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是古代中国朝廷用茶，专供皇宫享用。贡茶制度起源于西周，是中国封建礼教的象征。

贡茶是中国古代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茶叶，贡茶制度是历代皇朝强加给茶农百姓的一副沉重枷锁。贡茶初始，只是各产茶地的地方官吏征收各种名特茶叶作为土特产品进贡皇朝，属土贡性质。自唐朝开始，贡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上贡外，还专门在重要的名茶产区设立贡茶院，由官府直接管理，细求精制，督造各种贡茶。但无论是土贡，还是官营的贡焙，无疑都是对茶农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贡茶制度实质是一种变相的“税制”，从茶业者深受其害，对茶叶生产的发展不利，这就是贡茶制度的消极作用。

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历代皇朝对贡茶品质的苛求和求新的欲望，迫使历代贡茶不断创新和发展，因而促进了制茶技术的改进与提高。随着历史的发展，贡茶的品目越来越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贡茶的发展为中国名茶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正是如此，历史上的很多贡茶品目，仍然保留着它的名称和传统的品质风格，这也是历代茶人对中国茶业的贡献。

古代生产的贡茶，如同事物一分为二，虽增加了茶农的负担，但也促进了茶叶生产，提高了茶叶质量，筛选和扩大了宁波出产名优茶的产地。“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从古代贡茶到传承和弘扬茶文化，如今宁波名茶纷呈，著名品牌有瀑布仙茗、望海茶、东海龙舌、奉化曲毫等；在贡茶的产地车厩还有古址曦茗新秀。上世纪末，浙江省政府有位领导到那里考察，发现四周山清水秀，没有污染，是块难得的天然净土。当时，中国农科院研究出一套有机茶栽培技术，苦于找不到符合条件的有机茶种植基地。经这位省领导牵线搭桥，科研单位和当地山民一拍即合，经过数年艰苦创业，如今在茶园的大路边竖着一块巨大的指示牌：《余姚市河姆渡有机茶示范基地》，并指明“1999年经中国

农科院茶叶研究所实地勘察论证确定，规划面积300亩”。种下茶苗时先开沟埋下充足的农家肥，绝对不施农药、化肥，还专门从上海定购有机茶园专用肥料。有机茶的档次比无公害茶、绿色食品茶要高，其种植、管理、采摘、加工等，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照中国农科院专家的指令。这一有机茶命名为“古址曦茗”，其茶汤色泽清澈，香气温和，呷上一口，齿颊留香，在全国性的名优茶评选中多次获得金奖、银奖。山中还有印雪白茶、丞相绿、四明十二雷等名茶。

秦灭蜀之前，古巴蜀先民主要利用的是野生茶树，2300年前的古巴蜀人还处于原始、简单农耕生活状态，生产落后，主要种植水稻、小麦、 玉米等农作物和驯养家禽、家畜，对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有相当高的依存度。因此对茶叶的利用，时间上可能已经超过3000年，利用方式上应该比较原始。最早食用鲜叶，之后是摘下叶片晒干收藏、烹煮羹饮。

在秦灭蜀之前，茶叶的利用也仅限于巴蜀地区。尽管不能证明茶树的种植始于何时，但是，从现存世界上关于茶叶最早记载的王褒《童约》和 吴理真在蒙山种植茶树的传说，可以证明四川是茶树种植和茶叶制造的起源地。能够证明的最早开始人工茶树种植的地方是四川雅州的蒙顶山。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 《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它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象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贡茶的发生，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周武王时期。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象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君主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

随着贡品需求量的增大，贡赋制度逐渐变得严密起来。从“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最后发展到设官分职进行管理。有所谓“九赋”、“大贡”。大贡即“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物贡”。茶叶就是“物贡”中的一类。

到了西汉时期，贡茶逐步明朗化。如王褒《僮约》有“武阳买荼”、“烹荼尽具”之句，间接地反映了上层阶层的饮茶情况；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的“槚笥”，反映了茶在贵族生活中的地位；后来，还有反映西汉皇室用茶的文学作品，如《飞燕外传》所述：“咸帝崩后，后夕寝中惊啼其次。侍者呼问，方觉，乃言曰：吾梦中见帝，帝赐吾坐，命进茶。左右奏帝云,向者侍帝不仅，不合啜此茶”。

