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是指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资本价值增值的需要而言的过剩。

经济危机的原因可能是：

1．经济政策错误

2．原材料紧张，尤其是原油危机

3．自然灾害

4．全球化的后果

5．金融政策错误。

经济危机早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就已经存在，这是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相联系的。在生产方式危机才变成了现实。随着简单商品经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发展，就使经济危机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随着社会分工的广泛发展，商品生产，每个企业都成为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复杂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它在客观上是服务于整个社会，满足社会需要、应受社会调节的。由于生产资料私有，生产从属于企业的利益，生产成果都被他们所占有。而企业生产的唯一目的，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经济学原理》第25卷，第288页）。单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单个企业的生产，在资本家的统一指挥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却基本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比例关系的失调，特别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失调，是私有制所造成的结果。私有制把社会生产，企业们各行其是。各生产部门比例的不协调，是生产运动中的经常现象，而按比例的发展，则是生产运动中的个别情况。严重比例失调是引起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产能增长与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与总需求或生产与消费。在追逐高额利润的驱使下，所有资本家都拼命发展生产，结果是有效需求落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商品卖不出去，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

引起经济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生产与消费以及市场无序竞争，作为具体表现是彼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它们的结合，才不可避免地使再生产周期地遭到破坏，引起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两极世界理论分析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变革和对外扩张两个阶段的经济危机表面看都是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但是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原因不同，内部变革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人们相对太穷，对外扩张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因为资本相对太富，前者是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外应力性质的，后者是国际有效需求不足、内应力性质的。

注：市场需求不足性经济危机以及土地产出不足性经济危机，从根本上都是私有制持续作用的结果。土地产出充足的情况下（更确切地说是有充足的土地用于耕作或者放牧）以及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私有制的生产资源所有者（地主、工商企业主及银行家）会倾向于扩大生产，这是私有制社会价值观决定的。当土地产出最大化也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时封建社会就会产生经济危机；当市场需求最大化也不能满足扩大化的生产能力时资本社会就会产生经济危机。另外，天灾人祸会加速经济危机爆发，储蓄则能延缓经济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所暴露的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出来的商品真正超过实际需要。要使现有的人口都能够富裕地生活，充分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生活资料并不是生产得太多了，而是生产得太少了。但是，相对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又的确是生产得太多了。就生产资料来说，要使有劳动能力的人口都能够充分就业，促进生产的迅速发展，各生产部门还要进行大量的设备投资。生产资料同样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但是，要使生产资料按一定的利润率起作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又的确是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由此可见，生产过剩并不是绝对的过剩，而是相对的过剩。

在市场经济社会以前的各个社会形态里，由于战争、瘟疫、天灾等各种原因，以及上层社会的荒淫腐朽，也会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使生产和社会生活陷于严重的苦难和危机之中。但这种危机的特征是生产严重不足，而经济危机则是生产过剩。

经济危机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后有所不同。

但无论是战前或战后，其共同点是：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社会经济陷入瘫痪、混乱和倒退状态。生产下降和失业激增，是战前与战后经济危机的共同的主要标志。战前与战后不同之处，主要是在货币、金融危机方面。在战前的危机中，一般是通货紧缩，物价下跌，银根吃紧，利率上升，银行挤兑并大批倒闭；而在战后的危机中，由于国家干预采取膨胀政策以及其他原因，从1957～1958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开始，各国家在危机期间都出现了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反常现象。

商品大量过剩，销售停滞；生产大幅度下降，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倒闭，失业工人剧增；企业资金周转不灵，银根紧缺，利率上升，信用制度受到严重破坏，银行纷纷宣布破产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家干预采取了通货膨胀政策及其他措施，致使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现象。

经济危机的后果可能是：1．社会动乱；2．国民经济调节和经济恢复；3．政变。经济危机爆发，加剧了社会各种矛盾的深化。主要表现在：1．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严重的破坏。2．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3．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4．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表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矛盾。经济危机是矛盾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促进经济在起伏波动中继续向前发展。

经济危机加剧了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转嫁危机与反转嫁危机的矛盾；加剧了国家相互之间的争夺商品市场和输出危机的矛盾。总之经济危机加剧了世界的各种矛盾，它是世界动乱的重要经济根源之一。

