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1909年1月17日－1978年2月2日），男，四川宜宾人。中国现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

其先世籍广东五华，为客家，七世祖始由粤移川，以糖工起家置田产。到了他祖父一代才开始读书，成为所谓耕读之家。他的父亲为前清秀才，后曾赴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并著有《孟子大义》一书。他的母亲也有相当的学养，留世有纯朴情真的《思复堂遗诗》。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传统礼教气氛之家庭的涵育下，唐君毅从小就培养了对古人深深的尊敬和“厚道的心情”。下川南（岷江流域）敦厚朴实的民风和“东去江声流洞泊，南来山色莽苍苍”的金沙江景大凉山色，更陶冶了他宽厚笃实的性格（参其《怀乡记》）。唐君毅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在成都和重庆两地度过的。十七岁那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不久即转入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受业于方东美、汤用彤诸先生，并曾听熊十力先生讲“新唯识论”，而得忝列门墙。

1932年，唐君毅由中央大学毕业后，先返成都教中学，不久即回到母校任助教，抗战爆发后，入川转任华西大学讲师，不久再赴重庆，任中央大学讲师，至1944年升为教授，并兼哲学系主任，一直到1949年，这期间，他还曾短期兼任过华西大学、金陵大学教授和无锡江南大学教务长。

1949年春，应广州华侨大学之聘南下，但因时局动荡，没有多久便离穗赴港。唐君毅到香港后，与钱穆、张丕介等共同创办新亚书院，受聘为新亚书院教授。除担任书院主要课程外，还兼任教务长一职。

1950年，倡设并亲自主持了新亚学术文化讲座，邀请著名学者主讲，历时五年，共一百三十九次，使新亚名声鹤起，为海外学人所推重。

1957年后，唐君毅曾多次应邀前往美国、日本、南朝鲜及欧洲各国参加学术会议或作专门学术演讲。

1958年元旦，由他负责起草，并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合署名，发表了被称为海外当代新儒家思想纲领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新亚书院成为其成员之一，唐君毅受聘为哲学系讲座教授，兼任系务委员会主席，并被选为中文大学第一任文学院院长。后因中文大学与新亚书院的办学方针及教育理想大异其趣，新亚研究所遂脱离中大而独立，唐君毅受聘为所长。

197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专任新亚研究所所长一职。

1975年，应台湾大学之请，任台大哲学系客座教授一年。

1976年，因肺癌大手术后，体更衰耗，于1978年2月2日病逝于九龙浸会医院，享年70岁。隔月，葬于台湾省台北市观音山朝阳墓园。

妻子：谢廷光

唐君毅一生驰骋于东西哲学领域中，为建立一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文世界而殚精竭思，埋头笔耕，留下了数量惊人的著作，在现当代中国哲学界几无人能与之比肩。他的众多著作，因涉猎范围广，所关联的内容又极为博杂，故不易划分，众说也不尽同。

唐先生去世前的半个月，曾为其写于五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的第十版作一自序，在这篇序中，他将自己的主要著作概括为四类：

第一类为“泛论人生文化道德理性之关系之著”，如《人生之体验》《道德自我之建立》《心物与人生》，及《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等。

第二类为“评论中西文化、重建人文精神人文学术，以疏通当前时代之社会政治问题之一般性论文”的合集，如《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也包括《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这本书。

第三类为“专论中国哲学史中之哲学问题”，如心、理、性命、天道、人道之著”，此即大大册的《中国哲学原论》（分为《导论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

第四类为“表示个人对哲学信念之理解及对中西哲学之评论之著”，如《哲学概论》，及《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上述四类著作，在写作的时间以及所涉及的内容方面，都相当的集中，十分明显地构成了唐氏思想的不同阶段和他一生著述的几个丛集。

《唐君毅全集》，九州出版社，2016年。

道德自我与人生体验

唐君毅思想的成熟，始于《道德自我之建立》（1944年）。该著开始摆脱自然生命观和新实在论之多元思想的影响，而求“超越现实自我，于当下一念中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建立道德自我之中心观念”（《道德自我之建立·自序》）。在他二十一岁时，读詹姆士的《彻底的经验主义》，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尤其是《“意识”存在吗？》一篇，使得他头脑中关于实在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动摇。随后又读了摩尔、亚历山大等人的著作，“新实在论使我相信可能被经验而未经验之潜在的共相一定是有的。当我由相信宇宙间有无数可能存在的潜在的共相，其中包含无穷之真善美等价值时，使我生了无数的欢喜”（《人文精神之重建·我对于哲学与宗教之抉择》）。新实在论者不但解答了他读詹姆土书所引起的心中之疑虑，而且在攻击唯心论这一点上印照了他当时的思想。在中大时，他听欧阳竟无和熊十力的唯心唯识之论，深不以为然，认为这在知识论上”绝不可通”，常思论证破之。当发现新实在论在破斥唯心论上与他的想法暗合，便倾心于这一派的著作。