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每为食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曜素饮酒不过三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陈寿《三国志·吴志》)这些用茶无疑属于贡品。后来，又有“晋温峤上表贡茶干印，茗三百斤”(宋·寇宗《本草衍义》),“温山出御荈”(刘宋·山谦之《吴兴记》)的记载。

唐代是我国茶叶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时期，社会安定，民富国强，儒释道三教鼎立，从外在修养（指修身处世的行为规范、律仪要求）转向内在修养（指对道德意识和思想目的的实质追求）己成为他们共识。茶性高洁情雅，是他们内在修养最理想的饮料，因而三教都爱、颂茶，“田闾之问，嗜好犹切”。

安禄山反唐，硝烟弥漫，饿夫遍野，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生产下降：有识之士，把全国经济重心由北方移到南方。继六朝之后，继续从广度和深度开发江南土地，“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给衣食，供赋役，悉恃祁之茗”。茶叶种植业迅速发展，家庭手工制茶作坊相继出现、茶叶商品化成为农产物中典型，初步形成了区域化、专业化，为贡茶制度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上贡制度的理论依据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指农产品），谁非君臣”。同时在上古时代，农业是国家兴哀决定性生产部门，但科学技术不发达，生产力低下，只有依靠投入更多的劳力去从事生产，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也需要劳力，彼此互相争套。封建统治阶级

为了使劳力向农业倾斜，制定了重衣抑商政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派生出贡茶、榷茶制度，成为抑商政策的重要支柱。贡茶从李唐王朝开始形成制度，历代相传，延续几百年之久。唐代贡茶制度有两种形式：

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州定额纳贡。有常州阳羡茶，湖州顾渚紫笋茶；睦州鸠坑茶；舒州天柱茶；宣州雅山茶；饶州浮梁茶；溪州灵溪茶；岳州邕州含膏；峡州碧涧茶；荆州团黄茶；雅州蒙顶茶；福州方山露芽等20多州的名优茶。雅州蒙顶茶号称第一，名曰“仙茶”。常州阳羡茶，湖州紫笋茶同列第二。荆州团黄茶名列第三。 选择茶树生态环境得天独厚自然品质优异，产量集中：交通便捷的重点产品，由朝廷直接设立贡茶院（即贡焙制），专业制作贡茶。

湖州长兴顾渚山，与常山宜兴唐贡山接壤，东临太湖，西北依山，峰峦叠翠，云雾弥漫，土层深厚，土壤肥沃，茶树生态环境优越，水陆运输方便，所产“顾渚扑人鼻孔，齿颊都异，久而不忘”。广德年间与常州阳羡茶同列贡品。大历五年（770）在此建构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管理精细，制作精良的贡茶院，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国营茶叶加工厂。 贡茶院由“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是中央官工业的一个组成部份，除中央指派官吏负责管理外，当地州长官也有义不容辞的督造之责。这种官工业体制，对巩固封建经济结构，维护封建制度是极其有利的。

造茶要有一定的技能，贡茶院的劳力来源既不是官奴隶，也不是番户，而是由政府控制的一部份茶叶专业户，临时以“和雇匠”方式人院造茶的。“雇者，日为绢三尺”，依日纳资作为他们报酬。并有禁令防止官吏克扣他们的工资，反映了唐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有积极的一面。但他们对政府有依附关系，甚至没有人身自由，社会地位低下，是受压迫和受剥削者。

唐王朝不惜挥霍人民血汗，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每年春光明媚季节，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常州、湖州刺史率领百官先祭“碧泉涌出，灿若金星”的金沙泉（今尚存，已修葺一新，然后开山造茶）。朝廷规定第一批贡茶要赶上清明祭祖大典，因此“阴岭芽未吐，使者碟已频”工人们“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选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艰辛疲困不堪，而官员则“有酒亦有歌”，纵情欢乐。

袁高、杜牧曾出任湖州刺史，亲自督造贡茶，对茶叶采制有切肤之痛，斗胆题呈《茶山诗》给德宗皇帝，既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罪恶行径，又减少了贡茶岁额。杜牧《题宜兴茶山》诗云：“山实东南秀，茶为瑞草魁……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拂天闻笑话，特地见楼台。”把当时宜兴贡茶区的秀丽风光，繁荣景象描述得十分精到，给我们留下了一段诗写的历史。张文规“牡丹花笑主钿动，传奏吴兴紫笋来”，突出表述了贡茶在朝廷的显赫地位。