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每次危机都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为世界带来莫大的灾难。危机使社会财富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在30年代的大危机中，被毁坏的炼铁炉，美国达92座，英国为72座，德国为28座，法国为10座。

1933年，美国有1040万英亩的棉花被毁在地里，巴西有2200万袋咖啡被销毁，丹麦有117000头牲畜被消灭。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并未绝迹。

例如美国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仅在1974年5月15日和16日两天内，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牛奶垄断组织就把38000多加仑的优质鲜奶倒入水沟中。

1．社会摇摇欲坠，面临被推翻。（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

2．法西斯日益猖獗。（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

3．国际关系趋于恶化。

4．失业人数迅速增加。

5．贫困加剧，人们食不果腹。

6．会引发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

7．由于经济全球化，危机会波及全世界，后果不堪设想。

资本的卓有远见的代言人，比如马丁·沃夫，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这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状态持续下去的话，我们所见的金融危机还会重现。投入美国和英国的大批资金在任何新的管制下都会从事风险借贷。中国这类国家应该转向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而美国，尤其是他们的出口业，应从消费领域转向投资领域，这种情况才可能避免。这种策略实际上自然非常难以实行，因为资本主义无计划的、自发的本质使这种再平衡非常不稳定且充满风险。这已经在1980年中期得到验证。

当时通过协调使日元升值，同时将日本经济从出口型转向国内需求型引发了疯狂地投机借贷，使得日本经济的疲弱持续了近二十年。然而，如今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不同的国家资本之间，根本不存在一个清晰的关于未来经济走向的协定。例证是德国和英国政府针对该如何合理应对这场危机、政府支出程度和财政赤字应有的水平产生了争论。然而比这更严重的是美国和亚洲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紧张关系不仅体现了对经济的关注，更体现了国际市场经济阵营内力量关系的改变。

也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有的学者把经济危机分为“被动型危机”与“主动型危机”两种类型。

被动型：指该国宏观经济管理当局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出现经济的严重衰退或大幅度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危机进而演化为经济危机的情况。如果危机的性质属于这种被动型的，很难认为这种货币在危机之后还会回升，危机过程实际上是对该国货币价值重新寻求和确认的过程。

主动型：主动型危机是指宏观经济管理当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采取的政策行为的结果。危机的产生完全在管理当局的预料之中，危机或经济衰退可以视作为改革的机会成本。

两极世界理论分析指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变革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通过扩大国内有效需求解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外扩张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通过扩大国际有效需求解决。

理论研究：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市场经济无法消除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因而经济危机周期地爆发。经济危机的这种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再生产也表现出周期性，这种周期包括四个阶段：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

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繁荣时爆发，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这时达到最尖锐的程度。危机首先在商品流通的某一环节出现，然后迅速波及各个部门，最后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严重混乱。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是上一个经济周期的终点，也是下一个经济周期的起点。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

在萧条阶段，商品供给超过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现象有所缓和，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人数也不再增加，但过剩商品还未完全销售出去，社会购买力仍然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停滞状态。萧条阶段之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逐渐摆脱停滞局面，于是，萧条阶段过渡到复苏阶段。

在复苏阶段，由于市场的扩大，价格开始上升，利润渐有回升，从而刺激着资本家增加投资、扩大生产。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逐渐加快，社会生产超过危机前的最高点，进入经济周期的高涨阶段。在高涨阶段，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只是暂时的，繁荣包含了新的危机的先兆。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时，危机必将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下一个周期。

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机与危机之间的间隔表现了一定的规律性。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以来，随后发生危机的年份是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和1900年。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以及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时期，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要发生一次这样的经济危机。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差不多每隔七八年就发生一次危机。

从一次危机爆发到下次危机开始之间的这个期间，构成再生产的一个周期，或称经济周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一个周期都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不同的阶段。战后的周期虽然发生了某些形态变化，但四个阶段的交替仍然是周期的基础。

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一个是周期性的原因，一个是周期长短的原因。

危机周期性的原因，要从市场经济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一基本矛盾虽然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但并不是每时每刻都处于严重激化之中，而是有时尖锐，有时缓和，呈现出一种波浪式发展的状态。经济危机是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又反过来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暂时强制地缓解这一矛盾。但危机并不能消除矛盾，一次危机过去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重新激化起来，使另一次危机成为不可避免。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5页）。

