口子”、“特勒尔济口”，位于属于“三河之源”即“怯绿连”、“斡难”、“土兀剌”亦今克鲁伦、鄂嫩、图勒三河源头区域内；其确切所在，则蒙古乌兰巴托市东南。《蒙古秘史》卷四（第一三六节）：“太祖落后下的老小营在哈澧泐海子（哈连徒泽）边，被主儿勤将五十人剥了衣服，十人杀了。人来告于太祖，太祖于是引著军马剿捕主儿乞去，至客鲁涟河前朵罗安孛勒答兀地面，将主儿乞百姓掳了。独撒察别乞、泰出两人，罄身走至迭列秃口子行，被太祖拿住”。

《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抚远大将军伯费扬古遣副都统阿南达奏，疏言：十三日，臣军正向昭莫多；前遣踏探之南达等至特勒尔济口，见厄鲁特纵迹”。“阿鲁兀忽可吾”，即蒙古语“Areghu- urd-keer”、意为“山崖南边的原野”；所称“山崖”，或“斡难河”源头西北之山。其所在，或《蒙古游牧记》卷九中“车臣汗部”辖“中后旗”牧地“西至”、在今蒙古温都尔汗市西北肯特东北的“海留鞥克尔”。

二

位于同一地区的铁木真秋季驻跸地，显然是“土兀剌河”亦“秃忽剌河”、“秃剌河”、“秃烈河”、“图剌河”畔的“合剌屯”即“黑林”的斡耳朵。这个斡耳朵，在先为克烈亦惕部首领脱斡怜勒亦“王罕”的营地，在后又为“公主皇后”亦金卫绍王的女儿的居处。

《蒙古秘史》卷二、卷三、卷五、卷续一（第九六、一一五、一六四、二六四节）：“在前俺的父也遭该皇帝与克列亦惕种姓的王罕契合，便是父的一般。他如今在土兀剌河边黑林裏住著，我将这袄子与他”。“王罕从不后，望著土兀剌河的黑林回去了”。“王罕再说：可教帖木真做的桑昆的兄，使我有二子岂得不安。遂于土屼剌的黑林行，令著成吉思结做父子”。“太祖征回回的第七年鸡儿年秋，回到秃剌河黑林的旧营内”。

《元史》卷一二一《速不台传》：“丙子（太祖十一年）秋，帝会诸将於秃忽剌河之黑林，问：谁能为我征灭里吉者？速不台请行，帝壮而许之”。

胡祗遹《紫山集》卷一六《王德真神道碑》：“丁丑（太祖十二年）冬，太祖巡狩于图拉（秃剌）河，匠官史大使帅群工恳诉于公（王德真）”。

《元代白话碑集录》第九《汲县北极观懿旨碑》：“皇帝福荫裏、公主皇后懿旨：乙巳年（太宗后称制四年）五月初十日图剌里写来”。

“哈剌屯”，《蒙古游牧记》卷七：“土喇河东、喀鲁伦河西，有东库伦，其地曰昭莫多，译言有林木也，盖即《元朝秘史》所曰土兀剌河边黑林子，为客列亦惕种姓王罕所卓帐矣。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圣祖亲征噶尔丹，西路大军击败贼众于此。

殷化行《北征纪略》：五月初四日甫雪，暮抵土拉河，御营所期与大将军会兵地也。十三日晓发，食时已哨得贼，满、汉兵皆严阵以待，久之贼不至。大将军遂令整阵前行，可二十里过淖，至昭莫多。其北大山千仞，矗立如屏，不见所尽处。大山之下，平川广数里，林木森立，有河流其间，曲折环绕”。将兹“昭莫多”定为铁木真在“土兀剌河”的斡耳朵，似乎偏于东南。而从“怯绿连河的阔帖兀阿阑”、“萨里川的哈老徒”、“斡难河的阿鲁兀忽可兀”各占一方、相对对称的位置考虑，“土兀剌河的哈剌屯”极可能是在这条河的源头迤北、靠近今色楞格河的别一支流哈拉河源头的今乌兰巴托市附近。

图理琛《异域录》卷上：“土喇河北岸诸山，有色尔毕尔谷口三处及松吉纳山岭三处，有极高危险之处，亦有峰峦耸峻之处。谷内之草畅茂，野卉澜漫，铺地如画，鲜耀夺目。其山之阴皆丛林，有杉松、马尾松、杨、桦树，极其森郁”。“土喇河北岸”的这段地方，比起昭莫多来说，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作“黑林子”。

《史集》第二卷《铁穆耳合罕纪》提到：“他（铁穆耳）把父亲遗留下的一整份财产授予了自己的长兄甘麻剌，把他派到了境内有成吉思汗的禹儿惕和斡耳朵的哈剌和林（岭北）去，并让该地区的军队受他节制。哈剌和林、赤那思（Hynas）、斡难、怯绿连、谦谦州、薛灵哥等以迄于乞儿吉思边境的诸地区和名为不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伟大禁地，全由他掌握”。