唐代贡焙制把私有茶园变为官茶园，茶农不能因种茶而谋生，反而带来了重重灾难，定额纳贡制，犹如苛捐杂税，加重了茶衣负担，使他们生活日益贫困，两者都是掠夺性的，是茶农双肩一付沉重枷琐，危害甚烈。贡茶制度的目的是既要满足朝庭穷奢极侈的需要，又能绕过商品流通渠道，缩小商业经营范围，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扼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维护封建

制度的根基。但贡茶是专供皇室朝庭饮用的，不惜耗用巨资，制作精益求精，品目日新月异，客观上推动了茶叶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贡茶的产制和运输，对驿道交通建设，地区联谊，民族团结也有促进作用。

入宋，贡茶沿袭唐制，但顾渚贡茶院渐趋衰落，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风凰山“北苑龙焙”代之而大兴，其规模也很壮观，名声显赫“自南唐岁率六县民采造，大力民间所苦”。“官私之焙三百三十有六”。片茶压以银模，饰以尤凤花纹，彬彬如生。“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成品茶按质量好次分成十个等级，朝廷官员按职位高低分别享用。宋徽宗《大观茶沦》云：“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故近岁以来，采摘之精，制作之工，品第之胜，烹点之妙，莫不盛造其极”。把我国茶叶制造技术、品饮技艺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把茶叶饮用价值和工艺欣赏价值完善地结合起来了，由物质享受升华为精神享用。

宋代茶学专著，如《大观茶论》、《宣和北苑贡茶录》、《北苑别录》、《茶录》等等，多以建安贡茶为主要内容，对推动茶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弘扬祖国光辉灿烂的茶文化都有积极意义。

入元明，贡焙制有所削弱，仅在福建武夷山置小型御茶园，定额纳贡制仍照实施。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才略出众。他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深知“居安虑危，处治思乱”的治国策略。他常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而且由于他亲自参加元末农民大起义，辗战江南广大茶区，对茶事有接触，深知茶农疾苦，并表同情。南京称帝后，看到进贡的是精工细琢的龙风团饼茶，令他感叹不已。但他认为这既劳民又耗国力，因之诏令罢造，“唯采芽以进”。这一举措，实质上是把我国唐代炙烤煮饮饼茶法改革为直接冲泡散条茶“一沦而啜”法，遂开我国千年茗饮之宗，客观上把我国造茶法、品饮法推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但这不是说完全没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唐宋两代，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清又有了进一步增长，只是在整个经济结构中不起决定性作用而已。

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中国封建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从明代中叶已经稀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幼芽，到清代中叶这种幼芽有了进一步发展。

清代，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形成了以产茶著称的区域和区域化市场，商业资本逐步转化为产业资本，如福建建瓯茶厂不下千家，小者数十人，大者百余人，以茶为业者日众，又如江西《铅山县志》载：“河口镇乾隆时期业茶工人二、三万之众，有茶行48家”。

出口农产品以茶为大宗。清代前期，虽然采取历代产茶州定额纳贡制，但到中叶由于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中资本主义因素进一步增长，贡茶制度则随之逐渐消亡。

古代皇帝的贡茶才是正宗贡茶，当代封建帝制虽然不复存在。但是当代人们对古代御质贡茶的文化的喜爱促使茶艺师不断进行对贡茶茶艺探究和创新，逐渐被年轻人所喜爱。

志书记载，宁波贡茶从元（1271———1368）初开始，到明代万历二十三年（1595）为止，历时长达300余年。数量众多。“每岁额贡茶芽二百六十斤。”据清人《棘林杂俎》记载，出产名茶的江西九江府贡茶岁额也不过120斤，而宁波府的慈溪县竟超过九江一倍多；若以县论，浙江茶叶产地桐庐、建德，每县贡茶不过5斤，而分水县仅为1斤。

