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改革（朝鲜语：광무개혁）是指1896年到1904年期间朝鲜王朝（大韩帝国）所实行的一系列旨在独立自主与富国强兵的改革政策，由于这一时期韩国主要使用的年号是“光武”，因此被称为“光武改革”。1896年以后，随着日本和俄国两大势力在朝鲜半岛趋向均衡，朝鲜所受的外部压力也相对减轻，在这一背景下，以朝鲜高宗李熙为首的朝鲜王朝统治者开始主导继甲午更张后的新一轮的近代化改革——光武改革。

主词条：甲午战争、甲午更张、乙未事变、俄馆播迁

朝鲜的近代化（或者叫“开化”）起步较晚，过程曲折。1876年朝鲜开港，以朝鲜高宗李熙为首的朝鲜统治者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逐渐实施了一些近代化改革，同时“开化党”人士亦试图效仿日本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革新。朝鲜的改革就在这两者间的冲突，加之外部列强角逐的背景下跌跌撞撞地展开的。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在日本的支援下发动“甲申政变”，准备进行全面的近代化改革，但旋即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改革还未付诸实施便受挫；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在这期间不仅将清朝势力逐出朝鲜，还控制了朝鲜政权，扶植金弘集、朴泳孝等开化派实施近代化改革“甲午更张”，在朝鲜确立了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被视为朝鲜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改革。但甲午更张本身是在日本扶植下进行的，加深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开化派内部不睦，各派明争暗斗；很多措施流于表面，并未真正实施，所以这次改革称不上成功。不仅如此，高宗及其王妃闵妃敌视亲日开化派，特别是甲午更张中限制王权、趋向君主立宪的措施引起高宗和闵妃的极度不满，于是他们暗中引入俄国势力进入朝鲜半岛以牵制日本及亲日开化派，使甲午更张陷入停顿。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为挽回颓势，遂在1895年10月8日策划驻朝日军及日本浪人入侵王宫景福宫，杀死闵妃，控制高宗，史称“乙未事变”。事后日本及亲日派顶住舆论压力，重建亲日政权，恢复改革措施。不过，这时的改革措施旨在移风易俗，过于急躁激进，尤其是强制朝鲜男子剪去长发的“断发令”激起了民愤，引发了义兵运动，使亲日政权四面楚歌，风雨飘摇。朝鲜高宗伺机而动，于1896年2月11日在亲俄派的协助下逃出景福宫，躲进俄国驻朝公使馆，史称“俄馆播迁”。俄馆播迁后，亲日政权垮台，开化派大臣或死或逃，甲午更张宣告结束。此后，改革的主导权落入高宗手中，而进步知识分子与残余的开化派势力在留美归来的开化党人徐载弼（曾参与甲申政变）的领导下组成“独立协会”，要求实现独立自主，并实施全面的近代化改革。这就为光武改革期间独立协会与高宗朝廷的对抗埋下伏笔。

除了朝鲜内部开化派与高宗的矛盾为线索的改革历程以外，外部的列强角逐也是光武改革的重要背景。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被日本控制，1896年俄馆播迁以后，俄国又逐渐在朝鲜确立了优势地位。日本鉴于自身羽翼未丰，不得不做出让步，实行“日俄协商”的外交政策，于1896年和1898年与沙俄签订了《小村-韦贝协定》、《山县-罗拔诺夫协定》、《西-罗森协定》三个日俄双边协定，协调两国在朝鲜半岛的势力范围，使得这一时期的日俄两国势力在朝鲜趋向平衡、彼此互相牵制。朝鲜所受的外部压力也因此相对减轻，处于危机状况之后的弛缓期。这种外部背景为高宗称帝及展开光武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高宗为了维护独立局面，在对外政策上实行“势力均衡利用策”，即在两强牵制的夹缝中利用双方在朝鲜半岛的竞争矛盾以求维持本国的生存，防止受到日俄两强中的一国支配的状况发生，并以推进中立化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在对内政策上，则实行光武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之效，进而维护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很快日俄矛盾加剧，最终爆发日俄战争，失去平衡局面，朝鲜半岛的独立地位也随之丧失，光武改革自然也宣告失败了。

