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南戏，是指从北宋末年到元末明初在中国南方流行的传统戏曲艺术。南戏，又有戏文、南曲戏文、温州杂剧、永嘉杂剧等名称。

祝允明似看到过赵闳禁南戏的旧牒，故其说较为可信。而据《宋史·宗室世系表》载，赵闳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兄弟赵廷美的八世孙，与宋光宗赵惇是兄弟，故赵闳牒禁南戏的时间确在宋光宗朝。

这说明，南戏在宋光宗朝就已经流传到杭州了，并遭到了统治者的榜禁。但南戏的产生必在赵闳夫榜禁以前，它从诞生地温州一带流传到杭州所需的时间，肯定不上止一两年。因此，它的产生必在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

南戏产生于浙江的温州以及福建的泉州、福州一带，这些地区地处东南沿海，在宋代都是工商业发达、城市经济繁荣的地区，如《梦粱录》载：“若商贾，止到台、温、泉、福买卖。”而且这些地区的民间表演技艺十分兴盛，如温州自隋唐以来就以“尚歌舞”著称（《瓯海轶闻》）。在民间娱神祭祀的风俗十分流行，唐代诗人顾况《永嘉》诗云：“ 东瓯传旧俗，风日江边好。何处乐神声？夷歌出烟岛。”

宋代叶适《永嘉端午行》诗也云：“岩腾波沸相随流，回庙长歌谢神助。”又如南宋陈淳在《上傅寺丞论淫戏书》中记载了福建漳州一带民间伎艺的流行情况，谓每“当秋收之后，优人互凑诸乡保作淫戏，号乞冬。群不逞少年，遂结集浮浪无赖数十辈，共相倡率，号日戏头，逐家裒物，豢优人作戏，或弄傀儡。筑棚于民居丛萃之地，四通八达之郊，以广会观者。至市廛近地四门之外，亦争为之不顾忌”（明何乔远《闽书》引）。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民间表演技艺的兴盛，便为南戏的产生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南戏最初产生于民间，一般封建士大夫罕有留意者，故当时的作者全为一些穷困潦倒而流落民间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大都为生计所迫而从事南戏的编撰活动的。他们聚集在一些大中城市里，组织起一个个编剧团体，即书会。故当时把这些编撰南戏剧本的穷书生称为书会才人。如《张协状元》是由温州的九山书会编撰的。《宦门子弟错立身》和《小孙屠》都是由杭州的古杭书会编撰的。

书会才人们生活在社会的下层，长期和市民群众结合在一起，亲身受到下层社会生活的各种磨炼。使他们和下层劳动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思想感情。这样的社会遭遇和思想感情也必然要反映到他们所编撰的剧本中来，因此，就使得南戏和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性与人民性。

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统治阶级，伸张正义，表达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这是南戏作家们笔下反映最多、最突出的内容。如宋周密《癸辛杂识》里记载，当时温州乐清县有个叫祖杰的恶霸和尚，勾结官府，欺压百姓。乡人告到官府，祖杰乃行贿于官府，官府不但不治祖杰的罪，反而将告状人治罪下狱。这时，“旁观不平，惟恐其漏网也，乃撰为戏文，以广其事，后众言难掩，遂毙之于狱。”这便是南戏作者将当时社会上的黑暗现实撰为戏文上演，并以此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一个例子。又如在初期的南戏中有许多写书生负心的作品，这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宋承唐制，以科举取士，不论读书人身世门第如何，及第后，就可以做官，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而那些出身寒门的士子一旦变泰发迹后，就成为朝中公卿大夫信择婿的对象，他们企图通过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同时，新及第的士子也想得到公卿大夫们的担携，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故纷纷抛弃以前的糟糠之妻，入赘豪门。

贵易妻的悲剧在当时大量出现，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社会现实，在刚刚形成的南戏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成为早期南戏创作上的一个主要倾向。如被称为“戏文之首”的《赵贞女蔡二郎》、《王魁》便是两部婚变戏。另外，明代沈景《书生负心》散套「刷子序」曲也担到这类题材的南戏：“书生负心，叔文玩月，谋害兰英，张叶身荣，将贫女顿忘初恩。无情，李勉把韩妻鞭死，王魁负倡女亡身。叹古今，欢喜冤家，继着莺燕争春。”在这些戏里，男主角原来都是贫寒落魄的书生，当中了状元或进士，做了高官以后，就抛弃了原来的贫贱之妻。如《王魁》里的王魁高中后一封休书逼死桂英，《赵贞女蔡二郎》里的蔡伯喈马踏上京寻夫的妻子赵五娘，《三负心陈叔文》里的陈叔文把曾资助过他的兰英推落江里淹死，《李勉负心》里的李勉用鞭子打死了前妻韩氏。 ....作者正是通过这些负心书生的形象，揭露和抨击了那些忘恩负义的封建士大夫。并且，在最后，作者又借助超自然的力量，给这些负心书生以严厉的惩罚，如蔡伯喈被暴雷震死，王魁、陈叔文被鬼魂索去性命，借此表达出劳动人民的爱憎和愿望。

