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统一(German unification)发生于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成功统一了北德意志邦联，建立了德意志帝国。由这个时间开始，所有德意志邦国都被统一为“德意志国”。对于这位“铁血宰相”是否有统一德意志的宏大计划，还是只是纯粹扩张勃兰登堡-普鲁士的领土，长久以来有很多争论。

德意志统一，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上正式整合为单一国家，发生于1871年1月18日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时值普法战争结束且法国战败之际，德意志各邦国的皇室在凡尔赛宫聚集一堂，宣布德意志帝国成立，并加冕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意志的皇帝。

其实从非官方角度来看，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大多数习德语的邦国就已尝试联合，邦联早已存在。而在逐步合并的过程中，自然出现了各邦在宗教、方言、社会习俗以及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的差异和矛盾，最终走向统一。因此，1871年的仪式仅代表了统一这一漫长进程的尾声。

在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时期，帝国版图由超过300个大大小小的独立邦国组成，帝国整体事务则由邦中最强大的奥地利掌控，奥地利大公弗朗茨兼任帝国皇帝，称弗朗茨二世。

1805年8月9日，奥地利、英国、俄国、那不勒斯和瑞典结成第三次反法同盟，向拿破仑宣战，最后反法同盟大败收场。战败使奥地利在帝国中威望扫地，伴随着弗朗茨二世于1806年8月6日退位，各邦宣布解散，神圣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帝国覆灭之前，各邦国之间早就在法律、行政和政治外交方面摩擦不断了， 但之后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却刺激了原帝国中的德语民众，各邦对于同一语言、同一文化、同一法理根基的追求空前高涨。同时，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对欧洲社会政治生态中的王朝和专制体制发起了挑战，这一思想很好地为统一德意志提供了学术基础，统一的推动者借此着重强调了区域内统一传统、教育和语言的重要性。而在经贸方面，1818年普鲁士发起的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逐步扩展至德意志邦联中的其他各邦国，消除了邦间贸易的繁琐、矛盾和恶性竞争。再加上交通的不断改善，邦内和邦间的商贸和往来旅行变得愈加便捷，进一步加速了中欧说德语的民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尽管有时也会带来一些摩擦。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率法军在滑铁卢战役中惨败，宣布退位。路易十八再次复位后，遂于11月20日与第六次反法同盟各方重订和平条约——1815年之巴黎和约，加上之前维也纳会议达成的结果，奥地利巩固了自己在中欧的势力范围，并确定成为德意志邦联的主席。然而，无论是和约缔结者还是会议多方都没能考虑到普鲁士势力的发展壮大，更没有预见到不久之后普鲁士会挑战奥地利的领导地位。普奥两强都有着统一德意志的雄心，但却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普鲁士提出了小德意志方案，将奥地利排除在外的德意志；奥地利提出了大德意志方案，一个包含奥地利的德意志。

谈到统一德意志，就不得不提及统一进程的推动者，时任普鲁士王国首相的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对于俾斯麦的真正动机，历史学家一直争论不休——一部分认为，俾斯麦真的制定有一份宏伟计划，将1866年诞生的北德意志邦联扩张至吞并南部的德意志邦国以达成一统；而另一部分则持相反观点，认为俾斯麦原本并无统一计划，他纯粹只是寻求扩充普鲁士王国的势力范围。但不管怎么说，俾斯麦所引领的现实政治，即以国家利益作为内政外交的最高考量，以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实力作为国家强弱的评判尺度，再加上当时的客观环境（包括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彻底影响了19世纪的普鲁士和德意志走向，也恰好顺应了民众在长期遭受丹麦和法国等诸多国家欺凌的情况下，对于一个统一的德意志所抱有的期望。

在俾斯麦推动下的德意志统一，主要靠普鲁士的三场军事胜利——普丹战争（1864年）、普奥战争（1866年）和普法战争（1870-1871年间）。胜利带来了民众的拥戴和国际上的尊重，加上政治家的高超手法，使各邦国迈向统一变得水到渠成。最终，通过普奥战争这样的直接对话，普鲁士成功地排斥奥地利，于1871年建立起了没有奥地利的，政治行政均独立统一的德意志。自此，普奥两强的格局形成了，或者可以说是德奥两国之间的冲突暂且得到了缓解。

1806年以前，中欧散布着众多习德语的邦国，包括300多个政治实体，大多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或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世袭领地。它们中，面积大小各异，最小的是荷亨洛赫家族分支领地，约776平方公里，最大则是巴伐利亚王国（75,865平方公里）和普鲁士王国（348,779.87平方公里）。各邦的统治形势也是多种多样：有些是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形成的帝国自由城市，不属于任何贵族，其中诸如有强大的奥格斯堡和非常弱小的Weil der Stadt；有些邦为教会领地，大小和影响力也各不相同，富有的诸如赖兴瑙岛，强大的有科隆大主教领地；还有就是王朝贵族领地，如符腾堡。所有这些邦国领土（或一部分——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时期的普鲁士都曾拥有帝国疆域以外的领土）构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整个疆域，甚至一度存在1000多个政治实体。

从15世纪开始，选皇帝时，基本都拥立哈布斯堡家族的头领兼任帝国皇帝，这一传统很少被打破。而帝国有一套行政和立法机制，负责调解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也会对各邦国之间可能的司法纠纷进行仲裁。帝国还通过设立郡制，允许数个邦协同管控资源，保障区域利益，包括经济合作和相互的军事保护。

1799年至1802年，奥地利、英国和俄国以干涉法国大革命为由，组建第二次反法同盟攻打法国，法军于1800年先后在马伦哥战役和霍亨林登战役中击溃奥军，迫使奥皇弗朗茨二世求和，奥地利遂于1801年2月在吕内维尔与法国单独议和，签订《吕内维尔和约》，反法同盟溃散。和约中规定，神圣罗马帝国必须割让莱茵河左岸予法国。而对帝国来说，割除莱茵河左岸意味着许多邦国就此失去领地，围绕着割让之后帝国内部如何补偿这些邦国，皇帝自然是无权决定，帝国议会的召集又太花时间，故召集各邦代表开会决议。