关于周期长短的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当国家宏观调控还不存在的时候，主要是由固定资产更新的周期决定的。固定资产的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固定资产的更新必然会引起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从而促进资本品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反过来又会增加就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扩大消费品市场，从而促进消费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固定资产的更新为经济走出危机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它又会引起新的一轮产能过剩，为下一次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在完全竞争市场，把物质磨损和精神磨损合起来看，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固定资产，平均大约10年左右就需要实行更新，固定资产的这个平均的生命周期，是决定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了物质基础。

不但在以前的社会中，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在早期，经济危机也是不规则的。当时，由于大工业还不够发达，固定资本的再生产还没有能够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当时的英国频繁出现过1788年、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和1819年的经济危机，但它们的出现和交替是没有规则的，而且从整个社会来看，危机还是一种局部性的或地方性的。只有当大机器工业发展到对整个社会生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程度时，地方性的、局部性的危机才逐渐转变为波及一切主要工业部门、震撼整个经济社会的周期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25年首先在英国爆发的危机，就是最早一次这样的危机。

固定资产的更新固然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对危机间隔时间的长短有重大影响，但也不能把这一点绝对化了。上述论断，对于1825年以后的完全竞争市场，以及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垄断市场，是有效的。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宏观调控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决定周期长短的因素，除了固定资本的更新以外，还有国家宏观调控加强干预经济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延缓或加速经济危机的爆发，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在当代，不能只用固定资产更新这样一个因素去解释经济周期的长短。

经济危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数据看，自1825年英国开始出现第一次周期性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以来，每隔一定期间就要发生一次。除了上面谈到的19世纪发生的几次危机以外，进入20世纪，在1900年危机之后，又发生了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和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又发生了次数不等的经济危机。到目前为止，就几个国家看，发生经济危机的次数是：

美国7次（1948～1949、1953～1954、1957～1958、1960～1961、1969～1970、1973～1975、1980～1982）

日本7次（1954、1957～1958、1962、1965、1970～1971、1973～1975、1981）

联邦德国7次（1952、1958、1961、1966～1967、1971、1974～1975、1980～1982）

法国5次（1952～1953、1958～1959、1964～1965、1974～1975、1980～1982）

英国7次（1951～1952、1957～1958、1961～1962、1966、1971～1972、1973～1975、1979～1982）

在战后各国的历次危机中，有的是属于部分国家同期发生的，有的是普遍性的世界经济危机。至于战后究竟发生过几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但严格说来，属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只有三次，即1957～1958年，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因为只有这三次危机表现了明显的国际同期性。

在上述各次危机中，最严重的一次是战前1929～1933年的大危机，这次危机震撼了整个世界，波及所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称为“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它的影响非常大，甚至使德意日走上了法西斯道路，成为二战策源地，是二战爆发的原因。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时期世界体系各种矛盾激化的条件下发生的。危机长达4年之久，生产下降和失业增长都达到了空前猛烈的程度。世界工业生产几乎下降了44%，比1913年的水平还低16%，倒退到1908年至1909年的水平，失业人数达到5000万人左右，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竟高达30～50%。世界对外贸易总额下降了66%，倒退到1913年的水平以下。就美国来说，工业生产下降了56.6%，其中生铁产量减少了79.4%，钢产量减少了75.8%，汽车产量减少了74.4%，整个加工工业工人人数减少42.7%，支付工资总额降低57.7%，全失业人数达1200多万人。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德、意、日三国法西斯乘机上台，它们相继发动了侵略战争，直至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9～1933年的危机过去以后，转入了一个长时间的“特种萧条”阶段。以后在生产还没有发展到明显的新高涨的情况下，又爆发了1937～1938年的经济危机，至1939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打断。

1929～1933年的大危机是在国家干预还不够发展、市场的自动调节还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充分证明了市场的局限性，传统“自由放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已不适用。于是以这次大危机为转折点，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家干预获得了重大发展。由于2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的发展包含着局限性和不稳固性，盲目扩大的生产同容量相对稳定的国际国内市场发生尖锐的矛盾，导致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