其次，歌颂青年男女之间自由幸福的爱情、提倡婚姻自主，这也是宋元南戏的一个重要内容。如《司马相如题桥记》、《祝英台》、《浣纱女》、《风流王焕贺怜怜》、《崔莺莺西厢记》、《崔护觅水记》等。在这些戏里，男女主角冲破封建礼教的阻挠和束缚，大胆地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作者对于他们的行为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和赞扬。并通过他们的行为，传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男女渴望婚姻自由的强烈要求。

南戏因出于书会才人之手，最初多采“村坊小曲”、“里巷歌谣” 而为之（《南词叙录》），因此，南戏的文辞皆朴实自然，充满着乡土气息。王国维认为：“无南戏之佳处，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 （《宋元戏曲考》）。南戏流传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其发展过程中，一定产生了一大批剧本，流传下来的南戏剧本很少。

据《永乐大典》、徐渭《南词叙录》、沈景《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钮少雅《南曲九宫上始》、张复《寒山堂南曲谱》等载录，共有二百三十八个南戏剧目，但现今全本流存的仅有《张协状元》、《定宦门孔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金钗记》、《赵氏孤儿》、《破窑记》、《牧羊记》、《东窗记》、《黄孝子记》、《苏秦衣锦还乡记》、《冯京三元记》、《琵琶记》等十六种，其中有残文佚曲流传的据钱南扬先生的《宋元戏文辑佚》一书记载，共有一百十九种。而且在全本流传下来的南戏剧本中，有许多已经过明人的篡改，如《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已非原来面目了。

北宋末叶到元末明初（12世纪30年代至14世纪60年代）流行于中国南方的戏曲艺术。又称戏文、南曲和南曲戏文或南戏文。因其最初产生在浙江温州（一名永嘉地区，故又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13世纪70年代，元灭南宋，南戏传播到北方地区，14世纪60年代末期，明王朝建立后，继续发展，被称为传奇。它对后世戏曲的影响极为深远。

南戏的剧本一般都为长篇，一场戏为一出，早期的南戏虽有段落可分，但不注明出数，往往牵连而下。一本戏长的可达五十多出，短的则为二、三十出。如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张协状元》有五十三出，《宦门子弟错立身》最短，只有十四出。

在第一出之前，照例有四句七言诗，概述和介绍剧情大意，这四句七言诗便是题目。题目与正戏演出无关，它是写在招子上，作广告用的。

南戏的第一出为副末开场，即在正戏开演之前，先由副末上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剧情大意，并同后台将出场的脚色互相问答，以引出正戏。一般念诵两首词，第一首介绍作者的创作意图，第二首叙述剧情。

南戏除第一出副末开场外，其余每出结尾一般都有四句七言诗，叫下场诗。下场声诗可由一个脚色独念，也可由几个脚色分念或合念。

南戏的演唱方式较自由，不仅上场脚色皆可唱，而且还可独唱、接唱或合唱，全视剧情需要而定。

剧本上凡需脚色作某一物定的动作的地方，都注有“某某介”。

南戏是联曲体的音乐结构，它所使用的曲调全为南曲，到了后期，由于受北曲杂剧的影响，才吸收了一些北曲曲调，出现了南北合套的形式，但仍以南曲为主。南曲的曲调分为引子、过曲、尾声三大类，按它们不同的声情分隶于各个宫调。南曲的曲韵因受南方土音的影响，故有平、上、去、入四声。

南戏的角色，通常为生、旦、净、丑、末、外、贴等七种。其中以生、旦为主，展开剧情，其他脚色皆为配角。

生：戏中的男主角，一般扮演书生、秀才、状元之类的人物。

旦：戏中的女主角，所扮演的人物一般都为青年女子。

净：净本有正净和副净之分，南戏中只有副净。副净出于唐代参军戏中的参军这一角色，故他所扮演的人物一般也都具有滑稽打诨的特征。

丑：在戏中所扮演的人物大致和净所扮人物相同，也是插科打诨一类的人物。

末：末也有正末和副末之分，而南戏也只有副末。副末在戏中一是用以开场，二是扮演次要的男性人物。副末与副净相对，盖源于唐代参军戏中的苍鹘，故也带有插科打诨的特征。

外：南戏中的外，扮演老年男子，或老年妇女。

贴：即贴旦。在戏中扮演次要女子。

南戏萌芽于南方民间的“村坊小曲”，初为歌舞小戏。南戏产生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为北宋末年（明祝允明《猥谈》）；一为宋光宗朝（徐渭《南词叙录》），据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两说相去70余年，正是南戏由原始状态的村坊小戏逐渐成长演变为较为完整的戏剧形式的过程。温州商业发达，经济繁荣。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和他们对文化的需要，当地村坊小戏很快被吸收到城市中来。南戏便在这个古文化之邦迅速成长起来。