1801年11月7日，各邦代表大会在雷根斯堡的帝国议会堂召开，除了帝国内的主要邦国之外，法国和俄国也派代表出席。

一番长期的争吵之后，1803年2月25日，代表大会方才作出决议，4月28日皇帝对决议予以承认。帝国本想通过这次会议讨论因割让莱茵河左岸导致的邦间领地变更，但实际事态的发展，却使帝国被基本架空。原先，帝国内拥有300多个邦、数百个骑士领地、数十个教会领地和帝国自由城市。决议等同于将300多个诸侯身份一下子缩至30多个邦，骑士完全没了领地，教会领地仅剩下美因茨一处，帝国自由城市也只剩下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等区区几座。奥地利的领地基本没有什么扩张，而普鲁士，巴登和符腾堡等割让莱茵河左岸领地的邦国反而得到了面积大得多的领地，因此大批中等规模的邦国出现了。这么一来，原本由奥地利和普鲁士各自带领其他小邦构成的两大阵营，变成了中等规模邦国联合起来对奥普两国分庭抗礼的局面。最乐见这一局面的，无疑是奥普两国的仇敌——法国。拿破仑于1806年组建由16个原神圣罗马帝国的邦国加入的莱茵邦联。

1805年12月2日，奥地利再次联合俄国攻打法国，爆发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的法军大破奥俄联军。12月4日，弗朗茨二世和拿破仑会谈，达成停火协议。12月27日，奥地利和法国签订《普莱斯堡和约》。奥地利退出反法同盟，弗朗茨二世取消自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封号。至此，第三次反法同盟瓦解，神圣罗马帝国之历史也告终结，拿破仑成为欧洲的霸主。

重组之后的德意志各邦在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由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实际统治，然德意志国家主义却开始逐渐风行，社会上出现了将“德意志”看作独一国家的思潮。德意志哲学家与国家主义之父的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在他的著作《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这样说道：“相比国家内部的区域划分，国与国之间最初的，真正的天然边界更加毋庸置疑。人民共用的同一种语言，早过任何人类艺术，犹如一条与生俱来的无形纽带，自然而然地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互理解，愈加的亲密无间。他们是一体，且本就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正如费希特描述的那样，共同的语言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前提。

但是，同处19世纪的德意志历史学家们也注意到了，让数百个邦国走到一起的不仅仅是同语这一个因素。中欧德意志各邦长期处于法国的统治下，各邦达成了共识，即共同赶走法国入侵者并夺回本就属于自己的土地。

1806年，普鲁士联合俄国、萨克森王国、英国、瑞典和那不勒斯王国发起第四次反法同盟，10月1日普鲁士对法宣战。14日仅一天，拿破仑的法军闪电般地击溃普军，迅速占领普鲁士，于10月25日拿下了普鲁士首都柏林。法军趁胜追击俄军，迫使俄皇求和，于1807年7月签订《提尔希特和约》。至此，法兰西帝国达到了顶峰，加上之前已经臣服了的奥地利，整个中欧和东欧的反法势力尽除。随后，拿破仑针对反法同盟中剩下的英国，实施大陆封锁政策，封锁欧陆和海外各处港口，严禁英国船只靠港通商，然而葡萄牙却坚持对英贸易，遂于1808爆发半岛战争，法军占领西班牙之后进抵葡萄牙，攻打驻守在那里的英葡联军。

战争一直持续到1814年。签订了《提尔希特和约》的俄国一度支持法国实行大陆封锁政策。但此后几年间，法俄两国在奥斯曼、波兰和中欧地区的争夺日趋激烈，再者俄国放弃“大陆封锁”的举动，激怒了拿破仑，遂在中欧拉拢普奥两国贡献兵力，于1812年6月24日进攻俄国，爆发法俄战争，法军最终战败，年底经中欧撤回法国。

数年间法国的穷兵黩武搅得中欧各邦永无宁日；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几乎毁掉了整个中欧的经济；仅法俄战争就致12.5万德意志士兵丧生。这一切，使许多德意志人，对法国统治者的幻想彻底破灭。许多德意志民众纷纷展望一片不受法国影响的中欧，学生自发组建起的国民军或自卫队开始加速脱离法国的进程。

法俄战争中受挫的法国放松了对德意志各邦王室的控制。

1813年拿破仑采取军事行动，试图重新拉回各邦。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萨克森及莱茵邦联的某些邦国组成第六次反法同盟，对抗法军。拿破仑率军40万与反法同盟军作战，不料各附庸小邦国趁机起来反抗法国，拿破仑陷入困境。

1813年10月拿破仑的20万法军在萨克森遇上了30万反法同盟军，激战超过三昼夜，史称莱比锡会战，成为19世纪欧洲最大规模的陆战。会战以反法同盟军的决定性胜利结束，自此法国失去了对莱茵河以东领土的控制。反法同盟军趁胜越过莱茵河继续追击法军，拿破仑的法军和政府土崩瓦解。

1814年3月反法同盟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并于1814年5月3日下午6时半乘坐英国船只被押送至意大利的厄尔巴岛。

1815年拿破仑离开厄尔巴岛返回巴黎，于3月2日经政变夺权成功，重新上台，史称“百日王朝”。这个消息传到维也纳后，引起维也纳会议与会国家的震惊和不安。由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撒丁及被英俄普奥四国所控制的荷兰、比利时、德意志一些小国组成了第七次反法同盟。威灵顿公爵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元帅指挥的普军于1815年6月18日在滑铁卢战役中重创法军。其中布吕歇尔率领的普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6月16日，布吕歇尔的部队在比利时的里格尼与法军交战，普军大败，损失超过2万。危急关头，副将格奈瑟瑙暂时代理负伤送去救治的布吕歇尔指挥全军，不和法军在此耗下去，赶紧向瓦弗（比利时城市，在滑铁卢附近）撤退，保存力量，然后再重新集结。

两天后，拿破仑与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场对决。就在双方杀得昏天黑地之时，休整完毕的布吕歇尔的普军及时赶到，与英荷联军一同大破法国近卫军，接着普军在追击中一连七次击败法军，法军彻底被摧毁。拿破仑迫于国内压力，再次退位，宣告拿破仑时代结束。

拿破仑时代落幕之后，维也纳体系在各方势力基于力量平衡的原则下，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欧洲政治外交体系。在这一体系中，首次就势力范围作了划分，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多个包括意大利和德国等新生国家的形成。

其中，领土已扩张的普鲁士和1803年诞生的38个其它附属邦国，一起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势力范围。各方商议后决定建立起一个松散的邦联体，称为德意志邦联（1815-1866），由奥地利担任首领，并在法兰克福设立“邦联议会”（各邦首脑参加的议会）。自神圣罗马帝国中期开始，奥地利大公（皇帝）兼任帝国皇帝，故推举奥地利皇帝兼任邦联元首。