危机以美国纽约股票价格狂跌开始，很快波及全美国，并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危机发生后，各国采取了以邻为壑的短视政策，致命危机具有长期性、普遍性和空前的破坏性。危机对全世界影响巨大，并给世界经济发展留下深刻的教训。经济危机给世界以沉重打击，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结束了20年代出现的虚假繁荣局面。危机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激起了人民对社会制度的不满，使反对社会制度的情绪高涨。

罢工运动、群众示威和农民运动高涨起来。发展中国家人民也掀起了反对外国转嫁危机的斗争。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内迅速蔓延，法西斯组织相继出现。各国统治阶级面临内忧外患的困境，在经济和政治上普遍加强了国家干预和专横统治，日本开始实行武力扩张，德国则建立了法西斯统治。

经济危机使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关税战、倾销战和货币战导致世界的不断分化，出现了各种货币集团和经济集团。1933年6月，66个国家在伦敦召开世界经济会议，试图稳定货币，实行关税休战，结果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各集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在资源战日益激化的情况下，资源自给率较低、金融力量相对薄弱的德、日、意逐渐相互靠拢，形成了法西斯集团；而垄断了国际市场、资源相对雄厚的英、美、法面临着法西斯国家的争夺，逐渐捐弃前嫌，于1936年秋分别签署了《三国货币稳定协定》和《三国黄金协定》，一定程度上调节了三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两种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分化对立和重新组合，为以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的形成铺垫了道路。

30年代的大危机给世界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影响发人深省，给当今的世界经济发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首先，它告诉人们，繁荣和危机总是密切相关、同时并存的。各国在发展经济时，不仅要关注直接效益，更要着眼未来，要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要清醒看到经济发展中可能存在的潜在危机，防患于未然至关重要。

其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国政府、不同制度的国家要适应经济的不断发展，及时调整内部机制和政策，并不断协调好国际关系，为经济的持续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

第三，经济和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各国政府和各国组织应承担起各自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从而有效地遏制危机，防止危机的恶化，扩展和延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要从根本上摒弃以邻为壑的自保政策和转嫁手段，在区域经济集团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强的当今世界，国际合作尤显重要。

战后在国家干预盛行的条件下，最突出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是1973～1975年的危机和1980～1982年的危机，这两次危机都是在“停滞膨胀”的背景下发生的。80年代初的危机更具有新的特色，这是一次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各国爆发危机的时间非常接近。1979年7月英国首先爆发危机，加拿大于同年10月工业生产出现下降，美国于1980年2月陷入危机，其他国家在1980年爆发危机的有比利时（2月）、日本（3月）、联邦德国（4月）、荷兰（4月）、法国（5月）、意大利（5月）、爱尔兰（6月）。各国于1982年底开始走出危机，危机持续3年左右，是战后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危机。由于英国、加拿大于1979年就陷入了危机，所以有人称之为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但在7个国家中，有5个国家：即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是1980年爆发危机的，并且美国起主导作用。所以一般仍称之为1980～1982年的经济危机。

最值得注意的，是1980～1982年的危机有很大的曲折性，这是经济危机史上所罕见的。在同一次危机中，有些国家出现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形，即3年内发生两次下降，如美国、加拿大、联邦德国和日本；有的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则发生数度下降，呈现锯齿型。以美国为例，从1980年2月开始，工业生产连续下降了6个月，从1980年8月起，工业生产又逐渐回升，到1981年7月已超过1980年1月的水平；但从1981年8月起，美国的工业生产又急转直下，到1982年11月，明显地超过了1980年第一次下降的幅度。80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过程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曲折，从根本上说，是国家对经济加强干预的结果，或者说是采取反周期措施的结果，这种干预使危机的发展受到阻挠，但经过几个回合的搏斗，危机终于按照自己的规律继续展开。

同战前比较，战后的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产生了新的特点。危机的性质、主要特征、基本原因等等，并没有改变。但由于战后经济以及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使经济周期的发展进程，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等方面出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同期性与非同期性经济危机交错发生

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与非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互相交错，而进入70年代以后，则由非同期性稳定地转向同期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危机在各国趋向于同时爆发，具有比较明显的同期性。自1847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后，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20年、1929年、193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欧美各国都一齐卷入，都是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有1957～1958年、1973～1975年、1980～1982年的危机是世界同期性的经济危机，其他各次危机则是非同期性的或部分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例如，美国爆发1948～1949年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时，西欧和日本正处于战后恢复过程中，并未同时发生危机，而当西欧各国爆发1951～1952年和1964～1966年的经济危机时，美国则由于先后发动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使危机分别推迟到1953～1954年和1969～1970年才爆发。