温州杂剧在浙、闽地区流行之后，再进一步发展成为成熟的戏曲艺术，则又与南宋及元代最繁华的城市临安（今杭州）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南宋都城临安的游艺场所远较北宋时汴梁（今开封）为盛。到了元代，由于南方繁荣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吸引，大量北人继续南下，许多北方杂剧作家和演员到了临安。这对于南戏吸收北方杂剧的艺术成就，丰富、提高自身舞台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临安瓦舍伎艺的繁盛，还出现了很多叫做“书会”的团体组织，推动了各种伎艺的发展。书会成员是一批下层文人和粗通文墨的艺人，他们专为班社编写剧本。

南戏在临安上演很多新剧目，大部分来自书会，因而进一步促进了南戏的成熟和发展。南戏除在东南沿海农村流行外，还在各大城市如杭州、温州、福州、泉州、潮州乃至远及于北方大都的流布，为南戏各种声腔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到元末明初，海盐、余姚、弋阳、昆山以及闽南多种声腔的蓬勃兴起又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采。

南戏有200多年的发展历史，前后经历了两个朝代的递变。南戏剧本流传至今的很少，但它们的本事大半可考。就题材而言，可归纳为：出于正史的，如《苏武》、《朱买臣》一类；出于时事的，如《祖杰》、《黄孝子》一类；出于唐宋传奇的，如《王仙客》、《李亚仙》一类；出于民间故事的，如《孟姜女》、《祝英台》一类；出于宋金杂剧的，如《裴少俊》、《刘盼盼》一类；出于佛道故事的，如《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王母蟠桃会》一类。还有许多与宋元话本同题材的，如《何推官错认尸》之类；与金元杂剧同题材的，如《关大王单刀会》、《拜月亭》、《诈妮子调风月》、《杀狗劝夫》之类。南戏取材既如此广泛，内容也丰富多彩，从许多方面反映了宋元两代长期动乱所造成的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其中反映婚姻问题（包括婚姻自由和婚变）的剧目约占1/3以上。在程朱理学盛行，提倡守节、殉夫的背景下，这些剧目显示了积极意义。

宋元南戏剧本大多出自下层文人和艺人之手，比较能够反映被压迫阶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如对于英雄、爱国者的歌颂，对于反抗者、弱者的同情，对于奸邪凶恶的反面人物的批判乃至严厉的惩罚。许多剧本还描写兵荒马乱年代混乱萧条的社会面貌和人民颠沛流离的情景。但是，在南戏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作品的思想倾向也比较复杂，有些作品掺杂着维护封建秩序、宣扬封建道德的内容；一些神仙道化戏，宣传了消极的宿命论思想。宋元南戏主要是民间创作，刊刻付印的机会不多， 在有目可考的238本南戏中，流传者不到1/10。值得注意的是，在福建的梨园戏、莆仙戏等古老剧种中，还遗存了不少南戏剧目，有些至今还能演出。

南戏最大的特点就是歌唱时不限宫调，各角色同场皆唱(不限一人)，剧幅不限四段，可以不拘长短，自由发挥。

题目正名，是以简单的几句韵脚词句，点明全剧的剧情大意的。北杂剧是放在剧的最后，二句、四句、八句不拘。南戏则放在一开场。后来南戏发展成传奇，有了出目，就不用题目了，改为下唱诗。

「家门」是在正剧未开始之前的序幕。又叫「开场」、「开宗」，由末角出场先念。根据「张协状元」、「小孙屠」、「宦门子弟」三本南戏，有三种不同形式。「张协状元」是由末角出场先念「水调歌头」词，述怀言志，接着唱「凤时春」、「小重山」、「犯思园」、「遶池游」四首词曲叙述故事。然后生角上场，与场上的乐人念唱问答之后，才正式演戏，末角仍在答腔。这与「诸宫调」说唱体相同，可能是最早过渡时期的情况。「小孙屠就比较简单，由末角上场念两首词。第一首是剧作者的述怀言志。第二首是概括全剧大意。「宦门弟子」更简单，只念「鹧鸪天」一首词，叙述全剧大意。后来「传奇」的开场，就是用此后二种形式。

宋代的「官本杂剧」分为四段，元代杂剧每一段称一折，一般只限四折，五折例外的很少，加楔子，或五本相连(每本四折)，如西厢记，最多也不过二十竹。南戏则每一段称一出，最初不分段，但可见其段落。如「小孙屠」等三剧就是如此。后来也分出了。但最大的特点，是长短自如，不受限制，可以自由发挥。一般都比元杂剧长。