这样一来，矛盾出现了。邦联依然交由奥地利主宰，却全然没考虑到18世纪即已崭露头角的普鲁士的利益。18世纪初，勃兰登堡的选帝侯自封普鲁士国王，从那时起，普鲁士通过战争和继承的方式，不断稳步地提升影响力。随后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和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王）参战的七年战争期间，普鲁士的表现尤为显眼。当奥地利的国母玛丽娅·特蕾莎试图在神圣罗马帝国内重振哈布斯堡王朝的威严之时，腓特烈大帝于1785年组建诸侯会盟，利用会盟联合抵制奥地利取得成功。

由此，奥地利和普鲁士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了帝国中对抗的两极。双方的抗衡又一次在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即便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终结之后，普奥两国的竞争依然持续。

尽管邦联议会在名义上被称为议会，与会者仅限于主要邦的领导人，并非投票选出，故代表的利益集团十分有限。许多邦都没有宪法，即便是在有宪法的邦国，如巴登公国，只有男性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拥有参选权。此外，权力划分中没有照顾到普鲁士。虽然普鲁士军队在1806年的耶拿战役中遭到法军全歼，但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普军的大胜，证明了普鲁士已迅速恢复了军事实力。很明显，普鲁士领导人非常期望能够在邦联中扮演重要角色。

经历了拿破仑时代，以及德意志各邦的松散无力之后，国家主义开始兴起。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在对抗拿破仑时期得到的经验中探寻国家和民族的根源。

1815年诞生了学生组织Burschenschaft，主张自由主义改革和德意志统一，示威游行不断出现，包括1817年10月在瓦尔特堡举行的示威活动。德意志的演说家们也纷纷发表演说，宣扬德意志统一的重要性。在第六次反法同盟作战期间，德意志各邦曾经有过承诺，希望能一同以人民主权思想代替君主和议会制，建立新型国家。然而，一旦重获和平，曾经作出的承诺全被忘却，没有一项得到落实。

而学生组织的举动日益激进。

1819年3月，一名持极端统一思想的学生暗杀了德意志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这些引起了保守派领袖，如克莱门斯·梅特涅的极大关注，保守派势力开始担心国家主义的抬头。同年9月20日，保守派领袖们召开会议平决议并颁布了卡尔斯巴德法令，维也纳体系的核心人物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巧妙地利用了保守派对暗杀事件的愤怒情绪，使保守势力一致同意进一步控制报刊，并对包括学生组织Burschenschaft在内的自由派和国家主义运动严格限制。结果，法令迫使Burschenschaft结社走入地下，有关国家主义的书籍和刊物的出版遭到限制，同时限制大学教授有关鼓励学生讨论国家主义的学术演说。但事后证明，这些反动措施都是徒劳的，奥地利被彻底的排除在德意志的统一之外。

除了同文以及国家主义的推波助澜之外，另一个对德意志统一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德意志关税同盟（Zollverein），它推动了德意志在经济方面的统一。

关税同盟的设想一经提出，1818年在普鲁士和霍亨索伦家族领地之间率先实现了关税同盟，称普鲁士关税同盟。30多年后，其他德意志邦国纷纷加入同盟。关税同盟有助于消除各邦存在的贸易保护壁垒，尤其改善了原材料和加工成品的交通运输网络，使物资得以快捷地在邦间边境畅行无阻，进而大幅降低成本。这一点对于坐落在莱茵河，萨尔河以及鲁尔河谷附近的新兴工业中心来说，至关重要。

19世纪初，德意志境内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Heerstrasse邦的道路因多用于通行军队，路面泥泞不堪，无论是海外旅行者还是当地人，都对此怨声载道。随后的拿破仑战争，使德意志各邦领地成了东西战争的十字路口，尽管如此，道路状况竟然得到了改善。普鲁士境内的硬地公路从1816年的3,800公里提升至1852年的16,600公里。道路的四通八达使得人们可以多地往来，火车、旅店、餐馆，有时甚至是巴登巴登的休闲宫，都成了他们邂逅的场所。

水路运输也得到了改善，拿破仑发布政令，清除了莱茵河河道上的障碍物，但船只若要逆流向上，必须靠人畜在岸上牵引。截至1846年，共有180艘船只穿梭于德国的河流网络中。

到了1920年代，蒸汽船代替了人力和畜力。

相比公路水路状况的改善，铁路带来的影响更为深远。德意志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形象地将铁路和关税同盟比作一对双胞胎，借此强调两者紧密的关联。德意志帝国的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铁路最先标志了国家迈向统一的步伐。德国小说家维廉·拉贝更是写道：“德意志帝国是在第一条铁路建成时诞生的”。尽管如此，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种钢铁怪物。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就觉得，让他从柏林到波茨坦的行程节省数小时的火车，对他来说没有多大意义。而保守派人物梅特涅更是彻底拒绝乘坐火车。此外，还有着不少人将铁路视作“恶魔”，其中就有Nikolaus Lenau在他1838年的诗作中，对铁路破坏了森林原有的寂静而扼腕叹息。

由于地理上尚不存在中央（国家首都），铁路的铺设不呈放射状，而是均匀的网状模式，铁路连接区域内城镇和市场，再从边缘朝各个方向通向区域外的铁路。随着铁路网的扩张，运输物资也越发廉价：在1840年，运送1吨物资每公里要价18芬尼，而到了1870年就只需要5芬尼了。铁路带来的效应可谓立竿见影，例如原材料可以由铁路直接往返鲁尔河谷上下游，无需中途卸上卸下。铁路带动了商品的需求，通过在沿线设立商铺，激发途经地区的经济活力。

1840年的内陆货运量方面，水路是铁路的三倍多；而在1870年情况彻底逆转，铁路承担了于水路四倍多的货运量。与此同时，铁路也改变了城市风貌，人们的旅行方式，甚至影响到了社会秩序。虽然在1890年代之前仍有一些偏远省份尚未连入铁路系统，但到了世纪中叶，确切地说是到了1865年，绝大多数的人口聚居地，制造业和生产中心都已连入铁路网络。

