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学社,英文全称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由
哈佛大学和
燕京大学合作成立。哈佛燕京学社是为了研究中美双方互派学者,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交流的典范。
信息
哈佛筹款主管董纳姆(W. Donham)也积极希望为化学艺术等系争取,惜因申请不合,几经周折,先后派华那(Langdon Warner)、杰尼(H. Jayne)等以探索研究为名,与中方的王近仁、
陈万里组队到西北敦煌考察,
洪业以
史坦因偷运文物赴英的教训,特加保护,使哈佛失望,基金申请及与北大联合研究的想法也只好暂停。
其后哈佛在中国挑寻合作的燕京等六个
教会大学(燕京得到100万美元,另有几所大学如:岭南得70万,金陵得30万,华西协和得20万,山东齐鲁得15万,及福建协和得5万等,大学得到捐款者皆为合于至少有三个教会一同合办的基督教大学,所以圣约翰,沪江等基督教大学并未得到),据推论还是特别看中燕京等早与霍尔基金有联系基础,加上燕京的成就,因势利导更易于成功。经过燕京校长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洪业和董纳姆几位筹划结果。1928年1月4日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由九人董事会决策包含伍兹(J H Woods)科立芝(C.Coolidge)等为一
独立机构。展开中美双方互派学者的研究计划,本世纪内建树恢宏。
燕京方面也同时成立管理委员会,据校方记载(注四)先成立
国学研究所由
陈垣任所长,
容庚,洪业,
顾颉刚等五位研究教授,办理后成绩未见理想,注册学生渐减,1932年改组,仿照大学
管理制度,取消国学研究所名称,所长改称哈佛燕京学社
北平办事处
总干事,负责管理学社在燕京的研究工作,并维持与哈佛燕京学社及同在中国之六个相关大学的联络。首任总干事为哲学系
博晨光(Lucius C.Porter),美裔
燕大哲学教授,到1939年
洪业继任,1941年
梅贻宝校长、1946年
聂崇岐亦曾代理,1947年由檀香山美籍华侨
陈观胜接任,至1950年告一段落。学社接受研究生申请,依照燕京研究院标准来加审核,文史研究生可申请奖学金攻读学位,继续研究款项包含学费,膳宿费,杂费。成绩优越者可申请奖学金,到
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教授方面也因有了经济後盾而能礼聘权威学者。
哈佛燕京学社得到640万美元,分账目为二:一为普通账目——不受限——包含哈佛,燕京两校的哈佛燕京学社在研究和行政上的费用。 一为限制账目:限制以190万美元所得利息——每年8万多美元——分配给所得之六个大学,燕京配额最高占大部份。在
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学社款项用来:建立
东亚语言系及汉和图书馆,出版学术性的《哈佛亚洲学报》;分派奖学金。而且1934-56年由法国
汉学名家
伯希和(Paul Pelliot),推荐了他的学生俄裔
世族叶理绥(Serge Elisseeff)担任主任及新成立的东亚系系主任,哈佛
东亚研究于是
庞博发展。到今天,霍尔的相片还挂在
杜维明社长室门外。
不久,
博晨光、
洪业、煨莲三位燕京教授,就被聘请到哈佛分别教授哲学和历史。洪先生曾开1793年以来的远东历史等课,许多本科大学生选读。
燕京大学迁成都时
陈寅恪、
李方桂两位教授亦由学社补助7000
美元支持他们的研究工作和发表论文。 学社补助燕京大学出版:一是《
燕京学报》,1927-1950每年出版两册,战时停刊,共计38册,发表学社所补助的研究教授之论文,前後由
容庚及齐思和教授主编,学者如伯希和等皆特别称许。二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1930-1950年,由洪业教授为便利学者由浩如湮海的古籍中,获得重要资料而创设引得编纂处,洪先生主任,其后由聂崇岐接办。工作人员前后逾二十人。共出41种正刊,23种
特刊,合计64种共84册包括
春秋左传、大藏经、
水经注等引得,八零年代在上海出版。
社长
哈佛燕京学社首任社长:
叶理绥(Serge Elisseeff),1934-1956年
哈佛燕京学社由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Paul Pelliot(原计划聘请),推荐了他的学生法籍俄裔世族叶理绥(
日文名英利世夫),家族原是