南戏的都已有了装扮，据「南词叙录」记载有「生、旦、外、贴、丑、净、末」七种。「旦」即「妆旦」，「净」即「副净」，偶尔也饰老妪(当时尚无「老旦」)，「外」是「生」外的另一个「生」角，「贴」是「旦」之外又贴一「旦」角，「张协状元」一剧中，又称为「后」。「末」即「末泥」。

南戏限生角先上场，上场就唱，其它角色再陆续出现。

南戏是一人连唱带做演戏的动作，已由舞蹈的形式，进而有兼顾表情的身段和容色，角色也可以在台上自由活动。

南戏的演员动作叫「介」。南戏最初虽不分出，但剧情到告一段落时，安排有下场诗，自然分出段落。

南戏虽有整阕的唱词，但往往白多唱少。对于格律并不十分迁就，因而可以在情节上尽量安排，所以才能有动辄几十出的长剧。

南戏不受宫调的限制，爱用什么，就用什么，以致范围之广，体例之杂；从其在曲调的牌名上，就能显示明白。可是曲牌虽多，应用上却有其简单明确的方法，那就是每用一调，必须与剧情、词意关合，这与后世只顾音律不管情调者显然不同。

北曲劲切雄丽，南曲清峭柔远，音色和意趣都不同。南戏兼采各方长处，于是有「南北合套」的作法，那就是在唱的时候，南、北曲混合在一起，「永乐大典」的三出南戏中，除「张协状元」一剧，全部为南曲外，其余两剧，都有「南北合套」的情形。

南戏的文辞，含有宋人的词和一些里巷歌谣。初期祇有「里巷歌谣」，被士大夫轻视，认为是「俚俗妄作」、「村坊小曲」。后来加入宋人的词，再兼收并蓄的吸收各种曲调的文辞，虽然在文学价值上，比不上元杂剧，但也有它比较通俗浅近的好处。(后来发展成为传奇，才显得典雅、华瞻、秾艳、工丽)。

在使用上，也有一个原则凡是「游园」、「赏景」一类的剧情，所唱的句子，文辞都和宋人的词相近。至于「里巷歌谣」，则在南戏的净角、丑角的口中，几乎到处可见。

南戏起源的地点为温州，后来发展到杭州一带，自然脱不了江浙的语音系统。元人周德清着「中原音韵」，对南戏同时有「平」、「上」、「去」、「入」四声大加攻击，以为「入」声最易混同，应以之归入「平」、「上」、「去」三声。并且对沈约所著的「四声韵谱」也加以否定。其实南方的「入」声，在北方都混入「平」、「上」、「去」三声，原本属于地域上语音的不同。南方人制韵，自无迁就北方人的必要而减去「入」声。当时既通行「四声」，南戏的唱念，也无可非难。而与元杂剧相比，由于地域的不同，语音的各异，在当时已具有特殊的风味了。

明人吕天明的「曲品」云：「传奇定品，颇费筹量……括其门数，大约有六；一曰忠孝、一曰节义、一曰风情、一曰豪侠、一曰功名、一曰仙佛。元剧门类甚多，南戏止此矣」。这虽说连同传奇而言，但南戏是传奇的前身，范围当不出此。

南戏剧本故事的取材，大抵就历史小说或民间传说的原有情节稍加剪裁。比较起来，有点偏重恋爱故事，多描写男子的负心和女子的薄命，而且都是始离终合的大团圆结局，形成一种风格，影响到传奇和其它地方戏。除此之外，南戏也就地取材采用当时的社会新闻，编剧演出。似乎和北宋「官本杂剧」的借故事以讽刺时政，有渊源关系。而其能因为此剧的演出，使奸恶歹徒受应得的刑戳，未能消遥法外，已充份显示当时南戏的受大众喜爱，和戏剧所发挥的移风易俗的功能。同时也为我国戏剧后来取材时事新闻开了先例。

南戏艺术从萌芽兴起到发展成熟的进程是漫长的。温州等地的民间歌舞小戏用村坊小曲演唱，戏剧结构比较简单粗糙，出场角色只有三、四个人物。随着活动地区的扩展，南戏进入城市以后，受到诸宫调、唱赚、宋杂剧，特别是宋词演唱艺术的影响，迅速得到提高，这在《张协状元》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北方杂剧南下，南北艺术有了交流，使南戏舞台艺术逐渐成熟，剧本结构也日趋严谨和完整。宋元南戏剧本在结构布局和各种艺术手段运用上，都有特定的规格。南戏在宫调和套曲运用上，根据剧情的发展需要，比较自由灵活，并采取了分场的形式。一般交代情节的场子则一笔带过，而需要集中刻画人物和表现戏剧冲突的场面，就刻意求工，多施笔墨。