1896年（建阳元年）2月16日，朝鲜高宗颁布诏敕称：“朕丁我家五百年一变之会，际宇内万邦开明之运，励精图治，讲求富强之策，历有年所。国家多难，尚无其效。继自今益究利国便民之道，与我赤子共跻文明之域、享升平之福”，标志着继甲午更张后的新一轮近代化改革重新开始。但由于当时朝鲜国内外局势尚未明朗，高宗尚在俄国公使馆中，行事多有掣肘，所以实行改革主要是在1897年高宗改元光武，建立“大韩帝国”以后，因此称之为“光武改革”。光武改革的基本理念是“旧本新参”，即以旧制为根本，参酌新事物，换言之即在维护君主专制的旧体制的前提下进行变通，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着手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实施近代化改革。

主词条：大韩国国制

在政治上，高宗首先采取强化君权的政策。甲午更张时期，亲日政权实行责任内阁制，君权受到极大限制；甲午更张结束后，朝鲜处于“法纲解纽，旧法废弃，新法未立，可谓无法之国”的青黄不接状态，高宗李熙决定利用这种时机重新整合力量，建立君主专制政体。1896年7月，高宗下令祭祀“并用旧历”，8月又废二十三府，改为旧行政体制——“道”，并由八道变为十三道，这些措施都是为恢复旧制做铺垫。同年9月，高宗废止内阁，恢复议政府制度，着手强化君权。然后，高宗又构建独立国家形象。1897年2月，高宗搬出俄国公使馆；1897年10月12日，高宗自称皇帝，建元光武，并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正式确立了与中日平起平坐的独立自主地位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与高宗强化君权的目标相反，以开化派知识分子为主的独立协会伸张民权，主张将咨询机构中枢院改造为近代议会，实现君主立宪制，并为此发起了“万民共同会”等政治运动。于是在大韩帝国建国后的一年时间中，政局动荡，高宗朝廷与独立协会围绕政治改革展开反复博弈，其本质则是君权与民权争夺改革主导权的斗争。到1898年底，高宗取缔了独立协会，为君权的进一步强化扫清障碍，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也得以顺利推进。

独立协会运动被镇压后，君权不断膨胀。1899年8月，高宗以宪法形式颁布了《大韩国国制》，借助万国公法的理念明确规定大韩帝国实行“专制政治”、“无限君权”，至此标志着韩国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君权的膨胀直接影响了大韩帝国的行政体制，虽然甲午更张以来的新式各部官制及中枢院、宫内府等机构仍然保留，但代表宫中势力的宫内府权力大肆扩张，议政府及其下属各部的权力被削弱，一度计划改造为议会的中枢院完全有名无实。另一方面，高宗对适应帝国形式的独立国家形象的构建也在不断进行中。首先，高宗模仿西方和日本，于1900年4月颁行勋章和绶带，包括金尺大勋章、瑞星大勋章、李花大勋章、太极章、八卦章、紫鹰章。其次，高宗于光武六年（1902年）1月下令制国歌，这就是现代朝鲜和韩国《爱国歌》的雏形。高宗还于光武六年（1902年）5月6日颁布诏敕，宣布定平壤为陪都，称为“西京”。其依据有中国周朝的宗周和成周、明朝的北京和南京以及高丽的开京和西京，值得注意是同时也引用了俄国的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日本的东京和京都等“近日外国亦建两京”的事例，体现了高宗皇帝的国际化视野。同年为高宗即位第40年，大韩帝国计划举行盛大的“大皇帝御极四十年称庆仪式”，邀请了包括清朝在内的所有与大韩帝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参与这一国际性庆典，同时还预备在各国公使席前举行阅兵式、演奏刚创制的国歌。虽然这次庆典计划因国内外局势而被推迟乃至的流产，但可以看出此举既是高宗强化自身皇权之举，也是树立和提升大韩帝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措施。总之，光武改革在政治方面以强化君权、构建独立国家形象为中心，虽然有借用西方制度的形式和理念（如万国公法、勋章绶带等），但总体上还是趋向复古与保守的。