危机的非同期性或部分同期性，有以下几个原因：

①战后初期，由于各国遭受战争破坏的程度不同，经济恢复的时间不同，经济周期的进程也就很不一致。②局部战争，即50年代初的美国侵朝战争和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美国侵越战争，对各国经济周期的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③战后各国国家干预迅速发展，但各国采取的国家干预措施并不相同，所以抵制外国经济危机影响的效果也各不相同。④由于某些地区和某些国家的经济关系特别密切并有共同利害关系，战后形成了一些经济的地区性联盟，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等，因此，经济危机有时在这些国家里表现出较明显的地区同期性，而不表现为世界的同期性。

然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日益密切，世界市场空前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生产和资该国际化的趋势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以上这些因素终于阻止不了经济危机向世界同期性发展。70年代以后，连续发生了1973～1975年和1980～1982年两次战后严重的同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非同期性向同期性转变，这就是战后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趋势。这一转变，反映了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的加深。在非同期性的经济危机中，未发生危机的国家还可以吸收那些陷于危机中的国家的过剩商品和过剩资本，起一定的缓冲作用；而在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时，一些国家都陷于危机之中，谁也救不了谁，而且还互相转嫁危机，加剧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使危机的时间拖长。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时曾说过：“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5页）。

马克思关于周期将逐渐缩短的论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否仍然有效，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由战后只发生过三次同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来看，从1957～1958年的危机起到1980～1982年的危机爆发止，23年间发生三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略长于11年；而20世纪初从190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1937年，37年间共发生6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略长于7年。两相比较，战后的经济周期是延长了。但如果把非同期的经济危机也计算在内，以美国为代表，从1948年到1980年，32年发生7次危机，每一个周期约为5年零4个月，显然又比战前大大缩短了。还要看到，1973～1975年的危机以后，只相隔4年多一点就爆发了1980～1982年的危机，这是周期缩短的证明。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首要原因，是由于战后政府普遍加强了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或将要爆发时，各国政府就在财政上和货币金融上实行膨胀政策，如增加预算开支，大搞公共工程，增加货币发行量等等，同时还用减免税收、降低贴现率、放宽房屋抵押贷款条件等措施去刺激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这些措施人为地激发起新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暂时地缓和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使危机不能充分展开。这些措施，从短期来看，有时固然能够延缓危机的到来或减轻危机的严重程度；但从长期来看，却进一步扩大了生产能力，加剧了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为下一轮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危机频繁、周期缩短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技术的迅速进步，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大为缩短。各国政府还采取加速折旧等措施以刺激私人投资，这也促进了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缩短。危机频繁、周期缩短，在国家的多方干预下，战后虽然没有发生像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多次危机合起来，对于经济的打击仍然是严重的。

从一次危机到另一次危机算是一个经济周期。危机是经济周期的起点和终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整个周期分为四个阶段，这是周期运动的传统形式。当时整个周期是在国家不干预或干预较少的情况下自行运转的。

战后，由于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采取一系列的反周期措施，包括在危机和萧条阶段的膨胀性政策以及在复苏和高涨阶段的紧缩性政策，使周期发生了变形：危机的来势没有过去那样凶猛，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界限不清；高涨阶段经济增长乏力，有时还发生曲折和波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条和复苏两个阶段混淆在一起，不易划分，从表现形式看，整个周期是由危机、“回升”和高涨三个阶段组成的，而不像过去那样由四个阶段组成。萧条阶段和复苏阶段混淆不清，不仅50年代和60年代如此，70年代、80年代初期大体上也如此。

如前所述，在1980～1982年的危机中，由于政府加强反危机措施，竟出现了下降—回升—再下降的W形或几次下降与回升互相交错的锯齿型。这种周期形态变化的新现象，是由周期运动受到国家干预的严重干扰所造成的。