伴随着交通的便捷，各地的德意志人开始发觉，他们不仅语言相同，而且在其他许多方面也都是统一的。

因编写大型德文词典《The Grimm》而闻名的格林兄弟，从德意志各地乡间巷里收集研究民间故事——即享誉全球的《格林童话》。

Karl Baedeker编写了关于中欧各地城镇和区域的旅行指南，包括旅行中可供之居所，可看之景胜，同时还简短介绍各地城堡，战场，著名的建筑物和名人。他的指南中甚至还标明了间距，哪些路必须避开，以及徒步旅行的最佳路径等。

自由主义诗人奥古斯特·海因里希·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在他的诗词中不仅表明了德意志人民语言上的统一，更传达了德意志在地理位置方面也是统一的观点。他用诗句呼唤德意志的主权统一，其诗句成就了德国国歌《德意志之歌》。

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奥地利和普鲁士开始大肆打压自由主义运动，革命前的这一段时间被称为“三月前夕”。期间，整个欧洲掀起一波自由主义浪潮；自由主义者的改革倡议包括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多项议题。绝大多数欧洲自由主义者在这一期间试图由民族自决原则寻求国家统一，希望促进社会制度步入资本主义，同时要求扩大参选权。

保守派势力频繁采取措施予以阻止，统一的呼声还是遍布德意志各邦。1832年5月，超过3万人在汉巴赫举行集会。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群众以农村乡镇搞集市的形式，呼吁博爱，自由和国家统一。集会者于上午在汉巴赫镇集合后出发，徒步前往附近山上的汉巴赫城堡遗址，于中午抵达。抵达后，演说家登台演说。演讲的整体内容与1930年代的国家主义和法国“七月革命”的目标有根本不同：德意志国家主义提出对国民的教育,已经完成；相比法国“七月革命”在各阶级之间筑起壁垒，集会者诉求的是国家主义的温和处理，不要造成阶级间的冲突。

梅特涅针对汉巴赫集会，再次以集会为借口，推动保守势力颁布更严厉的法案。1832年6月28日颁布的“六项条款”，强调君主政体的正当性。7月5日，法兰克福的邦联议会通过了另外10项条款，重申将继续正在执行的审查制度，限制政治团体并严控公开活动。成员邦同意在政府遭遇社会动荡之威胁时可以借助军队镇压。

其他若干因素使德意志国家主义的兴起变得复杂化。人为因素包括德意志邦联成员国之间特别是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政治对立，还有商贸利益与地主利益之间发生的社会经济层面的竞争。自然因素则包括1830至40年代席卷欧洲的两次旱灾，导致40年代的大饥荒。工业化和制造业转化后，由于寻找酬劳更丰厚的工作，不少人离开乡村和小镇。他们一周都在城市工作，而每周只花1天半的时间回到乡镇。

普通民众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紊乱，经济在转型期中遇到的种种难题，以及遇上的气象灾难都加重了中欧面临的难题。1840年代中期，中欧大面积出现马铃薯晚疫病，再加上连年的恶劣气候，导致粮食收成锐减，大多数政府在应对饥荒方面的无能，迫使许多人认为那些高高在上的富人和掌权者根本不关心他们的死活。当权者注意到的却是劳动阶层中的动荡和知识界人士的不满。因此，当权者首先想到的，便是动用审查、罚款、监禁和流放来镇压批评声浪。

1817年瓦尔特堡集会和1832年汉巴赫集会都缺乏清晰可行的统一路线图。在汉巴赫集会上，许多演讲者抛出的都是一个个迥然不同的方针。他们只因都宣扬统一而走到一起，但演说从头到尾不包括任何具体的行动方案，剩下的就只是一种理想，即当人们都达到适当的教育程度的时候，人们自行会促成国家统一。那些会上的豪迈演讲，招展的旗帜，热情洋溢的学生和聚会午餐的人群形同一盘散沙，根本不可能形成一股政治力量。而邦联议会对于集会的倡议，始终无动于衷。到了1848年，国家主义者开始寻求解决这个问题。

1848至1849年爆发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革命的目标是统一，和一部德意志宪法。革命势力向各邦政府，特别是莱茵兰地区施加压力，要求举行一次立法议会起草宪法。然而，在宪法内容方面，革命势力内部发生了分化。其中，许多左翼革命派希望宪法能赋予普选权，建立一个永久的国会和一个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考虑到各邦中属普鲁士国土面积最大，实力也最强）。与之相对的是，革命派中的中间派和右翼只希望在各邦内部扩大参选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再实现松散的统一。最终在压力之下，出现了各种基于不同标准的选举，比如普鲁士的三级选举权。

1849年3月27日，法兰克福邦联议会通过圣保罗教堂宪法，于同年4月将皇位授予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但遭到了威廉四世的回绝。拒绝的原因有多种，表面上，他回复议会说没有各邦国王的同意，他无法接受皇位。其实私底下是担忧会遭到其他邦的反对，担心此举会招致奥地利和俄国的军事干预。尽管革命派提出的对选择权的要求，在过去一经提出，之后有关主权的议题和参政就都会被搁置，但出乎意料的是，法兰克福邦联议会还是起草了一份宪法。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一定意义上是失败了，它被迫作出了妥协，起草了宪法；另一方面，革命派虽然逼得一纸宪法，但真正寻求的统一却还是没能达成。不过，不能说革命派没有任何收获，他们在许多宪法事宜方面与德意志各诸侯进行了合作，促成了一定程度的改革。

关于法兰克福邦联议会的成与败，历史学家曾经争论了数十年，而关于它对德意志建国的贡献，从不同历史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诠释。有一种观点于一战结束的1918年出现，并在二战结束后受到普遍关注，这种观点认为，自由派（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在法兰克福邦联议会上的失利，其实就是资产阶级对保守派，尤其是保守的普鲁士地主贵族们作出的让步，最终使德国在20世纪走上了一条与传统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道路。这一观点主张，统一没能在1848年促成，而是延迟到1871年才实现，这就延缓了积极正面的国家观的发展形成。希特勒一贯呼吁德国民众为了伟大的国家牺牲一切。然而，希特勒政权并没有帮助塑造德国人的国家观，他只是在变卖社会上正在盛行的，民众内在固有的一种文化价值观。此外，该观点也坚持，1848年的“失利”暴露出当时德意志中产阶级中依然存在着对成为贵族的潜在渴望，由此也就注定了德国中产阶级没能形成实现现代化的自发意识。