在其早期著作《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写于1934一1941年间）中，对唯心论和形而上之本体观即多有批驳，如《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一文，开头即借用《易传》“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以论中国先哲之宇宙观为无体观。为此，他受到了熊十力的批评，谓之“开始一点即错了”，但唐君毅当时并不心服。此后，为了进一步印证他的观点，又进读新实在论者攻击最烈的新黑格尔主义诸哲的著作，特别是布拉德雷的《现象与实在》，并由此书带读到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读了黑格尔之《精神现象学》，才知除新实在论者一往平铺的哲学境界外．另有层层向上升高之哲学境界”（《我对于哲学与宗教之抉择》）。这样，一面抉择，一面思想的结果，“三十左右，便走到喜欢西方唯心论的路上去”了。”由此再来看中国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才知先秦儒家宋明理学佛学，又有超过西方唯心论者之所在”（同上）。向唯心论的归依确立了他的哲学基本立场和超验心路历程之方向，对人生之精神活动的超越性和道德生活的自律性的深心体悟，更坚定了他探寻内在而超越的心之本体与道德自我的信念，“同时对熊先生之形上学，亦略相契会”（《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自序》）。《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即是在这一转变之后成熟的思想观念的最早结晶。

与《道德自我之建立》同时或随后的还有《人生之体验》 （ 1944年）、《心物与人生》（1954年）、《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1958年）及《人生之体验续篇》（1961年）诸书，这些著作均以道德自我的省察和人生哲理的宣揭为主题，故都属于伦理学或人生哲学的范围。

作者最初的构想，是要写一本共分十部的巨著《人生之路》。一部合为三编，第一编即名为《人生之体验》，包括“生活之肯定”、“心灵之发展”、”自我生长之途程”。“人生的旅行”、“心理道颂”等五部。第二编即《道德自我之建立》，包括“道德之实践”、“世界之肯定”、“精神之表现”等三部。其余两部合为第三篇，原拟名为《物质生命与心》，后因觉“真要讲哲学，直接由知识论到形上学到宇宙论，或由道德文化反溯其形上学根据，再讲宇宙论，比较更能直透本原。从自然界之物质、生命，讲到心灵、知识、人生文化，固亦是一路，然却是最弯曲的路，故将此部停止出版”（《心物与人生·自序》）。直到十年后，这部分内容才合人《心物与人生》一书中面世。上述三本著作，虽讨论的问题和具体论述的方式有很大不同，但主旨却相当一致，即皆在肯定人的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肯定本心仁体的绝对超越性和其至上的根本意义。

唐君毅认为在人类之学术中，关联于道德生活的学问主要应探讨的是：“一、人们的追求之目标，毕竟是什么？其高下之秩序与价值，如何加以规定？目标之手段化所发生之价值之改变或颠倒之各种情形如何？二、人之各种目标，如何会发生冲突？此各种冲突之调解如何可能？人之同情尊重肯定他人所怀之不同目标之胸襟与度量，如何养成？人当如何本此胸襟度量，以相应之态度，对不同之人，而与人合以成事？三、个人之日常生活中之事，与其所从事或参加之诸社会之公共事业，如何能成为相互顺成的？人对他人之道德批评与道德教训，本身如何成为有效的，兼为成事的而非败事的？”（《道德自我之建立·重版自序》）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有赖于个人的道德实践，而不纯粹属于理性思辩的领域。所以，无论是”依于个人之性情，对人生所兴感者之流露”的《人生之体验》，还是“为我个人求建立其道德自我，而对道德生活所作的反省之表述”的《道德自我之建立》，“同不合一般西方式之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书之标准，因我未于此二书中把人生问题道德问题，化为一纯思辩之所对”（同上）。就这点讲，唐君毅认为他的这两本著作颇相类于存在主义。“即不把人生道德之问题只化为一纯思辩之所对，而用思想去照明我们自己之具体的人生之存在，展露其欲决定理想意志行为之方向时，所感之困惑、疑迷，及试加以销化等的思索”（同上）．此一”存在的思索”也是他反复强调这些书的写作“原非为人，而是为己”的真实意义之所在，即表现为道德自我的超越性、绝对性和人生体验的实践性、自主性。这一前提的确立，既表明了这些著作并非纯任思辩推演的普通伦理学教本，同时也为他的哲学思想体系打下了一心本仁体的基础。由人生体验的省悟和道德自我的反思，进而展开一系列的对人的本质、心灵与实体、生命与物质、道德理想与人类文化，及人生的目的、生活的意义等问题的探讨，一个超验唯心论的网络系统也就自然而然地撑架开了。

