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简称岭北行省，被中国明代列为中国元代十大实土行中书省之首，政治军事中心和林。岭北行省的经济以农牧业为主渔猎业为辅，农业有很大发展，是漠北最大的农业区之一。戍军、居民所需粮谷主要还是依赖中原汉地供应，一部分由政府拨给，一部分靠商人贩运。元代岭北境内先后兴建了许多城市。从事屯田渔猎的主要是汉军以及从汉地和西域迁来的农民、工匠，岭北行省的手工业发展也达到历史上的空前规模。和林、称海等城是农、牧、渔、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也是文化生活的中心，建有各种寺院和儒、医学校。元政府还为诸王所部配备了儒学教授以及医学、阴阳学，对促进蒙汉两族的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岭北等处行中书省是元朝最北方的行省，治和宁（见和林），北至北海之地，西南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古称），西接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东南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以勒拿河东接辽阳行省；凡属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和诸王地等均归统辖。统辖漠北、漠西诸地，南隔大漠与中书省和甘肃行省辖地接。本为中国北方民族蒙古族等族领地。元朝皇庆元年（1312）始称此名，但早在13世纪60年代中国皇帝忽必烈改国号蒙古为大元时就已经是拖雷汗国领土。岭北等处行中书省以蒙古大汗王廷和林为中心，东道诸王（又称左手万户）封地东到大兴安岭东西地区；西道诸王（又称右手万户）封地西达阿尔泰山一带地区。

和林四周环山，土地肥沃，引河水灌溉田地，居民从事农耕，耕种黍和麦外，还种植蔬菜，并且掌握了引水灌溉、掘井并且用臼来舂米等技术。蒙汉居民以特产的棉、皮、毛、筋、角、酪酥等物发展手工业并把农牧业和渔猎业的优势结合起来不足百年就实现了“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优越的政治地理条件连当时的江南也相形见绌。

《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塞北历来是鸷鹅雁鱼水中荡,獐狍鹿兔草中藏的肥美草原。在古代马政的好坏直接影响军队战略投送能力，据出使北方的宋代使臣所见，“往来草地，未尝见有一人步者。其出军，头目骑一马，又有五、六匹或三、四匹马自随，常以准备缓急，无者亦一、二匹”“凡马多是四、五百匹为群队”“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以十世纪后半叶的札剌亦儿为例，该部物力达七十库伦（一千车为一库伦），以一车一马计算，仅马匹一项就至少达七万头，盛况可见一斑。到了窝阔台时代，大漠南北的社会经济据说已达到“羊马成群，旅不赍粮”（《元史·太宗纪》）的程度。

狩猎是蒙古游牧民经济生活的补充手段，有时则成为重要生活来源。森林居民主要从事狩猎。蒙古大汗、诸王、贵族都喜欢围猎，围猎时，所属牧民均须畜牧业生产的补充。

这种用鹰隼捕捉水鸟的方法，在元朝江南地区亦被猎户广为采用，如赵文粳稻熟，网夫出门网妇哭。天晴黄雀角雕黄者以鹰名。然角雕有二种：一种两脚有毛；一种两脚无毛，名鹭鹚角鹰。鹘有五种：海东青名白鹘。一种玉爪；一种黑爪。有鸦鹘，有金眼鸦鹘，有兔鹘。海东青与金眼鸦鹘皆能以小击大，食鹅鹚之属。雕鹰、角鹰食獐兔等兽。鸦鹘食鸿雁、鸦、鹊、鸥鹭之属。兔鹘食斑鸠王恽虎符昔宝赤鹰坊武宗时，有缮修鹰房的记载。《元史周伯琦蒙古贵族所驯养，用于打猎之助。当地人民亦以此作为对元朝皇帝的贡品。还有回回商人专程到这里索取鹰鹘贩往内地牟利。

唐麓岭以北和贝加尔湖林木中百姓貂皮、兽皮和鹰鹘。驯鹿是其驮运工具。

草原蒙古地方近水之处，捕鱼也是牧民生活上的一大补充。捕鱼儿海(贝尔池)、答儿海子(又称鱼儿泊，今达赉诺尔)和肇州(今黑龙江肇源西南)都产鱼，居民有的以耕钓为业，有的以鱼作为贡品。漠北克鲁伦河、土拉河元史部民鱼网3000张。中原地方的渔具和捕鱼经验使蒙古人民常常能利用天然的鱼类资源，渡过灾荒岁月。

元朝建立以后，为了供应驻屯军队的需要，或因军事上控扼之计，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屯田。史载当时天下屯田有120余所。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世祖开始派军队81人往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后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北)屯田（《元史》卷8《世祖纪》）。后又陆续在克鲁伦河、和林、杭爱山麓、五条河、呵札，以至益兰州、谦谦州（叶尼塞河上游以南）、吉尔吉思等地先后开辟屯田。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至元十四、十五年刘国杰等率侍卫军参加讨伐昔里吉至大元年)秋成，收获达9万余石。行省左丞相刘敏中《丞相顺德忠献王碑》）。这是岭北屯田最显著的一次发展。原来主要以汉军屯田，今则扩展到选人指导各部落民

元廷不断派军队前往岭北地区屯田，使和林成为岭北一大屯田中心。汉族士兵是屯田的主要劳动力，如汉军将领王通杭爱山至阿尔泰山一线驻军甚多，为了就近解决戍军的粮饷，自元贞元年(1292年)起，不断调拨汉军着重发展称海的屯田(称海即镇海，指镇海在阿鲁欢的屯田。称海在今蒙古国哈腊乌斯和哈腊湖南)，使称海成为岭北行省又一屯田中心。五条河是元朝的另一屯田区，当时与称海齐名。成宗大德三年以五条河汉军悉并入称海。英宗元史》卷27《英宗纪》一）。仁宗延佑七年，发军1000人于五条河立屯。英宗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万户府总管府。此外，见于记载的还有脱里北、兀失蛮、札失蛮、杭爱山、呵札等地的屯田。谦谦州和吉尔吉思也有屯田，元朝甚至从淮河以南派汉族农民携农具前往屯种。