俄国有名的
大食品东家
十月革命后归化法国。Serge Elisseeff担任主任及新成立的东亚系系主任,哈佛东亚研究于是蓬勃发展。叶理绥生于1889年俄国列宁格勒世家,曾在德国
柏林洪堡大学学语言。
日俄战争时期赴日。1908-1914年从
芳贺矢一、藤村作等位研究日本文学,成为东京帝国大学首位文学科西洋毕业生,十月革命后,定居法国
巴黎,为伯希和门生,通日法英德语,纯熟流利,关于日本语言学、文学、戏剧、音乐、艺术的知识都很丰富;并可阅读汉语古籍,生性诙谐,在任内倡建东亚语言系,1956年由社长退休仅为教授,1957返回法国,1975年逝世。
哈佛燕京学社第二任社长:赖世和(
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 1956-1963年
因父亲为赴日的基督教
长老会传教士,赖世和1910年生于日本。十六岁之前在日,1931年毕业于美国
欧柏林学院,1932得哈佛硕士,1933-1938得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在法,日,中等国研究日本语言和历史,1939以古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获得哈佛博士。他是叶理绥的学生,亦曾任东亚系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加入
美国陆军部,担任日本电讯密码解读工作,战后回
哈佛任教,担任日本语言和历史课程。1961年应甘乃迪之邀,担任驻日大使,时值日本因签订
美日安保条约而反美情绪高涨,他以日本研究者,
日本通的身份,替战后美日关系,化解了严重危机,1963年卸任后,仍回哈佛从事研究工作,著有《日本--过去与现在》《合众国与日本》等专门著作。对推展美国
亚洲研究颇有贡献。
哈佛燕京学社第三任社长:John Pelzel教授,1963年
哈佛燕京学社第四任社长:克瑞格(Albert Craig)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第五任社长:韩南(Patrick Hanan)教授
韩南教授,1927生于
新西兰,1949年
新西兰大学学士,1953年
伦敦大学硕士,1960年伦敦大学博士,先任教于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后任教
史丹福大学,1968年起任
哈佛大学东亚系
中国古典文学教授并兼任主任,并为哈佛大学卫特汤玛斯Victor S Thomas讲座教授著有《金瓶梅探源》,《中国短篇小说之时期、作者与结构研究》《中国白话小说》《李渔的发现》《懊悔之海:世纪之交的两本言情小说》,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论集》《中国白话小说史》《百家公案考》《论肉蒲团的原刊本》。论文多种。
哈佛燕京学社第六任社长:
杜维明教授,1996-至今
哈佛燕京学社现任社长
杜维明教授在
哈佛大学,或各大学院的学者心目中,杜维明教授的确是当代
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始终奉献
儒学,辛勤从事讲学研究,最难得的是又能以开放的——心灵论学。他奔波全球毫不懈怠地前往台大、北大、香港、
新加坡、
马来西亚、巴黎、
东京、
温哥华、
斯德哥尔摩、
新德里、
开普敦、伊斯坦堡,丹麦等高深学院,讲授
儒家哲学,并由
比较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的视野,来阐明儒家传统及其现代化。
杜维明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及现代精神的反思。1983-86年曾任
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任。1986-89年担任哈佛
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1988并荣膺美国人文科
学院哲学组院士,1995年应
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
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1996年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1999年更荣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