《元代白话碑集录》六七《荥阳洞林寺令旨碑》：“虎儿年（延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赤那思有时分写来：长生天气力裏、皇帝福荫裏，也孙帖木儿晋王令旨”。“赤那思”，既是山岭、又是斡耳朵所在的名字。危素《危太朴集》卷一〇《艾蜚英赤纳思山百韵诗序》：“至正十一年，同郡（抚州路）艾君蜚英为内史府掾。会分府北行，及就道，馆遇赤纳思山之下，暇日因登是山，作诗百韵千言以纪其胜”。

张翥《蜕庵集》卷一《送郑喧宣伯赴赤那思山大斡耳朵儒学教授》：“圣祖兴王地，风云护大营”。“大牙开武帐，元老秉天威”。

虞集《道园录》卷二三《句容郡王纪绩碑》：“大德四年，事闻，上使御史大夫秃只、知枢密院事塔剌海、也可札鲁火赤秃忽鲁，即赤纳思之地聚诸王军将问战胜功状。於是，亲王以下至於诸军咸以为王（床兀儿）功第一，无异辞”。

从“大斡耳朵教授”在“赤纳思山”任职来看，“赤那思”仿佛就是“大斡耳朵”，亦“成吉思汗的大斡耳朵”、“晋王大斡耳朵”、“怯绿连河的阔帖兀阿阑”。不过，根据前引，“赤那思”与“怯绿连”同时胪列；也就是说：“赤那思”非“阔帖兀阿阑”。严格来说：所称的“大斡耳朵教授”，系“内史府教授”、“四大斡耳朵教授”。

《元史》卷八九《百官志》：“内史府，秩正二品。至元二十九年，封晋王于太祖四大斡耳朵之地，改王傅为内史，秩从二品，置官十四员。延祐五年，升正二品”。根据别一记载，“赤那思”在“大斡耳朵”迤西“一千里”，“四大斡耳朵”之一、铁木真秋季驻跸地“哈剌屯”附近。

孔齐《至正直记》卷一《古阳关》：“常见《和林志》所载：晋王大斡耳朵至亦赤纳里思一千里，西北至铁门一万里。其门石壁淩云，上有镌字曰古阳关”。“赤那思山”，译蒙古语为汉语则“狼山”；而“狼山”，正是合罕颇具规模的秋季狩猎地。

耶律楚材《湛然集》卷一〇《狼山宥猎》：“扈从车驾，出猎狼山。围既合，奉诏悉宥之，因作是诗。吾皇巡狩行周礼，长围一合三千里。白羽飞空金镝鸣，狡兔雄狐应弦死。翠华驻跸传丝纶，四开汤网无掩群。天子恩波沐禽兽，狼山草木咸忻忻”。又，同书、卷《扈从羽猎》，页220：“湛然扈从狼山东，御闲天马如游龙。惊狐突出过飞鸟，霜蹄霹雳飞尘中”。“长围思合匝数重，东西驰射奔追风。鸣鞘一震翠华去，满川枕藉皆豺熊”。

三

第二位合罕窝阔台的栖处，《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汗纪》：“他（窝阔台）下令在自己的禹儿惕哈剌和林、他大部份时间的驻留地修建一座有高台基和柱子、与这位君主的宏图相称的宫殿。那座宫殿的每一方面各长一箭之距，中间有一巍峨的殿堂耸立，殿堂被加以精致的装饰，并被称为合儿失”。“他降旨，让伊斯兰教工匠在距离哈剌和林一天行程处、名为迦坚察寒（Khn-zjgan、Gegen-chagan）之地，建造一座宫殿。春天，他在那裏放鹰。夏天，则在月儿灭怯土（Awrmktw）地方；那裏搭起了一座大帐，其中可容千人，这座大帐从来也不拆卸收起。它的挂钩是黄金做的，帐内复有织物，被称之为昔剌斡耳朵。秋天，他留驻于距哈剌和林四天行路的古薛纳兀儿（Kwsh-nawwr），在该处斋戒须四十天。冬天，他的驻地为汪吉（Awnkqy）；他行猎于不连古和者邻古山，并在那裏过完冬。总之，他春天所在之处是哈剌和林的四周，夏天是月儿灭怯土草地，秋天所在之处是距哈剌和林一日程的兀孙忽勒附近的古薛纳兀儿之地，冬天则为汪吉。当他前往哈剌和林时，就停于距城两程之处，该处建有一殿，被称为秃思忽（Tzgw）八里，他在该处享受秃思忽，并行乐一日。次日，全体穿上一色衣服，由该处前往合儿失，并让年轻的优伶们走在前头”。

今蒙古阿尔拜赫雷市北哈拉和林的“哈剌和林”，无论城墙及“宫、殿”的兴造，都始于完颜氏灭亡的翌岁。《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卷一五三《刘敏传》：“乙未（太宗七年），城和林，作万安宫。丁酉（九年），治迦坚茶寒殿。戊戌（十年），营图蘇湖迎驾殿，去城三十里”。“乙未，城和林，建万安宫，设宫闱司局，立驿传，以便贡输”。同步进行的，还有道观等的兴建。

