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徵”简化字为“征”，580年－643年2月11日），字玄成，巨鹿郡下曲阳县（今河北省晋州市鼓城村附近）人。唐朝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

魏徵自少孤苦贫寒，虽穷困潦倒但有大志向，早年不事生业，出家成为道士。他喜好读书，涉猎广泛，眼见天下将要大乱，尤其属意于纵横之说。

大业十三年（617年），魏徵在武阳郡丞元宝藏帐下为官。九月，元宝藏起兵响应瓦岗起义军首领李密，期间写给李密的奏疏都是魏徵所写。李密发现魏徵非常有文才，于是召魏徵为元帅府文学参军，掌记室。魏徵献上壮大瓦岗的十条计策，但李密未能采纳。

大业十四年（618年），占据洛阳的军阀王世充攻击仓城、洛口等地，均被李密击败。这时，魏徵对李密的长史郑颋说：“李密虽然多次取得胜利，但是兵将也死伤了不少，瓦岗又没有府库，将士们取得战功得不到赏赐。还不如深沟高垒，占据险要，与敌人相持，待到敌人粮尽而退时，率军追击，这才是取胜之道。洛阳没有了粮食，王世充无计可施就会与我军决战，这时我们却不跟他交战。”郑颋对魏徵的话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老生常谈。魏徵反驳道：“这是奇谋深策，怎么是老生常谈呢。”于是拂袖离去。

武德元年（618年），李密被王世充击败，魏徵随李密归降李唐。而李密部将李勣尚且占据着李密原来管辖的领土，东到大海，南到长江，西到汝州，北到魏郡。李密投降李唐，李勣自己占据这么大的地方不知何去何从。魏徵毛遂自荐，请求安抚山东（太行山以东），于是被授为秘书丞，赶赴黎阳（今河南省浚县城）。经过魏徵写信劝导，李勣决心归唐，并开仓运粮，接济淮安王李神通。九月，夏王窦建德率军攻打相州，李神通抵挡不住，转驻黎阳，又被窦建德击败。魏徵、李神通、李勣等人都被窦建德俘虏。窦建德起用魏徵为起居舍人。

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派出秦王李世民率军攻打王世充，窦建德率军来支援王世充。五月，李世民击败窦建德，并将其生擒。魏徵得以再次入唐。太子李建成听闻魏徵的名声，请他担任太子洗马，礼遇甚厚。

武德五年（622年），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勾结突厥寇犯山东。魏徵见李建成虽然是嫡长子，但是功绩不如李世民，于是建议李建成去请战立功。李建成听从魏徵的建议，于是自请出讨刘黑闼，将其擒斩，平定山东。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李世民听说魏徵以前经常劝谏李建成把自己安排到别的地方去，于是派人把魏徵带来，问道：“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闻言者都为魏徵担忧。魏徵只是据直回答：“先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去做，就没有今日的祸事了。”李世民素来看重魏徵的才能，此时见他说话直爽，没有丝毫隐瞒，便将其赦免，授为詹事府主簿，从而将他吸纳为自己的幕僚。

玄武门之变不久后，李世民擢升魏徵为谏议大夫。武德九年（626年）七月十一日，又命他安抚在河北的李建成、李元吉旧部，允许便宜从事。魏徵到磁州时，正巧遇到押送前东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的囚车正在驶向长安。魏徵对副使李桐客说：“我们动身时刚得到诏命，前东宫、齐王府的旧人都一律赦免不问。现在又把李思行等押送京师，这样做其他的人谁还再相信诏令而不疑虑呢？朝廷派我们安抚山东，人们一定不会相信，这岂不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有关国家利益，明白了没有不去做的，宁可自己承担责任，也不能损害国家大计。现在如果释放李思行他们，不再追究他们的罪责，那么信义的感召就会远达天下。古时大夫出使，只要是对国家有利，就可以自己做主。况且我们这次出使，主上赐予便宜行事的权力。主上既然对我们以国士相待，我们怎能不以国士相报呢？”李桐客同意，当即释放了李思行等人，并上书呈报李世民。李世民览奏后非常高兴。同年八月，李渊禅位，李世民登基，封魏徵为钜鹿县男。

李世民有志建立盛世，多次于卧榻召见魏徵询问得失，魏徵有治国的才干，性情又耿直，从不退缩屈服，李世民与他谈论，总能欣然接受他的意见。魏徵也为遇到赏识自己的君主而喜不自胜，于是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毫不隐瞒。李世民曾经慰劳魏徵说：“您所陈述进谏的事，前后有二百多项，不是至诚报效国家，怎么能够这样？”

贞观元年（627年），魏徵被擢升为尚书左丞。一次，太宗派人征兵，中书令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李世民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坚决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李世民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李世民惊愕地问：“朕如何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守宰，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李世民听后，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贞观二年（628年），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许久没有入朝。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李世民遂令将军蔺謩等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准备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李世民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李世民遂下令收兵，并遣使往岭南慰问冯盎，使冯盎派出他的儿子冯智戴随使臣回朝。李世民事后感叹：“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于是赐给魏徵绢五百匹。

有人诽谤魏徵包庇自己的亲戚，李世民派御史大夫温彦博去查办，结果查无实据，温彦博向李世民宗奏道：“魏徵作为一个臣子，应该使自己的行为显明，他不能远避嫌疑，以致遭受这些没有根据的诽谤。虽然没有私情，也应当受到责备。”于是李世民让温彦博代替自己去责备魏徵，并说：“从今以后，行为不得不存痕迹。”第二天，魏徵入朝上奏说：“臣听说君臣一心，如同一个整体。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味追求行为显露痕迹，如果君臣上下都共同遵循这条道路，那么国家的兴衰就难以预料了。”李世民大感惊异，且改变脸色道：“我已经悔悟这件事了。”魏徵又跪下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李世民问：“忠臣、良臣有不同的地方吗？”魏徵说：“稷、契、咎陶（皋陶）就是良臣，龙逢、比干就是忠臣。良臣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得到光耀的称号，子孙世代相传，福禄无边。忠臣自身遭祸被杀，君主陷于愚昧、凶暴的境地，国破家亡，只得到一个忠臣的空名。从这说来，忠臣、良臣相差就远了。”李世民深深地被魏徵的话打动了，又赐给他绢五百匹。