中国历史及哲学与
儒家研究讲座教授,此教席为英语世界里第一次以“儒学研究”命名的讲座教授;2000年
理海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并得汤玛士拜瑞奖,2001又获得第九届国际李退溪学会大奖;多项荣誉皆为有史以来华裔的第一遭。他于东海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取得博士学位,再任教普林斯顿四年,柏克莱加大十年,1981年客座哈佛,1982年正式应邀返哈佛任教至今。
2009年至今,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
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任新一任社长,为哈佛大学燕京学
社首任女掌门人。
名人
中国名人在哈佛留学研究者,据考查有:
刘瑞恒、
赵元任、
胡适、
梅光迪、
陈寅恪、
汤用彤、
张歆海(鑫海)、
楼光来、顾泰来、俞大维、
吴宓、
李济、
唐钺、胡正祥、
陈岱孙、
江泽涵、杨嘉墀、
张福运、
梁实秋、
林语堂、罗邦辉、秦汾、
金岱、杨诠(杏佛)、宋子文、
竺可桢、齐思和(致中)、
翁独健、
范存忠、黄延毓、
郑德坤、
林耀华、
陈观胜、
杨联升、
周一良、
严仁赓、
任华、刘毓棠、
冯秉铨、
吴于廑、关淑庄、
张培刚、
高振衡、陈梁生、施于民、李惠林、
全汉升、
梁方仲、王念祖、
王伊同、蒙思明、王钟翰、谢强、
邓嗣禹、王岷源、
李方桂、任叔永(鸿隽)、
陈衡哲、
梁思成、
梁思永、
洪深、
钱端升、
贺麟、姜立夫、张炳熹、
张芝联、洪业、方治同、
赵理海、
胡刚复、
丁文江、
卫挺生、
郭廷以、
袁同礼、
陈荣捷、
殷海光、
余英时、
严耕望、
梅祖麟、
徐中约、梅仪慈、王浩、
王安、
贝聿铭、
许倬云、
汉宝德、
成中英、郝延平等不胜枚举,多数曾经接受燕京学社资助,也重塑了
哈佛大学的文化建构。
从1929年起至后来的三四十年代,哈佛燕京学社派遣年轻的研究生及学者赴华留学;魏鲁男(楷)(1929—1932)、毕乃德(1930—1935)、施维许(1931—1934)、
顾立雅(1931—1935)、卜德(1931—1935)、
费正清(1932—1933)、贾天纳(1938—1939)、饶大卫(1935—1937)、柯立夫、
李约瑟、海
陶玮、
狄百瑞、柯睿格、戴德华(1930—1932)、西克门(1930—1935)、
芮沃寿(1939—1940,1941—1947)、
叶理绥、史华慈、倪维森、
费维恺等曾大多接受燕京学社资助来华研究,或辅以罗兹学者或
洛克菲勒基金赴华。另有
赖肖尔(1935—1938)等赴日,后来都为美国汉学界颇有声名的亚洲学教授。如费正清被誉为美国中国研究之父。
其他关系
哈佛大学与燕京大学联合组成的
汉学研究机构,本部设于哈佛大学,在燕京大学设
北平办公处。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要从
司徒雷登说起。
为解决办学经费,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任职期间,几乎每年都回美国去募钱。一次偶然机会,他了解到美国铝业大王赫尔(Charl Martin Hall 1863-1914)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
教育基金,遗嘱申明将其中一部分作为研究
中国文化之用。赫尔如此心仪中国文化,缘于年青时两个中国留学生给他留下的良好印象。故于离世之前在遗嘱中作出如上安排,并提出在美国和中国各选一所大学,联合组成一个机构,以执行研究中国文化的计划。赫尔逝世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年,数年后他的遗嘱付诸实施。
司徒雷登本想争取燕大作为中方大学入选以得到这笔款项,但终因燕大刚刚成立,远不及
北京大学之声名赫赫,故
遗嘱执行团在美国选上了
哈佛大学,在中国相中了北京大学,使司徒雷登的如意算盘落空。然而不久之后发生的事情,对司徒雷登无异于天赐良机。
哈佛大学得到赫尔捐款后,开始执行汉学研究计划。1924年,哈佛大学派久住上海的美国人
华尔纳去
敦煌千佛洞“考古”。华尔纳到敦煌后,以70两银子“
香火钱”收买庙祝,将千佛洞部分壁画连同
泥皮剥下来,装运回国,引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翌年,哈佛大学又派华尔纳组织了一个小型“敦煌考古队”来到中国,同时要求北京大学偕同前往敦煌“考古”。地方当局鉴于华尔纳前番的行径,对“考古队”虽客客气气,却寻找种种借口,多方限制。华尔纳之流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仅拍了一些照片带回去交差。“敦煌考古队”也宣告解散。