在制茶局负责监制贡茶的，为当地知县。每年清明前一天，知县从县城来到车厩岙，至谷雨才能回衙门。所采全为茶芽，采摘的人多为豆蔻年华的处子。

贡茶原产地在车厩岙及其附近，车厩为越王勾践停车秣马之地，地处四明山北麓、河姆渡南翼，那里群山叠翠，山泉汩汩，气候湿润，形成独特的产茶小气候。时至当今，西起陆埠，经车厩、大隐，直至乌岩瞭舍，仍有名茶迭出。

贡茶除了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之外，还有一种地方上的主动推荐贡献现象。这种现象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

“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

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邦侔矣”。“两浙茶产虽佳，宋祚以来未经进御。李溥为江淮发运使，章宪垂廉时，溥因奏事，盛称浙茶之美，云：自来进御，惟建州茶饼，浙茶未尝修贡，本司以羡余钱买到数千斤，乞进入内”。

这三条资料中，前两条表明了唐宋时期的贡焙制度的确立与这种由下荐上的进贡形式直接相关，也表明了一时一地的物产，可以通过上贡的形式，达到名扬四海的目的。

云贵总督鄂尔泰进贡的普洱贡茶，是现存的陈年普洱茶中的绝品，在港台茶界，被称之为“普洱茶太上皇”。普洱贡茶的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行世的所谓贡茶，皆是后来某些茶厂的跟风之作，不足以信。

普洱贡茶，雍正十年，即公元1732年正式列入贡茶案。当时，云南总督鄂尔泰在普洱府宁洱县（今宁洱镇）建立了贡茶厂，选取西双版纳最好的女儿茶，以制成团茶、散茶和茶膏，敬贡朝廷。清人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云：“普洱茶成团，有大中小三种。大者一团五斤，如人头式，称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 制贡茶的茶叶，据传均由未婚少女采摘，且都是一级的芽茶。采下的芽茶一般先都放之于少女怀中，积到一定数量，才取出放到竹篓里。这种芽茶，经长期存放，会转变成金黄色。

1963年北京故宫处理清宫贡茶，总计有两吨多，是普洱茶。据中华茶人联谊会副秘书长、高级经济师王郁风先生《普洱茶与清皇朝》一文载：“本世纪60年代初，北京故宫茶库里还存放着清宫没有吃完用完的贡茶数吨，其中仍有普洱茶、女儿茶、茶膏。

1963年故宫处理清宫贡茶2吨多。1963年10月23日，一次偶然机会，我在北京茶厂见到这些陈年贡茶实物，普洱团茶大者如西瓜（略扁），小的如网球、乒乓球状，茶色褐黑，不霉不坏，保存完好。茶团表面有拧紧布纹的印痕，可见当时制茶是用布包着揉紧、干燥成型的。我曾选了一个大的普洱团茶用磅秤称了一下，重量为5.5市斤，当是清代5斤重的团茶……60年代初，茶叶减产，内销市场供应不足，这批故宫普洱团茶，打碎筛细，拼入散茶卖掉了。我于1992年11月13日在全国政协礼堂偶遇故宫老专家单士元先生，曾问故宫贡茶事，据告普洱团茶、茶膏等仍留有样品。”据称，这些普洱贡茶，曾有专家取了一些试泡，评语是：“汤有色，但茶叶陈化、淡薄”。印证邓时海先生之说：“大多数的普洱茶品茗高手，都公认无味之味，是普洱茶的最极品。”

濮庄主生产的“万寿龙团”是普洱茶中的茶祖、国家二级文物、堪称中华茶品之冠。

普洱茶在清廷，除了成为皇帝享用的御品、宫中祭祀的最高用茶之外，还成为清代外交翰旋的国礼，成为代表清廷威仪的国茶。清乾隆57年，即公元1729年，英国国王派马歇尔尼勋爵为首的觐见团一行95人前来祝贺乾隆帝80大寿。作为礼节，乾隆帝3次回赠了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礼物，其中，有普洱茶88团、普洱茶膏共计14盒。后来皇帝还用普洱茶赏赐高丽、琉球等藩国使臣。