屯田收入主要供驻军之用，遇到丰收之年，也可以储备一部分赈济蒙古族有机会直接接触并交流生产经验，又能从中原得到农具、种子，岭北地区适宜种植的地方农业也发展起来了。

漠南汉族聚居区的农业从13世纪初年开始即向北面蒙古族聚居的牧区扩展。这是蒙古族社会经济史上重要的现象。弘吉剌部弘吉剌应昌府，每年可籴储粮食近万石。后来应昌路元好问汪古部奉议大夫丰州知州兼诸军奥鲁生产劳动。在汪古部领地的集宁路遗址和周围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有许多农业生产工具，如铁耧、铁铧、铁耙齿、铁锄、铁铲等，型制的进步、种类的繁多，都反映了当时该地农业生产水平是比较高的。在出土的实物中还有磨盘、石杵、臼、肆碡等粮食加工

岭北外围驿道地区果树情况，汪古部领土东胜州(今托克托县)盛产蒲萄，中统四年，朝廷曾颁发过一项征收农业税元史

元朝统一后，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大漠南北在全国占有特殊地位，元廷在立行省、派镇王的同时，频繁调动内地人力财力、采取多项措施，支援牧区经济。这些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首先是不断派遣内地各族人民，给予牛具种子进入牧区，打井开渠，在和林、称海、谦州、吉利吉思、五条河及杭海、金山之北等地大力兴办屯田。武宗、仁宗时期，元廷还多次发放农具种子，令蒙古贫民“屯田以自赡”①，并采取积草、储粮措施，预防凶荒，又责成内地制造合符规格的马槽，定期提供给蒙古部民。而从内地调粮食钞帛赈济灾民和贫民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举措对稳定、改善或复苏牧区经济多少起到一些作用。此外，元廷又制定“重利诱商贾，致谷帛用物”和“急募富商大家”致粟实边②政策，使单一的游牧经济不断得到补给和改善。元人描述道：“和林百年来，生殖殷富埒内地”③，又说，漠北地区“数十年来，婚嫁耕植，比于土着；牛羊马驼之属，射猎贸易之利，自金山、称海沿边诸塞，蒙被涵照，咸安乐富庶，忘战士转徙之苦。”④就史料反映的情况看，统一以后的草原经济获得了多方面的发展，这是一个新的特点。

岭北地区从成吉思汗到蒙哥在位的四朝，这里都是蒙古大帝国的政治中心。忽必烈定都幽燕之后才降为元朝一个普通的边区或行省。但有元一代，岭北行省一直被成吉思汗后裔诸汗重视，元代岭北行省农业的发展也是空前的。元朝政府在这里发展了大规模的屯田事业，它为元帝国战胜西北和北方宗王军事叛乱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对此，欧洲、波斯昆仑山北麓，有别失八里、斡端等重要城市，这些地方工商业繁荣、农业发达。今新疆的喀什（元时称可失合儿）有许多村庄，城中有优美的园林，还有葡萄园。这里还有发达的手工业，而且盛产棉花。手工业、农业、、渔业、牧业主要靠汉蒙居民，除了早期开发岭北时需要内地运粮，后期岭北地区养活迁入的人口数量高达两百万人以上，国外游记记载内宫由蒙古诸王居住，外宫人口比例是汉七回三。据《明史·别失八里传》记载，到明洪武初，蓝玉统兵攻北元，至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还俘获撒马尔罕商人数百，可见岭北行省境内回回商人人数之多。

1247年，张德辉应忽必烈之召，北上，途径和林川时，看到和林居民的从 事农业生产的场景时记载道：“由故城西[北]行三驿，过异儿纥部，乃工匠积养之地。又经一驿，过大泽，泊周广约六七十里，水极澄澈，北语谓‘吾俣竭脑儿’。自泊之南而西分道 入和林城，相去约百余里。泊之正西有小故城，亦契丹所筑也。由城四望，地甚 平旷，可百里，外皆有山，山之阴多松林，濒水则青杨丛柳而己。中即和林川也。 居人多事耕稼，悉引水灌之，间亦有蔬圃。时孟秋下旬，麇麦皆槁，问之田者， 云：“己霜矣”。”

从上述史料中得知，和林四周环山，土地肥沃，引河水灌溉田地，居民从事 农耕，耕种黍和麦外，还种植蔬菜，并且掌握了引水灌溉、掘井并且用臼来舂米等技术。秋下旬， 糜和麦都成熟了。但是由于和林地区气候寒冷，所以秋下旬就霜降了。

1221年7月25日， 长春真人路径镇海城时，看到居民从事农耕，并且秋收丰硕的景象时这样记载道：

“邮人告日：此雪山北，是田镇海八剌喝孙也。八刺喝孙，汉语为城。中有仓廪，故又呼日仓头。七月二十五日，有汉民工匠络绎来迎，悉皆欢呼归礼，以彩幡、华盖、香花前导。又有章宗二妃，日徒单氏，日夹谷氏，及汉公主母钦圣夫人袁氏，号泣相迎，顾谓师日：昔日稔闻道德高风，恨不一见，不意此地有缘也。 翌日，阿不罕山北镇海来谒。师与之语日：吾寿己高，以皇帝二诏丁宁，不免远 行数千里，方临治下。沙漠中多不以耕耘为务，喜见此间秋稼已成。”

从这条史料中可知，镇海屯田“喜见此间秋稼己成”，“城中有仓廪，”说明 粮食产量不仅能满足该城内居民的生活所需，而且还能把多余的粮食存于“仓 廪”。在称海地区“八月初，霜降”的寒冷气候条件，和“沙漠多不以耕耘为务” 的地理环境下，出现此番景象实属不易。而且在镇海城从事农耕的人是成吉思汗 命镇海在阿鲁欢地区建城，并命屯田，将所俘塔塔儿、钦查、唐兀、只温、契丹、 女直、回回等万余口俘虏屯田于此。或许当地的蒙古人参加农耕也不一定，但是没有明确史料记载。其中儒学用田占了大半。

克鲁伦河及塔米尔河流域的居民也从事农业生产。在张德辉的《岭北纪行》 中记载道：

“濒河之民，杂以蕃汉，稍有屋室，皆以土冒之。亦颇有种艺，麻麦而已…… 自马头山之阴，转而复西南行，过忽兰赤斤，乃奉部曲民近种艺之所，居者云： “塌末河”，注之东北。”