《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是紧接上述三书之后，再进而以道德自我为中心，以论述“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一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自序》），以建立其道德理想主义的文化哲学系统的书。作者在自序中述其宗趣云：“本书之写作，一方是为中国及西方之文化理想之融通建立一理论基础，一方是提出一文化哲学之系统，再一方是对自然主义、唯物主义、功利主义之文化观，予以一彻底的否定，以保人文世界之长存而不坠。”按照唐氏的思路，道德自我建立后，必有一扩张的外化形式，这就是人类的文化系统。“一切文化活动之所以能存在，皆依于一道德自我，为之支持”，反过来，“一切文化活动，皆不自觉的，或超自觉的，表现一道德价值”。故“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摄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活动是多，是末，是成就文明之现实的”（同上）。这种道德至上主义的一本万殊式的文化观，成为唐君毅建构其文化哲学、乃至整个思想体系的一块基石，与此同时，他对重建人文精神的企望与努力，也是直接缘此而来。本于“道德理性遍在于人文世界”的信念，唐氏在该书中分别就道德理性在各种文化意识、文化活动、文化理想中的表现，以及各种具体的文化领域中所显现出或可能含蕴的道德价值作了充分的阐述。全书共分十章，首章“泛论人类创造文化之精神之自主自动性或自觉性”，末章总论文化之弊害之所以产生之故，及如何挽救之道，其余各章分别讨论了家庭、生产技术及社会经济、政治、科学与哲学、文学艺术、宗数、道德、体育军事、法律教育等。唐氏认为，作为不同的文化形态和人类文化活动，上述内容皆是道德自我的分殊表现，能否真正显示道德理性的超越性、主宰性、普遍性与必然性，是判别它们具体价值的根本尺度。

《人生之体验续篇》是唐君毅此类著作的一个终卷，比之正篇箴言警语式的短论，这本包括了七篇论文的集子显得更为系统和深沉些。作者在自序中指出了它与《人生之体验》的基本不同，“前书乃偏在说人生之正面，而思想较单纯，多意在自勉，而无心于说教，行文之情趣，亦较清新活泼。而此书则更能正视人生之反面之艰难罪恶悲剧等方面，而凡所为言，皆意在转化此诸为人生之上达之阻碍之反面事物，以归于人生之正道，而思想亦皆曲折盘桓而出，既以自励，亦兼励人，而说教之意味较重”。台湾学者曾昭旭谓：“唐先生之其它著作，他人皆未必不能作，而独此书为非唐先生不能也。”（《中国哲学思想论集》现代篇3，《唐君毅》）牟宗三亦曾就此书致叹：“滴滴在心头，而愧弗能道”。由此可见这本书独具的个性。虽如是，就思想内容的大关节处而言，《人生之体验》的正、续两篇还是前后道一而贯之的，并未出现脱节。

人文世界的探寻

由道德自我的体认进达文化哲学的建设，这便有从五十年代初开始对人文精神的艰难探寻和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大力宣揭。构成唐君毅思想发展历程的第二个阶段的主要著作有以下四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1953年），《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年），《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1958年），《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 （ 1975年）。

五四以来，对中西文化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经过近三十年的沉寂后，“文化热”在国内一度呈铺天盖地之势，其所表现出的深度的心理饥渴症，恰好说明这一进程曾被延误。而在港台地区，类似的断裂并未发生，所以就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准而言，是明显地处在一先行的位置。在港台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众多著作中，唐君毅的《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是起了引领风气及开先河作用的一部。它力图会通中西文化之争中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盘西化之两极，以西方文化思想中之异于中国者为背景，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作宏观的概论式描述。全书共分十七章，首四章纵论中西文化精神形成之外缘，中国文化与宗教之起源，及中国哲学与学术文化精神之开拓和延续。五至八章论中国先哲之自然宇宙观、人心观，及人生道德理想论。第九至十四章则横论中国文化之各方面，先以人间世界说中国社会文化所透显出的盎然生活情趣，次论中国文学艺术之精神，再次以人格世界谈中国社会所崇拜的英雄之类型，最后是关于中国之宗教精神与形上信仰的悠久世界。末尾三章，专论中西文化之融摄问题，析疏百年来中西文化之纠结，昭示中国文化未来之远景。书中所及内容，对二十年代以后国内学术界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多有采撷，如熊十力、牟宗三之论中国哲学，钱穆、蒙文通之论中国历史与传统政治，梁漱溟、刘咸忻之论中国社会与伦理，方东美、宗白华之论中国人生命情调与美感，程兆熏、李源澄、邓于琴之论中国农业与文化及中国典制礼俗。在思想方法和研究的视角方面，亦受到黑格尔《历史哲学》及斯宾格勒、罗素、杜威、诺斯诺国、汤恩比等人论中国文化的影响和启发。唐君毅曾指出，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无不与本书密切相关”，第二阶段的文化哲学诸书，“皆由引申发挥本书最后三章论中国文化之创造之文中所涵蕴之义理，并讨论其所连及之问题而作”，而大巨册的《中国哲学原论》，”则可谓为对本书所只概括涉及之中国 哲学之基本概念，而据之以论中国文化者，作一分析的恩辩与历史的发展的论述”，所以，“本书之论述哲学与中国文化诸问题，虽不如吾其他之著之较为详尽，然自本书所涵蕴之义理，并连及之问题之丰富，而富启发性言，则此吾之他书皆不如此书”（《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第一版自序》）。可见在唐君薪的众多著作中，该书实占据一中心的地位，显得特别重要。