后来，李世民对亲近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的商人得到一粒宝珠，用刀割开身上的肉，将宝珠藏在里面，有这么回事吗？”大臣答道：“有这回事。”李世民说：“人们都知道此人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官吏受贿贪赃依法受刑，和帝王追求奢华而遭致国家灭亡，这与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魏徵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的人非常健忘，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严重的，夏桀、商纣均贪恋身外之物而忘记自己的身体。’也是这个道理。”李世民说：“对。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合力，相互辅助，以免被后人耻笑。”

同年十月，李世民因瀛州刺史卢祖尚悔任往交州为官，屡次推辞，故而在暴怒之下命令将其斩杀。不久之后，李世民又感到后悔。一次，他与魏徵等人议论：“齐文宣帝是怎么样一个人？”魏徵答道：“齐文宣帝狷狂暴躁，然而人与他争论时，遇到理屈词穷时能够听从对方的意见。当时前青州长史魏恺出使梁朝还朝，拜为光州长史，不肯赴任，宰相杨愔奏与文宣帝。文宣帝大怒，召入宫中大加责备。魏恺说：‘我先前任大州的长史，出使归来，有功劳没有过失，反而改任小州的长史，所以我不愿意成行。’齐文宣帝回头对杨愔说：“他讲得有道理，你就宽赦他吧。’这是齐文宣帝的长处。”李世民听后说：“有道理。先前卢祖尚虽然缺少做大臣的道义，朕杀了他也过于粗暴，如此说来，还不如齐文宣帝！”遂下令恢复卢祖尚子孙的门荫。

贞观三年（629年）二月，魏徵以尚书右丞“守秘书监”，开始参预朝政。当时房玄龄、王珪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之处，李世民命潞国公侯君集重加推勘。魏徵劝谏道：“房玄龄、王珪均是朝中旧臣，素以忠诚正直为陛下所信任，所考核的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假如找到失当之处，那就不可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而且权万纪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这正是想激怒陛下，并非竭诚为国。假如推问后得到考核失当的实情，于朝廷也没有什么益处；如果本来便虚妄，徒失陛下委任大臣的一片心意。臣真正关心的是国家政体，不敢袒护房、王二人。“李世民听罢，遂不再过问此事。

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解职，上表陈情自己曾供职于秦王府。李世民念旧，怜惜庞相寿，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徵劝谏说：“秦王府的旧僚，现居朝廷内外官的很多，臣担心每个人都仗恃您的偏袒，而让那些真正行为端正的人恐惧。”李世民欣然采纳他的意见，仅赐帛于庞相寿而已。

贞观四年（630年），高昌王麴文泰准备入京朝见，西域各国都想乘机派使者进贡，李世民让麴文泰的使臣厌怛纥干前去迎接西域各国使臣。魏徵规劝说：“天下刚刚平定，战乱的创伤还未恢复，如果稍有劳役，自己就不得安宁。往年文泰入京朝见，所过州县，尚且疲于供给，何况再加上这些人（指西域各国使臣）。假如让这些人以商人的身份来往，边地人民就会因此得利；如果作为宾客前来，中国（指唐朝）就会消耗大量资财而深受其害。汉建武二十二年，天下已经安定，西域请求东汉设置都护、送侍子进京，汉光武帝不准许，是不愿因为蛮夷而使中国消耗劳力资财受害。现在如果答应十国使者入京进贡，它们的使者不下千人，将使边地各州怎么应付？人的心性各异、头绪万端，过后即使后悔，恐怕就来不及了。”李世民认为魏徵的意见很好，马上派人追赶、制止已经出发的厌怛纥干。

长乐公主李丽质因长孙皇后所生，李世民对她特别钟爱，将她许配给长孙无忌之子长孙冲。贞观六年（632年，《旧唐书·魏徵传》记为贞观五年）开始准备嫁妆，李世民对众臣说：“长乐公主，皇后所生，朕及皇后并所钟爱。今将出降，礼数欲有所加。”大臣纷纷表示“陛下所爱，欲少加之”，于是皆进言请求加倍于永嘉长公主，李世民欣然同意。然而魏徵对此表示反对。因为永嘉公主乃是长乐公主的姑姑。此举逾越了礼制。李世民回宫把此事告诉了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得知此事后感叹魏徵能“引礼义抑人主之情”，并对他大加赞赏。特地派人前去赏赐给魏徵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传口讯说：“听闻你正直，现在见识到了，希望你一直保持，不要改变。”不久，魏徵晋爵为郡公。

贞观七年（633年），魏徵代王珪任侍中，尚书省长期积压没有判决的诉讼案，李世民命魏徵秉公处理。魏徵不大熟悉法律，但能抓住根本原则，依实际情况处理，大家都心悦诚服。

贞观八年（634年），陕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触怒了李世民，李世民认为这是毁谤。魏徵进言说：“从前贾谊在汉文帝时上书，曾说到‘可以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帝王长叹息的事有六件’。从古以来上书奏事，往往言辞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动人主的心。言辞激切就近似毁谤，陛下你应该仔细想一下这样的事对还是不对。”李世民觉得魏徵说的有道理，下令赏赐给皇甫德参帛二十段。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去世。长孙皇后入葬昭陵后，李世民对她思念无法停止，为了缓解思忆之苦，便在宫中建起了层观，终日眺望妻子的陵墓，还让大臣陪同悼念。一次李世民让魏徵陪同，并指着昭陵的方向问魏徵是否看清了，魏徵说：“臣眼力昏花，不能看见。”李世民问：“怎么会没看见，那是昭陵啊！”魏徵闻言回答：“以为陛下望的是献陵（唐高祖陵寝），如果是昭陵，臣当然看见了。” 李世民听后明白魏徵是在提醒自己，不要只顾及思念亡妻而忘了父亲。于是便哭着下令拆掉了层观。