这里所说“濒河之民，杂以蕃汉”及“颇有种艺”云云，可知一二四七年克 鲁伦河一带，已有汉人迁移于此，与当地的蒙古人杂居，一同从事农业生产，居 住的房屋是用土建城的，种植的谷物有麻、麦等。“塌末河”即塔米尔河，该河 流域的部分地区也从事农耕。

《元史》及《长春真人西游记》等元代史料中对吉利吉思、谦州及益兰州 的农业生产有这样的记载： “吉利吉思者，初以汉地女四十人，与乌斯之男结婚，取此义以名其地。南去大都万有余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及元朝析其民为九千户。其境长一千四百里，广半之，谦河经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日阿浦，东北有水日玉须，皆巨 浸也，会于谦，而注于昴可刺河，北入于海。俗与诸国异。其语言则与畏吾兄同。 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颇知田作，遇雪则跨木马逐猎。”

“西北千余里俭俭州（即谦州），出良铁，多青鼠，亦收禾麦。”

《古少中大夫同佥枢密院事郭简侯神道碑》中记载：郭明德在出任和林宣慰副使佥都元帅府事时，对于和林的治理提出了举措，力陈“备边数事”，他认为安定边防，首要事务应抓“屯田积谷，且耕且战”。他分析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今兵屯北边有年，所须钱谷不少”，上书陈备边之策，以为北边屯兵需粮甚多，若依赖从中原调运，不仅费用大，且不足供应。即使当地居民“完委输官，不敢为奸”，在运粮途中也“无盗贼之虞”，每次运输的粮食也仅供“一岁之用”。这说明戍守军士消费粮食量的庞大，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利害非细”。针对这种情况，郭明德采取了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一方面注重挖掘和利用了本地驻军潜在的丰富生产能力，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具体是于汉军不能冬，“拣其富庶强壮者戍边”，于“贫弱者教之稼穑”。另一方面，他还特别注重边防物资的储备工作，以防“天有霜旱之灾”。通过提高粮价来吸引、招募“民如粟塞下”，“并以江淮长芦盐苏天爵《郭明德神道碑》，《滋溪文稿》卷11）。此建议似未实行。

无须多言，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构想，至少说明了开展军屯在当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史料记载，元朝廷也多次派驻军进行屯田，世祖至元十一年起“徙生券军 81 人，屯田和林”②。成宗即位后，命前卫亲军副使张均领军屯田和林，并根据秃剌铁木而的建议，令戍守和林，“军官广其垦辟，量给农具”。武宗称帝后，立即“以汉军万人屯田和林”。

除大规模的军屯外，朝廷也组织流落至此的流民进行了屯田。至大元年，随海都叛乱降附的大批蒙古贫民聚集在和林地区，朝廷于大同、隆兴等处籴米运至和林赈济，并“就令屯田”和林。在元代岭北行省的历史上，和林屯田的发展曾两次达到兴盛。

“大德中，边廷尝一扰矣亡几，天子为辍右丞相顺德忠献王，出莅其省事，至则息兵劳农，修传置通货财，而先是王所遣留屯称海帅臣张某，亦以其田功来上，未逾年，士气民情，安全如初④

可见，在哈剌哈孙治理岭北行省时，在很短的时间内，和林屯田成效显著。后“因王（哈剌哈孙）薨而张亦遄死，屯耕事即废，虽重臣踵接，率蹈故常”⑤。直到元仁宗苏志道任岭北行省左右司郎中时，情况又有改观。

“殆关陕变起，仓猝驰溃卒数十百骑，……兵民相顾，几无所系属，……方大雪塞野，饥人狼藉道上。赵郡苏公，时以左右司郎中，始至，即白发仓实，计口予食以哺之，……益募商人，高估入粟，充其储，治绩蒸蒸日上，成效显着，“一年而端绪见，二年而品式具，满三年而完庶乐遂”。①

从上述材料可知，苏志道为了治理好岭北行省，可谓煞费苦心。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还通过高价从中原买进粮食作储备。最终扭转严峻形势，实属不易。

上述两大屯田区为岭北行省的主要屯田区。此外，在一些河流流经的区域还零星分布着小规模的屯田。吉利吉思屯田、谦州屯田、益兰州屯田，这三块屯田区依次分布在谦河的上、中、下游。至元七年（1270 年），元世祖任命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昂可剌、撼合纳、谦谦州等五部断事官时，组织当地居民发展了农业生产。谦州屯田。谦州是元代西北地区手工业发达的重镇，世祖中统元年万户伯八“以诸部军屯重镇谦州”③。朝廷“赐谦州屯田军人钞币、衣裘等物，及给农具、渔具”④。这里除军屯外，还有兵器局大批汉人工匠以谦州土地的 “沃衍宜稼，夏种秋成，不烦耕籽”⑤的自然环境兼营屯田，这批汉人有千户以上“盖国初所迁汉人”。

世祖忽必烈亦曾多次调动大批汉人、南人和蒙古军民并提供耕牛、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在和林、称海等地开展屯田。大批屯田促进了岭北行省农业的大发展，如振武屯田，“四年间开田四千八百倾，收粟四十万斛”①，和林屯田更出现了“谷以恒贱，边政大治”②的新气象，使地处雄要的和林成为北方政治、军事和经济重心。此后的历代统治者都为岭北行省的屯田事业做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岭北行省的这些屯田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首先，有助于解决宿卫军、戍军的粮饷供应。屯田“以资军饷”，这是元代屯田的最主要目的。岭北行省的和林屯田，世祖至元十六年石高山、忽都鲁领三卫侍卫军屯戍和林，“因屯田以给军储，岁不乏用”③。成宗时，命张均屯田和林，“规画备悉有法”④，诸王药木忽儿北征海都之乱，“给饷赖之，未尝乏绝”⑤。武宗至大元年和林的屯田，秋收粮食 9 万余石，武宗时哈剌哈孙再兴称海屯田，岁得大米 20 余万斛。

不但保证了军粮的供给，而且通过粮仓储积的粮食，还为荒年作了一定的准备，起到了缓解灾情的作用。至元二十六年，“发和林粮千石赈诸王火你赤部曲”⑥“蒙古要木忽儿等所部贫乏，以五条河屯田岁入之租资之”⑦。