除《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为专著外，这一阶段的其余三部著作皆为已发表过的论文的合集。《人文精神之重建》收集了作者由大陆到港后最初五年中发表在《民主评论》与《人生》两杂志上的有关中酉文化的通论性文章，全书共分五部，第一部泛论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以及真理观；第二部为中西文化之省察：比较中西文化之精神，考察清代以来之中国学术文化精神的衰落，以及西洋文化精神成长的历史；第三部阐述中国固有的人文精神，以儒家为中心，展示中国先哲的人生理想和人格世界；第四部专论知识分子和自由、民主问题，以探寻中国人文精神融纳西方文化思想的理想途径：第五部以中西学术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为比照，阐述了人类文化中的悠久与和平问题。上述二十多篇文章所涉及到的问题虽相当博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乃疏导百年来中国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之矛盾冲突，而在观念上加以融解”，以期”有一返本以开新之运动”，重建已失落的中国文化之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之重建》在选材和论题上虽偏重于中国文化，但大体上仍可看作是就整个人类文化的问题在作反省与疏解，而《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则只是就中国文化立说，专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发展历程与中国人的文化理想。这本书所收集的多篇论文在写作时间上是和《人文精神之重建》诸文相衔接的，集中在1954—1956这三年间，大多发表在《民主评论》和《祖国周刊》丙杂志上。全书亦分五部，第一部分别论述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和西方人文主义之历史；第二部专论科学与中国文化；第三部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和个人、社会组织、及国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第四部反省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精神病痛及探求解脱之道；第五部论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作者在自序中言本书宗旨：“不外说明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系于确认中国人德胜生活之发展，科学之发达，民主建国之事之成功，及宗教信仰之树立，乃并行不棒，相依为用者。”

唐君毅此类著作的最后一部是《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上、下册），书中收集了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论文共三十多篇（其中只者几信是写于五十年代）。这些文章被分为四组，第一部分纯为个人情感之宣泄，即在海外有广泛影响的谈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与灵根自植的几篇文章：第二部分是泛论人文学术之意义的一组文章，包括学术的分类，历史哲学的省察，文学意识之本性，中国文学与哲学，中国哲学研究的前瞻等；第三部分清文是谈世界文化问题及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的，其中有对当今世界文化问题的检讨，有对儒家之学与教和宗教之关系的地辩，还有几篇是讲现代化及知识分子和教育问题的；第四部分以附录形式收入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即”中国文化宣言”）。上述论文因写作时间跨距大，所谈内容又漫无涯际、互不类属，所以使得该书比之前两个集子显得更零散些。尽管如此，其”自多方面讨论中华人文之精神价值，如何得于当今世界存在、发展，并如何有所贡献于世界文化问题之解决”的意虑和主旨，却是能与前面诸书相保持一致的。

唐君毅此一阶段的著作，除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外，多为随感应世而写，显得十分散杂。总的说来，其心志颇大而缺少沉潜，高视阔步而浮光掠彤，对现实的感发大大超过了对学术的专注。故此，他不无深意地告诫读者“要在心知其意之后，涵盖之而超越之，以求有进一步事业上学术上的创造，而不要只停在此书所说”（《人文精神之重返·自序》）。并表示：”只因当今世界之有四面八方狂风暴雨之冲击，而将中国之人文风教破坏，才迟使我漫天盖地、四面八方的谈许多大问赐，其实这不是我的初意，这只是不得已”（《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自序》）。“我以后亦拟少写此类之文章，仍回到比较更切实的学术工作”（同上）。