当时，李世民命魏徵主编《周书》《梁书》《陈书》《齐书》及《隋书》。书成之后，魏徵被加授为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获赐物二千段。

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告诉李世民当初隋炀帝杨广曾在此让附近的百姓上贡，贡品吃不完就扔掉，十分浪费。

贞观十二年（638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的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下车，违反法度来表示恭敬，这违背了礼仪的标准。”李世民说：“你们自己的地位都尊贵，就轻视我的儿子吗？”魏徵进言说：“从古至今，亲王列在三公之下。现在三品都是天子的列卿和八座之长，为亲王降乘，不是亲王所应承受的礼节。求之于旧例，又没有可以作为凭证的依据；施行于当今，又违背了国法。”李世民说：“国家所以立太子，是准备他做国君。然而人的长短，不在老少，假如没有太子，那就依次立太子同母的弟弟。这样说来，怎么能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徵说：“殷代崇尚质朴，有兄长去世其弟即位的礼义；自周以来，立太子必定要是嫡出的长子，以这杜绝各个兄弟的私念，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国君应当十分慎重的事。”于是李世民同意了王珪的奏言。

此年三月，太子李承乾的嫡子李厥出生。因为皇孙诞育之喜，李世民大行庆祝，又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在东宫举行大型的宴会。席间，李世民对侍臣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辗转奔波于乱世，这是房玄龄的功劳。贞观之后，尽心对我，进献忠直的劝告，安国利民，敢于冒犯国君尊严直言规劝，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过他们。”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二人。

贞观十三年（639年）五月，魏徵乘李世民诏五品以上的官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此时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撰成《十渐不克终疏》。李世民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对他说：“朕今闻过矣，愿改之，以终善道。有违此言，当何施颜面与公相见哉！方以所上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于是赐魏徵黄金十斤、马二匹。

后来，太子李承乾不学习德行和术业，魏王李泰的宠爱一天天增长，朝廷内外众官，都有些疑虑和议论。李世民听到后很厌恶这些议论，对侍臣说：“当今朝臣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徵，我派他辅佐皇太子，用这杜绝天下的怨言。”贞观十六年（642年），李世民任命魏徵为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旧。魏徵自称有病推辞，李世民下诏回答说：“汉朝的太子以四老为辅佐，我现在依靠您，也是这个道理。知道您患病，您卧病也可以保全太子。”

自贞观十六年（642年）起，魏徵的病情加重，李世民下手诏慰劳，并说：“不见数日，朕过多矣。今欲自往，恐益为劳。若有闻见，可封状进来。”魏徵不顾疾病在身，又上言数事，对太宗近来临朝时“常以至公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辟”的言行不一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在此期间，李世民常派中使探望，还让中郎将留宿魏徵家中，随时奏报他的病情，期间赏赐的药食不计其数。魏徵平素为官清正，生活简朴，以至家无正堂。李世民遂把自己准备建小殿的材料移给魏徵营造正堂，五日就修成了；同时派中使携带白色的褥子和布被赐给魏徵，以此满足他崇尚简朴的心愿。

贞观十七年（643年），六十四岁的魏徵病重，将不久于人世。李世民闻讯后，亲自到魏徵家中探视，屏退左右侍从，与他交谈良久，方才回宫。后来，他带着太子李承乾和嫡女衡山公主（即新城公主）再次到魏徵家中。魏徵强撑病体，穿戴朝服，拖着带子。李世民见状，悲从中来，一边抚摸着魏徵一边流泪，问他有什么想说的，魏徵说：“寡妇不愁织布的纬线少，而忧虑宗周的危亡（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李世民将衡山公主许配给魏徵的长子魏叔玉，指着衡山公主对他说：“魏公，睁开眼睛看看你的儿媳！”但魏徵已经身体衰弱到无法起身谢恩了。数日后，李世民忽然在夜里梦见魏徵，如同平日里一样，到次日清晨，魏徵逝世的消息传到宫中，时为贞观十七年正月戊辰日（643年2月11日）。李世民亲临其丧礼，痛哭流涕，为魏徵废朝五天，并令内外百官与在长安的朝集使一同前来参加丧礼；太子李承乾在西华堂为他举哀。随后，李世民下诏追赠魏徵为司空、相州都督，赐谥号“文贞”；同时赐羽葆、鼓吹，加班剑四十人，赠绢布一千段、米粟一千石，允许他陪葬昭陵。

将要下葬时，魏徵的妻子裴氏说：“魏徵平生节俭，现在按一品官的礼节安葬，所需仪仗、器物太多，不符合魏徵的志愿。”对朝廷供给的一切仪仗和物品都推辞不受，仅用白布、帷幕装饰承载灵柩的素车，不用花纹、色彩和刍灵。李世民亲自登上御苑的西楼，望着魏徵灵柩的方向痛哭，竭尽哀思，命百官送灵柩出长安郊外。晋王李治奉诏致祭。李世民亲自为魏徵撰写碑文，并将它书写在墓碑上；为其创作挽词十首，以表哀思。之后，李世民追思魏徵不已，又赐其家封户九百户。

贞观十七年（643年）二月，李世民命将作少监阎立本画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等二十四功臣像置入凌烟阁，是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魏徵位列第四。李世民望着凌烟阁的魏徵画像思绪万千，遂吟诗道：