第三，有利于巩固北部边疆的稳定统治。岭北行省地处元朝疆域的最北边，诸王经常性的叛乱活动，时常威胁到整个岭北行省的统治。为了维护岭北行省安定、统一的局面，在元世祖朝至元成宗时，都一直坚持加强军事上的防守，不断增精兵镇戍。在岭北的大规模屯田，达到了“以省和籴之劳，民免输纳虚耗之费”①的目的。直到武宗时至大元年，海都之子察八儿被迫“相率来降”，漠北开始安定下来。可见，岭北行省的屯田作为补充畜牧业的经济形式，虽然不能承担起整个行省的粮食消费，但频频作为赈济灾荒之用、驻守军粮之用。这对于保持行省游牧经济的再生产能力，在“安固边防”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他们制订和规划的“重农”举措得到贯彻实施。从元世祖时开始，在全国各地大规模提倡屯田，岭北行省的屯田也无一例外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和林、称海屯田欣欣向荣局面的出现更是一度促进了整个行省农业的大发展。在至大三年，由哈剌哈孙管理的称海屯田就曾“年获米粮 20 余万斛”②。和林屯田后曾出现过“谷以恒贱，边政大治”③的新气象。

农业发展成绩的取得，与元朝廷的倡农、助农政策以及对屯田的管理是分不开的。《元典章二·圣政一·劝农桑》中记载：“至元七年二月钦奉皇帝圣旨宣谕，……特设司农司劝课农桑、兴举水利，凡滋养栽种者皆附而行焉。……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人员巡行劝课，……年终通考农事成否”，可看出元朝廷以年终督导农业的业绩作为黜陟官吏的重要依据；至元三十一年四月钦奉诏书内一款“国用民财皆本于农，……耕作时不急之役一切停罢，无致妨农，公吏……不得辄令下乡。仍禁约军马……毋得纵放头疋食践损坏桑果田禾违者断罪倍还”，强调把农事放在首要位置，不得妨害农时。可见，“劝农”都成为一时的风尚。其次，屯田成效的取得与各族劳动人民的共同辛勤劳动密切相关。三是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和工具的改革和创新。谢天祯《论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一文中说：有关于元代农业的十多部农书中，详细记载了农业方面发展的成就。元代的耕田之法、中耕措施进步较为突出，继承和发展了前代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元代又特别注意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适地适种，进行生产。关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革和创新，王祯《农书》中记载的农具和农业机械图就有 280 幅，有北方旱地使用的，也有适于南方水田的。种类繁多，包括农业机械、灌溉工具和各种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工具与设备。①生产工具在全国的推广和应用，也使岭北行省的农业发展受益匪浅。

元代岭北各族居住区经济的发展，也与朝廷派往这些地区优秀官吏的勤政爱民有关。1207年，忽必烈派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等处断事官。这些地方远在和林、不儿罕山杞柳为杯皿，刳木为槽以济水，不解铸作农器蒙古游牧记》中记载:“达里诺尔产鱼最盛，诺尔之力盖克什克腾阿巴嘎阿巴哈纳尔三部蒙古，共享之所产滑子鱼，每三四月间，自达里诺尔溯流而进，填塞河渠殆无空隙，人马皆不能渡，然则鱼儿泊之名盖本于此。”这和后世刻板印象中漠北的生存环境是落后艰苦不同，史料记载汉蒙居民可以在此耕种牧养战马结网渔猎鱼兽并发展手工业（制铁、酿酒、加工棉花和野兽皮毛成衣自用以及用皮、毛、筋、角、酪酥等物通过诸多驿道驿站去内地交易换取币、帛）。岭北不止农、牧、渔、手工业发达，地缘战略异常重要，平时岭北行省丞相领治蒙古、汉地民户发展经济牧养战马，战时蒙户上马为兵进可控制西域退可扼守北京（岭北位置居高临下也是瓦剌驻兵处，瓦剌也先既借岭北的地缘优势和明朝争夺西域哈密卫，而漠南（上都）、河北（中都）、北京（大都）这些北方城市除长城人工防御冲要几乎无险可守，而骑兵越过北方燕云十六州就是经济最发达的江南，所以岭北地缘政治价值非常高，这也是朱元璋为什么要打岭北之战的原因）。

王恽《秋涧集·总管范君和林远行图诗序》：“国家兴王地，据上游而建瓴中夏，控右臂而扼西域，盘盘郁郁，为朔土一都会。”虞集《道园录·送苏子宁北行诗序》：“控制要害，北边重藩。”“又尝有大臣镇抚经理之，富庶比于都会。士有不次之擢，贾有不资之获，而侥幸之民争趋之。”柳贯《柳待制文集·苏志道墓碑文》：自予游京窃从廷臣知边事者一二言：“和林其地沃衍，河流左右灌输，宜杂植黍麦，故时屯田遗迹，及居人井臼，往往而在。盖阴山大漠，益南数千里，控扼形势，此为雄要。”朱思本《贞一斋稿·和宁释》：“和宁即哈刺禾林，乃圣武始都之地，今岭北行省治所，常以勋旧重臣为之，外则诸王星布棋列，于以藩朔方，控制西域，实一巨镇云”

从岭北出土的遗迹以及突厥碑文证实汉唐曾在这里设置过统治机构，但汉唐都以为这地方不适合耕种，忽必烈却建五卫，每卫万人，其中屯田者2000 人，屯田军与其他军人为二与八之比。京师六卫，每军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这就告诉我们，十分之二屯田， 即满足其余十分之八的粮食需要。之后，其他各卫抽调的屯田军有多有少，都与2000 户相去不远，虽然中原有的地方屯田军人数要高出，但还是少数。历史上中原军民不断打走一波总会有另一波不知名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渊源不断的涌下，为此元朝从岭北扼守北方成为重中之重。元朝百年来通过农牧互补把和林打造成“生殖殷富埒内地”的大元雄关，朱元璋与他的谋臣武将正是深知利害毅然北伐但在岭北之战遭遇失败。而自土木堡之变英宗复辟后更是少有出塞之军，自此岭北行省成为明朝没有拿下的元朝实土行省。

明朝对蒙古封建主虽然也封以王位等，同时给印、授敕、赐衣，允许世袭，但并没有改变蒙古贵族的封建游牧制度。因此，蒙古各部的分裂状态依然如故，这是蒙古各部不断与明朝抗衡的重要原因。而后金皇太极继位以后，为了确保对蒙古的控制，逐步地、然而也是坚定地在蒙古实行了划分牧地、编旗设佐（佐领）、更定爵秩、军令政令统一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君臣、主从关系。