主词条：大韩帝国军

光武改革在军事上下了很大功夫。1896年，朝鲜高宗派闵泳焕为特使，参加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期间与俄国达成秘密协议，其中规定由俄国派遣军事教官训练朝鲜军队。1896年10月，以普提亚塔上校为首的俄国军事顾问团来到朝鲜，并提出了在俄国军官160人的指导下，创设规模为6000人的朝鲜军的计划，这一计划是用3年时间使朝鲜新式军队的士兵和军官达到40000人的规模。1897年8月，俄国又派由13名军官组成的第二批军事顾问团来朝鲜，协助训练军队。大韩帝国建立后，仍承袭之前的改革方式，以俄国军官做顾问训练军队。俄国派遣军事教官等举动违背了日俄两国在朝鲜半岛维持均势的原则，因此遭到日本的不断抗议，同时韩国的独立协会也召开万民共同会，反对俄国的干涉。俄国出于国际关系的考量，于1898年3月撤出了派往韩国的军事顾问，此后开始了韩国自主的军事改革。

1899年，高宗开设“元帅府”，自任陆海军大元帅，皇太子任元帅，设在皇宫内，分为军务、检查、记录、会计四局。此举将军权牢牢掌握在高宗一人手中，乃是适应政治上强化君主专制的需要。同时，高宗改革军制，着手建立一支近代化的大韩帝国军，在中央设俄式训练的亲卫队和侍卫队，人数保持在5000—6000人；在地方设平壤、全州两个镇卫大队以及14个地方大队，1900年中国爆发义和团运动后又在北部的义州、江界、北青和镜城4处增设镇卫大队，同年7月将所有镇卫大队、地方大队合并为5个镇卫联队，设于江华、水原、大邱、平壤、北青五处地方（后增济州），总数约20000人。1900年9月又以法律第5号的形式颁布了《陆军法律》，规定了韩国陆军军人必须遵守的317条法令。当时中国发生庚子事变，俄国进驻满洲，在这一背景下，高宗更加重视国防建设。1900年以后，大韩帝国的军费开支急速增长，到日俄战争前夕达到政府支出总预算的40%以上，将其用以购买武器，扩充军备。1901年3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7号的形式颁布《沿海炮台设置件》，强化海防，并购买了日本军舰“扬武”号。1903年3月15日，高宗皇帝下达诏敕，以征兵制代替募兵制，大力扩军。同年7月29日，军部大臣尹雄烈奏请创设海军。

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是以镇压本国人民起义为直接目的、以维护韩国独立地位为终极目标，是在日俄两强夹缝中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步骤。1900年7月，俄国驻韩公使巴甫洛夫向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提出由日俄分别驻军朝鲜半岛南北以防备义和团的入侵的建议，但他在向高宗要求驻军时却被高宗以韩国有能力镇压匪徒为由拒绝，从这一事例可见高宗大力推进军事改革的目的，即通过维护韩国国内稳定来杜绝日俄的干涉。另一方面，高宗的军事改革也蕴含开疆拓土的意图，多次默许李范允带兵越过图们江骚扰中国境内的“间岛”地区，1902年定平壤为陪都“西京”亦暗含北进之志向。然而，由于财力不足及日俄战争爆发等因素，大韩帝国的军事改革虽取得一定成效，最后以失败告终。

光武改革亦在经济上实施了一系列“殖产兴业”的政策。大韩帝国政府鼓励工商业，因而韩国的民族资本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取得了比较快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例，光武年间先后建立了大朝鲜苎麻制丝会社（1897年）、织造劝业场（1898年）、郑肯朝织造会社（1900年）、李仁荣织造所（1900年）、李仁基织造所（1900年）、艺洞织造缎布株式会社（1900年）、钟路织造社（1900年）、南竹洞组织所（1900年）、汉城制织会社（1901年）、中谷染织工所（1902年）等企业。在海运业方面，先后创办了大韩协同邮船会社（1900年）、仁川邮船会社（1900年）、仁汉轮船株式会社（1900年）等企业；在陆运业方面，创建了利运社（1899年）、通运社（1900年）、京釜铁道役夫会社（1901年）等企业。对外，大韩帝国政府则延续开港政策，于1897年10月开木浦、镇南浦二港，1898年5月开放马山、群山、城津（今朝鲜金策）三港及平壤，又设各国侨民居留地，这也是大韩帝国外交政策的反映，即把居留地变成“各国互相牵制的工具”，同时大韩帝国还在铁路、矿山、电气等方面招商引资，不仅吸收先进技术，也作为维持各方均势的手段。