劲条逢霜摧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

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

不久之后，太子李承乾谋反案发生。侯君集参与谋反，被处死；中书侍郎杜正伦受牵连被远贬。魏徵曾经向李世民推荐二人，说他们有宰相之才，到这时，李世民开始怀疑他结党营私。魏徵又曾写下自己前后的谏辞，拿给史官褚遂良看。李世民知晓此事后，愈加不满，于是手诏取消衡山公主与魏叔玉的婚约，还下令推倒了魏徵的墓碑。

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亲征高丽（即高句丽），尽管取得胜利，却仍因未能灭高丽而后悔（参见词条唐灭高句丽之战）。回师之后，他慨然叹息说：“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于是召魏徵的家人到行营，赏赐、慰劳裴氏，立命驰驿以少牢之礼祭祀魏徵，并重新立起墓碑。

魏徵备经丧乱，仕途坎坷，阅历丰富，因而也造就了他的经国治世之才，他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为人耿直不阿，遇事无所屈挠，深为精勤于治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器重。据《贞观政要》记载统计，魏徵向李世民面陈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李世民的奏疏十一件，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其次数之多，言辞之激切，态度之坚定，都是其他大臣所难以伦比的。总结其政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部分：

魏徵的谏诤涉及面很广，朝廷军国大事的失误自然是他上谏的主要内容。为了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他规谏李世民要与民休养生息，一改隋炀帝奢靡之风，反对营造宫室台榭和对外穷兵黩武；为了社会的安定，他规谏李世民要废除隋的严刑峻法，代之以宽平的刑律；为了政治清明，他规谏李世民用人要“才行俱兼”，对官吏中的贪赃枉法之徒要严惩不贷。在刑赏问题上，他认为刑赏之本在于劝善惩恶，在王法面前，“贵贱亲疏”一律对待；在君主的思想作风上，他规谏李世民要兼听广纳，认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以防止贵臣壅蔽，下情不得上达。他规谏李世民要以“亡隋为戒”，接受历史教训，居安思危，力戒骄奢淫逸。

对这些有关国家治乱、社稷存亡的大问题，魏徵在上谏时一向是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对唐太宗的失误批评也是尖锐的。他提倡上书言辞激切，无所顾忌。尽管李世民对魏徵的尖锐批评一时难以接受，但他毕竟认识到魏徵是忠心奉国，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对其进言多所采纳。当然，李世民的开明政治是魏徵屡次极言直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回答说：“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

魏徵对朝政失误的批评，对贞观政治纠谬补缺，多所裨益。李世民曾把魏徵比作良匠，自己比作金子，金子原在矿石里，它之所以称贵，是由“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

魏徵鉴于隋末人口流亡、经济凋敝、百废待兴的事实，力劝太宗偃革兴文，实行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休养生息政策，表现了他政治上的“致化”思想。

李世民即位初，曾与群臣谈及教化百姓之事。李世民认为大乱之后，恐怕难以教化。魏徵则认为：“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他举例说，犹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一样。他还批驳大臣封德彝的“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化而不能”的说法，认为商汤灭夏桀，周武王伐纣，“皆能身致太平，岂非承大乱之后邪！”他又进一步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李世民采纳了魏徵等贤臣的建议，制定了经国治世的基本国策，对于贞观之治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徵还提出了以静为化之本的施政方针。他认为隋朝虽然府库充实，兵戈强盛，但由于“甲兵屡动，徭役不息”，最后虽富强而丧败，其原因就是因为“动”。在大乱之后，百姓疲敝，人心思治，当以安静为本，“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非微而难察也”。

魏徵以静为本的思想，主张社会有个安定的环境，与民休养生息，以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为此，魏徵曾屡次劝谏太宗停止兵事，提倡轻徭薄赋，布德施惠。为了防止劳役百姓，他还劝谏李世民停止周边诸国的入朝贡献。贞观二年（628年），高昌王麴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也欲遣使贡献。魏徵上谏认为此举劳役使者途经州县，是现在的地方所不能承担的。李世民听后，马上下令追回迎接西域使臣的使者。

魏徵还劝谏太宗停止一些规模较大的活动，以减少费用。如贞观六年（632年），文武百官屡次请求东封泰山，唯独魏徵不同意。他认为尽管李世民功高德厚，国泰民安，四夷宾服，“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在魏徵的规谏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数州闹水灾，李世民遂停止了东封活动。

魏徵认识到，帝王崇饰宫宇，奢侈无度的结果必然疲劳百姓。在与李世民谈及此事时，曾以“亡隋为鉴”，举其亲眼所见的隋炀帝之例说明，提醒他慎自惕勉，以防重蹈覆辙。李世民在位既久，有时忘记了俭约的作风。贞观十一年（637年），他东巡洛阳，住在显仁宫，因州县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谴责。魏徵认为这是渐生奢侈之风的危险信号，马上举出隋朝“惟责不献食，或供奉不精，为此无限，而至于亡”的道理，劝说李世民正当“兢惧戒约”之时，“奈何令人悔为不奢”。之后，魏徵又上疏，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兴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国情民意的，有利于医治隋末战乱的创伤，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国威远扬。李世民颇有感慨地对宰臣长孙无忌说：“朕即位之初，有上书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威慑四夷，远人自服。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安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驿，相望于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

贞观二年（628年），李世民问魏徵说：“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唐尧、虞舜“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故不塞听与迷惑；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偏听偏信，致天下溃败而不自知，于是他结论说：“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可见，兼听纳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

魏徵主张君主兼听纳下，有利于君主听取臣下的正确意见，以克服君主的主观片面性。帝王久居深官，视听不能及远，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难了解社会实际。在魏徵看来，只有兼听纳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情，才不至于被“壅蔽”。这是克服帝王独断专行的作风、减少失误的有效措施。太宗接受了这一思想。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曾对侍臣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兼听纳下不仅只讲君主的思想作风，而且还包含发挥臣下的聪明才智，以使君臣协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李世民，说明君臣共为一体的道理，强调了臣下的股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导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闭目塞听，“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魏徵的这种君臣一体，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李世民的赞赏，他曾多次对臣下说：“既义为一体，宜协力同心。”