《元代白话碑集录》四《和林重阳万寿宫圣旨碑》：“皇帝圣旨道与清和真人尹志平、仙孔八合识李志常：我于合喇和林盖院来，称海拣选德行清高道人，教就来告天主持。乙未年七月初九日”。不过，所谓“宫、殿”，大概是中原风格的永久性土木结构建筑。因此，不能排除在此以前该处没有合罕的“四时居地”。事实上，曾经代理行使合罕许可权一年的拖雷及其妻唆罗火帖尼，早在其兄登基前就已在是处开筑了府邸。王恽《秋涧集》卷五一《贾氏世德碑》：“甲申（太祖十九年），因奉御刘公某绍现庄圣皇后，时睿宗驻和林”。

《元史》卷一五〇《李守贤传》：“岁戊子（睿宗监国元年），朝于和林，加李守贤金紫光禄大夫，知平阳府事、兼本路兵马都总管”。《道园录》卷二〇《董文用行状》：“岁庚戌（定宗後称制二年），公（董文用）始从忠献公（文炳）谒庄圣太后于和林城”。

分别为窝阔台春季、夏季驻跸地、在今蒙古车车尔勒格市东北沃吉诺尔、东臣赫尔西南的“迦坚察寒”亦“揭揭察哈”、“怯蹇叉罕”，“月儿灭怯土”亦“欲儿陌哥都”，都是《元史》卷二《太宗纪》、卷三《宪宗纪》常见的地名：“太宗九年春，猎于揭揭察哈之泽。四月，筑扫邻城，作迦坚茶寒殿。十年夏，猎于揭揭察哈之泽。十一年，复猎于揭揭察哈之泽。十三年二月，猎于揭揭察哈之泽”。“宪宗三年正月，猎于怯蹇叉罕之地。四年春，猎于怯蹇叉罕之地。夏，幸月儿灭怯土之地。五年夏，幸月儿灭怯土。六年春，帝会诸王、百官于欲儿陌哥都之地，设宴六十馀日”。

而窝阔台秋季驻跸地、在今阿尔拜赫雷市北哈吉尔特西的“古薛纳兀儿”，又作“曲先脑儿”、“颗颗脑儿”、“军脑儿”、“君脑儿”、“孙脑儿”。同书卷三《宪宗纪》、卷四《世祖纪》：“宪宗三年秋，幸军脑儿。七年秋，驻跸于军脑儿，湩马乳祭天”。“壬子年（宪宗二年）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恼儿之地”。《元代白话碑集录》附录一《蒙哥皇帝圣旨》：“乙卯年（宪宗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君脑儿裏行此圣旨”。《至正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万岁山土乃是畏吾儿之天山，又名金山。山之中有泉若乳，彼中名孙脑儿。金章宗与畏吾儿结姻，移北山并泉来燕成此山，厌其王气也”。

四

《元史》卷四《世祖纪》、卷一一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中统元年四月，阿里不哥僭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中统初，爱不花总兵讨阿里不哥，败阔不花于按檀火尔欢之地”。“按坦”、“按檀”，蒙古语“金”、“altan”；“火尔欢”，蒙古语“小河”、“horhan”。“按坦河”、“按檀火尔欢”，也就是“哈剌和林”迤西的“金河”。

《双溪集》卷四《金莲花甸》：“和林西百余里有金莲花甸，金河介其中，东汇为龙窝，阴崖千尺，松石骞叠，拥龙涡，环绕平野，是仆平时往来渔猎、游息之地也。金莲花甸湧金河，流绕金沙漾锦波。何意盛时游宴地，抗戈来俯视龙涡”。该处也有以“金”称呼的山岭，并有属于铁木真的斡耳朵。

《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纪》：“有一天，成吉思汗坐在阿勒台山上，扫视了自己的帐殿、仆役和周围的人们”。

《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太祖十年，耶廝不等劝耶律留哥称帝，留哥曰：向者吾与按陈那衍盟，愿附大蒙古国，削平疆宇。倘食其言而自为东帝，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大咎。众请愈力，潜与其子薛闍奉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把，至按坦孛都罕入觐”。“孛都罕”，蒙古语“山岭”、“buldaq”。“按檀火尔欢”、“按坦孛都罕”或许是同一斡耳朵，在今车车尔勒格市东臣赫尔东南。

五

就在铁木真、窝阔台君临期间，尚有一处被专称为“龙庭”的合罕夏季驻跸地。

《元史》卷一《太祖纪》、卷二《太宗纪》：“太祖三年夏，避暑龙庭”。“太宗四年九月，拖雷薨，帝还龙庭。九年冬十月，幸龙庭，遂至行宫”。从时人涉及的文字来看，至少在窝阔台嗣位以后，“龙庭”还是孛儿只吉氏朝廷的所在之一。就是在忽必烈称帝後，也仍不失为漠北的一处重要地点。

《湛然集》卷七《和李汉臣韵》、《和北京张天佐见寄》、卷一《和南质张学士敏之见赠》：“龙庭十载不知疲，自恨无才出六奇”。“寓迹龙庭积有年，功名已後祖生鞭”。“今日龙庭忽见君，谁道当年太白死”？