中国哲学原论

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唐君毅着手对中国哲学原典作全面的考论和系统的阐释，历尽十年艰辛，终于完成了一部空前的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这便是六大本的《中国哲学原论》。该著具体分为《导论篇》（1966年）、《原性篇》 （1968年）、《原道篇》（1973年）、《原教篇》（1975年）四个分册。这部著作不但奠定了唐氏在当代中国哲学界的崇高地位，同时也使五四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开局之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有奠基之劳，那么唐君毅的这部有三千五百页之多的巨著便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所作的一个颇具规模的建构。

《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是唐君毅继前一阶段对中西文化的广泛问题加以反省和论述后，再回转来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对中国古典哲学加以诠释的第一本著作。全书分别疏解了“理”、“心”、“名辩”、“致知格物”、“道”、“太极”、“命”等七个范畴。唐氏以中国哲学中“理”之六义展示理体（Logos）发展的六个阶段，即由“名理”（先秦）、“文理”（魏晋）到“空理”（隋唐）、“性理”（宋明）与“事理”（清）。至近代之“物理”。又以四基型：孟子之性情心、皇家之知识心、庄子之灵台心、荀子之统类心，发明中国哲学中“心”之原义。先分析，《荀子·正名》与先秦名学三宗（后墨、惠施、公孙龙），再由《大学》引伸到朱、王，详辩格物致知思想的来龙去脉，以自然律财、形上实体、道体之相、同于德者、修德生活、心境物状等大义来贯释老子之“道”，又以“太极”为枢纽来拣别朱陆之学，最后，则详考天命观念之演变与发展，自殷周以止于晚明。唐君毅原初的构想，是要以此书内容总括中国哲学之精要，理与心、名辩与致知、天道与天命三编“即可分别代表中国哲学三方面，与西方哲学之论理性与心灵、知识、与形上实在之三方面，约略相当”（《原性篇·自序》），以“理”、“心”两范畴为中国哲学起头，也是相仿西方古典哲学自Logos与Soul论起的范式。

但此书写罢，又觉得应当加上原性一篇，“以补此上诸文述及心性者之所缺”。后因原性的篇幅过大，故独立成书，这就是《中国哲学原论·原性篇》。《原性篇》有一副题：“中国哲学中人性思想之发展”，由此题目即可看出，本书之内容并不是仅限于“性”之一范畴，而是涉及到整个中国哲学中的心性学说，实际上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性论史，与徐复观的《中国人性论史》堪称是当代这一学术领域中的双璧。全书以纵贯的方式，由性之原义和性论之起源一直叙述到清儒焦循。首先是春秋时代的对德言性和孔子的对习言性，继之似百家蜂起的战国，有告子之对生言性，孟子之即心言性，庄子之复心言性，荀子之对心言性和《易传》之即成言性等。秦汉时期，有《吕览》《淮南》之贵生全性、即寿言性与摄德归性，董仲舒之性三品，王充之即命言性和刘劭之即形知性。魏晋思潮，崇尚自然，重人之个性，扬物之独性。及佛教来华，则有独特之佛性论出，千山竞奇，万川争流，自更有一大景象。唐氏由《楞伽经》之”七自性”说考起，自慧远、智凯诸大德一直说到今人太虚、罗时宪，最后以自性、种性、同异性、体性、因本之性、价值性等大义来综括佛家之性论。并据此以通观般若宗之即空言性和唯识宗之即识言性，以及华严之性起与天台之性具，还有禅宗之自性义。由李翱之《复性书》开端，中国人性论史即向由佛再人儒的新阶段转化，这便有以周张二程和朱陆二王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之出现。

这一阶段的人性论基本上限于心性学说和功夫论，直到颜无和戴震，才有气质之性和血气心知的回视。在本书末尾，附赘了一篇长达七万余字的《朱陆异同探源》，与论”性”之主旨并无关涉，合入此篇，似甚牵强。

《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是继上两书之后，再进而对中国哲学中最重要的、综摄最广而关联性最大的范畴——道，加以论述的书。这里的“道”，不限于道家，更不是专指《老子》，而是对中国哲学中形而上观念和各种实体学说的一个总综述，故涉及面很广，内容极丰富。因容量过大，本篇有三大册，占了整个《中国哲学原论》的一半篇幅。