魏徵从治乱得失的比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听纳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整君臣关系也起了积极作用。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臣关系处于既统一又对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话说：“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他主张君主对大臣要诚信不疑，如“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这样“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对于臣下的信任是至为重要的。

李世民在实践中推行了兼听纳下的思想，调整了君臣关系，改变了帝王传统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对朝廷施政中的失误之处上书规谏，纠谬补缺，匡弼时政。君臣和衷共济，集思广益，上下同心，从而开创了贞观年间的谏诤成风的开明政治。

在一次奏疏中，魏微援引了管仲回答齐桓公在用人问题上妨害霸业的五条：

可以说，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参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微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问题。在用人问题上，魏徵特别强调君主的知人。他给李世民上疏中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俊义之士，这是“无为而化”、天下致治的先决条件。

魏微认为识别人臣的善恶是知人的一个重要内容。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与他谈及了“为官择人”一事，他回答说：“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关于如何“审访其行”，魏徵指出，就是要注意对官吏的严格考察，他认为在不同的环境中，观察人的所作所为，是考核官吏才行的时机。

在不同的时期，在用人标准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天下未定之时，一般是“专取其才，不考其行”，天下太平之时，“则非才行兼备不可任也”。他的这一用人思想，是和变化的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也是可取的。

扬长避短是魏徵用人的—个卓越思想。他在奏疏中比较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舍其所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魏徵主张“因其才以取之”，要扬其长而避其短，不能因其短而掩其长。他的这一用人思想，祛除了求全责备的弊病，拓宽了用人之路。

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徵的用人思想中的一个内容。他在奏疏中曾深入地谈论过这一问题，认为如果能“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实”，那么就能达到“邪正莫隐，善恶自分”的结果。贞观三年（629年），曾是秦王府幕僚的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罪被免职，却请求李世民宥免。李世民赐绢一百匹，还命他仍任旧职。魏徵知道后，立即进谏说：“今以故旧私情，赦其贪浊，更加以恶赏，还令复任，然相寿性识未知愧耻。幕府左右，其数众多，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李世民欣然接受了他的批评，改变了原来的做法。

魏徵反对重用宦官。贞观十四年（640年），李世民屡次以宦官充任使者，他们回京后又妄加弹奏，常使李世民发怒。魏徵即上奏说：“阉竖虽微，狎近左右，时有言语，轻而易信，浸润之谮，为患特深，以今日之明，必无所虑，为子孙教，不可不杜绝其源。”太宗听后高兴地说：“非公，朕安得闻此言！”魏徵在唐初已看到重用宦官的隐患，并劝李世民要为子孙后代着想，表现了他在用人方面的卓识远见。

在与李世民等人讨论创业与守业之难时，魏徵认为“帝王之起，必承衰乱”，在“覆彼昏狡”的情况下得到百姓拥戴，自然“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因此这种创业的过程“乃不为难”。这里，魏徵对披坚执锐、出入生死的创业之难估计不足。但他分析守成之难却是鞭辟入里的：“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由此，他总结道：“以斯而言，守成则难。”

魏徵认为，要守成帝业，使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贞观五年（631年），李世民谈到虽然国内相安无事，四夷宾服，但自己仍“日慎一日，惟惧不终”。魏徵回答说：“内外治安，臣不以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魏徵熟谙历史，见历史上不少帝王都以居安忘危、骄奢怠惰，因而天下大乱，因此在贞观六年（632年）与李世民谈论古代帝王兴衰时建议道：“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他认为居安忘危，处治忘乱是由于帝王忘乎所以，无心政治，因而导致了国家的危亡与覆灭，以此提醒太宗，要小心在意，时刻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魏徵常以亡隋为借鉴，以说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贞观十一年（637年），他接连上疏，反复强调“以隋为戒”的重大意义。在奏疏中说：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土崩瓦解，原因何在呢？是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因此他告诫太宗“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并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魏徵总结隋亡的教训，作为太宗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钟长鸣。

《诗经》所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几乎成为一条规律。魏徵明了这一点，他在奏疏中说古代帝王“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原因何在呢？他解释说：“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隋以傲物。”当志得意满之后，玩物丧志，骄奢淫逸。因此，他特别告诫李世民“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他这种慎终如始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是保证帝业兴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从善始慎终的政治思想出发，魏徵特别留意观察李世民政治上的变化，及时提醒他注意。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与侍臣论安危之本，近来政事如何时，魏徵认为政事不如贞观之初。他比较说：“贞观之初，陛下志在节俭，求谏不倦。比来营缮微多，谏者颇有忤旨，此其所以异耳！”魏徵有的放矢，李世民听了心悦诚服，拍手大笑说：“诚有是事。”

此后，魏徵还经常劝谏李世民要保持即位之初孜孜求治的思想作风。贞观十一年（637年）五月，他上疏说：“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谴罚积多，威怒微厉。”批评了太宗政事不如贞观之初，并指出：“陛下往以未治为忧，故德义日新；今以既治为安，故不逮。”他列举了不少太宗勉强从谏的事例，说明与贞观之初从谏如流的作风大不一样。李世民听后很满意。

贞观十三年（639年），魏徵乘太宗诏五品以上官上封事之机，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了政事不如贞观之初的事实，上《十渐不克终疏》。疏中列举了太宗搜求珍玩、纵欲以劳役百姓、呢小人、疏君子、崇尚奢靡、频事游猎、无事兴兵、使百姓疲于徭役等不克终十渐，批评了太宗的骄满情绪，再次提醒他慎终如始。太宗看完奏疏后，欣然接纳，并把他的奏疏“列为屏障，庶朝夕见之，兼录付史官，使万世知君臣之义”。