《牧庵集》卷一五《姚枢神道碑》、卷二二《游显神道碑》：“太宗五年，中书（杨惟中）与偕北觐；时龙庭无汉人士夫，帝喜其（姚枢）来，甚重之”。“公（游显）及邓州之新野，适鄂乌兰（斡兀兰）巡徼，相顾悲喜，偕至大将察韩（察罕）所，为驿至龙庭。岁庚子（太宗十二年），入见，具陈思主、弃妻子挺身来归，及自建康抵鄂州军镇戍形便、兵食虚实，我加兵诛，可以必举”。

袁桷《清容集》卷三四《韩政家传》：“塔察大王镇辽东，召公（韩政）从。中统二年，至于龙庭，与议事不合，卒以其尝所计划者告于世祖皇帝，遂悉以边陲大事委之”。

“龙庭”，显然不指要到太宗五年方始奠定规模的“哈剌和林”。其方位，据曾经跟随平定阿里不哥军队亲自到过该处的宰臣耶律铸说是在“和林西北”。

《双溪集》卷二《下龙庭》：“翠华一动下龙庭，生意还从□□生。乐国得非为夺城，圣人须自有金城。龙庭，和林西北地也”。

《滋溪稿》卷二四《贺登极表》：“龙庭正位，嗣祖宗肇造之基；骏命在躬，启历数重熙之运”。作者在这裏所“祝贺登极”的皇帝不是别人，乃是在位仅数个月的和世；而所称的“龙庭”，也正是耶律铸提到的那个“龙庭”。

《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天历二年正月乙丑，文宗复遣中书左丞跃里帖木儿来迎。乙酉，撒迪等至，入见帝于行幄，以文宗命劝进。丙戌，帝即位于和宁之西北，扈行诸王、大臣咸入贺。三月戊午，次洁坚察罕（揭揭察寒）之地。辛酉，文宗遣右丞相燕铁木儿奉皇帝宝来上，御史中丞八即剌、知枢密院事秃儿哈帖木儿等，各率其属以从。四月癸巳，燕铁木儿见帝于行在，率百官上皇帝宝。帝嘉其勋，拜太师，仍命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和甯”即“哈剌和林”、“和林”，同书卷五八《地理志》：“皇庆元年，改和林路总管府为和宁路总管府。”

“和林西北”的“龙庭”，最为可能的就是当年长春真人邱处机西觐成吉思汗途中经过、而李志常的记录中惟一有详细描述的“窝里朵”。

《长春真人游记》卷上、卷下：“庚辰（太祖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宿岭西，有石河长五十余里，岸深十余丈。山行五六日，峰回路转，林峦秀茂，下有溪水注焉。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寻登高岭，势若长虹，壁立千仞，俯视海子，渊深恐人。二十八日，泊窝里朵之东，宣使先往奏禀皇后，奉旨请师渡河。其水东北流，弥漫没轴，绝流以济，入营，驻东南岸。车帐千百，日以醍醐、湩酪为供，汉、夏公主皆送寒具、车食，中伏帐房无蝇。窝里朵，汉语行宫也；其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古之大单于未有若是之盛也”。“陆局河西南四千里到兀里朵，又东南二千里到阴山”。其确切的地理位置，陈得芝先生在《元称海城考》一文偶然提到：“当在今色楞格河支流齐老图（楚鲁滕）河的上游”。然而，这样的落实似乎失之偏西，不如定位在今车车尔勒格市西南布林干西南、同样处于“杭海答班”之麓的“斡儿寒河”亦今鄂尔浑河上源之一“塌米河”亦今塔米尔河最西的支流旁；那是因为丘处机在抵达“窝里朵”前所见到的“平地皆松桦杂木，若有人烟状”、“俯视海子，渊深恐人”的景像，正是其东“和林川”的周围独特风貌。

“和林西北”的那个斡耳朵亦所称的“帐殿”、“大牙帐”，时人张德辉也曾以亲身所至而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记录。《秋涧集》卷一〇〇录《纪行》：“丁未（定宗二年）六月，又经一驿，过大泽泊，周广约六七十里，水极澄澈，北语谓吾悮竭脑儿。自泊之南而西，分道入和林城，相去约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由城四望，地甚平旷，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阴多松林，濒水则青杨、丛柳而已，中即和林川也。由川之西北行一驿，过马头山。自马头山之阴转而西南行，过忽兰赤斤，乃奉部曲民匠种艺之所，有水曰塌米河注之”。“东北又经一驿，过石堠。自堠西南行三驿，过一河曰唐古，其水亦东北流。水之西有峻岭，其阳帐殿在焉，乃避夏之所也，迨中秋後始启行”。“正月晦，复西南行，二月中旬，至忽兰赤斤，东行及马头山而止，趋春水飞放故也。四月九日，率麾下复会于大牙帐。大率遇夏则就高寒之地，冬至趋阳暖薪木易得之处以避之”。“塌米河”，齐召南《水道提纲》卷二三：“塔密勒河，亦曰塔密尔河。有南北两源：南源出杭爱山北麓，在鄂勒坤源之西者，曰和索郭特河，西北流百里许。又在其西五十里者，两涧北流而合，又在其西南九十里者，三涧合而东北流，有西北来二水皆会，又东北，始曰塔米勒河”。