经济周期的形态变化，并不是否定过去四个阶段的划分，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仍然是周期变化的基础和前提，经济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周期的形态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战后虽然周期缩短，危机频繁，但在各次危机中，工业生产下降幅度都没有战前那样大。1973～1975年的危机，是战后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它使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15.3%，英国下降11.2%，法国下降16.3%；而战前比较严重的1920～1921年的危机，却使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分别下降了32%、55%和24%。至于1929～1933年那次世界经济大危机，各国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就更大了。当时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56.6%，英国下降32.3%，法国下降35.7%。

战后危机冲击力较小的原因，总的来说，是由于国家干预的反危机措施阻碍了危机的展开。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因：①固定资本投资幅度下降不大。过去危机爆发时，企业一般都中止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甚至暂停固定资本的更新。但战后由于国家干预的发展，政府实行减免税收，加速折旧，以及其他各种优惠待遇，去鼓励投资，再加上科技革命不断开展，要求固定资本加速更新。所有这些，即使是在危机期间，也使固定资本投资的下降幅度不大，从而缓和了危机的恶化。②个人消费需求下降幅度较小。过去在危机期间，由于失业工人大量增加，人民收入减少，使消费品的生产过剩更加严重，转而又加剧了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推动经济危机进一步发展。但战后由于消费信贷的扩大，社会保险制度的改进，以及工人组织程度提高，抵抗资本家降低工资的力量增强，使消费的下降遇到了阻力，从而减轻了危机的严重程度。③以通货紧缩、银根吃紧、银行挤兑和大批倒闭为主要形式的货币信用危机有所改变。这样的货币信用危机，是战前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加剧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战后由于金融资本力量增强，政府采取膨胀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控制和管理，增强了货币信用体系抵抗经济危机冲击的能力，从而减轻了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④由物价暴跌转为物价上涨。战前的危机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人心惶惶，造成严重的紧张局势。战后由于国家在货币金融上和财政上实行膨胀政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仅不下跌，反而大幅度上涨，尽管留下后患，却暂时缓和了危机的冲击力量。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战后的经济危机不能充分展开，生产下降幅度不大。这本身就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可以使危机的冲击力减弱；但另一方面，又为危机频繁、周期缩短播下了种子，同时还为70年代以来的停滞膨胀准备了条件。

如前所述，伴随着战前危机的，是通货紧缩，物价暴跌。当时的一般情况是：危机阶段，物价暴跌；萧条阶段，物价在低水平上徘徊；复苏阶段，物价回升；高涨阶段，物价迅速上涨；危机再爆发时，物价又大幅度下降。如此循环反复，起伏波动。支配这种起伏波动的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周期变化和货币供应量的周期变化，而这是在国家干预较少的条件下自发运行的。战后由于国家干预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危机期间物价不但不跌落，反而持续上涨。

以美国为例，从战后到80年代初，它爆发了7次经济危机，仅前两次危机期间物价有轻微下降，其余的危机期间物价一律上涨。1948～1949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了3.1%；1953～1954年的危机时消费物价下降了0.75%，从1957～1958年的危机开始，以后在各次危机中，消费物价都在上涨，而且上涨幅度有增大的趋势。1957～1958年的危机中物价上涨了4.2%；1960～1961年的危机中上涨了4.7%；1969～1970年的危机中上涨了6.18%；1973～1975年的危机中上涨了14.5%；1980～1982年的危机中，1980年上涨了13.5%，1981年上涨了10.7%。

①国家干预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在战后大力推行赤字财政政策和扩大信用的政策。每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它们就增加政府开支，降低贴现率和存款准备率，结果使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酿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改变了货币供应量的周期波动，使之不再像战前那样在危机期间大量收缩，而是继续增长，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推动物价上涨的力量。

②私人垄断的大大加强也是引起危机期间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后随着生产和资本的不断集中，跨部门的垄断组织——康采恩进一步兴起，主要经济部门逐渐被垄断公司集团所控制。这些大垄断公司在制定商品价格时，实行所谓“领价制”，即由最大的“领头公司”按照产品的生产费和根据“目标利润”所确定的利润量来规定产品的价格，其他公司也按这种价格去出售商品。因此，垄断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比战前大为加强。大垄断公司在危机爆发时，用降低开工率的办法去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不但不降低商品价格，反而提高价格以弥补损失。

③战后各种阻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下降的其他因素，也是引起物价在危机期间上涨的重要因素。