16世纪末17世纪初沙俄南下派出探险队屠灭岭北大量汗国，至康熙时清廷调集全国红衣大炮炮轰沙俄探险者石垒，之后双方多次谈判划界。

民国时期蒋经国1945年夏赴苏联谈判时，斯大林曾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了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中苏对峙时苏联以苏军帮助蒙古国南方边防为由在那里驻军。蒙古国拥有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片辽阔的土地横亘在中国版图“雄鸡”上方，差不多就是“骑”在中国的脊背上。对中国来说，这片土地上的蒙古民族构不成威胁，但如果这片土地为强权所利用，则战略威胁立竿见影：向东可抄东北战区的后路，向南直接压迫京畿重地，向西矛头指向河西走廊，威胁通往新疆的后勤补给线，用一个蒙古压迫中国的三个“北”，在中苏对峙时期表现得尤为严峻，从蒙古起飞的“逆火”轰炸机，十几分钟就可以攻临北京上空，迫使当时中国北方的防空差不多是枕戈待旦，不敢有丝毫松懈。

冷战时期的蒙古是苏联的宠儿，是苏联面向东方的战略前进基地，它使苏联获得了巨大的战略优势。

岭北行省由赈济、军需支出等原因。日常开支颇大。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全国“常赋岁钞四百万锭，各省备用之外，入京师者二百八十万锭”，也就是说各省为年度开支的“备用”钞是120万锭。延枯四年（1317）六月，政府“给岭北行省经费钞九十万锭、杂彩五万匹”可见，延佑四年岭北一省的经费钞就占十年前全国各省经费总备用钞的四分之三。但是岭北本省的收入极为有限。以全国财政收入记载最为明确的天历元年(1328)为例，在全部货币收入中，盐课所占比例最大，为80.4%，其次是商税，约占10%，再次是酒醋课，占面，全国商税总额为939,682锭4两8钱。岭北行省商税额数为448锭45两6钱，仅约占全国税额的千分之零点四八，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岭北行省并无酒醋课征收。由此可见，岭北行省的支出远远大于收入。

岭北在元世祖以后虽然失去作为国都所在地的中心地位，但它仍然是元政府最为重视的一个区域。大德十一年（1307）初设和林行省时，以太师、淇阳王月赤察儿为行省右丞相，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为行省左丞相，后来的行省丞相也多是“勋旧重臣”，说明了朝廷对岭北行省的重视。岭北行省还有宗王出镇，屯有大量戍兵。岭北行省的政治、军事地位为其他行省所不及。《元史·地理志》将岭北列为第一行省，不无道理。行省的经济职能也是为其政治、军事需要服务的。岭北行省对全国的经济作用毫不显著，却要消耗大量的国家资源（岭北因地理位置便利在各省中国际贸易最发达，有大量的西域回回商人在此处从事商业活动。但是整个行省的诸王贵族不但拥有税银少到几乎没有的免税政策反而通过京杭运河等方式调大量江南物资去塞北享受）。元政府每年对漠北诸王给予数额巨大的岁赐，所谓“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这是一因。虞集(1272--1348)说：“和林城控制要害，北边重藩。往时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糇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又尝有大臣镇抚经理之，安庶比于都会。仕有不次之擢，贾有不赀之获，而侥幸之民争趋之矣。”但是，元政府耗费大量财力经营的岭北并未能成为其稳固的后方。“迩者一旦边警遽至，非亡则随丧失其所主守，缓急无一可赖者。”黯这种情况到元末亦复如此。顺帝末期(1333--1367)，元政府起用不少汉人充当原来汉人极少染指的岭北省臣就透露了个中消息。农民军起义后，“诏宗王以北方兵南讨”。但是，漠北诸王、窝阔台后裔阿鲁辉帖木儿(?一1361)非但不应诏，反而拥众数万，“胁宗王以叛”，加速了元朝的灭亡。这也说明了元朝对岭北地区政策的失败。成吉思汗之所以成功是把蒙古高原上所有不同族源的游牧部落统一。今人看岭北历史的问题是把历史上的蒙古人想象成一个统一的实体，用现代民族主义概念下来想象15、16世纪的历史。然而正如雍正皇帝所说:“中国（汉族）之一统,始于秦;塞外（蒙古）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如果按30年为一代人近百年那么才三代人诸部落磨合自然不那么牢靠，元朝统治者只能靠不断和亲财帛赎买各部和云南行省一样实施的都是诸王分封制与内地的直接统治不同，元朝丢失岭北的最大错误是和清朝对外东北一样作为中原统治不下去的老家，失去共同威胁又迁都内地没有了首都功能的威慑如何镇得住诸部落。

成吉思汗至蒙哥四朝（1206～1259），漠北地区是大蒙古汗国的内地。1260年，留守首都哈拉和林的阿里不哥即大汗位，据有漠北。忽必烈在开平城也自立为大汗，据有漠南。经过四年的争位战争，阿里不哥败降，漠北地区尽为忽必烈所有。由于忽必烈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基础在漠南汉地，因此不再以和林为都城，而迁都于燕京（后称大都）。由于政治中心南移，漠北成为元朝的边区，只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镇守。但漠北地区作为蒙古统治者的“根本之地”，在政治、军事上仍具有重要地位。阿里不哥虽败，蒙哥和阿里不哥诸子还各统所部军民散处其地。窝阔台孙海都则雄踞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抗命不朝。他们都不甘心失去父、祖的汗位。忽必烈为保持其汗位的稳固，必须控制漠北，以为藩屏。至元三年（1266），封皇子那木罕为北平王，出镇北方；七年，置断事官于益兰州，以管辖吉利吉思等西北诸部。八年，那木罕率漠北诸王军队移驻阿力麻里，防遏海都；十三年，以蒙哥之子昔里吉为首的随军诸王发动叛乱，执那木罕，奉昔里吉为汗，据有漠北西部和吉利吉思等地，次年，攻掠和林及其以东地区。忽必烈急遣伯颜统蒙、汉诸军北征，平定了昔里吉之乱。二十一年，那木罕还朝，改封北安王，仍镇漠北，并遣军防守按台山，屯田和林、称海（今蒙古科布多东）以给军食，防范海都东侵。二十四年，乃颜联络漠北的东道诸王同叛，元军集中到东部镇压叛王。二十五年，海都乘虚越过按台山，占称海；次年，在杭海岭（今蒙古杭爱山）击溃元军，兵逼和林。和林宣慰使怯伯叛降海都。七月，忽必烈率大军亲征，收复和林，以伯颜为知枢密院事，留镇和林。伯颜与钦察族将领土土哈等进击海都军，将他们逐出按台山。二十九年，因那木罕死，忽必烈封皇孙甘麻剌为晋王，命他统领成吉思汗四斡耳朵和漠北所有蒙古军民，驻守于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大斡耳朵。次年，又命皇孙铁穆耳统军镇守按台山；遣土土哈出兵收复了吉利吉思诸部地。三十一年，忽必烈死，铁穆耳还都即位，是为元成宗铁穆耳，以皇叔宁远王阔阔出代统守边军。大德二年（1298），阔阔出军为笃哇所破，成宗遣皇侄海山出镇按台山。五年，海都﹑笃哇联兵东侵漠北，海山、甘麻剌各统所部军拒战，海都受伤而死。其後笃哇和海都子察八儿力竭请和。十年，海山率军越过按台山，攻入窝阔台汗国，察八儿败逃，分地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窝阔台後王秃满归降，其地并入元朝，至此漠北始安宁。