在场次的安排上，南戏剧本开头有一段介绍作者创作意图和叙述剧情梗概的开场戏，这一形式，一直保存在明清传奇里。它的正戏，从第二场开始。围绕着生、旦戏主线的进行，分别穿插了许多净、丑、末插科打诨的戏剧情节，使热闹轻松的喜剧场面和冷静严肃的正剧或悲剧场面交替出现。在每一场戏里，运用歌唱、念白和科介等手段塑造人物形象，反映在剧本文学上，就出现了曲、白、科介相间的文学形式。不过这些表现手段的具体运用，南戏与北方杂剧又有所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别是：杂剧由一人（末或旦）主唱，而南戏的各行脚色都可以唱。这就使南戏的演唱灵活自如，并且给曲、白、科介的综合运用，提供了有利于舞台演出的条件，从而显示了南戏剧本形式的优越性。

南戏剧本的形式，随着南戏的不断发展，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完善起来。南戏与北方杂剧艺术交流之后，尤其是《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和《琵琶记》等剧的出现，剧本的文学形式已有较大的发展，奠定了后世传奇体制的基础。南戏在行腔、音韵上也随着流布地区的扩展，结合当地的方言而不断丰富。南戏的音乐，最初取材于当地流行的民歌，但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宋代流行的词体歌曲。这些词体歌曲在曲调形式、唱词格式上变化很多，曲调的风格和情趣上也多种多样，适合南戏表现各种各样人物的感情。待到南北合套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的出现，就把南曲与北曲两种风格的音乐结合在一起，不同声腔相互融合。

南戏表演艺术具有民间歌舞小戏的表演特色，同时吸收了宋杂剧插科打诨的滑稽表演等传统表演形式。脚色行当也有了新的发展。南戏脚色行当共有7种，即生、旦、净、丑、外、末、贴。净、丑是南戏中的一对喜剧脚色，它和生、旦等正剧脚色形成鲜明的对比，并形成了以生、旦为主的脚色表演体制。宋元南戏的舞台艺术，在各种艺术手段的综合运用上已初具规模；在时间、空间变化的舞台处理方法上，也有新的发展。宋元南戏的演出形式和艺术成就，在当时以及其后的几个世纪中影响很大。明清戏曲的舞台艺术直接继承了南戏和北方杂剧的传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戏曲舞台艺术的基础。

正字戏与宋元南戏

正字戏是曾经在粤东地区流行的一种戏曲，又称正音戏。因为用中原音韵，即官话演唱、说白，有别于潮州方言而得名。也有人称之为竹帘戏，因为演出时台面中央挂三块竹帘。正字戏在潮州称潮州正字戏，在海陆丰又称南下正字。潮州正字戏在清末已经绝传，海陆丰的却一直保留下来。二者风格虽有所不同，但专家考证认为同属一个剧种。

正字戏源于南戏。史载南戏产生于宋宣和（公元1119-1125）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宋光宗朝流传到临安（杭州），盛行于浙闽一带。南戏经历元代与北杂剧碰撞，出现南北曲合套，进入兴盛期。入明又称传奇。从明初到嘉靖的约两个世纪内，在南方的众多声腔中，弋阳、余姚、海盐、昆山四大声腔脱颖而出，流播广远。正字戏源于哪个时期的南戏，历来意见不一。

萧遥天教授在他的《潮州戏剧志》中指出：“观诸腔惟弋阳腔流行闽广，可知潮州之正音戏必宗弋阳”。即认为正字戏源于南戏四大声腔之弋阳腔。对正字戏的风格，萧遥天教授曾记载：“八十乡老告余，谓听其调（正字戏）类似昆曲小曲，水磨妙曼，殆非虚言也。”这是与实际相符的。然而，弋阳腔的风格,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概括为：“其调喧”。这却与正字戏的“水磨妙曼”颇为矛盾。

《金钗记》与宋元南戏

1975年在潮安县出土了宣德写本《金钗记》，明代早期的南戏演出本原件，以前在国内还没有见过，这一个罕见的海内孤本，为我们提供了考察正字戏起源的第一手材料。这是一个明代的手抄剧本。剧本的全称为《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剧本的戏文第四出的左面装订线边写明剧本的年代为：宣德六年九月十九日；卷末一行字又写明：“宣德七年六月在胜寺梨园置立”。总之，我们知道剧本的年代至迟为宣德七年（公元1431年）。剧本名称写明“正字”，说明这是一个正字戏的剧本，说明正字戏在宣德七年之前就在潮州存在了。最早记载南戏四大声腔的祝允明的《猥谈》刊于嘉靖五年（公元1526年）。相差95年，这么大的时间差，单凭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正字戏的形成不会在弋阳腔之后，从时间上可以断言“正字宗弋阳”的不可能。