贞观十四年（640年），魏徵再次向李世民建言：“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以此劝李世民要善始善终。

魏徵喜逢知己之主，竭尽股肱之力，辅助太宗理政，成为其左手右臂。他建言行事，匡正朝政失误，最终助成贞观之治。

自贞观三年（629年）起，魏徵奉命总撰了唐初八史中的五史，即《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隋书》。其中，他负责主修《隋书》，还为《隋书》写了序论，为《梁书》《陈书》《北齐书》撰写了总论，并对各史“多所损益，务存简正”，终于在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时称良史”的这几部史学著作。

在主修的《隋书》中，魏徵追求“直笔”的修史态度，唐初可用史料丰富，有专业的修史机构“史馆”支持，多位修史学士执笔，以及其他诸多因素，使得《隋书》具有了极高的史学价值。其中《经籍志》为魏徵亲撰，正式应用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史部首次作为一个大类被单独分列，此举不仅提升了史书的地位，也为目录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除了修史外，魏徵还编纂了大量历史文献。鉴于隋末图籍散失，制度、法令纷乱繁杂的状况，魏徵奏请校订四部书。李世民同意，设置雠校者20人，书手者100人，命其校写秘阁图籍。数年之后，“秘府粲然毕备”。此举为书籍和文化的传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推动了唐朝文化的发展。

李世民即位后，为吸取前朝历代君王的教训，命魏徵等整理历代君王治国方略资料，撷取历代群书之精华，整理成书。在此要求上，魏徵博览群书，上始五帝，下至晋代，共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采书中精要，于贞观五年（631年）撰成《群书治要》五十卷。唐太宗看后，称赞道：“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命将《群书治要》赐给诸王每人一本，以得其中道理。魏徵编撰《群书治要》时所参考的古籍，多已失传。而流传下来的古书经过千百年的抄录、流传，其中某些语句已与原著不同。因此，《群书治要》在保留唐初古籍原貌，为今人了解散佚古籍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贞观十一年（637年），魏徵同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百药、颜师古、令狐德棻、孔颖达、于志宁等撰成《大唐仪礼》一百卷。其中《吉礼》六十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篇，进一步规范了唐朝礼仪，促成了“贞观礼”的形成。贞观十二年（638年），魏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又编成《类礼》二十卷，“采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书成之后，被李世民称赞为“文义粲然，遂得先圣微言”，藏入秘府，并赐予皇太子及诸王各一部。

贞观十五年（641年），魏徵同高士廉等共同撰成《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该书内容广博，以分类的形式收录了大量古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古籍史料，可惜至南宋时已失传。

此外，据《两唐书》记载，魏徵还有《谏事》五卷、《祥瑞录》十卷、《烈女传略》七卷、《时务策》五卷等。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成果十分丰富的作家。其作品与历史、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为后世研究唐朝的历史政治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魏徵作为一代谏臣，其文学创作多是为政治服务的。故在《全唐诗》《全唐文》中收录的魏徵作品多具有政治色彩。虽然魏徵的文学作品传世数量不多，但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表现了他较高的文学水平与文学素养。

《全唐诗》中收录魏徵诗歌共34首，其中祭祀乐歌30首。《旧唐书·音乐志》载：“贞观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孙既定雅乐，至（贞观）六年，诏褚亮、虞世南、魏徵等分制乐章。”可知魏徵的这些乐歌，应是贞观六年（632）奉诏所作。30首乐歌中，《舒和》均为七言四句，《大明之舞》为四言二十四句，其余乐歌大多为四言八句。乐歌用词素雅、庄重，为大雅之词，气氛庄严，仪式感强，为研究唐朝祭祀礼仪有重要意义。

南朝齐梁以来，文风浮华。唐初文坛受齐梁余风影响，专尚骈俪，意少词多。魏徵的文风则反之，如《奉和正日临朝应诏》展示了贞观时期朝廷、民间欣欣向荣的景象，表现出一个新兴王朝的勃勃生机，也体现了魏徵愿意为国鞠躬尽瘁的志向。又如《述怀》一诗，写了自己初事李密、后事李唐的经历，表达了自己对李渊的忠心以及对李渊知遇之恩的感激。可见魏徵的作品皆言志述怀，而非无病呻吟。

总的来说，魏徵提倡文质并举、反对浮华文风的态度，为矫正唐初专尚骈俪文风起了良好的示范及带头作用。

李世民多次称赞魏徵：

王珪：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徵。（《贞观政要》引）

长孙皇后：

褚亮：魏徵早逢兴运，誉美当朝，为圣主之贤臣，预能官於多士。出纳通显，凭藉宠私，忠诚所到，心力同尽。（《圣制故司空魏徵挽歌词表》）

陈子昂：臣伏见太宗文武圣皇帝德冠三王，名高五帝，实由能容魏徵愚直，获尽忠诚，国史书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启，从谏之道开，贞观已来，此实为美。（《答制问事·贤不可疑科》）

吴兢：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时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杜正伦、高季辅，咸以切谏，引居要职……。（《上玄宗皇帝纳谏疏》）

柳芳：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资治通鉴》引）

张怀瓘：贞观之时，文臣无限，蹇蹇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书之，後代美之。（《评书药石论》）

邵说：则齐桓诸侯之主，能收管仲；太宗非常之圣，特任魏徵。咸为得人，终成大业。（《让吏部侍郎表》）

常衮：武德贞观之间，有若魏徵、王珪、李靖、李勣、房玄龄、杜如晦等，扶翼大运，勤劳王家，尊主庇人，匪躬致命，咸有一德，格於皇天，缅然长怀，风烈犹在。（《大历五年大赦天下制》）