该著的第一卷专论先秦哲学中之“道”。在对道之名义加以类比而肯认儒家为中国人文之道的代表的前提下，首先从孔子之仁道谈起，由仁、天命、鬼神三观念构成了一和谐而稳固的形而上系统，孟子进而以立人之道返之本心，为此形而上系统的外化找到了最现实可靠的基源。墨于之义道以兼爱为核心，以二非（攻、乐）、二节（葬、用）、二尚（贤、同）为现实之展开。老在之道，一为法天法地崇尚自然之道，一为成神成圣向往真人之道，至《管子》之道家言，则合一内圣外王。《荀子》经过正天人、辩知行、别王霸、明君臣，以成人文统类之道，而《韩非子》所示则纯为一治道。除上述外，先秦哲学中还有《大学》之明明德于天下之道，《中庸》之诚道，《礼记》之礼乐之道，以及《易传》之“即易道以观天之神道”。第二卷以秦汉魏晋哲学中之“道”为论述对象。首先以阴阳家之观念为参照，阐释了秦汉学者的顺天应时之道及其历史演变意识，继以论述了司马谈、班固、扬雄、王充等学者及《白虎通义》，董理学术之类别与节度，以形成学术人文领域之道的功绩。汉代对人之才性之品类的分别与人物品鉴之道，直接激发了魏晋思潮，而神仙思想与炼养精气神之道，则成为道教兴起的一大因缘。另外，公羊春秋学中的褒贬善恶是非之道和汉易、五行、纤纬诸杂道，对中国传统的通俗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魏晋玄学之道以三玄为基，它的两个主要代表人物：王粥之体系是由《易》学以通《老》学之道，而郭象注《庄》所表现的则是自然独化与玄同彼我之道，第三卷为处理隋唐佛学中的形而上之问题的专著，也是唐君毅研究佛学的最为重要的一本著作。书中首辩印度佛教根本之道与中国传统人文之道的不同。般若学宗匠僧肇之论与佛性论大师道生之说，是中印两道交汇初期风云激荡之绚丽景象中的两笔重彩，而由《中论》至成实师之中道论，再到吉藏之二谛与中道，则是中印两道必然走向融合的预示与先声。至智者大师，完全中国化的怫学便产生了，这就是天台、华严与禅的先后出现。本书以较多的篇幅详细论证了智觊中国佛学史中的地位及其判教之道和圆顿止观论，对法藏的五教十宗之判、四法界、十玄门、六相及华严法界观都一一作了疏解，于禅宗之道则依于宗密之《禅源诸诠集都序》一书。唐氏有一比喻：“法相唯识如佛学中之苟学，般若如老在，天台如佛家之《中庸》，华严如佛家之《易》教，道生之顿悟及慧能之言本心即佛，则佛家中之盂学也。”（《原道济·自序》）他论中国佛学，止于宗密，对华严宗亦表现出特有的偏爱。一则宗密之时期中国佛学诸宗皆立，再则华严与唯识有深厚的渊源关系，与后起的掸宗思想也能贯通，故唐君毅认为，华严思想足以为中国佛学综统会元。其对禅宗的漠视，相异于乃师熊十力：但以华严比之易学，似又与熊氏之“归宗《大易》”成一有趣的呼应。

《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是《原道篇》的续篇，“乃专论宋明以降儒学发展者”，故副题为：“宋明儒学思想之发展”。但该著不同于上述几篇之围绕一中心范畴或观念展开讨论，而是以比较松散的形式泛论宋明一段的儒学思想。书中的大部分章节，都是作者修改他三十多岁以后陆续所写的有关宋明理学的论文而成，只有数节是串缀成编时才临时补写的。因之故，此书在论题的专门性和逻辑的严密性方面均不如《原性》《原道》诸篇，作为一部宋明儒学发展史，亦大逊色于牟宗三之同类著作——四巨册的《心体与性体》（包括续篇《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然此书亦非杂凑而成，而实意合此诸义，以彰显吾所见之整个宋明儒学之发展”（《原教篇·自序》），足以为《原道篇》填补空缺。全书从北来儒学发展之方向论起，先谈宋初三先生之径学与义理之学，继之以欧阳修之本论与王安石、苏东坡之性论，最后说司马光著《潜虚》之旨趣。然后释论邵康节之易学与心学，对周张二程之”立人极以言太极之道”、“以人道合天道之道”、“无内外、彻上下之无人不二之道”、“于一心分性情、别理气及以散直内、以格物穷理应外之道”分别作了细致的阐证。于朱陆，则因前之《原性篇》已有《朱陆异同探源》一长文论述甚详，故此处从简。而全书的重点主要放在疏解王阳明之致良知之道和王门后学各家各派的思想上，对船山学的研究尤为详尽。至于船山以后之清代学术，本书只是以“事理”之道对之作了极其简要的概括性说明，而未有任何人物的专论。