海都败亡后，他统治下的人民大批迁入漠北，达两百余万口，漠北人口激增，需要建立相应的行政机构来治理。另一方面，漠北地区诸王星罗棋布，也需要拥有更大权力的朝廷重臣控制，以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再发生叛乱。大德十一年，海山以手握重兵镇守漠北的有力地位取得帝位，是为元武宗。他深知控制漠北的重要性，即设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太师月赤察儿为行省右丞相，太傅哈剌哈孙为行省左丞相，漠北诸王及各万户﹑千户皆受其节制。同时，置和林路总管府，并分设称海宣慰司以管辖行省西境。皇庆元年（1312），改名岭北等处行中书省，和林改名和宁，仍为行省治所。行省辖境，东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接辽阳行省；西至也儿的石河，接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南隔大漠与中书省和甘肃行省辖境接界；北至北海（今西伯利亚北部），凡服属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均归统辖。

行省境内各行政区和管辖机构，包括以下几类：和林路﹑称海宣慰司和谦谦州地区诸城郭﹑戍军﹑屯田﹑仓库﹑工局等，皆由朝廷命官管治。诸王“爱马”（ayimaq﹐元译“部”，指蒙古诸王﹑贵族的领民和领地）──拖雷系诸王所部分布在按台山以东至怯绿连河上游，其东为成吉思汗弟搠只哈撒儿（后裔为长者封齐王，分地在今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和呼伦湖一带）、合赤温（后裔为长者封济南王，分地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及其以北）、别里古台（后裔为长者封广宁王，分地在今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中游一带）三家所部之地，按台山以西至也儿的石河仍属窝阔台后王秃满（封阳翟王）。贵戚﹑功臣的“爱马”──按照成吉思汗的分封，逊都思部千户锁儿罕失剌世袭领有薛良格河（今蒙古、俄罗斯境内色楞格河）原蔑里乞部地；八邻部万户豁儿赤世袭领有也儿的石河中游以东的森林地带；斡亦剌部驸马（封延安王）世袭管领本部四千户，仍居故土（今色楞格河上游以北至华克穆河一带）。其他直属朝廷的部落，如大泽（今贝加尔湖）东西的八剌忽（Barqu）、火里（Qori）、秃麻（Tumad）、不里牙惕(Buriyad)等部。火里﹑秃麻盛产良马﹐元朝政府在那里设置一道牧场﹐饲养系官马匹，归太仆寺管辖。诸王﹑贵族各置王傅府或断事官，管理本部百姓的政刑财赋。蒙古民户按千户﹑百户﹑十户（也称牌甲）的十进制组织，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游牧居住，由各级那颜（noyan，官人）管辖，上下级有严格的领属关系。千户、百户、十户是岭北行省境内基本的地方行政单位，因而不置州县。至大四年（1311），罢诸王所置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由本管千户鞫问，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自立行省后，漠北诸王的势力渐被削弱。

元代后期，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治和林。辖境包括今俄西伯利亚南部、蒙古国、中国内蒙古、黑龙江各一部。

岭北行省的经济以游牧畜牧业为主，农业也有很大发展。和林﹑称海﹑五条河﹑怯绿连河﹑益兰州以至吉利吉思等地区，都开辟了屯田。至大元年（1303）,和林屯田收粟九万馀石；同时期，称海屯田年收获达二十馀万石。英宗时（1320～1323），立称海屯田万户府，有户四千六百多，垦田六千四百多顷。从事屯田的主要是汉军以及从汉地和西域迁来的农民﹑工匠。哈剌哈孙任行省丞相时，曾命汉军教诸部落耕作；作为一种救荒措施，行省还多次发给蒙古贫民农具田种，令其耕种自给，可见已有不少蒙古人过著半牧半农的生活。戍军﹑居民所需粮谷主要还是依赖中原汉地供应，一部分由政府拨给，一部分靠商人贩运。大元王朝岭北境内先后兴建了许多城市，除和林及称海城﹑益兰州城﹑昔宝赤城等外，搠只合撒儿、别里古台﹑斡亦剌等部贵族都在自己的辖境内建城居住。此外﹐被迁来岭北各地的中原和西域工匠﹐还建立了不少定居村落。由于各族大批能工巧匠的迁入﹐岭北行省的手工业发展也达到历史上的空前规模。工匠有的隶属于政府的工局﹐有的隶属于诸王投下。

和林﹑称海等城是农、牧、渔、商业和手工业中心，也是文化生活的中心，建有各种宗教的寺院和儒﹑医学校。元朝政府还为诸王所部配备了儒学教授以及医学、阴阳学，对促进蒙汉两族的文化交流起了一定作用。