独孤及：唐兴，参用周汉之制，谓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极言直谏，爱君而忘身，近贞。二德并优，废一莫可，故曰文贞公。（《驳太常拟故相国江陵尹谥议》）

李适：

权德舆：我太宗文皇帝之有天下也，魏徵、王珪等危言正词，上裨大化，无疆之祚，实兆于斯。（《论江淮水灾上疏》）

刘素：魏徵有大志，大耻小节，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大唐新语》引）

李绛：昔太宗之理天下也，房玄龄、杜如晦辅相圣德，魏徵、王珪规谏阙失，有温彦博、戴胄以弥缝政事，有李靖、李勣训整戎旅，故夷狄畏服，寰宇大安。（《论谏臣》）

崔植：太宗文皇帝特禀上圣之恣，同符尧舜之道，是以贞观一朝，四海宁晏，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属为辅佐股肱，君明臣忠，事无不理，圣贤相遇，固宜如此。（《对穆宗疏》）

杨植：（太宗）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属为辅佐股肱，君明臣忠，事无不理。（《对治道奏》）

元稹：

白居易：臣伏以魏徵是太宗朝宰相，尽忠辅佐，以致太平……。（《论魏徵旧宅状》）

李翱：

李溪：魏徵为相，不存形迹，以致贞观太平。（《伸理罚俸状》）

卢文纪：臣伏览贞观故事，见魏徵、马周之章疏，王珪、刘洎之奏论，或讲贯古今，或铺陈政术，皆万代之长策，非一介之狂言。（《请对便殿疏》）

刘昫、赵莹等：

赵元僖：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龄、杜如晦，明皇有姚崇、魏知古，皆任以辅弼，委之心膂，财成帝道，康济九区，宗祀延洪，史策昭焕，良由登用得其人也。（《宋史》引）

宋祁、欧阳修：君臣之际，顾不难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几，猜谮遽行。始，徵之谏，累数十余万言，至君子小人，未尝不反复为帝言之，以佞邪之乱忠也。久犹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污，峣峣者难全”，自古所叹云。唐柳芳称“徵死，知不知莫不恨惜，以为三代遗直”。谅哉！谟之论议挺挺，有祖风烈，《诗》所谓“是以似之”者欤！（《新唐书》）

韩琦：猗唐魏公，相于太宗。谏勇贲育，切磨上聪。术则仁义，道惟大中。尧舜我后，皋夔我躬。遭会真主，言行计从。引金自况，谓公良工。以公喻鉴，焕乎吉凶。君如是圣，臣如是忠。宜不期月，亟成治功。高视三代，谁其比隆。惟魏之学，乡贤是崇。图祀者五，诚德之丰。公实生魏，群贤之雄。尊近遗远，教斯未充。吾得公像，载敞儒宫。义一为劝，礼增有容。学者来视，以严以恭。高山景行，众发其蒙。有羙魏都，大河注东。如公之名，滔然不穷。

赵顼：唐太宗必得魏徵，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宋史》引）

曾巩：当房杜之时，所与共事则长孙无忌、岑文本，主谏诤则魏郑公、王珪，振纲维则戴胄、刘洎，持宪法则张元素、孙伏伽，用兵征伐则李勣、李靖，长民守土则李大亮。其余为卿大夫，各任其事，则马周、温彦博、杜正伦、张行成、李纲、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胜数。（《上杜相公书》）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人臣身秉国钓，因循从事，不能申明教令，诫谕君下，则无知之民，罹于法者必多。若各尽厥职，明法度，以训国人，使不罹于刑戮，则君心嘉悦，眷顾日隆，如所谓皋陶、伊尹、周公、诸葛亮、魏徵诸臣生膺显爵，没垂令闻，斯于臣职为无负耳！（《清太祖高皇帝圣训》引）

爱新觉罗·玄烨：

李光地：立言最要谨慎。魏郑公、颜鲁公，为人忠亮节义如此。鲁公为文，往往杂于浮屠之说；郑公作《李密墓志》，感密旧恩，犹之可也，更称赞畅素，极其推高，岂非失言。（《榕村语录》）

赵翼：贞观中直谏者，首推魏徵。……至今所传十思、十渐等疏，皆人所不敢言，而帝悉听纳之，此贞观君臣间直可追都俞吁咈之盛也。（《廿二史札记》）

袁枚：才智之士，非贤臣也。……太宗有故纵魏徵之心，博纳谏之名。魏徵有挟制太宗之意，彰能谏之直。...知其说之可以行，即不行亦无害，则谏。知其说之必不行，而又犯上所忌，则不谏。其谏太宗之心，即其谏建成之心矣。女之四嫁，而以克家称者也，谥之曰贞，愧矣！（《魏徵论》）

蔡东藩：唐代谏臣，莫如魏徵，唐代奏议，亦莫若魏徵之十思十渐两疏。（《唐史演义》）

魏徵为隐太子李建成尽忠献策，到其败亡后才归顺李世民。武德九年（626年）冬，李世民下诏追赠李建成、李元吉王爵及谥号，重新安葬二人。下葬当日，作为李建成东宫旧僚的魏徵、王珪并未躲避，反而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下葬地。李世民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进一步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李世民曾对人说：“别人说魏徵的做人疏慢。可是我看他的态度，只觉得是妩媚。”

魏徵相貌普通，但胆略过人，善于挽回人君的心意，时常犯颜直谏。有时碰上李世民盛怒之下，他仍面不改色，即使是李世民的威严也为之收敛。魏徵曾经告假去祭扫祖墓，回来后，对李世民说：“人们都说陛下要临幸南山，外面都已严阵以待、整装完毕，而您最后又没去，不知为什么？”李世民笑着说：“起初确实有这个打算，害怕你又来嗔怪，所以中途停止了。”李世民曾得到一只好的鹞鹰，将它置于臂膀上，远远望见魏徵走过来，便藏在怀里；魏徵站立许久，上奏朝政，鹞鹰最后被闷死在李世民的怀里。