六

《史集》第二卷《铁木耳合罕纪》：“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共九个：四个大斡耳朵和另外五个斡耳朵”。所称“四个大斡耳朵”，系指铁木真前期於“三河之源”地区建立的四个斡耳朵，即：“怯绿连河的阔帖兀阿阑”、“萨里川的哈老徒”、“土兀剌河的黑林（合剌屯）”和“斡难河的阿鲁兀忽可吾”。就这四个斡耳朵的布局来看，各占一方而共同构成一个四边大致相等的棱型：“阔帖兀阿阑”在东、近水，宜春季放飞；“哈老徒”在南、居川，宜夏季避暑；“哈剌屯”在西、依林，宜秋季围猎；“阿鲁兀忽可吾”在北、傍谷，宜冬季趋暖。所称“另外五个斡耳朵”，系铁木真后期于“杭海答班”地区建立的四个斡耳朵和日本学者箭内亘在《元朝怯薛及斡耳朵考》二《元朝斡耳朵考》赞同那珂世通所考而误列“四大斡耳朵”第四、《长春真人游记》卷上偶然提及的“乃满国兀里朵”。前四个斡耳朵，即：“不花因失灰”、“龙庭”、“按坦孛都罕（按坦火尔欢）”和尚属推断的“达兰达葩”。与“三河之源”地区的“四个大斡耳朵”比较，由於地形的关系而使四季所处的方向不同罢了：春在北，夏在西，秋在南，冬在东。“乃满国兀里朵”当即“乃蛮人”君主的“帐殿”；据《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部族志》，乃在“劄只阿（Jajieh）纳兀儿”即今阿奇特湖的沿岸。

窝阔台嗣立后的斡耳朵，几乎都在居于漠北中枢的“杭海答班”东、北麓。值得指出的是：属于增加的“四季”驻跸地，有内、外二层。内层：春季“揭揭察哈”，秋季“君脑儿”，冬季“哈剌和林”和同时假借原有斡耳朵而成的夏季“按坦孛都罕（按檀火尔欢）”；外层：春季“斡儿寒河”滨某处，夏季“塔密儿河的月儿灭怯土”，秋季“汪吉河的宿灭秃里”，冬季“野马川的安答海”。“按坦孛都罕”的那个“金山”，亦前引中的“畏吾儿”之“金山”、当年“四杰”助“王汗”夺回部众的“按台山”。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太师鲁国忠武王》：“克烈王可汗为奈蛮氏曲薛窟撒不剌所困，王可汗之子亦剌哈详稳继为所伤，求援于我。太祖遣王（木华黎）暨博尔术、博儿忽、赤老温引兵救之，歼其众于按台之下，获甲仗、辎重以还”。“君脑儿”附近，还有当时缘举行祭祀天地而著名的“日月山”。

《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礼典郊祀》：“宪宗皇帝始拜天于日月山”。而位在“杭海答班”东、北麓的“哈剌和林”，正是因为方圆百里内有如此多的斡耳朵建筑群，才真正成了具有“帝王”气象的首都。

刘秉忠《藏春集》卷二《和林道中》：“玄车轧轧长轰耳，白帐连连不断头。宫阙上横龙虎气，和林遥见帝王州”。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和宁路。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剌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十五年，定河北诸郡，建都於此”。

对于“太祖定都和林”的说法，沈垚《落帆楼集》卷六《西游记金山以东释》：“按：太祖十五年，帝在西域，驾未尝中回，安得有都城之建”？“且《元史》《太祖纪》中不见有和林之名，安得谓和林为太祖所建？和林建都，实始太宗”。

不过，仔细琢磨，否定的理由并不充分。一，“帝在西域”，也可以萌发类似计划并遣专人筹措。其二，《太祖纪》行文本就简约，即如铁木真“根本禹儿惕”的“阿鲁兀忽可吾”、“阔帖兀阿阑”，都不见著录。其三，“和林”，从广义来说，可指整个“杭海答班”地区。

《秋涧集》卷四三《总管范君和林远行图诗序》：“和林乃国家兴王地，有峻岭曰杭海答班，大川曰也可莫澜。表带盤礴，据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盤盤郁郁，为朔土一都会”。当铁木真后期，这个地区内至少已有一组斡耳朵，由此被认作“建都”也未尝不可。更何况时人也有相同的说法，许有壬《至正集》卷四五《敕赐兴元阁碑》：“太祖圣武皇帝之十五年，岁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七年乙未，始建宫阙”。