岭北行省的辖境东越哈喇温山（今大兴安岭），至嫩江和松花江流域，与辽阳行省相接界；南临大戈壁；西达阿尔泰山西麓。东部从斡难河（今鄂嫩河）、克鲁伦河中游以东，为成吉思汗诸弟合撒儿、合赤温、铁木歌、别勒古台东道诸王的封地；西北至鄂毕河上游直至额尔齐斯河的巴阿邻部领主管辖地，居住着帖良古、客失迪迷等“林木中百姓”，其南为窝阔台后王的阳翟王封地；驻在唐麓岭北益兰州的五部断事官管辖着叶尼塞河和安加拉河流域的奇尔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州、乌斯诸部；北至北海（今西伯利亚北部之地），凡附属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均归其统辖；东北则包括贝加尔湖周围的豁里图麻惕、布里牙惕、巴尔虎诸部以及石勒喀河至额尔古纳河一带。色楞格河流域为逊都思千户驻地。八河流域为斡亦剌部驻地。克鲁伦河上游为成吉思汗大斡尔朵（行宫）所在地。

蒙古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行政中心区域，诸王所部星罗棋布，各拥有自己的属民和军队。忽必烈定都中都后，它虽然降为元朝的一个边区，但有元一代（尤其是在元朝的前期），它在政治上仍占有重要地位。

忽必烈即位以后，“忽里勒台”（蒙古帝国上层贵族大会）选汗制度逐渐失去其原有的作用，但蒙古诸王对皇位仍在窥视。阿里布哥在汗位的争夺中失败。1276年爆发昔里吉之乱。据有阿尔泰山以西广阔地区的窝阔台兀鲁思的海都，虎视眈眈，始终把夺取岭北地区和故都和林作为实现恢复其先人大汗之位的主要目标。凡此诸种原因，促使忽必烈十分重视巩固其对岭北地区的统治，把它视为大都的藩屏。

1260年，忽必烈封子那木罕为北平王。出镇北方，统领诸王的军队。1264年，忽必烈特派燕王真金到称海巡边抚军。1265年，忽必烈命那木罕率领岭北诸王的军队进驻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县永定镇西北），加强对海都的进攻（《元史》卷134《昔班传》）。1270年冬，从军诸王昔里吉、脱脱木儿、明里铁木儿等反叛，忽必烈急遣伯颜丞相统领蒙古、汉军北征，打退了叛王的进攻，随即以侍卫诸军戍守和林、称海等地，屯田实边（元明善《元文类》卷24；《丞相淮安忠武王碑》）。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那木罕改封北安王，仍命出镇岭北；二十四年（1287年），置王傅，“凡军需及本位诸事并以王傅领之”。在此前后，忽必烈又派真金长子甘麻剌到北边镇防。

二十六年（1289年），海都乘战败甘麻剌之机，占据和林，忽必烈统兵亲征，收复和林，命伯颜以知枢密院事之职镇守和林。

忽必烈即位以前，岭北地区的军民行政由大蒙古国的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元史·地理志》载：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建都哈剌和林，“初立元昌路，后改转运和林使司，前后五朝焉。世祖中统元年，迁都大兴，和林置宣慰司都元帅府”。这一年，成吉思汗正在西域攻打花剌子模车帐长春真人西游记鄂尔浑河上游之西、杭爱山北麓，当时这一带地方泛称哈剌和林（突厥语“黑圆石”）。实际上当时还未建城郭，只是成吉思汗的大斡尔朵之一。后来窝阔台汗所建的和林城也不在太祖斡尔朵原地。

至元九年（1272年），和林转运司设立。大约在至元十九年，改置和林宣慰司都元帅府，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理政府所属军民和城郭、工局、仓库、屯田、驿站等事务。

岭北地区西北部的吉尔吉思、谦谦州（今叶尼塞河上游以南）等处是托雷长妻唆鲁禾帖尼的封地。唆鲁禾帖尼死后，其封地由幼子阿里布哥一家继承。至元七年（1270年），忽必烈派汉人刘好礼担任益兰州等五部断事官，往治其地，将该地区纳入朝廷直接管辖下，以限制阿里布哥家族的势力。五部指益兰州（突厥语，意为蛇，地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乌鲁克木河南）、吉尔吉思、谦谦州、乌斯（今叶尼塞河上游乌斯河地区）和撼合纳。此外，昂可剌部（今叶尼塞河与安加拉河合流点以北地区）附属于吉尔吉思，亦在五部断事官辖境之内。刘好礼设治于益州（治所在今图瓦自治州境内，乌鲁克木河支流帖列克特河旁，当地称登帖列克。前苏联考古学家曾在此作过考古发掘工作），建城郭、置官署。五部断事官下设经历、知事等官员。后诸王脱脱木儿等反叛，据谦谦州、吉尔吉思之地，至元十七年（1280年），刘好礼被迫逃回朝中。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忽必烈改封甘麻剌为晋王，命出镇岭北，统领成吉思汗四大斡尔朵及北方诸军和蒙古本土。晋王驻守克鲁伦河上游成吉思汗大斡尔朵之地，置内史府，秩从二品，设内史、中尉、司马、断事官等官属，并在大都置分司；原北安王王府并转属晋王（《元史》卷17《世祖纪》）。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军越唐麓岭（今唐努山脉），渡谦河，收复吉尔吉思等五部之地，屯兵戍守。元朝政府曾将吉尔吉思、乌思、撼合纳等部人民迁于辽阳行省、大都附近和山东等地，但不可能将他们全部迁离故土。

不在五部之列的有斡亦剌部（活动地区是色楞格河支流德勒格尔河北）。斡亦剌作为蒙古大汗的世戚，是独立的领地。忽必烈即汗位后，为了拉拢这一贵族集团，选用忽都合的后人供职元朝。元朝又以公主嫁斡亦剌首领耶布甘，分别封为延安公主和延安王，在元朝北疆担负起“藩翰屏垣之寄”的重任。

岭北行省统有蒙古本土及其以北地域。其辖境大体是：东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接辽阳行省；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接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南隔大漠与中书省和甘肃行省辖境接界；北至北海（今西伯利亚北部）之地，凡附属元朝的林木中百姓均归其统辖。辖境大体上和晋王所统之地相同。

按照元朝分封制度，岭北是晋王分藩之地，如同安西王分藩于秦蜀，西平王分藩于吐蕃的情况一样。按照行政建制，岭北行省作为元朝中央政府分治北边的地方最高机构，统辖这一方面所有地区，因此省丞相常以勋旧重臣担任（朱思本《贞一斋诗文稿》卷1《和宁释》）。自设立行省后，晋王的权力相对削弱了，王府直接管辖的范围实际上只限于本位下。行省官员对诸王的无理索要和干预予以拒绝；行省不能决定的事务，则报告中书省议决。