然而，最近的学术研究却反对以上观点。研究指出，相比德国，其它国家历史上遇到的谓“截然不同的道路”绝对不会少。持新观点的历史学家指出，自由派政治家在1848年其实并不算让步，而是获得了具体的成就。他们提出的许多思想和方案被成功纳入到了日后俾斯麦的社会方案中（例如，社会保险制度、教育制度和更大范围的选举权）。此外，新观点认为，所谓“截然不同的道路”，其实是由于一些其他国家（如英国）先入为主的思想造成的。新观点进一步对“英国模式”这一称谓发起了挑战。在对英国和其它“正常”国家（例如法国和美国）发展模式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便在这些国家之间，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也不是对等的，也并没有比德国早上多少年，它们的发展大体都发生在19世纪中后期。截至1890年代末，这一新观点被普遍接受。尽管如此，一些历史学家仍然觉得有关“异路”的分析能有助于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法兰克福邦联议会解散之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在拉多维茨将军的影响下，支持通过与各邦诸侯签订自由协定，建立起一个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联盟，称Erfurt联盟，并在普鲁士领导下差不多完全去除奥地利在各邦中的影响力。然好景不长，奥地利和俄国（俄国是1815年欧洲势力范围协定的担保人）随即在摩拉维亚小镇奥尔米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联手对普鲁士施加外交压力，普鲁士被迫放弃组建联盟。1850年11月，普鲁士承认恢复德意志邦联，同意继续由奥地利领导，史称《奥尔米茨条约》。

Erfurt联盟和奥尔米茨条约，事件看似短暂又微不足道，其实对德意志各邦的影响是深刻的。自此，各邦接下来面对的问题已不再是是否统一，而变成了何时统一。一名前法兰克福议会成员Johann Gustav Droysen就概括了问题所在：“很明显，德意志问题，实际就是在普奥之间二者选一。两者各自站在了积极和消极两个极端，普鲁士注重整个国家的利益，政策和体制富有改革力度；而奥地利看重的却是王室利益，政策和体制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毋庸置疑。此时的德意志问题，早已不是什么宪法的问题了，而是权力与实力的问题了，哪一方实力占优，就能赢得这场较量。现在较量表现出的是，普鲁士君主开始代表整个德意志人民，而与此相比，奥地利却做不到。”

这些条件下的统一带来了一个外交问题。可能形成的德意志统一（包括同时在进行的意大利统一）将要挑战1815年达成的势力平衡。统一一旦达成，将彻底推翻由英、法、俄、奥四国划分和确保的势力版图。 在该版图中，四国共同瓜分了各地区：法国的势力范围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并与奥地利共同影响意大利各邦；俄国人拿下中欧东部，并与奥地利一同支配巴尔干；奥地利控制着原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大部分中欧领土；而英国则拥有欧陆之外的世界，尤其是海洋。

势力范围体系的建立，前提是德意志和意大利各邦保持分裂，而不是它们的整合。随着德意志团聚于一面旗帜之下，免不了产生一系列疑问：何谓德意志人？德意志在哪里？德意志由谁管理？更重要的问题是，到底谁能最好地保卫“德意志”。面对这些疑问，多方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小德意志方案中，德意志各邦将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统一；而在大德意志方案中，奥地利将统领各邦实施统一。普奥两种方案的对立，延续了两国自普鲁士王国1701年诞生之日起长期的政治和外交较量，并在之后的20年中酿成最终普奥的军事对决。

就在倡导国家主义的人们对德意志统一抱以很高期望之时，革命者加入了统一进程中。意大利统一运动领导者朱塞佩·加里波第在1865年4月10日寄给德意志革命家Karl Blind的信中写道：“人道方面的进步似乎裹足不前了，您和您的上司会知道这是为什么的。原因就在于世界缺少这么一个具有真正领导力的国家。而真正的领导力，当然不是去统治其他民族，而是应该教导人民，使他们具备责任感，自觉地去消除国家民族之间因狭隘的利己主义而构筑起的壁垒，从而使相互达成手足般的友谊。” 加里波第希望统一后的德意志能够具备这样的领导力，“我们希望能有个国家勇敢地站出来，像中世纪的骑士那般，力挽狂澜，扶弱济贫，号召各国一同救助深陷贫困或战火，饱受外国势力欺凌，渴望过上安定美好生活的百姓大众”。

1857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出现中风，导致身体部分瘫痪，无法继续料理国事。1858年10月由其弟威廉亲王（即日后的德皇威廉一世）摄政；由老毛奇出任总参谋部参谋长；冯·隆担任战争部大臣。冯·隆和威廉共同重组普鲁士军队，而毛奇则对普鲁士的国防战略进行了重新设计，使作战指挥体系更趋合理。军队改革还一度造成普鲁士国内的一场宪法危机，问题就在于国会和国王（通过战争部大臣）都想控制划拨给军队的预算。威廉亲王于1862年正式登基称王，是为“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之后，威廉任命奥托·冯·俾斯麦出任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支持战争部大臣冯·隆，一同解决了这场宪法危机。

1854-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和1859年爆发的第二次意大利独立战争搅乱了英、法、奥、俄四大国这间的关系，一片混乱过后，毛奇对作战思想的重新设计，冯·隆和威廉对军队的重组，以及俾斯麦的外交手腕，三者合力影响了欧洲力量平衡的重新架构，并以军事实力和现实政治主义理念为后盾，籍由一系列对外胜利，迅速使普鲁士成为领导整个德意志的力量。

1862年9月30日在普鲁士下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刚就任首相一职不久的俾斯麦作了他闻名遐迩的“血与铁”演说，其中对现实政治的本质作出了他的阐述：“不要指望用演说和决议解决当前所面对的难题，我们在1848和49年就犯了大错，能够解决问题的应该是铁和血”。俾斯麦所说的“铁和血”，普遍被认为是德国日后诉诸武力的证据，其实这是对俾斯麦话中内容的误解和引用不当。首先，他演讲中所说的“不要指望用演说和决议解决当前所面对的难题”，经常被理解为俾斯麦“抛弃政治外交手段”，其实俾斯麦本人从没主张过“抛弃”。其次，俾斯麦强调“铁和血”并不是暗示普鲁士军队的无敌军事实力，实际上是指落实于行动的能力以及两大指标：“铁”是指德意志各邦的钢铁（和相关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而“血”是指在必要时使用它们（钢铁和武器）的决心和意志。