大韩帝国还进行财政改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宫内府权力扩张。甲午更张时期，实行财政一元化管理，统归度支部；光武改革时期，随着君主专制的强化，宫内府的权力极度膨胀，包揽了大韩帝国的财政税收及新兴产业，从而与度支部分庭抗礼。光武年间，宫内府陆续增设了西北铁道局（管理京义、京元铁路）、铁道院（管理京仁、京釜铁路）、矿学局（管理矿山）、绥民院（管理出入境）、平式院（管理度量衡）、通信司（管理邮政通讯）、警卫院（管理警务）等附属机构，只要有管理相关产业的需要，宫内府立即越过政府据为己有，可以明显看出宫内府对大韩帝国经济社会的经营管理权膨胀之状。宫内府中最重要的机构是内藏院，原本该机构是管理皇室内帑，到光武年间对国家经济财政的管理职能及其管辖领域扩大，“凡国课、正供以外杂税皆属之，财与度支埒”，此外内藏院还负责经营红参贸易、铸造白铜货、管理水利、矿山等业务。内藏院卿长期由深得高宗信任的李容翊担任，还曾兼任宫内府及度支部多个要职，可以说他在日俄战争前垄断管理了大韩帝国的全盘财务，是韩国皇室的大管家。宫内府及内藏院权力膨胀，一方面表现出高宗皇帝的私心，增加了苛捐杂税，另一方面也确实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此外大韩帝国还引入了近代预算会计制度，从1900年开始公布国家预算，进一步完善财政。金融方面，在政府资金参与下兴办了大韩天一银行（1899年）、汉城银行（1903年）等民间银行。1901年2月，高宗发布敕令第4号，公布《货币条例》，实行金本位制，开始筹划发行货币。大韩帝国为了抵制当时日本的经济侵略，于1903年3月设立中央银行，以沈相薰和李容翊为正副总裁，计划全面开发韩国金融，但因日俄战争的爆发而中断。

大韩帝国还积极实施国土开发政策，主要包括铁路建设、城市建设和“光武量田”等方面。1896年7月，朝鲜政府发布了六条“铁道规则”，决定在国内兴建标准轨距铁路。铁路敷设成为日俄等列强在朝鲜半岛竞争的重点，日本很快就夺取了京仁线、京釜线两条铁路的敷设权，法国亦取得了京义线铁路的敷设权。但大韩帝国政府于1899年收回了京义线的权利，成立西北铁道局进行修筑与管理，这条铁路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一直为日俄所垂涎，但韩国拒绝让出，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后才被日本夺取。此外大韩帝国在全国进行铁路调查，英国顾问柏卓安在1898年8月制订方案，规划了京元线、湖南线等4条铁路构成的朝鲜半岛铁路网。城市建设上，主要是展开对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的改造工程，大韩帝国起用朴定阳、李商在、李采渊等留美人员参与汉城市政建设，并与美国企业合作，于1898年成立汉城电气会社，由汉城府判尹李采渊任社长。汉城的改造也是以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模板，在市中心设置元标，增修和拓宽道路，1899年开始在市内运行电车，并安装了路灯，1903年又进行汉城的自来水和下水道建设，此外还在汉城兴建公园、剧场等设施，从而在日俄战争前初步完成了汉城的电气化和现代化。光武改革期间另一个国土开发的重大举措则是“光武量田”，1898年设置量地衙门，开始在美国人的协助下丈量全国土地，1901年10月设地契衙门，1902年3月将量地衙门合并入地契衙门中，在推进量田事业的同时根据量田之成果作成“量案”，又根据“量案”对土地所有者发给“地契”。“地契”的立案制度发展成为现代产权制度，因此是近代化的重要体现。日俄战争以后，“光武量田”事业被迫中止。