和林路、称海宣慰司和谦谦州地区

诸城郭、戍军、屯田、仓库、工局等，皆由朝廷命官管理。路之下不置州县。原因是当时岭北蒙古人民仍是按千户、百户的组织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元朝政府又先后在和林地区多处屯田，并建立了和林、孔古烈、扎浑、昔宝赤等大仓库。这些都直属于政府，隶于和宁路总管府，由朝廷派官管理。还设置了掌管地方治安工作的和林兵马司（张思明《和林兵马刘公去思碑》）。

称海宣慰司治所在称海城。称海又译镇海(Cingqai)，本是13世纪蒙古国大臣的名字。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命他留守后方，总领所俘汉民万人，辟地屯田，筑城阿布罕山北，此城因而得名镇海城（蒙古语作镇海八剌哈孙，今蒙古科布多之东）。由于其地近阿尔泰山，处在东西通路的要冲位置，后来成为元朝防守阿尔泰山沿边一线的军事重镇（真金、铁穆耳、海山都曾在此巡抚或长期镇守）。至治三年（1323年），曾置宣慰司，改置称海屯田总管府，其后又恢复了宣慰司的建置。

诸王“爱马”

（指蒙古诸王、贵族的领民和领地） ，诸王公地是岭北行省境内的一类特殊政区。每个王领有分属于他的一部分民事和牧地，称为“爱马”，元代汉译为部，或称位下（也作投下）。

按照传统的分配财产习惯，成吉思汗将一部分蒙古民户分封给其弟、子，各得一份儿（忽必）。后来又划分了诸弟和诸子的封地。弟搠只哈撒儿封地在额尔古纳河、海拉尔河和阔连海子（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后裔为长者封齐王；合赤温封地在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南北，后裔为长者封济南王；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在哈勒哈河以东；别里古台封地在克鲁伦河（今鄂嫩河和克鲁伦河）中游，后裔为长者封广宁王。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在阿尔泰山以西，总称西道诸王。

托雷系诸王所部分布在阿尔泰山以东至克鲁伦河上游。托雷诸子袭领蒙古本土和绝大多数蒙古千户。其中阿里布哥诸子的分地在阿尔泰山至吉尔吉思等处；蒙哥之子玉龙答失的分地在札布罕河；忽必烈之孙晋王甘麻剌的分地在克鲁伦河上游祖先故地。窝阔台后王图满分地照旧是阿尔泰山以西至额尔齐斯河，封阳翟王。其余诸王的分地所在多不明。

东道诸王分地除斡赤斤和术赤、察合台领地外，其他诸子、弟领地都应包括在岭北行省境内。

按照成吉思汗的分封，逊都思部千户锁尔罕史拉世袭领有色楞格河原篾里奇部；八邻部万户豁儿赤世袭领有也儿的石河中游以东的森林地带；活动地域在吉尔吉思、谦谦州以西，额尔齐斯河以东的脱额列思部，元时仍属八邻部万户管辖；活动地域在额尔齐斯河以东的田列克部，亦受八邻部的豁儿赤管辖；斡亦剌部驸马（封延安王）世袭管领本部4千户，仍居故土（今色楞格河上游以北至华克穆河一带）。

其他直属朝廷的部落

贝加尔湖)东西的八剌忽、豁里、图麻、布里牙惕等部。在《马可·波罗游记巴儿忽太仆寺所领全国十四道国家牧场之一（《元史》卷100《兵志·马政》）。

诸王分民和封地均由受封宗王世代承袭，管辖分民的千户那颜即成为所属宗王的家臣。诸王视其地位高低、属民多寡，各置王傅府或断事官、府慰、司马等官，管理本部百姓的政刑财赋。管理所领军民，并可以成立自己的切薛（近卫军），形成许多不同层次、大小不等的藩领，然而，他们均统属于大汗（皇帝），王位的承袭、官属的设置，都必须得到皇帝的诏准。

岭北行省境内的基层地方行政单位，是由千户、百户、十户（也称牌甲）十进制所组成，他们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游牧居住，属各级那颜（官人）管辖，上下级之间有着严格的领属关系。由于按十进制的组织编户，因而不置州县。至大四年（1311年）罢诸王所置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由本管千户鞫问。设立行省制，使得漠北诸王的势力大为减弱。

岭北行省下辖各部叫“岭北五部”，元初，河南人刘好礼在这里作五部断事官，管理地方民政，“......盖岭北，辽阳......之边......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唐代记载：“其北又距大海，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一羊胛，才熟，而东方已曙，盖近日入出之所。”①元人盛如梓的《庶斋老学丛谈》便记到：“许献臣佥事说，盎哥拉(按即昂哥拉)日不落，只一遭黑气遮日，煮羊膊熟，日又出也。保定刘敬之(按刘好礼字敬之，其父从河南迁保定，故云)往任断事官，亲见之。”为了查明当地情况，以利统治和开发，元太宗还特地派人前往考察，《西使记》曰：“《新唐书》载：‘拂菻去京师四万里，在西海上。’所产珍异之物，与今 日：道里正同，盖无疑也。” 虽萦迂曲折，不为不远，不知几万里也。 《双溪集丁零诗》注：“圣朝太宗皇帝尝诏和端等入北海，往复数年，得日不落之山，未始闻有马脑、马蹄之民。”又派人打大隼（既海青，是种大鸟）“骑行四十日过此大平原，即见海洋，洋之岸有一高山，中有隼作巢。”元朝杰出科学家郭守敬制定《授时历》时，为使历法更准确，派14名鉴侯官分道四处侧影，共设27处测验所，其中最北就有北海所。

最后说明一下，元人的北海测影所向北达到了北纬63度，不等于元人在东经70度到140度一160度的巨大跨度内都达到过北纬63度。政治地理学和国际法学认为，某国的臣民先到过某地，但未在那里长期留守、居住、管理统辖、考察，便不等于某地便已是某个国家、政权的疆土地盘，不等于已把某地“划入了”某国的“版图”。因为那样的事例在探险史、地理发现史、旅行史上是屡见不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