对铁和血的需求迅速显现了出来。在俾斯麦演讲的1862年，藉由泛日耳曼主义的和平精神建立德意志国家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已经从1848年表现出的自由和民主特质，逐渐适应了俾斯麦的现实政治主义。崇尚现实主义的俾斯麦不仅知道统一国家可以带来的益处，也预想到了统一之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同时他也深知霍亨索伦王朝对国家的重要性，这一点被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是俾斯麦对1871年帝国成立作出的主要贡献之一。由于德意志各邦之间均签署了相互协防的合约协定，使得普鲁士不敢发起单边行动。按照俾斯麦所期望的，要让德意志各邦团结起来对一个单一敌人宣战，那么就必须挑逗他的那些外交对手们，引诱其先对德意志其中的一个邦国开战。历史学家曾经就俾斯麦在引发普法战争时扮演的角色进行过长期的讨论。传统观点主要受19世纪和20世纪初亲向普鲁士的历史学家的影响，坚持认定俾斯麦是德意志统一幕后唯一的策划者。1945年后的历史学家们则更多地注意到，俾斯麦在操纵诱发战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投机性。但无论如何，俾斯麦既不是恶徒，也绝非圣人；不得不承认的是，他通过自己高超的政治外交手腕，不仅得到了威廉的垂青，更是将1866至70年间的事态成功地一步步操控手中。

德意志的统一按时间顺序可分为三部曲：首先，没有子嗣的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七世病故，紧接着1864年爆发普丹战争；接着，意大利统一运动提供了出兵的借口，1866年普意联手攻打奥地利，史称普奥战争；最后，西班牙欲引入德意志的霍亨索伦家族，封为西班牙国王。此举致使法国为摆脱被霍亨索伦势力的包围，遂向普鲁士宣战，于1870-71年爆发普法战争。普鲁士赢下了所有三场战争，意味着1815年和约签字方中已无任何一方支持奥地利在中欧的利益，整个德意志只接受普鲁士的君主统治。自此，奥地利不再也无力干预德意志事务。

三部曲的首个机会来自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1863年11月15日，克里斯蒂安九世成为丹麦国王，兼任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两公国的公爵。3天后的11月18日，丹麦国王签署十一月宪法，宣布石勒苏益格并入丹麦。德意志邦联视此为违反了1852年《伦敦议定书》中所强调的对丹麦不得合并此两处独立公国的规定。此外，两公国的人口也有不属于丹麦的特质：荷尔斯泰因的大部分人口为德裔并在日常生活中说德语；而石勒苏益格的人口则更加复杂，有很可观的一部分丹麦裔少数民族。德意志邦联曾作过多次外交努力以促使丹麦废弃十一月宪法，但均告失败，遂于1864年2月1日普奥联军越境进入石勒苏益格，与丹麦交战。起初，丹麦试图倚仗在维京时代修筑起的地面防御工事，但事后证明这些工事毫无作用。丹麦完全抵抗不了普奥联军，同时又指望不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任何支援（由于此次丹麦属明显违反国际条约）。普鲁士在此战和两年后的普奥战争中全军配备了史上首款旋转后拉式手动枪机的来福枪。这款来福枪使得普鲁士士兵可以在卧倒匍匐时射击和填装子弹，且一次就能填装五发，与普军相比，丹麦士兵使用的依然是老式火枪，填装子弹时人必须站立起来，竖直枪管后子弹由枪口塞入，且只能填一发打一枪。普丹战争最终以普奥联军的胜利而告终，于1864年10月30日签署的维也纳和约中，将石勒苏益格交由普鲁士管辖，由奥地利管辖荷尔斯泰因。

1866年，在新成立的意大利的策应下，俾斯麦制造外交局势，声称夹在石勒苏益格与普鲁士之间的荷尔斯泰因理应归属普鲁士，激怒奥地利先行向普鲁士宣战。1866年4月，普鲁士派代表前往佛罗伦萨，与意大利达成密约——双方将相互策应，协同攻打奥地利。翌日，普鲁士驻法兰克福代表向议会提交一份计划，呼吁通过直选和普选组建一个全国议会和一部全国宪法。不少德意志自由派人士对此项计划的正当性持怀疑态度，认为此计划纯粹就是为了提升普鲁士的实力。

站队：1866年4月21日，新组建起的意大利军队进犯奥地利的蒂罗尔和威内托边境。消息传至维也纳，使得法兰克福那边僵持着的有关全国宪法的争吵暂且搁置。尽管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冷静，但意普奥三方都在筹备接下来的武装冲突。5月1日，威廉一世授予毛奇全权指挥军队，第二天施行全国总动员。

邦联议会中，中等面积的邦国反对出兵参与冲突，如符腾堡、巴登、黑森、萨克森-魏玛、萨克森-迈宁根、萨克森-科堡和拿骚公国。俾斯麦为寻求这些邦支持普鲁士，向它们作出了一系列颇具诱惑力的承诺，但却遭致各邦政府的回绝。这样一来，普鲁士只争取到梅克伦堡-什未林大公国和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国（两者毗邻勃兰登堡，军事与政治实力非常弱），还有国外的意大利。

而与此同时，社会和政治界中开始出现了反对普鲁士强权手段的声音。反对方遍及德意志各邦的城市委员会、支持统一的自由派议员、以及那些看重统一能带来丰厚利益的大小商会，它们反对普奥之间发生战事：双方的任何冲突不会带来利益，只会让各邦王室渔翁得利。民意观点也趋向于反对由普鲁士主导的体制。莱茵河沿岸信奉天主教的民众，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科隆等大城市和人口密集的鲁尔河谷地带的居民，仍继续支持奥地利。到1866年春末，绝大多数重要邦国都开始反对普鲁士以武力重组邦联的努力。普鲁士内阁始终认为只有靠以军事为首的硬实力才能使德意志统一。而与此相反的是，法兰克福议会中的自由派却笃信统一仍可由各方坐下来商议来实现。

奥地利遭到孤立：虽然不少德意志邦国最初偏向奥地利，但在面对普军时它们却都采取守势，没能对普军作多少有效抵抗。实际援助奥地利的只有萨克森。法国曾对奥地利承诺会适时给予某种形式的帮助，但事实上，法国的帮助不仅太晚，且力度也非常有限。使局势对奥地利更为不利的，是奥南部边境上意大利的进犯，奥地利不得不抽调兵力赶往威内托至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爆发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在普鲁士方面，通过克尼格雷茨战役，普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要阻止俄国介入冲突去支援奥地利，能否快速停战就显得非常关键。普鲁士通过战争，相继吞并了汉诺威、黑森-卡塞尔市、拿骚公国和法兰克福。黑森大公国失去了部分领地，但尚未丧失主权。美因河以南的巴登、符腾堡各自与普鲁士签订条约，支付赔款，同时被纳入普鲁士的势力范围。普鲁士将势力范围组建北德意志邦联，并将奥地利及其盟邦排除在外。