综观唐君毅第三阶段的著作，虽以整理和疏释中国哲学原典为中心，但思想创发的情趣并没有减退。他明确表示，他之作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并不追求现代学术所标榜的纯客观的、科学的，或只作历史事实的描述的方式，而是要抒发他本人的思想情感与观念，以自己的生命活动上契于古代圣贤的生命。此即他所谓“即哲学史以为哲学之态度”，这和熊一力研究中国哲学原典的精神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这清楚地表明：唐君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史家，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充满着主观意志和自创精神的哲学家。在研究和处理中国哲学原典的方法及用语方面，唐的观念表现出了极大的保守性，他坚决摈弃用西方哲学之体系和术语来套用中国哲学的方式，坚持中国哲学的自本诠释，对现代流行的西式图解法心存极度的轻蔑，他认为冯友兰、金岳霖诸氏谈论中国哲学所用的方法，虽“可与西洋一派之哲学问题相应，使闻者易解，然实则弥近理而大乱真”（《原道篇·卷三》）。

唐氏这一背逆时尚的基本立场，使得整部《中国哲学原论》不但因术语古旧、语言艰涩而有与世疏隔之感，并且连实际存在的西方哲学之影响在表面上看来也无任何形迹。

心通九境的大判教

唐君毅第四阶段的著作，主要是两巨册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1977年），这是他毕生学术的一大总结，也是其超验唯心主义心路历程的最后归宿。在此之前，还有一部两大册的《哲学概论》（1961年），“是应香港孟氏教育基金会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之请而写，乃一通俗性的哲学教科用书”（第三版序）。因是评论中西哲学、表彰哲学体系、凸显哲学中心观念之著，在一定程度上相类于他本人自创体系的晚年巨作，故特附赘于兹。

唐氏之《哲学概论》，不依一家一派之言，而采取一综统融汇的形式。在具体内容之选材上，以中国哲学之材料为主，以西方印度之材料为辅。于问题之分析，求近于英国式的哲学概论（重选取若干哲学基本问题，加以分析）。于观点之布陈，求近于美国式的哲学概论（重各派哲学对不同哲学问题的答案之罗列，以较客观的介绍，供读者之自由选择）。于系统之建立，求近于德国式的哲学概论（重体系之说明，带一家之言的色彩）。而在根本旨趣上，则“直接中国哲学之传统”，“期在大之可证成中国哲学传统中之若干要义，小之则成一家之言”（自序）。全书共分四部，第一部为哲学总论，第二部为知识论，第三部为天道论：形而上学，第四部为人道论：价值论。每个部分都中西相掺而通论古今，成一相对独立之系统。尽管本书在视域宽广、征引博杂的长篇评述中，已加入了不少作者自己的观点，但从整体上说来，仍不失一教科书之基本面貌，还算不上是具有独创性的哲学著作。

唐君毅的思想经过道德自我反省、重建人文精神和诠释传统哲学这样三个阶段的漫游后，最后停泊在一心通三界九境的人文心灵世界，以对整个人类文化成果大判教的方式终局，这便是《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之一巨构。此书综摄性的思想进路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由人生体验的沉思和道德自我的反省，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人性论的深刻透视和对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呼应，而体证合一生命与心灵的人生之内涵；另一方面是以理智思辩的形式析疏中西印三大思想系统中的有关知识、伦理、宗教等问题，而将所有的人文层面都统摄于一超验心灵的序运流转之中。生命存在是心灵的物质基础，而人生的真实意义则在于精神的不断扩充和永恒超越，以成就一无限丰富的心灵世界。因心灵活动表现出种种的不同，故对心灵世界的观照也就有种种不同的方式，此即本书所谓的横观、顺观与纵观之“观法”。观法一方为能，心灵对象一方为所，能观与所观的全体就是心灵境界所要展开的具体内容。唐氏借用佛家之体、相、用三分，以明心灵观照的客观对象和心灵自身的主观活动。不同的体、相、用三观相应于客观、主观、超主客观三界，以此展示出心灵活动的九种境界，此即该著所谓的“心通九境”论。九境依次是：万物散殊境，依类成化境，功能序运境，感觉互摄境，观照凌虚境，道德实践境，归向一神境，我法二空境，天德流行境。前三境属客观界，中三境属主观界，后三境属超主客观界。但这里所说的三界九境，均是由心灵依不同的观照而显，皆为一超验的心灵世界所含摄，故所谓主观、客观之分，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是同属于一心本主义的形而上层面。客观三境中，“万物散殊”为心灵相应于客观事物的体所形成的境，“依类成化”为心灵相应于客观事物的相所形成的境，“功能序运”为心灵相应于客观事物的用所形成的境。主观境为心灵的自我反省，同样依体、相、用三种不同观法，而分别形成“感觉互摄”、“观照凌虚”、“道德实践”三境。超主客观境实为一宗教心灵的境界，按体、相、用来分别，“归向一神”为向往一超越存在之境（基督教），“我法二空”为向往涅磐寂静之境（佛教），“天德流行”为向往天人合一之境（儒教）。以上九境，不但包括了心灵世界的所有层面，而且也统摄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相关的科学知识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文学艺术问题，哲学宗教问题，无不包含在这一庞大的系统之中，构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中国当代的“哲学大全” （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依三界九境之具体内容，《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论客、主、超主客之三界，第四部总述九境的建立依据及其相互关系。在心灵世界螺旋式升进的展示中，不但知识领域被相应的定格定位，就连各种不同形态的文化系统也被明确地一一排比安置在某个特定的位置上，而按照唐氏理想中的心灵演化图式，显然儒家的成德之教是人类文明最终极意义的安身立命之所。这个总结局，充分表明了唐君毅思想的归宿，同时也显示出他是怎样的一个立场坚定而至死不渝的当代儒者。