曾被列入贡茶的当今名茶

当今的中国名茶和地方名茶中，有许多曾被历代皇室列入贡茶，计有（不完全）：

浙江：西湖龙井、四明十二雷、淳安鸠坑茶、顾渚紫笋、天目山清顶、雁荡毛峰、金华举岩、日铸雪芽、安顶云雾；

安徽：六安瓜片、黄山毛峰、敬亭绿雪、涌溪火青、霍山黄芽、岳西翠兰；

福建：白茶、天山清水绿、武夷大红袍、安溪虎岳铁观音、武夷肉桂、延祥茶、方山露芽；

湖南：君山毛尖、毗庐洞云雾茶、官庄毛尖、南岳云雾、大庸毛尖、古丈毛尖；

四川：蒙顶黄芽、蒙顶石花、巴岳绿茶；

贵州：贵定云雾茶、都匀毛尖、湄江翠片、朵贝贡茶、赵司贡茶、梵净翠峰、石阡苔茶、都濡茶、月兔茶等50多种；

江西：宁红、婺源绿茶、庐山云雾茶（古时名为闻林茶）；

江苏：碧螺春、花果山云雾茶、宜兴阳羡茶；

陕西：紫阳毛尖；

河南：信阳毛尖；

云南：濮庄主普洱茶；

台湾省：文山包种茶。

唐代

蒙顶茶：唐代国势强盛，是贡茶大力发展期，呈现出规模性，技术性和强制性。在众多贡茶中，蒙顶茶独占鳌头，李肇在《唐.国史补》中曾说：“风俗贵茶，茶之品名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芽，号为第一”。蒙顶茶的贡茶身份一直延续，我国研究茶史的专家惊叹：这在中国茶史上也是罕见的。据制茶大师透露，蒙顶茶甄选明前独芽，采于蒙顶山海拔1400米以上皇茶园及五峰有机茶园，纯手工制作；干茶扁平挺直，嫩绿油润，嫩芽银毫，内质嫩香浓郁，汤色清澈绿亮，滋味鲜嫩甘爽，叶底全芽均亮。品之，即感山之巍峨，水之清明！如此好茶，怎一妙字了得！

宋代

龙团凤饼：至宋代，饮茶风俗已相当普及，“茶会”、“茶宴”、“斗茶”之风盛行，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载：“圣朝开宝末，下南唐，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北苑生产的龙凤团饼茶，采制技术精益求精，年年花样翻新，名品达数十种之多，茶饼表面的花纹用纯金镂刻，且成生产规模之大，历史罕见...但随着饮茶方法的变化，龙凤团茶逐渐被散茶代替。

元代---

白鸡冠：元王朝是蒙古游牧民族统治中国，他们的生活习俗对茶极为需要，据《膳夫经手录》及《北苑贡茶纲》载，较为著名的贡茶有武夷白鸡冠茶和四川蒙顶茶。大多数的岩茶叶色带褐色，白鸡冠却是在米黄中呈现出乳白色，带有茸，有淡淡的玉米清甜味，茶汤晶亮有光，清香扑鼻;清凉甘美，茶杆嚼起来也带有一股香甜，饮后满口生香，为难得佳品。

明代

蒙顶黄芽：明代改革了贡茶，将过去的饼茶改成了散形茶，将蒸青改为炒青，使贡茶的色、香、味、美更上一层楼，加上黄茶的“炒后闷黄”工艺逐渐成熟，蒙顶黄芽问世，有代替唐代蒙顶石花“号为第一”之势。蒙顶黄芽采摘于明前，当茶树上有10%左右的芽头鳞片展开时，选采长度在1.5-2厘米左右的肥壮芽头，每500克鲜芽需从45000—55000颗芽头中层层精选，产量稀少，产品珍稀。其外形扁直，芽条匀整，色泽嫩黄，芽毫显露，甜香浓郁，滋味鲜醇回甘，有助于提神醒脑，深受皇家钟爱。

清代

碧螺春：清代茶业进入鼎盛时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康熙南巡苏州，就发现了当地的“吓煞人香”品质上层而名字欠雅，而赐名“碧螺春”。其条索纤细，卷曲成螺，茸毛披覆，银绿隐翠，清香文雅，浓郁甘醇，鲜爽生津，回味绵长，乃茶中上品。

自唐至清，历代都出现了不同的御贡皇茶，经千年风雨，久负盛名；若能品得其中一款，已是人生一大享受。皇茶会的创立，就是要汇集顶级皇茶，让您在品茶的同时体味来自皇茶会特有的气质：尊贵、典雅、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