随着光武改革的推进，韩国的社会生活也发生诸多变化。高宗虽然废除了甲午更张后期所颁布的断发易服的命令，但逐渐采用西式装束。1899年2月1日高宗李熙接见清朝使臣徐寿朋时就穿的是西服戎装。1900年4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4号的形式颁布“文官大礼服制式”，规定韩国文官大礼服用西式大礼帽、大礼衣，小礼服真丝高帽、燕尾服，常服等“并用欧制”。此后韩国的很多上层人士也相继断发易服，而韩国的警察和军人更是在1902年后全部换上西式制服了。随着铁路的修筑和海陆运输业的发达，大韩帝国的交通亦变得极为便捷。通讯快速发展，邮政、电报网扩散到韩国全境，1900年韩国正式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电话也被引入韩国，到1902年汉城、仁川、平壤、釜山等地已开通长途电话。大韩帝国还积极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广泛开展社会救济。1900年，设国家医院广济院，同时设汉城种痘司。1901年10月，高宗皇帝以敕令第18号的形式设立惠民院，作为“掌歉荒之岁，饥馑人民赈恤；年丰之时，鳏寡孤独至穷无依者救护”的社会福利机构，同年12月又下令在汉城设总惠民社、在各郡设分惠民社，为筹集活动经费，皇室带头向惠民社捐赠2万元，并命敕任官捐赠半年薪俸的1/3 , 奏任官捐赠1/5，从而发展了大韩帝国的社会福利事业。

光武改革期间，高宗皇帝非常重视教育，他在1899年4月下诏：“国家之开设学校，作成人材，将以广知见而求进益，以为开物成务、利用厚生之基本也。现今世界各国之蒸蒸日上，富强无敌者，岂有他哉？不过曰从事格致之学，究解物理之蕴，识已精而益求其精，器已巧而愈出愈新也。有国之要务，宁有先于此哉？我国之人才，未必多让于外国，而特以教之无素，故人民之知见未开，农商之功业不兴，以致民产日蹙，国计日绌。…… 自政府另饬该部，无得踵前因循，一概认真办理，期有作成开进之功。”高宗皇帝颁布了大量近代学校教育规则，如《医学校官制》、《中学校官制》、《商工学校官制》、《外国语学校规则》、《中学校规则》、《矿物学校官制》、《邮务学徒规则》和《电务学徒规则》等。在大韩帝国政府的支持下，直至1899年，成立了10间汉城国立小学、6间外语学校、1间医科学校、1间师范学校及62间地方国立小学，同时也对外派出留学生。从新设学校名称来看，大韩帝国重点发展的是职业学校，培养适应经济社会改革的技术人才。而灌输近代文明、培养更高层次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则未在考虑之列，并且在推进新式教育的过程中，高宗仍弘扬儒学，自封儒教宗主，尊崇箕子、孔子，并宣布在成均馆设置招贤堂，聘请在野儒士鉴评政务。这反映出了大韩帝国进行改革的“旧本新参”路线。然而大韩帝国政府在教育开支上严重不足，常年保持在财政支出预算的2%左右，与连年增长的军费开支形成鲜明对照。所以日俄战争前的韩国新式教育尽管有所发展，但仍处于起步阶段，教育事业直到光武末年才全面开花。

社会文化方面，光武改革期间，韩国报业发展很快，涌现了《独立新闻》、《皇城新闻》、《帝国新闻》、《大韩每日申报》等近代报刊，对国民启蒙事业起到重要作用。韩文（训民正音）得到提倡，成为韩国的国语，1902年设立了国文学校。政府公文不再只用汉字，而采用韩汉混用的字体（国汉文混用体）。随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也在持续输入韩国。社会文化的这些新变化为后来蓬勃发展的爱国启蒙运动奠定基础。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攻入汉城，控制大韩帝国政府。此后韩国落入日本之手，光武改革结束。1905年，《乙巳条约》签订，大韩帝国沦为日本保护国；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半岛成为日本殖民地，大韩帝国灭亡。但是，光武改革作为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近代化改革，其影响仍继续发挥，并为随后统治朝鲜半岛的日本人所沿用。比如，光武改革中的“殖产兴业”政策引发了韩国人办实业的热潮，为后来的实力养成运动作铺垫；光武改革在文教方面的政策也为爱国启蒙运动奠定基础；光武改革所采用的西化政策也进一步深化，并更大规模的引进西方科技成果。日本统治朝鲜半岛以后，韩国统监府于光武改革时期规划的中央银行的基础上创办韩国银行（日韩合并后改称朝鲜银行），朝鲜总督府也在“光武量田”的基础上实施土地调查事业，朝鲜日治时期所进行的铁路建设也是按照光武改革所规划的铁路网展开的，光武改革所进行的城市建设、医疗卫生等事业也被继续发扬。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光武改革不仅取得了一定成果，而且具有延续性。总而言之，光武改革是朝鲜近代史上一次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改革，并且是在高宗皇帝亲自主导、离开外国干涉下自主进行的。光武改革是朝鲜近代化历程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上承甲午更张，下启朝鲜日治时期的经济建设，甚至“大韩民国（第三共和国）时所发挥的经济开发能力，这时（光武改革时）已有了体现”，可见光武改革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光武改革期间，韩国对外交流更加频繁，出国劳务、留学的人数大为增加，韩国外交使节也被派驻欧洲，进行自主的外交活动，大韩帝国还于1900年参加了巴黎世博会，因而韩国也随着光武改革进一步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文明之中。