魏徵死后，李世民经常对身边的侍臣说：“用铜镜可以端正自己的衣冠，以古史作为镜子，可以知晓兴衰更替，以人作为镜子，可以看清得失。我经常用这样的方式防止自己犯错，但现在魏徵去世，我少了一面镜子。魏徵去世后朕派人到他家里，得到他的一页遗表，才刚起草，字都难以辨识，只有前面几行，稍微可以辨认，上面写道：‘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定，任用恶人国家就衰败，公卿大臣中，感情有爱有憎，自己憎的就只看见他的恶，自己爱的就只看见他的善。爱憎之间，应当审慎，如果爱而知道他的恶，憎而知道他的善，除去邪恶不犹豫，任用贤人不猜忌，国家就可以兴盛了。’遗表的大意就是这样，然而朕思考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徵所说的这些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这些话写在手板上，知道朕有过错一定要进谏。”

唐代笔记《龙城录》里有一则关于魏徵与醋芹的文字，魏徵在朝堂上喜欢提意见，且常让皇帝下不了台。有一天，李世民笑着对大臣们说：“这个羊鼻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动心的东西？”身边的侍臣回答：“魏徵喜欢吃醋芹，每次食用都欢欣称快，从这事可以窥见他的本色。”第二天，李世民赐宴，赏赐的食物中有三杯醋芹。魏徵见了，食指大动，饭还没吃完，装菜的餐具就见底了。李世民笑着说：“你说自己没什么爱好，我现在终于见识到了。”被揭短的魏徵，拜谢道：“君主喜欢无为，臣子自然不敢有什么偏好。臣执作从事，就好这一口罢了。”李世民默然有感，等到魏徵退下后，“仰睨”而思，感叹良久。

《旧唐书·经籍志》著录《魏徵集》二十卷，已佚。清光绪年间王浩辑《魏郑公集》四卷，收文二十四篇、诗三十五首，编入《畿辅丛书》。

魏徵曾受命主持编撰《群书治要》，并负责撰写《隋书》序论与《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自撰有《诸王善恶录》。

关于魏徵的言论，散见于《魏郑公谏录》《贞观政要》《全唐文》及《全唐诗》等书。详见下表：

（表格参考资料）

籍贯问题

据唐玄宗时的《唐故豫州刺史魏君碑》记载：魏氏为“巨鹿曲阳人”。《邙洛碑志三百种》中《魏华墓志》称魏徵之孙魏华为“巨鹿下曲阳人”。唐初杜淹记《文中子世家》时同此说，提到王通的门人有“巨鹿魏徵”。唐初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编撰的《北史》则记魏徵的从兄魏收为“钜鹿下曲阳人也”。到唐宪宗时的《元和郡县图志》、唐末的《魏公先庙碑》及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五十五·河北道四·相州安阳县》记魏氏均写为巨鹿曲阳。《贞观政要》记载：“魏徵，钜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内黄。”五代时修成的《旧唐书·卷七十一》载：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北宋中期的《新唐书·卷一百一十》：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

而《浙江魏氏分徙录》中记载“至郑国公（魏徵）由曲阳（晋州）卜居彰德府之安阳县”。《晋州重修儒学明伦堂碑记》“晋畿辅首善地，降神毓秀，代产伟人，唐有魏文贞公”。《新建晋州名宦乡贤祠记》记载“唐郑国公赠司空魏徵，赵魏人”。《辞海》修订本综合诸说，提及了魏徵为“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西北）人，祖籍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一说馆陶（今属河北）人” 。今人赵才萱著《大唐名相魏徵传》也支持该说。

综合诸碑记与《贞观政要》《新唐书》《旧唐书》等书来看，魏徵是巨鹿郡下曲阳县人之说是没有疑问的。

关于魏徵的纪念建筑有多处，简要展示如下：

在魏徵身后，其人的品格和风貌成为美好官德与崇高人品的代表和典范，魏徵的形象逐渐被神化。在众多传说中，魏徵身为三曹官，在人间为名相，在地府和天堂亦为良佐。有的故事把他说成半人半神，有的故事则把他完全神化。从民间传说、话本、戏曲到小说《西游记》中，有“香石伴随下界”“梦斩小白龙”“雷劈赃官”等诸多关于魏徵的传说。

在《西游记》里，完整叙述了类似“梦斩小白龙”情节的“梦斩泾河龙”一事。魏徵是唐朝丞相，同时是地府曹官，负责监斩触犯天条的泾河老龙王。老龙于行刑前一天恳求唐王李世民为他说情，唐王满口答应。第二天，唐王宣魏徵入朝，将其留下。不料正值午时三刻，魏徵打起了瞌睡，梦中灵魂出窍斩了老龙。老龙阴魂不散，怨恨唐王言而无信，整日到宫中捣乱，惊扰唐王。魏徵闻知唐王受惊，派秦琼、尉迟恭守在宫门保驾，一时有效。可没过几天，老龙又在宫殿后门来找唐王算帐，魏徵于是抱剑为李世民守后门，这才使老龙不敢前来。唐王体念他们夜晚守门辛苦，就叫画师绘秦琼、尉迟恭两人之像贴在宫前门口，绘魏徵像贴于后门，结果照样管用。此举也开始在民间流传，秦琼、尉迟恭与魏徵便成了门神，双门左右贴秦琼和尉迟恭，单门贴魏徵。当唐王被押至地府受审时，魏徵大胆救出唐王，保全其性命。这一情节，刻画出了魏徵丹心照日月、智勇迈群臣的伟岸形象。

《魏郑公谏录》卷1~卷5

《贞观政要》卷3《任贤》

《旧唐书》卷71《魏徵列传》

《新唐书》卷97《魏徵列传》

《资治通鉴》卷191~卷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