朱思本《贞一斋稿》卷一《和宁释》：“哈剌禾林，乃圣武始都之地”。

在中国的历史上，元代是对海洋运输和海外贸易最为热心的一个朝代。元代的海洋经略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前所未有地通过海洋航线南粮北运，二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海外招谕和海外贸易，延续并发展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东北亚、东南亚、欧洲、非洲等地与中华本土的紧密联系。在地兼陆海、势并海内外的蒙元帝国统治下，拥有先进造船技术和丰富航海知识的元人，乘坐海船北上南下，甚至游历海外，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文、笔记等文献记录。了解元代的海洋经略和元人海上游历的历史情境及时代特点，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海洋文化传统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我们深刻理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内涵也会有所启示。

元代的海洋经略：南北海运航线+海上丝绸之路

1.元代南粮北运与海运制度的建立

元代海运指的是元朝政府组织的从江、浙、闽沿海至天津口岸的海上粮食运输。所谓“海运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转东吴粳稻以给幽燕，然以给边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国，则始于元焉”（丘濬《漕运之宜二》）。这句话相当准确地指出了元代海运的重要地位和独特价值，即元代海运不仅用于军事用途，更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是南粮北运和南北贸易的重要依托。蒙元时期的航海知识、造船技术，海外贸易的制度、港口、航线、贸易对象、贸易内容等等，大多是继承南宋而来。元廷的独特之处在于，更加旗帜鲜明而积极主动地充分利用海洋运输的便捷，开展大规模海运和海外贸易。终元一代，形成了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的漕运格局。元代的南北海运航线前后一共有三条，均开辟于元代前期。第一条航线是朱清、张瑄在至元十九年（1282）开辟，离海岸较近，水浅礁多，较为险恶。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朱清等人的建议下，开辟了第二条航线，缩短了航程，提高了运输效率。至元三十年（1293），海运千户殷明略发现了第三条航线，“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元末郑东《送郭彦昭北游》云：“白面郎君好远游，却从辽海上幽州。十日南风行万里，牵牛夜夜在樯头。”元代海运漕粮的延续时间之久、运粮规模之大，不仅是前所未有，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元人有诗云：“国初海运自朱张，百万楼船渡大洋”（张昱《辇下曲》）、“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王懋瞻《直沽海口》），可见盛况之一斑。《元史》高度评价南粮北运的成效，认为“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自丞相伯颜献海运之言，而江南之粮分为春夏二运。盖至于京师者一岁多至三百万馀石，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元史·食货一·海运》）

2.延续并发展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蒙元王朝不仅发展南北海上航运，更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一方面，屡次遣使海外诸国，采取多种形式与其保持贸易往来；另一方面，鼓励民间海外贸易。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下诏，“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元史·世祖七》）虽然元代也曾有过短暂的海禁，但很快就废止了。与其他朝代相比，元廷的海洋政策是最为开放的。在唐、宋海外贸易的基础上，元代更为积极地鼓励海外贸易，海外交通贸易的范围、规模及影响力度均超越前代。元代的海外航线，北至日本诸岛，经海南，南下东南亚、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亚，延续并进一步繁荣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忽必烈为首的蒙元王朝继承了南宋的造船能力、航海技术及海洋相关的知识信息等，开始有意识有计划地打造海洋帝国，使得蒙元帝国具有了游牧国家、农耕国家与海洋国家的性质。或许我们可以说，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以前，元代的航海技术与海洋贸易的繁荣程度代表着当时世界海洋文明的最高水平，更是中国历史上海洋立国的巅峰。这为元人的海上游历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时代条件。

哈拉和林城及城内的宫殿是结合中原汉地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建筑风格，在古代回鹘民族或11至12世纪克烈部的都城的基础上规划和扩建的。整体设计规划，既体现了汉族传统的城市布局观念，又体现了具有北方民族游牧生活的草原特点。哈拉和林城由外城和宫城两个部分组成。

外城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南北墙为1500米，东西墙，长的地方为1120米，短的地方为580米，主轴方向为北偏东30度。外城周长约5.2公里，约 3英里，这与马可·波罗说的“哈拉和林，城延袤三里”非常接近。城墙用黄土板筑，残高约0.5～2米。外城四墙各设一门，没有瓮城，南墙破损比较严重，可能是，1586年建造额尔德尼召庙时被破坏。

外城内，一条南北向大街和一条东西向大街交会在城市的中央，并通向四门。两条大街的交会处形成十字街头，十字街头的东南角有一处宽约22米、长约34米的遗址，即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店铺。此外，外城内外，还有许多建筑遗址。据1254年到和林访问的法国使臣卢布鲁克记载，哈拉和林分两大居民区，一为回回区（伊斯兰教徒），多商人和市场；一为汉人区，居民尽是工匠。在城内，除两大居民区以外还建造了“宫廷书记们的若干座巨大宫殿，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徒寺院，一座基督教徒的教堂”等建筑，但是大多无法确定其准确位置。

宫城，即窝阔台汗兴建的“万安宫”（土门阿姆古朗图斡耳朵）。万安宫位于外城西南偶，“宫殿围墙呈不规则方形，长约255米，宽约220～255米，内有5个台基，中央的台基高约2米，上有大型殿址……周围的四个台基的建筑面向中央大殿，类似唐宋宫殿的布局。”万安宫主轴方向为偏西10度，其方向和位置与城市街道的整体布局不太协调。