宣德写本《金钗记》的内容在第一出副末登场时就作了介绍：

“末白：……众弟子每（们），今夜搬甚传奇？内应：今夜搬《刘希必金钗记》。末白：怎见得《刘希必金钗记》？即见那邓州南阳县忠孝刘文龙（按：字希必），父母六旬；娶妻三日，背琴书赴长安，一举手攀丹桂，奉使直下西番，单于以女妻之，一十八载不回还，公婆将萧氏改嫁，□□日夜泪偷弹；宋忠要与结良缘，奈何文龙□□复续弦。吉公（按：媒翁）、宋忠自投河，夫妻再传圆（团圆）。一时为胜事，今古万年传”

故事大概是说，刘文龙娶妻三日便上京赴试，一举得中，出使西番，被留作驸马，后设法逃回，见到皇帝，帝大喜，封他高官，准他告假回家，回到家中，妻子正要被迫改嫁，这时文龙离家已二十一载，面目全非，只好拿出临行时妻子给他的三般表记：菱花镜半面、金钗半股、宫鞋一只与妻子一一对照无误，乃合家团圆。

宣德写本《金钗记》的渊源应是宋元南戏。明代徐渭在他的《南词序录·宋元旧篇》中记载有《刘文龙菱花镜》一目，主人公是刘文龙，贯穿全文的是文龙与妻子相认的信物菱花镜，这些均与宣德写本相同。《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七二，戏文九，也有记载，剧目作《刘文龙》这些记载均写明此本为元传奇。

元传奇《刘文龙菱花镜》已失传，但有些曲子还可见于文献之中。钱南扬先生在他的《宋元戏文辑佚》中，从《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等著作中录出了《刘文龙菱花镜》二十一支曲子。从这些曲子，我们发现《刘文龙菱花镜》的剧情与宣德写本无异。

《九宫正始》册一，《刘文龙菱花镜》的开场一曲便是介绍剧情的：

“[女冠子]：听说文龙总结时为事聪慧，汉朝一日，遍传科诏，四海书生，齐赴丹墀，忽忽辞父母，水宿风餐，上国忽然回至，衣冠容颜，言语举止，旧时皆异。天教回旧里，毕竟是你姻缘，宋忠不是，忙郎都看，小二觑了，疑他是鬼。”

对照上文所引宣德写本《金钗记》第一出副末登场所述剧情，完全一致，人物如：刘文龙、萧氏、父、母、宋忠均相同，离别的时间也同为二十一载。（注：前引文有一十八载句，当指文龙在西番时间）

我们把其他的曲子作一比较：

《宋元戏文辑佚》所引第二曲[海棠赚]：“小玉听得，便取过三物与东人把为记，亲付与，身荣千万早回归。剖金钗、破菱镜，每留君根底，宫鞋儿各收一只，他日归来，再团圆成一对。”

宣德写本相对应的曲子在第七出：

“小玉捧古记上，唱[入赚]小玉听得，要取过三物与东人把记。且执古记唱剖金钗、拆菱花，每半留君根底，弓鞋儿各收一只，他日归期合专员（团圆）再成一对。”

《宋元戏文辑佚》所引第三曲《前腔换头》与宣德写本《金钗记》相对应的曲文也相同。其他的佚曲经与写本相对照，发现很相近，所表的内容也差不多。有些次要的差别是流传过程的改动，这是当然的。

饶宗颐教授在他的《〈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中，也把宣德写本〈金钗记〉考为元戏文。他说：“元时，史敬德和马致远尝合写过《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又名《刘文龙传》（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第十八页《刘文龙菱花镜》条。）”他又指出，宣德写本《金钗记》有一段掺入了蒙古文，写本与元时的《刘文龙传》必有联系，其祖本必出于元人。这是很有道理的。

这些完全可以证明，宣德写本《金钗记》是元南戏《刘文龙菱花镜》的嫡传改编增订本。由于《刘文龙菱花镜》已失传，宣德写本成为海内唯一最接近《刘文龙菱花镜》的珍贵孤本了。

既然是一个南戏的本子，为何又注明“正字”呢？这恰好说明宣德写本《金钗记》是一个改编自南戏的，于宣德早年就流传于潮州的正字戏剧本，这是正字戏源于宋元南戏的一个明证。

下面我们不妨从各方面分析一下宣德写本《金钗记》的特点，并与南戏作一比较。

宣德写本《金钗记》是一个演出本。因为剧本有不断修改的痕迹，同时剧本的许多地方显示出舞台演出的特点。

剧本的日期从宣德六年到七年便是修改的缘故；在剧本封面的夹层中，又发现了好几页戏文残稿，写着一些比本子较为简略而内容相同的戏文片段，显示出剧本的变化状况。

如残稿有一部分属于第十六出，丑唱《水底鱼儿》之后，紧接着末唱《玉胞肚》，而在剧本里，这两曲之间却补充了一大段戏文：“外白：媒婆，状元明日游街，你可彩楼上递送丝鞭……。”仅这一出戏与残稿比较就增加了百分之30左右。另外一些残稿与剧本比较的结果都发现，剧本的篇幅有较大的增加，文字也作了加工。这些篇幅的增加有的丰富了情节，有的增加了戏出。如残稿的第十一出末尾四行残文及第十二出的开场部分，在剧本里已是第二十二出和二十五出了，就在残稿的十一至十二出之间，增加了十一出戏。