从此，奥地利再也无法继续影响德意志诸邦，转而将注意力投向巴尔干。1867年，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世与匈牙利达成一致，给予匈牙利王室同等地位与一定自治权之后，建立起共主邦联形式的奥匈帝国。1866年8月23日，奥地利与普鲁士签订《布拉格条约》，象征普奥战争结束。条约中对奥地利算是给予宽大处理，奥地利也大幅度调整其与新生的意大利之间的关系。虽然奥军在战场上大胜意军，但基于普意战前达成的承诺，条约规定奥地利将威内托割让予意大利。实际操作中，奥地利先将威内托让给法国，然后由法国转交给意大利。法国对奥地利的遭遇表示同情，加上普鲁士全盘否认战前作出的承诺（1865年9月在比亚里茨的一次会议上，俾斯麦曾经向拿破仑三世明言，法国若能在普奥战争期间保持中立，那作为回报，普鲁士会默许法国吞并普法两国之间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部分领土），导致了对普鲁士的反感态度在法国蔓延。

奥地利战败后，北德意志邦联拥有自己的宪法、国旗和政府行政机构。普鲁士通过军事打击制服了奥地利，尽管如此，虽说这样一来奥地利对诸邦的影响是去除了，但同时也无可挽回地造成了泛德意志统一势力的分裂。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对普鲁士的强权政治开始持反感态度。

截至1870年，欧洲政界普遍从普奥战争中得出了三点教训：首先，旧有的联盟和1815年划分的势力范围很脆弱，一个强大的邦国凭借自身的军事实力就能发起挑战；其次，通过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制造出使对方倍感不利的氛围，引诱对方率先宣战，然后便以外部侵略的受害者身份，谋求联盟其他诸邦的帮助，合力对付对手；最后，普鲁士的军事实力已经远超奥地利，各邦普遍承认只有普鲁士才能保护它们免受外部势力的干涉或威胁。在1866年，绝大部分的中等规模邦国都还抵制普鲁士；可到了1870年，这些邦国不是被强迫，就是被哄骗着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协防联盟。一旦欧洲外部势力对联盟中某邦宣战，所有其他成员都将协助组织防御。经这一手对欧洲事务的巧妙操纵之后，俾斯麦制造出了对法国十分不利的局面，接下来法国成了德意志眼中的侵略者，而普鲁士俨然扮演德意志权利与自由的捍卫者角色。

1815年诞生的维也纳体系，普奥战争率先往维也纳体系上划了一道裂缝，而接下来的裂痕出现在西班牙。1868年，西班牙爆发革命推翻了女王伊莎贝拉二世，她被迫逃往巴黎，西班牙王位出现真空。西班牙人希望能由信奉天主教的王室继承王位，遂提名了三位欧洲王子，但均被拿破仑三世（作为区域内权力的经纪人）否决。最终决定将王位授予霍亨索伦-士瓦本系锡格马林根分支的利奥波德，他是霍亨索伦家族中信奉天主教一脉的后裔。

接下来的数周内，西班牙的此次王位授予引起了欧洲的广泛讨论。俾斯麦鼓励利奥波德接受该王位。若是成功落户西班牙，意味的将是西普在法国两侧同时拥戴霍亨索伦称王，这无疑是俾斯麦最希望看到的情况，但对拿破仑三世来说却是无法接受的。法国外长写了封明确的最后通牒给作为霍亨索伦家族首领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文中陈述，任何霍亨索伦王子均不得继任西班牙王位，若有染指，法国政府必将作出回应。随后，利奥波德选择放弃。可法国驻柏林大使Benedetti仍不肯罢休。他跑去面见正在疗养地埃姆斯温泉休假的普鲁士国王威廉，当面要求威廉发布一项声明，声明普王不会赞同霍亨索伦继承西班牙王位。威廉拒绝作出此类声明，两人不欢而散之后威廉命秘书Abeken迅速通过加急电报告知柏林的俾斯麦。威廉赋予俾斯麦向外发布电文内容的权力。俾斯麦对电文作了修改，删去了威廉和解口气的词句，再着重强调事件的真相。电文于当日晚发布给报社和使领馆，整个电文给人的印象就是法使提出的要求太过分，而普王也回复得很粗鲁。这正是俾斯麦精心设计的目的，既让法国人看后觉得普王羞辱了法国大使，又得使德意志人认为法使在侮辱普王，此即著名的埃姆斯密电。

以下是Abeken向俾斯麦发出的电报原文：

“Benedetti在我散步时突然截住了我，还纠缠不休地要求我允许他立即发出‘声称若霍亨索伦再度成为王位候选的话，我将永不再支持’的电报。我略为严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因为这种承诺本身就是错误的，我以前没有过，今后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承诺。当然我跟他说的，是我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消息，而相比我，他能从巴黎和马德里那儿更好地了解情况。他必须得明白我国政府确实与此事无关。

陛下有鉴于以上所提要求，决定今后将不再接见Benedetti，转由副官告诉他，他从巴黎那边获悉的消息，陛下这里均已（从利奥波德那里）得到消息确认，因此与大使没什么好谈的了。

陛下的意思是，您有权将Benedetti提出的要求并遭拒绝之事，用您觉得合适的方式，公布给我们的大使和报社。”

以下是俾斯麦经修改后的版本：

“霍亨索伦王子弃权的消息，早已由西班牙皇家政府告知了法兰西帝国政府。但法国大使仍然来到埃姆斯，向陛下提出进一步的要求，要陛下准许他向巴黎发送‘若霍亨索伦再次成为候选的话，普鲁士国王将永远不再赞成’的电报。陛下因此不再接见该大使，并已由当日副官通知该大使，陛下不会再见他了。”

这一公告由法国的哈瓦斯通讯社翻译成了法文，翻译中将大使的“要求”改成了“询问”。对“副官”的翻译也有问题，在德意志副官官阶很高，但在法文中“副官”是指一种无任何官衔的文职人员。意思也就变成了“普王拿无官衔的低等人员打发法国大使”。这一版本立即于第二天，也就是登上了法国各大报刊，在法国大使还没来得及汇报实际情况之前，这份经修改又遭不当翻译的公告跃然纸上地惹毛了法国人，让他们相信是普鲁士国王羞辱了他们的大使。尚未从萨多瓦战役的失利中摆脱出来的法国公众，纷纷呼吁对普鲁士发动战争。