万安宫由觐见大厅、侧楼和大门殿组成。宫城中北部有一处长80米、宽55米、高3米的遗址，这就是修建在高高的地基上的万安宫觐见大厅。大厅中央部分的地板铺的是绿色釉砖，而大厅北部的地板铺的是未上釉的砖。大厅地面上有支撑大厅的64根柱子的花岗石铸础，通过2000年德蒙联合考古队的发掘工作，这64块铸础已全部露出地面。遗址上还发现了许多红绿色的板瓦、筒瓦和瓦当，这应该是大厅顶部的建筑材料。

靠近大厅左右两面的是侧楼。在这里发现了许多珠宝、钱币和贵族们才能享用的铜镜和金银首饰等。所以，可以断定这里是仓房或者诸王、贵子们的豪华住宅所在。

大门殿遗址位于宫城南墙的中部，长约30米、宽约15米，这里是宫城的入口处。蒙哥汗时期，巴黎工匠威廉师父在这里“制造了一棵大银树，在它根部有四只银狮子，每一只狮子嘴里有一根管子，喷出白色的马奶。在树干里面，有四根管子通到树顶上，管子的末端向下弯曲。在每一根管子上面，有一条镀金的蛇，蛇的尾巴盘绕在树干上。这四根管子中，一根管子流出葡萄酒，另一根管子流出哈剌忽米思，即澄清了的马奶，另一根管子流出蜂蜜酒，另一根管子流出米酒。在每一管子下面，即在树的根部，在四只狮子中间，有四个盆，准备各自承接一种饮料。在树顶上，他制造了一个手执喇叭的天使。”

大门殿与觐见大厅之间有一个比较宽敞的平台，这棵“银树”就建造在这里。宫城的南侧有一只用花岗石雕塑成的龟趺，龟背上有方形切口。这样的龟趺在哈剌和林附近共有四座，皆为圣旨碑文的台座。

蒙古帝国还修建寺院、教堂等宗教建筑，为他们提供进行各种宗教活动的场所。当时哈拉和林有“十二座属于各种不同民族的异教徒的庙宇，两座伊斯兰教寺院（在寺院里公布着摩诃末的教规），一座基督教的教堂”等宗教建筑。通过考古发掘，窝阔台汗万安宫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佛像雕塑、壁画和成千上万的擦擦等与佛教有关的遗物。显示了当时哈拉和林佛教活动和佛教艺术的发展规模。蒙古帝国时期，《大藏经》、《古兰经》等宗教经典著作，在哈剌和林寺院教堂内普遍收藏并翻译。同时，各种宗教文化、哲学等，通过各类宗教人士传播到哈拉和林各色居民当中。

蒙古帝国时期，哈拉和林建筑技术已进入十分成熟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一些具有高超技艺的建筑大师和各种风格、作用的建筑群体。著名的带有护墙、筑有64根圆柱的窝阔台汗万安宫及觐见大厅，上面制造天使像的“银树”，各类宗教教徒们的寺院、教堂等都是哈剌和林建筑科学的结晶。金人刘敏、巴黎工匠威廉师傅等人是这些建筑的建造者。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都可以看到当时哈拉和林建筑的巍然壮观和建筑科学的卓越成就。

关于哈拉和林的情况在《蒙古秘史》、《元史》及后来成书的《宝贝念珠》、《蒙古源流》等史料中均有记载。此外，在《史集》、《世界征服者史》、《出使蒙古记》、《马可波罗游记》等西方使者和旅行家们的著作中也有所描述。但这些记载和描述非常粗略而简短，单凭这些从寥寥无几的文字史料中所获得的有关资料难以对哈拉和林进行深入研究。随着近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和考古方法与技术的提高，哈拉和林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断展开，考古研究成果成为哈拉和林研究可靠的资料来源之一。

明罗洪先《广舆图》中的《朔漠图》幅，即已正确标注“和宁”于和林河（鄂尔浑河上游）之东。清初，方观承曾在厄尔得尼召寺前发现元至正中所立石碑。其后，沉垚﹑张穆等搜集大量史料，考证和林城方位，均有成绩。

哈拉和林古城遗址是珍贵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对其进行考古调查、发掘研究的同时采取措施加以保护和修整甚为必要。该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虽取得一些成果，但仍存在破坏遗址、盲目改造遗迹遗物等问题。

1956年，在蒙古国前杭爱省哈拉和林苏木建立“哈拉和林国营农场”，哈拉和林遗址周边地区人口逐渐增加，各种经济活动日益繁多。

遗址附近进行大面积农业耕作、建造灌溉设施、电缆、工厂等以短暂的经济利益为目的建设项目，使哈拉和林遗址受到严重破坏。蒙古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1976～1985年组织进行的哈剌和林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结束后，未回填挖坑而且没有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当地居民把生活垃圾等废物倒进挖坑里，甚至某些觉悟低的人从遗址上取走砖瓦、石碑等遗物利用于现代建筑当中，导致遗址周围环境被严重污染，有些遗迹和遗物惨遭破坏。