剧本的改编也加强了剧本的主题。剧本的第八出，写夫妻离别，比残稿增加了八条许愿：一愿“早登科”；二愿“腰金身佩紫”；三愿“衣锦归故里”；四愿“安康踏京畿”五愿“高步云梯”；六愿“蟾宫折桂枝”七愿“双亲未老时归来”；八愿“妻随夫荣贵”。这是保存“三件古记”的共同信誓的基础上的互相祝愿，显得情意绵绵，强调了戏的主题和戏剧冲突的主线。同时又增加了一些插科打诨的场面，如十二出刘文龙赴试途中遇上两个草包书生，十三出，这两个书生在试场出洋相；十六出媒婆自我介绍等，加强插科打诨，发挥行当的特色，适应舞台艺术发展的需要。

剧本各处有不少地方注明科介动作，使演出时不致失漏。如第十五出萧氏问卦时，“净白：……娘子你来拜”就注上“（旦拜）”的科介，“净白（打）：休胡说。”第六十二出也有“（旦唱）、（投水）”、“（抛钱）”“（旦哭）”等科介揭示。同时，这个手写剧本的戏文间有不少朱笔圈点，有一些也是表演动作的符号，这些也表明剧本是个演出本。

出土的宣德写本《金钗记》带有十分纯朴的民间气息，存在不少粗糙的东西，是演出脚本的特色。如大量的错别字，把“折”写成“拆”，“团圆”写成“专员”，把“堂堂相府”写成“谭谭相府”等等；名称也不统一，有时称刘文龙，有时称刘希必，有时称西番，有时称单于国，面对西番国王直称“虏王”。京城忽为长安，忽为东京。刘文龙的官职时为“二十四都提点”（五十七出），时为“四川都提点”（六十四出）。此外，还有很多风趣的细节语言，如第十一出写赶考的学生自白：“大姨小姨都来送路，吃几杯酒醉了，以此赶不迭”。语言易于上口，便于演出，说明剧本并非文人雅士欣赏的剧本，只是为演出之用的脚本。

剧本的卷末有“在胜寺梨园置立”字样，这也符合明代前期民间戏曲活动往往以寺庙为基础的情况，“梨园”二字更说明这是一个梨园戏班所使用的本子。

剧本之后还附录了锣鼓谱与南散曲。锣鼓谱有《三棒鼓》、《得胜令》十分完整；南散曲《黑麻序》，写的是四季歌，春吟杨贵妃，夏歌屈大夫，秋咏牛郎织女，冬赞王祥卧冰。这些都用于演出间隙穿插演唱，调整气氛。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说明了宣德写本《金钗记》的一些基本情况，由于这是一个演出脚本，它也就更能反映当年正字戏的演出风貌与存在概括概况。我们看出，在演出之中，剧本经过大幅度的改编，这些改编在不同方面进行，从量变，导致质变，我们可以感觉到当年南戏如何在潮州演出，从而演化为正字戏的过程。

那么南戏是怎么传入潮州的呢？下面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南戏源于温州，于宋光宗朝，盛行于浙闽一带。南戏在浙闽一带流传，粤东与闽南历来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单地理位置上相连，风俗相似，语言也相通。至今，与潮州交界的福建境内，仍讲潮州话，也有潮剧团。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东山县潮剧团来潮演出《秦香莲》，风靡一时。因此南戏当时当然也可能流入粤东，流传的途径无非是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

宋代以来，东南经济飞跃发展，皇室花销，仰给东南；南宋定都临安，经济繁荣。泉州为南宋的陪都，皇室家眷有不少迁泉，其南外宗正司就设于泉州。明州、泉州、广州是当时的对外贸易中心，是大海港，海运发达。泉州与温州、杭州的交通多走海道，南宋建炎年间南外宗正司就是从温州下海乘船到泉州的。历来的贵族大户，巨商之类的人家，多蓄倡优，南宋的皇族从温州迁到泉州时，必定也带来了南戏的戏班。据考证泉州的梨园戏的小梨园（童伶）七子班正是南宋赵氏宗室带至泉州的家班而传到民间的。南戏此时应也随之传到泉州。

入明以来，经济继续发展，海运发达，明洪武元年，朱元璋出兵取浙东、闽南、粤，分水陆二路兵马，温、泉、潮、惠、广州均由水路兵马作取；抗倭斗争同样加强了浙、闽、粤东的联系。军队的运动、官员的迁徙、商业活动把浙、闽、粤东联系为一片。