唐君毅先生之著作，除上述四类中各书外，还有《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论文集》（1943年）、《爱情之福音》 （1945年）、《青年与学问》 （1960年）、《中国文化之花果飘零》（1974年），以及《病里乾坤》等。这些著作的内容，有的已为上述各书所包含，有的则是一般性的时论杂篇，故不再一一细述。

唐君毅一生以维护中国文化，宏扬孔子之道为己任，行合于礼，学宗于儒，是新儒家学派中一位承先启后的重要健将，钱穆曾称许他为一代“大儒”。

1975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美国著名汉学家狄百瑞主编的《新儒学的开展》一书，开卷即以整页标示“献给唐君毅教授”表示对他的崇高敬意。

唐君毅先生辞世后，港台学人无不扼腕痛惜，纷纷展开各种悼念活动。其生前挚友、为学知者牟宗三先生更是哀痛不已，曾作挽联曰：

一生志愿，纯在儒宗，典雅宏通，波澜壮阔，继往开来，智慧容光昭寰宇；

全幅精神，注于新亚，仁至义尽，心力瘁伤，通体达用，性情事业留人间。

这是对唐君毅一生行谊的最恰当概括，也是对他一生业绩的高度赞扬。

循着唐君毅的生命轨迹和思想历程，我们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道德感召力。在他的思想中，既体现出一种真切深微的人生体验，以及由此透显出的道德提升力，同时又表现出他深厚强烈的文化意识和周流融贯的会通精神。他始从西学入手，然后反观中国文化，入其堂奥，探其精微，进而谋求中西文化、哲学的融会贯通。然其终极目的，仍在于掘显中华文化之内在精神价值，重整趋于衰颓的中华人文世界和人文理想。

综观其一生，无论立身处世，为学为人，或是他的道德意识、民族意识、历史意识等都全部凝结在他深厚的文化意识中而昭显于外。因此，牟宗三先生盛赞他是“文化意识宇宙的巨人”，一点不为过分。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唐君毅对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的弘扬，对中国未来文化的建构，无论是对现代文化思潮的导引，还是对时代精神的建立，都有着积极而广泛的意义。

2009年5月20日，为庆祝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创系六十周年，以及该系创系系主任、首位讲座教授唐君毅先生百岁冥寿，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唐君毅先生铜像奠立仪式，以表扬他对哲学及文化的不朽贡献。

唐先生铜像高两米，竖立于新亚书院校园，成为新亚精神的标志。铜像由雕塑家朱达诚先生铸塑，并得前新亚书院院长余英时教授亲撰铭文，前中大艺术系系主任李润桓教授挥毫。

附：唐君毅先生像铭

唐君毅先生（一九零九至一九七八），四川宜宾人，幼承庭训，以儒典启蒙；及长游学南北，受教于欧阳渐、熊十力诸大师，遂能通儒释之邮。先生精思明辨，出于秉赋，初治西哲之言即若针芥之投。所造既深，则于德意志辩证思维冥契尤多。平生以重振中国人文精神为己任，故冶旧学新知于一炉，逐层为系统之建构，堂庑开阔，阶次森然：道德自我之建立，其始基也；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其全幅呈现也；心灵九境，其终极归宿也。先生之学与年俱进，此其明征也。

一九四九年先生参与新亚书院之始建而首创哲学系，迄一九七四年自中文大学讲座引退，先后主持香港哲学坛坫二十有五年；济济多士出于门下者，极一时之盛。风雨如晦，花果飘零，神州哲理犹能续慧命于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

先生讲学不忘理乱，亲历世变，惄焉忧之，于是发愤返本开新，持孔子之教为天下倡，此海外新儒家之所由兴也。新儒家之宗旨与规模定于先生所撰文化宣言，数十年来流布海内外，骎骎乎与世运共升降，不亦卓乎！

明道救世，上承前哲；肫肫其仁，垂范后昆；仰瞻遗像，永志勿忘。

公元二零零八年岁次戊子门人余英时敬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