但是，光武改革的效果和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并没有达到实现富国强兵与维护独立自主的目的。其局限性表现在其“旧本新参”的路线上，大韩帝国并未实施根本性的改革，许多措施也流于表面。这一弱点在政治改革上尤其明显，高宗并未接受主张君主立宪的独立协会的改革建议，反而强化君主专制，比起甲午更张来说无疑是一个倒退，在军事上设元帅府，在经济上宫内府权力膨胀等，都是君主专制强化的对应体现。同时，光武改革虽然不是像甲午更张那样是在外国干涉下进行的，但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也极度依赖外国的资金与技术，并试图利用列强对韩国权利的竞争来维持均势，给虎视眈眈于朝鲜半岛的日俄两国以可乘之机。其原因从内外角度考察如下：

从内部来看，第一是光武改革的不彻底性。光武改革是在维护乃至强化旧体制的前提下进行改革的，因此并未对封建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而是在政治上强化君主专制、军事与经济上推进近代化，这种跛脚式的改革就决定了光武改革的广度和深度相当有限，正如韩国历史学家姜万吉所说：“实际上皇权强化恰恰是规定并制约光武改革整体性质的根本因素，也是光武改革未能深入更未能成功的根本因素，忽视这一点而仅仅看到此时期经济社会等表面上的某些变化而承认改革的进步意义这一立论，恐怕尚须进一步的考察”；第二是大韩帝国仍延续了朝鲜王朝的腐败堕落，尤其是在光武年间专制强化、高度集权的情况下，吏治腐败更是有增无减，不仅官员依旧贪污成风，因循苟且，皇帝高宗亦崇尚巫术，又极其贪财（宫内府权力加强及内藏院的设立便是典例）。1900年有人形容时局说：“宫禁不肃，杂进谄谀；闾里多怨，胥兴骚讹。官人爵人，不问贤否；导民齐民，不制产业。规则焉，名存而实无；聚敛焉，罪重而功多。遂绝谏诤之路，广开赂遗之门。出言正直，谓之狂妄；徼势捷给，谓之才干。内治渐臻颓堕，孰云确立基础？外交每多依附，肯曰平等条约？海陆迄无疏虞之备，庙堂既乏匡救之算，尸禄冒居而伈泄，志士退藏而慨怀，驯致岌嶪，日甚一日”。当时的尹致昊也说：“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都完全缺乏爱国心和荣誉感”。这样就极大影响了光武改革的执行力和效率，从而制约了改革的成果。第三是大韩帝国底子薄，财力弱，大规模引进和推广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很困难。而高宗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则是卖官鬻爵，当时“卖官之滥，比甲午以前殆过之”，同时又增收苛捐杂税，这种竭泽而渔的方法形成了恶性循环。

从外部来看，第一是日俄的干涉。虽然光武改革是自主进行的，但在过程中仍难以排除日俄的干涉和经济侵略，如朝鲜政府原本规定修筑标准轨距铁路，却被俄国强迫改为符合俄国标准的宽轨铁路，使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能与朝鲜半岛相连，以便将来的侵略；而大韩帝国从1899年开始为建立新式货币制度而向各国交涉借款，也屡屡横遭日本干涉，以使韩国的金融继续被日本垄断。第二是日俄势力对朝鲜半岛的争夺。光武改革时期日俄势力在朝鲜半岛处于平衡状态，但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一旦失去平衡，韩国就会落入其中一国手中，因此大韩帝国虽然表面上保持独立自主，实际上难以摆脱被外国支配的命运。高宗在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寻求永久中立化，但在日本阻挠下失败。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韩国被日本控制，光武改革也就失败了。