哈拉和林古城遗址周围共有四座石雕龟趺。其中位于鄂尔德尼召庙西南12公里处的一座是未完成的雕塑品，它既无嘴脸，又无龟甲和脚掌，只凿出全身的轮廓。虽未完成雕塑，但它记录了古代哈拉和林工匠的凿石技术的发展阶段。可惜，后来当地人们出于迷信思想对其进行改造，加工成“完整的形式”，使这一历史文化遗存失去其传统风貌和文化价值。

后来，蒙古国人民、政府官员和考古工作者逐渐意识到哈拉和林古城遗址研究和保护工作当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由于资金缺乏、技术力量不足等原因，哈拉和林遗址的保护工作仍未令人满意。90年代开始，蒙古国与日、德等发达国家合作，利用世界先进的技术与方法对哈拉和林古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及研究，同时遗址的保护与修整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1995～1996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蒙古国哈拉和林都城遗址的保存和修整计划》进行的蒙日联合考古调查研究过程中，两国研究人员制定了遗址的保护与修整方案，划定保护区，采取禁止遗址保护区内人们居住和进行经济活动等措施，防止遗址受到更大的破坏。2000年，德国专家对万安宫南侧发现的四处砖窑遗址进行修整，并计划建立一座小型博物馆加以保护。这些工作解决了哈剌和林遗址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对哈剌和林古城遗址保护与修整工程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

哈拉和林古城遗址的保护与修整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专家学者及当地居民的遗址保护意识，制订科学的保护规划，采取具体的保护与修整措施；需要在城墙、宫殿遗址、传统主轴线、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店铺遗迹及出土文物等方面加大保护力度，完整地突出它们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哈拉和林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化与传统，承载着一种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它记录了蒙古帝国盛衰的历史，保护哈拉和林古城遗址等于保护蒙古帝国的历史文化。做好哈拉和林古城遗址的保护与修整工作不仅对蒙古国文化遗产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世界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影响。

鄂尔浑峡谷的哈拉和林曾经是13至14世纪蒙古帝国的首都所在，见证了蒙古帝国几个有意义的历史阶段，也反映了原始蒙古的游牧文化和当时蒙古商业贸易、军事、政治、宗教的发展状况。峡谷内几处宗庙的遗址反映了当时的蒙古已经受到佛教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出现融合的趋势。

占地121967公顷的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包含了鄂尔浑河（Orkhon River）两岸边辽阔的牧地与可追溯到西元六世纪的考古遗迹群。此外，这个地区还包含了13、14世纪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

鄂尔浑峡谷文化景观上仍有蒙古国的游牧民族在此放牧，其中的遗址都清楚的反映出游牧生活、游牧民族社会与管理和宗教中心的共生关联性，以及展现出鄂尔浑峡谷在中亚历史上的重要性。

额尔德尼召庙位于首都乌兰巴托以西365公里的哈拉和林，是蒙古最古老、最大的喇嘛教寺庙。由外蒙古土谢图汗阿巴岱（公元1534-1586年）建造于1586年，他皈依喇嘛教后，曾亲自前往呼和浩特朝见三世达赖喇嘛，从此喇嘛教在外蒙古地区流行起来。这座寺庙是蒙古第一座喇嘛庙，在巅峰时期，共有大约一百间庙宇林立于此，几百座蒙古包坐落于庙的周围，一万多喇嘛在此修行，声势浩大，为外蒙古最重要的信仰重镇，额尔德尼召面积为0.16平方公里，四周筑有高大的土墙作为寺墙，上面建有白色的108座佛塔。寺院内保存着15-17世纪的绘画、装饰品、刺绣品以及大量的珍贵手稿、木板书籍、碑刻等珍贵文物。最多时，额尔徳尼召有108座房屋住有1000多名喇嘛僧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斯大林高压政策的影响下，额尔德尼召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全寺惨遭炸毁，庙中的喇嘛被屠杀、流放、全国几万个喇嘛被迫还俗，有的逃到内蒙，有的流放在西伯利亚劳改，史无前例的这场政浩劫把蒙古的历史文化遗产扫荡一空。但是，部分喇嘛及牧民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庙中珍贵画、雕塑、经书，将它们藏在洞穴或穷乡僻壤，待自由之时，再将之重见天日。现额尔德尼召已经重新修建并向游人开放。其周围的108塔举世闻名。

2022年12月29日，蒙古国总统办公厅网站上发布消息显示，该国总统乌赫那∙呼日勒苏赫颁布命令，要求蒙政府重建古都哈拉和林。

2011年开放的哈拉和林历史博物馆位于该城所在地。环绕着这座古城的鄂尔浑河谷文化景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遗址。近几十年来，也有人建议将首都从位于该城以东约350公里的乌兰巴托迁至哈拉和林。

根据命令，蒙古国政府将研究在鄂尔浑河谷历史遗迹的范围内建设哈拉和林市的问题，起草项目文件并将其提交蒙古国家大呼拉尔（议会）审议，制定城市发展总体计划和法律基础。

该总统令未提到哈拉和林重建后可能迁都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