当代世界正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的高潮，电子计算机工业、原子能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高分子合成工业、激光工业等一系列新部门的出现和发展，以及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即将有新的突破，使物质生产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必将对经济危机进一步发生重大的影响。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未来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美国的新制度学派，提出了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等理论，科学地论证了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变形”，它将成为与资本主义本质不同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

比较明显的，是新技术革命对于经济危机已经发生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是缓和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加剧的作用。

新技术革命缓和危机的作用表现在：

①使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老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纺织等部门的比重将相对缩小，而新兴工业部门的比重和作用则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传统工业部门因生产过剩而减产时，新兴工业部门却在继续增长，虽然抵消不了传统部门的生产下降，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全部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从而缓和了危机。

②促进了固定资本大规模的更新和改造，不仅新兴工业部门的固定资本要大量增加，而且传统部门也要大规模地采用新技术，更新机器设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危机。

新技术革命加剧危机的作用表现在：

①加快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缩短了固定资本更新的期限，为危机频繁、周期缩短进一步提供了物质基础。

②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一方面使社会生产总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资本积累量都大大增加，为扩大再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同样的生产规模所需要的劳动力日益减少，特别是机器人的使用，导致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固然，新兴的工业部门和“第三产业”将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但毕竟不能全部抵消由新技术革命所抛出的产业后备大军。失业的增加不仅使社会矛盾尖锐化，引起新的动荡，而且还将使人民的购买力减少，加剧了生产的扩大与社会成员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从而使经济危机趋于深化。

在技术革命的双重作用中，从长远来看，加剧危机的作用将处于主导地位。因为，新技术革命将促进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并大大推进生产社会化的进程。

皇甫嘉利在解读刘周“国际共运史赞并序”一文的思想内涵中指出：“国际共运史赞并序”提出了如下几个新的理论命题：

1．市场与产品的背反律

作者写道：“彼背反律者，乃谓生产愈发展产品愈增多，产品市场之负载能力相对产品之增多而愈缩减也。”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现实。其结果就是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产品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存在也正好反证了“背反律”的成立。

2．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的扩张

作者写道：“夫对抗此一背反律者，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之扩张也。此亦为资本各国消除经济危机之根本途径也。”因有市场与产品的背反律的存在，便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而要抵制由产品增多带来的该国（该地区）市场的相对缩小，就必须去开拓更广阔的国外市场。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的扩张，就很自然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消除经济危机的一种根本途径。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把抢夺占领更多的国外市场，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支柱；历次经济危机都曾引发资该国家的大规模的市场争夺——这些历史事实都是有力的证明。

3．资本主义本身即意味着战争

作者写道：“故谓市场扩张者，乃资本主义之天性也，以战争而服务于市场扩张者，亦为资本主义之天性也。”追求尽可能大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内容，而在扩张市场过程中产生的争夺，则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两次世界大战都由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引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作者说“以战争服务于市场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天性。”这是对列宁所讲“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命题的引申与发展。

4．资本主义灭亡的制度

作者写道：“故谓此种（市场）扩张达于某一极限，即资本主义市场达于真正之世界市场，而无可供扩张之空间（地域）之时，世界性不可消除之经济危机，必致彼资本制度之最后灭亡也。是则为资本主义灭亡之度也。”市场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而再无可供扩张的空间（地域）之时，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运用“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的扩张”这一武器，来抵制和消除其周期性经济危机之时。而在这时，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战争和各种社会危机亦将空前爆发，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将很难避免崩溃和消亡的命运。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灭亡的“度”。

5．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可以分为两大类

（1）民主国家：如英法美，采用改革的方式，国家干预经济来摆脱危机，著名的有“罗斯福新政”。

（2）专制国家：如德日意，采用对外侵略的方式，建立法西斯独裁转嫁危机。

这主要是针对1929年的大危机，另外那个可能是凯恩斯主义。

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主观价值可分为三种：一是投资者的主观价值，二是劳动者的主观价值，三是商品购买者的主观价值，有三种价值差异起者重要作用：1．劳动者的价值与投资者的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PN结）；2．劳动者的价值与商品购买者的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NP结）；3．投资者的价值与商品购买者的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构成一个类似晶体三极管的结构。投资者的价值类似发射极；劳动者的价值类似基极；商品购买者的价值类似集电极。商品生产工厂就是一个“价值放大器”。