后世对光武改革的研究远比甲申政变、甲午农民战争、爱国启蒙运动、反日义兵运动等朝鲜近代史课题落后。“光武改革”这一提法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完全不存在。

光武改革结束后，大韩帝国末期的知识分子普遍将光武年间视为失败的。如金泽荣在论及甲午战争结束到日俄战争爆发这段期间时表示：“使太上皇（指高宗）乘此十年之暇，卧薪尝胆，兢兢自治，则日本将如之何哉？无如卖官鬻爵、禳神观剧之外，无一所知，万机万事，日就乱亡之涂，而惟欲仰俄罗斯人之鼻息，以为一缕之命。噫！俄罗斯人其独无日本人之肠肚哉？故曰韩之亡，非俄罗斯之败之故，惟吾自伐自亡而已，呜呼痛哉！”朴殷植则如是描述光武年间的韩国局面：“民团（指独立协会）坏矣，舆论熄矣，凡廷臣攻击独立党（独立协会）者，皆以劳被宠，张其势焰，自余官吏亦皆无惮于民，惟剥下媚上，毁公营私，复甲午以前之旧，反或过之。不以厚我民力为自强之图，徒以庆运宫（德寿宫）在各国使馆之侧为太平之基，竭吾国财谄事外人，朝秦暮楚，择强而交，实依赖以苟安，其能久乎？”可见，他们痛心于日本对韩国的侵吞，所以在回溯与反省之时，都强调光武年间的腐败而未能正视光武改革的存在，颇有恨铁不成钢之感。

朝鲜日治时期，史学界认为朝鲜半岛的近代化建设是在日本统治下推进的，因而忽视光武年间所进行的改革。1945年以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史学界不仅回避“大韩帝国”的存在，也将光武年间所进行的一切政治经济政策定义为反动卖国，自然无从提出“光武改革”的说法。

而大韩民国史学界起初也未重视光武年间的近代化改革，直到1968年金容燮所撰《关于光武年间的量田事业的一个研究》一文中，才开始系统研究大韩帝国所实施的改革政策，并将改革路线归纳为与中国“中体西用”类似的“旧本新参”。1976年，金容燮在《书评-慎镛厦〈独立协会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光武改革”这一说法，指出朝鲜开港后真正制度性的改革事业是在大韩帝国时期由统治阶级所主导的“光武改革”中才出现的，对其赋予较高评价。但是，也有不少韩国学者持相反意见，比如慎镛厦认为只有开化派主导的独立协会才代表近代化的方向，而高宗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所施行的政策不能称为改革，他说：“以独立协会为首的改革派为了维持国家的独立，屡次提出了能够总体解决时代问题的改革方案，但是光武年间主政的亲俄守旧派统治阶层不但没有采纳并推行这些主张，而且通过强制解散独立协会等手段压制了他们的救国改革运动。……考察当时的事实，只能说‘统治阶层的光武改革’这一概念是难以成立的一种虚构。”由此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韩国史学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光武改革”的争论。后来大多数学者接受“光武改革”的说法，关于光武改革的细致研究越来越多，并且也作为韩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而写进了教科书中。

而且，韩国史学界也强调高宗主导的“光武改革”在批判日本殖民地史观方面所具有的意义。韩国教育科学技术部国史编纂委员会委员长李泰镇教授指出：“光武改革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不少成果，日本觉得如果就这么放手不管的话，征服朝鲜半岛会有困难。因此，他们对俄罗斯发起战争，以其军事力量推进了强占朝鲜半岛的政策”。所以他认为日本为了将殖民统治合法化，故意诬蔑高宗等统治者无能或没有近代化意志才导致亡国，回避或否定光武改革的成果，从而得出朝鲜半岛的近代化是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的、日本给朝鲜带来新文明与科技的错误结论。但这种观点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对光武改革的评价还有待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