燕京大学的一个学生曾是华尔纳的译员,“敦煌考古队”解散后,该生返校复学。
司徒雷登从其口中了解到
华尔纳与北京大学合作考古失败的情形之后,大作文章。辗转将此事告之中国教育部次长
秦汾,后由教育部知会外交部,以华尔纳违反国际法为由,向美国驻北京公使提出抗议。事情虽被
美国政府敷衍过去,但
哈佛大学觉得太丢面子,既迁怒于华尔纳,也不满意北京大学。司徒雷登趁此机会积极活动,于1926年赶回美国,以
燕京大学的名义与哈佛大学协商合作研究中国文化,结果大告成功。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于兹正式成立。
哈佛燕京学社
北平办公处设执行干事一人,由生于中国的美国人傅晨光首任其职。傅曾任燕京大学文理科科长、哲学系教授兼主任。1939年傅晨光卸任,由
洪煨莲、司太雷、聂崇歧、陈观胜等先后继任,其职责是监督和分配款项用途。1941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北平沦为日寇占领区,燕京大学被迫于1942年迁往四川成都,哈佛燕京学社在成都继续活动。
日本投降后,燕京大学回迁,学社亦恢复其北平办公处。
新中国成立后,燕京大学于1951年春改为公立,翌年并入北京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亦随之撤销,前后度过了23个春秋。
为了培养汉学人才,该社在
燕京大学和
哈佛大学同时招收研究生,两校合作培养。哈佛大学的东方语文系研究生,预备博士论文期间多资遣来华进修,两年后回国提交论文,方授予
东方学博士学位。燕京大学从192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修业两年后撰写论文,由学社
北平办公处延聘专家组成面试委员会,面试通过,为“硕士待位生”,毕业时授予学位。此外尚有出国留学生,第一个派赴哈佛大学留学的是名历史系毕业生,四年后获哈佛大学东方学博士学位回国。为缩短留学生在美年限,学社规定,凡资遣哈佛大学的人员,必须在国内取得硕士学位。
购置图书资料方面。为配合研究,学社在哈佛大学建立“汉和图书馆”,专藏中、日文书籍。到四十年代末,馆藏达十万册,为汉学研究提供充足的
文献保障。在
燕京大学,从1928年起,学社逐年拨款购书,少则三四千,多则万余元。收藏对象主要为线装古籍,亦有部分日文和西文东方学书刊,全部入藏燕京大学图书馆。据查,燕大图书馆成立之初,藏书不过三四万册,因系
教会学校,藏书以西文为主。自1928年始获学社购书款后,不断补充中国古籍,至五十年代,所藏图书(不计报刊)约四十余万册,其中四分之三是用此款购入。曾任该社
北平办公处执行干事的聂崇歧回顾,当时所购图书均以实用为主,很少购入价格高昂的宋、元、明版古籍。经多年积累,实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将余额略及善本,且数量有限。至于1950年花费1250万元购入明
弘治本《西厢记》,乃因当年书款余额尚丰,倘若退回,则下年度书款预算必将削减,故方有上述“豪举”。
学社在书刊出版方面也是成绩卓著。哈佛大学在美国出版了《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 Studies)和专刊。从1935年开始编纂《
汉英大辞典》,首先在
燕京大学协助下,将《
康熙字典》、《
佩文韵府》等中国
韵书、字书上的字词抄在卡片上,作完运交哈佛大学;再由哈佛大学将其译成英文。哈佛大学在翻译过程中,
发现中国辞书引文与原文多有出入,遂将部分卡片寄回中国,请人逐条核对。据聂崇歧回忆:“到1951年春,只《佩文韵府》一种还没有核对完”。尽管《汉英大辞典》编纂进展缓慢,杀青之日遥遥无期,而哈佛燕京学社则声名鹊起,俨然成为美国研究东方学的重心。学社在燕京大学创办并出版的《
燕京学报》更是名重一时。
哈佛燕京学社
北平办公处最终与燕京大学一起走完了自己的历程。半个世纪过去,岁月风尘抹不去它在
中国文化史上留下的轨迹。设在
哈佛大学的学社总部则延续至今。据悉,北京大学拟于北大百年华诞之际,召开首届
国际汉学大会。在接受邀请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和专家的名单中,“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赫然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