普奥战争前后，拿破仑三世曾以调停人身份参加和谈，虽尝试过向普奥两边捞取领土酬劳，却最终一无所获。随后他希望奥地利能发动战争复仇。但是，1866年《布拉格条约》的签订将所有德意志军事力量统一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如果法国动武的话，德意志必将合力打击法国。面对拥有所有德意志邦国援助的普鲁士，法国打击普鲁士就等同于同整个德意志作战，且自己又是孤立无援。冯·隆对军队的重组以及毛奇设计的作战战略在普法战争中发挥出了巨大作用。普军的机动速度令法军目瞪口呆，普军承袭了70多年前拿破仑一世的那套战略，集中力量突破局部几个点，这种能力压倒了法军。普军在移动部队时还利用了境内铺设的铁路网，部队获得充足的时间加以休整备战，反观法军，依然是靠徒步行军，往返奔走于各个战场。普军在拿下数场战役之后，击溃了法军主力，先推进至梅斯，之后攻下法国首都巴黎。1870年9月1日，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被俘，法军部队也被围，士兵全数成了战俘。

法兰西帝国皇帝耻辱般地被俘，法军全军覆灭，消息传到了巴黎，一片混乱；反对拿破仑的势力趁机推翻了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最高司令部希望巴黎主动请求和谈，不料新成立的共和国政府拒绝投降。普军随即对巴黎实施包围并持续炮击城内，直到1871年1月中旬才解除包围，此时的巴黎已到了再也经不起轰炸的极限。1月18日，德意志诸邦王室和高级军事将领聚集在凡尔赛宫镜厅，拥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德意志皇帝。随后的5月10日，法国与德国签订《法兰克福条约》，条约规定法国向德国归还说德语的地区（洛林中说德语的部分区域，以及整个阿尔萨斯）；法国须支付一笔巨额赔款，以人口多少计算，总额相当于1807年拿破仑一世榨取普鲁士的那笔赔款数额；法国必须接受德国对巴黎和法国北方大部的管理权，而撤军则是看法国分期支付赔款的落实情况，落实多少数额的赔款就撤走多少人数的兵。

普法战争的胜利带来国家主义。在1860年代前半段，奥地利与普鲁士都互不相让，全力争夺整个德意志的代言权；两者都坚称自己能在国内外保护德意志的利益。在石勒苏益格-菏尔斯泰因问题上，普奥两国也都是全力争取，平分秋色。1866年战胜奥地利之后，普鲁士得以至少在国内行使其权力代言德意志各邦并保护各邦利益；反观奥地利，则是将其注意力转至巴尔干半岛的所有权争夺。1871年击败法国，确定了普鲁士在德意志邦国中的绝对主导地位。随着威廉一世被拥立为德意志皇帝，普鲁士掌控了整个帝国的领导权。南部诸邦应1871年5月10日签订之《法兰克福条约》，官方名义正式并入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至此普法战争宣告结束。德意志从一个松散的邦联体变成一个联邦制国家，功臣不仅仅有俾斯麦。统一之所以成功，还要归功于神圣罗马帝国治下时的法理合作，再加上经济方面关税同盟的存在和实施。此外，自由派领导的1848年革命，冯·隆对军队的重组以及毛奇发挥出的战略智慧等，这些都对德意志的政治统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尽管经常被视作是君主联合，但德意志帝国，严格地说，已经发展成联邦制。

1866年颁行的北德意志邦联宪法演变成为1871年发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以这部宪法来看，新的德意志具备了一些民主特征：最明显的是帝国议会赋予年满25岁的所有公民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利。此外，选举普遍没有出现什么舞弊欺诈现象，使全国议会的声誉大大提高。尽管如此，立法议案能否通过还需得到由各邦代表组成的联邦会议的同意，而这个联邦会议又恰恰被普鲁士牢牢地控制和影响。这样一来，普鲁士实际是对帝国议会和联邦会议都能施加影响。普鲁士国王以皇帝身份握有执行权，有权任命联邦的宰相，而宰相只对皇帝负责，并完全为皇帝自行作出的决定服务。按官方定义，宰相的职能类似一人内阁，负责管理国家的所有事务；而在实际操作时，下派数名国务卿作为非官方性质的各部大臣，分管财政、国防、外交等各领域。除了1872至73年以及1892至94年这两段时期以外，帝国宰相一直身兼普鲁士王国首相之职。帝国议会有权通过、修订或是否决法案，但无权起草法案（起草法案的权力留给帝国宰相）。对于普鲁士以外的其他邦，大体允许保留军队，但较小邦的军队必须交由普鲁士控制，而那些较大的邦虽说能够保留自己的军队，但也须遵照普鲁士的军事准则进行大幅改革，以求在战时能立即被联邦政府征用。

社会分析

“特殊道路”（Sonderweg）假说，将德国在20世纪遭遇的困境归因于帝国形成期间政治、法理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普鲁士的地主精英，容克地主贵族，依然在统一的国家中保有实质的政治地位。他们力量的存在使得中产阶级、佃农和城市工人在1848年和1871年两次试图革命突破的努力均告失败。一次对大资产阶级在帝国建设中的作用之研究，驳斥了先前认为的容克地主主导了政治和经济的看法。这一新的学术思想表明，汉萨同盟市商人阶级的商贸往来和政府领导的工业大力发展，才是对第二帝国的进步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外还有来自不同机构的研究也同样对威廉的德意志帝国有了全新的看法。虽然容克贵族们确实控制了官场，但与“特殊道路”假说的观点所不同的是，他们并不主宰社会、政治或经济领域。与东部的容克势力相平衡（抗衡）的，是西部各邦的大资产阶级（包括银行家、商人、实业家和企业家），以及由公务员、教师、教授、医生、律师和科学家等形成的愈加壮大的职业大军。因此，“特殊道路”假说虽仍有助于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形成，但假说也早已无法主宰对19世纪中欧的研究。学者们转而开始研究，从1840年代的自由派改革和1860年代的社会主义风潮中汲取有用的元素，进而挪用到如此保守的社会政体中去，俾斯麦到底是如何做到这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