南戏传入的证据仍是宣德写本《金钗记》。上面我们已证实宣德写本《金钗记》是宋元南戏嫡传的本子，由于它出土于潮州，且戏文中也夹杂少量的如“痴哥”（骂人不要脸）这样的潮州话，所以它在潮州演出过是无疑的，但现今潮剧的传统剧目还未发现这个本子；然而在闽南地区的梨园戏与莆仙戏至今还保留该剧目的演出本子，据说梨园戏与莆仙戏各保留一半。据行家实地考察，闽的梨园、莆仙戏与潮剧的艺术风貌有近似之处，它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宣德写本《金钗记》又把正字、梨园、莆仙戏三者一线牵，说明了三者的内在联系，揭示了它们的共同源头宋元南戏。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断定，当初南戏传到闽南之后，必然传入潮州，潮泉形成一片，产生一种潮泉腔（或称潮泉调，明代嘉靖年间《荔镜记》就标明“潮泉两部”，一个剧本既可唱潮调又可唱泉调）。潮泉调，可以说是正字戏有别于南戏的独特声腔。关于这种声腔的特色，我们可以从宣德写本《金钗记》和其他的材料中略知一二。

南戏在流传过程中，受北方杂剧的影响，出现了南北曲合套的现象，元以来这种情况更为明显，渐渐地，南北合套成了南曲固定的曲调形式。宣德写本《金钗记》运用的是明代早期以前的曲牌连缀的形式，全剧共有97支曲子，根据剧情的需要采用了感情、气氛相应不同的曲牌82个，不但吸收了一些北曲形成南北合套，甚至唐代大曲，如《降黄龙》（第二十四出）也保存下来。演唱上使用的是中原音韵（正字），在演唱处理上出现了多样化的组合，除独唱一个曲牌外，还有“合唱”，如第二出，“生唱《解三醒》……娶妻三日称我心，似鸳鸯交颈情未遂，只得春闱求名利。（合）快收拾，急辞拜别，早到东京。”这“合”，是后台帮腔的提示。还有“合前”，如第二出“末唱：……月殿显贵，虎榜标传世名。（合前）”示明末句由后台与主唱合唱，也是帮腔的唱法，表明南戏在明初已有帮腔的形式。（这种帮腔不同于弋阳腔的用假嗓，翻高八度帮腔，而是用真嗓，同度帮腔。其渊源可追溯到南宋时期的南戏，如《张协状元》等）另外还有“合同唱”，如第七出旦唱《梁州序》一曲到“夫唱妇随”句，剧本就注上“合同”下面接上“莫忘了恩义，……换门楣”，这一段就是生、旦同唱了。有的地方“合同”也指前台多人接唱的处理。如第四十二出：“生唱：……只因诗书挂怀，画笔难开。（占唱）琴棋书画，圣贤留在”。这样的多样化处理，看的出当时艺人在演出实践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不断改进的过程。正是这个初步地方化的过程创造了一种正字戏的声腔。

这种声腔的特色是，结合少量的某些潮泉地区的地方曲艺，泊进当时的南北戏曲诸腔，既保留了南戏南北曲合套的特征又并非全用南戏的声腔，又称潮泉腔，它的形成是正字戏形成的重要标志。

跟南戏相比，宣德写本《金钗记》的演出程式有所不同，但改变不大。

南戏的表演程式，一般由副末登场，报告演出的宗旨和全剧大意宣德写本也是如此；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并经过种种的悲欢离合，以生旦团圆终场，写本也是如此；跟南戏一样，写本每出结束时必有下场诗，生、旦等重要角色上场必先唱引子，继以一段自我介绍的长白，称定场白。

南戏以分出为重要标志，《金钗记》的分出比之更加自由活泼，这也是一种表演程式上的上的革新。《金钗记》全剧分为67出，有长有短，最长的第六十五出，有2300字左右，最短的第六十二出，只有75个字。另外，剧本在某些戏出中，主角下场之后又复上，称为吊场，突破了分出体制的一般规格的制约。这样长段不拘，形式灵活，有利于内容的不断变化和情节的自由发展，更好突破舞台上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在行当的运用上，剧本突出了舞台演出的艺术需要，广泛发挥了不同行当的功能和艺术色彩。全剧有生、旦、净、末、丑、婆、外、占八个行当，扮演了近30个人物，变化多样，即使同是番奴，同是考生，同类人物，运用不同行当应行，就出现不同性格和形象，显得丰富多彩。而剧中生、旦两行当，就只扮演刘文龙和妻子萧氏，保证演出中主角突出，从而也突出全剧的主线。这些，既保持了南戏舞台演出的基本体制，又反映了演出上的出新。

经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基本明白当时正字戏的概貌。也可以看到正字戏其渊源当为宋元南戏。其形成的年代并不晚于南戏的四大声腔。