其中劳动对商品的价值起到调节放大作用，通过体劳和知识调节：体劳对价值的调节是有限的——仅通过劳动时间或者劳动强度调节商品的数量。而知识对价值的调节作用是不断地创新商品的价值——调节商品的质量，是“价值放大器”的关键因素，就像晶体三极管放大电路中的基极一样，当体劳和知识的价值调节量达到某一个值后，“价值放大器”将处于饱和状态，劳动价值对商品价值失去进一步的调节放大作用（基极与集电极之间出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饱和现象呢？原因是价值观来源于人的大脑，脑细胞的生理特性使投资者的主观价值观：不断增加投入获取更多利润——形成投资者的价值观惯性。

劳动者的主观价值观：不断要求增加福利待遇——形成劳动者的价值观惯性。商品购买者的主观价值具有兴奋、疲劳、老化的特点。对于消费者的商品价值将经历三个阶段：兴奋阶段——价格等于价值、疲劳阶段——价格等于商品生产成本价格、厌烦阶段——失去购买兴趣。导致出现了各种边际递减现象：边际报酬递减、边际效用递减、边际利润递减等。

商品购买者的主观价值进入厌烦阶段时商品滞销，生产过剩，投资者的利润减少（发射极与集电极之间出问题了），投资者被迫降薪或裁员。劳动者的主观价值与投资者的主观价值之间的价值差异变大（发射极与基极之间出问题了），劳动者与投资者之间矛盾激化，导致劳动者出现要求加薪、罢工、抗议浪潮，最终工厂彻底失去“价值放大器”的作用——倒闭，银行也纷纷宣布破产经济危机爆发。因此“价值放大器”中知识的调节作用与消费者对商品的主观价值之间的矛盾是避免经济危机的重要因素。因此一个企业只要重视知识对产品价值的调节作用，企业倒闭是可以避免的。

在17世纪的荷兰，郁金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东西。1637年的早些时候，当郁金香依旧在地里生长的时候，价格已经上涨了几百甚至几千倍。一棵郁金香可能是二十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总和。大家都承认，这是现代金融史上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投机泡沫。而该事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在一个市场已经明显失灵的交换体系下，政府到底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角色

1720年倒闭的南海公司给整个伦敦金融业都带来了巨大的阴影。17世纪，英国经济兴盛。然而人们的资金闲置、储蓄膨胀，当时股票的发行量极少，拥有股票还是一种特权。为此南海公司觅得赚取暴利的商机，即与政府交易以换取经营特权，因为公众对股价看好，促进当时债券向股票的转换，进而反作用于股价的上升。

1720年，为了刺激股票发行，南海公司接受投资者分期付款购买新股的方式。投资十分踊跃，股票供不应求导致了价格狂飚到1000英镑以上。公司的真实业绩严重与人们预期背离。后来因为国会通过了《反金融诈骗和投机法》，内幕人士与政府官员大举抛售，南海公司股价一落千丈，南海泡沫破灭。

1837年，美国的经济恐慌引起了银行业的收缩，由于缺乏足够的贵金属，银行无力兑付发行的货币，不得不一再推迟。这场恐慌带来的经济萧条一直持续到1843年。

恐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金属由联邦政府向州银行的转移，分散了储备，妨碍了集中管理；英国银行方面的压力；储备分散所导致的稳定美国经济机制的缺失等等。

1907年10月，美国银行危机爆发，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

首先是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大量出现宣传新金融理念的文章。当时有一篇保罗的文章，题目是“我们银行系统的缺点和需要”，从此保罗成为美国倡导中央银行制度的首席吹鼓手。

此后不久，雅各布·希夫在纽约商会宣称：“除非我们拥有一个足以控制信用资源的中央银行，否则我们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而且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

华尔街有史以来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刻。

1987年，因为不断恶化的经济预期和中东局势的不断紧张，当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直线暴跌，造成了华尔街股市的大崩溃。这便是“黑色星期一”。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20%，无数的人陷入了痛苦。

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世界各国都为美国金融危机而震惊。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此次金融危机迅速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遭到重创，堪比1929罗斯福执政时期的经济大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